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如果没有电影，我也许是煤老板

如果不拍电影，我有可能还在写小说，或者当记者。当然，如果不是喜欢电影，如果没有80年代末的冲击，我现在应该就是一个煤老板。我中学的好朋友，有好几个是易县的煤矿焦化这个行业的，都发达了。他们都很为我遗憾，觉得我选错行了，为什么要拍电影呢？

受访口述/贾樟柯

一

我能想起来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平原游击队》，郭振清饰演的李向阳。那应该是在文革末期，76、77年左右，我差不多刚刚开始记事。整个电影我都忘记了，我就记得李向阳骑着马，拿着双枪冲过村庄的那一幕。当时特别激动，我都跳起来了，在一两千人的电影院里，瞎嚷嚷。被我爸爸按住，我才能平静下来。

当时我们县城有四个电影院：县电影院、县剧院、长途运输公司的俱乐部，还有一个山西第二监狱的俱乐部，这四个都是对外卖票的。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基本每天都看电影。我妈妈那时是糖业烟酒公司的售货员，她们的公司在汾阳县剧院旁边开了个商店，我小孩儿那时候放学早，四五点就放学了，就老去妈妈那边玩，跟剧院的人都混熟了，都不用卖票，背着书包就进去，天天看。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一直到录像厅出现之后，我才选择了录像厅。录像厅什么都放，主要是国产影片，差不多每三天一部新片，而且预告的非常好。录像厅门口会挂一个大牌子，每个月初就预告这一个月的片子。那时候我们看《少林寺》，我们学校包场看，结果我们那一场是半夜一点钟。然后后来又包场看《白发魔女传》是早上七点。那时候电影院差不多24小时开着，因为那是唯一的娱乐。应该说，我最早的观影经验还是录像厅，很系统的把香港70年代以来的电影都看了一遍，包括台湾。

我小时候看电影，很多是伤痕时期的电影。是北京知青在山西的作家《正义》这部小说改编的，70年代末发表的时候非常轰动，后来改变成了电影，当时就讲了文革时候的武斗和一对恋人的故事。后来这部小说和电影都被禁了。

文革刚结束的时候，有很多反思文革的片子，比如谢晋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记得当时我叔叔在电影院做美工，就是画电影海报。当天要放一部电影叫做《张铁匠的罗曼史》，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罗曼史，后来就拿了《电影通讯》那个杂志上专门有一个名词解释，就解释什么叫做罗曼史，他就写到黑板报上去，给群众解释什么叫做罗曼史。

那个时候看伤痕电影的时候大概八九岁，就看故事、看场面，当然还是能够被情节感动。后来到了84、85年之后，当时逐渐有了商业电影，《女子特工队》、《峨嵋飞盗》啊，都出来了。外国电影也比较多，日本电影《追捕》，山口百惠的《绝唱》，那个电影的印象很深。

总体上来说，这些电影都有当时那个时代的局限性。现在回头看，局限性很大。但每个时代不能超越那个时代，那时候的电影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二

我父亲特别想让我当医生，因为我爷爷是当时很出名的外科大夫。医生的家庭都很希望子女能够继承，而且学医当时对我们家族很重要。解放前我爷爷在县城建了药房，也算是造福一方。在我们那里闹天花的时候，还从天津弄了很多药，帮助地方上把天花治好。所以说医生这个职业在县城里是很有尊严的。

而我父亲因为文革的原因没有继承父业，没能上大学。所以我父亲一直在灌输我要学医，希望我能当医生。我高中学文科的时候父亲就很生气，因为学文科就学不了医，当不了医生了。

不过他得接受现实。我的数学、物理和化学一塌糊涂，强迫我去学理科的话，那就更惨。

1991年我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就开始学画画。我就从汾阳到了太原，山西大学有个考前训练班。学美术是全家商量出来的，因为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学习太差了。那时候每个人必须要找一个职业安身立命啊。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这种选择是很不错的。学美术，不用考数学，而且分数线都特别低，所以我能上。而学完美术可以去做美术教师，家里人非常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但我学美术大概就一个学期，就开始喜欢上电影了。虽然还在太原画画，但已经决定要去考电影学院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发了大概五六篇小说了。应该说，我是有一定的文字能力跟叙事能力的。但发现电影以后，发现电影有时间性，它是视觉的，又可以在时间里呈现人的命运，一下子就觉得这种媒介可能是更贴近我们自己的，可以直接把生活讲出去。

那时候虽然已经是90年代初，虽然我父母对电影导演有概念，但就是觉得这职业不好。我们那个家族不喜欢，基本可以说是封建思想。他们觉得这工作是很不入流的，我母亲就经常说，我们贾家人怎么能去当戏子、吹鼓手。当时的那种乡土意识里，贾家人是不可以去做什么厨子啊、艺人啊、戏子啊，你得当大夫，或者教师、律师之类的，你不能当导演这个东西，整个家族对这种很反感。

当时社会很排斥体制外的工作，社会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所谓正当的职业就是去国家单位。虽然那时候在体制外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做生意。我很多同学都在做生意。钢材啊倒卖烟酒啊，挣了很多钱。但依旧被人看不起。

但体制太可怕了。

第一次认识到体制的威力是在中学。我有一个同学，他高中没毕业就去单位上班了，当科员。我每次去找他玩的时候，都要等他。因为他们的科长喜欢打扑克，下班后一直要打到晚上八九点钟。大家都要陪着他打。我说，咱们去玩吧，看电影，打台球，跟科长打扑克，多没劲啊。我同学说， 我必须要跟他打，如果不跟他打，就会被认为不是他的人，会被孤立起来。

我当时就觉得，这就是体制。我跟自己说，我不跟它玩。

直到现在，我爸妈依旧不喜欢我的职业。我妈妈老觉得居无定所，不太好。当然，我的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拿奖，他们会很高兴。不过他们总体上对这个职业非常不喜欢。

三

中国梦？我没有中国梦。

一切都自然而然。电影只是我的兴趣，喜欢电影，喜欢拍电影，但拍不了电影也死。我就是没那么较劲，我们这代人啊，梦想实现就实现了，实现不了也没事，生活中还有很多精彩。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当时没太多期望，就按着自己兴趣一步步走。我高中二年级最大的爱好就是跳霹雳舞，很想跟我们那儿的文工团出去演出。当时的梦想就是这个，如果能出去演出，我就觉得很幸福，够了。

89年之前，我的生活就是那样，特别像我电影里面的人物。打架、逃课、看电影、打台球。我觉得每一个小县城的男孩子都是那么过的。

每年冬天，不管我几年级，因为总是调皮捣乱，老师都要惩罚我，去生火，给教室生火。每个教室四个炉子，北方烧那种煤球。我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天还黑着，然后把炉子生起来，然后同学就陆陆续续来了。然后就开始跑步，我们那时候的跑步是要绕着县城跑一圈的。然后早自习，早自习完了之后就上课。上课上到中间就偷偷跑出去，从窗户爬出去等着第四节课再回来。中午回家吃饭，然后中午一定要听评书，比如《岳飞传》《杨家将》，听完评书睡觉，睡起来去上课。下午上两节课，然后就开始玩呗，去打架，去别人工厂找碴。

从小学到初中都这样。

那时没有任何梦想，没有任何要求，我就是一个县城的孩子，我的天地就是县城，我的幸福就是县城。那时候觉得县城什么都有。我没有必要去北京，我对城市一点兴趣都没有，没事干嘛要去北京啊？

幸福感对于人来说，并不跟从事的工作有关。比如拍出了一部好电影，这种幸福感，和呼朋唤友打麻将，这两种幸福感对于个人来说，是一样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因为这些小的幸福感一直充斥着生活，所以不会有太大的改造国家 改造社会这样的梦想。

现在更年轻一代的自我主体比较弱一些。大家生活的都太小心，会规划自己的生活。社会更精致化了，生活越来越有品质，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不喜欢规划。生活就是狂欢，80年代就是一场狂欢，人生就是一场狂欢。

四

我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进步在于，除了那些生存环境依旧很恶劣的地方，现在人和人之间的莫名其妙的仇恨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们小时候真是莫名其妙，比如就走在大街上，谁看了我一眼，要是我今天心情不爽，马上就捡起块砖头砸过去。然后就打起来，砍手跺脚，甚至会打死人。

那种情绪跟文革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从斗争、从暴力过来的。有时候甚至只想证明自己的血性，很生理性的。

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改革开放，就是30年的现代化过程。80年代有很多爱国主义教育都拿晚清说事，再不改革，就继续闭关锁国，落后挨打。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这是80年代我们最喜欢说的两句话。改革就是想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一直贯穿着这30年。

所以我很认同顾准的思想。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终极目的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尊严和平等的发展空间。

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作品的个人意识增强了，这是巨大的进步。80年代，几乎所有的电影作品都是主流意识的产物。《黄土地》是，《红高粱》也是，《芙蓉镇》《天云山传奇》也是，都是主流话语的一个产物。但90年代以后，大家又开始回到艺术的本质，个人的观念，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感受。

49年之前，比如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都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不是主流话语的产物。而 49年之后的革命文艺，不仅是主流话语的产物，还是专制的产物。从49年到现在，这是很大的一个改观，非常大的进步。

五

我生活里最大的选择有两次。一次是在小学的时候，我背着书包上学，在路上的小巷子里跟一个人打架，我把他打出血了。后来我在学校正上着课，他叫来了5个人，我被人追出去打，后来实在跑不掉了，楼梯两边都堵死了。

我当时站在二楼，跳还是不跳？那一霎那，才是最大的选择。不跳就得被5个人打一顿。

后来我跳下去了。还有一次是上高中，一样的场景，我从三楼窗户跳下去了。

那才叫真正的选择。其他的什么选择，要不要读大学啊，考电影学院还是学美术，这都是很愉快的选择。

所以我说我自己不较劲，没梦想，按着兴趣一步一步来，我1991年开始学美术，1993年考到北京电影学院中文系，1996年，我的第一部长片《小山回家》在香港拿奖。一直到现在，这条路就这么走下来了。于是，在这部中国梦里，有了贾樟柯的电影，少了一个煤老板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