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政商互动范本

　　虞洽卿（1867年6月19日－1945年4月26日），清末民初中国知名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虞洽卿初到上海当学徒时，从十六铺码头下船后，恰逢天下大雨，他怕布鞋被淋湿，便赤脚前往瑞康颜料行，手提布鞋，一进门便因路滑而跌倒。哪知瑞康颜料行老板前晚做梦，梦见一财神，赤脚，手持元宝，与虞洽卿手提布鞋的形象相似，故说虞是“赤脚财神”上门，对其多有优待。

随着社会动荡与秩序破坏，商人作为一个群体逐渐滑向政治附庸。图为清末汉阳铁厂全景。

　　1911年5月8日，清廷的内阁宣布成立，然而这个13人内阁却包括9名满人（7名皇族成员），史称“皇族内阁”；次日，清廷又副署了举借外债与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诏令，既违背立宪原则，也让商人利益受损。很快，保路运动在全国兴起，再接着是武昌首义，清政府最终把自己葬送进了辛亥革命的洪流而万劫不复

　　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话题，最近又被人挑起。挑起这个话题的是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他在发表于1月17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说，他“不赞成商人去做商人以外的事情”，理由是“作为一名企业家，你的核心本分是把企业经营好，这样对社会进步、环境改善都是非常积极的，远比公知似的标签化语言更有实际作用”。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例说这样做就有点像男人和女人，男人“不能说你关心女人的事就把衣服换了进女澡堂”，男人即使“把头发留得很长，涂脂抹粉，穿女人的衣服，但只要你的*还在，你就永远不彻底”。“如果你没有净根，你就在企业家堆里”，就不能“扮演公知的角色”。他说这是个老话题，10年前的泰山会上，就解决了这个话题。他比喻说，“不要别人进洞房，自己高潮”，“把耳朵塞住，被子蒙住，自己躺床上就行了”。

　　在用这么通俗的话批评企业家的同时，他也不忘捎带着批评诱惑企业家的那些家伙。他的原话是，“社会、公知、媒体也不要绑架企业家，就像企业家也不绑架大家一定去追求利润，政府服务部门也不要绑架企业家去做福利与公益”，“尤其是媒体与公知不能绑架企业家，非要企业家去追求真理，企业家只受资本绑架”。

　　冯仑说的还是“在商言商”问题。这个话题半年前曾有过一次争论，起因是中恒聚信投资基金董事长王瑛的一个退岛声明，她退岛据说是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6月份有10多家公司参与的座谈会上，说从当时起企业家聚会还是在商言商，只讲商业不谈政治。这个由知名企业家社区正和岛流出的声明，很快引起舆论热议。

　　各方的争论至今仍无结果，包括冯仑在内的不少企业家也不期望有什么结果，他们或许只是想表达自己的看法。当然，笔者在这儿也不想给出什么结果，只是好奇这句流传已久的古话“在商言商”为何有这许多玄机。在下面的文字中，笔者尝试着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一下中国企业家与政治的关系。因篇幅和精力所限，本文择取的样本，以清末和民国时期为主。

　　在商言商

　　说“在商言商”这个概念时，冯仑把自己界定为商人。商人说商事为何敏感，回答这个话题之前，笔者还是先从商人一词说起。商人是什么？《易经》有段注释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噬嗑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之第二十一卦。放下该卦不表，这段注释讲的就是商业，“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不过，《易经》里的商业，外延相对较小；及至战国吕不韦时，商人仍被定义为非生产者与寄生者，易货而生，为人所鄙视；再及至后来，商人的外延空前扩大，已包含整个非农业经济，生意人（最初的商人）、经纪人、企业主、地产商、金融家等，皆归入商人范畴。也正是这一外延的扩大，让冯仑们具备了说自己所在的阶层“在商言商”的资格。这一外延的扩大，也使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或社会群体，有了“在商言政”的心理需求和现实可能。

　　商人外延的大小，尽管给了冯仑们是否有谈及的资格，但并不影响“在商言商”一词的内涵与扩展。在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商人在谈及这个概念时，通常会有两层意思：其一，尽管交易或谈判双方有某种情谊，但“在商言商”，双方的合作与分手还只能按商业规则行事；其二，商人在说及该词汇时，通常的心态是还是让我谈谈商事吧，与之“无关”的事项实不在我的谈论范围，这里的意涵更多是一种推脱的姿态。

　　很显然，冯仑们谈及的“在商言商”，指的是第二种含义。商人不愿谈及的无关事项，指的就是政治和时弊，他们不愿就此置喙。同样，这一心态亦有其历史基因和现实动机。尽管自商代以来商人群体经历了从小到大的过程，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普遍采取了轻商甚至鄙商的理论和实践。最初法家认为农业为经济之基，商业乃无用的财富争夺者，《管子》更是首次提出“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商”当仁不让地忝居末席。就连对商人有着较为清醒认识的儒家，也在之后的实践中坦然借用了法家的思想。

　　在农耕文明为主的社会形态里，商人被轻视具有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政治乃“士”所应考虑之事，与商人无涉，尽管也不乏吕不韦这样的自商而政者。在长期的历史中，商人群体依附于政治，议政逐渐成为部分商人的一种心理禁忌，“在商言商”也成为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手段和托辞。议政的风险古今中外都不乏案例，比如10多年前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拘禁的一个显著原因就是，他曾收购以批评普京政策著名的莫斯科主流报纸《莫斯科新闻》，与克里姆林宫公开唱反调。

　　当然，部分商人避谈商外之事，还有投执政者所好的傲娇心态，他们想以这种姿态向执政者抛媚眼。这绝非毫无来由的揣测，由于商人的依附心态，寻找政治保护伞或不得罪政治而换取安全并不少见；同时，很多商人又来自于在任或退下来的官吏以及他们的亲属，就更没有议政的动力。商人与政治的勾搭与暧昧，已成为普遍，比如满清后期的巡抚聂缉槼，这位曾国藩的女婿，就曾直接监督华新纺织新局和其他厂，并派两个儿子充当专职现代工业的管理。

　　政商勾结

　　如果你1936年10月1日来到上海，可能有幸见证一场盛事，当然，那不是国庆，而是“虞洽卿路命名典礼”。上海公共租界内，这场由市商会等16个团体发起的典礼和万国商团中华队检阅式，盛况空前，沿途观众不下30万人。这应该是70岁的虞洽卿过的最盛大的生日，中央社为此发布专电，全国媒体均加以报道。这是公共租界首次以华人冠名道路，也是工部局给予华人的最高荣誉。

　　盛况并不长在。5年后，他因时局变化离开上海，又2年，执政的汪伪上海市政府又将这条路复名为西藏路。1945年，曾经声名显赫的浙江人虞洽卿病逝于美丽的山城重庆，1946年，这条曾短暂以他冠名的道路再次被更名为西藏中路，看起来，光复后的上海市政府也没再理会当年就已步入历史的工部局的决定。

　　一条道路名称的变化故事，恐怕早已被大多数上海人遗忘。但“兼具买办与民族资本家双重身份”的虞洽卿，却是一个考察中国政商关系史不可绕开的人物。中共曾抨击他是勾结蒋介石政权的“江浙财阀”，是反动的“买办阶级”典型。然而，通过这个典型，却可以很好地诠释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地出现的政商化这种新的官商互动模式。

　　虞洽卿之前，同样有几个官商互动的典型人物，记录他们商业故事的书籍至今仍摆放在机场、火车站、路边书摊，甚至于书店和图书馆的显著位置。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曾依托着某位位高权重的官员，他们的成功又同样为官员所用。安徽人胡雪岩就崛起于左宗棠，他是左的财政智囊和钱袋子。他的阜康钱庄经理的是官款，他帮左筹划军事后勤，向中外商人贷借钱款，主持上海采办转运局，还协助左创建福建船政局。不过，他最后终因政治与商业的双重投机而遭受人生发展的重创。

　　李鸿章也延揽了一批商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梁元生就在其著作中列出了12位李鸿章属下的商人，其中盛宣怀声名最盛。盛不是买办商人，后又入仕为官主政清廷工商事务。他先后为北洋系统主持轮船招商局、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后又筹办上海华盛纺织总厂、中国通商银行，接办汉阳铁厂等。尽管盛宣怀等人的所为并未能阻止清廷覆亡的命运，在当年的历史中，这种官商互动的模式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成为社会主流。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所为更介乎官企与私企之间，无官商合资之名，有官商合资之实，赖以官生，无官又死。

　　与胡和盛不同，虞洽卿没能赶上好机会，他选择了混租界。他发迹时，既没能依托朝廷重臣，亦未直接主导官商合资企业，他只好选择混同乡混租界，从洋行买办做起，后又成为宁波帮领袖。在这种中外互动中，虞洽卿逐渐做大，成为上海租界颇有影响力的调停人。胡雪岩们通过担任智囊与经济操盘手与政治互动，而虞洽卿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他一方面与洋人做生意，另一方面又极具“维权”意识。当然，他并不满足于当个调停人，他也曾在清末被委任操办官商事务，曾获赏二品红顶，之后他选择政治投机，资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他也因蒋的国民政府西迁而最终客死异乡。

　　不管是胡雪岩盛宣怀还是虞洽卿，他们的区别只在于个人遭际，而并无本质不同，某种程度上都存在政商勾结。他们与政治互动时，选择了与官结合从而利益捆绑的模式，尽管他们曾打着为公共利益的名义做了很多事情，但其为官所用并寄望于官威谋利或交保护费的心态是一致的。这种潜在的利益投机结构是一种不健康的政商关系，商人的表达隐含着极大的风险。

　　商人上街

　　李鸿章属下的商人郑观应就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模式背后的风险。这个郑观应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不知他撰写这本名著是不是肇始于对官督商办模式的反思，他把写作的重心放到了制度层面，立意放到了“富强救国”，倡言“立商为国”。

　　产权应该是他关注的重点之一。他被李鸿章延揽后参与洋务运动，被委派为织布局总办，此后又先后在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要职。他是坚定的产权学派，这个广东人早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一文中就曾对官办造船业加以批评，倡言“改官造为商造”。辅佐李鸿章后，他的认识更为清楚。

　　官督商办产权不清晰对商人潜藏着极大风险。商人与权力，时而相互利用，时而矛盾交恶。官视企业为己产，欲之即取；商视企业乃私产，取之不愿。双方交恶则常常官胜商败。即使壮大如胡雪岩，仍在权力交接中黯然褪色，最终靠着左宗棠的护佑才免于一死，左亦因此而受重挫。国之兴在商，而商之发展则需要有更好的制度保障。政商勾结，终非利国之策，对商亦具极大风险。郑观应就曾清楚地描述说，“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然而，郑观应“在商言政”，著书立说，如此大力度的表达，在社会引起强烈震动，却未能震醒清廷。商人阶层开始突破“在商言商”禁忌，积极介入政治。产权保护需要法律制度，商人们开始支持宪政，认为工商不振，根在“困厌于专制政体者久矣”。现代商会，即产生于商人向执政者表达的需要。1904年，成立刚两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为商务总会，全国各地随之纷纷成立商会。

　　商人成为立宪派的忠实支持者。尤其是在清廷预备立宪宣布“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后，商人开始参与全国性的请愿远动。1907年秋开始发起全国性活动，直到1910年1月，请愿代表团还在坚持不懈地上书上书再上书，要求第二年开国会。被拒绝后，这年10月，立宪派再次上书请愿，这次的不同是请愿书居然有18省总督、巡抚和将军19人联署，形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清政府被迫在11月初让步，宣布立即改组内阁，并给出了开国会时间表。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更超出想象。1911年5月8日，清廷的内阁宣布成立，然而这个13人内阁却包括9名满人（7名皇族成员），史称“皇族内阁”；次日，清廷又副署了举借外债与实行全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诏令，既违背立宪原则，也让商人利益受损。很快，保路运动在全国兴起，再接着是武昌首义，清政府最终把自己葬送进了辛亥革命的洪流而万劫不复。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由商人实质性参与并起主导作用的请愿派，代表人物张謇正是一名商人。他原本是清朝的末代状元，不肯为官转而经商。1903年他访问日本四个月后，认识到宪政的重要性，开始鼓吹立宪。1908年清廷为体现真立宪，制定咨议局章程，谕令各省一年之内设立咨议局，让立宪派参政。第二年，张謇当选江苏咨议局第一届议长，并在与两江总督的交锋中获胜。革命后，他最初反对革命，敦促清廷立宪；后主动转变态度支持共和。他和他代表群体的态度转变，很值得后世玩味。

　　政商互动

　　前情述及，上世纪初期，上海有位充当调停人角色的买办商人叫虞洽卿，他的知名就与一次事件有关。这次事件是四明公所事件。这里原是宁波商人在沪的会馆兼墓地所在地，法国领馆顽固地坚持要夷平该地，宁波商人则坚决地要保持他们的墓地。双方的斗争持续了半个世纪（1849-1898），最终以宁波商人的胜利而告终。

　　双方的最终冲突发生在1898年，这年上海发生了鼠疫，法租界公董局又提筑路一事，双方冲突。当夜发生抗议游行，法国人开枪打死17名示威者。全体在沪宁波人以停工罢市抗议，最终政府同意租界扩张，法租界同意四明公所地产大体保留。虞洽卿则以鼓动罢工而妇孺皆知。

　　这次事件，某种程度上亦可看作政商互动的一个范例——宁波商人以同乡为基础，以保护墓地为诉求与法国领馆方博弈，又名宁波会馆的四明公所，宁波商人的同乡会组织，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再之后，商会被允许成立，这种忽而依附忽而独立的商会组织，因强国梦而创设，又成为制约官方行为的主要组织。1904年成立的上海商会，在很多年里都是宁波人的天下。

　　在这之前的实践中，商人表达的意愿并不是很强烈。这并不是他们真的无话可说，而是他们采取了依附官僚阶层的选择。他们或通过贿赂与利益捆绑与官僚阶层结合，或通过家族输送人员介入官僚阶层，不管哪种方式，都遵循着依附的逻辑。依附让他们失去了表达的欲望，也让社会进步受损，国家实力变弱。同时，这也客观上提高了革命的机会成本。

　　之后成立的商会，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开始展现出各自的秉性。他们与中央政府时而冲突时而缓和，与地方政府合作则和谐多于不合作。在这种合作与冲突的磨合中，商会逐渐展现其应有作用，或为商人提供思想碰撞之平台，或为商人就完善制度与法律框架和争取利益之组织，并且，他们也开始涉足公共利益领域，比如广东商会通过创办学堂、陈列所和报纸传播知识发表声音，松江商会免费授课、创办体育协会、建立戒烟协会、安装路灯等介入公共事务。

　　他们与政治的互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历史显示也似乎止步于此，未能建立起正常的互动机制。随着社会的动荡与秩序破坏，商人作为一个群体逐步滑向政治的附庸和边缘地位。商人通过辛苦积攒下的利润多次被政治收割，商人因群体性积弱无法有效表达而被连番扭曲。在一次次扭曲后，商人们又开始祭起“在商言商”的大棒，“莫谈国事”，明哲保身，从而失去了应有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