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的经济学

在过去30年中，哪一种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影响最大？上周，由董辅礽基金会等机构主持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揭晓——148位中国专家票选结果认定，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誉的杜润生及麾下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则被视为此理论的主要贡献人。

由知名专家以独立记名通信投票的方式进行学术评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148名投票人当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一线经济学家，还有部分中国主流经济媒体或学术刊物的负责人。

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国际经济学界来说还十分陌生。西方在关注中国的经济变革和发展时，往往聚焦于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或关注于普通百姓生活，但却容易忽视对中国思想者，尤其是经济学家群体的留意。实际上，在中国，思想者和经济学家对社会的影响力，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影响巨大而深远。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和经济发展，从每一关键时刻，到整个三十年的历史，都深深印刻了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和行为影响。

中国三十年间的诸多改革，不少源自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后者往往参与政策的决策）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科学的语汇，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并以更直白的党的语言形成权威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

发端于中国安徽农村的农民包干到户，就是被早在1950年代就曾认同包干到户、主张合作化稳步进行的杜润生带领一批经济调查研究者，同时还有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文人（如记者），以调查报告、研究报告、新闻加评述、党内情况汇报等并非抽象、严谨的经济学学术方式，予以分析、判断与鼓动出来的。当然，最终的决策者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而在最高领导层的决策确定前，这些研究成果往往只是在小范围传阅，有的甚至作为一种秘密信息传递。那时的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主要充当决策者的调研、智囊角色，虽然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也有自己的研究成果，但一般不会事先以个人学术成果的方式对外发表公布。只有在最高层决策后，这些成果才会公开发布。那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智慧的供应者，隐藏于政治家的身后。

一个独特的经济学现象是，在中国，实际上有许多西方经济学语汇所不能表达和阐述的现象，至少是难以准确表达的现象。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则能以独特的语言进行描述、解释、分析。中文与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语言的英文，有诸多差异，但也有互补和相通。就中国经济学研究者们研究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言，作为中国几千年稳定社会结构的基本元素的家庭，实际上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作为一个特别突出的研究对象。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对家庭的研究方面，尤其是对中国家庭的生产、经济功能的分析研究，无疑有更深入的理解，更有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的素材。

西方经济学家可能至今难以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会议上，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之中，为“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汇前是否加上“家庭”二字争论不休？这样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学界十分普遍。西方经济学家还可能不会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成果的语汇好像总是那么单调、刻板。实际上，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

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也并非仅在经济的技术层面。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到处是意识形态风险，充斥着政治性的论争。以农村改革为例，人民公社制度，当时是被中国宪法所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改变这种经济形式，实际上是政治性的变革。就在安徽农民自发开始包产到户的同时，彼时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董辅礽教授就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应该改变。不仅如此，这位在中国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提出改变国家所有制的主张。这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无疑是当时十分胆大的论断。

“所有制”问题在昔日中国的受重视的程度，在西方经济学界看来，也许难以理解。在中国，“所有制”是一个学界、政界甚至普通大众都熟悉的经济学词汇，对这个独特领域的研究，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导火线和关键。与之巧合相应，农民的包产到户的行动，实际上是没有遵守人民公社制度，从当时的法律上来说甚至是违法行为。而杜润生等经济研究者在进行大量调研后，影响了最高层的决策。他们在农村问题上的研究和后来参与决策推动农村改革，虽然没有改变中国土地的所有制归属问题，但在经济组织形式上，已经改变了人民公社制度，回归到经济学的本源目的，更启动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改革。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外，进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第二轮投票的另外两个经济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和价格双轨制理论，同样具有中国特色。

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城市的经济改革，主要的对象就是国有企业。因为在三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几乎全部就是国有经济。中国经济学家董辅礽提出要改革国家所有制，而厉以宁等经济学家则提出了改革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具体对策模型，并在立法等领域直接影响和推进。

“价格双轨制”由一批年轻的经济学研究者在一次研讨会上的争论中形成，改变了经济中单一由国家计划定价的模式，以计划定价和市场自由定价并存的方式，作为中国价格改革的措施，虽然其至今还倍受争议，但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和方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这也反映了一个中国经济学家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的独特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在1980-1990年代，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达到高峰，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学十分活跃的时期。这些经济学家中的最有影响力的几位，被官方所高度重视，甚至直接进入立法机构。如董辅礽担任了两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立法机构中的最高位置。厉以宁教授则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直接领衔起草了中国的第一部《证券法》。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时期，既是学者、研究者，又能直接影响决策和立法，将经济学在中国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直接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这样的社会成就，恐怕在西方经济学家中，历史上只有凯恩斯等为数不多的几个经济学家才有。

当然，经济学家进入政府或立法机构，或许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是失去学者独立性的一种选择。以自然语言表达经济学观点，似乎有碍经济学的贵族性。但如果回到经济学本身，我们要看经济学自身的目的是什么，即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经济学固然需要一种严谨、规范的体系，需要完美的逻辑结构甚至数学一样漂亮的模型，但经济学的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为人的完善服务。学者独立于思想，而非身体和职业。经济学家直接参与社会决策，是经济学家的职责之一。而中国的几位经济学家在进入官方机构后，也并非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相反还充实和保障了自己的独立研究和思想。

从科学性和成熟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学或许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也是难以理解和认同的。但事实上经济学作为一种入世的学科，不像自然科学一样超脱，至今也不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完全统一的抽象的语言体系。要以单一的语言完成经济学的目的和使命，至少在目前是办不到的。

中国的经济学，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所能理解的语言，履行着经济学的目的和使命。如同科尔奈提出的“短缺”概念最初也不一定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所理解一样，中国的经济学也有许多独有的概念，比如在中国也有很大争议的“价格双轨制”，还有董辅礽自己创造但后来自己又认为有缺陷的“八宝饭”经济等，都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特有现象，以这种语言和词汇描述和表达似乎才能达本意。所以，以西方经济学界对科学完美性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当然是无法理解中国的经济学水平和成就的。但要以经济学的本质目的来评价中国的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成果和成就，中国的经济学界是能够得到完全不低于西方经济学家的高分的。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三十年的巨大变迁，可以证明中国经济学家的成果和成功。

中国的经济学需要科学化，也需要全球化，需要融入全球经济学体系。这需要目前处在两个经济学语言世界的经济学家的沟通、共同努力。在中国，经济学家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国计民生，而鲜有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事业目标的。中国人需要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成果进行评价，更需要对这个为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提高做出了实质性贡献的人群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鼓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有这样一个目的。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实际上多年以来，在国内显要但也受诟病，从全球范围考察更是低调恭谦的耕耘者，如今收获的，不只是一个学术荣誉或国际经济学界的承认，他们收获的是中国巨大的变革和发展成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董辅礽基金会秘书长沈晓冰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08-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