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企业并不是我最爱干的事情,它只是我的职业选择而已。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我们那一代人可以选择的职业机会并不多,而我选择了经商,一开始做得并不出彩——因为我内心里并不喜欢做生意,不喜欢和金钱打交道。但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除了能力差异之外,我和别人有底线上的差别——比如说,光明正大做生意,不行贿,这一条我做到了。比如说,我没有两本账,从来都是一本账,从来没有过假发票,从来都是堂堂正正做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做人的底线。
坚守底线成为长项 有人说,做生意不行贿怎么可能呢,那我说“可能”;别人说规范经营很难,的确很难,但是我也做出来了。这样一来,坚守底线成为了我的长项。
记得1988年我们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要向公众募集资金,就要承诺遵守招股通函上的规定。对于公司是否要遵循“规范、透明、守法”这一条,管理层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检讨了我们当时的一些灰色做法。按照当时的规定,进口产品只能在特区销售,而我们变相地拿到特区外的地区销售,这样做赚钱更容易,也会有更多客户。作为公司的主要创始人,我的意见非常明确:既然我们承诺了,就按照承诺的去做。如果未来的公司都是很规范的,而我们还在走钢丝,那我们就走不到未来。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规范了,又没被淘汰掉,那我们就代表着未来。
不看短期利益 我做企业的另外一个心得就是要看长远利益,不要急功近利。
1995年万科在合肥拿了一块1,000亩的地,签了土地合同。后来我去交定金的时候,当时的土地局局长说:对不起,给不了你们1,000亩,只能给500亩。其余500亩被另外一个集团公司看上了。但是呢,万科也不要有意见,少给的这500亩地可以给你们补偿。每亩地3万块,500亩就是1,500万人民币的补偿费。等于万科一分钱还没交,1,500万已经到手了。
我回答说:500亩地你给别人吧,这笔补偿费我不能拿。假如我一亩地3万块钱套现了,等于空手套白狼,一个合同就赚了1,500万。当时公司一年的利润也就是五六千万,我现在突然1,500万利润到手,肯定在公司成为一个传奇故事。这样的话,以后谁还安心给我搞设计?给我搞建设?给我卖房?大家就都学董事长圈地去了。我每年都能赚到这种钱吗?肯定不能!我不是土地买卖公司,拿这1,500万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没好处。
行业需要自律 2008年我遇到了两个“门”,一个是捐款门,一个是拐点论,让我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和孤立。
捐款门事件,还只是对于我个人道德的判断,对万科影响更大的是我当时抛出的拐点论。这个说法触动了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不喜欢降价,因为房产降价,政府就无法维持高地价;同行也不愿意降价,降价会让利润大幅缩水。尽管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孤立,我还是认为,像前几年那样的房地产高涨是不可持续的,行业需要自律。行业不自律的话,一旦泡沫破裂了,首当其冲的是这个行业里的企业。今后房地产企业不能再依赖粗放式经营,而是要通过精细化管理来赢得持续发展。
2011年我在哈佛大学学习,专攻美国商业史。我的关注点就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那20年的美国与现在的中国非常相似,贫富差距非常大,社会道德非常糟糕,污染非常厉害。看到美国是怎么过来的,就对中国的未来有了希望。所以,我原来对中国是谨慎乐观,反而到了哈佛之后,现在又增加了一些乐观的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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