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为什么百姓收入赶不上GDP增长

中国的GDP这些年增长很快，但为什么老百姓口袋里面可以花的钱、还有实际上生活中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和福利状况跟GDP的增长速度相比，总是要慢很多？今年上半年中国的GDP的增长速度从去年的11%，下降到10.2%，很多人就害怕了。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GDP如果低于10%，就会有更多的人失业。但是如果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10%或者8%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速度，在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每年GDP的增长速度只是在2%左右，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应该除以2，才能跟其他国家在同一层面上做比较。第二个我希望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收入增长速度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来讲往往要慢很多。第三个问题，有种观点认为中国GDP的增速度如果低于9%，就不能创造那么多新的就业机会，每年就会有更多的人失业，所以我也想从公有制或者国有制对整个就业机会的影响力来谈谈。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把中国整个社会分成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政府，从中央政府到省政府再到地方政府，城镇居民是第二个群体，农民作为第三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浅蓝色线代表政府收入，深蓝色线代表城镇居民的，红色线代表农民的。从这个图上我们看到，07年时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如果95年的基数是100，到07年的时候上升到670左右，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时，占的份额是最多的。城镇居民总体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面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总体上翻了1.2倍，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大的“饼”然后分给这三个群体，政府从这个饼里面得到的份额是最多的、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尽管中国GDP增长速度的数值很大，但是对于城镇和农村的老百姓来说要比政府增长慢一拍。总体上看，12年里国家财政收入翻了5.7倍，如果把这5.7倍的增长换算成年增长速度的话，平均每年上升16%，而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农村的纯收入在过去的12年里面年均增长6.2%。同期，中国的GDP是按照每年平均10.4%的速度上升，这是去掉了通货膨胀的真实的GDP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国家的财政税收以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在增长，年均16%，去年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是31%。而城镇居民特别是农民，这两个群体的增长速度要慢很多。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答案。
    另外要强调一下，这里所讲到的收入，实际上还不包括那些资产性的收入，这些纯粹是税和费，这个数据基本反应了增量的概念。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财政收入占整个中国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比如去年国家财政收入是5万1千亿人民币，千亿、百亿、万亿都是很大的数字，听多了以后变得非常的抽象，听起来好像和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为了把这些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就改了度量的角度，按照每一个普通人的人均收入来作为度量的单位。把国家一年的财政税收除以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样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了支持国家的财政税收，大概需要多少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这里给大家看的第一个数字是1766年，乾隆朝廷一年的税收是4937万两银子，按照当时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一年二银子，稍微有点技能的工匠在一个月可以拿到二两银子，这样折算的话，乾隆朝廷一年4937万两银子，等于是205万个北京普通工匠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说205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可以供养乾隆的开支。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5万亿美元，这2.5万亿美元，相当于8500万美国人去年一年的收入。
     
    如果换到中国，如上图，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随着78年改革开放的进行、随着市场化、民营化的发展，到1995年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规模达到了最小。在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把征税的权利下放到各个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只要各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地区政府可以不受制约的推出新的税种，或者是调整已有的税种的税率。2007年，全国的国家财政税收是5万1千亿人民币，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较一下78年，我们发现现在政府的规模重新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同时也超过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大小。
    再用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来作为参照系数，在78年的时候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96年的时候达到一个最低点，只要3亿8千万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就可以支撑政府的财政税收，但是去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看完这个数字很多朋友会说，所有农民加在一起也没有12亿，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在这里不是要求13亿农民放弃他们的开支，去支持政府的开支，而是说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整数，然后在三个群体中怎么分配。
    我们再看一下资产性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是怎么分配的。据统计，差不多有76%的资产性财富还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大概四分之一的资产性财富掌握在民间。根据一些研究机构前几年做的估算，到2006年年底，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差不多是50万亿，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所有国有企业资产加一起是29万亿元，把国有土地的财富和国有企业资产的财富加起来，国有资产的价值差不多是79万亿人民币。而民间的，到05年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是21万亿左右。相对而言，美国政府没有什么资产性财富，只有非常少量的土地。美国那些企业、产权、资产等等基本都是私有的，到去年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额是73万亿美元。
    假如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每年按照GDP同样的速度升值，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11.4%，06年年底价值为79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增值应该是9万亿人民币。去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是1.6万人民币，国家的收入大概是10万6千亿人民币，这是预算内的财政税收5万1千亿的2倍。而资产性收入加上财政税收，大概是15万7千亿人民币，如果除以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10几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
    中国的社会财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这样的配置结构，带来的后果到底是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GDP如果只按照8%、9%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增长的好处会非常少。重要的原因是财富在民间的配置结构，大家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每年可以花的收入应该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劳动收入和工资收入；第二部分是资产性财富升值的收入。在美国，一般资产增长的速度都是按照GDP两倍左右的速度上涨。但是在中国老百姓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的渠道基本上是被堵起来。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工资的上涨是我们最主要分享经济增长的渠道。为什么当中国的GDP下降到10.4%的时候大家开始担心，因为中国老百姓资产升值的渠道被堵死了。在过去12年里面中国年均GDP的增长速度是10.2%，但是农民的纯收入是按照每年6.2%的速度增长，这差不多是10.2%的二分之一，或者是0.6倍左右，城镇居民会好一点是8%，除以10.2%也差不多0.8倍。人们不能够感受到完完全全的10%的GDP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很多经济学家讲我们必须改变中国导向型的出口方式，必须通过内需的增长来带动增长，但是，财富升值的效益没办法流到老百姓的家庭，老百姓如何消费呢。
    我们再看一下，政府拿到这些钱以后是怎么花的。去年的财政税收是5.1万亿，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是6千亿元，等于是国家总开支的15%，等于GDP的2.4%，分到中国人的头上，每个人得到的开支是461块钱，相当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我们可以和其他国家比较，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分到美国人身上平均每人5000美元，这是美国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很明显可以看到，如果想要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手来实现第二次分配，为民生做出更多的贡献，实际上不需要国有资产，因为国有资产跟国家、政府在民生的项目上投资是多还是少，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关系。有人在呼吁增长税收，理由是要通过国有制和税收能够让中国在更广大的范围之内实现转移支付，但是，如果没有对权力制约的制度架构，这些二次分配和转移支付，只是比较好的愿望。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资产、获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其他的结果还有哪些。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在以前的苏联还是过去计划经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非常重视重工业、制造工业，而轻视第三产业、轻视轻工业。苏联当年也是这样，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重工业是苏联最强的，第三产业发展很艰难。之所以这样子，跟政府代替老百姓拥有这些资源、控制财富的重新配置关系非常大。大家稍微想象一下，国家通过所有制掌握生产性的财富，最后的结果肯定会重视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而由老百姓掌握财富的支配权和消费权的时候，最后会转变成为对服务业，对消费者工业有更多的需求，而不会转变成对大工业项目的投资需求。原因是什么呢？一旦花别人的钱，不仅仅不心疼，还需要追求效果。作为官员，一般都会把这些财富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些往往是基础设施和大的工业设施所具备的特征。过去6年我都会带耶鲁的学生到中国看中国的公司，最让他们感动就是宝钢的工厂，那么多的机械、滚烫发红的钢条，很了不起，那么大的形象，看得见、摸得着，这是给学生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觉得中国的制造业很厉害、很宏伟。
    官员如果把钱花在看不见、摸不着的教育、医疗上面，百姓可以感受到，但是别人看不见，我的领导看不见，如果这样做对于自己下一步的升官没有好处，官员就不会这么做。外地人来参观时，也不能说“你在这边做市长期间带来的变化真是大”，所以大家追求的目标都是看得见的“形象工程”。但是，一个社会的增长总是靠不断的投资、再投资，而消费跟不上，也许几年可以，但是长期靠这个模式进行下去，到最后生产了这么多东西由谁来买？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呼吁经济转型，呼吁靠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要改变、靠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也必须要有改变、靠制造业的模式也要改变，要更多的发展第三产业。但是，四分之三的生产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要这些财富升值，四分之三继续留在国家手里，同时又有这么多财政税收掌握在国家手里，必然的结果就是不断往工业一投在投、往这些基础设施一投再投。这样下去，一个国家还要靠出口市场，才能使那些投资多少有一些汇报，否则这个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长期靠投资怎么能维持下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
     
    如图，这个数字反映的是中国每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的比重，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按照GDP3倍的速度增长，在1980年的时候是20%，80年以后每年都在上升。到06年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51%。当然从效率上来说，实际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假如说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11.4%，我们可能会问，这11.4%有多少是来自于投资、有多少是来自于消费、有多少是来自于进出口贸易，06年有41%是来自于投资、03年的时候有60%是来自于投资，所以从下图图里面我们看到，投资对当年GDP增长速度的贡献，波动性很大。
     
    如果投资效率没有出现下滑，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应该是越来越大，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上升的趋势，反而最近这几年在逐渐下降，这就说明通过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越来越低。说白了是什么意思？投这么多钱、建了这么多钢铁厂，到最后如果没有同样需求的增长，花出去的钱是收不回来的。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储蓄率这么高，但是整个社会花费很少，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中国和美国人比，我们本质上不愿意消费，只不过本来应该我们花的钱都在政府的手里面，由政府花了。
    由国家花钱带来的后果有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后果，就是国家掌握这些财政税收之后只会进一步强化对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投资。如下图，比如说06年的时候，在国有经济中的固定资产投资差不多是8万亿人民币，而对于民营经济做的总投资将近2万亿人民币，把两者一除，06年的时候对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投入是对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入的4倍，不管是90年还是04、05年，还是现在对国有固定资产资源的投入，基本上是对民营固定资产投资的2.5倍。
    为什么有人说9%左右的GDP增长速度才能解决好就业问题，也跟国有制的关系非常大。下面这个图让我们看到，06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的投入是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4倍，但是所带来就业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淡蓝色的这个图反映的是国有企业所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数，上面是民营企业每年所创造就业机会数。8年以后一直到06年，每年国有企业丢失了几十万到几百万的就业岗位，98年国有企业损失了2千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到99年的时候，那一年国有经济失去了500万个就业机会，所以不管怎么样，尽管在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是在民营资产固定资产投入的好几倍，但是这些投资所能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一直都是负的，每年都在减少。而相比之下，尽管对民营经济的投入只有国有企业投入的1/4，但是民营经济仍然创造着几百万个就业机会。如果说保留国有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家经济战略安全，我觉得第一个安全就是就业的安全，通过国有经济的安排，更加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我们看到过去十年的情况正好相反，恰好是国有经济的投入越多，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如果说就业机会的最大化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恰恰要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说中国的经济必须按照9%的速度增长，要不然会出现失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伪问题，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改变公有制，关键是资源配置的方向，是政府决定还是由市场决定，这是根本的瓶颈，如果这改变了，那么中国GDP增长不需要9%也可以解决好就业的问题。
    最后给大家看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的权力大和小，最后决定那个地方的人收入机会更好还是不好。这个表主要是把各个地区做一个区分，北京是国家的首都，所以在2002年的时候北京GDP是最高的，仅次于上海；而省会城市又是每一个省最集中的地方；接下来是地区市；然后是县，县的人均GDP平均是5674，收入结构跟我们熟悉的权力结构是完全匹配，我主要是想让大家看中间的这组数据和后面的数据，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和少，从根本的层面上决定了各地方人收入的高和低。2002年的时候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15905、省会城市是9223、地区市是5137、县是最少只有590块钱；另一方面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百分比，也越来越低。
     
    最后我希望大家理解在目前国有制的安排之下，还有征税权力和架构之下，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老百姓的腰包里面感受不到和GDP增长速度相对应的好处，所以我觉得较好的办法把国资委转变成一个国民权益基金、国民产权基金，然后把基金分成很多的份额，均分给13亿中国公民，这样把财产还给中国的老百姓，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2008年8月2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在“燕山大讲堂”上做了题为“中国GDP与百姓收入”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