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通鉴》298：盐铁会议

这是一次有名全国经济工作会议。

会上,桑弘羊一派站在封建中央政府的立场,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管子》中有关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与之相对的另一方——贤良文学们则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夺利权。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贤良、文学在辩论中所阐述的当时的儒家经济思想，经过《盐铁论》作者桓宽的“推衍”，更为全面系统，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一直沿用了几千年。这一方面是儒家思想始终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缘故；另一方面也与在这之后桑弘羊参与政治斗争失败有关。而从思想内容看，桑弘羊的主张其实是占上风的。他所主张的国家对经济的干与政策至今还在应用。

夏，旱。夏季，干旱。

秋，七月，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秋季，七月，汉昭帝接受贤良、文学们的建议，撤销负责酒类专卖的官员。汉武帝末年，国家财力虚耗，户口减少了一半。霍光了解当时的要务，减轻赋税和徭役，使百姓得到休息。如今与匈奴恢复和亲，百姓生活充实，渐渐恢复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定安、繁荣局面。

诏以钩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有功，立以为钩町王。赐田广明爵关内侯。汉昭帝颁布诏书，因町侯毋波率领其所属部落的头人和部众镇压叛乱者有功，将毋波封为町王。赐田广明关内侯爵位。

[盐铁之争,或叫儒法之争，记得文革中评法批儒也曾经争论过一次，可惜的是当时并非是国家经济政策之争，而是政治之争，是为四人帮上台做舆论准备。

对于盐铁会议的得失，有网友（见于http://www.douban.com/review/1074367/）指出：

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争，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之争，或谓政治派别斗争，豪族与商贾之争，外戚与皇权之争，众说纷纷,各有成理，而这正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但是最最根本原因是因为盐铁政策天子收编桑弘羊孔令这样的商人作为官员利用国家权将盐铁专卖从豪族大贾手中夺来一部分，为征战以及灾患带来的国家财政危机买单，算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百姓没有被多加赋税，此亦幸事。争论结果看来桑弘羊显然更胜出一等，但他却因政治斗争而于盐铁会议第二年一谋反罪身殁，《汉书．食货志》记载：“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历史的真相总是暧昧含混，往往史书只是胜利者书写的，从此桑弘羊在历史上被长期漠视误读。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 当时在汉武帝早期财政困难之时，根据史书统计，他多增了加了很多赋税如元光六年车算，元朔六年(前123)，卖武功爵，元狩四年(前119)，算车船等等。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算缗。所谓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未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意思就是对商人征收资产税，每两千钱交一算也就是120钱，而且宣布隐瞒者家产经举报“告缗”全部充公，竟“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使得商人中的中产之家大致破产。这除了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剥削之外，也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危险措施，让天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严重挫伤了工商业的积极性。而汉武帝后期的财政已经基本从盐铁专卖中得到补充之后，算缗才真正被桑弘羊取消。可见边防危机，国家财政出现亏空时候如果没有合理性宣泄，那么后果将危机整个帝国。而盐铁政策的主要受损害者，乃是大豪族与大商贾，以今日之眼光审视，到底还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而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时候，国家以国家权力垄断工商业，虽然在当时不失为敛财之术，从长期来看必然是束缚了自由经济的萌生发展。

对于桑弘羊的经济措施，黄仁宇一针见血指出“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历史人物之定性则不可不考虑当时之局限，所以桑弘羊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措施是局限于历史环境的，而在中国这样的东方专制国家，掌握着技术以及管理才能的商人资本一直在封建社会都处于而且只能处于工具地位，即使不断受到封建正统的攻击，却也仍旧一直潜流暗藏，因为谁掌握了他们都会得到巨大帮助，而占有天然垄断资源的盐商在中国历史上更是不可不提的一个群落，《汉书》中提起的大富豪蜀卓氏，程郑，鲁丙氏等都是靠盐发家的，直到唐代白居易还咏道“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如。”正如胡寄窗所分析的，桑弘羊是比商鞅更为不被后人理解的，他的经济思想是重商主义的先驱，他本人则是商人资本的代表人物，即使个人政治斗争最后失败，但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桑弘羊不愧为中国古来一等一的财政家，其经济思想却仅存于反对他的《盐铁论》中而得以流传后世，遗憾或庆幸皆有之，但其所创立的财政体制亦被后世颇多采用借鉴，或许正如他对商鞅之断语：“所谓明刑而犹无刑也 ” 此亦足慰泉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