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30年回眸: 张军教授在东京日本经团联的演讲

在《远东经济评论》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瑞银集团经济学家Jonathan Anderson以如下段落开头：“如果你想知道世界怎么看待中国经济，最好的方式是去了解知名跨国公司的经理们在看什么书。过去一两年，跨国公司经理们应该看过的是那些很有影响的中国经济的书目。其中四本在目前畅销书单中名列前茅：Joe Studwell 的《中国梦（China Dream）》，Tim Clissold的《中国先生（Mr. China）》，Ted Fishman的《中国公司（China Inc）》.及James Kynge的《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所有四本书都谈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为什么这样运行？什么导致了中国的增长？”。

不只是记者们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充满好奇，海内外的经济学家也着力去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他们的研究兴趣总体上分成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特别是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大多探讨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渐进转型路径会取得成功，为什么中国成功避免了经济崩溃。

而近些年是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上经济学家们大多关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性事实让经济学家对增长的源泉和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更多其它因素越来越好奇。为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1990年代后的增长）寻找新的概念框架开始吸引了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目光。

现有文献中，一些研究者关注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增长中扮演的角色，一些人进行增长核算以追寻增长的源泉，还有一些人进一步去观察推动经济增长背后政府的角色。我的演讲基于这些研究并特别关注增长动力学的制度性根源。因此，我特别地看重增长中的政策、策略以及政治治理的演进，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政治的现有体制。

欲速不达的经济发展: 1949-1979

让我先做一简单回顾。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目标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当时的领导人认为选择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可以达到这一目标。重工业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当时中国经济落后、资本稀缺，于是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资源配置。当时的领导人认为国家的未来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市场调动资源的能力。

然而，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经济实际情况。当时的中国资本供给十分稀缺。中国与主要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实现关系的正常化，要获得必需的资金、技术与设备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中国的重工业主导战略实际是违反自己的资源禀赋的。中国不得不通过压低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的价格人为地减少重工业发展的成本。低利率政策被用于确保重工业在低成本的条件下快速发展。为确保必需设备的进口，政府高估了本国货币，并对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干预。由于经济募集资金的力量薄弱，政府被迫采用低税率政策，并制定低的名义工资以确保劳动力廉价。低名义工资的结果是，属于生活必需品的农产品价格也必然要压低。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信用、外汇、原材料、农产品及各种生活必需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非均衡。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在宏观上建立了一套资源配置的计划机制。

1979年以后的经济自由化改革

农业改革

早在1970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根据家庭人头数把土地使用权分到各户的经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被中央文件正式确定下来。在1981年左右，党号召在大多数农村引入这种家庭生产模式，放弃原来的生产队模式。在1980至1985年，农产量年均增长8.2%。世界银行认为农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由1978年的29％增加到1983年的37％。

工业改革和工业发展

中国初始改革努力是试验性变革，目的在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绩效，这导致了渐进与不平等的制度变迁。工业是改革问题的中枢，对本国工业重组的改革与物价、银行、财政、社会福利及研发等其他各领域改革紧密相连。中国工业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形成的“条块分割”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改革必然是以将各项改革的职责下放给地方政府而完成的。

第一项重要的改革在1980年左右实施，它包括体制内增强绩效的试验性步骤，第二套措施于1984年开始，以两项制度上的创新为中心：双轨制定价与企业承包责任制。改革对国有企业运行环境的影响被总结归纳为三类：自主权，激励与竞争。虽然这些改革的目标并非有意把企业推向市场，但他们实质上存在这个效应。在国有企业之外，非国有企业也经历了大的发展，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部分。它在国有企业不能覆盖的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填补了商品和服务的空白；也为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为私人储蓄提供投资机会，否则私人储蓄可能刺激消费需求和造成通胀压力；并且，它为国有企业提供了了健康的竞争，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工业改革中最大的不足是企业治理结构的落后。治理结构的建立还需要时间，即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要把企业真正交给有能力的企业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金融改革

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改革的目标是获得更有效积聚储蓄与分配可投资资源的方法。金融体制改革、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的自由化和信贷控制的放松都是金融部门自由化的手段。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直接目的在于增加银行间的竞争从而增加它们的效率和改善银行管理。在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其商业银行的业务被中国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取代。九家全国性和区域性银行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也相继建立。外资银行也允许进入中国但仍然有许多业务限制。利润留成和利润亏损合同制度使国有银行对财务收益与损失更负责任。

四种类型金融市场也发展起来，其中之一是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利率有所放松但金融中介的角色仍然受局限。中国的对货币间接控制的经验表明中国人民银行的实际自主权的缺失，最终硬化了银行的预算限制，政府债券市场也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货币工具的有效性也很可能受到局限。银行在分配金融资源上的缺陷和低效率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众所周知，中国的投资膨胀和商业周期与银行的行为不规范有很大的关系。很少有证据显示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提高了投资效率。比如，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改善，银行的坏帐也不得不靠挂帐和其它非常规的方法来处理。金融改革停留在表面的地方很多。治理模式的转变还没有实质性的成就。

对外开放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至1986年。当时欢迎FDI但同时高度管制。比如，合资企业是最偏好的所有制类型，外商独资企业不受鼓励。FDI在投入、产出、定价及金融决策的权利都被严格限制。第二阶段从1986年开始，政府干预减少了。新招商引资政策提供了更多的激励，通常有免税年数和基础设施补助等形式。第三阶段从1992年开始，伴随着更多优惠领域与对投资者更优惠的条款。1993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FDI接收国，FDI为中国的资本形成、收入、就业及出口增长做出了正面的贡献。FDI为地区的工业化也做出了贡献，但与本地企业联动效应仍然有限。外商投资企业确实向中国转让了许多技术并带来了机器设备、人力资源和管理上的冲击。  

改革的演进性质

与俄罗斯和东欧等其他转型经济相比，中国的经济自由化的战略是显著不同的。首先，中国的改革并未一夜取代旧的经济体制，但帮助了旧经济体制走向市场体制的变革。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战略包括：

（1）价格双轨制：高于配额产量的生产不受计划的限制，其销售价格也不受控制；对于生产和销售而言，两类价格同时存在。双轨定价的好处是它避免了国有企业由于政府支持的突然中止而垮掉。政府会逐步减少配额，而市场价格存在收敛趋势。

（2）增量改革：自由化仅允许新经济（部门）的扩张和建立而不允许整个经济（部门）失去政府控制；经济的新成分是在计划之外获得鼓励和增长的。

（3）试验性改革：改革方案一般不是中央政府设计，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甚至不是广泛实施的。改革是试错方式下运行的。中央制定一些指导性方针，但中央政府会鼓励地方政府去发现并实施改革的最好方式。改革方案经常被修正和适应各地情况。当地方政府抵制某个自上而下的方案时，中央政府允许方案的适应性变化。

（4）微观改革走在宏观改革前面：改革方案最初集中于把产品市场的激励搞对而不是把要素市场的价格搞对。虽然中国通过双轨定价逐步使产品市场价格自由化了，但为了保持转型的平稳，大多要素价格与俄罗斯相比仍未被自由化。经济学告诉我们，微观激励的改善是产出增长的基础。

（5）经济改革走在政治改革之前：经济改革在给定的政治体制内执行的。虽然中国经历了财政分权，党和中央政府仍然任命地方官员。经验上看，政治集中的体制似乎更容易保持宏观的稳定。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是中国实现30年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前提。

    总之，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不同，中国经济改革更好地建立了制度/激励的条件以驱动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表明，把价格搞对似乎不是经济成功的唯一决定因素。中国经验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建立了一套协调和激励机制，该机制是市场制度最终建立之前看起来是非常必须的。

中国的增长模式

过去20年，东亚高速的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投资－储蓄型的，投资/GDP的比率高而且资本－产出比率或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不断上升等。很明显，中国的投资率在过去三十年上升很快。投资率从1980年的20％上升至2003年的47％。高于日本及美国在类似高增长阶段时的投资率，也远高于香港和台湾，与新加坡、韩国、泰国及马来西亚相当。

在中国，时至今日，非国有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也没有完全主导，但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大幅度下降了。在不同经济类型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投资比例没有下降，1980至2000年仍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1.25%和14％。外商直接投资大多数年份只占10％以下。1980至2000年中国平均投资率大约为30％，公共投资占GDP比例（主要是国有与集体投资）大约为23％，高于新加坡和台湾1966至1998年的情形（9.1%与10.6％）。这些都帮助我们理解改革时期中国增长的本质与模式：投资在驱动高速的产出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过，与韩国和新加坡不同的是，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TFP）增长是相对更好一些的，对GDP增长的贡献大约三分之一。中国高投资率是由高的国民储蓄融资的。但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国有高得多的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

增长的政治学

中国拥有较高的投资/GDP比率不能仅简单地用高国民储蓄率解释。事实上，许多发展中经济经历的是缺乏投资的痛苦，尽管储蓄率并不低。例如，印度比中国的投资率低得多并导致了工业化进程的缓慢。一些享受高储蓄率的国家，储蓄能否转化为投资仍然是个大问题。

经济学家一直相信保护私有产权是保证储蓄－投资转化的关键。这个理论没有错，但在中国的案例中，我们不能不相信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这些制度是相对不够发育的。中国也没有演进到政治学中所强调的的民主联邦的政治框架。中国经验展示的是另一种保持和推动市场开放的承诺与执行机制，并逐步获得了更有效的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与治理。

印度政府外交部的高级官员Rajiv Sikri先生曾经在一次会议上总结了与中国相比印度经济成功的特征。他说：“首先，印度经济是在民主、联邦框架内增长的，这使增长的共识难以形成。其次，本地私人部门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中发挥重要角色。第三，印度经济发展的源泉是国家内产生的，而不是外商直接投资”。这番话事实上刻画了中国和印度驱动经济增长的不同制度背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放弃了大部分中央计划体制并转变到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高速经济增长的目标并在政治体制内自上而下地实施。为了完成增长目标，党和政府不得不小心地寻找推动经济增长和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协调机制。

协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在政治体制框架内首先引入了向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但是这样的财政分割或“财政联邦主义”是在垂直的政治集中体制内实行的，这保障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这种政治集中与财政分权的结合创造了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内置动力。地方官员对政治仕途的追求是通过实施资本形成计划和增长目标而实现的。导致的动态结果之一是地方政府之间的“锦标赛”：招商引资、对基础设施连续的更新和建设以及对产权的保护。许多研究发现，在其他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那里，政府支出/GDP比率通常与GDP增长率负相关，而中国则把政府的规模与维持市场发展和刺激增长的目标联系在了一起，结果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与GDP增长呈现出正向的关系。

许多经济学家对比较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路径差异充满兴趣。在印度，经济增长本质上是英语资产和人口红利的结果。在印度，政治与经济也分不开。印度政府常常要去保护而不是去改革传统的和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部门。另外，印度经济的工业化和结构变化比中国慢得多。加州伯克利大学的Pranab Bardhan教授解释了原因：中国和印度都有经济上的分权，但是分权本质却不同。在印度，地方层面采用正规的选举形式，但地方政府仍很少获得实际上的管理权力和对财政收入的分享。村里或地区政府层面上被选出来的官员经常截留上级政府的资助项目（如就业和贷款项目）。在许多邦，上级分配的针对穷人的资源因地方势力和官僚共谋常常被转到了非目标群体。中国则不同，地方层面的党委和政府有着实际的权力并拥有地方的收入来源，这促使他们在本地经济发展中起主导角色，特别在沿海地区。与中国的乡镇企业（到1990年代末）发展形成对照的是，印度本地商业的发展通常根本不是地方政府的议题。

未完成的改革

尽管经济和政治制度与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不相符，中国经济却仍然运行十分出色，这成为一个谜。主流经济学家强调从社会主义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应当是快速完成的，不能演进；除非完善的私人产权制度已经确立，否则企业并不会对市场信号做出令人满意的反应。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所有重要领域中都不存在对私有财产权的透明的立法保护。价格改革同样糟糕，甚至到1990年，以自由的市场价格出售的商品价值不超过一半。

这样的混合经济下，中国的经济却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在出口和实际产出增长方面超过了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人们实际收入明显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国没有复制任何模式，只是逐步放弃了限制其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中国在进行渐进式经济改革之初就确定了增长目标，改革并没有替换其原有的制度，而是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一些修正。因此，中国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有助于促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增长。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依赖了原来的政治资产，但却成功地实现了政治制度和政府治理的转型。在政治层面，邓小平先生在1980年代中倡导的建立专业化和年轻化的精英官员队伍的尝试成就了更多技术官僚，与东亚经验非常吻合。不同的是，中国的官员和地方政治更具竞争性。这是因为政治体制与财政分权形成的治理结构与公司治理相类似。基于业绩的奖惩制度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有机构成。政治上的集中保障了中央有更多的权力去更有效实施发展政策并奖惩地方官员。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发现，解释中国三十年来的高速增长，关键是要弄明白中国的政治和政府治理为什么会服务于增长的目标。财政分权、向上负责的政治、标尺竞争、政治锦标赛，这些概念勾勒出了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基本特征。而这个转型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把公司治理模式引入了政府治理和公共行政管理体制中。与印度的联邦体制相比，中国的政治更容易诱导出经济的增长。

不过，这样的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带有相应的政治色彩。比如，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官员的仕途有高度的关联；增长多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与内地的差距持续扩大；增长多发生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城乡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增长的空间是靠不断的土地批租实现的，不断与城市百姓和农民发生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上的厉害冲突等等。换句话说，高速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日益增长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越来越显著。

接下来中国正在进入的时期无疑面临很多挑战。中国的转型体制如何对社会多元的利益做出有效反应和治理？在增长目标不再被社会一致接受的情况下，中国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近期的经验表明，中国正处于实施经济增长目标与转向更多的分配政策的十字路口，正在进入一个由经济增长而导致的更深层面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预料的是，中国会在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物权）方面加快制度的变革过程。中国也会宽容和加快发展非政府组织和社会部门来治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许多成功经济里面的经验和制度就必然需要更多地借鉴和学习，这要求中国有更大程度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