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薛涌留学去：商科热：教育上的舍本逐末

我一向认为，商科过热是中国高等教育病态之表现。留美中的商科热，则属于病入膏肓。这种观点，在网络上遭到抨击并不意外。因为商科热已经持续了十几年，滋生了许多商科毕业或商科在学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生怕自己的身价受影响。但是，事实和数据非常顽固，一直在证明着我的观点。
先说国内的商科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吸引着全国高考精英的新闻已经非常耳熟了。有报道说，1999-2010中国的高考状元最青睐北大清华，而且最热衷于商科。北大的状元们主要集中在光华管理学院。北大经济管理专业状元人数高达有231人，其次是数理化基础类专业，有98人，法学专业有42人，生命科学专业有33人，外语和中文专业各有10人，计算机专业有9人，电子信息专业有5人。也就是说，这几个专业加起来，状元人数也顶不上一个光华。
清华大学一直有中国的MIT之称，吸引了342状元。但是，即使在这所理工名校，也是经济管理专业的状元人数最多，有65人，其次是电子信息专业，有63人，计算机专业和土木建筑专业有37人，数理化基础类专业有35人，自动化专业有29人，生命科学专业有25人，材料学专业有8人，法学专业有5人。
我曾抨击这种现象是个“笑话”。有大量网友反唇相讥：难道沃顿商学院不是很优秀吗？美国有沃顿，为什么中国不能有光华？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简单地比较一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两个排名。我们当然不应该迷信排名。但是，从这两个简单的排名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粗线条的教育图景。
美国前十名的研究性大学依次为：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MIT、斯坦福、杜克、宾夕法尼亚、加州理工。另外，前十名的顶尖本科商学课程依次设在宾夕法尼亚（即沃顿的所在学校）、MIT、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西根大学、纽约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卡内基梅仑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德州大学、康奈尔大学。也就是说，排名在前十名的学校中，仅有两所学校提供本科的商学教育。剩下提供本科商学的大学，除了康奈尔外，大多排在二、三十名以外。
另外，2012年沃顿本科的录取率为10%，但哈佛的录取率仅5.9%，斯坦福6.6%，耶鲁6.8%，哥伦比亚7.4%，普林斯顿7.9%，MIT8.9%，达特茅斯9.4%，布朗9.6%。这些都是本科不设商学专业的学校，都比沃顿录取率低。更不用说，哈佛的本科生6657人，普林斯顿5249人，耶鲁5349人，哥伦比亚6027人，芝加哥5388人，MIT4384人，斯坦福6988人。而沃顿的本科仅有2544人。可见，美国绝大多数一流大学，并不提供商学教育的本科课程。美国最精英的高中毕业生，也只有极少数才肯去读商学院。
大学是年轻一代思索人类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并寻求应对之道的地方。大学的本质，还在于思想和知识。商学在大学的知识体系中，仅占有边缘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大部分精英大学把商学归入职业教育的研究院的缘故。中国近十几年来，商业化大潮席卷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大学也纷纷对之投降。这就出现了中国的一流大学竞相建设商学院、并急急忙忙地把商学教育推到本科阶段的现象。殊不知，这一潮流，是教育上的舍本逐末，最终不仅会害了学生，也会伤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看看这二三十年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是什么？微软、谷歌、苹果、水力压裂钻探技术、生物工程、材料科学、脑研究 有了这些，才谈得上经营管理。一个满街叫卖声、却没有人能够制造出有创意的产品来的社会，怎么可能有生机？
记得2012年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以经营奇才的面目挑战奥巴马，觉得自己在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练就的管理技艺，能够拯救美国。然而，即使是保守派的喉舌《华尔街日报》也对此不买账，称这种经理型政治家无法提供国家所需要的领导力和感召力。自由派的对手则攻击说，罗姆尼在商界成功时，在台上确实非常光鲜。但他能拿在手里炫耀的，就是钞票。这和乔布斯在台上拿着一台苹果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人崇拜财富。但最终还是要看你为这个社会作出了什么“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光是钞票，则难以持久。后来罗姆尼以明显的劣势落选，多少也显示了这套商学院哲学的不中用。事实上，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华尔街淘金泡沫迅速崩解，创业热升温。社会风气有舍末归本之趋势。有志向的年轻人，对发明创造更为热衷。
我们这代人读大学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口号征服人心。这种信念虽然狭隘，但比起当今的商科热来还是实在得多。反省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起飞，中国虽然创造了许多财富，但基本还是个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这三十多年，无论在科技的创造上还是在文化的创造上，实际上都相当贫瘠，远无法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相称。中国留美的理工博士，90%以上一去不归，比例居世界第一。这多少也反映着在中国搞发明创造的回报过低的现实。我们的社会、媒体、家长，已经不热心地鼓励孩子当科学家、发明家，而更多地是鼓励他们长大赚钱、“成功”。这才是商科热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