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新生中国人占1/4，说明什么

几年前《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是下一个研发超级大国吗？》的文章。

一位资深人士答到：眼下中国还不算是超级的。不久前，它在经济上都无足轻重。你可以罗列事实和统计数据，从中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例如，中国的研发预算增长迅速，但是它的基数小；中国的科学博士生数量高速增长，但他们没有我们的优秀；中国人正在美国申请越来越多的专利，但美国申请的专利数量要多得多。而且，有人认为只有美国能创新。

随你怎么选。但我的看法是，我们的麻烦要比我们知道的要多。我认为美国人过于自信了，往往低估了亚洲人。当上世纪60年代我还在上中学时，我们都对日本汽车公司嗤之以鼻。但今天，丰田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厂商（或十分接近于这一地位），美国福特和通用汽车深陷困境。

中国走的是相似的道路。首先是生产低技术产品，其次是组装高技术产品，最后是设计高技术产品。他们早已进入第二个阶段了，并正在跨入第三个阶段。中国人如今还有一个太空计划。主流媒体报道称中国计划在月球设立基地。中国还进入了卫星商业领域。不久前，他们打下了本国的一颗废弃卫星。这被五角大楼解释为军事威胁。

我认为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对于中国人来说，与美国搞军事对抗毫无益处，而避免对抗则有利无害。他们没必要打仗，他们只需要经济增长。提到中国的研发时说，“质量与数量同步增长。10年前，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一般都到国外留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许多顶尖的学生本科毕业后仍选择到美国去，但他们还有另外的选择：中国的精英大学能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

我的一位朋友曾写了一本书，介绍哈佛大学自1995年以来发生的变化。这位朋友说，这所学校如今1/4的学生是犹太人，中国人也占1/4左右。许多报道说，中国科学家如今越来越多地回到中国，因为那里的机遇多。从竞争的观点来看，一个“不祥”的事实是：中国政府看上去既聪明又务实。它知道如何刺激经济，也清楚地明白技术是关键。当一个人口是我们4倍的国家，将大把大把赚来的钱明智地用于技术基础设施时，我想我们该为此清醒清醒了。

其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美国不必紧张。2011 年王石正值耳顺之年，这位功成名就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教父”，选择去哈佛大学当清苦的“修道徒”——自己做早餐，步行上学，坐地铁出行，和十几岁的孩子一起学习语言。“我在哈佛这一年，体会到了后进生的滋味。”

“我的挣钱能力是上帝赋予的，我挣的钱是替上帝保存”，这句话是王石先生来到哈佛就读时获得的第一个启示。

王石说：“以前我总是困惑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现在我发现，这不是要点，要点是宗教背后的文化诉求。”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源跟基督教密不可分，包括现代企业管理提到的“契约精神”，可以在《圣经》的旧约中找到最早的故事。在哈佛期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是一名哈佛教授讲述二战后美国信教人口变化。在课堂上，他了解到二战后美国71%的人信仰基督教，80年代初骤降到39%，90年代初又有所回升。他还了解到，二战后出生的美国人有两个宗教，一个是出生时家庭给的，第二个是20岁后独立选择的。上完那门课，王石形容自己“豁然开朗”。

关于财富，王石曾说，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得精彩，不在于拥有多少钱。对于财富，他的态度很明朗，但是有恐惧感。他认为，钱多不是好事。给他脑子里留下太深印象的是一些人因为钱而家败人亡，孩子变成纨绔子弟。他认为在传统上，中国百姓追求勤劳勇敢，而一旦五谷丰登，人们做的就是两件事情：修祖坟和娶小老婆。他怕自己成为富豪了也把握不住自己。他专门查过自己的家谱，从湖北祖籍到山西30多代人，他认为他的家族没有对待财富的经验。

在哈佛大学的11个月里，他感觉身处在一个“现代修道院”。“我住的地方很简单，旁边是一栋教堂式的建筑，顶尖是十字架，中世纪风格，就像一个修道院。不管在学校，还是在附近的星巴克，里面的学生都是一边吃一边看作业。这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地方。”如果你要说必须从众神当中选择一个信仰，我选择“基督教”，更多是从文化、音乐、艺术上的考虑。我喜欢基督教堂的建筑形式，哥特式，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给人积极、温暖、向上的感觉。还有基督教的音乐，绘画，我都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