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大跃进究竟饿死多少人？

2012年是大跃进运动结束50周年，有关大跃进议题以及真相至今仍然扑朔迷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日前出版了新书《中国大饥荒，1958-1962》，公布了当年大跃进的史料，包括人吃人惨案的真实案例，希望让罪恶不再重演。

作为香港大学历史教授、荷兰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tter）的助手，周逊曾耗时4年到数十个省级和县级的档案馆搜集资料，并将其中一百多份震撼性的文献整理成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选择在大跃进运动结束50周年之际面世。
周逊说，可能有多达4500万人在饥荒中丧命。而社会变得更加残暴，最震撼的是人吃人的惨案，吃人的地方包括河南信阳地区、还有安徽，四川等地，“当时我去采访的时候，他们活下来的人说，几乎是村村都有吃人，有时候是吃自己的孩子。四川东部也有。”
周逊认为，该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资料的真实性，“因为来自于官方档案”。她坦言在查资料过程受到不少阻挠，最近官方甚至禁止开放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长达4年与这些经历大饥荒的苦难者在一起，阅读这些真实记录下来的文献，对周逊而言，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甚至每次看完以后，她都不愿意和人说话。
这位四川出生、曾在英国从事犹太历史研究的女助教说，中国这场历史浩劫不应该被人淡忘。“为什么全世界都知道犹太大屠杀，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大饥荒？我觉得作为一个搞历史的人，这是非常重要，是我的一个职责，让全世界都知道当时中国发生了什么。”
周逊的导师、荷兰学者、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几年里，藉中国开放大量党史文献，抓住这个机会彻底研究了大跃进时期中国经历的浩劫。
冯客在北京和河北、山东、甘肃、湖北等多个省份，参阅了上千份官方档案。并于2010年9月29日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他的新书《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中文版，书中指出，根据公安部门同期整理的报告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中国共产党汇编的内部报告显示，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至少有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冯客警告，促成“大跃进”和大饥荒悲剧的若干基本因素，在今天的决策机制中仍然存在。 他认为，这场灾难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然适用，“不可靠的经济数据，缺乏透明度，不接受民间社会任何监督的决策过程，不顾质量（品质）、对于产出的盲目追求，错误地相信中国找到了可以不受普遍经济法则制约的出路。”
今年，由海外华人学者宋永毅、丁抒、郭建、周原、周泽浩、沉志佳等人编辑出版了《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包括二千多万字的六千多份档案资料。这是一项极其有利于人民和历史的浩大工程。这些学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收集整理资料，并建立《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并公之于众。与文革、反右等数据库配套，对当代及后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历史上把1958年-1960年称为“大跃进”年代。这三年“大跃进”引起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至少饿死老百姓四千多万人。我们习惯于把三年大饥荒叫做 “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把责任推给“天灾”。但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跃进”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至于大跃进期间究竟饿死多少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因而对于这场过去50年的惨案后人仍然只能是雾里看花。数十年来，海内外专家依据各种资料与研究方法，做出了不同推算，从数百万到1000万到7000万不等，数据差异之大，有如天上地下。
2011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对1958年至1961年，即“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据的表述是：“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早在1991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有“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类似表述，仅指1960年一年，而非整个“大跃进”期间，“人口减少1000万”包括正常死亡，也包括非正常死亡。
中共党史专家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清华大学胡鞍钢在其《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中，经过估算提出“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3年共计比正常年份多死亡人口1500万人，其中1960年约为1000万人（995万人），196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6‰”。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则认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00万~4000万人之间”，这是一种较为折中的说法，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仍有2300万的波动。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介绍了美国著名人口学家A.J.科尔（Coale A.J.）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的研究成果。两人以我国公布的相关年份人口普查资料和生育率为基础，科尔采用线性公式估算认为我国1958至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680万，蒋正华则采用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估算认为此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97万。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科学》杂志，发表了“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以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县市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并参考近千种各省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以清代“府”为基本单位（曹认为如此可以避免因县级行政区变动而造成的误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3250万。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并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这个数据和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

据悉，在2005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比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但是，相关数据从2009年起就在网上可找到。
我们可以看看59年至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
而1959年至1962年的人口增长数据是：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负2.4%；1960年为负4.7%；1961年为负5.2%；1962年为负3.8%。全国有12个县在1959年至1962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100万人以上。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7省，在1959年至1962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10%至12.5%。
解密档案披露的死亡人数为3755.8万人。其中1959年少统计12个省级地区，按当年的省级地区死人的平均数是30.7万人算，当年总计应为890.4万人；1960年为1196.3万人。这样算下来，大跃进直接导致死亡的数字应该是4165.5万人。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经济学良心”之誉的阿玛蒂亚·森，在对世界各国的大饥荒现象进行研究后，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只要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就从未发生过真正的大饥荒。而新闻能否自由，很显然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紧密相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玛蒂亚·森特意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援引了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