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全面推开“第三次土改”

２５亿亩集体山林有望回到农民手中；总理温家宝说，３０年、５０年、７０年就是永久不变，就是长期不变

武宁县林权交易中心拍卖现场。农民拥有山林的处置权和收益权 苏永通／图
　　此前一直被认为是“破冰”的林权改革（被称作“第三次土改”）有望在全国全面推开。   
　　所谓“第三次土改”是相对于建国初的土改和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言的。这意味着全国２５亿亩集体山林将回到农民手中。
　　２００６年１月和２００７年４月，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分别前往福建和江西，对两省集体林权制度予以充分肯定。
　　南方周末记者走访了福建省永安市洪田村和江西省武宁县长水村，这两个林改典型村，一个自下而上效仿“小岗村”，一个是自上而下改革的受益者。
　　浙江、辽宁、湖北、安徽等省的林改工作也已启动。今年５月，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带领中农办、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前往福建和江西两省实地调研，他提交的报告称，“我们认为，在全国全面推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林农为何将树砍光
　　林改前，洪田村仅一次分红，每人２１元
　　三年时间里，近１ ／ ３的村民上山盗木，村里的林木总蓄积量少了两万立方米。从公路沿线到深山，一座座山头被砍光。
　　这是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发生在福建永安市洪田村的真实故事。
　　“一上山，人溜了，只剩下木头。”赖兰亭说。这个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老村主任经常在晚饭后巡逻，天亮才下山。盗木者使用当时极先进的ＢＰ机，看见有人来巡逻，就呼“４４４”，人一走呼“６６６”。有的村民甚至招募民工，发展成专业队偷伐。
　　环顾四周青山，洪田村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山和林子在哪。村里８００多口人，１８９０８亩林地，除少量属于自留山和经济林外，完全由村集体统一经营。
　　１９８４年起福建省三明市推行林业股份合作制改革，“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折股联营，经营承包”。结果，村里的山林通过不规范的“承包”，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对当时的洪田村村民而言，山林的概念仅意味着三张“林业股票”，翻开账本，作为股东的村民仅有一次分红，１９８７年３月，每股７元，每人分红利２１元。
　　与这里不同，１９８１年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江西武宁县长水村人，每户分到了自己的林地，他们能指出哪座山头是自己的。
　　这个人口只有１９２０人的村庄，拥有１２．４万亩山。
　　不过，长水村的责任山到户也未能演化成“林农育林”的积极性，森林被大量砍伐。“他们担心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江西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严成说。
　　村民对山林没有充分的处置权。砍多少，卖给谁，卖多少钱，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使得村民并没有把山林当作自己的财产。
　　“那个时候，你砍你们的，我砍我们的。”
　　村民卢辉为了砍树，雇了７个工人，还专门请一个保姆在家做饭。现任村支书余锦冰也承认，１９８７年，他家砍了七八十立方林木。
　　一时繁华后，村庄又陷入困顿，“远看青山在，近看无木材。”江西省对分山到户紧急刹车，将部分山林收归乡村集体统一经营，大办乡村农场。改革走了回头路。
　　此后，在长水村，尽管在“大一统”政令下，有的村民小组“明统暗分”，但人们没有卖木头的积极性。一根杉木到农民手中是１８０元，从１９８０年代卖到林改前，这个价格几乎没变。扣除各种投入，林农所剩无几。
　　乡镇政府也搭起了“顺风车”。罗坪镇镇长柯文说，以前镇里每年从中筹措３０万元，以解决经费不足问题。
　　江西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严成统计，各种名目的林业税费起码有２７种，农民卖１００块钱木头，５６元要上交。
　　１９８７年，村民卢辉开始远赴深圳。在长水村，有５０％的劳力选择外出打工，不再种树养树。
这次“变法”像小岗
　　“分山”是一个敏感词语
　　１９９８年５月的一天，福建省永安市洪田村，村委会主任赖兰亭到村支书邓文山家，两人商量后下了决心：“分了吧。”
　　从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７日到９月３０日，４个多月里，福建的洪田村开了二十多次会议。
　　村委会主任赖兰亭仍记得在那个炎热的夏日，最后两天，他们把村民代表和小组长请到镇里的会议室，开了整整两天会。
　　问题并不难解，老百姓对山林只有管护的义务，几乎没有收益权，而“如果是自己的，谁敢去偷？”
　　头顶上老旧的吊扇支嘎作响，富健牌的香烟一根接一根，屋子里烟味汗味弥漫。最后村支书邓文山狠狠掐掉烟头，叫人把会议记录本撕成纸条：“同意分山的写‘同’，不同意的写‘不’！”
　　八成村民写了“同”，签下自己名字。洪田村成为全国第一个真正把山分到户的村庄。
　　这一幕如同当年的小岗村，不同的是，旁听的还有镇政府和林业站的干部，面对难以制止的乱砍滥伐困境，他们默认并帮助洪田村改革，永安市林业局还将其纳入试点。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洪田村正式启动了分山工作。老党员，老林农，村干部，村民代表，以及大量村民，浩浩荡荡上山，成为当时村里一大景观。村民小组长许忠富说，多亏林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否则村民还真不知怎么给山林估价。
　　不仅是农民，政府也有改革冲动。永安是三明所辖的地级市，两级政府一直试图完善林业合作社制度，但对产权到户一直态度谨慎。
　　“田里的稻谷就没人偷割，因为大家知道那是谁家的。”６３岁的永安市林业局退休干部钟开宏回忆说，支持分山的唯一要求：“只要不乱就行了。”
　　钟开宏帮村民设计了一份规范的合同。合同规定，村民对承包的山林享有承包经营权、生产自主权和经济收益权，而且可以将山地使用权和林木经营权依法转包、转让、入股、互换。
　　“林业合作社”的印章最后一次盖在合同书上。这个组织在改革后自动消失，最后仍无法完全抹去。“分山是一个敏感词语。”三明市林业局局长王怀毅说。
改革革了谁的命
　　谁能保证不出乱子，搞不好要掉脑袋的
　　三明的改革只是局部，大范围推开则是在四年之后。
　　２００２年５月，黄建兴上任福建省林业厅厅长，３个月后，在福建武平，他把集体林给分了，在全国林业系统，他是第一个力主这么做的厅领导。
　　改革之初，省里意见不一，１９８０年代的分山到户，曾造成南方林区乱砍滥伐。“谁能保证不出乱子，搞不好要掉脑袋的。”２０００年，福建日报的一位记者写内参建议分山到户而受到批评。
　　２００２年，闽江水口库区七万多村民“闹事”，惊动中南海，作为工作组成员的黄建兴发现，二十多个村庄中，唯独一个村平静如水。他很纳闷。村长告诉他，原来他们１９９９年就把林子分了。“每年收入五六千，哪有时间闹！”
　　武警按住不动，黄建兴和他的工作组以“土改时的作风”做通了村民工作。几个月后，他调任林业厅厅长。
　　武平试点的成功说服了当时的省长卢展工。２００３年４月，福建成为第一个全面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省份。２００３年９月，中央出台９号文件，改革有了政策保证。
　　福建林改的思路已非常明确——与以往的山林承包经营不同，改革直接触及林业产权及其衍生权利，即山林的所有权、经营的自主权、林木和林地的处置权（包括采伐流转）。
　　２００３年，在洪田村，白纸黑字的合同书换成了绿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村民的“变法”得到国家的确认和保护。
　　２００４年４月，在江西，担任林业厅厅长的第二天，刘礼祖就赶到国家林业局，征求上级对江西林业的意见。一个司长跟他讲了两个案例，江西农民徐京发，造林３万多亩却无钱治病，郁郁而终；另一个就是福建林改。
　　刘礼祖回到江西后，组织厅里干部及各地林业局长，到闽北考察。回到江西后，他找到省委书记孟建柱：“我有重要的事汇报，你提到的‘绿色银行’可以办了。”２００１年，孟建柱到江西后，认为江西最大优势在生态环境，提出要办“绿色银行”。
　　孟建柱问：什么办法？刘礼祖说：改革。孟建柱觉得有道理，“可以跟福建学。”
　　林改涉及上千万农民，上亿亩山林，以及林业系统的吃饭问题，刘礼祖坦言如坐“火山口”，“林改不成功，就是一场灾难。”刘礼祖认为，林改的关键在于干部，所以要“抓领导”。
　　在宣传发动阶段，乡村干部几乎一致反对。“可以说，９０％的干部不愿意分，９０％的老百姓欢迎分。”江西省林业厅政策法规处处长严成说。
　　林业厅的５５个督导组和３个暗访组不定时地在全省各个角落出没，督办单抄报给市委书记；有的还会抄报给省委书记。严成介绍说，抚州有几个县还发红头文件，没按时完成任务的，乡镇党政一把手“不提拔，不进城，不交流，不重用”。
　　一开始，武宁县林业局局长张卫红反对林改，“这简直是革林业部门的命。”
　　林改前，武宁县林业部门靠收费和独家经营权从农民手中赚了１６４０万元，林业部门２０００多工人，包括张卫红本人在内的３５２个行政事业人员完全由这些收入来供养。“一直是自收自支，没有纳入政府财政。”在江西省，这样的比例曾高达８０％。
　　这个财力困难的中部省份，艰难地进行了一场“自费”改革，省财政已经为改革转移支付了１０．３亿元，其中每年每个村补贴１万元，每个乡补贴１０万元，但基层觉得杯水车薪。
　　比如，自２００４年起，林改花了长水村六七万元，村里负债１４万多元，林改中村民的工资还拖欠着。武宁县财政为林改埋单高达６７５８万元，而２００４年，该县财政收入只有１．６亿元，仍属于“吃饭财政”。
　　“认识到位了，没钱也会变有钱，认识不到位，再有钱也会说没钱，”孟建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少盖几座大楼，天塌不下来。宁可我们的日子紧点，也要解决老百姓的事。”
配套改革，是深化林改的保障
　　配套改革是林改的一个“拐点”，跟不上的话，林改将会失败
　　“林权证是不是跟房产证一样，能不能贷款？”２００３年的一天，洪田村的党支部书记邓文山指着绿皮林权证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问洪田镇党委书记陈兴族。
　　在洪田村，邓文山第一个从银行拿到钱。他以１５．８万元竞得某村的一块村属杉木林，又用这块林地抵押，贷款２０万元，种上了３６０亩桉树。
　　６月２６日，江西武宁县林业产权交易中心竞拍现场，新宁镇烟溪村５５岁的成家旺卖出自己的５６亩山地，最后成交价４３０００元。成家旺的儿子儿媳妇在工厂工作，自己又多病，无法管护３００多亩山地。
　　起拍价２２４００元，这是成家旺的心理价位，他原本就想以这个价格直接卖给私人老板，镇干部劝他来拍卖。这一下，他“赚”了两万多。但中标的老板余和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５万元他也能接受。
　　作为福建省的试点，永安市２００４年开始进行配套改革。这一年，永安林业要素市场成立。１６５０平米的市场内，设有林权登记管理中心、森林资源评估中心、木竹交易中心、林业法律与科技服务中心和林业劳动力培训中心。１／３的林业局干部分流到这里办公。
　　２００６年，福建省率先推开配套改革，其主要思路是：稳定一大政策（长期稳定林地承包政策）、突出三项改革（林业投融资、商品林采伐管理和林业经营方式改革），以及完善六个体系（林业保护、服务、科技支撑、管理、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体系）。
　　福建对土地流转采取限期（１个轮伐期流转）、限量（部分林权流转）、现货（现有近成熟林流转）等办法，防止投机炒作。
　　在黄建兴看来，配套改革是林改的一个“拐点”，跟不上的话，林改将会失败。“老百姓没有资金，信息闭塞，不进行政策引导的话，农民很可能再次失地。”
　　黄建兴说，检验林改成败有两大标准：一看老百姓满意不满意，是否自愿，是否受益；二看资源增了还是减了，生态是否保护完好。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林改政策将遭遇巨大考验。
　　１９８０年代林业“三定”以来，国家政策多次调整就是个教训。由于产权不明确，带来滥砍滥伐，“三定”没定完，就在１９８７年宣布紧急刹车；木材市场打开，又紧急收回统购统销。
　　５７岁的武宁县新宁镇石坪村村民赖怀金依然担心政策反弹：“是不是真正的５０年不变。５０年不变，关系到儿子和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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