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11年 我的年薪巨变

自己算来也已经毕业11年了。记得94年毕业那阵子，从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直接分配到了北京某国家部委，成了中国第一批的公务员。我记得当时的月工资一共就两张大圆加一些零碎，人民币两佰捌拾捌块伍角－－之所以现在记得这么清楚，是当时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的时候，兴奋得不行。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学，一个月的生活费一共才120元，这在同学中已经属于中产阶级了－－不过我们那时候上大学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大概12块钱的餐补。现在，我已经从当年的一个正统的国家公务员，“演变”成一个IT企业的副总裁，年薪也升到了40多万，加上奖金（如果完成董事会的目标）达到50万应该没有问题。比当年那可怜的两张大票，好象涨了100倍都不止。这11年的路，回想起来，倒也确实值得回味，也想跟大家分享分享……  

说到大学，不得不说说我的LP，当年的GF。  

我感谢我的大学4年，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在3年级的时候，认识了我LP。从我后来的人生轨迹来看，她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而我的LP，是她改变了我的性格，间接地说，改变了我的命运。  

男人，要找到一个好LP，那是一辈子的福分。一个好的女人，可以最深度的影响一个男人。我想说，男人是一定要经过女人的锤炼，然后又成为一个父亲后，才可以说真正的成熟起来。  

我认识LP，要归功于我的一个爱好－吉他。我前面说过，我在学校里组建过乐队－是我3年级的时候，我LP那时才刚入校，是她们学校乐队的键盘手（她小时候学过钢琴）。我们学校跟她们学校就隔一堵围墙，70年代是一所学校，我们毕业6年以后又并在一起。我小时候有个臆想，希望以后我的GF最好是一个白衣胜雪，长发齐肩，一手琴弹得行云流水的女孩子。我第一次见到我老婆的时候是冬天，当时她们乐队到我们学校演出的时候，穿的是一袭红大衣，一副女孩的模样，很奇怪的是，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居然会在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我以后的LP啊”，信不信由你，她后来真的成为我LP了。人生真是奇妙，不试不知道（一笑）。  

后来，我很花了些功夫把她从她们学校乐队“挖”了过来，顺带还“挖”了一个女歌手。因为我们乐队也缺键盘手，歌手（我做人事工作的经历，可以从上大学的时候追溯起：））。后来我们几个乐队的成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一直是我大学生涯里不可磨灭的回忆，这一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我们的贝司手和歌手（我LP的同学）也有过一段恋情，但最终没有象我们俩这样走到了一些。
搞乐队的经历，跟后来我做企业的经历差不多。也是从无到有，先组建团队，想办法弄钱，购置二手设备（记得我们3个月后才用劳动成果添置了一套新的音箱），跑场地联系“客户”（我们的业务主要是给学校的舞会伴奏，每次总共120元，相当我们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从这个意义上看起来，我注定是做不了机关职员，我做“企业”的尝试，严格说起来，从大学3年级就开始了。  

LP是个独生女，家庭环境比较好。但身上根本没有独生子女的毛病。能够找到我LP这样心地善良、特别宽容的女人，是我这一辈子的福分。这是一句真心话。因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一个男人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我认识不少身家上千万的朋友，但他们都特别羡慕我，说我无论什么时候回家，都有人给我做饭――好象确实是这样，有钱并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我原来的性格很急，属于那种不太能容忍别人犯错的人。这样的性格，让我吃过很多苦头，直到认识我LP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步地改变。3个月前，我从一个800多人的IT公司跳槽，现在是一家200多人IT公司的副总裁。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相比，骨子里没变，但为人处世、性格上不知倒改变了多少。说到这里，真想再说一句，感谢你，LP。  

那时候，工资特别低。不过当时感觉还好，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才100多块，现在每个月拿200多，涨了两倍，好象还特别满足。因为经常出差，一出差就是一个多月，被检查的那些下属单位管吃管住，还客气得不得了。所以也不用花什么钱，攒下来的钱都用在交通上了，每两周回一趟武汉看还在学校的LP。  

这一年多，把河南的所有大型的煤矿和油田跑了个遍。在国家部委，除了工资低一点外，对刚出校门的学生其实好处还是多多的，至少眼界会比较高，很少有其他的地方，让一个学生有这样的实践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对我后来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一年FB下来，整整重了20斤。  

我是95年5月份回到北京的，因为我所属的司局缺人手，所以就提前调回了北京。我接下来的3年，从业务口转到了人事口，做的是我们部委地方派出机构的领导班子的考核。3年下来，我几乎跟随领导跑遍了全国的10多个派出机构，当然，顺带也“被迫”游历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印象中除了西藏、台湾没去过之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扫荡”过了。  

这样的经历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跑的地方多了，对一个人的阅历和经验是非常好的。更重要的是，这4年，由于考核的关系，我跟至少2000人面对面谈过话（这是机关考核的一个套路），这才真正是给我后来的职场生涯积累的一笔巨大无比的财富。我记得到1998年5月份的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了1100大圆。  

记得是97年12月，我跟LP领了结婚证。LP比我晚两年毕业，为了把她弄来北京，我几乎使出所有的能量。我记得，最后经历千辛万苦，我从她们单位领导的手上拿到她的调函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百感交集”。  

96年的时候，要想把一个人弄到北京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也是天意，我当时是在人事部门。有一次去人事部开一个会的时候，正好旁边坐的是我LP后来这个单位的人事司干部处的人，我们当时聊得挺好，后来鬼使神差、东转西转，最后事情会落在这个人身上解决。这中间的过程，说起来实在是长，可是，如果没有我在学校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那点“宝贵”的社会经验，利用我仅能调动的一些社会资源去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故事。在帮LP调进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我可以说没睡过一个踏实觉，真到后来真的拿到那张薄薄的进京指标和调函的时候，我连做梦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经过这一关后，LP的父母才真正地同意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最想告诉后来的学弟学妹们：1、千万珍惜你们的大学4年，这4年，确实对你今后的一生太重要了。2、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不放弃，才能成功。  

之所以把我的这些“陈年旧事”拿出来说，是想说明我的一个观点：要想拿高薪，首先要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包括了你为人处世的能力、控制情绪的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学习的能力等等，这些素质，不可以从书本直接得来，是要靠生活的积累，从挫折与困难中磨练出来的。所以你吃得苦越多，你就越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1998年初，机关分房。为了赶趟，我跟刚到北京一年的GF领了结婚证。我的运气一直比较好，尽管在分房的打分排名比较靠后，但最后轮到我的时候居然还有两套二居室，而且在建国门绝好的地带。可能是因为建国门离我们机关上班的地方有点距离，阴差阳错，前面的人有的挑选了位置比较好的一居，或是距离更远一点的三居，最后让我捡了个便宜。于是，在98年初的时候，我有了属于自己名下的第一套房。2000年房改的时候，我花了6.5万元买下了这套60平米两居的产权。按现在北京二环内二手房的价格，大约估值应该在40万左右。  

1998年5月份，国务院部委系统开始落实“机构精简”的指示。当时我们司里有29个人，80%是部队转业的干部（部委的行政机关里那时候很多转业干部，多数是团以上级别，因为很少有专业背景，所以留在行政部门比较多），其余的20%就是象我们这样毕业几年的大学生。当时，我正好是处里唯一的大学生，其余的正副处长，加上两个正副科长，全是转业干部。尽管我是处里唯一的“劳力”，但权衡之下，我们处长还是把“下岗”的机会留给了我。说实话，我除了感谢“机构精简”的政策外，还要感谢我的处长。一方面，他在我LP调到北京的时候，替我出面说了不少好话，以至让LP单位的人感觉到重视；另外一方面，还因为他答应我们处的门永远向我敞开。说老实话，我除了脾气直一点，不太会拍马屁之外，在工作上其他方面，确实在司里的大学生里面表现是比较突出的。处长的很多考核报告都是我起草的，而且我是处里面唯一会用计算机的人。：）那时候计算机还处于普及阶段，我们处里一台IBM“奔1”的计算机，是下面的办事处“赞助”的。我用他做了不少事，而且还偷偷地安了一台Modem，后来通过内部电话上网，98年上网，在网友里也算是比较老的一拨人了吧。
所谓的“下岗”，其实待遇是比较优厚的。机关给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如：可以带薪学习3年，保留编制和身份，3年（读研究生）的学费由国家支付，学习结束后可以“自谋职业”，也可以再回机关。  

回到LP的小单间（她们单位福利比较好，刚分配的大学生都可以住单间，我住了3年的集体宿舍，一间房里挤了3个人），商量“何去何从”，我记得LP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这真是个聪明的女人啊：）她不知道这句话让我这么多年来产生了多大的动力…….，其实我当时已经决定要离开机关，去读研究生了，一则在机关呆了快4年，有点烦了，机关里象我这样“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呆着是比较“诲”人的，这种工作环境不需要太多的创造性，只要守规矩，听领导的话，剩下的事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后面的路无非就是由科员到科长，科长到处长，处长到司长，没有太多的变化和“想象空间”，对我本人的能力也没有太多的提高的空间（我比较看重后者）；另则，机关也太“清贫”，除了有房子以外，其他的所有待遇（我们没有灰色收入，平时下去检查工作最后收一些“土特产”之类的，我记得我收过最贵的礼品就是一双进口的皮鞋，还是领导“带头”收的，哈哈）全部加起来不超过1200元/月。我在机关呆了4年，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前两年的积蓄在给LP调动的事上面全部投资进去了，后两年存折上好象只有两三千块钱。不过我记得那时候在机关工作，几乎不用花什么钱，除了跟朋友下馆子，平时三顿饭全部可以在机关食堂解决，一天下来，不会超过10块钱。还老长胖。  

最后我选择去中央财经大学，读国际金融的研究生。属于脱产性质的。之所以想读国际金融，是因为我原来学的是审计和财务专业，想在专业面上拓宽一下，我只是推断国际金融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需求。后来的经历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记得当时机关一共“下岗”了53位同志，80%是象我这样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在“下岗”政策之前，机关里的大学生想离开公职去外企，是非常难的。我有一个师姐，为了离职，最后连自己的档案都不要了。所谓，赶得好不如赶得巧，人的机遇和自己的选择真的很重要。当时也有跟我一样年头的同事，选择了留在机关，几年后，还是没坚持下去离开了。不过，我觉得他还是提前走比较好，因为我当时25岁，这样的年龄，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交得起“学费”，而越往后，交“学费”的资本就越少了。我现在还有不少在机关的同事，也有想“出来”的，我给他（她）们的建议就是：慎重。毕竟，现在都30出头的人，在机会一晃就10多年了，副处长也当上了，思维各方面都快不适应外面的世界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应付这种转变的。
1998年6月，我很快地办完了手续。把办公室里的东西全部收拾好，搭另外一个“下岗”同事的便车，把东西暂时寄放到了LP的单人宿舍。自从领了结婚证，我就暂时住进了她的10平米的小单间。离开机关时候的心情，说不出来的复杂，我最后回头看了一下机关的大楼，跟门口站岗的武警打了个招呼――我每天上下班都跟他打个招呼，混得挺熟。跟他说了声，再见了。他一脸诧异的样子。对他来说，很难理解我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份工作呢。走到机关的大门口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机关外面的世界，原来只是从别人的嘴里知道一点点，只知道外企工资高，做生意能赚钱，除了这些，简直是一无所知了。不过，由于另外一种生活要开始了，至少又可以回到学校，心里除了一点失落外，多少还有一些莫名的兴奋。  

离开机关时候，我的财产可怜得很，工资卡里只有2000多块钱。98年春节回家办喜酒，在她家里办了一次，又回我家里办了一次。她家的亲戚朋友“赞助”了3万多的份子钱，我家里也“赞助”了2万多的份子（后来，这笔钱我一分也没拿走，这是后话了）。再加上LP到北京来，她父母又“赞助”一笔生活费，好象有1万多的样子。这样下来，我和LP手上就有了6万多的存款。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这毕竟是“不劳而获”的钱啊，哈哈。我毕业4年，LP毕业两年（她在部委事业单位，工资比我好不了多少，但有些课题费，每个月有1500左右），手上总算是有了第一笔“启动资金”，名下有了一套房子（产权当时还没买）。  

说到这里，要顺带说一下我的家庭情况。因为，这对我后来的“理财”影响很大。我家在南方一个非常有名的旅游城市，父母都是银行系统的职工。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是老四。哥哥比我大10岁，最小的姐姐也比我大5岁。我们兄妹4人，都是大学生，我一直认为，这是我爸爸妈妈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我记得小时候，生活很难。在我哥哥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是78年，我爸妈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才60多块钱。那时候我还在农村，后来7岁的时候才辗转回到城里团聚的。中间有一段是妈妈带着我跟小姐姐在县里，爸爸在城里工作，供大哥和大姐上大学的学费（哥哥考的是省里的本科，大姐学的是中专，后来工作以后续的专科和本科，小姐姐后来也是，记得是在99年的时候，我们兄妹4人都是大学本科的学历，我老爸老妈已经退休了，好自豪了一阵）。  

重点要提一下我哥哥。小时候在我眼里，我哥哥一直是我的榜样。他大学毕业后，由于爸爸的活动，他分配到了爸爸所在的银行系统，作为代价，爸爸从城里调到下面去做一个营业部的主任，应该是82年的时候，我们一家才终于在城里团聚了。当时我读小学3年级（后来我以全市第2名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中学的初中，为此我在小学的时候眼睛就近视了，因为家里经济紧张，配眼镜的时候图便宜，初一的时候就300多度了）。
大哥工作能力很强，那个时候大学生在银行系统里还是很吃香的，在下面锻炼了两年，由于爸爸对调的关系，他回到了城里。在市行负责外汇业务，3年后又提拨为外汇业务科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当时他才23岁。如果哥哥后来不“下海”，可能他最后会成为市行的行长或者调到省行也说不定。记得我1990考上大学那年，哥哥从银行里正式“下海”的，我第一个寒假回家，哥哥开的是一辆二手皇冠从火车站接的我，我印象很深，他还给我看了他注册公司的营业执照。他的名片上印的是总经理的字样。  

1990年到1995年，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也许是因为大哥的原因，我们家的气氛也跟着那个时候的大气候起起落落。父母对大哥下海的事一直是比较担心的，尤其是老爸，经常为此跟大哥吵架，只要两个人一说话，准吵无疑。94年的时候，大哥通过银行的关系，弄到一笔巨额贷款，后来我才知道有3000多万。在94年，从银行里贷款的渠道是比较多的，后来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工商银行上市前有7200多亿的不良资产，我估计有60%以上是在1990-1995年间形成的。我大哥，只是那个“全民皆商”狂热年代的一个缩影而已。因为我大哥的原因，我对那个年代记忆深刻。  

大哥后来转行做房地产，我那时候放假回家，很难见他几面。见一两面，都是风风火火的，带着他的司机兼“保镖”，进门打个招呼，然后大哥大（最古老的那种）就响个不停，车也换成了原装进口的福特。据说是从市公安局长的手里接过来的，为了拉关系，还多付了十几万。为此老爸又跟大哥吵了一架。  

哥哥的生意有一段时间做得很大。96年，他曾经把市里面一个新建火车站周围的地皮拿了下来。当时他的办公室在一个很漂亮的园林宾馆里，有30多个员工，人也意义风发（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想法，大哥当时是有点年少轻狂。那时他才30出头，手里掌握了钱，周围全是一些拍马屁的人，很容易心态失衡）。

大哥在他很“顺利”的时候，跟大嫂离了婚。我后来想起来，觉得这是我大哥一生中最大的败笔。大嫂既漂亮又贤慧，我们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她。钱，在你不能做它的主人的时候，真是很危险的东西。这几年的商海生涯，大哥改变了很多，让我后来感觉到非常的陌生。有一次放假回家，他跟爸妈说话很过分，我差点跟他动了手，这在我们兄弟间，是第一次。  

97年，大哥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先是火车站的项目迟迟不动，导致公司的资金紧张。然后又是那笔贷款出了问题，检察院开始介入调查。大哥被迫把地皮抵押出去，勉强平息了贷款的事情，但公司已经伤了元气。办公室也从宾馆里搬了出去。我说的那笔结婚的份子钱（6万），后来在大哥急用的时候，给了他。  

98年初的时候，大哥的公司已经无以为继。我回家结婚的时候，他决定到深圳去碰碰机会，有几个项目（这个词在大哥那里用得最多，后来他每次问家里要钱，问我要钱的时候，都会说到“谈项目”，这个词让我至今还很敏感）。我把在深圳的两个好朋友的电话给了他，让他急需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帮忙。一个是我在大学里踢足球的哥们，我们俩合作组建了球队，并拿到了我们学院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校级联赛的冠军；另一个是我下围棋的哥们，我们前后下了至少几百盘，直到现在还在网撕杀，至今互不服输。  

同样是98年8月，我开始在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房子也准备开始装修。一切好象按部就班，直到8月份的一天，接到我大哥的一个电话，我的平静生活开始不再存在。大哥在深圳的项目很不顺利，由于住宾馆撑“门面”（这是他们那个时候做生意必须讲的“作派”），钱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大哥这个电话是求援的，说必须在两天内找到5万块钱，否则项目就谈不成了。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得太多。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两个姐姐和家里，已经为了我大哥所谓的项目，先后给了大哥将近10万元。这在我们家那个城市，在当时，在我两个姐姐和爸妈的工资水平来讲，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象接受了一件重大任务，我马上“行动”起来。“行动”之前，我记得还给大姐打了一个电话，大姐劝我不要管，说这钱大哥是不会还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很坚决地说，大哥如果还不起，我替他还。大姐犹豫了一下，半天没说话，后来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们以后一起还吧”。我那时真的没有想到，为了这句话和当时这5万块钱的决定，我足足背了将近3年的债。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深圳的朋友（一块踢球的那个朋友），我跟他说了情况，向他借5万块钱，3个月一定还。钱当天就送到了大哥那儿，据说大哥拿了钱，后来为了庆贺一下，当天晚上开车去了尖沙咀搓了一顿。大哥可能没有想过，为了这笔钱，我还了足足3年！
3个月很快就到了，这5万块钱，1个月就在大哥那“报销”了。而我，却面临着朋友的承诺，这是我第一次借钱，我不希望因为这5万块钱就损失掉最好的朋友。我手上有准备装修的3万块钱，还差两万。我给大姐打了个电话，大姐没有埋怨我，只是说，一起想办法吧。后来一周内，大姐用房贷的名义，从她们银行里（大姐也在银行工作），贷了两万块钱出来，在3个月期满的最后一天，我把钱寄给了深圳的大学朋友。  

这3个月里，其实我也想了一些“自救”措施。我当时每个月还从机关领到基本工资1200元，一年算下来，也就1。4万元，不吃不喝，也要攒4年，才还得了债。当时正好有个大学同学给我介绍了个“兼职”的工作，去一个国有企业做财务总监。每个月1500块钱。当时我正走投无路，第2天就去上了班。  

这里不得不又提一下我可敬可爱的LP。当时决定给大哥借钱的时候，我打了个电话征求LP的意见，LP第一反应是“5万？我们那有这么多钱啊？”，在我的说服下，她很快就同意了“既然大哥急用，你是他兄弟，该帮就帮吧，钱大不了，以后我们一定还呗”。这就是我的LP。让我死心踏地的LP。  

我本来没想到我会在读书期间去“兼”一份职。我原意是想好好在学校里补补自己的功课。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多一分钱都能减轻些负担啊。  

随便提一句，后来房子装修的2万块钱，有1万是找LP的爸妈“借”的（后来岳父岳母99年退休到北京跟我们一起住，成了一家人，所以就没提这事了，哈哈）。  

这个国有企业很“烂”。下面有几个小公司，但基本上都是空壳了。我在集团公司一共就干了3个月。这3个月，都我后来正式开始的职场经历非常重要。说实话，财务这个专业易学难精，我在大学根本就没好好上过心，进机关以后，就做了1年专业，其余3年转到了人事处。这就是我当时从机关出来的时候，有点感到“底气不足”的原因，我确实不知道离开了“组织”的关怀，我还能做些什么。这3个月，我有机会从出纳干起（是我主动要求的），然后把几个公司的会计轮了一遍，最后一个月才安安稳稳地做了一个月的财务总监。你别说，公司领导当时对我这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特别满意。  

之所以离开这个公司，确实是因为公司的财务账太乱，人事太复杂，再有就是工资太低。离我还债的目标太远。在3个月试用期结束的时候，我提出了“辞职”。让我当时的领导很吃惊。他还想让我把档案从机关里转过来呢。  

3个月的工资，一共3600元（税后），我全部寄回了家。大姐因为2万块钱的贷款，每个月要还200元。而大姐的工资，一个月也就1000多。  

因为这件事和这3个月的经历，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在学校老老实实呆上3年的念头了。5万块钱，象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  

在家里休整了一周后，我开始找工作。当时找工作的渠道不象现在网上这么方便，猎头也不会光顾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我除了能侃几句会计理论外，别的，真的没什么“亮点”。但我有个特点，我学东西能钻进去，而且学得比较快。这可能也是在大学里的积累吧。  

从“北京青年报”上，我找了几份招聘启事，开始学着写简历，打印好寄出去。现在我回头看当时写的简历，根本就是“乏善可陈”。事实上，除了我在机关的经历和3个月的所谓“财务总监”的经历外，我根本就一无是处。  

简历发出去，居然还是有“慧眼识英雄”的人。北京宝洁当时招一个做政府关系的人，职位不高，但对我来说，只要能赶紧找上一份工作，这根本不是问题：）。很快，面试就安排好了。为了这次面试，LP还跟我买了一条挺贵的西裤，笔挺笔挺的。这是我第一次去面试的“纪念”。当时北京宝洁在清华那边，我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才到。第一次面试，中国人中国话，很快就过了；紧接着第二轮面试，中国人，英语，这下我歇了。我那个时候，英语很烂，全赖大学没好好学。被Kill了。
这次面试失利没让我郁闷太久，本来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太远，另外也比较讨厌中国人说洋话的那种腔调。不过，那个人眼里流露出来的不屑，让我很受伤，我很快就给自己买了一套当时最流行的李阳的“疯狂英语”和一部复读机。说起来，我坚持补学英语，到现在断断续续加起来，有7个年头了。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已经足以应付跟老外的商务谈判了。我要感谢宝洁当时面试我的那位先生，“不知他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他想要的生活”，是他让我“受伤”，没有他，我也没有这么强的动力。这么多年来，在投资自己的“教育”方面，我从来不吝惜。我的书，立满了一墙面。是它们，陪伴我走过这11年来的职场生涯，给我知识并帮我增值。  

好运很快接着降临了。我接到了另外一个面试通知，就在我新家对面的一个高档写字楼里，我住的地方，透过窗户，就可以看见对面尖尖的楼顶，我真正的职场，就是从那里面开始的。  

98年10月中的一个晚上，我和LP之间爆发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危机”。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我始料不及，险些导致了离婚（这是一段我不愿提起的经历，虽然现在已经释怀，但当时确实是我到目前为止最为黑暗的一段日子）。也许任何幸福的到来，都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度过这场“危机”以后，我与LP之间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这场所谓的“危机”始于我跟LP之间的一次拌嘴。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偶尔的拌嘴也难免会发生。我在家里也是最小的孩子，平时父母、哥哥姐妹都让我惯了，性格有时特别任性，情绪起来说话不管不顾，后来吃了很多亏才改了过来。  

那时候，LP的父母已经退休，不放心宝贝女儿，从武汉到北京跟我们住在了一起。LP的老爸老妈属于老知识分子，在位时也是别人迁就惯了的。我跟LP的拌嘴本来是件很小的事情，但由于她老爸老妈的参与，急速升级。最后的结果是我被“围攻”，LP也不站在我这边――检讨一下，这件事的起因是我不对，我那时候小孩心性，嘴不让人。结果是老岳父把一个碗摔在饭桌上，我摔门而出，大家不欢而散。  

那天晚上，我走得很匆忙，幸好身上还有LP原来单身宿舍的钥匙和几百块钱。走的时候，我留了个条给小院的门卫，让他转交给LP，大意是“我不对，大家冷静一下再说”的意思。LP的宿舍灯坏了，在黑暗中那个晚上特别的凄凉。因为LP第三天要出国一个月，而在她出国之前，又发生了这样一档事情。随后的两天，进入“冷战”期，我给LP的BP机发给留言，但没有回音。LP出国前的那个凌晨，我的心都已经快凉了，终于忍不住给家里拨了个电话，但电话已经没有人接了。  

LP出了国，LP的爹妈离开了北京，我也就搬回去住了。接下来的一个月，倒霉的事接连发生。我装修的时候经验不够，动了暖气管，装修工人把暖气管的总阀门（我住顶楼，总阀门在我家里）都掰断了，没告诉我，结果11月份暖气试水……..（不堪回首）。那天清晨我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听见有喷气的时候，我还在想“咦，我没烧水啊，怎么有喷气的时间呢”，声音越来越大，我赶紧爬起来，才发现是暖气管的阀门在往外喷气。坏了。我赶紧跑到楼下找我们机关物业的水暖工，正找着呢，我楼下的邻居也一块进来了，他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不好了，楼上发大水了”。我脑袋“嗡”一声，估计当时我是跑上6楼的，速度一定很吓人。打开门，我差点没晕过去，你有没有见过刚装修的房子，被一个象消防车的水龙头一样喷水的家伙给毁掉的全过程――如果你见过，而且心脏病没发作，那一定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接下来的事情，那叫一个热闹。人越来越多，不多也不行了，再这样下去，全楼都得被淹了，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有的找关水的开关，有的找盆子接水然后排到楼下……，这场大水足足敞开地“喷”了一个半小时才消停。  

我当时的狼狈像一定很难看，本来LP的事就折腾我瘦了一圈，一个上午的折腾，滴水未进。看着新家的一片狼藉，真叫是“欲哭无泪”。那个时候，我才26岁。  

“这就是生活……”楼下的老阿姨一边帮我扫水，一边很和蔼地跟我说。这句话在我耳边响了好多年，每当我有什么坎很难过的时候，那个老阿姨慈祥的眼神和平静的语调就好象告诉我，这算得了什么，这就是生活，这才是生活。本来她也是“间接”受灾户，本来她可以毫不留情地埋怨我。但她没有。我很感动。  

“善后”工作持续了一周，好多朋友闻讯来看我。我“脆弱”的心灵在朋友的抚慰下渐渐“坚强”起来。但LP的事情却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着我。  

LP终于回来了，我没有到机场接她。因为她老爸老妈又回来了。大家见面的气氛有点不自然。说实话，我本来不是很想跟她父母住在一起，本来房子比较小，在一起，跟LP基本上没有私人空间了。吃完晚饭，两个老人家借口出去走走，总算跟LP能聊聊了。LP看上去气色很好，而我却刚好相反，房子在LP回来之前我又找人装修了一下，虽然还有些痕迹，但总算是看得过去了。  

跟LP的谈话最后以她的眼泪告终。我心软了。事情就这样就算过去了。老俩口后来也搬到了LP原来的单身宿舍去住了一段时候，后来在北京的近郊买了一套房。我们俩隔三岔五的去看一些，比大家住在一起关系倒更好了。2001年的时候，感到这样不太方便，我就又买了一套140多平的新房子，离LP的单位很近，大家就又住在了一起，不过那是后话了，主要是经过后来的历练，我终于学会如何与老人相处了。  

想起来有些后怕，如果那天晚上LP再不“让”我，我们很有可能就分手了。那时候对幸福的理解，不象现在这样的心态。我现在平和得多了。  

家和万事兴，随着与LP的和好。好运也来了。我接到那家公司的面试通知，是99年的8月份。  

我还是穿着LP买的那条“纪念裤”去面试。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高档写字楼。感觉到有点新奇，好象有一股挺好闻的味道。招聘的职位是高级财务管理。正好符合我“理论水平”比较好的长项。一个胖胖的总经理的模样的人面试的我。过程我记不太清了，出来的时候感觉还可以。好事多磨，直到快一个半月后，我才接到第二次面试的通知。那段时间，我象着了魔似的，站在家里的阳台上，遥望对面的写字楼，LP说我快想出病来了。
等通知的时间是很“漫长”的，我把父母接过来住了一段时间。这么多年来，总算尽了我的一点孝心，我17岁离开家上大学除了放假回去后，基本上就离开了家。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也是最疼爱的儿子，说起来，也是尽心尽得最少的。父母主要还是靠两个姐姐在照顾，而我能做的，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往家里寄钱。唉，问心有愧啊。  

公司要派我去深圳。说是当时公司要在香港创业板上市，需要高级财务负责公司的上市事宜。那时候，除了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了解了一些有关资本市场的知识，具体的实践经验根本没有。可能我外表上看上去还比较“气宇轩昂”，口齿也还算流利，应变能力比较强，所以面试往往能超水平发挥。不管怎么样，机会来了，咱不能让它溜了。我跟另外一个新招的同事，国庆节过后，应该是11月份飞去了深圳。后来，我跟这位华为出来的同事，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离开北京那天，是深秋的一个清晨。天气突然变得很冷，街上雾蒙蒙的，LP推着自行车，坚持要把我送到上民航大巴的地方。关于我去深圳的事情，LP还是那个一贯的态度：“只要你决定的事，我一定支持你”。大巴开动了，LP略显单薄的身影慢慢在身后变得模糊，那一幕，永永远远地烙在了我的心里。  

我随身带的行李不多，一半重量是准备用得着的书。我总是喜欢给自己定一些挺“事儿“的“学习计划”，但好象从来没完整地执行过任何一个计划。这么多年来，我发现一个真理：书到用时方恨少，方恨少时才有效。结合工作的感受学习，带着问题去学习，学习完了就使用，这样的效果最好，效率也最高。  

我带了一套台湾国学大师南怀谨的《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和《老子他说》。南大师把这几本国粹讲的是深入浅出，非常适合我这种不求甚解的人。说起来，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还是始于当年在机关的时候，受甘肃的一个地方领导的影响。那年下去考察，顺便有机会去敦煌一游。我们开了一个面包车，从兰州出发，途径河西走廊，一边欣赏戈壁美景，一边谈古论今。这位领导的国学基础很好，据他说，是小时候父亲强迫念私塾打下的基础，一手毛笔字功底很深（我也练过书法，所以有共同语言）。就是这一路的神侃，让我对中国的古典哲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回京后，我对南怀谨着了迷，南大师是台湾有名的国学宗师，对释、道、儒都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擅长将传道与现实结合，书也很好读。不用深入研究，我的体会是，读书重在“体、悟”。我自小就讨厌背书，凡是要背诵的功课一律不好，包括英语。
没想到公司会接我。北京只给了我深圳的一个地址，让我自己去报到。更没想到，公司接我的是一辆很大的大奔（后来才知道，这是老板从海南调来深圳的坐骑）。公司看起来还挺人性化的。坐在大奔里，我感到有些局促。说实话，在机关坐奥迪比较多，坐大奔还真是第一次。我东一句、西一句地跟司机搭讪。很快，公司就到了。  

我95年的时候到过一次深圳公干。回北京以后第一次出差，第一站到的广州，第二站就是深圳。我还记得在广州的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我跟我们领导住在广州办事处的招待所里，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只硕大的蟑螂，张着大翅膀直接扑到我们领导的脸上。我们领导在夜色中那声恐怖的大叫至今还记忆犹新。  

公司在深圳新建的办事处不大。主要是为在香港上市的筹备工作而组建的联络机构――香港的成本太贵，公司在香港租了一套100平的办公室，每月租金贵的吓人，一个香港秘书的工资两万多块。公司在深圳口岸附近设个办事机构，“两头跑”是比较经济的作法。  

当时香港创业板刚刚推出来，我们公司运作算是比较早的。我直接归香港的财务总监管，主要工作是负责编制下面一个网络公司的“财务模型”。网络公司是为了上市收购的，1999年网络概念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高科技概念刚开始能卖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其神秘性，因其神秘，而有想象空间，才便于讲故事，才有炒作和博弈。半年后，TOM.COM后来在我们前面在香港创业板挂的牌，那真是万人空巷，由于李嘉诚的号召力，面值1角港币的股票炒到了14港元。这就是当年的“泡沫”和资本市场的热钱效应。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找到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职业目标――做一个能帮助企业上市的财务总监。  

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叫“财务模型”。负责上市工作的一个公司副总是一个性子很急的人，总共只讲了10分钟就让我准备工作――我现在庆幸的是，如果当时马上开工，我肯定死定了。我当时没用过EXCEL。现在做财务的很少有人不用EXCEL的，尤其是做表和财务模型，这玩意是财务人员“吃饭的家伙”。当然，我现在的用EXCEL的水平已经是属于“超级高手”的行列了，我可以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搭一个IT公司的财务模型出来，而且保证具备国外投资经理的专业水准――这得益于我后来跟这帮特能熬夜的家伙拼体力锻炼出来的结果。  

因为另外一个做业务的搭档还没到深圳，我有2天的喘息时间。华为出来的那个伙计明显比我职业得多，画起表来轻车熟路。天老命，LP接到我的求援电话的第二天，一本EXCEL的教材就寄到了。那个晚上我只睡觉了3个小时，到天亮之前，我终于掌握了这门我后来“吃饭”的手艺。现实证明，我这个通宵非常有效。第二天上班的时候，香港的财务总监就过来了――我发现这个香港人走路上半身可以保持几乎不动的姿势，两只小腿象京剧里的小碎步，走起来特别带劲儿。我根本没时间胡思乱想，就接受了“严峻”的考验，可能是听到我们副总的“小报告”（那天业务介绍的时候，我表现得有点“无助”，引起了怀疑），香港的财务总监在简单寒喧两句之后，就直入主题“做过财务模型吗”，“做过”（壮着胆说的），“EXCEL怎么样？”，“没问题（现在当然没问题了）”。“OK，你跟我说说，这是什么？”他边说边在电脑的EXCEL上打了一个“$”，“相对引用”我说；“$ $ 呢？”他问，这个问题要是早一天问，我肯定张口结舌，所幸那天晚上没睡，我很肯定回答“绝对引用”。  

香港人终于满意了，“看来你还不错嘛”。“吁”我暗自长出了一口气。我后来把这次“考试”定义为对我职业生涯最重大的一次胜利，是我的学习能力帮了我。当然，还有LP的功劳。

业务搭档过来了。我跟小F（华为出来的那位同事）分为两组，他负责通讯设备的两个公司的“财务模型”，我负责网络公司和信息服务公司的“财务模型”。我们俩人各有一个业务搭档。我们两个新人暗中较着劲儿，想起那个时候的感觉，什么都新鲜，每天都感觉在吸收新的知识，真好。  

我的进度明显不如小F。这家伙比我小两岁，在北京华为干过两年，明显比那时的我有经验。小F是个专业型的财务，表格做得极好，很细致；我的风格比较“粗犷”，大面上思路比较清晰，擅长抓“主要矛盾”，比较全面、综合。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从财务转向了全面管理，既管财务，人事，行政，与管业务发展和国际合作。他后来一直做比较专业的财务管理，现在一家软件公司管财务。人的兴趣绝对会影响职业取向，感兴趣的工作才做得好，潜力才会发挥。  

“财务模型”是个非常有用的东西，实际上是把公司经营活动“数字化”，用财务数字形式把公司的经营环境、投入、资金、盈利各个方面的要素用表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属于财务预算的概念，但范围要比单纯的预算概念要大。做这种模型很锻炼人，我一下着了迷，又开始了通宵工作。连着两个星期，我跟搭档每天只睡5个小时，终于完成了第一稿。  

香港的财务总监是从广州宝洁聘过来的，很会来事儿，属于只动口不动手的主儿。后来我挺感谢他的，因为他这种风格对我很有利，把很多锻炼的机会都留给了我。我在这家公司，完成了我财务管理方面的“原始”积累。  

我一直认为，“先工作，后求回报”是一种正确的工作态度。首先，工作是为自己，不是为老板；其次，工作是提高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做得越多，提高越快。事实也证明，我能够不断获得加薪，完全是这种工作态度的回报。  

评审会终于到了。两个星期下来，亲眼看到我们这么疯狂工作的副总，已经跟我们打成了一片。他本人也是个工作狂，精瘦精瘦的浙江人，经常吹嘘自己“浓缩就是精华”。工作狂好象特别容易对同类产生亲切感？？  

我和小F做的活风格不太一样，但总体评价不错。我的模型比较宏观，考虑得比较全面，尤其加上了经营环境的变量，让人感到比较“新鲜”；小F的模型比较严谨，丝丝入扣，有条不紊，赏心悦目。晚上，为了庆祝一下，副总裁请我们吃了一顿海鲜，我记得一只虾子没盖好，从火锅里蹦了出来，把我们副总的崭新西服硬生生的“印”了一道。据说他心疼了好几个月：）直到公司上市了才缓过劲来。  

发工资的日子很快就到了。算起来，我和小F总共工作了20多天。很奇怪，从北京到深圳来的时候，公司都没有跟我们谈过工资的事，我跟小F情况都差不多，都是只透露了个人期望的大概数。我当时壮着胆子提的是5000“上下”。结果深圳管人事的MM问我们两个的时候，我们两个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啊”。搞得MM惊诧不已。那个年头还真有只干活不要钱的人？  

先付出，后回报。这句话一定不假。香港财务总监（我们叫他“老P”好了）按照我们的要求（我和小F一口咬定是5500）给定了工资，5500大洋！！而且是税后的（我们一口咬定，因为没有对证，所以只好按我们俩的要求来，哈哈）。下班后，我激动地打了一通电话，先是给LP报喜，LP惊喜不已“这么多啊？发财了吧？”；又给我妈打了一通电话，老妈也高兴得要命。要知道，我从来没一次挣过这么多钱啊。
那个晚上，一个初战告捷的年轻人，辗转反侧，兴奋得一晚上没合眼。  

每个月5500元，这个让我惊喜的数字让我干劲十足。每一天上班都精神百倍，象打了吗啡：）。工作状态也特别好。阳光每天都特别的灿烂。深圳的气候很宜人，加上我深圳的同学、朋友特别多，每天下班以后呼朋唤友，打球、下围棋、吃夜宵，生活特别丰富，时间也过得飞快，一眨眼，到了元旦。按照公司的承诺，我可以每月报销一次往返机票（这是我正儿八经的服务的第一个公司，我一直认为，这是让我感觉最好的一个公司之一。一方面，是老板特别放手让我施展我的才能，另一方面，这个公司特别人性化，虽然管理在某些方面不是特别正规导致后来业务的滑坡）。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飞回北京的飞机终于起飞了。  

深圳的朋友把我送到机场。自从借钱那次经历以后，我们保持了更好的关系。我对他心存感激，那个年头，5万块对挣工资的人来说，是个大数目，就冲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重要的是，我对他没有失信。守信很重要，不管是做生意，处世，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许是受孔老夫子的影响，我一向笃信“正本清源”的道理。要做事，先做人，人的“根本”正了，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才会有更多的机会。没人会跟一个让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人打长期交道的，在现在这个社会上，诚信与信任是一种无价之宝，是需要终身去维护的。  

这次回北京，除了回家过元旦，还有就是学校快考试了。这一个学期下来，我在北京上课的机会很少，期末考试就快要到了。我在飞机上拿出教材复习起来。我后来经常坐飞机出差，也养成了在飞机上看书的习惯。我读书的时候抵抗干扰的能力比较强，效率出奇地高，从深圳到北京大约2小时40分钟，我可以把一本书看一遍，而且主要内容基本还能记住。后来我通过了研究生课程的全国统一考试，大部分要归功于飞机上读书的时间。出于这个习惯，我经常在上飞机前光顾一下机场的书店，“刨刨”好书，我印象比较深的飞机上读的书有《商道》、《张瑞敏如是说》、《资本运营论》、《中国式管理》等等。  

在机场商店我买了一小箱进口的“山竺”，是一种泰国盛产的水果，厚厚的皮，果肉汁多，味道鲜美。LP特别爱吃水果，我想她一定会很高兴――尽管这一小箱水果花了我200多大洋，机场商店真的很“斩人”。  

一家人见我回来，特别的高兴。其实只离开了一个多月，LP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印象中她还是第一次吃山竺。一边吃还一边说“这么贵还买”。说实话，我这时才特别地直接地感觉到金钱好的一面――它能给你所爱的人带来幸福的感觉。好象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立下了目标，我要向着“高薪“努力了。  

考试终于结束了。感觉还不错，一个学期的课程下来，虽然没有太多机会聆听老师的教诲，凭着自学，我对国际金融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了初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由于有了公司上市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我学习的兴趣更浓了。  

我对资本市场的概念最早来自于赵炳贤写的《资本运营论》，印象中这是国内较早出版的一本比较好的专业书。受这本书的启蒙，研究生专业的进修，以及在工作中的实践，我终于跟“资本市场”沾上了一点小边。换句话说，朝我的既定目标――在资本市场游刃有余的CFO又迈进了一小步。这是2000年初的事了。我“下海”算来有4个月了。
2000年的元旦，千禧年之夜，我和LP用一种很“俗”的方式一块渡过――逛商场。坦白地说，我“下海”之前，比较不喜爱逛商场，一方面是个性使然，嫌商场人多；另一方面是经济实力不够，兜里没几块大洋，也不敢大手大脚的。去深圳几个月，工资卡里多少比原来充盈，我跟LP终于可以放心地逛一次商场了。由于商场里靠近12点里全场6折，虽然临近深夜，商场里仍然是人山人海，加上暖气太热，这一通逛，直逛得有点恶心。  

最后采购成果是一套高档西服，打完折下来是1000大洋，这可是我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套衣服。LP买了什么我忘了，我曾动过念头给她买个钻戒，但她没同意。我们俩结婚的时候都没有买戒指――直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照婚纱照――我比较讨厌受别人摆布。我欠LP的确实太多了。儿子现在都两岁半了，看来“婚纱照”干脆三个人照得了。  

这套西服，我现在已经穿不下了。32岁的人，身材比那时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一直放在我衣橱比较显眼的地方。这是一种纪念。  

千禧年之夜，在我们“疯狂”的购物中就这样过去了。  

我在北京这一呆，就到了过年。我跟LP一块儿回我家过的年。大年三十，我封了两个红包，每个1000块钱，分别给了爸爸妈妈，两个人笑得特别开心。在我是否“下海”的问题上，老爸老妈曾经有过意见，意思是我放着皇粮不吃，从机关跑出去瞎混，别又跟我大哥一样――我大哥的事把他们给吓怕了。因为公司有些原来的经济纠纷没有处理完，还在被调查，大哥没有回家过年。  

过完年我很快回到了深圳。进入3月份后，公司上市的事情进入了关键阶段，老总们从北京、香港、深圳来回飞的次数很频繁，每次都是步履匆匆。我和小F除了归老P（香港财务总监）领导外，别的老总都顾不上管我们，我们俩日子过得很滋润。老P根据我们俩的特点，明确了我们俩的分工。我负责集团下属公司的财务管理和审计，小F负责集团公司的会计和税务。我一听之下，大喜过望。我特别地不喜欢太程式化的会计和税务工作――虽然也比较重要。关键是我终于可以到下面的子公司去跑跑了。那时候我特别盼望出差。  

我和小F住在公司租的一套三居室里，一人一间还余一间，厨房浴室一应俱全，深圳除了气候潮湿一点、蚊子多一点之外，非常适合居住――至少对我这个南方人比较习惯。我和小F过完年回深圳以后，曾经“雄心万丈”地想自己开伙做饭，我们俩冲进超市里很“疯狂”地采购了两小车满满的速食、米、面、油之类的家伙，搞笑的是，我们俩离开深圳的时候，这些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全留给了房东。  

我终于可以出差了。这次又享受了一次大奔的待遇，不过这次不再局促。以前在机关的时候，我出差基本上都是陪领导，很不自由，这次终于解放了一次。感觉自然不同。出门的时候，小F“恶狠狠”地说“出去注意身体啊，小心我告状”。我得意洋洋地回了一句“小伙好好在家听话，大哥下次带你出去玩儿”－－经过小半年的“同居”和共同的革命生活，我们已经打成一片了。
第一站无锡，招聘分公司财务经理和重新建账。当时我负责整个集团公司的电算化实施。下面分公司也需要重新统一会计核算的标准和体系，包括科目设置、定义和报表体系等等。这些正是我比较喜欢干的活儿。我喜欢把事情从无到有地张罗起来的感觉，就象当年在学校倒腾乐队一样，这样比较有成就感，至于张罗起来以后的事情，比如说汇总报表、合并报表这种麻烦事，全推给小F了。这小子耐性比我好，也喜欢干这种事，真是各得其所。我们俩搭档让老P比较省心。我成了我们这个“两人组合”的默认“老大”。  

无锡地方不大。没什么可逛的。当晚分公司经理接风洗尘。说实话，当时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体系还是很严密的，各分公司的预算控制得很严，除了执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外，各分公司的费用预算卡得很死，看得出，分公司老总在请我吃饭的时候还是费了点心思的，既要保证吃好，又要不花费，真够难为他的。后来这套报表体系又经过了我的修改，好象现在还在公司里沿用。  

跟人沟通的能力，非常重要。有些人才华横溢，但不受欢迎。因而会错失很多机会。我原来个性里有一点点“恃才傲物”的成分，在学校时，因为琴棋书画什么都能比划一下，所以同学给我起了个不太好听的外号“牛”。直到现在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都是直呼其号。我记得有人说过，中国真正的人才标准是：“既有能力，又受大家欢迎的人”，我深以为然。  

跟分公司的老总三杯啤酒一下肚，气氛顿时就活络起来，公司的情况也了解得差不多了。第二天，在当地人才市场里泡了一天的功夫，收了一堆的简历回来，开始工作。这时候，我当年在机关里积累的人事经验发挥作用了，也许跟太多人接触过的原因，我对人有一种特别敏感的直觉，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面试基本上5分钟就可以判断是要还是不要，而事后证明，我的判断往往是比较准的。印象中好象就失过一次手，这是后话了。  

我挑选分公司财务经理的标准，首先踏实肯干。我认为人品是第一位的，态度是第一位。人品和态度基本上可以从人的气质中“感觉”出来，这在中国的文化里，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比如说看眼睛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正气”，所谓“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是有道理的。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果不好，肯定应付不了事业的繁重，自然他的成就就有限；一个人如果心里不正，他的眼神也不会“清澈”。这些东西，听上去玄乎，其实是一种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有根据的。  

第二个标准，悟性。很难给悟性下个定义，大概意思是使用或运用知识的能力，接近“举一反三”的意思。通俗一点说，是学习能力。其实一个人灵不灵，从几分种的谈话中就可以感受出来。大的概率上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  

用这两个标准，我后来招聘了4个分公司的财务经理。包括一个总部的财务主管，直到我离开这家公司2年后，他（她）们还工作得很好。  

第一次出差的效果很好。副总裁大概也听到了分公司老总的反映，说了我一些好话，老P也很满意。这第一炮打响很重要。  

公司的上市工作暂时限入停顿。由于裕兴电子上市过程中绕开了中国证监会的一些政策限制，证监会对此不满。中国证监会是个很奇怪（注：这个词比较中性）的机构。因此对内地企业赴境外上市出台了一些补充规定。我们公司也受到了影响。  

内地企业到境外上市采取的所谓“红筹模式”，印象中应该是那时候兴起的。具体操作是，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先在境外，比如开曼或是BVI注册一个“壳”公司，然后利用这个“壳”公司在国内设立一个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通过子公司与境内公司之间签订一系列的关联协议，达到实质性控制的目的。按照境外会计准则，实质性控制的关联公司，即使不是绝对控股，也是可以合并财务报表的。这样，就实现了绕过国内监管境外上市的目的。这种做法，在当时属于一种金融“创新”，也是在国内证监政策比较呆板的状况下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现在已经是众人皆知的“公开秘密”了。
这一耽搁，错过了网络科技股上市的绝佳时机。TOM.COM的上市，一下子把创业板的人气带动起来。我印象深刻的是，香港的公众万人空巷认购李氏家族的股票的空前盛况。可惜，我们公司错过了这一天赐良机。否则，情况可能会跟后来大相径庭。运气这东西，你不承认不行。但我也认为，好企业始终是好企业。象海尔，在竞争如此残酷的家电行业能做出来，才是真正的本事。还是格兰仕，也是我敬重的企业之一。  

紧接着，重要任务又来了。  

这一次是审计。  

进入4月份下旬，公司上市的事情有了松动的迹象。由于我们公司的股东身份证都是香港人（大陆人香港身份），所以设在开曼的控股公司，在定性上，没有作为100%的国内公司，而且公司是纯粹的民营成分，不含有任何的国有成分。由于上层的公关做得到位，预计公司很快就可以从证监会放行了。  

因为上市有了进展，上市审计也就紧迫起来。公司请的是“四大”之一（当时还是“五大”）香港罗宾咸永道会计事务所（国内叫普华永道）。审计对象是公司杭州的通讯设备厂。由于前面工作表现出色，而且是我分管的“审计”业务，老P和副总裁“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小F自然又免不了“恶狠狠”地在出门的时候“叮嘱”我两句。虽然我们有一些小小的“竞争”关系，但这好象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俩的交情，我比他大两岁，他很自然地把我当作他的“大哥”，平时有什么“非分”的要求，都是我出面跟老P“交涉”，比如报报上班的“的票”啊，加班餐费啊，偶尔有超过预算的，由于我们工作没说的，老P每次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痛快地给批了。我后来也很“人性”，如果手下工作很好，在我职权允许地范围内，我会比较灵活地把握这种尺度，当然前提是工作首先要做好。在中国企业，人的心理是要好好把握的。  

公司在杭州的设备制造厂有10年的历史了。上市要审最近3年的会计记录――香港创业板对盈利没有什么硬性要求，所以一些很“烂”的网络概念公司也可以上市，但对会计记录的真实性和信息披露要求特别地严格。我后来认为，可能上市规则过于宽松，导致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保证，是香港创业板后来陷入窘境的主要原因。据说，在福建一带，后来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一条龙”包装民企上市的公司，可想而知，这些公司给市场带来的损害。在我心目中，香港创业板是不成功的范例。不过，这也许是任何新生事物所必须经历的代价吧。
我之前没有去过杭州。在飞机上我还美美地做了一梦，梦见我夜游西湖“滋润”的样子。可是，事与愿违，很快，现实把我的美梦无情地击碎了。  

原因很简单，我碰到了4个不用比我工作狂100倍的香港同胞审计师。其中还有一位女士，瘦小娇弱，看不出真实的年纪（这些所谓的“四大”，用人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用得非常狠，一个活蹦乱跳的MM，只要干一年以上，立马看不出真实的年纪）。这帮人可以晚上干到最3点，早上7点照样起来，象机器一样地工作。香港人确实敬业。我后来才明白，这是为了赶进度，节约项目成本。但代价是对身体的损害尤其的巨大。  

这一趟差确实苦。查得太认真了，我的耐性往往被逼到极限，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每一次刚解决完一个，Outstanding List上面又会增加一长串，让你简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人后来都说，上市要掉一层皮，拜托，掉的可是财务人员的皮。老板才不会呢。记得为了盘点一种关键部件的数量，我连磅称都用上了，本来他们要一个一个地数，我一看这架势要数到什么时候啊，急中生智，我赶紧建议“要不用磅称，称称重量，然后再除以单位重量估一下？”，这帮香港一听，居然马上同意了（我估计他们也是想省事，人心都是肉长的，呵呵）。这种“创新”后来我还发明了好几次，每次都得到了他们采纳。跟这些国际事务所打交道，是财务人员必备的本事之一，现在好多了，这些“四大”审计的海外上市的公司多了，对中国的国情也能有所变通，考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个时候，真是一个字：呆死。  

两周下来，我也快累脱形了。不瞒你说，后来为了提神，喝一杯咖啡加一杯浓茶，我都可以立马倒下睡个人事不省。那帮家伙好象是铁打的体质，居然若无其事，不服不行。  

项目终于结束了。由于我出色的“创新”能力和沟通能力，虽然Outstanding List上面还残余了一些“贼心不死”的项目，总体来说，审计报告要求的大体上可以过了。  

送走了香港人，我昏天黑地地睡了足足18个小时。  

但凡好一点的企业，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应该都尝试走一下“上市”的过程。其意义，不仅仅是融到企业发展急需的周转资金，更重要的是，应该主动地给企业加加压。上市的过程，由于要满足公众投资人的需要，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法律资质各方面的审核是非常严格的，企业经过这样一次“洗礼”，能够发现很多的问题，除了花费比较大以外（比如说，聘请会计师、律师、评估师），对企业走上制度化管理之路，提升管理的境界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杭州的这次审计，是我后来经历过的诸多审计中的第一次。我首次作为一个审计项目的协调负责人，参与境外会计师组织的审计流程，为我以后统管整个公司的上市流程打了基础。万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第一次”都是相当宝贵的财富。但有人是主动地突破自己，去寻求自己的“第一次”；而有些人，却是消极地等待，结果永远没有“第一次”。机会，往往在等待中失去，失去不仅是机会，还有宝贵的时间。勇敢地踏走第一步吧，要知道，失败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永远不去尝试；可怕的是时间在等待中流逝，青春和锐气在等待中老去…….。  

梦想中的西湖终于没去成。我本想在杭州再睡一天。老P一个电话把我召回了深圳。

小F见我一脸的疲惫，颇有点幸灾乐祸地说“哈，老大，太劳累了吧，注意身体啊”。回答他当然是一顿“老拳”，直到这小子求饶。  

老P看我一脸“憔悴”，眼里闪过一丝赞赏“干得不错，尽快跟进让他们出审计报告”。这家伙，盯得真死，本来想拖一两天回来的算盘落空了。副总裁给了我一拳，就算是“奖励”了。  

我很喜欢跟上司之间这种气氛。对我来说，给我工作的机会，不管功劳是谁的，都是最大的奖赏，不必再去斤斤计较领导是不是认可，会不会有回报――这样会很累的。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做好了，该来的都会来的。要想获得别人的承认，实力是最重要的。  

审计进入了“讨价还价”的拉锯战。由于审计报告的结果和出报告的时间直接关系到公司上市，老P和副总裁（这家伙快升总裁了，总裁由董事长兼着的）虽然没有直接催我――他们好象已经发现交给我的事，不用催我都会比他们还急：），但从他们盯住我看的眼神里我知道这事情的重要性。我又开始了跟这帮香港“机器人”比耐心的苦差。我的耐性后来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当时的过程真是“痛不欲生”。  

我原来性子很急。在机关的时候虽然磨练过一阵，做行政工作其实是很磨练人的性格的。那时候经常要给领导写签报，这种签报的第一面纸格式很特别，左边只留了大约6－7公分的一长条空间给你发挥，你要在100个字左右的规格内，把要让领导知道的事情讲清楚，然后不够可以再加页；签报的右边，就是领导画圈、批示的地方了――我发现一个规律，没有一个领导会在规定的框框内批准的。级别越大的领导，字越龙飞凤舞，批示的地方也越“天马行空，不着痕迹”，好几次，领导批复回来的字我们处长不认识，结果全处的人象猜秘一样地会凑在一起分析半天――现在想起来，真是一种乐趣。写签报，也很练人的耐性，那时候还是用WPS的时候，为了把签报的字打印在文件页的范围之内，我经常是不顾成本地尝试，一个签报要打坏好几张纸。不过，我的文笔也是在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我写公文包括现在写经营分析、商业计划书这种东西，又快又好。每个时期，每个阶段，不管你所处什么环境，只要有心，都有机会。  

五一节之前，审计报告的事有了眉目，老P和副总裁很高兴，我乘机提出了一个“非分”之想。我想让LP到深圳来玩一趟，但不想自掏腰包（是不是有点过分，呵呵），看来老P确实比较高兴，我稍微“艺术”地透露了一点意思，老P就同意了。我立马打电话给LP报告喜讯。LP欢喜雀跃，我感到特别的有面子。  

晚上接到大哥的电话，把我的好心情彻底地扰乱了。
电话的内容还是：钱。大哥的境遇不好，由于公司被查，他的生活来源也没有了着落，因为他总放不下“老板”的架子，还是保留着原来的大手大脚的习惯，根本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家里人的感受――不知不觉，大哥成了我心里放不下的“痛”。平时我总是避免想到大哥的事，每次跟家里通完电话，有时候是大姐，有时候是小姐姐，主题只有一个，大哥又问家里要钱了。说实话，我两个姐姐真是没说的――她们全都继承了我妈的优点，忍让、善良，为别人着想。全家人的生活让大哥的事全扰乱了，但全家人还在尽自己的努力尽量满足着大哥的经济要求，潜意识里，大家对大哥还有一点点的希望，希望他能够东山再起。但这种满足的能力，随着大哥无休止的“项目”没有下文，随着大家经济能力的下降，已经越来越微弱了。每次跟家里通完电话，只要谈及大家的事，我的心情就会郁闷好久，后来久了，成了条件反射，只要家里给我打电话，我心里都会一啰嗦。好久以后，才恢复过来，那也是后话了（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依然感觉到痛）。  

我想起了好多往事。想起了我6岁的时候，大哥大姐从学校放假回家，我们4兄妹一块在家门口的冬青树丛前留下的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时候的大哥，身材挺拨，一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模样（那时在农村，大学生是很稀罕的），我一张嘴咧得大大的，站得笔挺笔挺的，两个姐姐，有点怯生生的样子（照象的时候，很多乡亲在旁边看热闹）。每次看到这张相片，一股浓浓的亲情会在我心里荡开，可以一想到大哥的现状，我的心又会立刻沉下去，泛出一种莫名的痛楚。  

我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存钱。每个月存2500元。剩下的除了生活费，月底还能留1000元左右。在深圳开支还是挺大的，我的生活也比较丰富，打球、喝茶什么的，不怎么留得下钱。接到大哥的电话，我答应给他寄1000块钱，他在电话里跟我说的几个什么项目的事，我根本没听进去一个字。我象个木头人一样的，嗯、嗯，终于电话打完了。  

那晚上，我又失眠了。由于睡不着，我干脆到楼底下要了几瓶啤酒，喝了起来。酒的味道，很涩。  

LP马上要来了，我尽量想把自己从那种郁闷的心情中摆脱出来，但效果不佳。我那时候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不如现在。这就是所谓的“情商”吧。这东西也是要靠人生的积累去沉淀的。那次新房子泡水的事情，让我的“情商”就提高了不少。  

由于杭州的辛苦，加上大哥的事情在心理形成的负担，我明显的瘦了。LP见我的时候，心疼地叫了出来。公司的大奔把LP接回我的宿舍的，小F回北京了，据说是有人给他介绍了女朋友，也是国家机关的，这家伙急不可耐一溜烟跑了，房子留给了我跟LP。  

LP象只小蜜蜂似的，忙进忙出。一个下午，屋子就旧貌换新颜。原来啤酒瓶横亘的客厅焕然一新，所有布制的东西都被扔进了洗衣机，LP的到来，让我们这间“单身宿舍”终于有了家的味道。  

我安排了一下LP在深圳的行程。世界公园，欢乐谷，水上世界是肯定要去的，大梅沙也是要去的。女人街也是要去的。其他的，看情况再安排吧。  

第一天世界公园。尽管深圳的士的价格全国最贵，由于我在杭州那次“大战”中体力依然没有恢复，再加上连着几天因为大哥的事情没有休息好。尽管LP反对，我还是力主打车――我大男子主义比较严重。
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状况不好会直接影响人的情绪，这话一点都不假。玩到晚上，我已经是精疲力竭了，情绪也开始有点不对劲。好象有科学证明，男人也有“生理周期”――在生理处于低落的时候，情绪特别容易激动。  

在回家的路上，好象是LP问了一下大哥的事（具体什么事我忘了），一下把我胸口中积郁了大半天的无名火给逗起来了，我好象找了个宣泄口一样，大叫大嚷地把LP数落起来。LP没有思想准备，明显被我“伤害”了。她的眼圈马上红了起来，眼泪开始“扑扑”地往下掉。  

我立刻慌了神，其实我只是借题发挥，情绪失控而已。LP的眼泪下来之前，我已经开始后悔了。男人该死的面子让我死撑着，我嘴里嘟哝着，一边偷看LP的脸色。LP明显伤心了，也是，大老远地从北京来，干了一大摊活，还被莫名其妙地数落一顿，换了谁都受不了。更何况，LP是个独生女，从来没受过这种气。自从嫁给我，有时真是难为她。  

LP在我前面“噔噔噔”的走着，流着泪，抽泣着，根本不理会我。我的心在往下沉，我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多么愚蠢和不可饶恕的错误――永远不要伤害你爱的人，即使是无心，也不要。真的。这个时候，如果她狠狠地抽我一记耳光，可能我都会好受些。  

回到“家”里，LP一言不发，开始收拾她的衣服。我慌了，不知如何是好。坐在床边，看着她委屈的样子，后悔，悔恨，这么多天来积累下来的焦虑、压力、疲惫在那一刹那，达到了我能够承受的极限――我的眼泪，不争气的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LP可能意识到了什么，转过身来。我象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募地把头埋在了她的怀里，我再也抑制不住，哭出了声。LP心软了，她紧紧地抱住了我的头。象孩子一样的，我们俩就这样，对哭起来。  

那是2005年的五一节，让我永生难忘的一幕。  

LP原谅了我。从根本上讲，她有时候把我当作小孩一样的宠我。象现在宠我儿子一样。我们俩很快和好了，经过这一场宣泄，我的情绪好多了。男人其实很多时候是表面坚强，男人更需要女人关怀，有了这种关怀，男人才会成长，才能够成熟。我很幸运，在最需要的时候，有一片温暖的胸怀包容我。女人，学会用你的胸怀去包容你爱的人吧，你的付出，一定会有回报。  

后来几天，玩得很开心。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深圳的蚊子很厉害，尽管我住在20多层，但一些强壮的家伙还是突破种种防线，狠狠地袭击了LP（很奇怪，我不招蚊子）。LP从此对深圳的印象一直不好。  

送LP上飞机的时候，看得出她依依不舍。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叮嘱我要好好注意身体，记着给她打电话（我们基本上每晚上通一次电话，开销还是挺大的）。LP又走了，刚有了一点“家”的味道的房间又恢复了静寂。有人说，要想让一个男人尽快成熟，一个办法是坐牢（不知道依据何在），一个办法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几年。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寂寞、孤独确实是让男人成熟的催化剂。不过，成熟的代价是――痛苦。
在深圳的日子虽然表面“热闹”，但是那种“漂”的感觉。热闹是别人的，热闹过后，我的内心仍然是孤寂。我特别能理解那些“漂”在外面寻找自己世界的朋友，感同身受，我经历过那个阶段，因此，更加珍惜现在的“家”的生活。对男人来说，家是港湾，是加油站，是“学校”，是全部。  

五一节过后，公司高层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上市协调会，成立了以副总裁和老P为首的上市小组，上市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我和小F资历尚浅，没有进入上市的核心层。但“亲自操作一个上市公司”这个愿望在心里已经埋下了种子。  

人有想法，其实是好事。没有想法，就不会有行动，就不会有结果。给自己定个目标，然后不断的在脑海里强化这个目标，把它分解成阶段性的计划，你的潜意识就会发生作用，你的行动就会发生改变，你就会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这是很多成功学大师的理论，我觉得对非常管用的。改变生活，要从改变自己开始，象成功者一样的思维，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后来，我的想法不断地被实现。  

在老P他们忙着应付投行、联交所的时候，我继续完成我的“电算化”的计划。下一站是重庆分公司。  

重庆的火锅真是一绝。分公司老总在小天鹅大酒店招待的我。我第一次尝试正宗的重庆火锅，小龙虾那个麻劲儿和辣劲儿，吃得我整个下巴都失去了知觉，但缓过劲来，居然还想吃。真是不可思议。全国跑就这好处，各地的美食都能品尝一下。“食色性也”，哈哈，这也是孔老夫子的名言。  

重庆公司有些麻烦。可能听说了一些分公司老总想跳槽的消息，大老板也急急忙忙地从香港飞过来。可能是怕影响到重庆团队的稳定吧，大老板这一次“御驾亲征”，亲自坐镇，让我有些紧张。老板、助理和我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的结论就是：先接管重庆分公司的财务。处理这种事情我还是第一次，但我并没有太紧张。在机关的3年的考核工作，我见识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了――一切围绕着权力更替的“政治斗争”都是“残酷”的。炒人，也是难免的。这一点我有心理准备，而且我是个职业经理，在这样的问题上只能执行公司的决定。问题是，怎样在影响最小的情况下完成这个任务呢？这是个挑战。  

我决定还是认真考察一下分公司的财务管理状况。  

重庆分公司成立时间有3年，这个财务经理是成立伊始就加入公司的“老人”。分公司的业务比较简单，费用由总公司的预算控制，因而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  

我采取了一个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办法――直接盘点现金。这一招在河南锻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当作“杀手锏”用。一个公司的报表“水分”是很大的，一个很“烂”的上市公司报表照样可以做得“美仑美奂”――包装报表的技巧是很多的，比如非常经常性收益，关联交易，改变折旧年限，预提、递延等等，对会计老手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中国的股民，碰到象当年“银广厦”这种案例，也是命中注定。如果你要迷信上市公司的报表，你就做好赔钱的准备吧。我读研究生时，教证券的老师有过一次评注中国股市的时候，有一句精彩至极的话，我至今记得――“中国最黑暗、最腐败的地方，就是股市”。
现金是骗不了人的。一个公司如果现金流正常，业绩多半不会有问题。只有适销对路、有市场需求的公司才能够让客户拿现钱提货，因为你是卖方市场，有条件跟客户“讨价还价”；反之，你只能把赊销――放宽应收帐款期限作为一种促销手段，同时公司也要承担相应的坏账风险。看一个公司的管理，利润不足以说明情况，如果学会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之间融会贯通，你就进入一个高级财务人员的境界了。  

现金盘点果然出了问题。账实不符。我把出纳找来一问，结果马上就清楚了。小姑娘从来没见过这种“突然袭击”的查法，有点“杀气腾腾”，一副胆颤心惊的样子。原因是：财务经理用打“白条”的方式，在没有经过总经理审核的情况下，从公司的保险柜里直接借走了500块钱。  

从金额上讲，这不是大事。但是从性质上讲，这是非常严重的失职。财务人员这种行为，可以上升到“监守自盗”的严重程度，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后来，我经常以此为案例教育我的手下，做财务人员一定要“自律、自律，再自律”。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做财务工作是很容易犯大错的，尤其是内部控制制度不够严格的公司，简直就是“诱人犯罪”。为企业制订完整严密的内部控制制度，是财务总监的首要职责之一。  

那个可怜的财务经理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居然还若无其事地说，要不要找老总补签个字？天，真是“死到临头”还不清醒。老兄，对不住了，别怪我，要怪怪自己吧。我心里虽然有点软，但由于确实有“把柄”在手，这稍稍冲淡了我因此而产生的一点愧疚的感觉。几年以后，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了变化。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如果当时我没有给他这个教训，也许他有可能会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也许代价会比当时给炒掉要更大――人要么不要犯错，要么就得付出代价，这是天理，是因果循环，是逃不掉的。  

不知道这位老兄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当年我不得不做的这件事情让你付了一点“代价“，那么请接受我“迟来的祝福”吧。  

重庆的事情解决得很顺利。大老板满意地飞回了深圳。我留下来多呆了几天，一方面招聘新人，另一方面整理公司的业务。我已经开始慢慢习惯这种独立自主的工作方式了，事实上，这也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
我后来形成的“领导风格”，属于“放手型”这类的。我的原则是，凡是下属能做的，我绝不亲自做；凡是下属不会做的，我会教他（她）做，但绝不会替他（她）做。作为一个管理人，培养下属，给他（她）们足够的工作机会，帮助其提高工作技能，并且能够足够地重视他（她）们的感觉，这样的领导，是一定会受下属欢迎的领导。这样的领导，不但可以做好事，更重要的是，能够帮助企业培养一个能力不断增进的团队。后者，效果才是持久的。有的领导，喜欢用采取比较个人的方式带团队，一旦本人离开了，工作就无法正常地开展，这样的领导，应该不算是好领导。  

做一个好领导，难，也不难。不难的是“知”，难的是“行”，所谓的“知易行难”。管理方面的畅销书满大街都是，但真正能管理得当的企业，又有几个？我一个朋友，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懂管理的多，但会管理的少啊”，诚哉斯言。  

在重庆的日子呆着很烦。人迟迟招不上来，有时候想找个合适的人，就象沙里淘金一样，得碰运气。我那时一天要面试好几拨，碰到稍微“言之有味”地还好，碰到水平差的简直是一种“煎熬”。连着几天，我都没碰到让我眼睛一亮的，我都有点灰心了。  

面试这东西，的确要讲究技巧。但技巧只是末节，本人的素质才是过硬的东西。碰到有水平的考官，把你问得下不来台，才是最难堪的。从考官的素质，你基本就可以判断这个企业是否值得你去，是否有前途――很简单，这体现一个企业的用人观，如果面试你的考官都很“烂”，你能想象你以后能在这个企业安心地呆下去吗？3个月前，我从原来那家800多人的公司跳槽到现在这家公司的时候，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这又是后话了。  

在重庆我足足呆了20天。总算找到了一个合适人选。终于解放了，大姐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妈妈身体不太好，在跟副总裁请假批准后（我对这家公司心存感激，既因为这是我的“第一课堂”，也因为公司领导都很有人情味），我飞回了南方的家。  

妈妈是96年得的脑血栓。那一次，我在郑州出差，得知妈妈病危的消息，我六神无主地跳上一班火车，就往家里赶，因为走得匆忙，身上所有的钥匙全丢失在车上。  

说起来，我欠妈妈的太多。小时候，我跟小姐姐跟随妈妈调到了县城，那时爸爸在城里，负责供大哥大姐的学费和生活费，妈妈从乡下调到了县城，负责我跟小姐姐的学费和生活费。为了省钱，妈妈在我们的宿舍区旁边开垦了一小块菜地，每天下班后带着我去给菜地浇水，那时候劳累了一天的妈妈担着一对水桶，而我跟姐姐在旁边开心地摘着小西红柿。想起来，时光苒苒，感慨万千啊。  

也许是那时生活的劳累，妈妈后来患上了急性肾炎，然后转成了慢性，加上高血压，导致了脑血栓的病根。  

我性格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妈妈。乐观、宽容、坚强的妈妈，无论在单位，还是在亲戚朋友间都留下了极好极好的口碑，如果“伟大”这个词只允许一个人使用，那一定就是我妈妈。  

在4兄妹中，妈妈最疼的我，最操心的也是我。我是妈妈最小的儿子，也是让她受苦最多的孩子，小时候为了生我，妈妈流了好多血，最后是剖腹产才把我生下来，我在妈妈肚子里没有呆满10个月就急急忙忙地跑出来了。我的急脾气，象神了我爸爸。

那时候刚调到城里，我老被小同学欺负。妈妈为了照顾我，主动要求从市行调到小学旁边的刚成立的储蓄所。每天放学，我都准时地到所里等妈妈下班。下了班的妈妈推着她那辆小小的自行车（妈妈不高），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两条腿一荡一荡，一边哼哼，一天看当天的晚报。妈妈走到家，我把当天的晚报也看完了。在妈妈的负托下，就这样呵护着，渡过了我的小学生涯，送走了幼小的童年。那时候，很多人都会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用车载着她心爱的小儿子，风雨无阻。后来，我以全市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省重点初中，那辆自行车妈妈送给我，这辆自行车，这段路，又陪伴着我长成少年。  

那时候我功课非常紧，每天早上，爸爸妈妈都会在天没亮之前就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早餐的标准只有1角钱5分。为了保证长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爸爸妈妈很早很早就起床，把前一天晚上泡上的黄豆用一种陶制的“檑钵”捣碎研磨，然后再用干净的纱布把豆汁挤出来，煮开，就成了我和小姐姐的“营养早餐”。每天早上，朦胧中父母忙碌的背景，和“檑钵”“沙沙”研磨的声音，让我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这一幅景象，鞭策我从小学、中学，一直奋斗到大学。  

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少写信的爸爸给我写了一封信，信里只说了4个字作为我走上社会的赠言――“人生在世，奋斗不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是按照爸爸的教诲，兢兢业业，在认真地勾画着自己的人生。  

病床上的妈妈正输着液。96年第一次脑血栓发作留下的后遗症，妈妈的语言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右手行动也很困难。这一次有复发的迹象。  

或许是母子连心吧，我刚出现在病房的门口，妈妈就把头转了过来――事前，怕妈妈反对，大姐一直没有把我要回来的消息告诉妈妈，妈妈怕影响我的工作。妈妈总是这样，心里从来想的都是子女。  

那一刹那，我看见妈妈的眼睛定住了，也许是不相信我会回来，足足有十几秒的时间，妈妈才反应过来。她开始激动地说着什么，虽然听不清楚，但我知道她一定是在叫我的小名“儿、儿”，因为表达不出自己的话，妈妈焦急地用手捶打着床边。  

好半天，我和大姐才使妈妈平息下来。我握着妈妈的手――曾几何时，这双哺育过我、呵护过我、推着小车风雨无阻的手，已经布满了皱纹。担心妈妈过于激动让血栓加重，我一遍又一遍地抚理着妈妈的头发，我好久没这么近地端详妈妈了，妈妈头发已经大把大把地花白了――我终于意识到一个现实，一个必须承受的现实――妈妈，她老了。  

泪水在我们母子的对视中肆意横流，时间，在那一刻定格在2000年盛夏的一个下午。  

或许是我回来的原因，妈妈又一次渡过了险关（脑血栓有复发性，第一次复发是最危险的）。  

妈妈坚决不让我在医院陪她过夜。小姐夫是医院的主治大夫，也是妈妈的“保健大夫”。她“生气”地让小姐夫和小姐姐把我“领走”，还费了很大的劲特意叮嘱小姐做我最喜爱吃的家常菜――即使在病床上，她担心她的儿子会“受饿”――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天下的妈妈，祝你们都健康长寿。
尽管不情愿，1周之后，妈妈的病情稳定之后，我又离开了家。  

人生就是这样，漂浮不定。家，是一种感觉――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家”。家在游子的心里，在家人牵挂的目光中。  

上市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公司的董事局也出现了一些“传闻”。  

公司最早的创业股东是现在的大老板和二老板。两人携手创业10年，股份一直是5/5开。两人性格也是绝佳的搭配，大老板比较宏观，场面上的事拿得起放得下，有一股气势；二老板，性格温和，慢条斯理，懂得谦让。两个人10年的打拼，打下的这片江山和情谊，在上市前，出现了“裂痕”。  

钱这东西，很难捉摸。如果你能够驱使它，它就是好东西；如果你不能而反被它驱使，它就是邪恶的化身。大哥的经历，让我对金钱有了新的认识；两个老板的经历，又让我加深了这样的认识。  

如果问你，友情是有价的吗？很多人也许会想也不想的说，“无价”。我认为，这是一种唯心的说法――除非你是象孔老夫子和他的弟子颜回一样的圣人“不为一斗米折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在孔老夫子倡导的精神早已“丧夫贻净”的今天，有几人能做到？如果在“友情”前面加一个价码，1万、5万、10万也许OK，如果是1000万呢？还能不动念头的人，又有多少呢？  

在数以千万港元价值计算的股权面前，大老板试图单独控制董事局――其前提条件当然是要让二老板退出。纷争因此而起。事后看来，数千万只不过是当时“泡沫估值”，后来严重地缩水了，“富贵”，也只不过是撒旦诱惑的海市蜃楼而已。而10年积累下来的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后来认识到，一个公司如果“主席台”（董事会、股东层）出了问题，这个公司离“内乱”就不远了。一个合理的公司结构，职业的董事会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公司治理结构”这个层面的事情，也是我后来成为财务总监，进而作为董事会秘书进入董事会层面的“起步”。  

职业的董事会，是公司长远发展的基础。董事的素质和资质，应该适应公司的发展，不是所有的股东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条件。如果董事层面对公司的发展理解差距很大，公司的经营是很难保证的。通用公司之所以能够培养并任用杰克.韦尔奇，与其董事会有着直接的关系。通用的成功，与其说是杰克.韦尔奇的成功，更不如说是通用公司百年沉淀下来的企业文化和职业董事会的成功。后者才是公司长治久安的保证，有了这一保证，通用也会产生第二个、第三个“中子弹”杰克。与这些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要走的路太长了。  

如何应对董事会，是高级财务总监必须具备的职业素质。既要保持财务总监必须具有的独立性，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又要能够担负起协助CEO说服董事会接受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思路（外资企业，财务总监还要具备相当出色的英语水平），对财务总监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很多企业，公司的董事会和经营层是一套班子，创始股东既是董事会成员，又是经营层的成员，身兼两职，这在公司规模小、管理压力不大时是权宜之计，如果公司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这种情况的存在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风险。试想，经营层提出的方案，作为一套班子的董事会，会自己“质疑”自己吗？一旦失去了“质疑”的功能，董事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进入6月，董事会频繁地召开。既有上市的事，也有两个大股东之间的纠纷。大会议室里经常传出争吵的声音，会议一开就是一整天，老板出来的时候，脸上都是一脸的凝重。我和小F那段时间终于可以闲下来了。  

我已经开始准备论文的事。最后一次期考之后，两年的研究生的课程就要进入尾声了。接下来，比较关键的两件事是：两门全国统考（英语和综合专业课）和论文。这两件事决定我是否能够拿得到硕士学位。所以，公司不太忙，正好让我有了“偷空”的机会。  

这天，正在网上搜寻资料。一个朋友的电话打了过来。这是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当年也在武汉上的大学，后来分配到了珠海工作，当时在珠海下面的一个镇里挂职，分管一个镇上的“集团公司”。打电话的目的是邀请我给她麾下的老总们讲讲财务知识。珠海我正好没去过，因此，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  

周六，我坐上了深圳蛇口到珠海的高速船。白色的海鸥起伏翻飞，碧蓝的海面景色怡人，一个小时，我踏上了珠海的土地。当时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的“海上旅行”居然从此改变了我此后一个阶段的人生。象这样在珠海－深圳之间的“海上旅行”成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家常便饭”――机会，总是躲藏在你不注意的地方；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地捉摸不透，让你着迷。  

珠海可以称得上中国最美丽的城市。后来我的评价是，在国内没有哪座城市比珠海更适宜居住，即使在联合国评选的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中，珠海也榜上有名。珠海的人少，遍目皆绿，而且宁静得出奇，一条大街上只有稀稀拉拉、数得过来的几个人；一点也不象北京、上海，到处是人满为患，即使是城郊也有让你无处可逃的感觉。海滨城市海风含氧量极高，天空更是洁净得象一大块蓝色的玻璃，空气新鲜得象刚摘下的草莓。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座安宁、整洁、号称“海滨明珠”的城市。  

朋友开着皇冠接的我。一个镇领导配这么高级的车，让我始料不及，看来我对中国乡镇企业的实力要重新评估了。当晚，饱餐了一顿各种古里八怪、叫不上名字的海鲜。
讲座非常成功。我在机关的时候，下去检查工作，经常陪同领导坐主席台，偶尔也说一两句，因而这种场面从不怯场。讲座的题目叫“非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当然，当时的水平和经历跟现在没办法比，但对付那些从来没接触过财务专业的“企业家”们，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偶尔我也会帮朋友开的培训公司客串一下讲师，讲课水平已步入“准专业”水平了，呵呵。  

财务知识，对管理人员来说，是一门必备的技能。当然，非专业的财务人员可以不用象财务经理一样，精通科目设置，核算流程这种东西，但基本的报表看得懂，能跟业务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这是做管理，不管是部门经理，还是总经理都应该具备的知识。帮助业务人员理解财务知识，在企业中推行数字化管理，提高财务的地位，是很好的切入点。而业务人员掌握了财务知识，也能够与财务人员形成互动配合，从而提高整个企业的管理水平。财务人员，不应只是“记账工具”，更应是经理们依赖的好帮手。  

老总和财务经理们非常认可我的理念，会后又交流了很久，交换名片，有的老总还提出让我做他们公司的顾问――看来，好的财务人员在哪儿都稀缺。结束的时候，我有点筋疲力尽的感觉，但内心非常地满足。  

为了“表彰”我的“卓越”贡献，朋友晚上提议打保龄球。就是这次保龄球，我认识了Jack。  

Jack是朋友顶头上司的弟弟，美国医学、生物双料博士，63年，比我大了10岁。Jack是广东人，长得很帅，温文尔雅，浓浓的书卷气，极象台湾影星赵文卓，是那种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的男人。我们聊得很愉快，谈话中，知道他刚从美国回来，在珠海筹办一个生物企业。  

我当时有点崇拜“海归”。在我的心目中，“海归”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精英（现在我对此有所保留）。但Jack，我至今仍认为他是我后来认识的众多“海归”中最优秀的一位。尽管后来在跟他的合作中我们有过一些分歧，但这一点不影响我对他的评价。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了，在我心目中，依然把他当作我的好朋友，我的另外一位大哥。Jack，你现在还好吗？  

Jack身上有很多美国人的特点，性格开放，每次打完一个好球，我们都会击掌相庆，我们的保龄球水平不相上下，比赛结束的时候，我已经被他的风度折服了。分手时，Jack邀请我方便的时候去参观他的公司，顺便给他的公司提提意见，我礼貌性的答应了。  

回到深圳，一晃6月份过去了。  

为了配合上市，公司拟定了一系列的经营计划，准备拿到融资后的“扩大化再生产”。尽管TOM带来的高科技的泡沫有所消退，但公司对上市的前景依然非常乐观。深圳办事处升格为集团总部，组织机构也急速扩大，两位老板也好象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公司又开始运转了。那个时候，公司一派繁荣景象。每周都有新人加入。经营层的“总”也多了起来。每个人都对上市充满了憧憬。我依然还记得公司在深圳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很气派地发了整整一版的招聘广告。  

总部财务也升格为集团财务管理中心。老P因为专注于香港的上市事务，国内的业务也要有人管理，因此在新的组织结构中设置了一个“中国区的财务总监”。下设会计、税务、财务管理、审计四大部分。其实活儿还是那些活儿，但名头大了。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泡沫”的味道已经很重了。  

当时国内盛传也要在深圳推出国内的“创业板”，即所谓的“二板”（现在的“中小板”前身）。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国内的投资机构闻风而动，几乎所有的券商都成立了针对国内“二板”的投资银行部，风险投资活动频繁，众多基金在寻找有可能上“二板”的中小企业，只要有高科技含量的公司，不管是否盈利，都成了基金哄抢的香饽饽。2000年6月的国内投资市场，和当时深圳的天气一样火热。  

6月份，我回了一趟北京参加期末考试。两年的课程终于告一段落了。虽然没有上过几次课，但学校很宽容，没有追究，后来我顺利地拿到了结业证。如果再通过9月份（记忆不详）的全国统考，我就可以做论文了，进而拿学位了。
回到深圳的时候，看到副总裁情绪很好。在新的组织结构中，他无疑是总裁的有力人选。另外，公司已经进入香港联交所“聆讯”阶段了。所谓“聆讯”，就是随时等着被联交所质询。按照香港联交所的规定，对拟上市公司只进行“形式性审查”，不进行“实质性审查”。意思是只审核申报材料是否符合上市条例关于信息披露的要求，是否存在非正常关联交易等等，而不审核上市公司应不应该上市――当时的香港创业板是很宽松的，只要你有两年的经营记录，只要公司治理看上去还可以，只要有保荐人愿意保荐，只要你的股票发行前有足额的认额，你就可以发股票了。  

老P更加不见踪影，估计他被联交所盯上了。作为财务总监，在上市过程中，工作量和责任都是相当大的。因为没我们什么事，我和小F悠哉悠哉地渡过了6月份。  

与北京相比，深圳无疑太年轻了。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但又时常困惑于缺少历史所带来的摇摆和阵痛。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汇集到这里“寻梦”的年青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是每个人心里埋藏的梦。这里很公平，不象北京那样在厚重的文化背后透着威严。这里很自由，没有束缚，没有约定俗成的观念，财富是衡量你是否成功的标准，代表着身份和成功的标志。所有人都在谈论着“生意”，交流着“如何发财”的心得――这里是当时国内最热的土地，打工者创业的天堂。  

我的未来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着我。尽管我很努力，尽管在公司看上去发展得很好，但我仍然经常会在半夜惊醒。在深圳生活的日子是惬意的，但久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表面热闹之后的沉寂，让我时常感觉到空虚带来的痛苦。2000年的我，象当时的深圳一样，也在经历着成长的痛苦。  

5年过去了。现在的我，已经步入而立之年。我拥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一份让我衣食无忧的年薪。公司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我终于遇到了我的“老师”――现在的CEO，一个当年IT界叱咤风云的前辈，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接受更全方位的商业训练。每天都感觉在提高，每天的工作都很充实，跟公司团队的合作充满了乐趣。我在二环边上有一套140平米的房子，两岁半的儿子9月份就要上幼儿园了；生活很有规律，经常的锻炼让我的身体处于良好的状态。朋友也很多。父母的身体也很好。2005年3月我报考了母校商学院企业管理的博士，通过了全国统考和复试，9月份就要开始我的博士生涯。一切的一切，都很顺利，我此刻的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激。  

思绪又回到了2000年，往事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又回到心头。No pain, No gain。经历过付出和痛苦，才有收获和喜悦。如果你认真地对待生活，生活也会认真地给予你足够的回报。  

总部财务部要扩编。我和小F开始“招兵买马”。招聘启事发出去以后，简历象雪片一样飞来，不到一周，我的桌面上就多了上百份简历。  

招聘是痛苦的。简历做假防不胜防。“海归”在面试的时候回答不上来学校的具体位置，CPA连简单的财务流程都表达不清，这种情况，让我和小F感觉很“受伤”――假文凭那时在深圳很便宜，相当普遍。
按近50:1的比例，最终我和小F招聘了两位财务主管。由于我和小F的原因，不可避免的这两位财务主管都是青春活泼、认真负责的年轻MM（有点言不由衷，呵呵）。后来，她们俩一位留在了深圳，一位在北京一个很有名的IT公司做财务经理。我们3人之间还经常聚会――直到现在我还会时不时以“领导”的身份数落她几句：）  

2005年7月22日，历尽千辛万苦，公司终于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由于市场缩水，原先预定1.2亿的融资额因认购不足而降低到6000万元港元。上市律师、财务顾问、审计费用、公关费用等加起来将近1000万港元，实际公司拿到手的不超过5000万。尽管如此，这还是公司历史上的头等大事。老板们决定在深圳总部好好庆祝一下。  

那个晚上很难忘。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酒过三巡，开始飚歌。借着酒劲儿，在财务部的起哄下，我被推上了台。我唱了一首满文军的“懂你”，一边唱还一边学着香港歌星的作派跟下面互动一下“你们喜欢我吗？（下面齐声：喜欢！）”“还要唱一遍吗（下面齐声：不要！”，众人皆笑，其乐融融。  

晚会过后，我把老P送到酒店。老P说有事找我谈，我当时心里对“中国区的财务总监”还是比较渴望的，因为我跟小F是财务部的开山元老，后来的人都是我们俩招的，小F跟我风格不同（小F，没意见吧）不会跟我“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志在必得”。  

谈话让我很有点失落。老P虽然高度评价了我一直以来的工作，但结论是“还不够成熟”还要锻炼，因而暂时我和小F都定位为高级经理。工资升三级（这消息让我为之一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副总裁和老P的决定，是为了防止我骄傲过头而采取的“欲擒故纵”的“领导艺术”。哈哈，尽管晚了一点，我还是要向老P和副总裁当年的苦心表示感谢了――他们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  

我和小F最终获得了加薪――税后7500大洋。当晚我们就把当月的加薪额度给“庆祝”出去了。  

一个大学同学也想从北京来深圳创业，过来考察“地形”。打通我的电话，才发现我们俩住的地方就一街之隔。正好一聚。  

朋友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对待朋友的态度是，投之以李，报之以桃。只要是力所能及的，我都会提供帮助――当然，朋友对我付出的，往往会更多。平时我会跟朋友们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如果我工作太忙，LP则会出面替我张罗个聚会什么的。朋友也是要维护的，有个贤内助，真是人生幸事――家和才万事兴呢。  

朋友的自立生活能力不如我，我有情绪的时候还能做一桌的好菜，因为住得近，所以他下班后会过来我这儿，炒几个小菜，喝喝啤酒。朋友后来还因此老提此事，说我在他困难的时候给他很大的支持――其实完全是无心之举，朋友的话重了。  

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朋友之道，亦于此也。

上班的时候，接到了Jack的电话。Jack的生物公司正在准备第二轮融资，希望我能够抽空去珠海一趟，指导一下他的财务人员。我没犹豫就答应了。  

对比我强的人我一向心怀敬意。我一直认为，跟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尽管这一去周六周日双双“泡汤”了，我根本完全没有去计较这些。能够帮到Jack，是件高兴的事情。  

Jack从美国带回一个很先进的基因技术，当时“人类基因图谱计划”正是热炒的时候。把人类的基因，用序列的方式描述出来，从而找到人类生命的奥秘，这是一项全世界参与的项目。美国还专门发明了一种超级计算机用于基因的序列检测。Jack的技术可以解决这个计划中一种蛋白型抗体试剂的批量生产的问题。原来的方法是从兔子的血清里抽取，而Jack的技术可以从鸡蛋清里抽取，污染低。  

Jack的公司已经完成了第一轮数百万人民币的融资，公司设在珠海一个风景很美的科技园区内。绿草环抱，海风习习。简直是我梦想中的工作环境。  

Jack想做一个正规一点的商业计划书，公司的财务主管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会计，从来没有接触过融资这种事。虽然我当时也没做过，“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吗？上市和研究生的经历多少让我还是有点底气的。我一口应承下来。  

接下来就是连着几个通宵的苦干。互联网上是个好东西，只要你会利用，它简直是个地球上最大的图书馆。我把查到的如何写《商业计划书》的资料，全部编辑在一个文件里，在最短的时间内强行“消化”掉。这种“恶补”的方式很耗体力，但不失为在较短的时间里变成某个领域专家的捷径。是我屡试不爽的“保留曲目”。  

商业计划，必须对公司的过去和未来有清晰的了解。而商业计划内面涉及到大量的数字，也要精确无误，注明出处――否则职业的投资人根本不会看上一眼，那时好的投资经理平均每天要受理上十份的《商业计划书》，能否打动他，并让在你的商业计划书上浏览超过5分钟的时间，有时将直接决定你的成败。  

素材不足，我建议Jack还是从建立财务模型开始。  

那段时间白天上班，晚上要帮Jack，身体疲惫不堪，精神却处于一种奇怪的亢奋状态。  

公司上市以后的状况不好，随着新人的加入，组织结构开始变得臃肿，效率奇低，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微妙。新的开发项目也没有进展，好多新招的开发人员每天都泡在电脑面前打游戏。老板们则飞来飞去，到处去视察。二季度的审计报告出来了，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亏损800万港元。
一种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公司，公司的股价也立标杆见影地大挫8%。老板又开始了不休止的会议。人心开始浮动起来。准备搬迁新写字楼的决定也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上市公司的压力是很大的，如果你不想承受这种压力，最好不要去上市。  

裁员的决定是在8月中旬做出来的。而Jack公司的第二轮融资也进行到了关键的阶段。  

副总裁（已经升为总裁了）找我谈话。让我谈谈对公司这段时间经营情况的看法。  

跟领导谈话是种艺术。有的领导喜欢直来直去，有的领导喜欢你毕恭毕敬，有的领导喜欢话里有话。我那时根本不懂这些，我只会一种交流方式就是直来直去（后来也吃过不少亏）。  

其实，沟通的学问还是很大的。善于沟通和不善于沟通，从结果上会差很远。有的人很有才华，但不会沟通，结果是得不到别人的承认，终身郁郁不得志，错失很多机会；而会沟通的人，不但会说，更重要的是会听，会体会“言外之意”。这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职业经理人必须具备的经验。沟通能力，通过有效的训练是可以提高的。  

我直截了当地谈了对公司经营的看法，根本不在意副总裁的“感受”。“首先”我说，“公司不应该把深圳的摊子铺这么大，庠斐闪斯�司费用的上升和效率的降低”――后来公司招的新人成本奇高，那个时候，所谓的“IT精英”月薪动辄上万（那个时候工资上万还是不多见的）。“其次，公司不应该强行把原来的事业部编制打散，在上面加个总部的帽子”――确实，当时公司下属公司有技术服务公司、有设备公司，性质不一样，经营方式不一样，用总部去协调经营，在效率上损耗很严重，也打击了下属公司的积极性――在新的组织结构里，下属子公司老总的级别跟我一样，这确实不太合理。  

副总裁脸色有点不太自然，不过看得出，他没有生气――他也是个直脾气的人，我们一直相处很好。最后，他甚至同意了我的观点。  

经营公司必须“实事求是”。这是我后来总结出来的结论。保持一颗平常心态，经营好的时候不得意，经营不好的时候也不气馁，心态平和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是我现在的师傅的教诲。现在看来，也是知易行难，要做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人生还需要不断修炼啊。  

我帮Jack做的《商业计划书》终于完成了。这是我的第一件正式作品。现在看起来相当稚嫩，但其中的一股热情和自信却能从字里行间中扑面而来。如果我现在打分，应该在70分吧。Jack问我怎么付我的工资，我想了想，拒绝了。我当时很需要钱。但与其拿Jack的钱，把双方变成一种雇佣关系，莫不如让Jack欠我的情，我们成为朋友。在机会和金钱不能兼顾的时候，我一般会选择对将来会产生影响的机会，而不是摆在面前的现钱――机会能给你带来更多的金钱，而金钱却不是时时能买来机会。  

这次去珠海，见到了Jack公司的董事长P总。50多岁，很瘦，一双眼睛透着精明，也是一个典型的浙江人。后来才知道，Jack的董事长是杭州一个生  

我对珠海的印象越来越好了。每去珠海一次，就会加深我对这座城市的好感。珠海很让人放松，心情很宁静，而回到深圳，我会感到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精神不由自主地紧张。这种反差，可能也是后来我做出那次关键选择的原因。也许是我命中注定要与珠海有后来那段缘分。  

接到Jack的正式邀请是9月初的事了，他的第二轮融资也进入“聆讯”的阶段。投资人需要公司有一个好一点的财务总监。经过这段时间的共同工作，Jack对我印象非常好，强力向董事长推荐了我。  

深圳公司也进入了裁员的实施阶段，总部要搬到上海。我属于核心人员，而且被总裁（原副总裁）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属于保留对象。在那次谈话后，总裁还暗示我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我知道他指的是“中国区的财务总监”。说实话，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那时才27岁，坐这个职位，太年轻了，所以我能理解总裁和老P的决定。强扭的瓜不甜――是你的就是你的，别人抢不走；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抢也抢不来。
公司要裁的员工，80%是公司上市前后招聘的新人。看来为了保住股价，公司准备“壮士断腕”了。尽管没有被裁之苦，但我同样面临一个决择：何去何从？我开始失眠了。  

我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留在公司，有可能升任“中国区财务总监”。尽管公司在调整，但毕竟也是一个上市公司。薪水至少在税后1万以上。关键是总裁和老P都很相信我，以后的路会比较顺。很有诱惑力。  

第二种，去珠海。Jack的公司虽然还处于创业阶段，财务总监的工资不到5000多块钱，还是税前的，Jack强调说会给一部分“期权”作补偿――那时候“期权”是个新鲜玩意，我也是第一次接触。Jack没有给我Offer――创业公司，连专门管人事的人都没有。从办事的风格来看，Jack是个非常节俭的人。去珠海，意味着一切又要重头开始，收入大幅减少，房租自付，而公司前途如何，还是未知数。Jack的公司也有吸引我的地方，计划书上描绘的宏景让我热血沸腾――我本来就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另外，国内二板的概念越炒越凶，Jack的公司按照那时候的标准，是个很有可能上市的概念――这也是后来融到第二笔资金的重要原因。  

实话实说，Jack给的工资，确实太低了。当时我还在还债，钱是很重要的。税前5000，七扣八扣，付了房租就剩不下多少了。尽管我有冒险的冲动，但工资的巨大差距还是让我犹豫了。  

To be or not to be，it’s really a key（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那几天晚上，我又象着了魔似的，在二十几层的阳台上眺望着深圳的夜空，一望就是半夜。足足有一个星期，我睡眠不足。  

我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上班的时候，老P和总裁找我谈话，让我在财务部中裁一个人下来。言下之意，我有“当家作主”的权力了。这正是我担心的，一旦公司宣布我作“中国区财务总监”，按照我的个性，我是再不可能开口提辞职的事了。我决定先跟公司谈。  

老P眼睛瞪得象个铜铃似的，他绝对不相信我会提出辞职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我告诉他有个朋友邀请我一块儿创业――他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老P让我再考虑考虑，并明确表示他跟总裁已经考虑明确我升任“中国区财务总监”的事情了。  

总裁在百忙之中抽出晚上的时间请我吃饭――那顿饭，在我看来，是一种莫大的认可，事到如今，我依然心存感激。总裁对我辞职的事一个字都没有提，只是跟我谈公司经营的事情，谈上市过程的坎坷――我不得不承认，这是非常高明的“沟通技巧”。我真的很感动，我又动心不走了。  

第二天，我跟Jack打电话，说我可能不会去珠海了。我婉转地表达了我对工资的担忧，也表达了公司对我的重视。Jack让我再去一趟珠海，说再详细谈一下，电话里，我无法拒绝――事实上，我也没想拒绝，根本上，我还是一个喜欢冒险的家伙。  

没想到的，P总和Jack一块儿到码头接我，开着一辆白色的大奔。待遇太隆重了，简直让我有点“受宠惹惊”，这几天，我连续地被人为制造的“感动”折腾来折腾去，已经有点无所适从了。  

我在珠海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赶最早的船回深圳。P总、Jack和我谈到了很晚，工资也涨到了税前1万，P总说这是董事会为我的事专门破的例，P总开玩笑说，“你的‘面子’好大啊”。Jack主要谈了这个项目的前景，我印象最深的是Jack用了一句英语（海归都有中英双语混用的习惯）“The limit is the sky”――意思是“发展空间任你想象”的意思――这句话让我心动不已，对促使我下最后的决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连着几天，我帮助老P和总裁处理公司裁员的事情。看着一个个曾经的同伴相继离去，我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裁员真是一种让人难受的经历。手上的事情处理差不多之后，我向老P和总裁正式提出辞职，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去向，我只是说不太想去上海，要么会跟朋友创业，要么想回北京。老P和总裁没有马上接受我的申请，老P还问我是否愿意考虑留在北京公司里工作。看得出，我的辞职让他有点失望――这让我心里隐隐地不安。将近10个月的相处，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同事和朋友。离别，总让人伤感。  

人对“第一次”总是印象深刻。我职场生涯很多的“第一次”是在我服务的这家香港公司里开始的，因而，我对这家公司至今仍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一直认为，这是我服务过的最有人情味的公司，无论是老P，总裁，还是老板，我的兄弟小F。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我经历的所有的挫折和困难，是你们，帮助我迈出了职场人生宝贵的第一步。从一个连EXCEL都不会的“菜鸟”到一个“入门级”的财务总监，细细想来怎能不让人心生感慨？  

9月20日，我正式告别了我服务的第一个公司，带着我简单的行李，开始了我在珠海的“冒险”的旅程。  

Jack的公司只有十多个人。主要是技术人员，这个项目正在进行中，还没有最后完成生产转化环节。公司有一个很大的养鸡场，做完试验的鸡蛋敞开供应，以致于后来对鸡蛋“严重过敏”――炒鸡蛋吃多了。  

公司不提供住房。我只好开始了租房的经历，我从来没自己租过房，在深圳的时候，公司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Jack好象不管这些，美国人的习惯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在他看来这完全是我应该自己解决的事。在上了几次中介的当之后，我终于在Jack家的附近找了一间二居室安顿了下来。那几天，尝尽了“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之苦。  

“海归”归国创业，成功者凤毛麟角。后来我分析，不谙国情，不懂中国的“人情世故”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国创办企业，不了解中国社会，不了解中国的员工的文化背景，一味地移植西方的管理文化和管理手段，很容易造成文化上的“水土不服”。“海归”回国，首先要过的就是文化关。“人情练达皆文章”，这个“文章”是不好做的。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意思是既要从书本上学习，也包含在生活中学习，领会人情世故，掌握沟通之道，处世之道，这样，才能游刃有余，达到“不亦乐乎”的境界。否则，只能是四处碰壁，结果是“乐”不起来的。  

新的投资马上要到位了。1000万，这对公司是个重大事件。上任伊始，作为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的双重身份，我参加了公司的第一次董事会。这次董事会确定了公司的发展战略，首先，尽快完成产品转换过程；其次，在适当时候尽快招聘技术人员，扩大生产规模；第三，准备参加深圳高交会，伺机与投资银行联系，为国内“二板”的推出做准备。
“寻求上市”，是这次董事会定下的基调。事后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非常决策。有时候，在所有人都在为“二板”鼓吹的一片狂热氛围中，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忙碌中，国庆节就快到了。按照事前与Jack的约定，公司将承担LP这次过来探亲的费用，之后，每两个月我可以报销一次回家探亲的路费。  

LP来的时候，“家”里的东西基本已经置备齐全了，偶尔我也会做一两次饭。最困扰我的，还是这些家里的琐事，上班的地方离市区很远，有时候蹭不上Jack的车，只好坐公车回来。到家时，基本是7、8点。还要做饭、做菜、洗衣服，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完全不象在深圳那么“滋润”。后来公司所处的开发区里有了食堂，这个问题才解决。  

国庆节，我跟LP做了一个重大的投资决定――在珠海买房。原因很简单。与北京相比，珠海的房子显得太“便宜”了，每平米才两三千，环境还特好。我现在每个月房租要自己掏1100，而一套50多平米的两居室，首付3、4万元，贷款30年，每月的月供才800元――这让我砰然心动。再加上，我在珠海创业的心态很坚决，LP也心疼我住的房子条件太差，一合计，我们决定投资买房。  

当时我们没有什么积蓄。我在上一个公司的时候开始每个月存2500元的“零存整取”，一年下来，存折上有了3万元。LP再“赞助”一点，首付就出来了，其余的正好抵上现在的房租，看起来，这是个不错的决定。我们开始从报纸上寻求楼盘信息。  

很快，我们在拱北发现了一个新楼盘，毗山而居，虽然是个尚未封顶的独楼，每平米3500，价格稍微高了一点，但跟北京比实在太“便宜”了――重要的是环境闹中取静，很符合我的标准。在售楼小姐的“唆使”下，毫无买房经验的我们，立刻交了1000元订金。事后证明，这是我和LP在理财方面交的第一笔“学费”。  

Jack听说我买房大吃了一惊。这对于他来说，太不可理解了。Jack回国以后一直住在他哥哥的一套老三居里，尽管太太和两个孩子都从美国回来了，他也没有考虑过买房。我那时还是“一穷二白”的状态，出手居然这么“冲”，让他愕然。看来，富人之所以是富人，还是有道理的。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Jack的生活方式。我相信他一定是富兰克林“勤奋和节俭”教条的信奉者。勤奋我是同意的，但过于节俭以至于有点吝啬，我觉得会影响人际关系，甚至会牺牲生活质量（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在我看来，男人要是小气，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不过自我反省一下，这可能也是我为什么手上总是没有余钱的原因吧，哈哈。  

LP走了，送她上飞机的时候，我看见她远远地向我挥着手。那一刻，我的鼻子酸酸的。一年的“漂泊”，让我隐隐地感觉有点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努力地振作起来。还有很多的事要我去做，我要奋斗，去实现当年给LP父母的承诺――我要让LP过上舒心的生活，那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我一定要好好地补偿她。  

当年，我先毕业，LP还在学校。思念让我激情汹涌，只用了一个晚上便一气呵成地完成了我的第一首音乐作品。那段时间，在寂静的晚上，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弹着吉他，唱这首曲子。后来我把这首曲子精心地用吉他编了前奏和中间的SOLO，录成了音带，寄给了当时还在学校乐队的LP（我们毕业后又把乐队传下去了）。据说她在毕业晚会上与乐队合作了这首曲子，反响热烈。  

这首歌叫《又是五月》，是纪念我跟LP认识写的。这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得意的一首作品，很青涩，文笔幼稚，却很好地反映了我那时心境，算是我自己的《爱情宣言》吧。  

“蒙蒙的细雨/洒进我的梦里/五月的微风里/我遇到了你/遥远的天际/温柔的小星星（注：LP的小名，呵呵）/轻轻地滑落/那样的美丽/你在我身边/你就是一切/你不在我身边/一切都是你……..”  

“写你的名字/用真心的笔/和成这一首歌/永远伴随着你/为了生活/我暂时离开你/请你等待/我们的相聚/不需要甜言/不需要蜜语/默默地耕耘/咱们的那份地………”Guitar Solo
载着LP的飞机腾空而起，留下了孤独的我，和这支在我心里流淌的旋律  

公司的实验室要扩大面积。为了省钱，我们自己跑建材城，联系实验器材，这些都需要钱。公司没有盈利，每一分钱都是珍贵的，在创业的阶段，现金是最宝贵的，当然还有人。公司实验室装修好了，仪器到位了，我和负责技术的CTO（北大的博士后）又黑又瘦，咋一看象两个民工：）  

紧接着，深圳高交会开幕了。作为珠海重点推荐对象，我们公司的展板占据了一个很好的位置。Jack和我轮流值班。又是连着几天的“盒饭”。  

就在这次高交会上，Jack结识了一个券商的总经理。公司的“上市”计划于是乎进入了操作阶段。现在看来，平和的心态对一个创业者太重要了，如此轻易地做出公司的重大决定，几年后回忆起来，根本脱离了公司的实际。这既要归结于当时的大环境，也要归结于我们，包括Jack和我――作为财务总监，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Jack非常聪明、性格坚韧，但也有弱点，“涉世不深”，容易轻易地相信别人，对身边的伙伴却过于苛责，不够通情达理。这可能跟Jack技术背景的出身有关――后来我们这些创业团队离开了公司，想想也有直接关系。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Jack，我仍然在默默地关注你，祝你成功。  

投资经理、律师开始蜂拥而至。“二板”的传闻越演越烈，2000年的下半年，国内的风险投资空前的活跃，据后来统计，那段时间的“泡沫”让国内众多的风投元气大伤――不顾实际地盲目投资，使国内的众多风险投资在后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跟出了与国外风投竞争的舞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盲目冲动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那段时间，我俨然成了公司的大忙人。尽管公司的产品化还没有完成，最后的中试仍然存在着非常困难的技术难题，但公司上市的步伐却依然在轰轰烈烈地推进着。我真的实现了当年立下的梦想――成为公司上市的总协调人。耳濡目染，那段时间，无论在公司法，上市法律，还是工商注册、股权架构，我都受益菲浅。但现在想来，作为财务总监，由于当时经验和判断力上的欠缺，我没有向董事会提出公允意见，现在想来，让我内心有愧。  

在深圳高交会的“良好表现”，引起了深圳市科委的高度关注，深圳市科委向公司发出了邀请，希望公司能够迁址深圳科技园，并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加上公司的两个股东均处于深圳，公司董事会做出了迁址深圳的决定。我又开始了深圳－珠海的“海上旅行”。  

首先要把公司的注册地改到深圳，这样才能享受深圳对高科技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在深圳科技园区批准用地，高科技公司贷款担保，税收减免等等。为了尽快搞掂深圳的公司注册事宜，我频繁地穿梭于深圳各有关办事机构。公关，也是免不了的事情。  

记得为了尽快拿到公司注册的批文，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并通过同学联系到了审批机关的副处长。那天晚上，为了让他们处室的人高兴，我在旁边陪他们打牌一直打到凌晨4点，尽管我对打牌毫无兴趣，尽管他们“不忍地”让我先走，我还是坚持留下来――我知道，做关系要做到让对方愧疚，才能达到目的。至于陪那些重要人物打“关系麻将”，也是在深圳学会的。那段时间，陪人唱歌、桑拿、喝酒，为了达到目的，根本是身不由己，想想当年我在机关下去检查工作时候“狐假虎威”的景象，真是恍若隔世啊。  

也许是上天注定要考验我一下。就在我全力以赴、身心俱疲的时候，我在珠海的后院“起火”了。  

那天晚上，我赶回珠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我又累又饿，家里空空如也，没有“存粮”，我出门“览食”。简单裹腹之后，我又上超市买了些生活用品。快到小院门口的时候，里面急急忙忙地跑出几个人，差点撞到我身上，这几个人（天黑，没看太清，好象是3个人），截住一辆了出租车，一溜烟地消失了。  

楼道的灯黑了，我使劲揿了两下开关，没有亮，我有点纳闷，好象走的时候是好好的。我没有在意，我只想赶紧洗个澡，用最快的速度上床好好睡个美美的觉――连续的奔波，我实在太劳累了。门好象一撞就开了，外面的铁门也没锁，我暗骂自己真粗心，门都忘了锁。把东西扔在客厅，我去卧室拿换洗的衣服。打开卧室的灯，我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  

足足有好几秒种，我才发应过来――我家被盗了。卧室里一片狼藉。床单给掀到了地上，放在地上的行李箱给打开了，衣服散了一地。简易衣柜的衣服也被翻得乱七八糟。最让我担心的事发生了，我放在桌子上的公文包被打开――里面的钱，装在信封里的3000多元钱，我80%的资产，已经不翼而飞。  

那时候，我的手头很紧张。本来工资交完税，付完房租和生活费，就剩不下多少，再加上前段时间交了新房的首款，手上只剩下这些现金。这一下的损失惨重无比。
在下意识的支配下，我打了110报了案。我基本上丧失了思维能力――后来想起来，是小偷在出门的时候就盯上了我，我回来撞到的那几个人，很可能就是作案的人。  

小偷基本上还算是“盗亦有道”，我身份证和公文包里的宝贵的批文没有拿，我衣柜里只少了两件衣服，一件是“阿迪达斯”的运动服（正版的，还算识货，TNND），一件是我最好的一件衬衣。警察让我在笔录上签了字，安慰了几句，让我耐心等候，然后就消失了。我压根就没报什么指望，中国的警察的业务能力我还是心里有数的。几个小偷，犹如大海捞针，就算我给珠海人民做贡献了吧。  

我没有立即告诉LP和家里人。这于事无补，还让他（她）们担心。  

盘点一下身上的财产，还有800元。离发工资还有10天，应该够用了。我强打起精神，背起我的公文包，挤上了去公司的大巴。那一天精神有点恍惚，时间显得特别长，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乘上Jack的车回家。看得出，Jack有点奇怪，但他没有开口问我――美国人一般没有打听别人隐私的习惯。这是个好习惯。  

屋漏偏逢连夜雨。晚上的时候，我接到了大哥的电话――他也到了珠海，他跟另外一个伙伴来谈一个项目，电话里大哥说过来看看我。我实在很累，我知道大哥的到来会让我雪上加霜，但我没有拒绝――大哥毕竟还是我大哥。  

看到我情绪低落，大哥问我怎么了。好久不见，大哥身上已经发生了一些的变化――也许是大哥变了，也许是我变了，这种变化让我感觉到陌生。我告诉大哥我被盗了。那个晚上，大哥跟我聊了很多，关于他的公司，他的项目，他的逆境――我默默地把钱夹掏出来，里面孤零零地残留了8张大票，其余的都赞助给小偷了。我拿了其中的4张，所有资产的一半，递给了大哥。我说“哥，我就这么多了，你拿去吧”。接过钱的时候，大哥脸色很不自然，他好象在说着什么，可是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大哥走后，我把所有的灯都关了。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我茫然地坐着，浑身无力，脑海里一片空白。孤独，无助，象沉沉的夜色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第二天，压抑的心情终于爆发了。一夜无眠让我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在大街上，一股难以压抑的冲动促使我掏出了电话，打通了大哥的手机。我没有等大哥说话――这些话在我肚子里埋藏的时间太久了，我必须说出来，我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我说“哥，我、我、我已经没有能力再管你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经累了，你成了我心里最大的负担，我还要管爸妈，我还要集中精力工作，能不能以后我们不要再谈经济上的事，好吗？”，大哥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这很显然伤害了他――我能够感受到他心口的痛，说实话，说出这些话让我耗费了全身的力量。长久以来，大哥象我心口上的伤痕，只要一碰，就鲜血淋漓，我要下决心结束这种情况，它让我无法集中精力思维，这样下去，我可能会垮掉的。我不能垮掉，我还有家，还有父母。这一场对话让我们兄弟俩都“鲜血淋漓”，大姐后来说大哥那天哭了。  

那天，我没有上班，我告诉Jack我病了。实际上，我确实“病”得很严重，我在珠海拱北隧道口汽车站的座椅上，象个痴呆病人一样地，木然地看着上车下车的人们，我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停滞了。  

那段时间，我发疯似的工作、打球、游泳，把自己折磨得筋疲力尽，力图能让自己能睡着。这种“自虐疗法”效果并不理想，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里便会出现我向大哥“咆哮”的画面――我知道我伤了大哥，但结果是，我被伤得更加深。
终于我没忍住，打电话告诉了LP和家里。LP安慰我，让我别多想了，她说作为兄弟，我已经尽到自己的义务了。爸爸妈妈则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要来珠海陪我――担心我的安全，我被盗的事让爸妈吓得够呛。我确实有点想爸妈了，加上这段时间的郁闷，我根本没有心思照顾自己，家里乱得一塌糊涂，人也憔悴得不行。爸妈第二天便坐了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了过来。我终于又可以吃上一口温暖的“妈妈饭”了。有了爸爸妈妈的悉心照顾，慢慢地我终于又恢复过来。生活复原了。  

后来，我总结了一条人生经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即使当年痛苦如斯，时间也可以治愈，现在的我，对当年和现在的大哥，已经可以释然了。人这一辈子，得学会两种方式看问题，一种是“放大镜”，看眼前的事，认真分析，冷静判断；一种是“望远镜”，看身后的事，看远，看长，看趋势。往往让你当时过不去的事情，几年之后，也许会一笑而过。当年的因，后来的果，所以人的一生，追求的精神境界，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他，求心安耳”。求心安理得，成了我后来一贯的做事原则。  

2001年11月底，房子要交工了。钱也开始流水般的支出，入住费、装修费、家俱等等，那时的我，真正成了“月光一族”，每个月一发工资，除了把必要的生活费交给妈妈，其他的全部投到了房子上面。  

终于可以入住了，我和爸妈高高兴兴地搬了进去，妈妈高兴得象个小孩似的，笑得合不拢嘴――在珠海经历一次“乔迁之喜”，生活就是这么奇妙。这是一套很小的两居室，只有50多平米。按照我自己的喜欢，我挑选了沙发和窗帘，房子虽然不大，但透着新鲜、温暖和洁净，而且还是自己的，比租房子住好多了。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享受到了“家”的感觉，我的心慢慢地安定下来。工作也走上了轨道。  

公司要扩张规模，需要大批的技术人员。我和技术总监决定去广州的几所卫校，看看能否招聘到一些应届毕业生。招聘的效果出奇的好，也许我的鼓动能力比较强，学生们争先恐后地递简历，有一个班甚至想成建制地投效，看来，高科技生物公司确实“魅力无穷”啊。因为能帮学校解决如此众多学生的就业问题，我们俩还作为贵宾参加了毕业学生的汇演，那一天广州的天气突然降温，我们俩穿着单薄的衬衣，强作欢颜，抖抖索索的熬过了那个下午。想起来，有点可笑。  

编辑推荐：
九绝招巧妙应付职场各类人 职场11年 我的年薪巨变 德勤15分钟面试即被录用
清秀小女生勇闯法国大公司 老板最讨厌的10种烂个性 成就事业者十大素质要件
大型外企工作7年 痛并快乐着 实录：男秘群体的自白书 七个人际沟通的哲理故事  

很快，我也要进行研究生论文答辩了。学校的事都是靠LP在张罗的。跑导师，领表格、交钱，都替我安排得妥妥当当。答辩那天，我穿着那身跟LP在千禧年之夜买的西服，坐在一长溜的答辩评委之前，开始了我的论文答辩。  

“感谢我的爱人，没有她的努力，我今天不会坐在这里“这是我的开场白。说实在的，没有LP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军功章里，有一大半是她的。LP就坐下面，后来她说没想到我会这样开始，有点意外，挺不好意思，但挺感动的。我的论文与国内投资银行的发展思路有关，由于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再加上“口才一流”，我圆满了地回答了所有评委的问题，答辩老师给了我很好的评价。我终于如愿以偿。走出答辩考场，身在美国的Jack给我打来了第一个祝贺的电话――他心很细，时间计算得很准。在第一时间分享了我的快乐。  

确实值得Happy。两年多的学习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那天我和LP手牵着手，象当年在学校一样，肩并肩，说笑着，走了好长的一段路。  

大哥要在深圳做个食品店，爸妈一听高兴得要命――大哥总算有点正经的事可以做了。他们在珠海再也呆不住了，要回家帮大哥张罗。老爸老妈做得一手好家乡菜，他们想从家里组织一些调料和原料过去，大哥刚开始什么都不会。我阻拦不住，在父母心里，哪个儿子都是亲生的，都同样的重要。于是，我又成了“孤家寡人”。  

2001年元旦节的前一天，在深圳办完事，回珠海尚早，我漫无目的地在深南大道上“游荡”，深南大道两边的楼很高，但太密，对人产生一种压迫感。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深圳就是这样，让你不自觉地上紧发条，停不下脚步。这是我在深圳过的第一个元旦节，也是我离家外“漂”的第二个元旦节，我突然有要纪念一下的冲动。我踱进了最近的一个商场。  

我手上现在仍然带着的手表，就是那次买的。那是一对“情侣表”，银白色的表盘，仿罗马风格，我一眼就看中并立刻就买下了它。这只表，跟随我已经4年有余了。  

Jack的美国之行不太顺利。预想中的销售渠道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变数――我们的产品就是针对美国研究机构的研发需求的，销售渠道出了问题，无疑是“釜底抽薪”。春节前公司又召开了一次董事会，决定Jack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国去，公司内部的事宜，就交给我了。  

招聘的事是公司的头等大事。除了操作性的技术人员，公司还需要一批素质较高的名牌大学本科生――这个任务落到了我身上。Jack决定过完春节，等学校开学后，我到几所名牌大学里去转一圈，招一批生物专业的大学生回来。  

记忆中2001年的春节很早。跟家里商量，爸妈、大姐二姐两家人、还有大哥都准备到珠海来过一个团圆年。我们一家人自从我结婚以后就没有真正的团聚过，这一次在珠海团聚，也让没有来过珠海的两个小外甥女见见世面，正是得其所哉。那一个春节真的很热闹。一家人挤满了我狭小的两居室。晚上睡觉打地铺，两个小外甥女窜来窜去，屋里弥满着我买回来的两盆菊花散出的香味。一家人过了一个其乐融融的春节。好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春节很快过完了，送走了亲人们。“两点一线”的生活又开始了。  

在技术总监的鼓动下，我们俩决定学车。那时的珠海很空旷，路况又很好，特别适合开车兜风。情侣大道沿海而建，风景怡人，开车绝对是种享受。珠海的练车场绝对是全国一流。不但大，而且依山而建，顺着山势设置了很上山下山左拐右拐的练车道，也许是开山路练出来的吧，我开山路和弯道的技术明显比在北京学车的朋友要好一些，哈哈。  

师傅是个老广。急了张口就骂，一连串的“鸟语”，悦耳动听。被骂多了，我也学会了几句广东“粗口”，开车的时候一急就想骂人。有一次一个朋友坐我车上，听见我气急败坏地骂一辆横切的车，特羡慕地说，你的广东话说的好地道啊――我晕。学车的日子充满了乐趣，珠海的车场绿树荫荫，一点都不觉得累，不象北京车场黄沙满天，学完车的GG、MM两支胳膊都成了黑白分明的“双截棍”（一笑）。  

我们开的是一辆五十铃客货两用车，方向盘奇重，特练臂力。因为老师傅不太讲解（讲解也听不懂，全是广东土话），全凭自己揣摩，所以经常闹笑话。最狼狈的是学“坡起”。我那时对汽车的构造知识一无所知，在坡上练的时候，我天真地以为刹车要是一松，车就会立刻往后溜，殊不知半离合、半油门状态的时候，车是有动力的。结果每次都手忙脚乱，因为离合和油门配合不好“死火”，记得有一次在一个30多度的大坡前，因为“害怕”和紧张，连续“死”了10多次火，把老师傅气得大骂，“衰仔，雷捉咩也（笨蛋，你搞什么名堂？）”，最后，因始终不得要领，我只好灰溜溜地下了车，让别的兄弟先练。还有一次，过一个大坡，又因为档位和车速配合不好，一给油，车一下前仰后合，玩起了“青蛙跳”，老师傅张口想骂，结果自己没忍住倒“扑哧”先笑出声来――全车人顿时乐翻。这些学车时候的情境，想起至今仍十分搞笑。
按照原计划，我开始了“春季招生之旅”，3月份，正是学生放假回来准备分配之际，各大学的供需见面活动活跃，正好是招聘的黄金时节。  

当时在国内，生物系最好的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就不去了，北大的学生一流的早早就出国了，二流的不济地考了研究生，三流的都能进大外企，轮不着象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后来才知道，其他大学也基本上是这样的规律。  

第一站是南京大学。我在南大举办了一个招聘专场，演讲非常成功。28岁的我穿着一件灰色的西服，精神焕发，口若悬河地讲解公司的发展前景和“企业文化“，想象那时候我一定充满了感染力，年轻、热情而有自信。热情、自信是可以传染人的，下来以后，好几个学生到我住的宾馆畅谈感想，有一个女学生成了我的“粉丝”，我离开南大的时候恋恋不舍地把我送到了去上海的长途大巴站――现在想起他（她）们那张张更加年轻的脸庞，一晃4年过去了，不知道他们身在何方，是否一切如意？  

第二站是复旦大学。这是我久仰之地，P总就是该校生物系毕业的。P总还专门从杭州赶到场助威。会后还真的有4、5个学生表示考虑去我们公司。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  

第三站是武汉大学。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这是我本科的母校。久别的武大更加美丽了，大门口原来嘈杂的小餐馆已经被大片大片绿油油的草场所代替，建筑物和宿舍楼也都修葺一新，“无名湖”畔更是绿树环抱，运动场也换成了塑胶地面。我对母校的感情非常深。我人生中最宝贵的4年，得益于母校深厚的文化氛围的哺育，在这里，交织着我的青春、痛苦与喜悦，还有我的爱情。  

走在校园的路上，一种久违的亲切和激动充溢着我的胸膛。熟悉的樱花大道，熟悉的梅园，啊，母校，我回来了。  

总结我的大学生涯，就两字：无憾。一、二年级的时候，我是班上的团支书，我们一个系两个班，80多人。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学古典吉他，我的老师是武汉当地有一点名气的业余吉他高手――二年级的时候，我们8个同门组成了一个古典吉他乐队，在武汉的高校中演出交流，后来的电声乐队就是我们其中3个同门组织的――在后来这个乐队里，我认识了LP，当年的GF。  

大学4年，在我的脑海里总是绿绿的、青青的，连记忆中的音乐也是那充满绿意的的感觉。记得那个时候，我们8个人在奥林匹克操场边的台阶上，伴着一轮圆月，用红桶盛着蜡烛，在月光和烛光的辉影下，8把吉他合奏老师改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心旋合一的感觉，流畅的旋律，错落的琴音，永久地在我心灵深处回荡着。
我觉得人的一生，多少还是要学一些音乐知识――音乐，就是另外一个人生。好的音乐，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让人在尘世中有一份清醒，在世俗的侵蚀中留住一点慧根。之所以后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入迷，也源于我喜好国画的爱好――中国画的写意山水经常用大片的空白作为衬托意境的工具，不象西方的油画，整个画面不留一点空隙，让人喘不过气来。象书法中的“飞白”和“守拙”的概念，也不是西方人所能领悟的。中国人的含蓄、内敛、兼容并蓄与西方人的直率、开放和强调个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了解这种文化差异，承认这种差异，作为一个管理人，才有根基，才能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今天游刃有余。  

前后大约十天的时间，完成了这次“招聘之旅”。回到珠海，Jack也从美国回来了。美国之行不太顺利，Jack决定把目光投向国内市场。  

后来我总结珠海创业没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当时都不懂“营销”。Jack是技术出身，我是财务出身，对营销都是一知半解，容易“想当然”。这一课后来我补上了（后话，做梦也想不到，我后来居然跟营销战线的前端――美容用品行业也有缘分，呵呵），作为财务总监，光掌握财务知识是不够的，财务的理念贯穿于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厚积薄发，合理的知识结构，不懈的学习，深入的领悟企业运作的规律，才是迈向成功财务总监的关键之路。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针对美国的用户开发生产的，我们预测的没有错，当时美国很多研究所和科研机构都有这种试剂的需求，而且价格昂贵。但我们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深入地考虑到：第一，这些用户是非常分散的，购买也是零星的（保质期重要）；第二，要找到合适的销售渠道把种产品送到如此分散的用户手上，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尤其是售后的技术服务；第三，质量保证，要想节约售后成本，过硬的质量是根本，而我们的产品刚通过中试，离产业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本谈不上在产业化的基础上再保证质量，生物制品的生产是十分精密的过程，按照我们当时的技术能力和设备，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诸如此类的问题，数不胜数，可惜，当时的我还没有现在的见识。这是我需要检讨的地方。现在想来，作一个好的财务总监，慎密细致的工作作风必不可少，深入到企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对做好公司的管理更是相当重要的。  

Jack这个时候的心态产生了一些变化。也许是资本神话的魅力太大了吧，他开始把精力放在如何运作资金上面。一方面，督促我加快与券商合作的步伐，尽可能提早上市的时间，或是在国内二板，或是退而求其次在香港创业板。另一方面，要求我能尽量利用深圳的扶持政策，利用高科技担保公司从银行贷到款。其实，那时间公司的账上还爬着上千万的投资款，根本不缺钱，Jack的想法可能是受了他交的一些“顾问”的影响。他的“顾问”我见过几个，那种自称“上能通天、下能入地”的角色。用现在的话，都是特能“忽悠”的主儿。一方面，是公司技术难关迟迟解决不了，美国的销售通道没有起色，一方面，却是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上市步伐紧赶慢赶。那段时间，Jack的外面应酬很多，很少在公司，也很少花时间过问公司的研发和销售的事情。不知不觉，公司的运作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悖离。  

在贷款的问题上，我跟Jack的“融资顾问”C女士产生了分歧――我根本不相信公司在没有任何资产抵押的前提下，可以象C女士信誓旦旦说的那样，可以从银行里“套”出2000万元。C女士的先生是国内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据说有超强的运作能力，C女士的作风也十分泼辣，相比之下，Jack对我的“不作为”有些不满。这些不满埋藏在心里，由于没有及时沟通，后来成了我们后来“分手”的导火索之一。

Jack的坐骑大奔原来是P总的坐骑，后转让给Jack，已经有些老化。Jack在另外一个“顾问”L女士的建议下，从深圳采购了两台车，一台奥迪作为自驾，一台JD作为公司用车。我和技术总监都拿到了驾照，因为我们俩经常加班，而且交通不便，Jack把JD分配给了我，大奔分配给了技术总监（他离得近，大奔巨耗油）。终于，我可以过一把车瘾了。相比之下，在北京开始绝对是种“折磨”，在珠海开车的日子真过瘾。每天早上顺着情侣大道，一路疾驰，海风劲吹，山色海景，真是爽死。珠海的路况真是太好了，回北京后上路胆颤心惊，两股颤颤，根本找不到那时候开车的潇洒劲儿了。  

2001年的“五一”节，我是和LP一块儿过的――我们这次选择了“海南3日游”。LP稍微利用了一下她的“职权”，“搞掂”了海南方面接待的问题。我在机关的时候她“靠”我，“下海”以后这方面的事情只能“靠”她了，呵呵――这就是“一家两制”的好处吧。  

从珠海出发前，我陪LP在珠海逛了逛街，买了一些去海南旅游穿的“行头”。我给LP买了两条连衣裙，给自己买了文化衫、沙滩裤和凉鞋。珠海很热，当时我就换上了全套新装。去车站的时候，LP说想喝水，正好前面有一个珍珠奶茶摊子，拖着一双大凉鞋，我“蹬蹬”地跑了过去。我端着两杯奶茶转身回来的时候，发现LP情绪有点不对，她的眼圈莫名的红了。我赶忙问“怎么了”，LP“唉”叹了一口气，说“没什么，只是看见你跑过去的背影，忽然有点心疼”――可能是我换了“新装”以后，一副典型的“南漂”形象让LP有点触景生情了。我鼻子也有点酸酸的感觉，我赶紧转移话题“别那么多愁善感了，赶紧尝尝珠海的奶茶吧”。说实话，我理解LP的感觉，毕竟，我们已经分离将近20个月了。一直以来，她承受的孤独并不亚于我。  

海南之旅，是记忆中我和LP难得的两人单独的旅游机会。另外一次是我们俩在大连住了几天。现在有了儿子，眼见这种机会更少了――人生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尽管不会再有“两人世界”的机会了，但儿子的到来给我们这个“三人世界”增添了更多的乐趣。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乐趣，只是看你有没有心去发现而已。给自己的心灵留一份纯净，善于发现真、善、美，在朝目的地进发的时候，别忘记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路过的美景，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到海南。在亚龙湾我玩了一把潜水，在“天涯海角”的石碑前，在南海的古寺，都留下了我们俩的足迹。随团的导游还偷偷地问我，你们是不是新婚渡蜜月啊，我跟LP相视一笑，避而不答。
回程的路上，车上导游为了活跃气氛，鼓动大家“献歌”，应景而发，我唱了一首著名的《外婆的澎湖湾》，“晚风轻拂着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醉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回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歌声中，我跟LP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短暂的相聚，然后又是长长的分离。分离之后，又是长长的怅然。这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得不习惯的生活方式。在你没有权利说NO的时候，你唯一的选择只有去承受，然后再努力去改变它，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LP又走了，我心情失去了平静。加上与Jack沟通问题，我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郁闷。一个人在外面“漂”，生活上的困难可以克服，但心理上是非常累的。两个月一次的探亲，时间太长了。想想要两个月以后，才可以再回一次家，这简直有点看不到头，我精神上都快崩溃了。前思后想，我决定跟Jack谈一次，希望把探亲周期减少到1个月。  

在Jack的办公室，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自从Jack认识C后，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微妙，原来无话不谈的“伙伴”关系变得很敏感――我和Jack从根本上讲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是那种特别要面子的男人，都有一颗骄傲的心。Jack不置可否，但看得出，他对我的要求有些不悦，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说考虑考虑。他这种“冷战”的态度，让我本来就郁闷的心里更加压抑。  

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早上起来，我忽然感觉到我的腰直不起来了，稍微弯一下腰就疼得不行。尽管吃力，我还是拖着“老腰”去上班去了。  

一倒霉，什么事都会赶一块儿，晚上大约11点钟的时候，我的手机剧烈地震动起来，我的心“格登”一下，如果没有急事，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这么晚给我打电话的。是大哥打来的，他在深圳出事了。现在被拘留在派出所里。要我明天赶紧带5000块钱去“保”他出来。全世界已经没有词可以形容那时我的心情了，自从那次“事件”之后，我跟大哥除了过年的时候在一起之外，基本上后来失去了联系，只知道他在深圳经营一个小食品店，所有的资金都是爸妈和两个姐姐凑的。从爸妈的口气里，我知道大哥做得并不顺利，因为我手上紧，加上我不想再长此以往的“拖”下去，大哥的“生意”我没有插手。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么晚接到这样一个电话，更没有想到的是，大哥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怒其不争，哀其不幸，那时的我，真是百感交集，难以言状。  

第二天一早，还是拖着那副直不起来的“老腰”，我赶最早一班船赶到了深圳。临上船前，我到附近的ATM机上，把刚发的工资全部取出来。那时我刚从房子的事情中“恢复”过来，后来买家俱、电器什么的拉拉杂杂花了不少钱，刚缓过劲来，想存些钱，又出大哥这趟子事，叫我真是欲哭无泪。  

把大哥从“局子”里捞出来，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我在公安局了等了3个多小时，才见到大哥。看上去，他还有点惊魂未定，有点狼狈的样子。我把钱交给他，他交给了警察，办完手续，我们在派出所门口分了手。大哥跟我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并再三叮嘱我不要告诉家里人，只是说他最近太倒霉了。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现在的大哥，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身材挺拨、意气风发”纯朴的少年大学生了。生活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没到40岁的他，头发已经有些凋零了，身材还是有点发福，让我难受的是，他身上的气质，说不上来的气质，早已找不到我熟悉的半点影子了。
我打了电话给深圳的朋友。约他一块儿喝酒。末了，我终于忍不住，还是给大姐打了个电话，告诉了大哥的事情。就在我跟朋友一块儿喝酒的时候，我又接到了大哥的电话。大哥很“愤怒”，电话里的声音很大――即使在酒吧那样的环境里，我仍然听得很清楚――大哥叫着我的大名，“鬃?，我算是认清你了！从现在起，我们兄弟俩算是完了”，我默默地听着，显然大姐跟大哥打了电话，这让大哥下不来台，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什么也没说，只把电话给挂断了。我大口大口地吞着啤酒，直到支撑不住，在朋友的搀扶下，我在卫生间“哇哇”地吐了起来……  

腰伤、心伤的折磨让我的抵抗力明显，回到珠海的那天晚上，我发烧了。  

第二天，我向Jack请了假，一方面，是一天颗粒未进，精神太差；另外，我想冷静一下，好好地清理一下自己纷乱的思路。想一想，我在公司的发展，我与大哥，我的未来……。  

人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这种冷静是必需的。我很早以前看过一则寓言，让我印象深刻。这则寓言的名字叫《冬天不要砍树》，大意说的是，一个父亲教育他的孩子，在冬天的时候不要去砍，因为冬天的时候，树叶虽然凋零，树枝枯萎，但树的根还有生命力，我们不要被冬天的表象所迷惑，做出砍树的错误决定。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冷一冷，静一静，让自己恢复正常的判断力，不犯不必要的错误，这是很必要的。  

几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在脑海里纠缠着我――人活世上，到底应该追求什么？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来没有象那个时候的清醒，从来没有象那样急切地想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太奢望了，许多哲人穷尽一生追寻的命题，我竟试图在一天内解开，真是自不量力。  

答案自然没有找到。但有一种需要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清晰，那就是――我想家了。我需要家的温暖，需要家的感觉，离开了家和爱人，我在事业上的奋斗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我想，我要回家了。
离开珠海的那个早上，珠海下过小雨，原本就好的空气更加清新。载着我一车的行李，一个在珠海公安局的同学把我送到了机场――我的房子留给了他，全权由他打理。也多亏了他，我满车的行李――多半的是书，顺利地托运上了飞机。  

跟Jack正式提出辞职的时候，他很震惊。随后的几天，他还是不断地在挽留我。但我的心已经挽留不住了，我花了几天的功夫把所有工作，包括在深圳建立的关系――全部与C女士做了交接――我走了后，她接替我的职位做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听说给董事会解职了。  

我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自从1999年11月离开北京，离开家，到那天我离开珠海，我的身上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不再是那个在“宝洁”手足无措、Excel都不会的“菜鸟”，生活的磨砺让我的自信和坚毅在无形的增长――我已经起步了。北京――家，在召唤着我，象一只倦鸟一样，我飞向了等待着迎接我的温暖的怀抱。  

一切，又要重新开始了。  

后记  

在北京的后来就职的那家公司――在这家后来很著名的IT公司里，我从财务经理，商务经理，财务运营总监，副总，董事会财务总监，一直做到总裁高级助理兼投资部经理，公司从我进入时的150人增长到我离开时的800人，年销售额从当年的几千万上升到我离开时的几个亿。在这家公司，我完成了一个高级财务总监和高级管理人员所需要的所有技能的锻炼和实践，也经历了一种小公司，从不规范到规范，从小到壮大过程中，所突现的种种突破自己极限的痛苦，经历了公司政治的困扰，经历了公司“政权”的更替，经历了两次重组和上千万美元的海外融资，经历了身边的领导由同甘共苦到刚愎自用的性格转变――出于种种原因，在公司上市前半年，我又离开了，放弃了看上去“唾手可得”的价值数十万美金的“期权”。 “金钱诚可贵，自由价更高” ――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是一种幸福。 我一点也不后悔4个月前的选择，因为这次选择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我在现在这家公司感觉到非常的幸福，我正在按照自己的设想在向下一个目标进发――我希望自己能从财务专业管理向空间更广阔的综合管理领域拓展。完美的人生和暴风雨的洗礼是一对弈生兄弟，那么，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