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人才思想

管仲（？—前645年），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名夷吾，字仲，颖上（今属安徽）人。少时与鲍叔牙友好。起初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管仲事公子纠。齐襄公死后，公子纠与小白争位，发生争斗，管仲参与其间，企图射死公子小白，却中其带钩。后来公子纠被杀，小白夺得君位。立为桓公，管仲被囚。后经鲍叔牙的推荐，被桓公任为上卿，执政四十余年，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行了重大改革，国力大振。对外又帮助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征服各国诸侯，曾以盟主身份九会诸侯（阳谷城西南角有会盟台，相传是桓公大会诸侯的地方），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管子》一书是后人编辑的，现存86篇，其中有丰富的人才思想，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了治国人才的地位和作用。他说：“一国之存亡在其主。”“世无公国之君，则无直进之士，无论能之主，则无成功之臣。”“公国”意为：国君办事要有“公”心，“论能”即重视有才能的人，只有这样做臣子（部下）的才能“直进”，敢作敢为，才能取得“成功”。现在看来，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二）强调治国之道在于树人、得人。他说：“一年之计，莫如树（种植）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植树）；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培养人才）。”“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真正做到“求天下之精材”，“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称职）材”，就能据有天下。人才的重要性，可谓言之凿凿也。
（三）在人才的教育、选拨、任用、退休等环节上，管仲提出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他主张地方官吏发现贤才，要及时推荐，以便国君选用；如果隐蔽不报者要受罚：“聪明质仁，慈孝父母，长弟（兄弟之间和睦。弟：悌）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者，谓之蔽贤”，要受惩罚。在使用人才方面，他主张：“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举其所美”，“废其所恶”。这就是“扬长避短”的观点，有什么才能就授于他什么样的职务。管仲向国君提出了“三本”、“四固”的用人标准。三本是：“德必当其位，功必当其禄，能必当其官。”意谓臣子的德行必须和他的爵位相称，功绩必须和他的俸禄相称，才能必须和他的官职相称。关于“四固”，管仲解释说：“君主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名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这段话的意思是：国君用人要慎重四条：①品德高尚但不是最仁慈的人，不可放给他国家大权（国柄）；②见到比自己品德才能都高的人，不主动让位的，不可给高贵的地位；③惩罚人的时候，对关系密切的人、地位高贵的人不一样对待（对这些人处罚轻，或不处罚），这种人不能放给他兵权；④不懂农业生产（农业是本，工商是末），不明白“地利”（指高城深池山川险阻等有利的地理条件），而又轻视赋税工作，这样的人不可叫他掌握地方大权。

在赏罚上，管仲主张“爵授有功，禄与有德”，官职和俸禄授予那些有功有德的人。“有功必赏，有罪必诛（惩罚）”，赏罚要严明，并且他强调“罚不避亲贵”；即使是对自己亲近的人，或地位高贵的人，只要触犯法律，也要一样对待。管仲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提出“退休制”的人，他说，“爵贵有名以休之”，“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功成名就，地位高贵，但年老体衰不能发挥作用，即可退休，“归之于民”。
（四）管仲在成才方法论上也有独到地见解。他指出选择事业目标，要注意可行性。“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告诫人们办事不可只凭主观愿望，还要注意客观条件，明知不可成功，则不要硬干蛮干，“聪明的撤退”也是必要的。管仲不否认“机遇”，他说，“举事而不时（抓住时机），力虽尽，其功不可成”，“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取得之或放弃之，要掌握有利的时机，时机有利就动，时机不宜则不动。管仲认为成才的敌人是自己的骄傲，他说“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伐：夸耀。矜：骄傲）他说“功成者堕，名成者亏”①，因而他主张取得成功之后，不要居功自傲，要谦虚，要“还与众同”，“还反无成”；没有成就的人，贵其取得成就，取得成就的人，其表现好象没有任何成就一样，才是最高修养（“无成贵其有成，有成贵其无成也”②）。
注：①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堕，堕落；亏，亏损。这句话说功成名就的人，往往好骄傲自满，放松警惕，结果犯下错误，走向事物的反面，功堕名亏。
②无成贵其有成，有成贵其无成：没有成就的人，可贵的是取得成就；有了成就的人，可贵的是谦虚谨慎，像没有成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