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现代新墨家”

彭永捷

一、谁是文化续命人——现代新墨家的宣言

“现代新墨家”的正式提出，可以追溯到《哲学动态》1997年第12期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新墨学如何可能？》的文章。这篇以康德式发问为题并发表在中国哲学界头面刊物上的文章，可以看作是现代新墨家的宣言书。文章的作者，时在湖北大学政治行政学院任职（现已调南开大学哲学系任职）的张斌峰博士和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张晓芒博士，在这份宣言书中共同声明：“目前新儒学的研究正全面展开，新道家的研究亦初见端绪，惟独墨学思想的创发尚少有人问津。而传统学术中，过于偏向儒学、新儒学、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的研究，这也许是因为墨学在先秦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中缺乏轴心地位，未能得到封建政治的重视与强化，曾一度中绝。但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的断裂并不意味其价值的长久失落，墨学在上一世纪末的第一次‘复兴’便是一个明证。那么墨学能否再次复兴而走上‘显学’的地位呢？对此，我们深信不疑！”他们还自信和乐观地声称，“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构和科学理性精神的确立，还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的现实价值层上，抑或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墨学，墨家学说在建立新的全球社会时，将会比儒学和道家之学可能提供得更多。”

在这份宣言书中，现代新墨家（如果他们能够在将来形成气候以使我们能够使用这一概念的话）还提出了自己的工作思路。他们把新墨学的创制分为“建本”和“创新”两个模块。

所谓“建本”，就是对墨学作结构上的解析与整体把握，并对《墨子》作意义解释。现代新墨家强调对墨学作整体的文化形态和内在结构的整体把握，并突出其与中国传统中的主干文化——儒、释、道三家进行互补：依他们的说法，儒、释、道三家均属于境界文化或主观形态文化，忽略了主观的客观化、规范化、程式化，而这一忽略正是中国文化没有形成近代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因素。他们似乎已经宣判，现代新儒家从儒学资源中由“内圣”开“新外王”（即民主与科学）的尝试，原本就是“此路不通”。现代新墨家已经接过了继续开“新外王”的文化主题。他们强调，并非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与科学的因素，而是具有这些因素的墨家、名家等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墨家文化追求客观的“法仪”，重视工具理性，因而具有走向科学的可能性。墨家文化的“兼爱”、“尚贤”、“尚同”，体现着人本、博爱、平等、民主的思想，因而具有走向民主的可能性。在对《墨子》的阐释方面，他们提出对文本的三重解释：作者意、文字意、精神意，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廓清文本的原始意义和文字意义，然后进行创造性的解释——“在现代社会意义价值层面上，作创造性转换与引申。”

对于“创新”，他们一方面引用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主张的借用现代哲学来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会通之路，另一方面，又极力避免近代以来以西学解墨经，然后又以解出的成果来证明墨学与西学的“若合符节”的荒谬。

在现代新墨家的学术发展蓝图中，他们力求通过建本与创造性的解释，来实现墨学在当代的创新。他们强调墨学相对于过分重视人文而轻视科学、重视价值理性而轻视工具理性的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健康与全面，通过传统墨学与现代哲学的“视域融合”，而使“现代新墨学”成为可能。

二、“为往圣继绝学”——现代新墨家的建设

在发表这样一个本应引起关注的“宣言”前后，现代新墨家开始了他们的学术建设活动，亦即具体实施《新墨学何以可能？》中拟定的学术工作大纲。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学术活动显现着现代新墨家的“在场”，另一方面试图向世人开显“什么是现代新墨学”。他们的“在场”与“开显”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墨子兼爱学说与现代社会公德的确立。现代新墨家认为，儒家思想标榜“仁爱”，仁爱思想是按照“爱有差等”的原则由内向外、由近及远推行的。儒家的仁爱重视是个人“独善其身”的私德，墨家的兼爱重视的是“兼善天下”的公德。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兼爱学说的理性基础和逻辑方法更是给现代道德的重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新方法的传统资源与依据。墨家兼爱学说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实践推理”（Practical reasoning）的方法，儒家仁爱学说的论证则是知性的、心理的方式或“道德形上学”的方法，现代社会公德的合理性论证不可能循着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论证或纯心理的、情感的、内在超越式的方法来论证，而是对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求得。墨家文化显然更契合于这种方式。

——墨子兼爱说与儒家仁爱和基督教博爱的比较。现代新墨家将墨子的兼爱说与儒家的仁爱说和基督教的博爱说一一做了详细的比较，认为兼爱学说体现了墨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关怀，并没有像儒家那样去追求绝对的道德目标，去脱离现实的功利世界，在内心的道德领域实现内圣的理想。也就是说，墨家没有把通过道德救世的情怀与现实对立起来。在与基督教的博爱比较中，现代新墨家强调二者虽有不少相通之处，如博爱、泛爱、平等地爱一切人，但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墨家的兼爱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而基督教的博爱只以信仰为依据，爱的力量源自于上帝的仁慈，停留在抽象性的范围内。他们宣称，“现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由农业化走向工业化、商业化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在这一社会变动与转型之中要确立与此相应的价值观念、法理原则和基本公德，又要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求相类似的观念作为生长点，那么可供选择的只能是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平民观念与伦理原则。”

——人与自然和平的重建。人与自然的冲突成为现代哲学重点回应的问题之一，现代新墨家力图从墨学中挖掘有益的文化资源，以求解决之道。他们认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应该成为当代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恢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原则和原理；以墨子崇“天志”、顺“天意”的思想，恢复人对自然的敬畏；以墨家的节用、贵俭思想，来抑制人类对自然的无度索取。

——墨家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墨家的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被解释为六个方面：“主力”、“赖力”、“强力”的能力本位观；“强本节用”、“人给家足”的基本生存观；“兼相爱，交相利”的人道观；对待互报、“兼以易别”的平等观；平等对话的、言行一致的沟通观；“有教无类”、“有道相教”的教育观。墨家的人文精神具有以下五个特征：主体与互主体性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合一；超越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功利性与道义性的统一；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如果人们选择墨家文化作为现代人文精神的生长点，将会从中获得五个方面的“实惠”：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地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古典的平民教育观可以启迪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现代素质教育观，坚持素质教育的人民性、全体性、平等性。

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现代新墨家的展望

现代新墨家从发表“宣言”至今，已七年有余。七年的时间，对一个文化思潮来说，或许是并不太短的时间。然而对一个曾经断绝了二千余年，留给传统的影响和文本都相当贫乏的学派，虽经由几位热血澎湃的青年学者的创造性解释与不遗余力的宣扬，若想蔚成大观，恐怕是需要相当长的积累，要走很长的路。从“献其否，以成其可”的建设性态度出发，本文也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指明现代新墨家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以何种方式来会通中西的问题。“会通”是个颇具模糊性的字眼，究竟如何会通呢？谁与谁会通呢？由于中国文化今天仍处在弱势文化的地位，这种会通极可能再次成为西方学术对中国古典文本的又一次演绎。

其次，在强调中西会通时，现代新墨家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最重视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会通。新墨家的代表似乎并未注意到墨家的“尚同”思想与民主和自由思想之间的距离和冲突，并未从学术上对这种冲突有所交代。

第三，现代新墨学仍处于“草创而未明”的阶段，与当代文化中的各家显学尚缺乏有力的互动。

第四，从现代新墨学的研究成果看，目前仍处于“……的现代价值”、“……现代意义”的层面上。新墨家应该明白，不能总是停留在不断应付当前热点题目的皮相化的水平上，而应该朝深度研究与创新的方向努力。

现代新墨家是一个非常年青的学术派别，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时代，他们获得了一个至少使中国文化重新受惠于墨家绝学的机会。正由于墨学相对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某种异质性，才使我们可能更多地受惠。于此，我们在表达对这些独行者的期望时，也表达对他们奉献和创造的敬意。我们也希望籍本文呼吁人们对现代新墨家予以相当的关注。从对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前沿性的把握入手，我们也会继续对现代新墨家的进展进行学术追踪。

（参见张斌峰：《墨子“兼爱”学说的新透视》，《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1期；《墨子的兼爱学说与现代社会公德的确立》，《甘肃理论学刊》1997年第1期；《墨家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价值》，《两岸青年学者论坛――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论文集》，法鼓人文社会学院丛刊2000年12月版。张斌峰、张晓芒：《墨家学说与人类和平理念的确立》，《晋阳学刊》1998年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