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独特的企业思想家标准

毫无疑问，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有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该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比如比尔·盖茨只是一名互联网工具的思想者，巴菲特只是一名股票投资大师，而年轻的佩奇和布林，也仅仅只是网络搜索的发明人。他们都是工具层面的思想者，或者说他们用一种新型的工具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间接拉动了人类思想史的演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关心价值体系，他们也不太关心制度设计，在一个最不坏的国家制度里，他们的工具理性思考有了足够大的制度性保障。
　　但中国的企业家就不一样了，中国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应对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制度的不确定性。创新则可以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看到太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种种不确定性的陷阱中打滚。我们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则只是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
　　我们所了解的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李东生，他们都起步于国有体制，都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慢慢打造成以自然人产权为主体的现代企业，也似乎都有着不错的政府背景，他们的市场遍及全球。他们的企业显然与彻底垄断的国有企业不同，他们的方法是自由竞争性质的，他们涉足的领域也非垄断行业。但他们的企业与纯粹意义上的私人企业有所不同，至少在企业的股权意义上，这些年他们一直在小心谨慎地碎步前进，他们生怕自己动作过大，将多年的积累丧失殆尽。
　　我们所了解的任志强、王石，他们在有些时候甚至不太像一名职业企业家，任志强有时候像一名学者，思考着他热爱的市场问题和法治问题，王石则像一名行为艺术家，他的兴趣似乎在高山峻岭之间，在绵延的沙漠之中。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任志强应该去做一名不错的体制内经济学家或法学家，王石应该成为一名NGO的领袖。
　　我们所了解的鲁冠球，他显然得益于浙江人精于商业的传统，他自己奉为经验的原则，是从不与政府争夺利益。正是这种饶有趣味的差异化战略，让鲁冠球一路顺风顺水，成为改革开放30年为数极少的长青型企业家。
　　我们所了解的陈东升，经济学博士，董辅礽的高足，统领着泰康人寿、嘉德拍卖和宅急送三家公司，是国内为数极少的学院派企业家。他的工作一半是企业管理，一半则是对经济、对历史的深度思考。
　　我们所了解的田溯宁，激情飞扬的海归学者，本是在亚信这样的私人企业里游刃有余，却热衷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他用8年的时间，将自由竞争和国际化企业方法引入中国电信领域，却不料最终被传统体制排挤，最后成了网通的局外人。而今天，网通似乎已经消失，田溯宁8年的奋斗，究竟带给中国企业什么样的意义，的确值得总结。
　　我们所了解的刘永行，一个真正的私人企业家，却拥有众多红色冠冕，他是人大代表，又是纳税大户，这确保他能在关键时刻躲过政府调控之手。
　　而马云，互联网上的红人，真正将中国电子商务引入正途的企业家，本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领域高歌猛进，却赢得了诸多政府领导对他的青睐，以至于马云看上去又红又蓝，就像香港市场上人气飙升的“紫筹股”。
　　事实上，一个时代的企业思想家，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一个具体的企业家，他本不应该把大量的思想力放在国家制度思考上。企业家最大的使命，是让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可惜，在中国，没有哪个企业家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他们必须一手挡住历史的阴影，一手寻找当下的财富。
　　由此，我们评断企业思想家的标准有三：其一，有相对成熟、深邃且行之有效的一套企业运作与企业制度改革的思考;其二，他所在企业有较大的发展规模且发展逻辑清晰;其三，他的企业思考与企业运作符合历史的方向，并终将在中国的企业史上留下一笔。
　　我们相信，无论是学院思想家，还是企业思想家，都必然来自历史，又将成为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某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