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该抛弃凯恩斯主义了

他旗帜鲜明的反对新结构主义的理论，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安于这种世界给定的后发优势。
　　文|本刊记者 谢泽锋 图|本刊记者 梁海松
　　从民生证券辞职，创办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和民间智库万博经济研究院，滕泰实现了一次重要的职业转型。
　　在平台型资产管理业务快速扩张的同时，万博经济研究院的创新理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理论，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认为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制度、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五要素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当前，总需求管理遭遇瓶颈，重启供给改革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但滕泰认为，只有民营资本才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最主要力量，他提倡大规模减税、放松垄断和管制、解除人口生育和流动以及金融资本、技术创新等各项供给抑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作为少壮派经济学家，滕泰直言敢谏。在他看来，当下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何在？他的新供给主义理论对中国经济有何裨益？
　　坚决不搞政府规划
　　《英才》：你的创新理论“新供给经济周期”，以及“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能不能解释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产能过剩问题？
　　滕泰：任何一个产业都会经历新供给形成、扩张、成熟和老化四个阶段。在形成和扩张阶段，新供给会大规模地创造新需求；在成熟阶段，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减弱，而在老化阶段，供给甚至不能创造自身的需求。
　　光伏产业和风电产业前几年由于受政府大力扶持，加速了行业的发展，供给大量增加，结果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走完了新供给形成和扩张，迅速进入成熟阶段，出现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好在光伏和风电只是人为加速造成的阶段性过剩，还不是供给老化，否则这些行业更没有前景。
　　产业如此，国家的经济也一样。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行业都处于新供给经济周期的前三个阶段，那么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经济会向上走。但供给成熟阶段的产业太多，不仅供给创造需求的效率会降低，可能产生产能过剩；一旦进入老化阶段后，大量消费品卖不出去，整个经济就会往下走。
　　《英才》：你提倡放松供给约束，但是供给本身有没有一个边界或者约束？比如光伏，各地方政府都非常支持，资金、信贷、土地、政策都有支持，但结果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
　　滕泰：所谓的放松供给约束，不是说人为地去刺激、去制造一些规划，比如政府贴钱。但其实用不着贴钱，只要政府把供给约束取消了，比如大幅度降低畸高的税收。
　　中国企业整体税负是40%，欧美大概是26%，如果降低15个点，会有多少快死的企业可以变活？有多少原本产生不了的新供给和新需求会被激发出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是15%，如果降低到5%，原本亏损的企业多10个点毛利率就赚钱了，原本开不出来的厂子重新做一下预算，就开出来了。这也是放松供给约束。
　　当然，除了税收成本和融资成本的降低，还有很多直接供给约束，比如垄断和管制，都需要逐步取消。
　　很多学者赞成新供给的观点，却仍然支持甚至参与搞计划手段、搞规划课题。新供给主义的核心之一就是主张放松供给约束、坚决不能搞政府规划。
　　抛弃凯恩斯主义
　　《英才》：市场失灵的时候，怎么办？
　　滕泰：市场失灵的时候也不排除政府干预，但是干预的重点在于供给侧。新供给不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完全退出，新供给主义认为政府要干很多事情，比如减税、降低融资成本、保障性住房、增加有效供给，还有很多基础设施、基础服务要做。
　　供给端的管理，除了刺激新供给，还包括增加有效供给，激发社会的潜在生产力。比如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放开一点；放松户籍制度，让人口流动；资源让市场来配制；减少金融抑制，把资本成本降下来；取消垄断，取消管制，降低税收成本等等。
　　《英才》：你为什么说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分析理论在中国用过头了？为什么这么多年凯恩斯主义一直大行其道？
　　滕泰：凯恩斯主义在二战以后到70年代末，极大地支持了欧美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果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前苏联、中国和东欧工业的迅速崛起。
　　但当凯恩斯主义用得太多了以后，就会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过去十年，有两个东西搞得太多了，一个是计划和规划，另一个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即总需求管理。总需求管理反复折腾的结果，原本三五年一个经济周期，后来搞的两三年一个周期，再后来一年一个周期。过去这十年里，就搞了十几次上下的干预，这么弄就过头了。
　　计划手段也一样，如同前面谈到的光伏产业和风电产业，很多产能过剩都是政府一手制造的。当总需求管理和计划手段都用过头，只能从供给方面出发，重新去启动激发经济的潜在生产率。
　　《英才》：中国这么多年奉行凯恩斯主义，是因为做起来比较容易，还是习惯了？
　　滕泰：我们几十年前是搞计划经济的，计划经济就是靠政府干预，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后，政府手段不想退出，不想退出得找个理由，凯恩斯主义给了一个理由。市场不行的时候，由政府刺激需求，它天然就跟计划经济是亲戚，都是政府干预的一套理论，搞宏观调控，而且越搞越上瘾，最后就搞得有点多。
　　绝不安于后发优势
　　《英才》：林毅夫提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你是否赞成他的观点？
　　滕泰：他的结论只有一点我赞同，就是中国还能保持8%的增速增长10—20年。其他的我不赞同。
　　第一，他支持投资驱动，我觉得这是不行的。他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从需求角度去看，到底是投资驱动，还是消费，还是出口。我是从供给角度去看，从长期来看，供给能够创造自身的需求。我们分析的框架不一样。
　　第二，他认为投资能够持续增长的一个根本逻辑是，中国在国际分工的地位里是后发优势，制造工业产品是我们的优势，所以中国没必要在高科技领域跟美国去竞争，而是在自己强势的领域里把它做大，占有相应的优势。每个国家，都在自己国际分工里最强势的领域去努力，整个世界经济就会繁荣增长。为了维持这个制造业的优势，中国还需增加基础设施、基础服务投资，还可以投个20年。
　　从逻辑上来看，这一套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他的起点就是错的。中国为什么要安于比较优势？中国安于比较优势，世界经济是增长了，大家都低价享受中国制造的商品，但是中国在出口这些商品的时候，有没有拿到应得的贸易利益？这是核心问题。
　　凡是新供给形成阶段的产业，比如很多高科技领域的利润都是非常厚的，而后端的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所谓中国的贸易优势领域，其底层分工、做加工贸易的利润是很薄的。他没有考虑中国如何在国际分工里、在贸易利益分配里，获得应得的甚至更高的地位。安于国际分工确实能为世界经济做贡献，但这未必能够保证本国居民福利的最大化，这是一个错误。
　　另外，比较优势不是天然形成的，它是历史形成的，是可以改变的。美国生下来没有硅谷，中国一开始也没有
中关村(6.29, -0.07, -1.10%)
。未来的世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服务经济、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这些都是我提出的软财富领域。
　　中国绝对不能安于林毅夫说的这种世界给定的后发优势，干给定的活，为了给定的活再修一堆基础设施。这个理论不会造福中国，而是会误导中国，所以新结构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
　　《英才》：你非常强调软财富，比如文化、IT信息等，软财富的意义何在？
　　滕泰：一个中国企业生产衬衫，只能赚10%的毛利，但是美国人贴个牌再卖回来，价格就涨几倍——老百姓买的是品牌等软财富。这跟苹果手机是一样的，很多零部件是中国生产的，机器是在中国组装的，但中国企业没拿到多少利润。如果中国只能作为一个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干最苦的活，消耗最多的硬资源，赚5%—10%的毛利，这样的国家很难强大。
　　新供给主义也许能够保证中国十年增长，但是没有百年以上的繁荣，是不可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而百年以上的繁荣必须靠软财富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