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文化治国方略及其当代价值

　管仲（？—前645），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在他担任齐国宰相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1］2132，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2131的大业。孔子称赞管仲的功绩：“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梁启超说管仲是“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于后则有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也。”［3］，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管仲的思想主要见于《管子》一书，该书保存了管仲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思想。本文试图对管仲的文化治国思想进行挖掘，并求得对今天的社会建制的启示意义。
　　
　　一、富国富民：管仲文化治国的现实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步形成。孟轲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这句话概括地说明了中国社会从西周到春秋的转变。周王室衰微和诸侯争霸构成当时政治活动的主要特征。春秋初年，管仲任齐国国相之后，“慎轻重，贵权衡”［1］2132，把经济建设放到国家建设的首要地位。要在混乱的格局中保全和发展自己，必须首先取得经济的优先权。国家富裕是长治久安的现实基础，也是管仲文化治国战略的物质前提。
　　富国是治国的根本。管仲说：“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强调了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而管仲富国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认识中，往往把国家和人民不自觉地对立起来，把国家富裕建立在对老百姓的赋税和盘剥之上。而管仲把富民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没有的。《管子•治国》开篇明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为什么会这样呢？“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又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从此出发，管仲强调治国者必须善于与民同利，因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所以，“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管子•版法解》），“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管子•权修》），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做到民富国强，才有力量与诸侯抗衡。“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管子•乘马》）。在管仲执政期间，齐国推行“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的政策，尽量做到“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管子•形势解》），通过“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使得齐国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政权获得巩固和稳定。这不仅促使齐国在经济上富足殷实，政治上安定秩序，也为管仲文化治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管仲文化治国的具体实践
　　
　　“区区之齐在海滨”［1］2132，地理形势的阻隔使得齐长久以来偏离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主流文化。虽然管仲以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之功，使齐国一跃而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但是在文化上仍然相对落后。从文化上来说，齐国属于东夷的文化圈。管仲大胆提出变革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主张，主张用文化理念来统治臣民，顺服周边，这对于文化的挽救和政治的崛起，无疑在历史上是一大创举。管仲文化治国的具体举措如下：
　　1.继承周文化——进入文化主流。西周时期的齐国，姜太公实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基本国策，对原来的夷俗夷礼未作大的改动。到了桓管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改革，积极向主流的周文化靠拢，促进了夷夏文化在齐地的融合。“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管子•小匡》）通过整饬、修复文武周公旧法，择其适合齐国社会实际的部分，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主要表现在：其一，创造性地借用周文化中的礼、义文化。管仲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者，“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四维之中，礼、义为先，通过用礼、义来规范人们行为，整饬社会秩序，挽救了处于紧张之中的夷礼、夷俗。其二，吸收了周公“明德慎罚”的思想。管仲认为，德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要素之一。“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管子•牧民》）,在明德的同时，管仲亦主张慎罚。他说：“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管子•牧民》）,因而他主张刑罚上要慎重而严谨。其三，汲取并发展了重农爱民传统。管仲认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求天下“始于爱民”（《管子•小匡》），“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管子•牧民》），管仲又把爱民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并且强调“五谷者，民之司命也。”（《管子•山权数》），从治国的角度上：“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五辅》），又说：“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管子•治国》）。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管仲在继承周人重农思想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齐人重视工商业的传统，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做到了农、工、商并重。由上可知，管仲期望通过对周文化的继承，将周人的礼义精神、明德慎罚思想、重农爱民等传统引入齐国，使齐地的文化迈入主流文化之列，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从而对周边构成了强力的吸引。
2.吸纳周边文化——促进文化融合。其一，吸收鲁文化。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相通之处，同时，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又各具特色。桓管时期，两国文化有着极为活跃的互动式交流，管仲改革就有吸收鲁文化之长、来丰富和完善自身之意。管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本身就是对鲁国以农业立国思想的吸取；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其二，倡导诸侯会盟，促进文化交流。据统计齐桓公合诸侯十五次，这大大加强了以齐国为中心的中原各国的会盟、往来和交流。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整饬和收拾西周以来，由于周室衰微所形成的中原华夏之国一盘散沙的分崩离析局面，大大减弱了中原各国相互的攻伐，维护了较长时间内的统一稳定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则促进了中原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在夏、商、周以来积累了千年的中原文化发生动摇的时候，这种做法对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孔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又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4］齐国通过和周边各国的会盟和文化交往，在“尊王”的旗帜下，实现了融合中华民族文化的目的。
　　3.塑造齐文化——成就文化大国理想。管仲以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之功，使齐国一跃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与此同时，同周边文化的交流、整合使齐国同时也成为中原文化的中心，成为文化大国。管仲对待文化的态度，既不同于周初的伯禽治鲁，立足革除当地文化，倡行华夏文明；也没有完全因袭太公的做法，因俗简礼，而是有继承，有摒弃，有融合，有发展，将齐文化真正地改造成兼容并包、开放务实的新文化的融合体。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地域文化中，齐文化展现出其强大的活力和丰富的内涵。可以这样认为，在政治理想的实现中，齐文化经历了价值整合之后，融汇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主流当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使当时的齐国能够在政治上统领诸侯，军事上震慑周边，文化上构成对中原地区强大的辐射力。
　　
　　三、管仲文化治国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种文化或者思想，必须反映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环境。管仲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出发，制定了符合齐国现状的治国策略。他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髓，创立了一套适应时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方略，提出了影响至今的文化治国思想，力图用文化的影响力来维护和保障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这一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治理和构建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治国之道基础在民。管仲是极力主张顺应民意的，其提出的“利民”、“富民”、“顺民”主张体现了深刻的民本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管子•九守》）。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齐文化的富民思想是独具匠心的，先秦民本思想的勃兴，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政治格局与生俱来的。此起彼伏的一次次“民变”、“民溃”的事实震撼了列国统治者，从而使他们猛醒于民众对其巩固统治的巨大力量。［5］管仲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他也倡导“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原理，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经济措施，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同时主张在抓经济发展，“富民”、“强民”的同时，也要进行以“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国民道德教育，平衡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从而使社会安定，增强齐国的综合国力。《管子》中的思想体现了全面的义利并重思想，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发展是一项综合、全面、和谐的系统工程，不是单指某一个方面的振兴与进步。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的时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社会控制系统尚不完备，多元利益主体及由市场产生的各种弊病时有出现，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整个社会的发展仍未完全和谐，管仲的民本思想和义利观无疑对当今社会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的重塑要体现兼容性、开放性。管仲促使齐国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快更大地推行开放和兼容的政策。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尚法制，又崇礼教。管仲主张在治理国家中法与德不可或缺，应该德法并施。可以说管仲充分利用了人性、人心，以礼治民、以德教化、以“德法”治国。二是既重王霸政道，又重民生技巧。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必须礼法并举，王霸兼施。对待百姓，要与民同利，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可获得进步。桓管时期，齐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不仅促进了齐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的巨变，也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实践证明，文化兼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靠封闭的文化和单一的手段治国理民是不可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和融合的空间障碍逐渐消除，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各民族文化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如何保存、弘扬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如何在文化多元的世界中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共处，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从管仲的文化治国思想中，我们看到，当代社会文化的建构，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全面更新，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和把握，寻找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具生命力的闪光点，从而确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引领着我们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重构。
　　综观管仲的治国思想，在政治经济上，它促成了齐国的强大，使齐国成为当时政治经济中心；在文化上，它促进了夷、周文化的融合，使齐文化日臻成熟；而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讲，它尊王攘夷，不仅保护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免遭掠夺性破坏，而且它以频繁的会盟方式促进了各地域文化的交融，为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管子》是齐文化的精华，包含着较多的现代文明元素。我们应大力挖掘其积极因素，服务于现实，为当代所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51.
　　［3］ 梁启超.管子评传•序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4］ 论语［M］.程昌明，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159.
　　［5］ 王志民.齐文化论稿［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22. 　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