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浙商 宗庆后比马云多了些什么？

什么是宗庆后？若有足够勇气，愿意承受变化的重压，愿意承担命运的裁决，愿意接受时间的考验，你也可以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与“中国首富”的名头相比，同是浙江的“神”，同是“屌丝逆袭”的典范，也都曾遭遇非议，作为老头的宗庆后却比作为“青年导师”的马云更有价值。作为一个符号，或许宗庆后的意义更大。

泾渭分明的两个人，似乎在较量着谁应该是那座城市的“财富代言人”。看起来宗庆后遥遥领先，因为他已经多次品尝了“双料首富”的味道；但马云似乎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倘使他的阿里巴巴可以顺利地在美国上市并且估值符合人们预期的话。

从年龄、学历、习性、生意乃至生活方式来看，他们的确分属不同的年代，有着截然相反的形象；然而有趣的是，在中国工商界，这两个人都属于“草根崛起”、“屌丝逆袭”。他们都曾被非议，一个被《纽约时报》用以警告投资者“不要忘记那件曾发生在阿里巴巴身上的事情”，另一个因为与达能打了一场并不美好的仗，而使中国传媒业分成了立场鲜明的“敌我阵营”。

至为关键的是，这两个人都被闪光灯包围着，以致他们的形象被烧灼、扭曲。人们倾听他们的话语，相信他们的承诺，并以此想像他们为模糊而充满吸引的神祇。人们以为他们有解决一切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救主”。一位失意者渴望宗庆后的拯救，当他失望之后，他拔刀刺向了那位老人。这桩被张扬的刑事案，使宗庆后再次成为了媒体的焦点，更使他大受刺激；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种种提案与建议，是否会引致乖张的结论与行动。

宗庆后的首富后来被王健林超越，但他依旧牢牢盘踞在排行榜的前面。在中国的富豪榜上，这样的人物并不多见，宗庆后与梁稳根是当中的晨星。人们有时候会附会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作为褒奖或是恭维。

我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本“宗庆后传”，试图对几个问题进行解答：

为什么是宗庆后？

宗庆后是什么？

宗庆后为什么？

在我最近一次采访中，与三年前相比，宗庆后的气色好了很多。他正在逐步解决自己所揪心的所有事情—娃哈哈的接班人选择和宗馥莉的婚姻。

娃哈哈的接班人已经毫无疑问将是宗馥莉，她终将与杨惠妍一样，成为新一代富豪而非仅止“富二代”。

对娃哈哈的接班人问题，人们多年来一直在进行一场自欺欺人的争论，以为宗庆后将在职业经理人团队与女儿之间进行选择。

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创业企业家来说，倘使未尝扮演“白手套”的角色，从来不存在这样的选择，只要子女不像台州的罗煜竑那样，谁都愿意把产业交到子女手中；即或罗煜竑4年败光一家上市公司，他也成为了其老父的惟一选择。

至于宗馥莉的婚姻，多年来始终是宗庆后的心病。然而情感的问题，并非父亲与财富可以左右，除非是进行一场“战略婚姻”。对此无论宗馥莉还是宗庆后，都只能听天由命而已。而我们作为看客，静待一场结局即可。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首富，宗庆后具有符号价值。但更因为人们看重的不是宗庆后的财富，而是在中国的顶级富豪当中，宗是为数不多草根出身、艰难创业，通过自己的努力，挣扎着崛起的一个。他没有一个掌握资源的父亲，也没有一个能开着跑车为其做账的母亲，更没有身居高位的岳父。

他所从事的，是传统工业中最传统的部分。他没有倒卖地皮，也没有建设所谓的地标建筑。他只是卖水。他只是依靠自己，依靠娃哈哈的员工，一瓶水一瓶水地卖出了“中国首富”。

在一个最视若无睹的行当里，宗庆后实践了达·芬奇那句富有灵感的名言：“有人能看到，有人在别人指给他看时才看到，有人根本看不到。”

宗庆后看到了。这样的宗庆后，对于中国的创业者来说，其符号价值、象征意义，远甚于其他地产富豪和互联网大佬。

基于这样的判断，将宗的故事放在三十多年的大变局当中观测，我们会发现：

宗庆后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个人相信这个国家的伟大，因应时代的变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他同时还告诉人们：一个人如何在贫穷时保持向上的姿态；如何在富有时保持生活的质朴；如何在喧嚣浮躁中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如何在拥有力量的时候承担起责任；如何面对重压毫不妥协；如何成为一个真实的、自己希望成就的那个自己。

人们总希望宗庆后能够为他们提供一蹴而就的“人生格言”、倒果为因的“成功密码”；出版商与读者都是如此。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娃哈哈密码”、“宗庆后方法”。事后的讨论，一定会带来“倒果为因”的质疑。当我们试图探讨的是一个时代，以及时代潮流当中人如何屹立潮头，成为潮流的领导者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他所拥有的是野心、梦想和远见，付出的是勇气、感知力和承受力。

宗庆后与我们当下的每一个人都毫无区别，一个普通人，像是柳传志的自我评价，“一般人儿”。他们与我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够有勇气往前再迈一步，并且承担风险；他们能够透过重雾，努力看清未来的方向。不要小瞧这种勇气—三十年前，他们努力张望的姿态，正是对“摸石头过河”的实证。

他们这种张望的姿态，符合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符合索贝尔·西西利亚在《企业家》一书结尾的描述：“企业家是这样的人：他们想像着以一种新的方式把已存在的或潜在的因素结合起来，使机会成为现实；他们甘冒风险并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一理想。”

草根的出身、张望的姿态以及他们最终的成就，会使年轻人发出呼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没有谁会天生成为富豪，即或那些拥有各种资源的人。媒体喜欢关注“一夜暴富”。迅雷在纳斯达克上市后，雷军不是恭喜它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而是恭祝它的“成功”—毫无疑问，在这些所谓的“投资家”眼中，“成功”意味着变现，意味着财富的爆炸。

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却非如此。他们若非为生活所迫，主动转型为商人的，寥寥无几。他们创业时所依靠的，是本能的冲动与找回失去时间的紧迫。譬如宗庆后，他创业时既有生活的压力，也有内心的驱动。两种力量综合起来，辅以他的天赋、勇气和努力，再加上那么一点点儿幸运，就成就了今日的“中国首富”。

我们事实上无须问“宗庆后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宗庆后是什么”的时候，人们就应该意识到，若有足够勇气，愿意承受变化的重压，愿意承担命运的裁决，愿意接受时间的考验，每一个人都可以讲述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

对比“中国首富”的名头，作为符号的宗庆后远比作为富豪的宗庆后更有价值；作为老头儿的宗庆后比作为“青年导师”的马云更有价值。

娃哈哈是个奇迹，从校办工厂卖水做到登顶富豪榜，宗庆后在他的商业帝国里勤勉专制。也正是由于他的强势，哇哈哈内部似乎未见其他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

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哇哈哈也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遭遇瓶颈，最初的困局在于利润日渐稀薄的单一产品线。为打破这一困局，哇哈哈有过很多尝试，终未有实质性改变。现实是残酷的，市场也总难以捉摸，哇哈哈日后需要面对的挑战或许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