导读:根据毛主席关于“压缩空气”的多次讲话和指示,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比1958年已经夸大了的产量估计数,仍提高40%—50%,以四大指标为中心的“大跃进”仍在继续,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瞎指挥风,也就难以彻底有效地纠正。 大跃进时期的报纸 本文摘自《亲历共和国60年》,作者:陈一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对“大跃进”和“公社化”中出现的这些严重情况和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全党同志,首先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8年11月上旬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多方面采取措施,着手纠正那些“左”的做法和严重的“五风”错误。 在党中央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着重讲了“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他首先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等于全民所有制。将来达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于就是实现了共产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其次,他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而剥夺农民的错误做法。第三,针对各地“大跃进”、“大炼钢铁”中所谓“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灯”、“挑灯夜战,日夜苦干”之类不顾群众生活的错误做法,要求各地实行“劳逸结合”,贯彻“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主席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要求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并建议广大干部读一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和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感到,毛主席的讲话和信,对于正处在发热中的各级领导,确实是一副“清凉剂”。 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毛主席在会议讲话中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是时间长一点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虚报成绩,争光荣。要老老实实,保持清醒的头脑,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 会上,各省都汇报了情况,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未汇报,一个是我,再一个是湖南的周小舟。各省都讲每亩粮食可以搞几千斤,甚至几万斤。毛主席作结论,对全国粮、棉产量继续“跃进”,仍然讲得很有劲。我曾几次站起来,要提意见。柯庆施几次把我拉下去,不让讲。毛主席见状,发话说:“柯老,你拉他干什么?江渭清同志还没有汇报,他有意见,可以让他当众讲嘛!” 听毛主席这么说,我鼓起了勇气,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憋在心里的话讲出来。我以检讨的口吻说:“主席,这半年多来,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浮夸风。”并讲了按照北戴河会议上中央提出的粮食、棉花计划指标,省委上报中央的更加夸大了的粮、棉产量。我说,省委上报中央粮食产量550亿斤,实际只有400亿斤。毛主席说,少150亿斤啊?我说,据这样浮夸的产量来订计划指标,从实际情况看,是不可能达到的,都要打几个折扣。 我又检讨了“大跃进”、“公社化”高潮中提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譬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我说,当时到处讲高产,以为粮食多得吃不了。实际上许多地方不放开肚皮,粮食还不够吃!毛主席插话说,“鼓足干劲生产”是对的,“放开肚皮吃饭提早了,过二三十年以后再讲。” 这时,周小舟同志也站了起来,对毛主席说:我也犯了江渭清同志所谈的同样错误。高指标,浮夸风,还有干部强迫命令,向下压任务,瞎指挥。 毛主席听了我和周小舟同志讲的这些情况,就对刘少奇、陈云同志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怎么修订,恐怕要重新研究,再听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提交各地同志讨论。刘少奇、陈云同志赞成。 针对高指标、浮夸风的问题,毛主席还问,湖北“水稻亩产三万斤”,到底有没有?我插上去说,有!不过不是亩产。我汇报了江苏的情况。我和刘顺元同志等省委几个负责人分头下去查看,发现搞什么“并苗”,把十几亩已经成熟的水稻移到一亩地里,所谓几万斤的“高产卫星”,都是这样做假造出来的。毛主席听了说,有错误,就像江渭清那样自己作检讨。错了改正就是了。大家把头抬起来,不要“如丧考妣”嘛! 几十年后重提这些事情,是为着说明:我所以在毛主席面前敢讲真话,因为我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当“官”的。我们共产党人办事,一切都要有利于人民,为群众着想。关键时刻如果不向中央讲老实话,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 会议停了一天,让各省重新估计产量。接着,正式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毛主席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同志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同志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的说明。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这两个重要文件。关于人民公社,会议明确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不能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勉强进入共产主义。还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房屋、衣被、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存款,仍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强调必须注意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作,又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根据毛主席关于“压缩空气”的多次讲话和指示,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比1958年已经夸大了的产量估计数,仍提高40%—50%,以四大指标为中心的“大跃进”仍在继续,农业生产中的浮夸风、瞎指挥风,也就难以彻底有效地纠正。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我多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其他会议,传达贯彻毛主席的一系列讲话和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及经济计划的两个决议精神,对经济建设上“压缩空气”,人民公社煞住“五风”,做了许多工作。在12月中旬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除研究调整全省经济计划指标以外,我着重讲了整社问题。要求各地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开,以四个月左右的时间,解决人民公社的突出问题,首先是要保证寒冬腊月不出问题,最低限度不饿死人,不出大乱子。由于推行“公社化”过程中搞“一平二调”和其他许多“左”的做法,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十分突出,要求各地通过整社,切实改进干部作风,纠正强迫命令、瞎指挥,改善干群关系;同时要把整社与抓生产、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搞好年终分配;安排好群众口粮,既要鼓足干劲生产,又要让群众吃好、睡好,安度冬春。 1961年底,刘少奇在广州温泉附近山上的树林里拣毛栗子、橡子和苦桔子,寻求解决经济困难时期的代食品问题。 为了进一步贯彻“压缩空气”的方针,党中央于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全会讨论了调整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总的调子仍然是保持高速度、“大跃进”。5月,在陈云同志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经过反复平衡,才将1959年钢的计划指标由1650万吨压到1300万吨;7月,又将1959年粮食计划指标由5500亿斤压缩到5000亿斤。按照中央精神,省委对1959年全省经济计划指标也作了几次调整,最后确定生铁由65万吨减为50万吨,钢由30万吨减至919万吨;粮食总产量调整为320—340亿斤,比1958年增长10%—17%;棉花调整为480—500万担,比1958年增长3%—10%。实际上,这样的指标在当时仍然是偏高的。(选自鲁林、卫华、王刚主编:《红色记忆——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1949—1978),济南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