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 小平南巡“催生”新一代企业家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经武昌站。
　　“上世纪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市场风险较小。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面对体制和市场双重风险。因为双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新一代企业家则主要面临着市场风险。”
　　1992年，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转折年。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这一年，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一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当时，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如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等，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将之称为“92派”。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他们也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这一代企业家也被称为中国第二代企业家，之前的企业家是国企初步改革的厂长、经理们，或者是乡镇企业、“红帽子”企业的最高管理者们，他们所受束缚太多，有人认为，他们甚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但是后来者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成为新一代企业家。
　　步鑫生、马胜利那一代
　　张维迎认为，国企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但后来者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成为新一代企业家。
　　有两则真实的故事可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
　　第一则故事是，1985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创刊，杂志社内就刊名问题产生了争论，“中国企业家”的刊名遭到有些人的反对，理由是当时只有厂长、经理，没有“企业家”，杂志应取名《中国厂长经理》。如今，《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牛文文感慨说，那时，中国还是“一个士农工商身份等级非常森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家，只有官员，知识分子也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是配角”。
　　第二则故事是，2007年，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第一次将中国内地企业家纳入安永全球企业家奖的评选，与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一起角逐“安永全球年度企业家”。2月2日晚，安永企业家奖中国2006在北京揭晓，结果入围的企业中并没有国企的老总。安永中国区运营主席胡展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在各机构推荐名单中，都没有人推荐国有企业的老总。在此之前，我们为此和全球总部进行了多次沟通，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国企，如果国企不参与，将很难真正代表中国企业家的力量。最后总部同意，接受国企的参加，但是要表明该国企的企业高管个人在推动企业的改革、变革上，具有创新性，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但最终还是没有人推荐国有企业。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国有企业管理者中一些人很有优秀企业家的潜质，但是国有企业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如果按照以上的标准，早期的企业家不能称为真正的企业家，但是后来者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成为新一代企业家。他们同样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他们中的明星是步鑫生、马胜利等等这些国企早期改革者。
　　步鑫生被称为“国企改革第一人”。1981年，作为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学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车间实行了“联产计酬制”，工人做多少衬衫，就拿多少工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当时，步鑫生的这套做法，立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说，步鑫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破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企业数据证明步鑫生的做法是可行的。
　1982年，海盐衬衫总厂固定资产从步鑫生接手的那年3万元，增加到1982年的113万元，1980年至1982年间，实现税利164万元。工人收入提高了，勤奋而手巧的工人收入是原先的2-3倍，职工在工作日还可破天荒地享受免费午餐。经过媒体报道，步鑫生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并成为国企改制的榜样，后来成为著名企业家的冯根生、鲁冠球，当时也曾到海盐衬衫总厂参观、考察。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一篇报道步鑫生的内参文章作了批示。批示内容：“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但是，成为明星的步鑫生其后的命运已经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中，1984年，浙江省一位主管全省工厂的厅长要求步鑫生创办年产30万套西装的西装厂，是年，6000平方米的西装大楼开建，这对固定资产只有50万人民币的衬衫厂，根本无力承受。随后，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银行贷款开始紧缩，西装大楼几度停工。1985年等西装流水线建好，全国的西装热已经过去，生产的西装根本卖不出去。之前，他因为忙于抓西装大楼的基建，衬衫厂的效益开始一路走下坡路。1987年1月5日，步鑫生被浙江省政府免去职务。
　　就在1984年，河北一名叫做马胜利的人正在他所在的企业推行承包制，不久以后成为替代步鑫生的经济明星。是年，马胜利出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便推行承包制，他的工厂连续几年盈利增长，1985年实现利润280万元，1986年为320万元。马胜利迅速闻名全国，并被胡耀邦称为“马承包”。马胜利和他的承包制成为国营企业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一时间，“学习马胜利”成为全国性的热潮。
　　1987年，马胜利为壮大企业，吸收了横跨全国10多个省市的100多家企业，组建成立“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马一人担任了100多个分厂的法定代表人。由于集团企业太分散，集团的发展出现了诸多困难，且累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大本营。1995年，马胜利被上级主管部门免职。
　　但中国国企改革开始走向承包制的尝试。1986年12月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中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随着改革的深入，国企实行承包制的局限日渐显露，之后又创造了“政企脱钩”、“股份制”、“上市”、“抓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改革”、“国资委”、“管理层收购（mbo）”、“外资并购”等等改革模式。
　　经过几代人艰辛求索，党的十七大报告最终指明，我国的国企改革要“深化国有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以现代产权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后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谈到步鑫生们从辉煌走向黯淡时认为，国有企业选择的改革路径是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本。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光芒之所以难以持久，根本原因在于国企改革的核心命题一直难以破解。市场化企业的成长，必须建立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否则，即便是一个天才型的企业家仍然难有作为，“步鑫生现象”无非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
　　“92派”企业家的诞生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掀起下海热潮，不少主流精英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
　　在国企艰难改革的同时，乡镇企业、“红帽子”企业，以及价格“双轨制”的推行，孕育出一批乡镇企业家和“倒爷”。
　　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把“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思路，到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成了双轨制经济。“双轨制”滋生了官场腐败。那些管计划指标的官员、企业的领导人和搞销售的人员，因为“双轨制”获利，并成为转轨（价格放开）的反对者。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双轨制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了几代中国企业家，他们是过去、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似乎一切都在为1992年打基础。是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由此结束了“姓资姓社”争论，中国式改革进入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国企收购者黄鸿年应时而生，这位“港商”掀起了国企并购浪潮，短短14个月中，黄鸿年组建了庞大的企业帝国，并完成海外上市，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大背景下的一个动人细节是，1992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长赵明非，做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情。当年5月，赵明非带着一件夹克、两个饭盒、一套取自宾馆的牙具、一台小收音机，和他母亲带上从北京捎来的蜂王浆，上街摆地摊去了，头一天晚上就通知了电视台。赵明非以“摆摊秀”的形式呼唤人们经商、办厂，发展经济。为了方便公务员业余时间经商，赵明非还推出了7小时工作制，并推行机构精简。
　　这是中国下海潮的一个缩影，《变化》的作者凌志军在书中列出了一个当年下海名人的单子：薄熙成、李宁、黄婉秋、张海迪、韦唯、那英、刘晓庆、陆文夫、王朔……他写道：“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谋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
　　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1992年，陈东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本管理类杂志《管理世界》常务副总编。邓小平南巡之后，他按捺不住了，辞职下海创办中国嘉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又于1996年创办泰康人寿股份有限公司。多年后，陈东升称，他至今对《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这两个文件记忆深刻，因为这两个文件，才诞生了中国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两个新型的股份有限公司。陈东升的同学毛振华，当时在中南海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工作，他也于1992年下海，开始筹备创立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正是“92派”，将商业价值推上了社会主流价值观，不少主流精英们下海创业，开创了现代企业发展和经济变革的新篇章。上世纪90年代的媒体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如今，你走在中国最偏僻的乡村也能看到的墙体广告正是那时的发明，那时，产生了很多耀眼的明星企业和企业家。他们注重营销，他们甚至用毛泽东思想治理公司。著名的有爱多、秦池、太阳神、巨人等等，但很多又快速倒下。
　　2000年，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序言里写到，在摆脱旧体制铁链束缚的改革之初，激情———一代百无禁忌的弄潮儿的激情曾经拯救了整个中国企业界的脸面，然而很快，激情所散发出来的负面效应，令中国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和冲动之中。
　　吴认为，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企业界和企业家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市场运营模式和思维，涌动在激情之中的那股不可遏制的投资和扩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市场推向新的无序和盲动，使中国市场呈现出非线性的迷乱态势。他们对民众智商极度藐视，在营销和推广上无不夸大其词，随心所欲，对市场规则十分漠视。中国企业家要真正地成为这个社会和时代的主流力量，那么首先必须完成一项工作———那就是塑造中国企业家的职业精神和重建中国企业的道德秩序。
　　但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知名跨国品牌的进入，随着市场的日趋规范和竞争台阶的提高，随着网络年代的到来及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中国企业界终于迎来了激情年代的终结。这也是很多知名企业倒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