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坚:法家思想与文官体系

当今我国政府正在进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将建立一套新的文官体系。这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改善政府形象,适应经济改革要求的必然之举。97年长江发大水.朱镕基总理坐镇武汉，骂了一句很凶狠的话:“真要枪毙几个人不可！”朱总理至所以法这么大的火，显然是对现行的体系非常不满，需要进行准顿。长江发大水是有很多问题造成的，除了两岸的堤防不够坚固外，长江的淤塞和洞庭湖周围的开垦以及长江上下有的疏浚一定出了问题。所以朱总理觉得中国的文官体系一定要重新建立，光靠上面几个人没有用。中国上面出一百个朱镕基，下面一群烂人，什么事也办不成。文官体系好比一个金字塔，顶层好的而基部烂掉就不成一个金字塔。

    法家主张刑法和法治与儒家的仁义、德治是直接对立的。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被采纳了，从此儒家被推向极至。而法家思想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关大。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书中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一个领导只会压制自己，这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做，他称之为“怕” ，也就是怕事；一个领导只会纠正自己，而不敢纠正下属，叫做“乱” ，也就是乱了天下的意思；一个领导只会节省自己，自己每天都是咸菜萝卜，叫做犯“贱”。也就是作为领导就要压制你的部属，纠正你的下属，让你的组织来节省。韩非子的这本书哈福把他翻译成英文在哈福法学研究所里研究。韩非子的这句话等于日本的文官体系。日本的文官体系建立的相当不错，日本的大藏省三省运作的一直还可以。我们常常听说日本的首相在酒店喝花酒或是什么贪污受贿的，哪又有什么关系呢，日本的文官体系就象是一个顶部烂掉的金字塔，但那只是一小部分，金字塔还是金字塔。

    中国的好官不仅要求工作做的好，还要处处作为人民的表率，讲什么两袖清风，鞠躬精粹，死而后已。我觉得大可不必，只要他干了好自己的工作，我们也不应该对它们有过多其他要求。中国讲以德治国，以这种思想建立的文官体系显然人治的因素大于法制的因素。以德治国”,在我看来可以说是“以人治国”。这种思想要求领导者起到表率作用,越是高位 ,越是有德者居之,这是乎相当不错。其实不然.其一:领导者的作用固然重要,但真正做实事的是底下人,上面决策在好,下面贯彻不力也是白搭.其二:这种体系往往越到基层其德就越差。 以这种思想建立的文官体系就象是金字塔,顶部几个是好的,而底下基部都烂掉了。法家思想强调以法治国，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官员，通过完善的制度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而不是靠几个伟人来治理国家，哪已经落伍了。

    法家思想和现代的文官制度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想当年，中国处于昌盛的汉唐时代，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还处在黑暗之中，而如今都走在我们前面了。我想如果法家思想能够代替儒家被大加发扬的话，中国会从汉唐一直强盛到现在的。
翟玉忠：新法家究竟是什么（对话录之旅德友人）
作者：[翟玉忠] 来源：[本站] 浏览：[54]   
下面是我同在德国游学数年友人的谈话记录。朋友很忙，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理解新法家是什么，他的发言亦单刀直入。

旅德友人：玉忠先生好，我正准备一个课题，昨天看了新法家的网站（http://www.xinfajia.net），内容很丰富，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语言给我解释一下新法家是什么？

翟玉忠：简单说新法家就是用公私相分代替个人主义，用人民自治代替自由民主，用全民监督代替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旅德友人：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些？

翟玉忠：新法家的核心理念包括以刑去刑，激赏兴功，国家功勋制、全民监督、公私相分等一整套的治世理念。在《商君书》、《韩非子》中已经有了理论化的论述。

旅德友人：玉忠先生，恕我直言，我不相信人类历史上有比三权分立更好的政治体制，我给你举两个例子，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只因为个人道德问题就遭到国会弹劾，最近布什总统“非法监听”一事又闹得沸沸扬扬，简直快成了“监听门”，为什么布什总统不能为所欲为，这就是三权分立的好处；请你给我举出秦始皇权力受到限制的例子，听说他只会随意杀人罢了，两千年的专制还不够吗？是我们彻底结束封建专制的时候了！

告诉你一件事，德国威廉一世和磨房主的故事（见附文）的真实的，我在德国亲自调查了一下这样事，那才叫法制！皇帝也要为自己拆了别人的磨房负法律责任，在中国这可能吗？看看今天城市拆迁中的问题吧！

翟玉忠：秦始皇是暴君，秦法是暴法已经流传了二十多个世纪了，只是睡虎地秦简出土后我们才知道秦法不是暴法，认真读司马迁的《史记》，你也不难发现秦始皇是个勤于政务，礼贤下士，依法治国的好皇帝，司马迁甚至批评说秦始皇过于依法行事了。

我们撇开秦始皇和威廉一世不谈，我们对比一下秦的法治体系和德国当代的法治体系，你就会明白二者的优劣。德国曾达到过路不拾遗、官无腐败吗？这样的治理结果三权分立办不到，只有全民监督才行。

再说克林顿和布什的例子，当代西方民主的最大特点就是一部分人，特别是财富集团可以绑架国家权力，你看决定监听美国公民电话的那几个人是谁，不就是司法部长、白宫律师等几个人吗？他们也可以决定暗杀别国的民选总统。中国的最高领袖不是这样，国家利益就是他个人的最高利益，他当然不会背叛国家利益？为什么个体老板不贪污，因为他不会贪污自己的钱；为什么施行法家的君主大多廉洁公正，因为懂得自己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体的。

韩非子论述过这个问题，说是在法制环境下，不用期待千年一遇的圣人，也不用害怕千年一遇的恶棍，道德中等的人就能治理好国家。但我认为中国最高领袖的世袭制度太落后，那些养尊处优的皇家子弟在心智和体力上退化得太快。

旅德友人：东方法家真的曾经把社会治理得路不拾遗，官无腐败吗？

翟玉忠：是的，这事发生在秦施行法家后的一百多年间，商鞅变法是伟大的制度创新，改革如此成功，以至于当时的周天子给秦送来了祭祀用的肉，诸候也都来祝贺。

旅德友人：我怎么总以为中国就是独裁专制，秦不是二世而亡嘛？

翟玉忠：我还知道，西方有人还认为中国“文明”得不够。秦二世是因为背叛了法家才二世灭亡的，所以西汉马上恢复了法家治国。

旅德友人：我小时候教科书就是那样写的，这不怪我，我要认真看看历史。

翟玉忠：可能现在教科书也是这样写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华文明是什么，这本身就是悲剧。代价太高了，不是“礼教”治国了，却又“社教”治国，人治太可怕了。

旅德友人：我身处西方，知道法治比人治好，这点我们相同，我就是不知道东方也曾有过法治，而且施行效果远远优于西方。但不是我一个人，大家不都是除了东方人治就是西方法治这种二元化非彼即此的思维导向吗，可能全世界就你们在讲东方法制社会。对了，你能不能再给我简单讲一讲什么是中华文明？我这个学计算机的只知道岳飞、秦桧。

翟玉忠：中华文明是以法家为体，以儒、道、兵、工等诸家为用的治世体系？

旅德友人：不会吧，中华文明分明是以儒家为中心，连外国建立的中文语言学院都被称为孔子学院。还有，你读过享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吗？他好象也将中华文明等同于儒家文明？

翟玉忠：事实上西方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是极其肤浅的。这不能怪他们，他们最初接触到的就是被儒化后的中华文明，当然会误以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就是儒家。

旅德友人：玉忠先生，我是学理的，也不想谈太多的文明问题？文明有什么用，力量才最有用，国家的命运最终总是在战场上决定的。

翟玉忠：不对，文明直接反映了一个文明有机体的动员能力，正是在这一点上东方法家文明优于西方法治文明，我们由此看到了为中华原文明鼓与呼的历史动力。

旅德友人：是不是你所说的东方的文艺复兴？

翟玉忠：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要作的不是从西安到雅典，而是从罗马法系到中华法系，由西方到东方。

旅德友人：玉忠先生，我需要详尽考察您讲的东西，因为您颠覆了我的整体思维框架。最后我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西方不值得学习吗？您知道，西方十九世纪中叶学习到了中国的文官制度，从根本将现代西方文明从腐败的泥沼中解脱了出来？我们不应以更广阔的胸怀学习西方吗？

翟玉忠：我从没有反对过学习西方，我只想告诉人们西方的全部社会科学理念只是西方历史的产物，不能照抄。必须在了解自身的基础上吸取西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我个人认为民主制度有利于最高领袖继承上摆脱落后的世袭，有利于国家政治精英素质保持在中等水平上，我对中国政治精英的个人能力很失望，他们有些人真把革命当成了请客吃饭。

旅德友人：说心里话，我也对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科学一边倒感到担心，学习一百多年了，还不行，里边没有问题吗？再学一百年，恐怕历史就不会再给我们机会了，这也是我关注你们新法家的原因。就是新法家上的东西好多都是出土文献，不好懂。

翟玉忠：谢谢你的关注，我们已经将一些古文资料白话译文登出，两千年儒家对华夏原文明的篡改，使我们被迫接受地下出土的文献，你想想，如果不是三十多年前《黄帝四经》出土了，我们哪能确定黄老思想和西汉执政理念的本质是法家；我们希望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知道中华文明是什么；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历史不应忘记，蒙文通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兵、农、纵横三者只是法家对具体问题的工具，张光直先生很早就意识到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本质；另外我想透露给你一个消息，新法家的官方定义，《中国新法家的基本理念》是孙皓晖教授完成的，是他不想署上自己名子，谦逊地认为那个定义代表所有认识到中华原文明本质的人。

旅德友人：是吗？回头我要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也谢谢您，玉忠先生！


附文：

      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当时号称“军人国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一日，威廉一世入住行宫，兴致勃勃地登高远眺，却发现宫墙外不远处耸立着一座古老的磨房，遮挡视线影响观景，遂令身边的大臣去问磨房的主人愿意不愿意出卖磨房，他打算买下这座磨房并把它拆掉。大臣找到磨房主交涉，不料磨房主坚决不卖：“这磨房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乃无价之宝，我必须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大臣只得如实回禀。威廉一世执意要买磨房，开出了高价，可磨房主还是不卖。威廉一世大怒，命令卫队强行拆掉了磨房。拆除磨房时，磨房主站在一边冷眼旁观，口中念念有词：“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然吾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平事我必诉之法庭。”不久，磨房主就此事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到法院，结果法院判决皇帝恢复原状重建磨房，还判决皇帝赔偿磨房主人的损失。威廉一世看了判决书后苦笑着说：“我做皇帝有时也会不冷静，以至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为，幸亏我国有这样的好法官，如此公正办案，乃吾国可喜之事也。”于是令人又将磨房在原地重新建了起来。

    数年后，威廉一世去世了，威廉二世登基；老磨房主也去世了，小磨房主继承了磨房。

    后来，小磨房主手头拮据又急需用钱，想卖掉磨房。卖给谁呢？他想起了父亲和威廉一世的那段往事，于是他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委婉地陈述了那段往事，表明现在急需用钱想把磨房卖给威廉二世。很快，威廉二世给他回了信。信中说：“亲爱的邻居，你说要把磨房卖给我，这可事关国家大事，我以为万万不可，因为这座磨房已成为我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我怎么能忍心让你丢掉这份产业呢？你应当竭力保住这份产业并传之子孙，使其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名下。你现在经济困难，我十分同情，派人送去３０００马克，以解燃眉之急。”信末署名是：“你的邻居威廉。”
五一节把《文明仨元经》中墨家科技的部分也贴出来与大家分享。“文明中国年”新文明的倡议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在此也深表感谢！重新修订了一下，跟在后面：
　　
　　
　　“文明中国年”新文明倡议书
　　
　　执笔：吴键川，编委：黎鸣，胡星斗，王雨墨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越来越注重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公民。经过伟大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凤凰涅槃，浴火新生。为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中国人民有信心铸造“文明中国”。
　　 只有“诚信”、“真知”和“大爱”，才能振兴中国。所谓“诚信”，就是要恢复人际之间的信用、不同阶层人之间的信任；所谓“真知”，就是要学习逻辑思维方法，求新求变以自强，培养追求真理的理性社会价值观。所谓“大爱”，就是要超越亲人之爱，去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自然、爱民众，培养包容和宽恕之心，塑造妥协、互让、和解的精神。
　　 真善美的无神论人文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老子提倡“慈与俭，不为天下先”，提倡平等、慈悲、宽容、多元化、反异化、反暴力的观念；墨子提倡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逻辑思辩方法达到社会和解以及“非攻”和平主义思想，孔子倡导“仁者爱人”、“和为贵”等思想。他们三位圣人历史有据可查，有著作，有思想，有事迹，《道德经》、《墨经》加上《易经》这国学三经可称为中华文化的真正道统。老子、墨子、孔子完全可尊称为“中华三圣”。可惜，这些大爱至道，在古代实行的少，在现代愈加衰微。
　　　　 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弘扬“诚信”、“真知”、“大爱”的精神，消除无处不在的欺骗和陷阱，建立信用制度；提倡谅解、对话、双赢的三元逻辑理念，改变敌视、怀疑、侵夺、势不两立、一山不容二虎、意识形态独尊的传统二元论思维，建立宽容、和解、高贵、文明的新中华。
　　 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思考如何使中国摆脱王朝更替重蹈覆辙的历史周期率。因为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走上了专制主义的道路。历史上小农经济以及崇本（以粮为本）抑末（打击商业）政策的作用，商品经济及其自由、平等、协商精神的匮乏，大陆型文化的封闭保守，官方助长下的极权主义思潮的泛滥，这些使专制主义不断得以强化。专制主义的特点就是政治斗争不循规则，不择手段。因此，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是儒法互补、阳儒阴法的，即对外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使用的却是法家的阴谋权术。由此，权谋与暴力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中华民族。
　　 我们的民族和整个人类正处在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人类在生存发展方面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而同时也存在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整个世界正越来越紧密地联接成一个整体。物质交换、社会交往都前所未有地变得异常便利快捷。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大大改善，我们已经极大地将以往种种科学幻想变成了现实。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地区国家间争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较量后，地球村今天仍然处于动荡不安、纷争不停的状态。民族冲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等等全球性问题仍然困扰着人类。科学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相应的精神世界的平和与充实。
　　 我们的国家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种种社会动荡之后，终于实现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现实局面。但与此同时，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扼杀灵性的虚无主义、丧失气节的金钱崇拜、空前严重的黄赌毒贪；再加之制度转型过程中法制建设的不完善；特殊的历史条件导致的民主制度不健全；急速发展过程造成的生态失衡……都在不同方面制约着社会良性健康的进步趋势。
　　 世界及中国的问题反应在文化层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生信念的迷失导致的价值观上的混乱。由于没有共同认可的价值尺度和理想目标，人们总是固守着各自自我认定的价值取向，致使由于“文明”导致的冲突越来越成为困扰这个时代发展的主要问题。
　　 走出困境，我们固然可以做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但是重建有益于全人类文明、健康、全面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围绕着这样的价值观确立起一种新文明，就成了生活在现世的有良知人士不能不肩负的文化职责。
　　
　　一、中华新文明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新文明应当担起重建人类理想信念、再造充满道义、良知、德性的人伦风尚、优化健全人类精神生活品质的重任。
　　 新文明应当化解人与自然、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信仰与科学、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力求将这些两两相对的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
　　 新文明应当既体现人类价值的共同性又容纳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将它所强调的人类的普适价值与各个国家民族自由和谐发展的要求统一起来。
　　 另外，作为文明中国的新文明要有助于推动解决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也就是如何平衡人心的问题。现在是人心不平、人性恶化，社会才会不稳定，我们才要建设文明中国。
　　 要有助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的崇高理想，培养智慧和合格的劳动者。重建社会理性，推动社会进步，每个劳动者独立思考，提供创新的动力源泉。
　　 最终要结束二元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二元对立，西方把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绝对的对立起来，在中国则把君子和小人绝对地对立起来，上智而下愚，实行奴化愚民政策，不主张独立思考。
　　 怎么样让中国人聪明起来？聪明了才有科技创新、社会进步。新时代的公民不应该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良民，不但开化大脑聪明起来，而且要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文明中国新文明要教育他们真正成为聪明的公民。
　　
　　二、我们建立新文明的资源在哪里？
　　 人类及各民族各个时期自相残害自我毁灭的教训，我们要记取。
　　 人类及各民族各个时期德兴民安繁荣和美的经验，我们要总结。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人类的文明先哲――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曾深刻地论述过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规定性，都曾从道德、政治、经济、科学和艺术等不同的角度探讨过人类如何达到和谐幸福的途径。五千年来，中西圣哲们在这些方面留下了大量的宝贵文明财富。在建造新文明大厦时，我们需要合理汲取前人的智慧成果，积极有效地对人类历史和当今世界状况进行梳理与厘清。
　　 传承东方的人文关怀，大力提倡“诚信”、“真知”和“大爱”，吸取西方的理性精神，把逻辑思维溶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中国人才会真正对世界发展有所贡献。
　　
　　三、“文明中国”新文明理论体系的构成与人类文明史观
　　 目前人类文明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西方文明体系性的危机，是整个人类意识形态的危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前所未有的获得了其他物种不曾有的力量，获得了在地球物种中压倒性的绝对优势。但是这个物种无节制的扩张却没有任何束缚，人类的快速发展犹如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汽车却没有任何刹车，更可怕的是谁也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目前我们绝大部分的学科都是基于人类本位为出发点，如果从全球全体生命、全宇宙的观点来看都是荒诞可笑的，这点尤其以人类的经济学为甚，现代经济学以刺激人的欲望为消费动力，以杀戮其他物种掠夺自然资源来创造所谓的价值，以物品的转移来获得利润，以理性人假设来虚构社会的理性等等。而这些基于人类自我中心的思想指导正在引导人类走向危险的境地。其他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靠拢，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以全球资源调配为少数人服务的经济体系，正如2亿多美国人却消耗了全球绝大数资源。现在整个地球的生态圈已经很脆弱，如果现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依照美国等的发展模式，不要说达到未来美国发展的消费水平，只要达到现在美国人均消费的三分之一，整个地球生态圈就会崩溃。而且战争绝大部分原因正是基于资源的掠夺。
　　 因此如果人类继续像现在这样盲目追随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走下去，世界人口和消费增长的曲线，同全球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下降的曲线，迟早要交汇，从而引发全球性生态灾变，这绝非危言耸听。虽然地球的外在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类无法干预。但是人类能够对自己内在行为进行限制，改变当今的价值观念、文化范式和政治体制。只有通过“意识革命”和“文化转型”才能避免全球性灾变。因此人类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文化改良，才能摆脱片面追求物质的发展破坏可持续发展的短视与短期行为。只有文化上的进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化。否则，物质与科学的发展有可能成为破坏人类和谐进步的力量，走向人类愿望的反面。
　　 随着网络发展、信息墒增、高度个性化的群体智能混沌复杂系统发展，可以预见基于人脑与其他智能体系的地球网脑必将促进人类自主进化，产生不可思议的跃变，同时也可能会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不可挽回的巨大灾难，因此只有进行一场全球的文化改良，改变全体人类的思想观念及精神状况，才有可能促进全球价值的认同，才有可能避免毁灭性的战争与更大的生存灾难。
　　 因此只有进行一场全球的文化改良，拭亮先哲启迪我们的智慧，真正汲取人类积累的精神力量，才能真正的促进意识形态的和谐相处，才能真正促进人类每一个个体个性自我的解放与自由！
　　 在人类的精神宝库中，以天下关怀、厚德尚义、人道为本，和合诚信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社会及精神疾患的医治犹为对症，也对作为新文明灵魂的新价值观的形成至关重要。中华文化涵养了华夏民族大爱、智慧、道义的精神气质并将其深藏在民族的潜意识中。令其复活并使之光大，必将有助于人类精神之振作，有助于化解诸多人世恩怨，有助于全面提升和改善人类的心性品质。我们已在诸多生活领域触碰到世界范围内普遍涌动的全球化大势，在人类今天走向广泛意义的交往合作背景下，要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新文明最终应对人类在意识与心灵层面走向相互交融，并连接成一个价值认同与精神契和整体做出较大贡献。因此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于当今世界文明的发展与健全有一份的特殊使命，对于建设人类新文明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明中国新文明建设”与“人类新文明建设”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这是由于一种发自本源的精神文化脉络的自然延伸与现实世界对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因此一种文化如果能很好地促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她必然能有效地推进世界和平及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这一新文明从而史无前例的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统一成一体，并推己及人的达成立足人道的和平、关爱、道义文化的普遍传播。
　　 这就意味着我们倡导的“人类新文明”创建事业必然以“文明中国新文明建设”为出发点，意味着我们需要将其他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人类普适的价值与我们博大深远的民族文化融通起来，并通过合理有效地举措改善本国国民的文化素养与精神面貌，在重振中华民族精神凝聚的基础上，进而振作人类的精神。
　　
　　四、为什么当代中国出现道德危机？
　　 没有官德，就没有公德。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民谚曰：上梁不正下梁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复兴的曙光正隐约展现。但是，由于制度、体制、文化的沉疴旧疾的发作，中国正陷入官德不彰、社会风气日见衰败、道德日益滑坡的危局。贪官们一面信誓旦旦廉洁奉公，一面肆无忌惮贪赃枉法，腐败呈大面积、群发性、高额度发展的趋势。反腐败也成为一部分人清除异己、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据新华网，2003年两会一份提案披露，我国现有公务用车350万辆，每年耗资3000亿元（另一数字为3300亿元）。一辆公车可以养活40个下岗职工（而韩国汉城市政府仅4辆公车，发达国家连总理、首相使用公车都有种种的限制）。我国公款吃喝一年也花2000亿元。
　　　　一边是花天酒地，一边是数千万未解决温饱的家庭和数亿贫困家庭（按照联合国标准，贫困标准是年收入低于375美元，即3000余元人民币，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农村人口全部属于贫困）。而我国一年城市低保仅支出112亿元（2003年），农村连这点可怜的低保都没有。一边是高干病房至少三分之一的高干属于无病疗养，一边是农村贫困家庭哭天喊地的无钱就医、等死，谁能相信这个社会有爱心、有道德、有公平？
　　　　由于长期人治的影响，谎言与暴力也几乎充斥于当代中国社会。篡改历史、新闻造假、不讲信用、瞒骗浮夸的事不时发生。历史课本有时难觅历史真相，一些新闻是“制造”出来的；合法经营的小企业即使没有违法违规，也可以因为节水、治污等原因，一些政府部门一刀切说关就关；守法的公民仅仅因为上访、揭露地方腐败、没钱交纳乱摊派的税费、没带暂住证，过去官员说抓人就抓人，至今违宪违法的各种“学习班”、劳教所仍然自行其道；有房产证的住房不经平等协商说拆就拆，刚刚承诺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还没过几天，官员说征用就强制征用。
　　　　统计数字造假更是人所共知，民谚曰：“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一些官员的假话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民谣又曰：“‘三讲’会上讲假话，‘三讲’过后胆更大。”“对上级甜言蜜语，对媒体豪言壮语，对外宾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
　　　　农民因为农村户口，进城就受到种种来自官方的歧视——许多行业不许农民就业，不许农民报考县级以上的公务员；收容遣送制度虽然已被废除，但它对人民心灵和道德的冲击是巨大的；农民被有的人视为贱民，没有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农民子弟不能享受义务教育，农民的投票权（农民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远远低于城市居民。
　　　　违宪的劳教、某些地方惨无人道的监狱常常酿成报复社会的仇恨。而严刑峻法又成为一些官员的思维定式，据国内报纸报道，中国的死刑判决占世界死刑的一大半，是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死刑总和的三倍。由于司法不独立，冤案错案难以避免和纠正，上访之潮难以遏制，一些家庭为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可见，中国社会的正义感衰落、道德滑坡主要是落后制度和官德不彰造成的。
　　（编者说明：本文中“权谋与暴力”、“道德危机”等论述均指两三千年以来中国官方、社会精英、主流人群的人际状态，并不否认中华民族从来有着无数正直、善良、朴素、高尚的人民和优秀的官员。）
　　
　　五、什么是建设“文明中国”的真正阻力？
　　 毛泽东同志一直在思考如何使中国摆脱王朝更替重蹈覆辙的历史周期率。中华文明从发轫之初就走上了专制主义的道路，《尚书》之“牧民”思想、夏启之家天下、秦始皇之郡县制、汉武帝之意识形态独尊、朱熹之儒家天理、朱元璋之无限君权、康雍乾之文字狱将中国从相对专制主义推向了绝对专制主义的高峰（走上专制主义道路并且不断得以强化的原因是：小农经济以及崇本（以粮为本）抑末（打击商业）政策的作用；商品经济及其自由、平等、协商精神的匮乏；大陆型文化的封闭保守；官方助长下的极权主义思潮的泛滥。东周之前，中国是相对专制主义，西周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分封制、贵族制，与晚起的西方封建社会相似），天子只是诸侯拥戴的“共主”，其权力不能到达诸侯国之内的臣民，而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建立了绝对专制主义的郡县制和层层任命、施控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经历的阶段，西方在封建社会之后便直接进入了法治分权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时代）。专制主义特别是绝对专制主义的特点是：政治斗争不循规则，不择手段，暗箱操作，实行非程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因此，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是儒法互补、阳儒阴法的，即对外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使用的却是法家的阴谋权术，韩非子的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泛滥。由此，权谋与暴力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中华民族（见附件一、二、三），血腥的夺权、内战、无法消解的仇恨、世代复仇的信念、光怪陆离的《三十六计》和数千部兵法的应用、《三国》的杀人游戏和计谋、委琐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主旋律。
　　　　难怪鲁迅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最缺少的是诚和爱。大哉鲁迅！
　　
　　六、中华三圣的历史价值重估
　　 先秦三圣：老子、墨子和孔子，是开创了中华文明真、善、美三个方面最初精神境界的伟人，他们有功、有德、有言，是中华文化真正的道统，真正的只有他们可以称得上“中华三圣“。
　　　　老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正的人，墨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实的人，孔子教导中国人要做真诚的人。一个人如果能同时做这三种人，他将绝对是一个成功的人。
　　 老子是真圣，是真话真说的圣人，他的常道（真理）的思想，本来可以给我们带来光明，还可以促使我们去发现更大的哲学、科学的光明。
　　　　墨子是善圣，是实话实说的圣人，他的重实践的逻辑理论思想，本来可以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惬意，还可以促使我们去发明更多科学、技术的价值。
　　　　孔子是美圣，是好话好说的圣人，他的重情感的仁爱思想，给我们带来了家庭内在亲情的温暖，也本可以促使我们去创造更丰富的艺术的温馨。
　　 老子是中国第一个把真话说到最高境界的圣人，正是因此，尽管他只留下了【道德经】五千言，然而中华民族历史号称五千年，却惟一只在老子的著作中具有关于真理的最完备的表述。只有他能说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样可为真假判断做出第一奠基的箴言。也只有他，敢于大胆地劝诫人们，包括一切统治者，“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令人非常遗憾，汉代“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说真话、讲真理的人全都已死绝，后来的中国人甚至连真理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正是因此，中国历史上，直到今天，歌功颂德、自吹自擂的无耻之声不绝于耳，专事吹捧的人们有福了。汉代之后的儒家文人能把好话说尽，而专制统治者则能把坏事做绝，惟独苦了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没有真理的世界即是如此。
　　　　墨子是中国第一个把善（实用的）话说到最高境界的圣人。正是因此，中国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惟一只有在【墨经】之中可以找到关于逻辑的论述。逻辑是什么？逻辑是人类讲理的工具，只有讲理的人才需要有逻辑；不讲理，动辄使用暴力和诅咒来对待他人的人是根本不需要有逻辑的。不仅如此，希望做好实事的人，比如工匠，也同样需要有逻辑，因为逻辑实际上也反映了物质世界、生命世界的规律。后来的统治者，既不需要讲理，也不需要做实事，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有逻辑，当然也根本不会去研究逻辑。
　　
　　七、如何开展“文明中国”系列活动？
　　1、活动的长远目标：建立“文明中国”；
　　 短期目标：提升官德，培育公德。
　　2、活动的原则：支持政府改革，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将本活动与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民间与政府共同推动；官方支持，全民参与，企业赞助；从我做起，带动他人；致力于提高公民意识，建设文明中国。
　　3、活动的宣传口号（仅供参考、选择）——
　　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使中华民族高贵起来，使古老中国文明起来！
　　告别落后中国，迎接崭新中华！
　　建立宽容、和解、高贵、文明的新中华！
　　铸造“诚信中国”、“大爱中国”！
　　只有诚信和“大爱”，才能振兴中国！
　　建立“现代中华文明”！
　　建立“现代中国制度”！
　　完善民主法治，保护人权产权！
　　谅解、妥协、对话、双赢。
　　实行透明行政、程序政治。
　　摈弃暴力，永享共和。
　　拒绝假话，拒绝欺诈。
　　提升官德，培育公德。
　　　　　　
　　八、“文明中国”建设的具体步骤：
　　第一步、制定“文明中国”系文化纪念活动礼仪（仅供参考、选择，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建议）
　　1、设立每年12月12日为“文明中国日”（或中秋节、端午节、三月三、文化遗产日）成为法定假日，全民放假一天；
　　2、设立“文明中国”年（或文明中国周、文明中国月。拟设于2007年）、
　　3、在中华世纪坛立老子、墨子、孔子中华三圣塑像，以《道德经》、《墨经》、《易经》国学三经为中华文化的源头，编辑《中华三圣名言录》；
　　4、每年“文明中国日”国家领导人率国家机关人员举行“文明中国大典”，向中华三圣献花，宣讲中华三圣功德和国学三经的人文精神；
　　5、在每个社区设立“中华三圣”塑像纪念室，立“国学三经纪念碑”，由当地老人宣讲他们的事迹；
　　6、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礼仪，给婚、葬、寿等设立基本仪式，给12岁的少年办少年礼，给18岁青年办成人礼，让他们在庄重氛围中体味先圣、先贤、先师人格气象，由此熏陶人，培养人，完善人格，养成虔敬的心态，谨严的作风，端庄的仪表。
　　7、开展系列活动，如：拒绝假话节、拒绝欺诈活动、诚信日、大爱日或仁爱日、官员垂范日、和平纪念式、和解、非暴力研讨会等。
　　8、纪念活动的组织方法：
　　 开展“文明中国”活动，实施“文明中国”工程；开展拒绝假话活动、拒绝欺诈活动、诚信活动、大爱或爱心活动、非暴力活动、和解活动等。动员社会各界，取得政府支持，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一切媒体广泛宣传活动内容，大做公益广告。
　　 另外，与企业合作，推广印有本活动宣传口号或“文明中国”（日或周、月、年，下同）、“拒绝假话”、“拒绝欺诈”、“非暴力”、“和解”、“诚信”、“大爱”等字样的徽章、纪念品、文化衫、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工作用品。
　　
　　第二步、理论创新和育化推广
　　1、新文明理论创新。借助《易经》、《道德经》、《墨经》国学三经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资源，以文会友，以友辅道，进行学术思想的整合，寻求在民间、能够消除体制内痼疾的学术思想发展道路，以启迪人生智慧，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2、社会育化。忧患意识，济世度人，移风易俗，教化为先，理性解说，化解矛盾，消除冲突，和谐社会。结合中国的实际，寻求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的实践模式。
　　3、学校教育。设立专门的“文明中国”国学讲堂。现今教育只是应试教育、知识教育，弊端甚多，而国学讲堂可以扬长避短，进行人文素质、人格养成的教育，以道为体，以学为用，体用一贯，所以使人们可与共学，可与适道。课程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从科学、艺术、历史、哲学、修养等诸多方面深刻阐释现代伦理道德建设的丰富内涵；课程中的主要内容为中华三圣的言行录和国学三经的现代化意义，以独特的视角以及对现实社会存在问题进行深刻地分析。
　　
　　第三步，要铸造“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　　　　
　　 “现代中华文明”就是要确立民本、人道、共赢、共决、公平、公开、民主、人权、法治、自治、制衡、监督、科学、高效、自由、文明、和平、统一、爱国、开放的价值观（见附件四）。“现代中国制度”就是要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尊重世界普适文明价值规范的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附件五）。
　　 “现代中华文明”
　　 中国正处于二千年未有之变局当中。能否将中国转变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关键在于实现制度变迁，同时建立起现代中华文明。现代中华文明就是将现代人类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新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既有全球意识又有寻根意识，使社会既稳定和谐又进步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既崇尚科学、法治的权威，又充分尊重民主、人权，保障人的尊严与幸福。对于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扬弃的原则应该有三个方面：一是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三是看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维护人的尊严。
　　 “现代中国制度”
　　 建立现代中国制度是现代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能否转变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关键在于进行国家制度的变革，即能否建立起现代中国制度。现代中国制度就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原则，又要吸收发达国家的制度文明成果，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熔铸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中国是个大国，经历过长期的社会动乱，因此，必须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建立现代中国制度是我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集中体现，是因应了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重新崛起需要的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
　　
　　九、开展“文明中国”新文明建设工程的可行性、长期性、艰巨性及其伟大意义。
　　 或许有人怀疑本方案是浪漫主义的空想。但我们认为，它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是现实与理想的结合，具有可操作性和战略性的双重特点。没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空洞的、肤浅的；没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是俗气的、短视的。
　　 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这一文化工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几千年的阴谋、暴力传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公民包括我们自己要习惯于宽容、合作、双赢、谅解、对话、民主、守法、诚信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还需很长的时间，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的建设更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当前的中国不是需要牺牲和浪漫政治，需要的是战略加韧性。
　　 实施“文明中国”新文明建设工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当代中国经济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倘若能够进一步在社会改造、国家重构、文明塑造方面有所建树，那么，社会危象和道德危机就能够得以化解，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和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就能够实现。本活动将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和解、阶层共赢、社会稳定和两岸统一，有助于建立透明政治、规则政治、诚信政治和非暴力政治；它将提升公民教育和公民活动的层次，提高全民道德水平，增进人民的福祉；它将改变委琐、野蛮、落后的状态，建立一个文明的“崭新中国”。　　　
　　 为了这一理想的实现，我们应以民间团队的方式从研讨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入手，增进关注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前途命运有识之士的沟通与理解，并就思想、路线、方法等大局观达成相应共识，进而步调一致地向社会传播这一新文明观念。通过一系列新文明研发与启蒙活动，逐步达成社会公众对新人道社会理想的真实信心，同时不断唤起社会人心对真善美事物更多的向往与共鸣，使得中华文化能为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有所作为。并且身体力行地实施一系列针对自然、社会、精神等方面危困的公益关注和帮救工作，并创办相应教育、健康、文化艺术活动产业机构，更生动有效地向公众渗透新文明的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实现社会风气的净化和大众生活品质的提高。
　　 我们倡导的“文明中国”新文明建设工程与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的发展是一致而非矛盾的。我们强调的是，文化的进步是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在一定意义上，它还是具有决定作用的环节。
　　 我们还要积极联系世界上一切爱好道义、和平的人士，共同以地球公民的自觉意识来调动种种优势资源，共同探讨、共建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和保证人类和谐、健康、全面持续发展的新文明。我们坚信人类一家、全球共和是世界文明的大势所趋，并愿为这一理想的最终实现而尽心尽力！
　　 让我们共同投身于这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伟大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和平以及人类精神文明长足进步而努力奋斗。
　　 我们坚信，盛世中华，一个人民的、强盛、和谐的“文明中国”必将向我们走来！
　　
　　
　　执笔: 吴键川
　　编委：黎鸣，胡星斗，王雨墨
　　Tel:00886-010-10156156-184585 13341129632 Email: dfwyfx@sina.com
　　
　　
　　 二00六年三月于北京
　　
　　联名倡议：
翟玉忠：法家“人情论”与西方“性恶论”
作者：[翟玉忠] 来源：[本站] 浏览：[49]   
如果说法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真理的花岗岩上，那么西方和儒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流动不定的沙滩上

美国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下面这段话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被到处引用，我们不防将之抄录如下：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布什总统的逻辑事实上是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的逻辑。从基督教的原罪说开始，到马基雅弗利，再到洛克、休谟，一直至现代的波普尔，哈耶克，西方主流政治中一个不变的教条是：统治者也是性恶的，为了防止统治者兽性大发，所以要用制度的笼子将他们监禁起来。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洛克在其《政府论》一书中写到：“谁认为绝对的权力能纯洁人们的气质和纠正人性的劣根性，只要读一下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的历史，就会相信适得其反。”《美国百科全书》对“民主”一词解释说：“对于民主的信心根本不以人性的善良为依据，……民主确实也作过不少愚蠢的决定。但是，如果这类错误不被较为健全、较为见多识广的民主行动所纠正，而求助于独裁者或超凡的领袖时，往往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于是有人得出结论，既然西方“性恶论”确立了民主理论和权力制约机制的前提，就算这一论断是形而上的，中国人还是要引进。他还苦口婆心地劝告自己的同胞：“以先进为师，充分认识人性之恶，在制度安排，首先是政治架构的安排上以防恶为首要”。

与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主流的性恶论相对应，东方儒家认为人是性善的，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一提出人性善理论的是孟子，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之后的儒家主流大都接过了“性善论”的大旗（荀子是个例外），宋儒朱熹区分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命之性是 “无有不善”的理。明代大儒王阳明则说：“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

既然人本性是善的，儒家认为通过道德礼教和仁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可以带领民众回归尧舜治下的“黄金时代”了。儒家经典《大学》对这种人治制度有相当精辟的描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下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问题是，无论是西方政治哲学主流“性恶论”还是儒家主导人性观“性善论”，这些都是形而上的，无法用经验证明的，到头来不过是学者们毫无用处的说教而已。就如同中世纪西欧人争论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一样；法家不是这样，她超越了人的性善、性恶论，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基础建立在了“人情论”的基础上，即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商君书》是法家商鞅学派的大百科全书，创作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之后。“人情论”屡屡被商鞅学派提及。《商君书·算地第六》中有：“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天生的本性，饿了就要寻找食物，劳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找欢乐，屈辱了就追求荣耀，这是人之常情。人追求个人私利时，就会违背礼制的规定，追求名誉时就会丧失人性的特征；《商君书·错法第九》中说：“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审好恶。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这里“人君而有好恶”一语，陶鸿庆校正为：“人生有好恶”，这段话是说，人天生就有喜欢和讨厌的东西，所以君主能利用它治理好民众。因此君主不能不了解清楚民众的爱好和厌恶的习性。民众的喜好和厌恶是使用奖赏和刑罚的根本原因。人之常情是喜欢爵位俸禄而讨厌刑罚，所以君主设置这两样逢迎民众的志向，而设立民众想要的爵禄。

《韩非子》是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把“人情论”作为治国的根本。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韩非子·八经 》）韩非子还把法家政治大厦的支柱之一全民监督直接称之为“相窥其情者也”。

人情论是可以通过科学验证的，生命趋利避害的本性甚至可以延伸到相对低等的生物之中。至今笔者还记得小时候上自然课考察蚯蚓习性时的情形。老师让同学们准备一个小盒子，盒子的一边放湿润的土，一边放干燥的土，将蚯蚓放在盒子中间，蚯蚓总是向湿润的土一边爬去。这里蚯蚓不是恶的或善的，它只是趋其利避其害罢了。

法家的哲学基础是科学，而西方和儒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神学——前者是可重复，可检验的，后者只凭主观判断，没有客观标准，也就没有办法用事实进行检验——如果说法家政治哲学是建立在真理的花岗岩上，那么西方和儒家政治哲学是建立在流动不定的沙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