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

车海刚

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47岁的江西人王安石应诏，从江宁知府任上前往北宋帝都开封。翌年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再翌年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由此开启了一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变革岁月。
王安石变法历时凡十六载，规模、范围和力度可谓空前绝后，却以失败告终。这次变法不仅在当时招致反对派的激烈抵制，后世也一直对其争论无休、毁誉不一。九百多年来，文人学者们不知为此打过多少笔墨官司。

变法路线图
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严格地讲，后两种叫法更确切。“熙宁”是宋神宗赵顼的第一个年号，“元丰”是其第二个年号。自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至元丰八年（1085年）赵顼驾崩，变法贯穿于神宗在位之始终。可以说，没有神宗的亲手掌控和鼎力支持，就没有王安石变法的强力推进。后期，神宗对变法产生了犹疑和动摇，王安石经过两次罢相后隐退金陵，但他的变法路线总体上仍得以继续执行。
古今中外的任何改革，大抵都是基于困局与危机的逼迫。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北宋立国已逾百年，朝廷的处境可以归结为四个字：人多，钱少。一方面，由于北宋为集中皇权而不断增设官职、分解事权，官吏队伍连年持续膨胀，内外官人数在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即已达一万多人，到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3年）更是激增至两万多人，“十倍于国初”[1]；另一方面，为了对外抵御辽和西夏的侵扰、对内防范军阀割据和农民暴动，加之严重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失地流民投身军旅，北宋的军队数量急速扩充，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已达125万之众，超过西夏全国的人口，战斗力却羸弱不堪。冗官、冗兵，自然导致了冗费。而地主富豪隐瞒土地逃避税赋，又造成财政收入锐减，政府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况。史料显示，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也就是神宗即位前两年，宋王朝的财政赤字接近1600万贯[2]，相当于北宋初期一年的收入。用神宗登基之后三司使（财政部长）韩绛向他报告的话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3]
于是，通过发展生产、生财理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成为王安石倡导的变法方略。他先后向仁宗和神宗皇帝上书，力陈己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4]，“……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5]。
王安石变法在立意上直面时弊，在态度上坚定无畏，在气势上轰轰烈烈。“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6]，这句曾被温家宝在2008年总理记者会上引用的名言，正是王安石改革信念和决心的宣示。综观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及推行过程，的确践行了这“三不”。在他执政的八年中（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1076年），密集实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亦称募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裁兵法、置将法（亦称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太学三舍法、贡举法等若干新法。从这些新法的改革对象和涉及领域看，既包括对国家、地主、商人、农民之间关系的调整，也包括对军队体系的整顿，还包括对教育、科举制度的改造，几乎涵盖了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其中，以税赋改革、金融改革为手段，限制豪强兼并和大商贾、高利贷者的利益，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管理和对财政的控制能力，是变法最核心的内容。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不能说不明显，最直接的体现是财政收入。有资料称，神宗去世的元丰八年（1085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8249.63万贯石，比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的6513.8万贯石多出1700多万贯石。[7]由于宋代实行货币加实物的税赋制度，研究者对岁入的统计历来多有差异，但变法前后朝廷财力大增却是公认的事实。史书所载“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8]，即为其时情状的形象写照。通过变法，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所纾解。熙宁六年（1073年），宋将王韶率兵在今甘肃东南部、青海东北部一带攻打吐蕃，取得“熙河大捷”，收复了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在宋夏前线建立起有利的攻防态势。这在有宋一代军事史上是罕见的战绩，“宋几振矣”[9]。

败因三探
这样一场动机良好、声势浩大、收效貌似还不错的变法图强运动，最终为何功败垂成？后世的观察者，有人将其归咎于司马光等守旧党人的顽固反对，以及地主、富豪、官僚群体因利益受损而进行的强烈抗拒；也有人感喟于宋神宗后来的理念摇摆和过早离世。应该承认，这些均是引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因素，但又都不是决定性因素。有些与其说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如说是变法操作不当引起的结果。我们不妨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解析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
从微观角度看，王安石作为变法的主导者，其性格及行为方式存在巨大缺陷。王安石素有“拗相公”之称，个性倔强，傲慢偏执。即便是在同神宗皇帝讨论时，也常常声色俱厉，有所抗辩。这对一位政治家和改革者而言，固然可以展现其意志的果敢与刚毅，但也因不擅变通和妥协，不肯接纳他人意见，失去了聚拢更多“同盟军”、形成更广泛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据史料记载，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对于好友司马光的三次来信规劝，复书予以严词抗议，两人自此绝交。朝中的其他大臣，不论是王的荐主、上司或者友人，多因其我行我素而与之决裂。苏轼本来算不上彻底的守旧派，属于“可以争取的力量”，他的一些主张亦不无见地，却终被王安石执拗拒斥的姿态牢牢锁定在反对者一方。
正因为王安石的自信过厚和刚愎用事，而又求成心切、操之过急，未能针对新政在官僚阶层中作必要的宣讲和说服，把当时的大部分政治精英排除于改革阵营之外并推向对立面。反观他所任用和倚重的变法主力，则多有品性不端、投机钻营之辈，重个人利益而轻改革大局。尽管王安石自身的道德操守无可置疑，但是，用人不当难免遭受舆论责难，且由此埋下了新法在执行中变质的种子。
从中观角度看，王安石变法的现实操作同其设计初衷相比，出现了较大的落差和扭曲。以被视为变法“代表作”的青苗法为例。在新法推行之前，民间有一些高利贷者，趁每年开春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夏秋两收后再连本带息收回。实行青苗法的本意，是以利息相对较低的官方贷款替代民间高利贷，从而既可给农民减负，又能使政府增收——听起来兼顾了国家和农民两头的利益。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法律规定的农民自愿请贷（“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异化为官家强行派定，许多地方的取息竟从法律规定的二分提高到三分、四分甚至六分。这样一来，青苗钱无异于政府变相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比起先前尚属市场行为的高利贷，岂非大大的倒退？
免役法同样如此。免役法采用“使民出钱雇役”的改革方案，即废除各家各户轮流派人充当官衙职役的做法，改由官府花钱雇佣衙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等级分摊。此举的设想是实现解放生产力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双赢”；变差役为雇役，也确系一种进步。然而，实际执行的重点落在了役钱上。按照新法，原来享有免役待遇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等也须缴纳半数的“助役钱”，等于全民为政府雇佣“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买单；新法还规定各地官府可在定额之外加征20%的免役宽剩钱，以备灾年免征之用；更有一些官府假借名义科派差役，多征小户役钱。结果，该法激起大小、贫富民户的一致不满。
新法推行的诸般走样变形，既缘于变法方案本身的不完善或不合理，更为要害的，是改革执行人才的匮乏和相关官员借机牟利、寻租。
从宏观角度看，王安石变法受制于皇权专制的时代背景和体制特性，不可能处理好“国、官、民”三者的关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构筑起保证变法成功的社会基础。
王安石说，“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10]，还说要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11]。无论这些话是发自真诚的亲民、悯农情感，抑或出于为变法树立道义制高点的考虑，都无需怀疑他在“富国”与“惠民、安民”之间寻求平衡的美好期望。遗憾的是，以变法的实绩衡量，富国大致是做到了，惠民、安民却远未实现。而且，“富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攫取民众利益为代价的，“惠民”成了“扰民”，“公私两利”成了“与民争利”。
实际上，检视王安石变法的各项主要举措，“国进民退”的特征相当鲜明。除了前面例举的青苗法之外，均输法（由政府运输机构督办地方供应京城的物资，根据各地价格就贱、就便采购）、市易法（由官办的“市易务”管理商业市场、从事商品买卖，并向商人办理抵押贷款）等新法，也都是把原本由民间资本兴办的商贸和金融业务收归国家垄断经营，以此把利润从“民企”的口袋转移到政府的钱库。
有人套用今时的政治语言，试图透过王安石变法来考量国家（政府）的职能和使命，这实在是个伪命题。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君主专制时代，“国”以皇权为核、以官权为表，“国”之于民不过是个虚幻的概念。“国家垄断”实质就是皇家垄断、朝廷垄断，而在吏治不彰的背景下，又极易衍生出官府和官员的垄断。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王安石本人未从新政中渔利，但变法客观上为一批贪官提供了夹藏私货、鱼肉百姓的借口，易中天先生称之为“改革帮了腐败的忙”[12]。尤其是到了北宋末叶的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年），蔡京等人重又扯起新法大旗，行中饱私囊之实，遂有“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13]的慨叹。
另有人为王安石辩称，其“与民争利”之“民”主要是地主、大户、富商等“剥削阶级”，而不是一般平民。这在前文当中已经分析过了，不难发现，变法给中下民户、自耕农带来的好处亦很有限，他们的负担没有减轻，甚或还有加重，相应的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多少。
反对派对王安石变法最严厉的抨击就是“聚敛害民”。变法伊始，司马光在与王安石辩论时诘问：天底下的财富就那么多，不从老百姓那里拿，从哪里拿呢？（“不取诸民，将焉取之？”）[14]事实证明，司马光不幸言中了，理想主义者王安石“输”给了现实主义者司马光——传统农业社会的财富总量基本是恒定的，纵使“与民争利”非王安石所愿，却是欲益反损，“国富、官肥、民穷”坐实了对手的指控。这也算“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吧。
在“国、官、民”的关系之中，“官”乃王安石变法的一大软肋。这也反映在对冗官问题的处理上。回到本文开篇时描述的情形，既然朝廷困于“人多、钱少”，解决之道不外乎两条：减人，生钱。这里隐含着一个逻辑关联：人多是因，钱少是果。故而“减人”是关键，以减人来节支。可惜，王安石变法的重头是“钱”，在“人”的方面少有作为——冗兵倒是减了一些[15]，冗官则没有触及。要养活冗官就得敛财增收，增收的钱禁不起冗官消耗，就得加大力度敛财，而敛财政策又靠官吏执行，贪官趁机谋私更使敛财无度……这一恶性链条早已注定变法的结局。
公元1085年，自称“自古之君臣，如朕与安石相知绝少”[16]的宋神宗赵顼去世。9岁的哲宗赵煦继承了父亲的皇位，改元“元祐”，由他的奶奶宣仁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起用司马光执政，新法被悉数废除，史称“元祐更化”。次年（1086年，元祐元年）农历四月，王安石郁然病逝于江宁（今南京），享年65岁。令人唏嘘的是，他早年的朋友、后半生的“政敌”司马光，也在五个月后离世。
行文至此，有必要提上一句：王安石与司马光（以及苏轼），尽管政见相左，却终生保持了君子之谊。王安石执政时打击反对派，但绝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王安石辞世后，病榻上的司马光对其道德文章表达了赞佩，并建议“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17]。而王安石和苏轼，在彼此失势落难之际，都曾为对方仗义执言。这几位在中国文学史和政治思想史上声名显赫的先贤，诠释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德行与气节。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熙宁八年（1075年），王安石在回京复任宰相途中写下的一首诗。那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和自己力推的变法大业都只剩下十年寿命；他更不会想到，变法失败后仅过了41年，北宋王朝即告覆灭。

千年“遗产”
王安石和司马光身后，新旧两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北宋王朝的最后半个世纪，在党争的泥淖和政策拉锯战中度过。哲宗和徽宗统治期间，均曾一度复归“王安石路线”（大多只是名义上的），但历史没能再给他们机会，不久，宋室即蒙受“靖康之难”。
无论如何，王安石为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自南宋以降，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或褒、或贬、或折中，莫衷一是。
宋廷南渡之后，将国破家亡的罪责由蔡京乱政上溯至王安石及其变法。自此，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导致北宋亡国，成为从南宋直到晚清七百多年内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的首要观点。其间虽不乏对王安石变法持褒奖或肯定意见者，但显然不是主流。进入20世纪，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先是梁启超奋起为王安石变法翻案，盛赞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并把王的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等类比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税收、警察体系。及至民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被认为与王安石变法思想多有承袭和吻合，蒋介石政府提倡研究王安石变法。新中国成立迄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支配地位的史学界，总体对王安石变法抱以正面评价。当然，这种评价与梁启超以来的评价有所差别，在赋予变法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18]
在国外，王安石变法亦受到颇多关注。最耳熟能详的，当属列宁的论断——“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19]。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担任农业部长、后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1944年访华时对王安石变法推崇备至，誉其为中国史上推行“新政”第一人，并以罗斯福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相较。[20]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1]。近千年来，各色人等对王安石变法的种种解读、剖析、反思，莫不倾注着各自的立场和情感，按照自身的需要来演绎其是非曲直。历史的玄妙还在于它是一连串“偶然”的组合，这给了人们想象的空间。总是有人假设宋神宗活得更久一点，或者他的后任帝王有宋太宗赵光义那样的雄才大略，中国的历史演进会是怎样……其实，尽力抛除这些主观色彩去回望王安石变法，那就是一场统治集团面临危机时的革新自救而已，它的失败既不该为北宋亡国担责，也不值得过分惋惜，更不必刻意放大其价值、拔高其意义。新党也好，旧党也罢，谁都无力阻止一个专制王朝覆亡的命运。
最后，引述一段秦晖先生的话作结：“王安石说是要‘摧制兼并，均济贫乏’，似乎颇有‘社会主义’的味道；而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似乎很有‘自由主义’风采。不幸的是实行下来，……国家的‘自由放任’只能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社会保障。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秦晖的解答：“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而且弄权无制约”，因此，“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到后来都加剧了王朝的治理危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22]
如果非要借由历史来寻得某种启示的话，这便是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