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春秋经济改革第一人

文/姜健
　　管仲，名夷吾，字仲，公元前685至前645年，担任齐国相国达四十年，有“中华第一相”的美誉。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更是卓越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家，可谓春秋经济改革第一人。
　　正是由于他励行改革，实施了包括经济改革在内的“一体之治”，才使齐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从而为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映管仲思想的我国古代第一部行政百科全书——《管子》，洋洋近二十万言、二十三卷、八十六章，其中有三分之二是阐述经济改革问题的。这不仅在同时代的先秦诸子百家中绝无仅有，而且就是包括后来直到明清为止的我国古代诸多思想家在内，也称得上是特立独行、卓绝千古。
　　因时变革，是齐文化的重要特色；先秦时期的齐国，是中国古代变革开放思想的摇篮之一。追寻并重新审视祖先的改革业绩，学习借鉴祖先的改革理念和思维方式，必将对我们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产业发展上：以农为本本末并举
　　所谓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就是不仅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这个“本”业，而且积极发展“末”业——工商业。
　　为了促进当时齐国的农业生产，管仲推行了一系列富农政策。如四民分业，定农之居；改革农业生产关系，“均地分力、与民分货”；禁止奢侈品生产，稳定农民心理；减轻徭役，不误农时；以农为主，多种经营；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护；奖励致富能手，重视农业科技等。
　　其中，最重要、最有齐国特色的农业政策是均地分力、与民分货。所谓“均地分力”，即把公田的土地，经折算分配给农民，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这种经营方式，极大的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所谓“与之分货”，就是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按一定比例分别获得土地收益，变劳役地租为分成制实物地租。这一政策，实质上是改变了奴隶占有制和领主占有制的井田制，代之而来的是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在当时，无疑是划时代的重大改革，也开启了后世土地承包制的先河。
　　管仲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从而使得齐国的经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工商型经济的鲜明特色。管仲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尊重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地位。为了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他重视市场建设，设置工商管理机构，加强质量管理和商业道德建设，实行官山海即国家盐铁专卖制度，用宏观调控手段——“轻重之术”干预流通领域，加强对外贸易，从而使齐国的工商业繁荣发达，成为先秦时期最富庶的国家。
　　其中，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工商业政策是“官山海”——推行国家盐铁专卖制度。因为盐、铁是生活必需品，又是军事战略物资，用量极大。因此管仲认为，由国家管理、垄断盐铁资源，无疑是富国的有效途径。在食盐方面，首先齐国政府明确其属于国有；然后在食盐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每年冬季十月到次年正月的农闲季节)、特定地域(北海即今渤海湾沿岸)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包括国内的计口配盐、用盐对外贸易)。在铁方面，还是首先明确铁矿资源国有；然后实行官督民营，“三七”分成制。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性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最后在销售上，政府运用轻重之术，控制其价格。齐国管仲推行的官山海政策，是后世国家盐铁专卖制度的源头，影响中国达两千六百多年之久。
　　财税管理上：相地衰征与之为取
　　管仲相齐时，大力推行的农业税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础上的“相地而衰征”。所谓 “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使征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开、公平、合理。另外还规定了视年成丰歉而“衰征”的政策，《管子？大匡》记载，当时的齐国政府规定每两年收税一次，丰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饥荒缓解后再收。
　　对国家赋税，管仲认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一种是自愿性的。强制性的赋税，除了土地税之外，还有房屋税、牲畜税、人头税、果木税等。管仲认为，对于这种强制性的税，应当尽量少征或免征。最好的赋税形式，是让民众只“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间接税、隐形税。就是说，政府最好能够通过一种特殊的征集办法，让人民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而见不到有夺取的行为。这种税，民众不仅没有抵触情绪，而且还主动交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管仲寓税于价，通过适当提高盐的价格来保证国家税收。
　　金融流通方面：运用轻重之术加强强宏观调控
　　“轻重”主要指物价高低。低为轻，高为重。“轻重之术”是国家操纵或利用物价高低而进行的理财方法，对国民经济进行整体调控和干预，达到治国安民之目的。管仲的轻重之术，包括价格论、货币论、商品轻重关系论。
　　价格论。管仲认为商品价格的高低，决定于市场上这种商品数量的多少和供求关系，即“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管子？国蓄》)他还认为，固定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只有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其自发的调节作用，从而促进商品流通。
　　货币论。管仲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执政者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从而进一步搞好经济调控。《管子？国蓄》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
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而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商品轻重关系论。从一种商品来看，管仲认为其轻重取决于该商品量的多与寡、积与散，集中于国家或流布于民间，以及流通的塞与通等多种因素。从不同商品来看，管仲把谷物、货币从万物中独立出来，指出三者关系中的轻重规律是：“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 “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管子？山至数》)《管子？乘马数》说：“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
　　管仲运用轻重之术的成功案例集中在《管子？轻重》诸篇，现举其中一例。有一年，齐国西部因涝灾发生饥荒，粮食短缺，粮价上涨，达每釜百钱；而齐国东部又因丰收而谷贱，每釜仅十钱。管仲建议桓公向全体国民每人征收三十钱的税，并要求换算成当地的粮食缴纳。这样，东部齐民要交三釜，而西部齐民只交三分之一釜，东部的粮食就大量集中到了齐国政府手里。然后，齐国政府将收上来的粮食平价散售于齐西之民。齐东因有国家的大量收储，粮价上扬，解决了粮贱伤农之害；而齐西又因有国家的平价粮食售卖，使“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
　　对外贸易方面：政策优惠服务热情
　　齐国是最早进行对外开放的国家，从立国之初就“通“工商，经济明显呈现出外向型特征。管仲对外贸十分重视。他认为，实行对外贸易，是吸引天下之财，实现富国强兵的重大措施。正如《管子？轻重甲》言：“为国不能为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他密切关注、及时了解各国市场的行情；充分利用价格政策，根据本国的需要鼓励进口或出口某项物资，还大力招商引资，吸引外商；甚至进行贸易战，征服敌国。
　　管仲在吸引外商方面作足了文章，极具特色。当时的齐国政府不重复征税，“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十六道同。”；轻税，“五十而取一”、“关赋百取一”；甚至在某个时期，对某些商品干脆免税，“关几而不征，市廛而不税”、“关几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政府只对外商的商品进行登记，以加强管理，根本不收税。
　　管仲不仅在税收方面让利于外商，还以人为本，处处优待外商，给外商提供全面、系统的热情服务。当时的齐国为外商修道路，建驿站，建立了完备的服务制度，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外商的吃、穿、住、行，外商来到齐国，享受的是全方位、一条龙的服务。而且，对外商的服务有制度保证，凡是不按照规定对外商服务的官员，将受到法律的惩处。管仲还注意将外商的贸易量与服务的档次联系起来，建立激励外商的制度。《管子？轻重乙》言：“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齐国政府明文规定，拉一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饮食；拉三车货到齐国的外商免费提供马的饲料；拉五车货到齐国的外商由政府专门配备可以自由调遣的人员。这些规定详细具体，对吸引外商来齐国贸易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管仲在对外贸易中还善于通过经济战，达到不战而胜敌国的目的。《轻重甲》说：“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即在平衡供求上作战，在调节物价上作战，在物资流通上作战，在运用权术上作战，在利用各种条件上作战这五个经济方面的战斗。《管子？轻重》中讲了许多“经济战”的例子，特别是用纺织品贸易战降服鲁、梁十分精彩。《管子？轻重戊》载，鲁梁之民俗为绨，为鼓励其织绨，齐国大量以绨为原料做衣服，齐桓公带头穿绨做的衣服，结果绨价大涨，鲁、梁之民纷纷弃农织绨，齐国则大力发展农业。过了一年多，鲁、梁之民全部转向产绨时，齐国当机立断，齐桓公带领百姓不再穿绨做的衣服，既不用鲁、梁之绨，也不卖给其五谷，且闭关不与之通使。齐国内实行粮食大减价，鲁、梁之民在短期内生产不出粮食，无谷可食，只好大量投奔齐国，鲁、梁的国君也都请求归顺齐国。
　　拉动消费方面：提倡特殊情况下“侈靡”
　　管仲对消费问题作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独到分析，他主张奢俭并重，而不是一味强调节用。节俭对正常时期国家财政十分重要，但“侈靡”的财政支出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作用。当社会生产不振、经济萧条，在国家财富有积蓄的情况下，通过扩大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费部分，以此鼓励和调动整个统治集团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费，刺激生产，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达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 管子？侈靡》)的目的。因而，管仲的侈靡论实际上是一种扩大消费促进生产的理论。应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能敏锐地发现生产与消费之间这种“其化如神”的关系，并适时提出扩大消费的正确主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需要强调的是，管仲的侈靡消费思想不是指奢侈浪费。他号召“高消费”的主体是君主、统治阶级上层和巨商富贾，并不主张普通百姓奢侈；他主张节制消费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基本准则，而侈靡消费主张则是在特殊情况下为刺激社会生产而提出的，节俭是常态、奢侈是权宜之计。
　　总之，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体系完备，内容博大精深，处处闪耀着齐文化务实、民本、创新的光辉，为后世的经济学家所重视并借鉴、继承。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谋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细致挖掘，以服务于当前的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
　　(作者单位：临淄齐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