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造了硅谷的隐密富豪

数月来，在科技专业人士中一直在猜一个谜：推测某公司的身份，这是一位神秘租户，打算搬到在米内塔圣何塞国际机场（Mineta San Jose International Airport）附近规划的200万平方英尺（约18.58万平方米）的办公园区。有人认为这家公司是苹果（Apple），它现金充裕，要把钱撒到库比蒂诺（Cupertino）和桑尼维尔（Sunnyvale）以外。看看这片办公园的规模吧：10幢7层楼高的建筑，7,000多个停车位，占地面积是Facebook在门洛帕克市（Menlo Park）的总部的两倍。也有人说，它是三星（Samsung），或谷歌（Google）。请注意，这座设施有谷歌式的地下室、高架桥，图纸上还标有足球场。还有人说某公司是高通（Qualcomm），它正从圣迭戈（San Diego）的腹地搬出来。它或许是EMC或SAP公司。别忘了，圣何塞（San Jose）的市长放出口风，说是一家《财富》美国100强公司……那可能是微软（Microsoft）吗？抑或是思科（Cisco）？
    不过，在所有与这个开发项目有关的人物中，有一位对它的谈论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他最能讲有关这个项目的谜案，以及有关硅谷的历史甚至是它的未来。令人惊奇的是，此人在硅谷之外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晓。他就是77岁的老约翰·阿里亚加（John Arrillaga Sr.）。他是这个项目的开发商皮瑞阿里亚加公司（Peery Arrillaga）的联合创始合伙人。没错，创造出当代科技行业的是像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这样的梦想家，他们是半导体行业的开创者，把圣克拉拉山谷（Santa Clara Valley）变成了硅谷；是像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和戴夫·帕卡德（Dave Packard）这样的计算机天才，他们向人展现了在一间车库里创业的浪漫色彩；是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当然，只因为他是史蒂夫·乔布斯。但阿里亚加却是建造出让这一切发生的技术走廊的人，他恰巧也是硅谷著名的风险资本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岳父。
    他和商业合伙人理查德·皮瑞（Richard Peery）是房地产开发商。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富有远见地买下了硅谷的果园，将那里的农田变成了占地数千英亩的低板办公楼和公司园区，接纳了英特尔（Intel）、惠普（HP）、苹果、谷歌等公司。这二人总共建造了超过1,200万平方英尺（约1.115平方千米）的办公空间，销售或租赁地产所得达数百亿美元。这一成绩让阿里亚加的资产净值超过25亿美元，也许是硅谷中不靠创办科技公司赚钱的最富有的人。（皮瑞也是亿万富豪。）
    基本上在开发这些项目的同时，阿里亚加还一点点地改造了他的母校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向该校赠送了数亿美元，还捐建了160座建筑，包括他在2005年和2006年间拆除又重建的斯坦福体育场（Stanford Stadium）。有人甚至把斯坦福大学的运动队史无前例地连续夺得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的赛事冠军也主要归功于阿里亚加的尽职尽责并且亲自过问的赞助。（这么说一点不奇怪。）今年6月，斯坦福大学收获了它的连续第20座里尔弗尔德体育公司董事杯（Learfield Sports Directors' Cup），该杯奖给美国体育课程整体最佳的大学。
    如果这些都不算稀奇，那么此人在一个方面与科技行业以明星为中心的作派截然相反。像乔布斯、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和拉里·埃利森（Larry Ellison）这类的公司创始人，他们的口头禅总在谈“看看，我做了什么”，而约翰·阿里亚加却不想出名。这位开发商以隐密著称，不愿意领奖，不搞剪彩仪式，从不和媒体谈话。（他拒绝为本文接受采访，保持了他的一贯作法。）尽管他的姓氏为斯坦福大学的几座建筑添彩，但是据报道称，他的大多数捐赠都是匿名的。在采访过他的数十位同事、亲属、商业合伙人（这些人很多也要求匿名）之后，你可以描绘出这样一个人：他极度谦逊，甚至在听到恭维时显得万分痛苦。两位曾经是阿里亚加在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市（Inglewood）的莫宁赛德高中（Morningside High School）念书时的同班同学的老朋友称，他会带着一种温和的失望听这些话。其中一位说：“受人敬仰在他的生活里没有位置。”

    约翰·阿里亚加生长于洛杉矶西南的一座小城、加州英格尔伍德市的一个有5名子女的下中产家庭。父亲名叫加布里埃尔（Gabriel），祖上的根可追溯到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的巴斯克（Basque）地区，加布里埃尔经营一家小批发店；他的母亲弗里达（Frieda）是家庭主妇，养育5个孩子，给邻居们洗衣服。钱总是不够用。弗里达靠面包片夹生菜喂饱了孩子。周六的晚上是全家的“牛排之夜”，七口人分享一块牛的后腹肉。
    从约翰的中学高年级时的照片看，这是一位肩膀宽阔，身高6英尺4英寸（约1.93米），体重只有165磅（约74.84千克）的少年。他穿不起夹克、西装衬衫和领带，只好从化学老师那里借，袖子竟然短了6英寸（15.24厘米）。1955年，阿里亚加从莫宁赛德高中毕业，凭借篮球运动员奖学金上了斯坦福大学，为了交学费，他打过好几种零工，比如在学校里送邮件、临时园艺工等。
    在篮球场上，阿里亚加证明了他配得上这份奖学金，在读大三那年，他场均得分为14.2分，为全队最高，并入选了第三支全美大学生全明星队。从各方面看，在斯坦福的时光都让他的人生定了型。威尔逊·松西尼·古德里奇·罗萨蒂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的董事长、他的老朋友拉里·松西尼（Larry Sonsini）说：“我想，当他回顾他卑微的出身，他在斯坦福大学打球，后来赶上一波成功的浪潮时，他绝对不会忘记大学这笔财富。”
    阿里亚加打了一年多的职业篮球—先是在西班牙，然后到了金州勇士队（Golden State Warriors）的前身旧金山勇士队（San Francisco Warriors）。他在勇士队待了6周就退出了，并不是因为他上不了场，而是他无法忍受已婚队友的行为，他们随便和女球迷上床。[她的女儿劳拉（Laura）说：“别人损害了他特别珍视的价值观。”劳拉嫁给了安德森，在201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慈善的畅销书《捐赠2.0》（Giving 2.0）] 阿里亚加于是去给商业房产公司雷诺哈德利（Renault & Handley）做地产经纪人。当时，他在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他一心要让手中的房子与众不同，甚至亲自动手给房子做景观图。
    在20世纪60年代初，阿里亚加通过理查德·皮瑞的叔叔认识了他。他叔叔当时是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一位高管，觉得他们俩有很多共同之处。雄心勃勃的皮瑞来自于帕洛阿尔托，很早就表现出创业家的气质。在上中学时，他就拥有斯坦福大学里所有的口香糖贩卖机。十几岁时，他自己开办了微型高尔夫球场。
    那时的圣克拉拉山谷大部分都是未经开发的西梅、杏树和樱桃种植园，两人从中看到了巨大的潜力。半导体行业已经起飞。像英特尔这样的新兴企业正在快速扩张。当时的办公园区斯坦福工业园（Stanford Industrial Park）占地700英亩（约2.83平方千米），已经入驻了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惠普至今还在那里），看上去太小，不足以应对科技行业的成长。
    带着2,000美元现金—和其他人的一些融资帮助—两人拿下了数千英亩果园，在还没有租户的情况下就搞起了开发。他们的这种投机方式在当地根本闻所未闻，但是两人相信，只要他们建造出办公空间，就会有人来租。他们很快就把自己的企业取名为“皮瑞阿里亚加”，一开始，公司在桑尼维尔、圣何塞、山景城（Mountain View）等地区集中建造低矮的混凝土楼房，叫做“立墙平浇式建筑”，力求多快好省。在这期间，两位创业家主要依靠自我资本资助他们的冒险。阿里亚加讨厌向别人借钱。安德森说：“这种不愿负债的态度是让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
    阿里亚加和皮瑞各自带来了不同的技能。皮瑞在房地产行业浸淫多年，对于该买什么样的土地有着非常良好的感觉，他还懂得如何让施工项目快速获批。阿里亚加负责与供应商和租户谈判。安德森在硅谷的那家以两人姓氏为名字的风投机构的合伙人本·霍洛维茨（Ben Horowitz）说：“约翰是心理学天才，他对人的理解非常深刻。”松西尼说：“我知道，有时候，他都把对方谈到亏钱的地步了。然后，他停下来说：‘看，你其实不应该给我那么多，让我们在这个水平上各退一步，也好让你有利润。’”
    与此同时，这位年轻的开发商成家了。1968年，他娶了一位公立学校的六年级老师弗朗希斯·玛丽昂·库克（Frances Marion Cook）。她后来在帕洛阿尔托医疗基金会（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和半岛盲人及视觉障碍者中心（Peninsula Center for the Blind and Visually Impaired）担任董事或受托人的角色。当夫妇俩的第一个孩子小约翰（John Jr.）出生时，弗朗西斯彻底告别了课堂。劳拉在11个月后降生。现在的劳拉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教授，她继承了父母对慈善的热情，领导一家专注于教育问题的非盈利组织劳拉·阿里亚加－安德森基金会（Laura Arrillaga-Andreessen Foundation）。1995年，弗朗希斯在跟肺癌抗争了20个月后离世。（斯坦福校友中心以她的名字命名。）数年后，阿里亚加娶了来自于檀香山（Honolulu）的一位前律师焦亚·法西（Gioia Fasi）。现在，他与法西生活在波尔托拉山谷（Portola Valley）的一处占地200多英亩的隐秘居所。每周，他要花掉6个多小时来亲自修剪40英亩（约0.16平方千米）的草坪。
    从一开始，他和皮瑞在签订土地协议时就带着对价格和价值的敏锐感觉，并能做好很难的短期预测。皮瑞阿里亚加公司的长期合伙人、房地产开发商WSJ Properties的联合创始人老博伊德·史密斯（Boyd Smith Sr.）回忆皮瑞曾对他说：“你要在买的时候（而不是卖的时候）就赚到了钱。你买下它时，就得知道它在一个月后会拥有更高的价值。你要以非常优惠的价格买下它。”
    当然，没有什么能担保他们俩买下的农田在一个月后会更值钱。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各种迹象都表明，当时就是这种情况。那时的圣克拉拉山谷正在成为美国的科技中心。随着个人计算、软件和半导体行业创新的繁荣，世界各地的工程师和企业家都涌向了这个地区。甲骨文（Oracle）、思科等企业在它们最初的办公地发家，然后搬进了新设施，速度就和皮瑞阿里亚加开发它们的一样快。没过多久，公司就成了硅谷里有求必应的房东和开发商。两人建造新大楼，并将它们卖给了领英（LinkedIn）、谷歌和苹果。他们按定制规格开发商业办公空间，然后出租给多家小租户。
让这两位合作伙伴脱颖而出的，不仅仅是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还有他们对细节的关注。硅谷里有很多人说，阿里亚加的专注近乎于痴狂。他投入1亿美元重建斯坦福体育馆，与三班倒的工人一起不分昼夜地工作，仅用了10个月就建成了。阿里亚加不仅挑选工人，还选定了食品摊销售的食品种类、座椅材料—甚至是围绕记分板的棕榈树。（他从另一处房产将这些树挖出并转运过来。）
如今，阿里亚加每周至少用一半的时间开着他自己的高尔夫球车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视察，他要照看至少11个同时在扩建的项目，要更好地装扮校园。其中一个项目是今年夏天开放的斯坦福排球馆，设有草坡、棕榈树和四个填满了沙子的排球场—沙子来自于蒙特雷（Monterey），经过了精细的研磨，阿里亚加特别喜欢。和之前建造斯坦福体育场一样，阿里亚加监管开发的每个环节，甚至亲自设计周边的栅栏。栅栏由一种合金钢制成，可以承受风吹日晒而不变形变色。
尽管十分关注细节，但有报道说，他拒不把这些细节落实成文件。合伙人说，在这个痴迷于条款清单和员工合同的世界，阿里亚加从不与他的建筑队签订正式的合同。

他做生意的方式似乎很老派，虽不合乎法律之处，但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硅谷很多知名人士都说，这就是阿里亚加（他有机会进入一些新创企业的董事会担任舒服的董事职务，但他坚决拒绝了。）成为新一代企业家和高管的榜样的原因，他们当中很多人一开始是找他问地产开发方面的问题，却成为回头客，不断前来寻求他的智慧。安德森也经常向他的岳父征询意见，这也许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可霍洛维茨也说，他一样渴望到阿里亚加那里聆训。这位开发商在方方面面向他提供建议，从房地产事宜（他说：“始终找负债的、有麻烦的卖家收购。”）到为什么背叛你的妻子不值得（这种事似乎不用解释）。霍洛维茨说：“他是所有人都想和他做生意的那种人。”
尽管阿里亚加过问浴室瓷砖的细节和楼盘景观模型的制作，可他的项目并不是那么的美观。他的楼盘和硅谷的很多—甚至绝大部分的—建筑一样，都只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但是作为一类经济指标，这个二人团队的开发项目确实是美丽而且明白无误的。公司的网站显示了它的活动区域，它列出了在硅谷南部、米尔皮塔斯（Milpitas）和南圣何塞（South San Jose）、在机场附近数十处可供租售的房产。在北圣何塞（North San Jose）的机场附近，某公司（它的名字在本文付梓之时仍然是个秘密）正准备入驻（也可能搬迁或扩张至此）。那里大概要出现一波新的科技动向了。
    硅谷的楼市在不断上涨，它还有多大向上的潜力？与阿里亚加接近的人说，他认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需求绝大部分来自于谷歌、苹果和领英—这些科技巨头一直在扩张业务、增加员工人数。推动它们不断寻找办公空间。它们正投下巨赌，如此扩张，就连阿里亚加也从未见过（我又是听他的同事说的），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繁荣时期也不像现在这样。
    安德森说：“约翰认为，这一势头非常强大。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硅谷的奇迹。”安德森回忆起在不久前的一次谈话中，他问岳父：假如他能抱着与从前相同的创业热情再次投资于美国的任何地方，他应该选择哪里？
    阿里亚加完全没有迟疑：“嗯，湾区吧。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