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困境

这里着重给大家推荐三本书，2008年初看完姜汝祥的三本书《差距》《榜样》《颠覆》，觉得自己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对于在企业中经历着的人，还有想要在企业中发展的人，还有立志要创办企业的人，这一系列书都是很好的思维启发工具。
但是我想大家看书的时候一定要批判的看，在事实、数据背后，要分析出作者的价值观，然后我们才可以批判的吸收，海绵式的阅读将永远为阅读所累。
以下为我看完这一些列书后的感想，愿同各位共同分享探讨。


开拓与回顾
经济学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市场化席卷全球以后，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利益，人们生活水平翻天覆地，一时间，经济、全球化铺天盖地，对西方社会的向往之情从一开始，就来源于经济发展的诱惑。
　　
　　在中国逐步接受市场化的过程中能够，在WTO的洗礼下，中国正在走一条变化之路。德国社会学家，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哈贝马斯，根据各个国家接受全球市场化的表现，把它们归纳为两种。
　　
　　一种是防守式接受，所谓防守式接受，就是肯定全球市场化的趋势，认为这是不可逆转的，流行点说就是个tipping point，在这一前提下，既然不能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资本，那么在国内给它加上弹簧。
　　
　　另一种是进攻式的，即坚信政治的塑造力量，如果一个国家，本国不能控制上扬、复杂的市场，那么通过超越国家层面的、与其他国家联合共同追随市场，随市场的成长而成长。
　　
　　我们知道，欧盟是进攻式接受的产物，而防守式接受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中国。
　　
　　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中国接受西方起源的市场化过程中，必然差异的显现化。首先道德观不同，西方社会讲求公平、平等，而中国的至上而下的传统非常明显；其次在道德观的影响下，工作方式和工作态度差别巨大，比如美国寻求创新，而中国主张控制，西方讲责任，而中国讲集权；最终，形成的价值观不同，西方讲诚信，我们则强调服从。
　　
　　这场由于经济运作引进导致的价值观、道德冲突，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和探索，最具备发言权的就事经济工作者。早先胡适一到国外回来就说“中国万事不如人”，现在进了一步，结合国情了，茅于轼先生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中国人的道德及行为。
　　
　　姜汝祥先生是经济学博士，又在美国研究全球500强企业，他也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对比出中外企业的差别，他的《差距》《榜样》，以及这本《颠覆》，都很明显地描绘了中外道德、行为、价值观的差异。
　　
　　有识之士都在积极探索寻求明族进步的方向，应该说在经历刚接受市场化的阵痛阶段之后，我们逐渐回归了理性。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描绘了苏联入侵捷克后捷克人民的反抗，苏联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理念，强横的控制其他国家，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反抗和失败。中国对待市场化就像捷克接受社会主义，刚开始为市场化的前景着迷，但发现，一下子无法接纳关乎民族、关于道德的自我放逐，所以我们开始理性了，现今中国政策向我们表明，中国领导者的观点是认为政治要适应于市场一体化，这是不可更改的，但是国家通过行政干预，宏观调控资本市场，在积极的尝试发挥作用。现今而中国于市场化的关系不同于捷克那时被入侵的是，捷克那时没了自主权，而此时的中国却牢牢的把握了这点。
　　
　　差异是存在的，如果是资本市场化是一种必然，那么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接受市场化就一定要接受市场化背后的道德观吗？中国的市场化一定要遵从西方的价值体系吗？
　　
　　改变一个人尚且很难，何况一个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中，多少的朝代，在新旧更替中消失了，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如果说有什么我们很多人现在还引以为豪的，就是不屈不饶，展现自我优越性，且历代长存。哲学上，尼采也从一个要用思想改变世界的人成为追求永恒的先行者。改变是很困难的，咨询专家温伯格说，我们只能做他人的触发器，是trigger，别人掌控着点火的权利，并且已经做好准备，而其他人，只是在那一瞬间告诉他们——动手吧。从历史来看，西方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只是一些文人，如卢梭，通过自身对文学的驾驭能力，以显化的方式写出当时人们的心声，然后大革命开始成了趋势，进而成功。
　　
　　中国政府采取的防守式的态度，必然鼓励公民学习各种技能，使之有能力参与竞争，“帮助人民使之自我帮助”。
　　
　　以我们看到企业被鼓励去发展、去并购，出现了像TCL的海外尝试、华为的成功等。鼓励利用外资，像现在闹得沸腾的东航引进新航的事情，政府一方面想控制和保护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企业快速学习，在对待这一事情上，态度犹豫。鼓励创业，看现在大学校园的创业大赛，年轻80后的校园讲座。创造条件，这才有民营企业的涌现。这些，目的之一，在于“帮助人民使之自我帮助”。
　　
　　当然，这将带来职业化的倾向，但在机会不平等的情况下，社会公正性受到伦理的质疑。每个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不相同，导致贫富差距，我们说“这不是社会主义”。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经历与美国一样的困境，美国也在寻求同盟，不过由于美国的强势，相对来说，其同盟性质弱化，中国也在投身上合组织，这是进攻式接受全球市场化的信号。如果说政策导向没有发生转移，那么在防守式的方式下，我们的确应该尽可能快地接受西方经济学及其支撑的价值观、道德体系，茅于轼、姜汝祥先生提出的道德问题、工作态度、方式问题都切实的探索出了一条明确的民族、企业、公民进步之路，但是现在全球面临的问题是：防守式开始学习进攻式，而进攻式长远来看，强调的是公正和个性并存。
　　
　　现在形势在于，进攻式虽然可以创造经济增长，但由于各经济体的差异，无法和谐一致的向前发展，面对这一命题，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家，都在寻求一种一体化中的文化独立。防守式接受从大肆接受转为关注自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异同，需要尽量保持文化中独特性，价值观、道德观上进行的是必要的改进而不是改革。这样看来，市场化的接受是必要的，但经济学背后的价值观还道德观以一定要进行批判的引入，要保持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性，盲目复制也许会像苏联控制下的捷克，失去自我，在失去自我后仅能依靠女人裸露自己的大腿来表示对苏联军队入侵的愤怒。那么，我们的经济学者，在这样的阶段，是否应该停下笔来，进一步探索中国的独特性呢？我们的经济虽然是长久以来的小农经济，但是经济性质背后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这长久的文明中体现的可取之处不应该是鲜明的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想想尼采吗？
　　
　　我们为小时候的教育所累，片面地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难道此刻不应该重新学习和审视吗？如果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了发自心底的尊重，即使开始颠覆之旅了，我们会长久的付出代价，这就是放弃一些人，让一些人受苦，让一些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恐怕不是立志进步的人士的初衷吧。除了价值规律，公共经济、公共政治难道要丢弃一旁吗？
　　
　　相互爱慕、相敬如宾的夫妻尚且不能完全理解对方，何况两个民族两种道德观呢？在宣扬西学为用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更清醒、更了解自己多一点吗？
　　
　　从中国历史、中国英雄的身上到底我们能挖掘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存在错误的英雄主义呢？对现今的我们有帮助的到底是什么呢？是精神吗？是哲学吗？是英雄主义吗？姜汝祥先生说——我们可以成功，也可以失败，但不可以放弃。但我想说，至古以来，我们不缺少的就是执著，只是在经济学的西方价值观中，我们的执著和他们的不同而已。所以，前面的中国历史到底留给我们什么，挖掘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命题。
　　
　　钱钟书说年轻人贪舒服，骨头松了，一世没出息，王选在讲自己的选择时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须自己首先的实践者，一定要培养动手习惯。从这个意义上看，姜汝祥先生是伟大的，在于他把他的思想转换成了实践，做他自己思想的实践者。国际著名投资发展专家格林伯格告诫中国，“要成功就要与众不同，但是要深思熟虑的与众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姜汝祥先生与众不同，并且搭建了深思熟虑的实践框架。然后他成功了，这都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的。
　　
　　茅于轼先生的道德论的对象是个体，然而中国人到了集体中，涉及利益的时候，会忘记道德的，同时期望每个人切实的改造自身从而改造社会也不切实际。姜汝祥先生的企业论在集体中适用，但在生活中，我们听到看到遵从的却是另一种道德，怎么能影响社会呢？从姜的社会经历看，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过，所以他对中国很了解，深刻理解中国的集体的性质，同时他也知道国家现在还是很穷的，而企业是目前唯一的经济突破口，企业做大做强做长久，经济才有支撑，国家才有活力。他的思想太激进，结果引发了一些人的对抗，因为他看到的东西目前很多人都没体会过。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大家的思想还不统一，大部分在后头，所以提升公共理性很重要。企业也许可以解决经济问题，但过程太痛苦，太逆流，思想通过企业传播给大众是困难的。所以我们的问题应该是——中国是谁？中国人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