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动力密码

只有当企业家以一个群体的力量进入历史，用正确的价值取向带领社会一起进步，他们才会拥有改变宿命、塑造未来的力量。

“除了生产力的创造，企业家能不能形成群体共识，并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和《绿公司》记者的交谈中，美通无线公司董事长王维嘉的语调一下子升高，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使命的渴求与焦虑。
　　谈话后的那个周末，王维嘉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两天，写出了《气候危机下拷问人类共识》一文，自由、平等、科学、进步……，这些500年来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共识被重新审视。电话那头，他激动地对记者说，自己十年没给媒体写过文章了，他希望这篇文章能成为抛出的一块砖，引起企业家朋友的共鸣。
　　第一时间，王维嘉把文章传给了好朋友，同为阿拉善生态协会发起人的联合运通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张树新。这个坚持在解构之前不建构，对中国企业家持审视态度的女思想者，给出的评论却是“看上去说了好多，可仔细一想，啥也没说”。
　　企业家思考基本问题的努力，更多体现为疑问与争论，而非答案。但他们愈发强烈地达成共识：惟有共同的信念才是形成一个阶层的基础。正如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所言，“这个阶层的成熟，不可能用什么铁律来组织。关键在于长精神、长灵魂，在于企业家理念的塑造。”

为什么是企业家在思考基本问题？
　　按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路径进行观察，企业家的思想体系应当锁定在工具理性之上。可为什么，是这群整天和利润、财务报表打交道的中国企业家，无比真诚地谈论着生命的意义，讨论着如何为社会承担责任，为现代化和现代性这样的基本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们是在作秀和附庸风雅吗？
　　这恰恰是一群脚跟永远牢牢踩在大地上的人。很多时候，企业家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和思想火花，比很多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更加理性和真实。
　　当然，政府也在思考。客观地说，中国大部分精英分子还不在企业界，仍在体制内，他们中的很多人接受了西方教育，又谙熟中国国情，可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被所处的利益绑架。接受《绿公司》采访的很多企业家都表示，当下政府官员所使用的语言体系和价值观体系，要么是马克思、斯大林那一套，要么是尊孔复古那一套，都很难代表未来，却还得“端着那个架子”，“其实他们也面临一种困境”。
　　再看学者。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普遍都在寻找能给他们带来巨大启迪的思想者，但结果令人失望。“几乎看不到任何一篇有价值的文章”，王维嘉直言，“很不客气的说，今天中国没有哲学家。这不怪中国人不聪明，而是这种土壤产生不了哲学家，开口说话之前，先得考虑是否会‘被和谐掉’。”而且，学者的思维模式往往追求逻辑框架上的严谨和面面俱到，“学者抛出来的砖，一定要求很规矩整齐，企业家不用这样，泥土气息最好，只要有一面是闪闪发光的，对我们就有巨大的价值”，王维嘉说。
　　在企业家们看来，相对政府官员和学者，企业家更具有思考真问题、思考基本问题的现实条件。云南红酒业集团董事长武克钢认为，开放改革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个多元社会，各个阶层纷纷涌现，而企业家阶层的出现是多元社会里最健康、向上，给国家带来最大活力和进步的一种力量。换句话说，企业家是中国30年里进步得最快的群体。
　　王维嘉曾经困惑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个人自由至上的美国，老百姓公德心特别强，而在强调集体主义的中国，人们公德心却很差？后来他想通了，当一个人有尊严、人格独立的时候，自然就会尊重社会。“企业家在获得了物质满足之后，得到了社会尊重，必然要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回馈社会。”
　　在获得了经济自由的同时，企业家群体也获得了相对较大的人格自由和思想自由。很多人意识到物质享受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富人的身体，穷人的心态”更让他们感到尴尬，于是他们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意识到要让灵魂支配肉体，让精神指导物质。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心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宽广得多，它可以同时容纳对现世幸福的爱好和对天国幸福的向往”。
　　企业家思考基本问题的另一个特点，在于这群人负过责任，始终从现实出发，永远带着实际问题去思考，对结果负责，想问题往往很实在。因为社会变化与企业家自身利益的关联度最高，他们也是对现实最敏感的一个群体。
　　当下的中国企业家，被学者吴晓波形容为一群“最先顶到天花板”的人。以体量而言，民营企业家们已然成长为一个个大块头，但在社会地位上，以他们的价值和诉求基础上进行全面重整改造的社会还远未形成。吴晓波指出，西方企业家关注企业层面之外的问题有各种成熟的方式，比如游说，比如政治献金和代言人制度，但中国社会并没有提供类似的通道。
　　“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很健全了，企业家仅仅为社会创造财富就可以了，但今天出台一个钢铁新政，明天一批网站被查封，如果说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那么中国企业家最现实的问题则是应对不确定性。”王维嘉说。
　　企业家最需要稳定和可见的政策预期，当现实中找不到标准答案，企业家之间便充满了这样的探讨：改革什么？还要不要产权制度改革？要不要建立真正的治理结构？一个企业，不论是国有还是民营，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机制，如何与世界接轨？
　　一个以企业为中心的工商社会已经到来。阿拉善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认为，激荡在企业家群体中的这种声音，对中国未来、对中国社会的制度改造、价值改造和信仰改造意义深远。

告别野蛮生长

　　中国企业家开始集中地关注基本问题，在于他们意识到自身正面临一场真正的转型挑战，而最大的对手，其实是自己。
　　在描述自己对大陆企业发展现状认识前，现任阿拉善生态协会会长、台湾大成食品(亚洲)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韩家寰先给记者讲述了他总结的世界企业的演进历程。他把近代以来的企业分为四代：
　　第一代企业滥觞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以美国卡内基、洛克菲勒、G.P。摩根等人创建的公司为代表。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出现了统一的，一望无垠的大市场，政府完全不干预，那是一个沸腾的“镀金年代”，这些企业获得了奔放的发展；
　　第二代企业出现在二战结束之后。全球一片废墟，百废待兴，美国的全球援助计划也让整个西方市场初具雏形。这一代企业最大的特点，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在强力助推。尤其典型的是日本、中国台湾企业在这一波经济重建中兴起。
　　第三代企业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微软、苹果和硅谷创业团队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电子信息产业、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它们掌握了足以改变世界的技术，尤为重要的是，资本市场和种类繁多的金融创新，给他们的价值实现提供了迅速而便捷的通道。
　　第四代企业正来自中国大陆。以《公司法》的实施为起点，它们只有10年到15年的发展历程，却同时享受前三代企业成功的全部红利：全球独一无二的中国市场，坚决而高效的政府推动，还有，全世界的资本都在涌入这个流淌着奶和蜜的冒险乐园。韩家寰眼中，这三条红利正是中国大陆企业迅速崛起的秘诀。
　　正因为时代太青睐它们了，它们成长得太快了，借用王石的一本书名，中国大陆公司的灵魂远远没有跟上它们的脚步。“不少西方企业都经历了一、二百年的发展历程”，韩家寰举例，他推崇的一家菲律宾企业，历经西班牙、美国、日本不同国家的殖民时期而不倒，咬牙挺过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风浪发展壮大至今；盛田昭夫的父辈是做清酒、酱料的，美军占领日本后传统食品市场萎缩，才有后来电子巨头索尼的诞生。“这些企业走到今天，很多关键性素质是今天的大陆企业所不具备的。”
　　“今天中国企业成长速度很快，可不会永远有20%的年增长率，一旦慢下来，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去思考，其实发展慢一点、稳健一点会更好？”韩家寰几乎是一字一句地，代替历史经验讲出这句话。
　　任何一个国家财富积累初期，都会出现这样一个野蛮生长的人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机会导向，坚忍而勇于博取。而这个阶段必然会过去，进入一个以义驭利，掌握自己发展节奏的，可持续发展的年代。最早悟透这点的一群人，将最先获得新生。
　　今天活跃在舞台中央的中国企业家，几乎清一色的“开国皇帝”，很多人不过四十多岁，正值人生巅峰。让一群百米冠军学打太极拳？没错，他们需要这种艺术。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慢》中写到：“如果我们能够慢一点，也许就能够记得自己关于幸福的最初想象，大概就会变得幸福一点。”德龙钢铁董事局主席丁立国认为中国企业今天最需要的一种素质，就是内心的沉静，“不能再自我膨胀、自我狂躁了，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未来，将最终决定你拥有怎样的未来。”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真阶层”
　　企业家群体的成熟，从来不是以个人，而是以群体的觉醒和转身为标志。中国几千年历史，沉淀出成熟的官员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军队阶层，偏偏从未出现过一个成熟的企业家阶层。近30年，企业家开始成为舞台上的主角，挣扎着脱离体制，力求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但至今，他们仍然难以称为一个真正的阶层。
　　作为个体，中国企业家已经很强，但作为一个群体，还仍然没能学会如何自处，以及如何与社会相处。社会赞赏和颂扬的只是他们当中一个个光鲜亮丽的个体，一旦一个人出事，整个群体却会迅速遭到诅咒，它的孱弱毕显无疑。作为一个集团，他们还没有塑造历史的力量，我们只能姑且称他们为一个“伪群体”。
　　“严格地讲，中国目前还没有企业家阶层”，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语气坚定地说。他把症结指向了不健全的法制：“只要行政命令可以随意没收私人财产，法律没有给予企业家充分的尊重和保护，企业家阶层就只能处于一个被扭曲和打击的状态。”
　　阿拉善生态协会前任秘书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执行干事长杨平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说，阿拉善生态协会之所以能聚集这么多企业家，也是这些民营企业家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够，权力不够，从弱者的角度凑到一块儿，集体发声的一种努力。
　　客观地讲，中国企业家群体在现实中还没有独立地与体制制衡的能力。可正如武克钢所说，社会怎么对待这个群体很重要，同时这个群体怎么对待自己，如何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认识、自我提高，同样是不可替代的进步过程。
　　“企业家群体不能过于自负”。如今跳出来作为一个观察者审视这群中国企业家，杨平认为中国30年改革进程，企业家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在完成了自身财富积累的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同样显露无疑。“尽管民营企业家总抱怨自己地位不高，但就总体而言，他们已经和执政者一起，构成了社会的强势集团。这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保持空气的新鲜、湿润，是有利于这个阶层长远利益的。如果企业家群体不为之努力，最终会葬送自己的利益。”
　　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把商人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纯粹做生意为了赚钱的；第二种是通过商业本身创造社会价值，但对公共领域不感兴趣；第三种就类似阿拉善生态协会里的企业家，做好企业同时，积极投身公共领域。冯仑强调，让所有的商人都回馈公共领域是危险和不现实的，但这样一群领先者的出现，这是该群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俾斯麦治下的德国，政府垄断了公共领域，资产阶级一心只管赚取利润，最终他们不得不把希特勒作为本阶级的代言人，并与整个帝国一起覆灭。“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反过来也能给企业家带来思考问题的新方法，帮助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冯仑说。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商人阶层还从未肩负起推动历史进步的重任。杨平表示，即使是中国企业家飞速成长的这30年，主要还是受惠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远见卓识，以及各级政府对拉动经济的巨大热情。“下一个30年，权力面临重新分配的格局，政策作用边际效应递减之后，企业家群体能否继续强大、成熟起来，将主要取决于他们的自觉。”
　　这也可以解释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企业家为何纷纷寻找自己的“队伍”：从中国企业家论坛、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到阿拉善生态协会、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 委员会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企业家们隐约认识到，共同的志趣才是相互沟通的纽带，共同的信念才是形成一个真阶层的基础。“企业家群体有着强烈的聚合冲动，他们需要相互之间的认同感和信任感，需要找到同伴一起走向未来。”杨平说。
　　杨平认为，阿拉善的特殊意义在于，它超越了个别企业的诉求、超越了行业的诉求、乃至超越了企业家阶层本身的诉求，表现为一种对社会、对环境、对国家整体负责的姿态。“带动社会其他群体共同着手社会重建、文化重建和环境重建，这个意义非常了不起，可以媲美上世纪20年代美国大企业率先行动，创办公益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意义。”
　　去年10月，冯仑随阿拉善生态协会赴美访问，中国企业家成熟、自我改造的速度超出美国同行的想象。冯仑说，在公益方面，中国已成立近700个私募公益基金，私人公益捐款已经超过了公有部门。同时私募公益基金的治理水平也不断提高，万通公益基金项目审核委员会的5名委员中，万通集团只占一人，确保公益基金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冯仑说，“今天大部分民营企业家都还只有半代，在他们的成功还没有到头的时候就贡献于公共事务，他们的觉醒速度足够快。中国的企业家目前的工作，努力和进步，社会上给予的掌声和鼓励还不够。”

找回魂魄
　　公共领域的贡献是企业家成为一个成熟、负责任阶层的重要表征之一，在这个表征背后，是他们对共同价值观的渴求。
　　而追求共同价值观必须有一个前提，企业家首先要摒弃争名夺利的焦虑，清除自我膨胀的浮躁，回归一个“人”，重获高贵的生命力。阿拉善茫茫大漠昭示的自然伟力和治沙的漫长跋涉，让这群企业家率先开始寻找魂魄，他们中很多人像60多年前的法国飞行员、《小王子》作者圣艾克絮佩里那样扪心自问：
　　“难道你不明白在某处我们已经走错了路？人类的财富越积越多，我们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金钱与空闲，然而，某种我们难以定义的关键的东西缺失了。我们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个男人，在某处，我们已经遗失了作为男人的神秘特权。”
　　最早单枪匹马闯大漠的九汉天成公司董事长宋军一直说，不是西部需要企业家，而是企业家需要西部。这句话没有一位阿拉善生态协会企业家否认。企业家在阿拉善的大漠中找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其实是自己真正的内心。
　　“西部的内涵和都市正好是相反的。”宋军感慨，都市的功能是复杂，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最后复杂得自己都迷失其中。复杂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掩盖缺陷。而西部的内涵是简单、赤裸裸，好像一面镜子，可以看清楚自己；简单和赤裸裸里又包含着一种博大，让人找回自己。阿拉善大漠以极具震撼力和穿透力的美，一下子打开了企业家们心灵长久被锁住的开关，最质朴的责任、善良、崇高、希望，统统都被激发、释放出来。
　　首创集团贵宾室中央的茶几上，摆放着阿拉善梭梭林的一张照片，茂密的植物遮盖了沙漠，在阳光下显得生机勃勃。而阿拉善的一捧沙土和月亮湖的一汪清水，则留在了刘晓光内心深处。刘晓光认为创办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他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五年前那次企业家相聚，让他找到了大学时代夏令营远足的纯真：“那是一种一直在追求的，从来没有得到的，突然间得到的一种崭新感觉。”寻找企业家阶层共同价值观的念头正是在这种全息状态下被激活：“人类能否摆脱心灵的荒漠？能不能上一个新层次？有一些新理念？展现出人性中本质的东西？”正是在那时，刘晓光开始酝酿“新人类、新理想、新希望”的价值观大纲。
　　在批判主义者张树新眼中，企业家们在阿拉善寻找魂魄的经历，其实是一个“解毒”的过程。“他们必须先脱光、洗净，还原成一个公民，这是获得新生的前提。”
　　恰恰阿拉善提供了不少这样的“前提”。这群骄傲的“元帅”走进沙漠之前，一心以为沙尘暴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他们新的征服对象，无非是迁出一些居民，种几片树完了，实践过后他们才感到自己的可笑。他们感叹于自然的伟大，环境治理的艰辛和漫长的同时，学会了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人文。
　　他们也学会了如何与其他企业家平等相处。“我最大的体会，是要把自己那点小聪明放到兜里去。”王维嘉说，协会里每个人都是精英，你再聪明，也只能是百分之一，“当你做到无我的时候，别人的智慧才能真正吸收。”

孕育思想的种子
　　在韩家寰眼中，阿拉善生态协会里的大陆同行，是一群浑身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家伙。
　　“格局上，他们的企业战略都好有野心。做生意之外，他们大都有一种更高的抱负和期许。当你看到大家都好真心地谈论中国将有怎样的发展时，你会很感动。”比较两岸企业家，韩家寰说台湾人一般用“经营者”而不是“企业家”定义这群人，台湾企业家更注重细节和品质，但在观念的高度和深度上不如大陆企业家，“饥渴度不够”。
　　奉献、创造、责任——描述中国企业家最可贵的精神内涵时，刘晓光想到了这三个词。“有的背着心脏检测仪，有的拄着拐杖，经常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深夜还聚在一起为阿拉善项目讨论得热火朝天。没有境界怎么会这么做？”
　　2004年6月5日，刘晓光和他的百余名伙伴在大漠上齐声朗诵《阿拉善宣言》：“新的时代，新的问题，新的责任，要求我们不断超越自己身上的不足和局限，要求我们培育起新的价值观、新的理想、新的人格、新的行为规范”。五年后，刘晓光认识到这些“新”的思想一定不能空，他希望总结出中国企业家很具象的几条价值观，越具象就越能凝聚人。
　　“你看《圣经》说的每一条多具体啊，一下子把人们的思想凝聚在同一个轨道上。中国企业家现在没这种东西，所以应该好好研究我们的价值观、理念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
　　回答“是什么”还需要时间，但企业家们已经认识到“不是什么”。
　　刘晓光说，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讲究中庸，长期以来毁掉了企业家很多阳光、向上的追求，比如“出头的椽子先烂”、“少说为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出于众，言必毁之”，还有“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些文化把人压抑、扭曲了，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恶劣机制，对成功的人是一种砍削，对没有成功的人是一种压抑。”
　　“儒商”这个曾被推崇的名词也被质疑。“这是个伪定义”，吴晓波说，要么是儒，要么是商，不存在儒商这个概念。
　　对官商文化的崇拜，对狼文化的痴迷，以及“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精神乳母”等种种说法，也在辨别涤荡后被丢进了历史垃圾箱。
　　还有西方商业文明那一套理念。如果二十年前不学习西方商业理念是无知，未来再死抱着西方价值观不放就是无能了。王维嘉认为，靠科学实证和逻辑分析支撑的西方文明，开始暴露出它的单薄，往往辄止于数据，没有更深刻、直指人心的东西。“中国老祖宗天人合一、和谐的观念，应该给世界贡献更厚重的思想资源。”
　　“个人利益最大化，物质消耗最大化的西方文明已经不能照亮未来之路了”，丁立国说，中国有老庄，有范蠡，有晋商，中国企业家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汲取养分。
　　一种文化蕴含的精华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任志强指出，新教精神对西方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并非像人们想象那么大。两个贵族决斗，没有人会提前开枪，正是贵族和骑士精神对诚信和契约精神的形成起了主要作用。
　　中国的传统商业精神历来有“义本利末”的传统，民国时期的企业家穆藕初说：“人生在世，必须加惠于人，小则修桥铺路，施衣给药；大则富国利民，就一己之财力与地位而行之。盖钱财为善用之人而运用之，可以有利于人，地位之运用亦然。”中国有财神，有商规，它们只是被湮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
　　“未来一定是一个混合性的价值观，既不是纯粹东方的，也不是纯粹西方的。”王维嘉相信，全人类一定有普世价值存在。他和很多中国企业家有着相同的变化轨迹：从过去对“家国情结”的羁恋，到如今激起“天下意识”的雄心，开始从“地球村”的角度看问题。
　　从阿拉善飘起的沙子，据说两周内可以到达地球上任意一个角落，王维嘉和他的同伴们，不只是在为中国人寻找出路。
　　自从这群企业家的脚印深深嵌入阿拉善的大漠，一种创造历史的使命感就将他们牢牢包裹。刘晓光常常想，如果中国企业家能够群体自觉起来，那将是多强大的一种力量！“而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的出现，对中国企业家不只是一代人的影响。”一个真正成熟、健康、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阶层的出现，是刘晓光真正的梦想，也是整个中国企业家共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