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哈耶克及其自由主义“原理”

黎鸣


    哈耶克（1899—1992）近来成了东西方一些人士心目中共同的圣哲。七十年代西方经济中出现的严重的滞胀现象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失去了信心，而西方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也同样引起人们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厌恶，这促使西方人回过头去怀念对此二者同都曾作出过尖锐批评的哈耶克。
    作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坚定的反对者，和同样作为福利主义国家政策实践的坚定的反对者，在这二者同都令人感到失望的今天，自然会应运再兴，他的重述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自然会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即是在这种情势之下的顺理成章之事。他的重述自由主义的观点再度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之灯。在美国，他成了“公民拥有充分自由权”运动的伟大的精神领袖，在英国，连公认最持保守观点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自称是哈耶克的信徒。
    最具戏剧性的事情还是发生在东方。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得哈耶克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东方一些知识分子心中最伟大的圣哲，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们纷纷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哈耶克协会”，或许，他们真是认为，除了哈耶克，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更能表达他们心中的对社会主义的厌倦和对自由主义的向往之情的当代思想家了。
    在中国，一些缺乏理论素养的文人自然会更容易一哄而起，甚至更不知所以地也齐颂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乃至“原理”的“洞见”和“圣明”来。
    看过上述行文的语气，人们肯定会把我当作哈耶克的明确的反对者了，其实，并不尽然。以其说我反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和理论，莫如说我反对一些中国文人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的非常不恰当的颂扬，而我的这篇文章则以其说是在于反对哈耶克对自由价值的高扬，莫如说是在于对他的关于自由的理论阐释的偏颇的揭露。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如果真是完全按其理论行事，恐怕就要永远反“自由”之道而行之了。说白了，哈耶克对自由的理论的阐释，只适用于近代英美的人类，而根本不适用于东方乃至其它具有不同人性传统的人类，甚至欧洲大陆的人类。总之一句话，哈耶克的关于自由的社会理论决不是对全人类普适的，真正普适的关于自由的理论必须倚待新世纪人类对全人类普遍的人性的更深刻的洞察。固然，我的批评也不必就一定是公允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我当然应该正视我自己关于哈耶克的知识本身的局限，不过，我的确不认为现在中国真存在什么研究和解释哈耶克的权威，正是因此，我才有勇气提出较尖锐的批评，并真诚地表示，欢迎辩论。
    首先必须指出，哈耶克对于作为人类生存的普遍的永恒的自由价值的颂扬，无论如何加以肯定都是不会过分的。在这点上，他继承了英国弥尔顿、洛克、休谟、亚当．斯密、穆勒等老几代自由思想家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确应该肯定，自由作为人类生存的价值，不仅仅只是目标，还更应该是人类生存本体的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诞生、发展、进化，简直就是自由价值本身的诞生、发展、进化，或者说，没有自由就没有文明，当然也可以说，没有文明也便没有自由。二者在人的自身基本上是同一的。
    我同意哈耶克的说法，作为价值，自由永远高于民主和平等，更具有基础性、终极性，甚至绝对性。如果没有自由，民主绝对是虚假的，平等也绝对是不可能的，至于人们经常争论的效率与公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一点，只要稍有一些人生阅历的中国人都不会不明白。在一个连思想、言论、新闻、出版都得不到自由保障的国度，还要奢谈什么民主、平等、效率、公正，竟是多么滑稽和不自然。
    此外，近代人类所论的自由更主要指的是理性支持下的自由和法治意义下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我与哈耶克也同样不会有任何分歧。
    重要的分歧在于，社会在什么样的形态下以及如何才能滋长、维护和发展个人的自由。
    哈耶克在其《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台湾翻译成《自由宪章》，国内翻译成《自由秩序原理》，窃以为，殷海光先生当年曾建议的翻译成《自由的构成》更为妥当）一书中特别提出了“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原理，并对西方的理性主义作出了“进化的”和“建构的”二分法，且进一步主张进化的理性主义，而坚决反对建构的理性主义。
    还应该注意到，为自由的构成设计出一套社会理论，这在上述书中，原著作者本人也只不过用了很小的一部分篇幅（主要在第一部分的第四章），而国内译者却把这一部分的思想夸大为全书的核心甚至主题，乃至不惜擅自杜撰原书书名中并不曾具有的含义，而把constitution翻译成“秩序原理”，似乎哈耶克在此书中主要是在为自由设计一种社会理论，而不是主要在高扬自由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这样做的结果，与其说是在体现原作者著书的宗旨，从而提高读者阅读此书的价值，无宁说译者更以其片面主观的理解把原著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暴露出来，从而反而降低此书对于读者阅读的意义。用一句成语来说，是画蛇添足，适得其反。
    哈耶克从二十年代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反对国家宏观控制经济以来，一直发展到反对一切所谓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建构的理性主义，乃至最后竟然无视“社会公正”的存在，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作者自始至终维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经验主义以及渐进的进化论等等英国近代的思想传统，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与原著者本人的情感的经历也是相合的。哈耶克出身于维也纳著名的犹太富贵世家，既曾身受德国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迫害，更在长时期欧洲大陆汹涌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中有过深刻的亲身感受，这一切与他的对欧洲大陆唯理论的革命传统的过分的厌恶和对英国的唯经验论的自由改革传统的过分的颂扬不能说会没有一点关系。
    哈耶克的最初成名以其说是由于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莫如说更主要地是由于他的政治哲学和法理学。使他在西方赫然成名的作品是《通往奴役之路》（1944）这样一本非常畅销的政治学小册子，以及更后来一发而不可收的《自由宪章》（1960）和《法律、立法和自由》（1973—1979）等为人类的自由的终极价值继续作出呐喊和论证的政治学和法理学著作。至于他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事实上在过去一直并未取得成功，而在今天和未来，我更认为与其说是新世纪的希望，还不如说更可能是祸害。关于这一点我想有机会另外撰文专门加以论述，此文更主要地是在于批驳他的为中国译者所特别加以强调的关于自由的社会“原理”。
    仔细分析人们近来之所以对哈耶克及其著作的热衷，会让人感到，其中的戏剧化的情绪性竟远大于真正从学理上作出分析理解的理智性。
    八九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事件之于哈耶克，似乎就象第九颗地球行星的发现之于牛顿，或星光经过太阳引力区的偏折现象的发现之于爱因斯坦那样，竟然奇迹般地把哈耶克作为伟大的预言家的地位一下子提到了几乎与牛顿、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高度。东欧的知识分子们纷纷成立“哈耶克俱乐部”、“哈耶克协会”等等以示崇敬。中国的一些文人以及经济学家们似乎也感到特别兴奋起来。
    然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哈耶克作为人类自由价值的高扬者固然十分可贵，但是作为阐释自由的理论家，尤其作为自由主义的社会乃至政治的预言家而言，却大可值得商榷。
    哈耶克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于1944年，他当时明显关心的是处于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动向，根本与东欧无关，当然更与中国无关。哈耶克当时耿耿于怀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正大行其道的英国和正实行罗斯福新政的美国。他预言英美将因此而“通往奴役之路”，这既是危言耸听，更是与这两国后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应该说他的预言是落空的，更是失败的，因为这种预言在英美甚至缺乏警示的价值。事实是，美国从三十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状态中经过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走向了繁荣，后来以其强大的国力支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并又接着在战后帮助进行了欧洲的重建，美国也因此而取代英国成了本世纪世界头号强国。《通往奴役之路》的预言早被人们丢到脑后了。不期然，这种预言却在八十年代末东欧人士的心中使哈耶克一夜之间成了社会主义厄运的伟大的预言家明星，这真是有点滑稽。因为事实上《通往奴役之路》的预言与苏东八十年代末的崩溃并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比如说哈耶克预言了“社会主义一定通向奴役”，这也绝对是对哈耶克理论的多重误解甚至歪曲。哈耶克预言的思路是：具有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英美），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乃至计划经济，最后终必走向国家权力的专制奴役之路。这显然与苏东国家无关。因为第一，苏东国家并无自由民主传统；第二，苏东国家的走向专制奴役之路的原因决不仅仅只是由于计划经济，而是从一开始它原本就处于专制奴役的萌芽状态之中；第三，哈耶克把专制奴役的邪恶，甚至法西斯、纳粹的崛起均归因于西方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这种毫不加分析，也极其不客观的绝对化，只能说明哈耶克本人对社会主义的偏见，其中甚至可以说不乏种族偏见和阶级偏见。在这点上，哈耶克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显然不如凯恩斯、熊彼特来得豁达大度，而作为一位政治哲学家则又显得缺乏全面的历史洞察和人性宽容的胸怀。无论怎么说，二十世纪的历史事实都已证明，作为一种思潮，甚至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在西方都是有益于西方人类的。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西方人的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决不可能达到象西方今天这样广泛和深入普及的程度。人们从历史中不能不看到，作为乌托邦，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属于西方下层民众的某种思想体系，它始终是对西方上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持批判的甚至对抗的社会思想体系的不可忽缺的重要的补充。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就不会有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控制的经济学，也不会有罗斯福的运用国家干预策略的新政，更不可能产生英国的福利主义和北欧的关心全民福利的社会民主国家形态，尽管今天人们可以批评这一切，但人们决不可能否认，实际上这一切正体现了西方近代历史的巨大的进步而决不是倒退。
    社会主义在东方的命运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且根本上与哈耶克的预言无关。
事实上，即使是马克思也从不曾预言社会主义可以在经济上最落后、政治上最缺乏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和地区产生和发展。当社会主义从西方的乌托邦形态反而一下子变成了东方人的国家意识形态之时，事实上，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完全变了，它已经远不是西方人理性主义意义之下的社会主义了。关于这个问题，本文限于篇幅不拟讨论。
    东欧人士的哈耶克热实在是拜错了菩萨，哈耶克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揭示东欧走向奴役乃至最后走向崩溃的真正原因，因为在东欧，权力的专制和奴役并不仅仅是计划经济之果，相反却更应是经济、文化、社会所有问题恶果的原因本身。哈耶克并没有想去预言这些，或者说，这些原本就在他的视野之外，倒是东欧人自作多情，把哈耶克当成了他们新的时期的自由神。
    此外，哈耶克关于自由“秩序”发生的社会“原理”也是很成问题的，至少不能成为全人类普适的理论。关于这种“原理”，中国译者的强调甚至比作者本人还更过分，而且为此把原著的书名也改了，从《自由的构成》变成了《自由秩序原理》。
    哈耶克重视社会秩序自生自发的进化的理性主义，坚决反对建构的理性主义。这实际上是重新提出了西方哲学史上英国传统的唯经验论与欧洲大陆传统的唯理论之争，一定要在这两者之间辩出个谁对谁错，实在是枉费心机，就象近百年来西方哲学史上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的争论一样，全都只是一种片面之论。
    哈耶克的理论根据是个人理性的局限性的客观存在，或者按中国译者翻成的“理性不及”性的存在。正是因为存在理性不及或无知的领域，所以任何刻意的建构的理性计划的强行实施都有加大剥夺个人自由从而促使社会通向奴役的可能，所以哈耶克极力主张小范围试错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构成，而坚决反对政府的任何刻意建构的理性规划的社会秩序的构成，并且坚信，前者才是通向自由的秩序之路，而后者则必是通向奴役的秩序之路。
    必须看到，上述哈耶克的社会理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却很不严谨，至少它缺乏对人类本性的根本前提的说明。很显然，同样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中国人几千年来走的并不是通向自由秩序之路，而是根本相反的通向奴役秩序之路，为什么独有英国人可以自生自发出通向自由秩序之路来呢？我认为至少有一点是不得不考虑的，英国人信奉的是西方的人性本恶的观念传统，而中国人则信奉人性本善的观念传统，从两种不同的观念传统出发便自生自发出了截然不同的社会秩序，这一点是无论如何无法否定的（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阅拙著《问人性》，团结出版社，1996年出版）。仅就这一点而论，中国人就不能简单地过分信赖哈耶克的理论。哈耶克作为当代西方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家他要坚持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所以他极力主张“自生自发”，主张渐进，反对建构理性，反对突变革命，而对于缺乏自由民主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如果同样也主张“自生自发”、主张渐进、反对建构理性、反对突变革命，我们将最终走向何方呢？显然只会走向中国自己的专制奴役的传统，而决不可能是非传统的自由。
    仅就这一点即可见，哈耶克的关于自由的社会理论对于中国人是不适用的，因此它也决不是普适的。
    联想到近年来中国思想界流行的某哲学家所谓的“告别革命”论，以及不断发起的对本国近代历史中所谓“过激”行为的指责，甚至还牵连到对法国大革命的不加分析的抨击，中国文人就象一堆没有头脑的墙头草，随着外面吹来到风向倒，那么轻易那么缺乏理性分析地对待自己的历史，更是那么无知地扭曲别人的历史，还那么洋洋自得那么自由自在地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缺乏自我主体性的人会是什么样的自由主义者呢？我真为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感到羞耻。
    我不反对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但我也不反对法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我也同样不反对德国传统的自由主义。因为我认为，英国人的自由主义首创了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的精神的自由权利，法国人的自由主义首创了政治参与的民主的自由权利，而德国人的自由主义则首创了自由的哲学思辨的理性。这些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一样是可以缺少的。
    哈耶克的自由理论是在英国的传统和欧洲大陆的传统之间作出选择，他选择了英国的传统，他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他的道理显然并不适合全人类，更不适合中国人。哈耶克可以跟随伯克反对法国大革命，进而反对德国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反对政治学的民主的精英主义，并进而反对一切的集体主义、一切的社会主义，一切的建构的理性主义，但今天的中国人不能，今天的中国人必须自己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尽量进行最大综合的选择，并尽自己一切的可能发展自己建构的理性。须知，中国人建构的理性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不仅如此，中国人连理性本身也显得太少了。
    一谈到法国大革命，今天中国的人们首先要说的不是它的理性革命的意义，而是它的残暴和滥杀无辜。但人们别忘了，处死国王的革命首先是发生在英国，而法国不过是紧随其后。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中死去的人数都要远较法国大革命多得多，而成百上千次的农民起义更是毫无任何可以与法国大革命的理性革命的意义相较的内容。中国人有什么资格大骂法国大革命呢？
    英国人的自生自发的进化的理性主义虽然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创造了首发的有利条件，然而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建构性的理性主义却使法国和德国，尤其是德国，成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乃至全人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理论的故乡。直到今天，能称得上成体系的伟大的科学理论，几乎多半都来自德国或德语地区。不说其他，构成当今三个不同领域的理论的巅峰的代表人物：马克思（社会科学）、爱因斯坦（自然科学）、弗洛伊德（心理科学）均是来自德语地区的犹太人，顺便说说，哈耶克本人也是来自德语地区的犹太人。我们凭什么理由可以说建构性的理性主义要不得呢？关于奴役和专制，原本也不能说是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应是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产物，怎么能够把它看作就一定是建构的理性主义的结果或产物呢？英国、美国的近代史也已经显然证明，具有自由民主传统的国家，并没有如哈耶克所预言的，因为经济的宏观控制和国家干预就必然走向奴役（专制）之路。奴役与专制的发生显然还存在更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我认为，首先必须从对人类本性及其历史的洞察中去挖掘。
    另外，哈耶克过分强调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也是成问题的。在这方面，他反而从康德倒退了。康德提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是旨在防止理性对信仰、对道德的侵犯，但并非人为地限制人类理性自身，从而理性是完全开放的；而哈耶克不然，他以拒绝建构的理性主义为名却人为地限制人类理性自身，反而走向了理性的保守和自我封闭，他是要人类宁可委屈自己的理性而顺从“无形的手”，这完全是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的观点，而我们今天知道，仅靠消极的自由是不可能产生并维护民主和真正的法治的，因为只有积极的自由才真可能是拥有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的权利的自由。
顺便提及，按照笔者的观点，时至今日，西方的哲学也已经死了。仅按照来自西方哲学的范畴和概念已没有能力真正关切人类的命运了。说白了，一切用二元论范畴、概念论述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均不可能准确地提出问题，更不可能解决问题。因此，在一切所谓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心理科学方面，中国人大可不必盲目地膜拜任何西方人。在新的世纪，中国人固然仍旧必须谦虚地学习西方人的理论，但更要有勇气创造自己的理论，大胆地批判，大胆地建构，我们不仅要熟悉西方的种种“主义”，更需要有自己的种种主意和“主义”。
论述到此，我们可简单地作出结论：哈耶克作为一位人类自由价值的颂扬者，他是值得赞美的；但是他的关于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则是片面的，是非普适的，因而是值得商榷的；至于他的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在过去就不曾取得成功，在今天和未来却很可能是有害的，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另外专门论述。
    最后，让我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与读者共勉：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自由是人类生命的价值自身，不仅是终极的，而且是绝对的。社会走向文明，人必走向自由，二者互为因果，即：没有自由即没有文明，反之亦然，没有文明也便没有自由，一个社会的公民个人自由的程度实即该社会文明的程度。因此，自由是需要人们终生为之作出理性努力甚至生命奉献的自性之神，也是文明之神。
                                                         20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