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管仲其人

——何其亨

　　
　　
二千六百多年前的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同小可的人。因为这个人，一个区区小国居然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首开春秋霸业，纵横四十年无敌手。
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尊为“圣人”的孔子，独对他刮目相看，赞叹再三。
其经世治国之策，谋霸图强之略，贯穿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朝代，颠扑不破，传承至今。
甚至还有人说，他是中国历代所谓色情从业人员一直供奉祭祀的鼻祖，因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妓院”就是在他的倡导下公然开设的。
这无疑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一个彰显了华夏风范的人，他的名字叫管仲。
　　
　　
——作者题记
　　
一
　　
　　
我一直以为，管仲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人。他死去已有两千六百多年了，但是他的遗风传承至今，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统中国人所应有的品质和追求。
同为春秋时人的“圣人”孔子，距离管仲生活的年代不过百年，对于管仲生前所留下的功业和事迹，应该比后人更了解。
我们试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看一看管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论语》记载，有人问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这位老先生答了一句，说：“管仲是一个人呵。”
接着又说：“齐桓公把齐国贵族伯氏名下的三百户食邑赐给了管仲，即使伯氏因此每天只吃粗茶淡饭，可是伯氏对于这件事，直到死去也没有一句怨言。”
齐国贵族伯氏对管仲的“无怨”态度，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当时伯氏的三百食邑被齐桓公剥夺之后赐给管仲这一个事件本身，令伯氏心服口服，死无怨言。
中国古春秋战国时代是最讲究“论功行赏”的。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一国城邑，皆为王者所有，臣下所受，皆赖君主所赐。由此可见，当年的管仲，其功劳之大，足以使他理所当然享受到比齐国一些王亲贵戚更多的食邑和财富。身为齐国宰相，管仲对于齐国来说，乃国之重器，尊贵无比。齐桓公以一国之君，居然敬称他为“仲父”，可以想见他在齐国的地位和威望。
管仲在世之时，政通人和，国富兵强。一朝死去，如国倾栋梁，霸业顿衰。一个国家因一人而兴，也因一人而衰，管仲乃其人也。
而孔子举出“伯氏无怨”这个例子来，难道就为了证明管仲只是一个“人”而已吗？
子路在孔子面前评论管仲说：“齐桓公杀掉兄弟公子纠，召忽可以为主公殉身，而管仲却未能死难，他这样应该算不上是‘仁’吧？”
孔子回答说：“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不费一兵一卒，全仗管仲之力。像他这样的就是仁呵，像他这样的就是仁呵。”
孔子这样的回答是针对学生子路来说的，因为子路是一个刚健勇猛的人。孔子特别强调说，管仲九次会盟诸侯，根本不借兵车之力，这恰是力量的表现呵。他当然是仁呵。试想一下，假如每次会盟都动用兵车，诉诸武力，你说要死多少人呵！正因为当年管仲不死，而免去后来多少人的不死呵。这不是仁又是什么。
而孔子的另一位高弟子贡仍持异议，他批评说：“管仲不算得是个仁人吧。齐桓公杀掉兄弟公子纠，管仲作为公子纠的臣下不能为主公死难，也就罢了，可是他反而又去做齐桓公的宰相。”言下之意，反事仇家，这也太过分了。
子贡是《论语》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孔门子弟，口才很好，孔子最喜欢跟他讨论问题，他的理解水平显然在子路之上，所以孔子的回答又不一样。
孔子回答说：“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宰相，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们到今天还深受他的遗泽呵。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今天都要披头散发，袒露右胸，变成夷蛮之族了。像管仲这样的人，怎么能像庶民百姓那样为了小信小义而自杀在水沟里谁也不知道呢。”
孔子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表扬了管仲的功烈。言外之意，他是不赞同召忽的做法的，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大小取舍的问题。管仲就是管仲，他没有尽愚忠，也没必要尽愚忠，他还有成就功业的雄心大志。君臣同求功名富贵，本于义气相期。忠君之事，义所应当。主公既然死了，臣下尽了义就可以了。管仲忍辱偷生，就是不甘功名未就而死。在孔子看来，管仲所为，不可以常人度之。他想告诉子贡的是，忠义之间，尚有权衡。所谓“行事有大小，为人分高下”，世间人事行为，不可一概而论。
当然，也有人认为，当时管仲功业未见，又不能为主公死难，以“忠义”的尺度，他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假如后来管仲没有建功立业，一朝暴病而亡，那么孔子对他又会如何评价呢？世俗之见，多以成败论英雄，即便是圣人，也概莫能免。
　　
二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如其仁，如其仁。”像管仲这样的就是仁呵。这个回答，表明了“仁”在孔子的意识里，也不是死板的东西。
“仁”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字眼在《论语》中反复出现，而且解释都不尽相同。
仁，说文的解释是亲的意思，寓人与人之间和睦相亲之义。从字面上看，二个人，相对而立，平等而行。孔子学说的一个思想内核就是仁。仁者爱人。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做不到仁的境界，那么还要礼乐来做什么呢？“仁”才是目的和内容，“礼”只是手段和形式。只有人才可以做到仁。做人的极致就是仁。所谓杀身成仁，儒者之志也。虽然，孔子思想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到今天还未被世人所充分认识和接受，但我相信孔子之教，如日月光照，经天不易，愈久弥坚。
春秋时期，中国人文思想中的“人格”意识才算走出“神明”的阴影，独立于天地之间，终与天地成参。在管仲之前，虢国就有一个叫史嚣的人，已经发出“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的人文之声。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人文思想相对成熟，“人”在孔子的观念中，与“仁”的理念已合而为一。人者仁也，仁者人也。
在孔子眼里，像管仲这样的就算得上是一个“人”了。因为有了管仲的治理才能，齐国才能够百姓安乐，富国强兵，尊王攘夷，称霸诸侯。所以即使是伯氏这样的齐国贵族也深受其益，不会对管仲有半句怨言。可见管仲之为人为政，大得人心。因此，孔子指称管仲为“人也”，说他已经达到“人（仁）”的境界。
“仁”的另一个内涵就是“和”。仁者和也。孔子罕言利，不谈兵。圣人之心，真是仁厚无比。孔子对于世情人性的了解深刻无比。他岂不知芸芸众生趋利而动，争竞无绝。这是人的本性。但是这种本性走向极端，就是自相残杀。人与人之间，若总是纷争不断，又互不相让，必然弄个鱼死网破，唯一的结果就是决对生死。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这样的结果，终究两败俱伤。因此，解决纷争的终极办法，只能是自我克制，各让一步，以和为贵，问题才会获得根本解决。世界上的事情如果得不到解决，就因为没有相互让步。
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制自己，复以礼节，这就是仁。哪一天大家都做到了这一点，天下就都归于仁的境界啦。做不做到仁的境界，取决于己，岂由他人呵？这种态度，实际蕴含了“和”的观念。一个和字，可以消弭多少战争和动乱呵。克制自己，推己及人，彼此尊重，以礼相待。这就是仁。仁与不仁，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别人。
孔子之学乃是人学。孔子明白人生于世，终极的境况只能是“成仁”与“求和”。因为，以强凌弱不是长久之道，纷争不是人生的目的。
所以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君子没有什么好争的，如果一定要争的话，那么大家就射箭比赛吧。中国人文政治的最高理想就是“仁和”二字。唯人知和，唯仁能和。今日世界，要想获得永久的和平，非实行孔子提出的政治主张不可。这就是中国的王道之学。
孔子的教示，具有世界意义。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教主耶稣基督也对他的信徒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交融点就在这里。两种态度都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做法，朴实而深刻，毫无做作，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及其儒家者流的用意是要消弭争战和动乱，使天下保持应有的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他所谓的“礼乐”。“礼乐之用，和为贵。”孔子的根本追求不是什么礼乐，而在于仁和。春秋之世，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一个乱字，包含了多少灾难和忧伤。生而为人，最基本的愿望就是生逢太平之世，而非乱世。不经过乱世的人，体会不出那种渴望和平安宁的心情。孔子生逢乱世，其圣人之心与万世百姓之情，是一脉相通的。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什么是仁? 仁就是你想有立足之地，也要考虑到别人也需要立足之地；你想要实现你的目标，也要考虑别人也需要实现自己的目标。
孔子的后学孟子，晚生孔子一百六十多年，后世尊其为“亚圣”。他去见梁惠王。梁惠王一见面就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将有什么指教以利于我的国家呢？”
孟子当即批评他说，大王何必言利，我这里也只有“仁义”而已，然后作了一番很经典的发挥。大意是，国君一言利，一国之人皆言利，导致上下唯利是图，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最终反害无利。
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人皆言利。正如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言利过盛，必然害义。
齐桓公有知人用人之智，却无经邦治国之才。管仲死去不到两年，他也死了。齐桓公死后，躺在床上六七十天，儿子们都忙着争夺王位，谁也顾不上来哀悼和安葬老父，以至于尸身都生了蛆也没人理，死得很难看。诸子全无孝心，也是他作茧自缚，一向轻仁义而重利益所致。生前最宠爱的两个弄臣易牙和竖刁也为保权势，乘机作乱，妄杀群臣，擅立公子无亏，迫使王储太子昭逃亡国外。
因此，在孔子看来，虽然管仲在某些方面达到了“仁”的境界，兴鱼盐之利，相地而衰征，以利益驱动民众，使齐国繁荣强盛，称霸一时，却不能持俭守礼、长治久安，王仪天下，未达到自己所期许的地步，因此孔子叹息说：“管仲的器局太小了。”
　　
三
　　
中国有句古语：“名闻于世者，常遇二事。一则不虞之誉，一则求全之毁。”管仲被孔子指责，正属后者。
管仲只是一个人，我们不应对他“求全责备”。因为他不是完人，也不可能有完人。他只是做到了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地步。引申出去，就是说，人无完人，做到一个人的境界已实为不易。
“管仲的器局太小了。”这是孔子最终对管仲的一个评语。因其“器小”，所以在孔子看来，管仲在很多方面表现得并不怎么样。于是《论语》有了这样的记录。
有学生问：“管仲节俭吗？”孔子也持批评的态度，说这个家伙居然有三座豪宅相府，这能叫节俭吗？这个评论，也折射了“奢侈”一定是风靡当时的社会风气。
又有学生问孔子：“那么管仲知礼吗?”孔子听了，鼻孔出气，哼了一声，说道：“这个家伙要是知礼的话，那么还有谁不知礼呢?”并举例说明，管仲“塞门反坫”，起居架式竟然跟齐桓公一样了，简直没上没下，很不像话。
实际上，管仲是一个知礼的人。他晚年的时候，名望很重。史载其“和戎于王”，去拜见周襄王，周襄王要待以上卿之礼，他却不敢受。因为他清楚齐国只有国、高二氏为上卿，而他只是个下卿，于是只受下卿之礼。
话说回来，难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力量和气魄还不够吗？孔子是不是在吹牛呢？光会说不会做。但是，仔细一想，孔子的用意也就明了了。
孔子对管仲的总体评价，无非批评他没有实行王道的才器。管仲尊王攘夷，相齐而霸，如此而已。孔子籍鲁史而著春秋，一字褒贬，表达了他要恢复天下一统的理想。春秋时代，齐国也是周室宗亲，虽然率先称霸，匡扶共主，犹使天下各自为政，纷争不断，这是霸道的局限。
实际上，管仲能够成就一代霸业，假如没有鲍叔牙的全力举荐，没有齐桓公的高度信任，没有其他大臣的悉心辅佐，没有齐国得天独厚的条件，那是不可想象的。这几乎是缺一不可的。
齐桓公是个享乐主义者，酒色不离左右。古往今来，有这样爱好的君主实在也不少见，但是齐桓公区别于其他酒色之君的地方，就是他能够信任管仲，放开手脚让他去治理国家，给了他无比尊崇的地位。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百姓富裕了，国家强盛了。要求一个酒色之君也节俭朴素，这现实吗？他称霸的目的是什么？不过求得富贵安逸，功名传世。如果没有酒色之乐，那么他称霸又有什么意思呢？
管仲因此放任齐桓公，对他的癖好不置一辞，齐桓公也能容忍管仲诸多“失礼”的行为，这本身就是君臣之间达成的默契。你搞你的，我玩我的，两不相干。假如像后人所期许的那样，管仲生前先把桓公身边几个弄臣全部搞掉，所谓“清君侧”，使齐不乱，似乎管仲身为社稷重臣的形象就完美无缺了。实际上，管仲决不会这样做的，因为他知道一个称霸的国君身边没有几个陪玩的弄臣，怎么可能呢？
春秋那个年代，人们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因此没有那么高尚，没有那么无私，大家都是求取功名富贵的人。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人性的本能。孔子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如果可以求取得到，虽然是一个执鞭驾车的人，我也会去做。如果不可求取。那么我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吧。圣人之言，质朴如此。
管仲是个实在的人，他理解齐桓公。君臣彼此安享富贵，所以管仲也照样有“三归”，享受的待遇跟国君差不多，他也要做出一副穷极享乐的样子。这种做法，后世的唐高祖学到了。当他受到隋炀帝的猜忌，就故意纳贿好内，给人一种没有大志的假象，这也算是一种韬晦功夫了。然而，管仲之于桓公，乃是知遇之恩呵。他所拥有的地位和气派跟一个国君也差不多了，两人是各得其所，还有什么要奢求的呢？
孔子感叹管仲的器局太小了。到底小在哪里？孔子没有进一步说明。这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一大悬案。宋朝大儒朱子注解说：“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
实际上，孔子自己做不到，他的后学也做不到，后世的儒道也终于堕落成术，全是术用经世。天无地不成，道无术不行。也许，孔子之教，早已潜移默化，深入人心，王道只能潜行，霸道公然盛行。
齐桓公也就那样的角色了，你还能指望他实行王道，君仪天下吗？至少在当时是做不到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实力足以一统天下。当时有多少大小国家呢？史无确记，但数量一定不少。直到战国时代，诸多小国被消灭，才形成“战国七雄”的格局。时不至而势不能，霸而已矣。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实行过王道？无非霸道而已，皆为管仲之术也。从人文政治的角度看，王道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谁能够做得到呢？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然而这只是理想中的社会，时至今日，中国也没有达到，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依旧达不到。
孔子站在后人的角度，说管仲器局小，那也是孔子的事，跟管仲无关了。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不同。活着的人总要拿死去的人说事，这是惯例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之责，实属求全之毁。纯粹的王道之行，真是谈何容易！
但是，孔子又必须得这样说。因为，社会是追求进步的，管仲也许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也许换了孔子，他也未必做得到。理论上可以做到的事，实际中却很难做到，这就是区别。学理通，事理未必通。说来容易做起难。孔子的用意，乃是期许于后世。
管仲是大人，孔子是先生。先生和大人岂可兼得？近人梁启超说晚清的曾国藩可以做到，实为过誉。要么是先生，要么是大人。大人岂无亏德之行，先生必有不践之言。因此，二者不可兼得。
孔子说管仲做到了一个人的地步，是很中肯的评价。实际上，做到了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孔子说管仲器小，不过是借此感叹而已。
　　
四
　　
那么，管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说管仲，其实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鲍叔牙。管仲和鲍叔牙的友谊，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个典范。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描写很生动，说管仲跟鲍叔牙从小一起长大，管仲老是欺负鲍叔牙，而鲍叔牙老是让着他，并且没有怪他。因为，鲍叔牙非常了解管仲的品格和才能，以致管仲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
管仲和鲍叔牙两人是一对活宝，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求取功名富贵。为了万无一失，他们分别将宝押在齐国的两个公子身上，各自追随一个公子，约定不管谁最后得志，都不要忘了对方。后来鲍叔牙跟随的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继承王位，鲍叔牙马上力荐管仲。鲍叔牙的运气，加上管仲的才能，成就了齐桓公的一代霸业。因此，管仲所求不过功名富贵四字。这样的追求，符合人性，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也是无可厚非的。
管仲是站在一个人的立场上来做事的。他是“以人为本”的。孔子说他是个人。那么这个人该如何做？古代是君主制，上下有君臣之义。当年管仲没有为主公死难，圣人孔子也没有指责。大家在一起，不过是求取功名富贵。君臣之间，义气相期。愚忠之事，不足为许。
司马迁描写陈胜吴广，就有“苟富贵，勿相忘”的誓言。“功名富贵”四字，乃是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基本追求，天经地义。
管仲是个功利主义者，在他眼中，一切礼法伦理都是一种形式，他是兴益逐利的政治家，除此外无不可为之事。史载，齐桓公的王宫里居然形成街市，有女闾七百，俨然当今中国社会大小城市泛滥的“红灯区”，管仲公然征收这些从业人员的税费作为国家财源，因此说他开设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妓院”也非虚言。后人托管仲之名而作的《管子》一书，说管仲提倡“礼义廉耻”四维治理国家，不过是理想化的管仲。管仲之术，说到底就是以利益驱动天下，无利不言，无功不谋。这个特点，体现了中国人文政治传统中一种务实的作风。
在管仲身上所显示的风范，代表了中国人的一大传统。我们观察管仲，只能将他放置在一个“人”的境地上进行。他就是这么个人，追求功名，享乐富贵，不拘小义小节，不屑陈规旧礼，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
这是时代的局限。社会发展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无法跨越。饮食男女，追逐利益，是人文社会发展初期必然经过的阶段。既然利益至上，何事不可为？何代无赌无娼？既然是商品社会，一切都可以买卖，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今日社会扫除“黄赌毒”，实际是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虽然不断地“扫除”，但是“黄赌毒”现象却从未断绝过。这就是一种隐性社会形态。我们生存的社会有两种，一种是明的，一种是暗的。明暗相倚，缺一不可。这反映了事物存在的两面性。不能公然倡导，实际屡禁不止。治理诸多不良社会现象，关键在于引导，而不是压制。
今天中国社会重提“以人为本”的口号，是一种人文传统的认同和归复。《管子》有言：“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古人早有先见之明。而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方面却做不到这一点。比如，当今的中国特权阶级，就是政府中手握权力的领导干部。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位高权重。中国社会处于所谓转型时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在推动私有化进程中，当权者及其附庸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转换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漏洞和空档，谋取私利，聚敛财富，他们的机会和条件比其他阶层的人要多得多，甚至是得天独厚，无可比拟。这是造成今日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滋生腐败和不公的土壤温床。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前，是患不均，不患寡；现在是不患寡，患不均。一前一后，大相径庭。
中国社会发展到明清之际，产生了“知行合一”的观念，这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知行合一”的另一层涵义就是：做不到的，硬要去做，不如不做。今日中国社会，就存在这样的弊病。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的，却硬着头皮说可以做到，矫情已甚。比如对公务人员面对当今社会，要求他们大公无私，廉洁从政，艰苦奋斗，实在是勉为其难。因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必然导致所谓“权力寻租”的市场行为。凭什么就让那些社会上的外商老板公然发财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而公务人员却守着一份寒酸的薪水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呢？公务人员、共产党人就不是人吗？他们就没有七情六欲吗？他们生成就该品德高尚吗？这样说，并不是为一些贪官污吏作辩解和开脱，而是想表明一种观点，就是所谓“权力寻租”行为的发生绝非偶然或个别现象，这是因为“游戏规则”严重缺陷而造成的必然结果。一味要求公务人员坚定信念，保持先进性，发扬革命精神，继承优良传统等等诸如此类的做法，实际就是一种不“以人为本”的行为。当政者自己不把自己当作“人”来对待，过度拔高自己的“品格”，实际上自己又做不到，这不是一种变相的自我标榜、愚弄百姓的行为又是什么？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是非常可笑且可耻的。回避和无视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和缺陷，反而导致更多的权力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并且难以遏制和消除。因此，一切提法和做法，都应回到“人”的立场上来，都应界定在“人”的境地上，不要超出“人”的界限，从这一点出发，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五
　　
中国人传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 齐是什么？治是什么？平是什么？整齐、一致曰齐。治理、有序为治。公平、平衡是平。家庭相亲，邻里和睦就是齐。国家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就是治。天下公平竞争，均衡发展就是平。反之，家庭反目，宗族纷争。国家纲纪不振，上下相乱。天下弱肉强食，势力相倾，离乱之始。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一个非常时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 什么叫春秋？简言之，春生，秋杀，象征兴亡交替的时代。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周天子分封诸姓，形成诸侯争霸的格局，是各种势力角逐的时候。诸侯势力日渐强盛，周天子地位也形同虚设，不过一个空架子。因此，如何争霸成为当时各国的政治目标。
中国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原文化的繁衍和扩大。黄河流域，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文脉。攘夷观念，在当时是很强烈的。所谓“夷”，野蛮不化也，泛指非中原地域的民族。因此，孔子老是念叨“文不在兹乎”？文脉道统是非常讲究的。
“尊王攘夷”，为什么孔子看得如此严重？可见，早在二千多年前，文脉和道统之争已经出现。在孔子看来，假如华夏民族被蛮夷部落所征服，那么历史不知要倒退到多少年以前。就象当时孔子说的，要是没有管仲，恐怕我们已经披散头发，坦肩而立，沦为野蛮之族了。千真万确，从古到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是你被别的文化侵略，就是你侵略别的文化。
现在我们就遇见这样的情形了。西方等异族文化的入侵，已经无所不在。要么被人家取代，要么就是我们把人家同化。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几度被异族征服的朝代，而最终在文化上却同化了异族。这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至少有一半是值得弘扬，有一半是值得反思的。文化繁荣奢靡至鼎盛之时，就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弱化。因此我说“文化的另一个涵义就是弱化”，宋朝被金元欺凌，明朝被满清取代，这都是明证。
当今中国已经完成了与国际接轨，进入了世界的角逐场，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时下中国所倡导的“荣辱观”，也折射了当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衣食足”的年代。《管子》有云：“仓廪实而民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孔子也说“富而后礼”。
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实现了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桎梏，完成了“致富光荣”理念更新。但是邓小平去了，江泽民退了，如今留下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似乎改革开放的成果只变成了中国极少数人的盛宴。
其实，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也大可不必苛求于毛邓江时代。没有绝对无瑕疵的时代。看人看事要看主流。国力增强了，生活富裕了，社会进步了，这就是主流。今天的执政者所要做的就是缩小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取决于平衡力量，而解决最底层和中下层人民（包括普通公务人员）的生活和地位问题则是一个关键。
“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这是管仲等中国传统政治家的一个基本观点。允许社会存在贫富差别，但是富豪的人一定要苛税，贫穷的人一定要接济。不这样的话，如何平天下？为什么中国人的终极政治理想就是“平天下”？平不是均，是平衡，是公平。简言之，就是让每个层面上的人过上应该过上的生活。做到这一点，就是一个太平盛世了。能生活在一个太平盛世，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管仲和孔子，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文政治理念上的两大分水岭。管仲代表了“霸道”，孔子代表了“王道”。事实上，王霸之道，交合而行。
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总结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以人为本，儒法表里，王霸杂之，无往不平。这一点，作为今天的当政者，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这就是我们通过孔子的评论来讨论管仲其人，所获得的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