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德，制造业谁最牛？

评价一国体制之优劣，不仅要看其在繁盛期的业绩，更要看其在危机关头的表现。这是人们在寻求发展模式时经常忘记的东西。而这次世界经济大衰退，使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沉降，为我们检视各国制度之长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新视角。

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崛起为“世界帝国”，主宰着全球化的进程。在九十年代，西方的主流思想虽然未必认同“历史终结”，但大体承认“美国模式”的优越，觉得欧洲、日本等多种不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美国化”。2003年，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甚至将德、法称为“旧欧洲”，似乎西欧发达国家已经日薄西山、不足挂齿。美国的学术界、媒体也连篇累牍地渲染：欧洲福利太重、管制太多、劳动市场不灵活、人口老化，除非效仿美国式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否则难以持续发展。

然而，2007年美国的次贷和房市把世界拖入“大衰退”，使资本主义陷入信誉危机。让美国聊以自慰的是，欧洲的危机似乎更大，美国恐怕更有希望率先走出衰退。“欧洲病”仍然是美国媒体的重要主题。但是，随着危机的持续，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欧洲并非都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荷兰、和斯堪底纳维亚国家在惊涛骇浪中表现都相当不俗。其中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更是备受瞩目。

首先，同样是经济危机，对美国人和德国人的冲击完全不同。《纽约时报》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美国人大量失业，有幸再就业的，往往薪水低得多，有不少同时打两三个工，勉强糊口，惶惶不可终日。不幸者，则不仅丢了工作，而且跟着丢了医疗保险，甚至丢了房子、沦为无家可归者。德国人则大异其趣。经济危机中订单少了，公司没事干，大家的工时大大缩短，利用这一时机去海外渡假，或者在企业内培训进修，大部分人并没有因此失业。德国为什么能够作到这一点？在经济繁荣时，德国工人加班加点地赶订单，但并不象美国人那样立竿见影地拿到大笔奖金、信心膨胀地去买大房子。谨慎的德国公司把这些收入存到职工的账户上。等经济衰退、没活儿干时，拿出来支付工人的薪金，而不是象美国公司那样马上裁员。同时，员工和雇主协商作出决策，经济低迷时大家都少拿点钱，少干点活儿，为的是避免解雇人。政府也有种种政策鼓励企业这样作，为此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费用。以著名的工程公司Bosch为例，大衰退中大家勒紧裤腰带，没有大规模的裁员，到2010年销售就创造了473亿欧元的历史记录，反而要把员工从28万多人扩张到30万。[1]可以说，在大衰退中，德国的抗打击能力比美国强得多，不会因为经济一衰退就造成许多人流离失所。这也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再拒绝美国加大经济刺激的力度的建议的理由之一。默克尔教训美国领导人：结构健康的市场经济都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应该过分依靠政府行为。这对于一直指责欧洲大政府对经济管制过多的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个讽刺。

第二，美国人之所以长期以来信心爆棚、看不起德国等“旧欧洲”，一大原因就是他们自信美国能够维持高增长、低失业率。欧洲的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劳动市场不够灵活，劳工权利受到过分的保护，企业无法随意裁员，于是谁也不敢轻易雇人。这反而造成的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看看这次大衰退前的十几年，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但是，2008和2009年，美国出现了0.3%和3.5%的负增长，2010年GDP的增长率为3%，2011年为1.7%。德国2008年增长0.8%，2009年则出现了5.1%的负增长；但2011年增长率为3.6%，2011年为3.1%，比美国的反弹力度大得多。[2]这虽然和德国2009年的负增长幅度更大有关，但已经很难说德国在增长方面比美国有劣势了。再看失业率，德国在2010年为6.6%，2011年为5.6%，为1990年统一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的失业率在2010年大部分时间维持在9%以上，一度接近10%；2012年失业率连续数月下降，但依然在8%以上。怪不得连《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也不得不承认德国的优越。[3]

第三，德国是个制造业大国。如今世界的低端产品多是“中国制造”，高端产品则多是“德国制造”。美国制造业自九十年代末以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就跌到20%以上，企业大量外包。德国制造业则一直在GDP中占据了20%以上的份额，2006-07年时一度接近24%。这次大衰退曾使这个比例跌到20%以上，但马上又回升。美国的媒体一向炒作说，服务业是后工业社会的领跑者，制造业比例太大说明经济结构的落后。大量的制造业将不得不外包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德国死守着制造业必败无疑。事实上，德国的制造业并不象美国那样受“中国崛起”的冲击。恰恰相反，“中国制造”给“德国制造”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这不仅因为德国的高端产品是中国无法竞争的，更因为“中国制造”依赖德国的先进机械。特别是当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不得不用机器替代人力时，就更要依赖“德国制造”了。《经济学人》惊呼，在本世纪头十年，没有一个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扩张速度赶得上德国。《经济学人》最近又列出了大量统计数据，破解了“先进的服务业”的神话。事实上，即使在美国，2008-2010年间制造业的平均周薪为605美元，非制造业仅为558美元。制造业仍然是经济中最有效益的部分。有专家指出，德国的服务业，许多是为制造业提供产品服务的。如果把这部分行业计算到制造业中，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上升到了30%。另外，德国工人虽然每小时工薪远远高于美国工人，但德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却低于美国。这也说明了德国制造业之先进。以计入通货膨胀因素的货币价值算，德国的小时工薪自1985年以来提高了30%，美国则仅提高了6%。这显示着德国生产力的提高。虽然现在德国的人均GDP明显低于美国，但有些德国人已经充满信心地预测，到2030年时，德国的人均GDP将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头名。[4]

第四，德国有着更好的财政纪律。美国人一天到晚攻击欧洲的福利国家是建筑在人们都爱吃“免费午餐”的心理上。其实，美国人吃“免费午餐”的习惯已经到了近乎无赖的程度。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就在于大家又想要政府的服务，又不愿意为之埋单、缴税。哪个政治家敢提加税，那无疑是政治自杀。德国的赤字消减计划，则60%是消减开支，40%是增税。这好比一个减肥的人，一边节食一边增加运动量，效果当然好了。更不用说，德国经济出口强劲，创造了大量的外贸盈余。目前德国的国家收支经常项目平衡(current-account balance)上的盈余相当于其GDP的5%左右，若算人均水平比中国还高。美国在这方面则有着相当于2%GDP的逆差。另外，德国是个远为均富的国家。从1970年以来，最富的1%的德国人的总收入一直维持在全民总收入的11%的水平上。在美国，这个比重则从9%上升到了20%。[5]总之，无论是从宏观的财政状况还是社会和谐程度上看，德国比起美国来有着诸多优越之处。

当然，经济状况瞬息万变，德国的“软肋”还相当多，未来几年美德之间的状况完全有逆转之可能。不过，德国迄今为止在“大衰退”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这至少足以使人们放弃九十年代以来对“美国模式”的迷信，思考德国等所代表的另类模式的意义。

中国在近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虽然不断地强调“国情”，但企业乃至政府有意无意地仍然在片面地效仿“美国模式”。这表现在企业一门心思追求利润，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缺乏长远战略。各个公司争先恐后地上市套钱、“作大”，一切向资本负责，挖空心思的降低成本，使劳工利益得不到保证。这不仅引起了各种社会冲突，也难以维持企业长久的竞争力。

德国的企业则按照迥然不同的模式运作。德国当然不乏上市的跨国公司巨头，但其经济主体是家族拥有的中小企业。2009年，著名企业咨询家Hermann Simon出版了一本《隐藏着的冠军》，称世界中小市场上的领军企业，80%分布在德国和斯堪底纳维亚地区。比如，各种专业印刷机、工业链条、木器加工机械、信封制造机械、加湿器等等，最过硬的产品往往都是“德国制造”。这些德国企业，首先想的不是怎么作大、怎么扩大市场份额，而是搞明白自己是谁，即在利基市场(nitche market，也称“小众市场”、“缝隙市场”)上的角色和地位，以及怎么把东西作好。许多德国企业并非哪里赚钱到哪里发展，并不一味开发热门产品，而往往根据自己的技术优势，选择被市场忽视的产品，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专精，把产品作成世界第一。德国企业很少以倾倒廉价产品的方式占领市场份额。相反，德国货往往价格昂贵。但是，经过市场多年的大浪淘沙后，你发现最好的产品往往是“德国制造”。

这种模式，和德国的金融体制，即所谓“耐心的资本”，密切相关。德国的银行并不热衷乘坐华尔街股市的过山车、上下其手谋求暴利。这些银行甚至不是哪里回报多就往哪里投资，而是和企业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给企业足够的时间慢慢经营，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另一方面，这种百年专精的企业，也必须拥有稳定的员工，大家愿意以毕生之精力从事自己的本业。德国的企业，只要稍有规模，就设立所谓“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的代表多由职工选举产生。资方如果想解雇工人，必须经过“工作委员会”批准。但“工作委员会”的代表又必须对自己的“选民”（即员工）负责，甚至握有制定薪金、工作时间等等大权。这样，员工真正当家作主，资方很难解雇人。

《经济学人》发现，德国的学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学生相比能力平平，比如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办的各国15岁学生的能力测试中，德国学生的阅读能力甚至在平均线以下。但德国工人素质则十分优异。这里的奥妙，一个在于德国的教育体制，一个在于德国的雇佣制度。德国孩子在10到11岁期间，有五分之二选择进入Gymnasium。Gymnasium是学术水准甚高的学校，也是大学生的主要供应地。剩下的学生，则在350个左右的领域内选择一项进行技术培训。这样，哪怕是中下之才，也能给塑造成称职的技术工人。这些工人因为有了稳定的工作，愿意投资在专业上进修；企业难以解雇员工，也知道员工不会动不动就跳槽，也愿意投资于员工的教育。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期，企业可以把没有事情作的员工送去培训。等经济反弹时，员工的素质大大提高，生产力大增，比较容易应付突然增长的订单。[6]

总之，专心致志的企业，耐心的资本，稳定、敬业的员工队伍，三位一体的伙伴，以产品为中心，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利润为中心，最终形成了踏实、严谨、精益求精的德国企业精神。九十年代，许多美国的管理专家认为德国的这些中小企业经营范围狭窄，缺乏多元化，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在全球化中很快将被淘汰。结果呢？美国的制造业风声鹤唳，许多工作很容易被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所替代。但是，几十年、上百年固守本职、集中精力“练功”的德国企业，反而打遍天下无敌手。更不用说，这样的企业创造了稳定、庞大的中产阶级，也使社会变得更为和谐。

曾几何时，中国经济学家们弹冠相庆，称中国比美国更自由，指的显然是自由放任式的竞争。确实，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当灵活，企业打压工薪、解雇工人甚为容易；以GDP为目标的政府，在劳资冲突中也往往站在企业一边。另外，企业唯利是图，哪里有钱就到哪里去，用心不专，乃至出现大量企业从事房地产投机的奇观。这也使得中国成为什么便宜就作什么的“世界工厂”，却在三十多年的强劲增长中几乎没有创造出一流的国际品牌。如今，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正在迅速消失，贫富分化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比美国还自由”的模式自然受到普遍的质疑。德国在大衰退期间的表现，正好为寻求发展模式中的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