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90年来任评说

孔寒冰

乌有之乡：2007-11-27


　　在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最值得称赞的国际事件莫过于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十月革命。比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是十月革命对世界的意义；“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意义。再比如，“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电影中瓦西里的这句台词不知成了多少中国人的精神食粮。总之，十月革命在中国人的历史观中重千钧。然而，在国外并非如此，西方国家自不必说，就是在十月革命的故乡——昔日的苏联和现今的俄罗斯，90年来对它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或是热情的欢呼、赞美，或是恶意的诅咒、诋毁，各种色彩的评判环绕着十月革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90年前一幕的再现

　　1917年之前统治俄国的是1613年建立的罗曼诺夫王朝。1917年俄历2月23日（下同），饱经战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饥饿的彼得格勒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后转变成武装起义，推翻了统治俄罗斯长达304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二月革命后，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力量处于均势状态，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另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性质的临时政府。流亡国外的列宁连续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写信，要求揭露临时政府的本质，进一步武装工农，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列宁回到了俄国后，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作人员会议上论证了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制定了和平发展的方针。然而，临时政府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对内动用军队血腥镇压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强行解除工人武装，解散革命组织，大肆逮捕布尔什维克。这年7月，克伦斯基新的联合政府成立，俄国的政权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在这种形势下，10月12日，布尔什维克党决定进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

　　10月24日，武装起义正式开始。列宁亲自指挥武装起义。第二天一早，整个首都基本上落到起义者手中，临时政府只控制着冬宫及附近的一小块地方。下午六点，起义队伍包围了冬宫。当晚9时45分，停泊在离冬宫不远的尼古拉耶夫桥边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响了向冬宫发起总攻的第一炮。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激战，冬宫被起义者占领，临时政府成员被捕，武装起义获得全胜。与此同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隆重举行，大会通过《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和平法令》、《土地法令》等重要文件，宣布组建第一届工农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此诞生。

20年代中期之前

　　整个世界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关注着俄国所发生的一切。

　　在1917～1924年的苏俄（1922年后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看法逐渐占据了主流。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它的爆发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尽管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国家，但正由于落后和所处的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更容易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如此，布尔什维克党还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索，而世界革命则是俄国革命最终胜利的保证。

　　以俄国与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反对者的观点认为，俄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当时的任务应当是通过革命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缩短资本主义的痛苦，而不是激进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尽管由于形势所迫，俄国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掌握了政权，但在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夺取政权将是一场“灾难”。

　　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也可分两类。左派和中派认为十月革命爆发有必然性，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范围里解决不了土地问题与和平问题。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不仅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不过，他们认为俄国革命只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工人专政的试验，“在俄国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右派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则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十月革命虽然使无产阶级在俄国取得了政权，但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个“早产儿”。布尔什维克在革命胜利后采取的措施牺牲了民主的原则，建立了一个少数人的专制统治。十月革命的结果不是无产阶级掌权，而是被一个“新阶级”篡权了。

　　由俄国的流亡者和信奉自由主义的英美学者组成的自由派则强烈地抨击十月革命。他们用“灾难”、“天灾”来形容十月革命，说它是布尔什维克布朗基主义（冒险主义）的阴谋、其他派别的无能和临时政府在内政外交上的错误等偶然性的因素所导致的，是对“欧洲传统”的破坏，是一种“瘟疫”。自由派对十月革命的评判虽然多为咒骂和攻击，在理论上错误百出，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在西方社会却很有市场，成为西方世界对十月革命的主流评价。

2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上半期

　　1924～1953年间，人们对十月革命评价的重点是围绕十月革命与苏联模式的关系问题，主要有苏联派、托（托洛茨基）派和西方自由派。苏联派和自由派是各自“阵地”内官方、学术界和民间看法的主流，而托派仅仅代表了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

　　1924年，列宁去世后，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斯大林逐渐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30年代中期苏联形成了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这种模式在思想领域实行官方、学者和民间一体化，其标志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出版。在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上，《教程》同样肯定了它的社会主义性质、爆发的历史必然，但把斯大林在党内的竞争对手却说成是十月革命的反对者和破坏者，将十月革命的胜利说成是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是对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惟一正确选择。

　　托派坚决反对苏联官方对十月革命的这种评价，攻击的重点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与十月革命的关系问题上。有的托派分子认为，斯大林背叛了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成了一个官僚异化的工人国家。也有的托派分子认为，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所有权已经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官僚集团——新阶级的所有权形式，是一种与资本主义个人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不同的新的所有制形式。苏联不仅是一个异化了的工人国家，更是一种新型的制度——官僚集体主义。

　　在西方，自由派把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视为十月革命带来的“罪恶”的进一步发展，认为十月革命的国有化政策剥夺了资产阶级，而斯大林则是为了官僚自身的利益剥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一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所信奉和采取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政策，无论在1917年还是其后，都是“通往奴役之路”。

　　总之，在这一时期，无论是苏联派、托派还是自由派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5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后半期

　　斯大林去世后，随着大量档案的公开，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西方，对十月革命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评价，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不减弱的同时，开始增加一些学术研究成分。

　　苏联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教程》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其表现是主张将斯大林的错误与十月革命区别对待；尊重历史事实，不再夸大斯大林个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承认布哈林等人在十月革命中起的作用；开始从历史角度研究十月革命。然而，这一时期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仍然还是保守的。

　　随着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西方学者可以相对便利地得到苏联公布的档案材料，到苏联进行调查，这为重评十月革命提供了条件，因而在学术界出现了重评派。他们利用社会学和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工人、农民、士兵的思想和目标的“自发性”的变化，肯定普通群众对政局所起的作用，否定了关于偶然因素和沙皇、自由派和温和社会党人无能管理国家而导致十月革命发生的观点。不过，重评派的影响只局限于学术领域，影响整个西方社会的还是自由派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原来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此时与托派有联系的人对十月革命的看法越来越引人注意。他们将十月革命同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一派认为，十月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创造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形态，共产党的政治官僚是社会的新的统治阶级；从革命爆发的原因看，十月革命只是执行了俄国工业化的客观使命。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生产力并不发达，没有为革命准备好必要的主客观条件，而只有一种客观的紧迫感：布尔什维克党由于自身的优越条件，自然而然地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执行者；也不存在什么斯大林“背叛”十月革命的问题，一切都是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执政党为了继续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仍必须集所有资源于一身，建立绝对的权力。

苏联解体之后

　　勃列日涅夫时期加强思想控制，苏联和西方学术界对十月革命的研究都受到了很大制约。

　　在苏联，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尽管总体趋势是向右的，但官方、学者与民间的看法不再是一个声音，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1985年～1991年间，在“回归列宁”口号的推动下，苏联学术界围绕着十月革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理论争论的背后是政治力量的较量，因此，尽管否定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是反对者与支持者基本上是势均力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术界在十月革命评价方面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反对者的评价主要是借助西方自由派的观点谩骂十月革命，攻击列宁和社会主义。比如，有的说布尔什维克是“俄国法西斯的变种”，有的讲十月革命使用暴力手段是“对世界进行共产主义改造最畸形的形式”，还有的提出十月革命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拥护者则主张摒弃意识形态的攻击，从特定的历史条件来研究、评判十月革命。不过，从具体评价上看，他们的观点也只是重复前人，少有创新之处。

　　俄罗斯政府对十月革命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否定到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变化。叶利钦上台后，采取了全面否定十月革命的做法，认为十月革命“燃起了社会内部冲突，使俄罗斯人在国内战争中互相残杀”，使苏联“长期脱离国际社会，成了其他国家和人民害怕的怪物”。然而，由于左翼人士和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和竞选需要，1996年叶利钦下令将“十月革命节”改为“和睦和解日”。200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废除“11月7日节”法令，引起了俄共等左翼政党和许多民众的强烈反对。为了凝聚民众防止社会发生动荡，俄罗斯国家杜马又立法将11月7日定为“军人荣誉日”，恢复在红场举行阅兵仪式。俄罗斯政府的这些做法，实际上是进一步淡化民众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情结，弱化社会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纠葛；激发民众的民族情绪；在不涉及对苏联政治评价的前提下，充分地满足了左翼政党和许多民众对“十月革命节”的留恋之情。

　　民众方面，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评价趋于理性化。苏联剧变不久，65％左右的俄国民众态度冷漠，既不认为十月革命是伟大的革命，也不认为它造成了俄国的悲剧。只有20％左右的人认为它是伟大的革命，15％左右的人认为它是悲剧性的革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刚刚经过了社会制度的巨大变化之后，尤其是对于一个思想曾经受到严密控制的国家来说，人们还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也很难为未来做好打算。而对于十月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大部分俄国人还没有勇气面对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面对现实，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也趋于理性化。积极的评价越来越多，2001年以后，认为十月革命是伟大的革命的人数增加到了40％左右，而持冷漠化处理的态度的人数降到了一半，认为它是悲剧的人数则降到了10％以下。

　　在西方，无论民间还是学术界对十月革命的评价，否定的声音重新占据了主导，自由派回潮，重评派被边缘化。在西方人看来，苏联解体证明了自由派对十月革命的诋毁是正确的，十月革命使俄国人走了一条必然失败的道路，留下的只是一个有待资本主义收拾的残局。

　　根据唯物史观，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看法源于十月革命这一事件及其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后续效应。没有事实作为基础，历史就会成为虚假的历史。然而，不同的人，从自身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十月革命的解读并不相同，甚至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虚构历史，创造“观念的历史”。由于历史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人们常常是从历史的观念与观念的历史的混合体中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但不论人们怎样评价，都不能否认十月革命是一个影响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