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源:我们是摸石头的

我16岁初中毕业后，没有机会上高中。作为“右派子女”的我在1974年被破格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录取入伍，1975年被选送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在这种人杰地灵的环境下，我读了很多书，从老师们的教学中获益极大，并且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毕业之年，在学校面向全国招生的条件下，以专业课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1978级研究生。

　　知识是力量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从许多老专家身上学到很多知识，由于工作接近国家经济改革决策中心，我先后在一些内部的研讨会上提出了一些对于价格改革的看法。1984年7月，我被邀请在中南海向国务院领导做了关于价格改革思路和建议的汇报。与我同时被邀请作汇报的还有正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的周小川。我们两人的建议在会上得到肯定和高度的重视，由此启动了“两代人对话”的价格改革问题研究，即有经验的、从事计划经济多年的共和国部长们与刚刚从学校毕业甚至还没有毕业的年轻一代共事、共谋改革大计。这样，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进入经济改革和宏观决策的核心层面，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务院直属部门之外，也有一批青年才俊研究价格改革问题，张维迎曾经就价格改革及放调价格写过重要的文章并在高层机构内部印发，这篇文章思想大胆、尖锐，产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

　　就在我做过价格改革汇报后不久，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开。张维迎、华生等朋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了发言，分析了中国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中心地位，介绍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在价格改革方面的忧虑与思考等高层内部信息以及解决价格改革问题的几种不同的思路与战略选择。由于我当时的地位接近决策层，我的发言成了“莫干山会议”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讨论背景。在夏日的晚上，讨论热火朝天，极其有创见。在我们几方激烈争论过程中，以华生为代表的一批年轻人，综合了各方意见，明确、系统地发表了实行“双轨制 ”价格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此报告经过一位国务院领导送达最高领导，对于坚持和扩大双轨制作为实现价格改革的重要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追求自由的思考

    自从我1986年参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在华尔街与期货市场结缘，并最终辞官下海推动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到今天为止，除了政府工作，我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时间大约有16年了。在这期间，我不止经历了将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打造成行业第一名的全部创业过程，我还做过一家有3万员工、200多亿元资产的国有企业集团（中国诚通集团）董事长，并在5年内将其扭亏为盈。我做过金融和实业，国有与民营，大企业与小企业。由于这种经历，我了解中国各种企业的里里外外，过去和现在，我与这个阶层结下了终生的缘分。

　　我自己做企业过程中有很多机会与中国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打交道，包括过去成功的，现在成功的，也包括成功后失败的，或者一直比较成功的。对于他们，我非常尊敬，如毛振华所说，企业家是民族的英雄。回顾当年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企业多半是小公司，甚至刚刚准备开公司，我知道他们的原始梦想是多么地简单与伟大，发展到了今天，他们中的佼佼者已经梦想成真。这些人和企业对于我来说，就像一本本不断出续集的书，我是从头读到尾的。因此，我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猜测他们的未来。

　　回想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我们这批人是在人生中一个重要机会到来的时刻，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国家创业的开始。过去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国家，有工业、农业，但是缺少第三产业。当时有很多大农场、大工厂，如果你想在工业、农业里有所发展，确实很难。但在服务业里，出现了很多商机，假如你把握住这些机会，并且克服重重困难，持续做下去，就能把你的竞争者和对手都熬垮了。

　　中国是全世界小老板最多的国家，换句话说，也是全世界有史以来企业家最多的国家。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如同一场旷世大战，一方面出现了一批万众瞩目的英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失败者比比皆是。小到一个餐馆，大到行业巨头，企业的成功与失败，于社会是一种常态，于个人则是生命的博弈。我非常赞成柳传志的一句话：企业家是拿企业当命的人。正是由于成功的企业家群体具备这种素质，才能在遇到风险和挫折时表现出极端的冷静和坚忍，才能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大风大浪中化险为夷。如果说中国企业家有什么特质的话，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特质。每一代企业家，离开或者失去了这种特质，其距离失败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人们曾经疯狂地为姚明和刘翔们喝彩，为哪怕一个小项目的奥运冠军喝彩，为什么不能为柳传志、刘积仁、王文京、陈东升、田溯宁、张跃和冯仑们大声喝彩呢？

　　以财富回报社会

    对于那些我所熟悉的企业家朋友，我从心底里钦佩他们。中国社会现实的财富分配是不够合理与公平的。因此，一切成功的企业家都有的责任。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主动选择各种合适的方式履行这种无法律义务的责任。进一步来说，这种回报不应该是强力掠夺式的，绝对不应该是离开现存法律轨道的，不应该是单方向付出的。合情合理地认识并处理这一问题，在形成共识的基础上，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形成中国现代商业文明的关键之一。否则的话，我们会不断地见到优秀企业家的夭折，会见到更多的令人扼腕的悲剧。

　　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与国家的发展有着某种难以释怀的期盼与忧虑。在一时成功的背后，埋藏着多少失败的基因；在志满意得的前面，有多少无法识别的陷阱。我目前正在用较多的时间思考、观察和研究企业发展历史，比较国内外企业的发展环境对企业家成败的影响，观察分析不同民族企业家的文化、价值观及不同的行为方式，从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及其未来的机会、风险和使命有更深入的认识。（作者系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创始人、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