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30事：1993年粮票谢幕

　
　　1988年冬,北京市民排队购买白菜。当时储存白菜是北京人生活中既重要又麻烦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的打工妹和打工仔。粮票的取消为农民的流动提供了方便。
　　“全国粮食改革可以说是广东逼出来的，广东的改革，是从‘乌龟王八’开始。”亲历粮价放开全过程的董富胜回忆起广东在粮食改革的历次突破，语带诙谐。1979年起，广东率先取消乌龟、王八等水产品的奖售粮，1988年广东就曾设想将粮价全面放开，但未获中央的同意，于是首先放开了食油的价格。1992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一度引发全国震动。十四大召开后，董富胜心里的石头放下。1993年，号称“中国第一票”、“第二货币”的粮票终于完成其长达38年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上世纪70年代，知青回城相遇，热情相拥后，都想坐下来叙一叙。一个问：“边个有‘兵’？”另一个问：“边个有‘钢’？”
　　这样的场景，曾经是年轻人饥肠辘辘的青春期最深刻的记忆。要想找个小食店坐下来，就一定要有“兵”(钞票)和“钢”(粮票)，两者缺一不可。但让人尴尬的是，手里有“兵”却无“钢”，朋友们只能面面相觑。
　　贫瘠的商品对应着繁多的票证，每一个从计划经济过来的人都难以忘记，以粮票为代表的种种票证，如同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给那个时代留下鲜明烙印。
　　变革在1993年的春天。4月1日，国家提高粮食订购价格和销售价格，5月10日，京城粮油价格放开，号称“中国第一票”、“第二货币”的粮票终于完成其长达38年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而至此时，很多人方发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早在一年前已实现了粮价放开后的平稳过渡。
　　1993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第一年。时任广东省粮食局局长的董富胜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是狂热躁动的一年，人们谈论更多的已不是粮票布票，取而代之的是烫手的股票，那一年，春运热在悄悄地升温，不再受制于“粮食关系”的百万农民工登上列车来到南方，那一年，粮食在增产，物价在升温，全国各地一片投资热情，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1988年抢购风潮的恐慌。
静悄悄的过渡
　　事实上，当年取消粮票这一举措，大多数人回忆起来并无太多强烈的感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粮票的日渐式微已在改变生活。
　　1993年3月，这一年的春天来得似乎比往年更早，全国“两会”召开，这一次大会上，代表委员们就餐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次会议用餐不再需要缴纳粮票。
　　代表吴晓梅至今还记得，荷包里攥着的粮票一直不敢扔掉，虽然广东省取消粮票已经在更早的一年前———因为担心政策有反复，如果又“变天”，那一家人就只能饿肚子了。
　　3月29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正式写进国家《宪法》。仿佛一夜梨花开，从5月1日起，除了北京外，各地陆续开始放开粮价、取消粮票。
　　新时代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
　　在此前的一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召开后，人们迎来了又一次思想解放。新的文化、新的习俗正在急速形成，流行歌曲飘荡在每一条大街小巷：“ 先生”和“小姐”的称呼在消失近半个世纪后重新回到生活中；股市上，飞速变化的行情令人心惊肉跳，高速公路开始出现在一些大城市间，距离正变得越来越短。
　　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冲击着人们的观念，中国青年报上曾刊登了一组漫画，配写的说明是这一年中国的流行语，这些流行语中大部分与经济活动有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事实上，当年取消粮票这一举措，大多数人回忆起来并无太多强烈的感觉，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粮票的日渐式微已在改变生活。人民日报记者龚雯曾记录了他对北京取消粮票后1个月的观察，粮价放开后的市场是这样的静悄悄：
　　其实，北京市民早已买上质优价宜的议价粮油了，有的家庭用粮票去换蛋换锅换袜子。朝阳区红庙居民陈雁群说：“粮价放开是早晚的事，如今大米6毛0.5公斤，我们家又从不糟蹋粮食，1人1月最多5公斤，要不了10块钱补贴，基本没啥影响。”
　　自由市场的粮食摊档又平添几分色彩：黑紫米、黄米、江米、银粘、绿豆、红小豆……甚至有泰国香米和广东丝苗米。小庄农贸集市的“米老板”赵师傅说：“头些年是‘两白一黄’打遍全城，现在想吃什么就有什么。”流动米贩依然走街串巷，“提篮小卖”，他们的米面随磨随售，十分新鲜，态度也更为殷勤。
　　粮食产量的提升为这一年全国粮食购销价格放开的平稳过渡已经提前开路。据当年的报刊记载，在进入90年代后，中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在稳步提升，1993年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达到9128亿斤，创历史最高纪录。
　　而在早已实现粮价放开的广东，1992年粮价放开后，广东粮食生产也出现了快速增长，5年之后的1998年，广东粮食产量达到400亿斤，为历史的最高水平，而这一数字却是在播种面积同比减少了近四成的情形下取得的。
　　粮票，沉重的回忆
　　小品演员陈佩斯在回忆当年自己报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经历时，更曾直言，“受了那45斤的粮票的诱惑，最终‘混进’了文艺队伍。”
　　在经历过计划经济年代父辈的记忆中，票证是与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岁月联系在一起的。
　　1953年，新中国政府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谓的统购统销，是指国家以补贴的方式，以统一的低价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再以统一的低价在城市进行销售。这种米价在当时俗称：平价米。
　　作家卢跃刚的《大国寡民》一书中，曾介绍一段鲜为人知的背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缘起于1953年的粮食危机。1953年是我国“一五”计划的第一年，由于急速推进工业化，城市人口膨胀，当年城里人的粮食消耗量比上一年增加了31.6%，而政府从农民手里征收的粮食只增加了8.9%，形成了粮食收支的巨大缺口，这一年，屋漏偏遭连夜雨，长江流域水灾，夏粮减产已成定局，农民与政府争粮，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这让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惊呼：“ 挑了一担炸药！”
　在八种备选方案中，政策的制定者选择了最为严厉的“统购统销”，这项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支持工业化的做法，在当时对稳定经济建设大局起到积极作用，但同时留下后患：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而缺乏生产积极性，城市的居民也只能长期吃着按定量供应的三级籼米，对政府来说，购销倒挂扭曲的机制带来的是财政上沉重的负担。
　　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就不仅仅是粮食，还有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中国几亿人口，在此后四十年中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1993年，粮价放开后的一段时期，不少地方建立起粮票博物馆，当温饱不再是难题时，追忆粮票的故事似乎成为一种流行。
　　“机关干部每月30斤，体力劳动者45斤，学生35斤，居民28斤……”三四十年后，广州市党史办的黄穗生对每月的定量数依然清清楚楚，他尤其难以忘记，年少时期他们家这个“东莞驻广州办事处”每遇乡下亲戚光临，母亲都要对着黄皮黑字的粮本头疼不已。直到有一天，黄的哥哥实在忍不住了对亲戚说，“下次你们进城能不能带上粮票啊？”
　　在那个时代，没有粮票就无处买粮，农民靠生产队的工分领口粮，不像城里人分粮票，本来就不够吃的粮食，多一张吃饭的口，其他人到月底就只能饿着肚子了。
　　这个故事，在当时的中国，绝对不是特例。有些人为了娶媳妇，一两一两地攒粮票；有些人用粮票包红包，也是很受欢迎的礼金；有些人家，父亲去儿子家吃饭，可不掏钱，但必须掏粮票；那时缝纫机票之类的工业票更是珍贵的，一个单位一年可能也就一两张，分到谁头上谁都跟中奖了一样兴奋。小品演员陈佩斯在回忆当年自己报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经历时，更曾直言，“受了那45斤的粮票的诱惑，最终‘混进’了文艺队伍。”
　　对于粮票的习惯性依赖，一直持续到90年代广东取消粮票后，黄穗生记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老母亲藏着的厚厚粮票还不敢扔掉，粮票取消了，但饥饿的记忆却永不会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