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到人本

由美国房市和次贷的崩解所引起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已经持续了五年。世界各国仍陷于痛苦的“调整”之中。质疑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的，并不仅仅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学术界早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对近三四十年的“正统”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弘扬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了全面修正。
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美式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在西方的主流舆论中，美国不仅率领“自由世界”赢得了“冷战”，而且经历了九十年代的高增长。相比之下，不仅苏东体制被历史宣判了死刑，北欧的“福利国家”，乃至德国所代表的“社会”资本主义，都陷入停滞和危机之中，需要从美国借鉴市场模式来重振旗鼓。人类似乎真面临着“历史的终结”。
然而，本世纪头十年，美国就陷入了低增长，比起欧洲来几无优势。这次全球经济“大衰退”，则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信誉。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所发表的“环球竞争力排名”来衡量，在2007-08和2008-09两个年度，美国仍然名列榜首，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1]但到了2009-10年度就被瑞士超出，跌到第二位；[2]2010-11年再跌两位，名列第四；2011-12年跌到第五；2012-13年则跌到第七。与此同时，在九十年代被宣布寿终正寝的“福利国家”，则竞争力稳定上升。比如，在2012-13年度，排在美国之前的六个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依次为瑞士、新加坡、芬兰、瑞典、荷兰、德国。[3]除了新加坡属于亚洲模式（但带有全民住房福利）外，另外六个国家都可被视为广义上的欧洲“福利国家”。而且，这也已经不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事实上，早在进入本世纪的门槛之时，北欧的“福利国家”就摆脱了九十年代的危机，成为世界经济的明星，在“大衰退”前的竞争力就已经与美国就不相上下。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果美国九十年代的繁荣体现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的优越性的话，如今北欧“福利国家”的竞争力又体现了什么样的制度优势？

传统经济学的局限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以芝加哥学派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旋的时代。从新自由主义的立场看，市场是最为有效的、甚至几乎是唯一有效的经济发展机制。根据市场的供需信号，私营企业进行自由竞争。那些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将繁荣，否则就会被淘汰。这种达尔文主义式的优胜劣汰，最终使资源配置和生产过程达到最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更佳的选择。政府的职责主要是维护自由竞争的规则。政府干预经济，会扭曲市场上的供需信号，干扰资源配置的优化过程。弗里德曼曾说：“用政府来解决问题，所得到的结果往往和问题一样糟，甚至更为糟糕”。这句话后来被里根接过来：“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从这一市场本位出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特别反对政府在两个领域的干预。一是凯恩斯主义式的反周期性政府开支。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经济萧条的症结在于周期性的需求不足。此时政府应该不惜扛上赤字来进行反周期性的投入，以刺激需求，使经济及早恢复。比如，当今美国的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如果政府趁经济危机时果断加大投入进行翻修，则萧条时的工价、材料等等都低廉得多，节省开支。同时，这样的政府投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使消费者手头宽裕，扩大了需求，最终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复苏。但新自由主义则认为，这种政府投入扩张了公共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压缩了私营企业的份额。而时刻都面临严酷市场竞争的私营企业，比公共部门要有效率得多。所以，凯恩斯主义的公共投入是使财富或资本从高效率的部门向低效率的部门转移，是劣化而不是优化。更不用说，经济危机往往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阵痛。四平八稳的公共部门无法完成熊皮特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妨碍了经济的更新与转型。
令新自由主义最为深恶痛绝的，恐怕还是政府福利。反福利早已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旗帜。保守派评论家George Will声称，民主党正试图扩大依赖政府福利的人数，最终使50-60%的美国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政府福利。这样，大多数选民就成了拥护大政府的既得利益集团。大政府的党就将无往而不胜。而这正是在北欧“福利国家”的既成事实。在那里，大多数选民都拥护政府福利，使得保守派的政党也不得不公开表示要捍卫高标准社会福利。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看来，这样的“福利制度”，只能鼓励全民“吃免费午餐”的习惯，导致大家丧失劳动动机，“养懒人”。
九十年代，北欧“福利国家”遭遇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则开始了高增长。这一切都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显得格外有说服力。以北欧最大的国家瑞典为例。1990-1993年间，失业率从1.4%上升到9%，如果加上进行就业培训的5%的话，失业率实际上达到了14%。经济衰退使政府开支占据了GDP的70%以上，政府赤字达到了GDP的12%。从1990年到1994年，政府债务在GDP中所占的比例翻番。芬兰是另一例。1990-93年间，GDP缩水13%，失业率从3.5%猛跳到17%。而所有这一切，都并非一时之事故，而是长期病症的爆发。早在这次危机之前，“福利国家”就已经陷入停滞：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曾刺激政府进行凯恩斯式的反周期投入，大大扩张了公共部门在GDP中的份额。可惜，这种政府行为，把结构性问题错误地诊断为周期性问题，用公共投入抑制了私营企业的竞争、延缓了经济转型。到九十年代初最大的危机到来之时，巨大的财政赤字使政府已经没有进行反周期投入的本钱，甚至不得不大规模消减公共开支。过分依赖公共部门的经济，一夜之间从全民就业的天堂变为两位数失业率的地狱。“福利国家”，似乎至此可以盖棺论定。
然而，如今学者们发现，比起2007-08年间的美国来，九十年代初北欧所面临的危机恐怕更为严峻。但是，北欧恢复得却比美国快。在1996-2000年间，芬兰的GDP年增长率就达到5.1%，高于美国（4.3%）、日本（1.3%）、和欧盟的平均数（2.6%）。到1995-2004年间，瑞典进入了自六十年代以来最快的经济发展期，其中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达到2.4%，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2.2%）。[4]这样的表现，大大超出了常规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范围。比如，经济学家们指出，北欧的“福利国家”乃至德国等“欧陆体制”，过分保护职工的权益和福利，使得劳动市场不灵活（如不能随意解雇过剩员工）、劳动力成本过高。这样的体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尚可运行，但在全球化时代面对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就很难生存。美国的自由放任的体制，则使企业能迅速减员，把制造业“外包”到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使国内经济迅速向高端转型。就连获得诺奖的左翼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也指出，全球化使发达国家急剧减少了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这对北欧那些发达的小国冲击尤大。另外，北欧国家社会财富分配过于平均，白领和蓝领的收入差距甚小，“教育红利”微乎其微。在多上学没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国民自然不愿意进行教育上投入。这对于应付信息时代高科技的挑战相当不利。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从本世纪十几年的经济表现看，北欧对全球化的适应力恐怕比美国还有强。美国的劳动阶层把自己视为全球化受害者，被“中国制造”吓破了胆，贸易保护倾向严重。北欧的劳动阶层则把全球化视为机遇而非威胁，欢迎自由贸易。面对信息时代的冲击，北欧经济也迅速地向高科技转型，在许多领域扮演领导性角色。
201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所集合的权威学者对瑞典经济恢复的评估分析：《改革福利国家》。尽管参与的美方学者大多更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念，这一评估承认两点：第一，消除贫困是瑞典福利制度的伟大成就。这是美国至今无法企及的。第二，九十年代初经济危机后，瑞典的恢复是强有力的，比美国从2007-08年危机中恢复得要快。不过，陷于正统经济学的狭隘框架，这些学者中有许多人仍然把平等和效率视为对立的两极，认为“贫富分化会创造动机，驱使人们从低回报的活动向高回报的活动转移。这个过程本身，就增加了产值，同时也能缩小回报间的差距。”用中国人习见的语言表述，贫富分化鼓励大家致富；大家都努力致富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使大家最终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但是，这样的市场逻辑在解释瑞典奇迹时从一开始就碰壁。比如，瑞典贫富分化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比美国小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上大学的动机似乎比起美国这种有巨大“教育红利”刺激的国家来要低不少才对。在七、八十年代，由于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之间收入差距太小，确实抑制了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这表现在上大学的人数减少。但是，到九十年代随着没受上过大学的人口失业率的增高、以及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温和增长，瑞典人上大学的热情又迅速反弹。[5]如今，瑞典受高等教育的人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比美国小得多。但是，瑞典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在GDP中的比例，以及适龄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都比美国高。这就使瑞典在高科技的信息时代具有了巨大的竞争优势。[6]
在九十年代北欧开始恢复时，西方学者就已经挑战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狭隘解释框架，提出了一系列新学说。其中，Carles Boix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左翼和右翼政府的财政逻辑的解释模式，格外发人深省。[7]在此之前，人们对西方左右翼政府有两种成见：第一，左翼政府信奉凯恩斯主义，强调通过公共投入创造需求、刺激经济，即中国所谓的“拉动内需”。右翼政府则信奉供应学派的理论，认为真正创造需求、刺激增长的，是市场的供给一方。简单地说，并不是因为有了市场需求才有苹果产品。事实上，在乔布斯推出苹果系列时，消费者难以想象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创造在先，市场需求在后。因此，政府要大力减税，留给那些在市场上创造供给的人更多的回报，同时消减政府的福利开支，使人们摆脱对福利依赖，进而更有工作的动机。里根的政策，大致就体现了这种供应学派的原则。第二，左翼政府的社会基础是社会的中低阶层，比较依赖福利，缴税则甚少。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无非是要把市场所创造的财富向他们那里转移。右翼政府则依赖企业和中高产阶层。这些人最反对财富再分配，希望政府给创造财富少设置障碍。用通俗的话说，左翼政府倾向于花钱，右翼政府则强调挣钱。
Carles Boix颠覆了这样的成见。他指出，左翼政府不可能一味花钱而不顾及增长。经济一旦停止增长，供应福利的资源就会丧失。特别是北欧国家，左翼长期执政，怎么可能图眼前的一时之快而把钱花干净？左翼政府同样必须考虑增长问题。另外，左翼政府也并非一门心思地强调创造需求。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单纯以创造需求为目标的公共投入，往往会流出国界，订单跑到外国制造商、承包商那里，为他人做嫁衣裳。这次大衰退中，美国就一直给德国施加压力，让其加大刺激经济计划的规模。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美国刺激经济的计划给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制造业提供了订单。德国本身则仅推出了小得多的财政措施，等于搭便车。所以，左翼政府的公共投入，绝非仅仅是创造需求，更集中于加大供给方面。教育上投资便是一例。教育投资提高了人口素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是供给一方的投入。北欧这种被左翼主导的“福利国家”，比美国这种右翼国家来，教育投资往往比较大，人口素质比较高。
Carles Boix的理论提出后，马上被许多学者用经验数据进行验证。这些学者发现，虽然Carles Boix不乏有简单化之处，但他的理论模式大大增进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往往把“资本形成”作为核心。资本的回报，一目了然地给竞争者们提供了市场信号和奖励机制，提供了企业进一步扩张的资源。美式资本主义的企业运作，主要就是向投资者或持股人负责。但是，资本毕竟是人创造的。“人力资本”（我们不妨简称为“人本”）的形成，比传统上的“资本形成”具有更为根本性的意义。衡量经济表现不仅要看股市回报、GDP增长、或“资本积累”，更要看教育环境、技能增长、或“人本积累”。具体而言，高税收、高福利的财富再分配体制，也许在短期内伤害了企业的增长动机。但是，从长时段看，如果这种体制维持了社会公平，使下一代的成长环境更好，进而提高了人口素质，这是否比起随意解雇工人、使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高增长型市场经济更有竞争力？要解答这个问题，传统的经济学已经不够用。只有把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带入经济分析，才有可能更全面地评价各种模式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