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创新源头再观察

这次创新之旅，震撼最多的是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正在孕育和加速发展中，依稀已经可以听到新一轮变革的阵阵浪潮声。

记得1999年《经济学家》杂志曾经将“有限责任制度”列为“最终改变了全世界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因为“有限责任”使创业者可以免于失败后倾家荡产的风险。一位美国教授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发现，美国法律对于中间平台的保护更为有力，而欧洲、亚洲国家的法律变革相对迟缓，由此奠定了美国互联网产业飞速发展的基础。

一路下来，边走边思考，确实再次印证了制度、法律与环境的重要性。媒体实验室能够进行各种超前试验，是因为项目成功后投资者、发明人可以依法分享股权。奥巴马政府2012年通过《工商初创企业推动法》放松对私募的限制，才使众融成为可能。

硅谷的成功，其实并不是加州政府有意识推动的结果，要知道加州税率在美国非常高，劳动法和环境法也是有名的严苛，以至于总部和诞生地都在加州的特斯拉不久前刚决定将超级工厂建在内华达州，加州只能看着自己的大胖儿子被别人抱走。硅谷的创新力与创造力说到底在于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看到一个个在哈佛、 MIT求学的国内学子几乎都有创新项目，就能感受到这种创新文化的躁动与活力。

如果说新产品、新技术与新商业模式是创新的累累硕果，那么，制度、环境与文化则是创新的土壤和水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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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行：创新源头再观察

时间：2014 年 8 月 24 日~ 9 月 6 日

地点：纽约 / 波士顿 / 旧金山

编者按：腾讯创新思想考察团于2014年9月对美国高校实验室、高科技企业和创新机构进行了考察。此行除了腾讯负责人和高管，还邀请了 20多位国内高校学者、投资、经贸、媒体领域专家及互联网业界专家。考察团访问了华尔街、硅谷以及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涉及互联网众筹、移动银行、互联网金融、工业设计、创新孵化、创新咨询、媒体融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并与图灵奖得主交流对话，参加由美国亚洲协会组织的社交媒体座谈会，此外还参观了腾讯公司在美国的投资运营情况。这是国内少有的一次针对美国创新趋势的深度考察交流。虽然还仅仅是局部的了解，但美国科技业的最新发展让人深感震撼，中美未来的竞争将是创新竞争，建议国内加快营造真正的全面创新环境，迎接世界科技和商业可能发生的颠覆性变革。本文记录了考察团成员的部分观点。

一、美国创新让人震撼，很多东西我们还不知道

林永青：这里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在美国创新的人非常非常多，创业天使投资也成千上万计。而在中国， 这种事才刚开始。

胡延平：美国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产业，从去年至今，一直在酝酿产生新东西，国内谈可穿戴设备也好，谈社交网络也好，都没有这么新，很多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互联网的下一浪是什么，微创新、长尾可以概括吗？是整个生态的重构 , 不仅是新的技术型产品。大众性创新仍有很强生命力，并不能说这世界不会变。

王煜全：这次来美国有很多收获，比如虚拟现实技术，我们只在研究技术，而美国人在研究这个技术是怎么改变人类社会的认知的。未来技术会决定未来社会走向，甚至对人性带来深远的影响，对这方面不了解很危险。我们要学习西方，不光要研究“硬的”科学技术，还要研究“软的”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影响，不然我们会在软实力上输掉。

沈浩：这次考察的感觉一是高大全，一是小精美。看世界时，可能是通过窗户，也可能是从世界外看窗内，感知不一样。万通的中国中心可能是高大全，美国创新类公司则是小精美。

段永朝：首先是历史感，这么一个年轻国家，却历经沧桑。其次是反思。跟国内对比，看到创业的场地，敞亮的空间，感到很真切。说到“雾霾”这个词汇，我们的思想还沾满灰尘，污垢很重而不自知，我们做了大量不当假设，要减少黑暗中的摸索。

易欢欢：在 Lending Club 收获很大，它的定位定性是中小贷款公司，它能获得消费者的信息。美国的监管机构等同于金融机构的权重。GBOX 公司是开放的，谷歌等都可以接入，支付成本低廉，可以把各种资源组织在一起。

喻国明：我的感觉很震撼，看到中国在工业设计、市场、战术等方面有差距。美国有很多个案，它们是为明天创新，是在做战略设计。我们这方面有巨大反差，很紧迫，我们还考虑昨天和今天。战术虽然重要，但是不考虑明天不行。

姜奇平：第一要把思想传递给想听到的人。我以前看外国人写的书时，感受很深刻，而听他们说话则浅显。这次不一样，专家翻译到位。第二要把炮声传递到该听到的人。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是信息，而不是金融。信息透明，导致收益。我们上层目前还没有看到，使得监管与互联网存在紧张关系，他们认为信息透明，风险越大，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告诉我们，金融赵透明化，风险越小。所以应该这么做，从而打开局面。腾讯和国内的互联网企业面临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把这个信息带回国内。

刘畅：在硅谷，我们看到了商业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但更看到了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差距。美国再小的公司，它的价值观都是希望它做的产品能改变世界。而我们国内的企业都还处于改变生活的阶段，目的是单一的商业或者财务诉求。但好在我们迈出了第一步，看到了与西方的差距，我们能够反思并且重新定义一个企业的价值，比不知道有很大进步。

二、 中美的竞争是创新竞争，我们有无可能反超车

姜奇平：借鉴互联网前二十年的成功经验，我认为，中国互联网行业之所以成功，是中国五千年来的独特经验，是大众创新，做成功了。从大众创新角度讲，有可能中美会成功，欧洲会输得惨。强调大众创新，就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中美之间很可能会有创新竞争。

中国有无可能反超车？以前美国创新门槛蛮高，菲尔普斯主张大众创新，与熊彼得相反。一是知识产权，二是风险投资，把大众创新激活了。但是，这二者现在门槛都不高了。中国有没有可能比这个门槛还低，在未来二十年烧成大火？能不能不上市、不获知识产权，也能创新？这种势头，在中国暗暗涨起来。百度、腾讯等大的互联网企业，要把开发工具交给老百姓，交给草根，就能创新。

低门槛草根创新，可能是未来二十年的土壤。在美国，草根创新障碍少，中国则多。众投有很低的门槛，包括金融透明化，也是小银行，比大银行更有优势。开放产生力量，正确本身比权力的力量大。这是对我们的启示。中国搞纳斯达克不容易，做知识产权也难，但是，腾讯、阿里等，这在历史上都是很少有的。拿工资的人，穷则思变， 把他们激活， 有好的方法， 就会星火燎原。中美创新战要赢，就是要让创新门槛更低。这是菲尔普斯说的大繁荣，三五百年的大繁荣。中国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它又是很具灵活性的国家，弄出一个野火型的创新格局，也说不定。

胡延平：腾讯怎么才能从一个强大的互联网公司变成伟大的互联网公司？国际互联网业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哪些点上，该做什么事情？我们来到了一个重新思考的阶段。现在的这个阶段，很难说是奇点，但它是交界点。PC 告一段落，移动互联网刚起步，智能互联网在向生物互联网走。腾讯这样的大企业在发生变化，微信、WE 大会、《腾云》，包括这样的考察活动，还有 90 后沙龙，腾讯为何做以前没去做的事这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思考角度。

喻国明：过去到美国、欧洲，是去高校，现在是去企业，很长见识。过去到国外走一圈，能把它们的东西拿过来，很有效，现在拿不过来，很难简单地在中国复制。原因很简单，过去的发展是要素性发展，现在是关联性发展。单纯要素，没有其他支撑，你拿不过来。我们看的创业公司，跟我家一样大，它能够专心致志做自己认定的方向，但在中国，你有时找不到方向。美国有一个宏大结构，跟社会形成关联，有秩序、有机制。但中国缺少这个氛围。中国人要做， 不仅做自己， 还要搞好关系， 中国人很聪明，但有的事很难实现。现在进入关系构造的社会，不是简单可以复制。不是人到了就能复制，是要谋求改变。

王煜全：这回看的几个企业，特有意思，有代表性，与互联网相关，但不是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已经渗透各行各业，在改造各行各业了。有人说中国未来出不了 BAT 那么大的互联网公司了，我一点儿都不担心，当传统行业被互联网改造，比如汽车业被互联网改造了，那会是多大的市场，不是互联网，而是整个汽车产业都可以被纳入进来，肯定会出现比 BAT 大得多的企业！美国创新的标准范本已不是扎克伯格，他是纯线上，这种会越来越少。纯线上的公司不能说结束，但平台化过程已结束。再做平台替代 Facebook、替代微信，不太可能。谷歌是更好的例子，但还不是最标准的。今后将是一个传统产业的专家，可以是职业经理人，也可以是连续创业者，找到高校，拿到最好的专利，做创新的产品转化，实现爆炸性增长。他必须对行业有洞察力，找到最新科技来颠覆它，迅速形成大企业，全球覆盖，产品制造要全部外包。这就是搭积木式，一定把自己做成最长板。或者研发，我是世界最好；或者我做公司，经验最好；或者我的设计是世界最好，其他领域最棒的公司才愿意与你合作。选最好的积木搭在一起，瞬间建立起大企业所有的职能。

胡延平：有远见的公司、胸怀远大的公司，不是仅仅想着挣钱的事。财务型公司永远成不了伟大的互联网公司。我在中国的互联网身上看到了变化。这个变化，应该一直走下去。跨界的打法不仅不能丢，要真正走到实质上。创新走得最快、最前面的，永远是主动的。要做政策还没有看到的。

创新最大的力量，在于改变竞争发展的象限。插头去掉，用无线电，上网不要 3G、4G，这不是遥远的事。通过大气层，上千公里的能源输出，这是新象限的东西。如何做新象限的创新，如何看到它把握它，像谷歌的星空互联网计划。这些不会很远。当成本降到一定程度，千亿级、万亿级公司就没事干了。美国人在战略、架构、视野上比中国人更有远见，更具专业性，更具跨界性，敢于去想象未来、创造未来。

很多中国人，很多创业者，可以说绝大多数，并没有把问题太当真，只想挣钱，只想融资，真正胸怀梦想的有多少？他们缺少强大的自信，夜深人静，面对自己，并不自信。这是民族的普遍现象。但 80 后、90 后、00 后，像韩国一样，在往前走，经过一代代人，今天成了齐刷刷的一代人，我们也有这么一个过程。有梦想的企业，有专业精神的人，是改变维度、改变象限的人。腾讯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整个生态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将来一定是外部创新为主，方向毫无疑问是涌现式的大众创新，而且会基于互联网进行重新组织，搭积木。

王煜全：未来的大企业，形态在发生变化。现在大企业很死板，所有员工从属于一个企业。未来的企业，关系不从属，是协作上一起完成一个大企业。在美国可以看到，大企业成长速度越来越快。Facebook 的纪录很快会被打破。另一个例子，无线充电一定会是潮流。MIT 发明了室内 Wi-Fi 充电。一家公司现在已经跟丰田达成协议，丰田先交了三百万美元，每辆车出来还收专利费。相比之下，充电桩多笨，哪个才是颠覆世界？美国科技发展得太快，很多目前中国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中国是在与五百强合作对接，五百强做什么，我们知道，但它们的研发，过去三十年里砍掉一半了，我们却不知道。在收割的季节再去合作，就没有机会了。现在是机会。你有机会投资下一个 Facebook，下一个成批量出现的东西。

但风险在于，中国企业搞制造业升级，但五百强没有高科技，你怎么升？网络核心节点能力超过边缘节点。都在跟美国增加协作，但美国跟各国拉开距离是肯定的。而且把人才从国外挖回来，网络就断了，优秀人才的核心节点边缘化了。怎么办？必须研究人家的创新发现了什么趋势是什么。有聪明的判断，用跳跃式发展，下一轮等着你来打。中国哪块积木最长？一是中国有钱了，万通在华尔街租五层楼了，跟老美谈省事多了。二是市场优势，单一市场不输于美国了。电影票房有三百七十亿，美国也就五百亿。他越来越多地用中国演员。《变形金刚》，六七亿美元的市场过去了，必须跟你谈。美国企业进入全球市场，顺序一定是先本土，再欧洲、日本和其他，从来没有中国。现在你往前走，帮它加速，它乐死了。因为突然增加了中国，净值增加了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三是中国制造业是一块巨长的板。美国的商标，产品需要原材料不到五项的，全球哪儿都能生产，但凡沾电子，一色中国货。这不可能在别国生产，因为元器件需上百人集成组装，中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什么品牌都在中国做。

问题在哪里呢？能否把制造业长板跟创新对接，以最好的科研、最好的产品、最快时间拿下全球市场。中国融入世界，国际化是关键环节，这个最重要。我曾经跟深圳市长说，要让美国每个创新者在深圳拥有一个工厂。以前长尾无法赚钱，但全球的市场，人多了，就能赚钱。全球化使利基市场、长尾市场都大了。跨国企业以后是领域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集装箱也是消灭地域性的。这种时候， 我们需要理解的新趋势， 就是找到中国的定位，再去和对方谈，理直气壮。你不找我，你价钱下不来，就没戏了。我们生产一种盲人眼镜，美国二十五万盲人，全吃掉，2.5 亿美元到头了，但我投它，把它带进中国，估得便冝，中国有五百万盲人，翻多少倍，值钱了。更别说制造了，一万美元是在美国的成本，在中国，一千美元都不到。

林永青：中国创新环境，是怎么做的问题。我从四个层面来谈：（一）企业内部如何创新。比如 BAT 等大公司，要有内部创业机制。这个机制得要相当开放，比如给你百分之二十的股权。（二）创新靠什么驱动。一是知识，一是资本。我认识一位著名的美国企业家，他的案例很有说服力。他是硅谷最早的互联网企业家之一，已经拥有三家上市企业。在他的团队里，有做技术的，有资本家，有企业家，还有哲学家。技术未能实现的，只能哲学去思考，在下一步等着技术。（三）对于整个社会创新环境的建设，腾讯智库这样的大机构要起更大的作用。要号召各个领域专家参与，不只是技术专家。只有知识加资本才能推动创新的发生。（四）美国创新环境很好，知识、资本很重要，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制度，是允许你去创新。制度问题没解决，众融(Crowd funding) 不可能做，私募不可能做。美国众融法案的实现之中，就有推动奥巴马立法的人。中国法律专家和技术专家，必须有人来做推动立法的事情。产业界要推动，否则中国的创新遥遥无期。推动为创新立法，目的并不只是给予某一群人市场准入，让他们有赚钱的机会，目的是鼓励及保护真正能够促进社会改善和经济发展的创新。政府也在改变，希望鼓励创新。真正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创新是完全可以被评估的技术问题，是否要通过立法来鼓励某件事情，并不复杂；但如果制度问题没能解决，富有活力的草根们也无法创新。

喻国明：我经常在想，在中国做事情， 与美国做事有何不同？中国的做事规则，抓大放小、弹钢琴、抓关键、纲举目张……在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源重新构建下，权力在下移。今天的活跃性资源、指挥权、影响力等，越来越向下移动，实际给我们做社会、做学问的提供了一个机会。当互联网对资源配置重新关联后，一个小人物调动的资源，比过去有巨大的放大作用。现在，一个普通人说两句真知灼见的话，就有大影响。他调动的权力资源、社会资源比过去要大，社会动力资源正在向下移动。我们的职能转变就在草根，要激发下层，要我们自己去做，要腾讯这种大企业来做。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腾讯未来发展的空间。中国发展得好，腾讯的机会就多。

三、 中国企业需消除 “思想恐惧症”， 亟待从制度上培育创新环境

段永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国内企业具有强大的意志和毅力，打硬仗、打恶仗都没有问题。但未来的世界之变，需要更宽广的视野，因为这种变化往往是颠覆性的。国内谈论复杂性、复杂网络分析、社会计算、大数据，仍然停留在推荐算法应用的水平，也就是说，把复杂科学、大数据看成杀敌制胜的法宝和灵丹妙药，认为技术永远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这恐怕很难走远。增长问题、创富问题、生存问题成为困扰决策者、企业家，甚至学者的核心命题，“做大做强”依然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在激烈竞争中学到的刻骨铭心的宝贵经验，“赚钱”的生意观不但理直气壮，而且渗透到理性思考、学术思维的深层。国内自称有伟大抱负的企业家，往往患有“理论恐惧症”、“思想恐惧症”。他们以实用为荣，以好用、奏效为唯一标准，这种状况是可怕的。

姜奇平：我曾去奇点大学，看到美国的创新家们热衷于前瞻性的奇思妙想，而中国知识界和科技界的一些人被资本意志和自己的私利引导主宰，难有创新的原因在于不能专心致志研究客观规律。

沈浩：我们访问的几家创新公司，面积都不够大。但创新是否可归于文化？不是因为基础设施，而是 Idea 层面的。他们不愁吃穿，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人？我们的学生，怎么能让他们具有创新思维？现在让他去创业都很难。给了学生钱，他不敢花。我们特别希望能给学生投二十万、五十万，能不能给他一个房子，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希望回到国内，是从小做起，不是大而全。腾讯这样的企业怎样支持这些超级小微企业去创业、去创新？

胡延平：我感慨的是，技术产品差别大，关键是思想层面差别大。国内有小智慧的多，发现未来、改变未来的少。这其中关键的是精神。首先，我们不是急慌慌地去抄，而是要承认差距，认真学习，最怕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的东西，去做有深度、有智慧的思考。就像科学，都是有限认知。而国内的总讲人定胜天，讲我的最牛。这个东西很可怕，很愚昧。科学只是一定阶段的描述，只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喻国明：都在讲以人为本，但真正能够去做的，还很不自觉。过去解决物质短缺，工业化后才讲以人为本，构建社会生活。 消费、科研以人为中心， 了解人、 认识人。 我们的科研和市场还很短视化，而链条因果都改变了。要调整布局，更符合人性，腾讯和诸多大的企业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