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对话】陈志武：穷政府富社会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之一：民企煤矿比国企煤矿更怕死人

对话人物：陈志武

对话者：张丽萍

摄影：梁璐



深度对话：您一直主张“国退民进”。今年下半年，山西煤炭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您是怎么看的？发生背景是什么？



陈志武：据我了解，这次事件的背景是整顿煤矿业。过去这些年，煤矿事故频繁发生，那么多矿工埋在地下，给他们家属带来这么大的伤害。以前普遍的看法是，煤矿企业如果规模太小，就没有钱投入安全设施。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很多民营煤矿被迫变成国有煤矿。但是，也有一些大型的国有煤矿企业也照样发生了那么多事故，包括11月份刚发生的上百人死亡的黑龙江新兴煤矿矿难，这个煤矿是国企，还准备上市。



实际上，民企、国企的身份并不是决定企业在煤矿安全保障投入力度的主要因素。目前环境下，中国民营企业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方面的压力更大，因为民企老总们知道，一旦出现矿难，他们的企业绝对是活不下去的，肯定会遭受方方面面的惩罚，整个社会舆论也会对准他们。相反，国企后面的股东是国家、是地方政府，即使他们出了事儿，也不会有与民企同等的法律后果和行政整治。




在问责不对称的制度安排之下，国企反而没有太多的激励和压力去把安全保障做得比民企更好。相反，民企知道他们面对的不对称、不对等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会强化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投入。



国进民退的理由尽管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好像没有得到具体事实支持。更重要的是，最近几年关于未来能源危机的考虑越来越多，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煤炭价格都疯涨，煤矿价值跟着一起上升。对于国有煤矿企业和山西地方政府来说，民营煤矿就是真金白银，太有吸引力了。在行政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之下，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就会使用国家的强制力，利用他们掌握的公检法方方面面的工具，进行一大规模的掠夺民营企业财产的运动。



我以前也写过一些关于《物权法》里涉及私有财产保护的文章。一般人认为，私人财产受到的威胁可能来自有权有势的民间家族和个人。但实际不是这样。因为民间方面产生的对私有财产的威胁，总是可以利用法律等手段解决，私有财产最大的威胁反而是来自于行政权力，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不同部门。



山西煤矿国有化事件，就进一步证明了，对中国社会私有财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民间，而是来自于行政权力。所以，《物权法》也好，《宪法》对私有财产提供的保护也好，最终能不能执行，涉及到根本的法制架构、宪政架构。



深度对话：中国市场化一直不断推进，弹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国进民退”的现象，比如之前的铁本事件。为什么会这样呢？



陈志武：因为中国宪政改革、政治改革一直都被拖延，中国的改革又是不承认私有制之下的市场经济改革。在宪法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留下了这么多空子，一旦有机会，一旦有借口，就又让“国进民退”重新抬头，“国退民进”的改革进程就被终止，或者是被完全逆转。



所以，不断重复的“国进民退”的来来回回的历程，本身说明了经过30年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现在是时候解决更多的利益平衡的问题，不同的权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不同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特别是当权力和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纠纷，这些冲突怎么解决？靠什么机制来解决？是不是现在只有行政途径一条单行道？你这个行政途径是不可靠的，有没有办法保证他能够公允？



对民间权利进行侵犯的是政府权力，你还要通过行政权力来主持公道，让政府权力既作为球员又作为裁判，自己监督自己，那是不可能得到一个让人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的。



深度对话：经济危机给了政府一个国进民退的借口？



陈志武：我原本以为，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了以后，借这个机会，政府会做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为中国接下来的20年或更长时间的持续增长打下一些基础。但结果却是，只要能有什么办法搪塞过去，顶过去这个危机，就绝对会用这个办法，尽管这个办法最后不仅仅没有减少中国对出口市场的依赖，没有减少对投资的依赖度，反而增加了中国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



   我觉得这次危机给中国最大的打击、最大的代价不是别的，而是让更多的人变得更自满、更自信，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利的方面反而被强化，而不是被削弱。尽管我们希望要想办法避免这种自满的倾向，非理性的倾向出现，但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来效果。这可能是人的社会本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