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二代的财富人生

告别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逐步扛起大旗的企二代们正在快速崛起。
　　新生代企业家大多成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企业管理体制的束缚，他们有的早已把握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快速成长为公司的主导者。
　　如今，中国经济进入重大转型期，同样也是中国企业转型的重要时点。新生代企业家作为未来的商业领袖，他们各有怎样的成长经历和精神特质？他们如何重塑商业理想，又有着怎样的财富观？
　　半个创业者
　　口述｜红豆集团总裁 周海江
　　我不是富二代。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上高中的时候，家里的条件差到都供不起两个人一起上学，是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弟弟放弃了学业，把机会让给了我。从此我的身上就背负起两个人的希望和责任。
　　 我也不算创二代，因为在红豆集团发展的30年历史中，我参与了26年，应该算是半个创业者。
　　虽然我既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创二代，但我与红豆的缘分却是我的父亲带给我的。1983年，父亲临危受命，接手了基本上停产的港下针织厂（红豆前身）。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工厂扭亏为盈，但再想有大发展却是困难重重，特别是缺少人才，没有大学生愿意来乡镇企业工作。
　　当时，我已从深圳大学毕业，到河海大学任教。父亲想让我回来和他一起创业，虽然这一意见遭到家人、亲戚、朋友的激烈反对，但我被父亲的干劲与理想打动，于是1987年，我辞掉了工作还不到的一年的公职，来到红豆。
　　到工厂后，我是从普通的车间工人做起。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不让父亲失望，我比别人更认真、更努力，慢慢我也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信任。
　　事实证明，我的加入确实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1990年，为了提高产品知名度，在我的提议和主导下，红豆在中央电视台投资160万做广告，这相当于工厂当年全年的利润。但这笔看似“奢侈”的消费得到了超出预想的效果，广告一播出，红豆立刻成了家喻户晓的名牌。红豆服装迅速红遍大江南北，销量急剧增加，企业也开始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红豆海选总裁，总票50票，而我以49票的绝对高票从21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民企海选总裁“第一人”，这正是对我17年工作的最好肯定。
　　上任后，我对企业进行了加快集团转型升级、推进竞争上岗、制度选人等一系列大胆改革创新，使红豆企业形象、品牌形象、集团业绩迅速提升。
　　事实上，我所实施的这些举措，跟我在深圳大学接收的教育分不开。深圳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到处充满了竞争，很容易锻炼人的竞争意识。像所有家境不宽裕的孩子一样，我对学校的勤工俭学制度非常感激，这不仅仅可以缓解我的生活压力，建立了我的自信心，也让我在学校里就学到了竞争与管理的经验。
　　很多人常常把物质上的富有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甚至为了发财致富而不择手段。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财富观。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物质上的富有，并不代表精神上也富有，精神上的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所以在很多富人想着如何享受生活的时候，我想得更多的还是提升自己。因此这么多年，我始终坚持每天读书看报，每天工作15小时，一把年纪还跑去社科院读博士。
　　作为半个创业者，我觉得始终觉得工作和事业是有区别的，工作会让你厌倦，但事业永远让你兴奋。为了工作会希望60岁退休，然后领取退休金过完此生，但为了事业就会希望干得越久越好。我觉得红豆是我的事业，这份事业让我觉得财富不等于金钱，而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红豆成长，也包括我自己。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全家10口摔了铁饭碗
　　口述|步长制药集团董事长 赵涛
　　我从小就不安生，喜欢折腾。
　　大一时，我看到卖茶叶蛋之类的小生意都很赚钱，就找摊主讨教。后来，我想到了暑假时在电影院门口卖咖啡，父亲对我的想法很支持。卖了5天，总共赚了7块钱。后来我又想出为大一新生拍纪念照（他们可以寄回家），我跟弟弟合作赚了200多块。
　　1988年，大三时，我又想到了开游戏厅，当时咸阳一家也没有呢。父亲支持我，拿出全部家当1.7万元给我做本钱。不到一年，我转手出去，这次生意赚到了1万多块。
　　每次挣到钱，我都交给父母。父亲教育子女和管理员工的宗旨是“鼓励冒险，容忍失败”。这也是我最敬佩他的地方。
　　也是在这年，父亲研究出了“药气针”，对治疗中风偏瘫有出色的疗效。我也跟着他学中医，学药气针疗法。
　　1989年，我大学毕业的分配名额被顶替了。当时，没有工作是很丢人的事，我成了社会闲杂人员。为这事，母亲哭了好多次。我和夫人在大学里相识相知，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她毅然嫁给了没有工作的我，当时她已经是国家干部了。
　　家人的包容，让我暗暗咬牙。
　　后来，我承包了陕西红十字会医院的一个心脑血管病科室，请父亲和几个老专家轮流来坐诊。不到两年，就赚到了14万元。
　　1992年冬，我和父亲应邀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现场，主办方突然安排一位瘫痪6年的老妇让我们诊治。我运用药气针技术给她进行了针灸治疗，20分钟后，这位老妇站了起来。结果几千人排着队要看病。
　　当时，父亲是十几天的会议签证，我是三个月的旅游签证。我选出那些可能对症的病人，逐一治疗，三个月挣到了90万美元。这就是步长制药起家的第一桶金。
　　父母亲工作的咸阳215医院领导告诉他：“医院实行体制改革，进行了优化组合，您暂时没有哪个部门接收。”父亲和母亲双双下岗了。
　　人还在新加坡的我，建议父亲立刻注册成立步长制药公司，并汇给他40万美元。就这样，步长制药成立了。因为资金不够，工资太低，一开始我们招不到人。最后，我们一家10口人都摔了自己的铁饭碗，汇集到了一起。
　　我一直爱折腾，每次出奇的想法都会引来不理解甚至反对，我就去跟父亲沟通，他几乎都会支持。当然，必要时父亲会踩上一脚刹车。只要得到父亲认可，我就有了干事情的底气。
　　在教育孩子方面，我觉得富孩子要穷养。父亲现在也依然喜欢和员工一起去路边吃碗面，三顿伙食不超过20元。我常常告诉自己的孩子，想花钱就去自己挣。
　　我们也面临着交接班的问题。我不排除会交给自己的孩子，但我也不可能保证孩子像自己一样优秀。我希望更多的人才加入步长，找出一个比自己强的人来接步长的班。
　　（采访|本刊记者 赵福帅）
　　小工作狂和大工作狂
　　口述|三亚太阳湾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小端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为了让母亲和我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毅然选择了下海创业。
　　最初，也没什么资本，东拼西凑了6万块钱，创办了一家不起眼的小货代公司。那时，像这样的小货代公司，全国有过千家。可以想象，能够在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中脱颖而出，父亲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
　　从小到大，我没有看到过父亲有轻闲的时候，他总是特别忙碌，也没有时间管我。从幼儿园到大学，我都是住校生，早早就形成了独立要强的性格，学习成绩也一直很优异。
　　我很小就期待自己能快点长大，帮帮父母，让他们早点退休，享受生活。所以整个大学期间，我没过一个完整的假期，要么忙功课，要么帮父亲做事。比如，他到国外谈业务时，我做翻译，或者帮他做一些在国外的接洽工作。
　　但是大学毕业后，我并没有想过要先进父亲的公司。我对金融很感兴趣，已经谈好一家香港的金融公司，准备去那里工作。临走前，我准备先休息放松几天，父亲就建议我去三亚度假。
　　到了三亚，我就无心度假了。因为我们公司在三亚有一个很大的地产项目在运作，有公寓、有别墅，还包括两家超五星的酒店。但是之前我们并没有地产方面的经验，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团队也不稳定。于是，我决心放弃香港的工作，留在三亚，帮父亲做好这个项目。
　　最初，我从小主管做起，了解每一个环节，学习各方面的相关知识。一步步走过来，体力上累，心理上也累。尤其是做地产需要处理很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要和国外的设计师谈创意，要跟合作酒店高层沟通，要了解员工的想法……各种我以前没有处理过的事情，都要学会高效解决。
　　开始因为年纪比较小，很多人还不太信任我，后来，他们看到我做事的状态，才忽略了我年龄。
　　有时候，我会庆幸自己上大学时学的是电子工程，这是公认的非常难读的一个专业。它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的能力和迎难而上的勇气。
　　本来高中时，我是想选金融的。但是在上大学之前，我干了一件蠢事。在英国，大学专业是学校老师先预估分，才能选的。之前，我跟同学因为一些事情投诉了老师，所以老师给我的预估分数很低，导致我不能选择金融专业。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年根本没有必要做投诉老师这样的事情。而且中西方文化是有差异的，从老师的角度看，他并没有错。这件事也教训了我，以后做事之前先考虑后果，认真分析好是否值得去做。
　　后来，我想读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大学的过程，所以就在朋友的推荐下，选了一个难学的专业挑战自己。在大学，我学会了正面的思维方式：问题总会有，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一定总会有，与其浪费时间去抱怨或者幻想，不如踏踏实实把能做的事情做好。
　　我母亲总说我和父亲是一个小“工作狂”跟一个大“工作狂”。但我希望有一天，可以不让父亲当工作狂，让他好好休息。而他拼了几十年的事业也会在我的努力下发展壮大。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
　　送给父亲131421.88元
　　口述｜北京天圆祥泰置业有限公司董事 左世钰
　　我大学毕业刚回国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我想让你按自己真实的想法生活。对于未来，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想做什么做什么，一个是你选择接我的班，但工作会很累，我也会像对待职业经理人那样对待你，甚至更严厉。”
　　我立刻回答他：“我选择接班”。这不是我一时冲动的想法，而是在心里酝酿已久的愿望。
　　我的经历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因为父亲经商很早，从小就在富足的家庭环境中无忧无虑地长大。小学的时候，我就到加拿大读书。但在我14岁那年，灾难突然而至。父亲因为一场错案被判无期徒刑，我们家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父亲失去了自由，财产被冻结。为了打官司，救爸爸出来，我和母亲从加拿大搬到北京，也开始了和以前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母亲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省吃俭用把钱攒起来请律师。虽然她会尽量满足我的需求，但我也不忍心多花家里的钱，即使想吃什么也只是想一下，就默默忍过去。
　　同时，我也开始琢磨怎么帮母亲挣钱，记得第一次自己挣钱是在上高二的时候。
　　高二那年夏天，老师组织学校里低年级的孩子暑期夏令营，聘请我当小导师，每天教他们简单的课文、画画和一些体育活动。夏令营课程结束后，老师给我发了3400元人民币的薪酬。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算是一笔“巨款”了。我特别高兴，自己留了100元，把剩下钱都给了母亲。
　　很多人听说我的这段灰色经历后，都以为我心里会留下阴影。但实际上，那些年，除了对父亲的思念，我从没有因为父亲的蒙冤而感觉抬不起头。在我心里，父亲是一个特别正直、诚信的商人。我和妈妈自始至终都相信他是清白的，我也常常写信鼓励父亲，告诉他我以后要当律师，帮他打官司，救他出来。
　　五年后，父亲终于沉冤昭雪。他告诉我，在里面他接触的情绪都是负面的，是我和母亲的支持与鼓励，让他的希望没有破灭，也坚定申诉到底的决心。父亲被逼到绝路时，表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也让我对他更加崇拜。从那时起，我就希望以后能成为他那样的企业家，也希望自己能带给他更多的快乐。
　　今年“父亲节”的时候，父亲去海南出差，我们不能一起过节，我也不知道买什么礼物送他。那天一早，我就到银行把自己平时打工积攒下来的钱，转了一部分到父亲的账户。这笔钱有很特殊的意义，数目是131421.88，谐音正好是一生一世爱你，爸爸。这是我一生中最奢侈也是感觉最幸福消费。父亲收到转账短信的时候，也特别感动。
　　虽然是个女孩，但我觉得有义务和责任帮父亲分担一些事情，甚至我宁愿自己累一点，也想让父亲轻松一些。我要把父亲用生命捍卫的企业传承下去，也要用实际行动证明给别人看，我是有能力敢担当的人。
　　（采访|本刊记者 修思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