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恐怖的一次大屠杀--纪念印尼9-30事件45周年

纪念印尼9-30事件45周年

                 

张泰永 编辑



【按】45年前的9月30日深夜，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了一起震惊国际和印尼国内的重大事件，据报道有六位陆军高级将领，包括陆军参谋长雅尼，在这次事件中被一支由翁东中校指挥的亲苏加诺总统的卫队杀害了，随后印尼电台还播放了一则有关成立以他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来执行政府职能的公告。



然而，就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突然冒出了一个随后用血腥和铁腕手段统治了印尼32年的“军事强人”——苏哈托。正是此人在美、英帝国主义策划和配合下，联同死里逃生的另一反共将领纳苏蒂安五星上将，利用“9-30事件”发动了一次反革命军事政变。他亲自指挥和命令驻扎在雅加达的陆军战略后备队以及驻扎在西爪哇的西利万仪师团进行疯狂反扑，出动坦克、装甲车和部队包围总统府，占领电台和首都战略要地，并通过电台、电视台和报纸连篇累牍地大造舆论，进行反共宣传，煽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打倒苏加诺总统，破坏、烧毁印共总部以及总工会、农民阵线、妇女会、青年团、文化协会等左派群众组织，甚至以萧玉灿为首的印尼国籍协商会以及侨总等华裔华侨团体、大学、学校也遭到破坏、取缔或霸占，最后连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和新华社等享有外交特权的机构和驻地，都成为反华反共暴徒们的攻击目标。



这场蓄谋已久旨在推翻苏加诺总统、消灭共产党，以便完全倒向西方世界的政变，使印尼共和国顿时陷入血泊当中，数十万的印共党员，上百万的无辜工人、农民、华人，不管男女老幼，被刽子手的屠刀、枪炮杀害了，成千上万印尼人民的优秀儿女，包括像萧玉灿那样为印尼和印尼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华裔领袖、像阿南达-杜尔那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优秀作家，遭到残酷迫害和非人折磨，有的甚至被驱逐到与世隔绝、荒无人烟的荒岛囚禁和关押长达20多年，还有许多被屠杀的罹难者当中，至今连尸骨何在，都无法查寻。



印尼共和国从此山河变色；深受印尼人民和亚非人民拥护和尊敬的苏加诺总统从此被迫靠边站，最后郁愤而终；作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印尼共产党从此销声匿迹，几已全军覆没。



今天，时间虽然过去了45年，但是抹不掉世人对这场堪称20世纪最严重最恐怖最残忍的一次大屠杀的记忆，也抹不掉世人对苏哈托这个双手沾满血腥的屠夫下台前夕，为了转移印尼人民的斗争视线，于1998年5月对印尼首都雅加达、泗水、棉兰等几个大城市的华人华侨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记忆。



时间和历史证明，一切反动派都不会有好下场，剃人头者人必剃之，苏哈托的垂死挣扎并没能挽救他及其家族王朝覆亡的命运，就在98年反华大暴乱发生数天后，他终于被群情激愤的印尼人民从他看似稳如泰山的总统宝座上拉下马了，他独裁统治下苦心经营了32年的所谓“新秩序”时代终于被划上了句号。他本人最后敌不过官司和病魔缠身的困扰于2008年1月27日寿终正寝。



有关9-30事件的事实真相以及苏哈托统治印尼32年期间罄竹难书的罪行，因为有越来越多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正直的历史学家从堆积如山的文件、资料和解密档案中挖掘出来，终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事实上，苏哈托及其家族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罪行，早在他临终前，就已被告上法庭。如今，就连当年有份参与和谋划这场政变的美国大使格林，也不得不站出来承认美国及其本人在这场政变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了。



值此9-30事件45周年到来而美国现政府高调表示重返亚洲特别是东南亚之际，为了纪念在这场政变中惨遭杀害的无数印尼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了纪念在这场政变中被无辜杀害的众多为印尼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卓越贡献的华人华侨，也为了纪念那些在98年反华暴乱中孤立无援饱受凌辱和惨无人道杀害的枉死者，谨将近几年收集到的有关9-30事件和98年反华暴乱的文章和资料整理后发表于此，供对过去了45年的这场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斗争带来无可挽回的巨大影响和损失的事件，以及对苏哈托98年下台前导演的反华暴行仍然有兴趣了解和研究的读者参考，并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毋忘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



最新调查：

   美国指挥下的印尼大屠杀   

       （1965-66年）

　　　　　　　　　　　　　　　麦克·海德

                   翻译：达未、墨石

　　　　　　　　一、一九六五年政变如何发生有了新证据

　　最新的确凿证据，终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显示：美国政府在澳大利亚
和英国当局的紧密配合下，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苏哈托所策动的印度尼西亚1965年军事政变。近百万工人、农民、学生和政治活动分子在政变后惨遭屠杀。

　　《悉尼晨报》最近发表了一组有三个部分构成的连续报道，报道包括了对前
印尼政治犯的采访和美国与澳大利亚政府有关解密档案的文件摘引。这些资料表
明：西方强权曾督促印尼军方头目抓住机会，利用对印尼共产党“图谋和煽动政
变”的假指控，发动了一场二十世纪规模最大之一的对平民的大屠杀，并建立了
军事独裁政权。

　　根据大多数估计，约有五十至一百万手无寸铁的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
以及很多华裔人士被杀害，数万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文件显示，从1965年后期至1966年初期，美国和澳大利亚外交官们在给他们政府的报告中以赞许的态度披露：印尼军队和“穆斯林”组织相互合作，以枪杀、刀砍和棒殴等方式，每天至少屠杀1500名印尼共产党嫌疑分子；有时候，还把被害者的头颅割下来游街示众。

　　西方使馆对这一血洗过程所表现的欢欣鼓舞之情，反映了西方在印尼的深厚
的战略和政治利益。在政变发生前的十年中，西方大国与苏加诺总统不稳定的民
族主义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日俱增。在1957年末，以及在1964年至65年期间，到处是工人罢工、农民占领农场。对这类始而威胁荷兰继而威胁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公司和农场利益的工人农民群众运动，苏加诺几乎无法遏制。至1965年，苏加诺在军队头目、穆斯林组织和印尼共产党三者间维持着脆弱不定的平衡关系。而当时印尼共产党约有三百万之众，是继中国和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

　　美国一面断绝对苏加诺的外援，一面与印尼军队发展关系。从五十年代中期
起，美国就开始对印尼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为推翻或罢黜苏加诺的行动作准备
。第一次军事政变图谋发生于1956年，当时印尼军队的副总参谋长朱尔基夫利·
鲁比斯企图控制雅加达并推翻政府。在此之后的第二个月就接着发生了在苏门答
腊中部和北部的地方性军事叛变。在整个1957年至1958年期间，在储油丰富的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美国中央情报局鼓动了一连串的分离主义右翼叛乱。在这些地区，美国的加德士等石油公司都有巨额投资。然后在1959年和1965年之间，美国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六千四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印尼丰饶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拥有数家在世界上都可以称雄的石油和橡胶
生产基地），充足的人口资源，以及扼守着欧亚通道的三千个岛屿，这一切，都
使美国及其盟国觉得重大利益之所在。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洲，毛泽东
的军队1949年在中国取得的胜利，紧接着是胡志明在北越的胜利；自四十年代后期起，从印度支那到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起义暴动风起云涌。在讨伐这些如火如荼的反帝斗争过程中，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大国不能不把这一岛屿之国视作性命悠关的捕猎对象。

　　在印尼政变发生前的几个月中，由（美国）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任总统的美国政府急剧地增加了对越南的干预，派出数十万计的军队，对北越开始进行饱和性的狂轰滥炸。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则正和苏加诺政权发生军事冲突，苏加诺当时反对由英国幕后支持的、囊括进了印尼婆罗洲岛关键部分的马来西亚的建国。

　　《悉尼晨报》第一部分连载之主要内容，取材于对前少校警卫官邦库斯的采
访，以及前中校阿卜杜尔·拉蒂夫较早时发表的声明。他俩都是因为参与所谓由
印尼共产党唆使的1965年9月30日的军事暴动而锒铛入狱的。他们显然是作为九·三O事件仅剩的幸存者，刚于今年三月份被释放，其它数百人则惨遭酷刑拷打和处决。

　　他二人的证词完全打碎了苏哈托有关政变的官方版本－－即他和他的将军们是为了对付一次夺权行动，而这个行动是被印尼共产党通过其军中支持者唆使做出的。按这种官方的说法－－直到去年还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在所有印尼电
视台年年加以播放－－是一些受到印尼共产党鼓动的军官，于9月30日之夜围捕了该国六名最高级将领，不仅惨无人道地杀害了他们，还令人发指地肢解了被害者的躯体。这一官方授意的故事坚称：全靠第二天苏哈托将军英勇无畏的干预壮举和对雅加达的控制，政变才被挫败，国家才从共产主义的“妖孽”中被拯救。

　　根据邦库斯和拉蒂夫的声明，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实际上是由苏哈
托一手策划的军内权力斗争，并被他用来作为清洗印尼共产党的口实。

　　在9月30日之夜，身为印尼总统警卫成员的邦库斯作为七支行动队伍的参与人之一，接到命令去击毙或绑架那些高级将领。在一次战斗部署时，他们的指挥官都尔·阿里夫告诉他们：这七名高级将领已经组建了一个“将军委员会”，意在策划推翻当时的苏加诺总统。

　　在1965年9月，印度尼西亚的局势是一触即发，谣言四起；到处盛传：军队正准备通过新建立的“将军委员会”，再一次向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发动进攻。

　　然而，针对将军们的“九·三○”行动有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按命令去
其家中逮捕国防部长A.H.纳苏蒂安的行动队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居然让这位与美国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过从最密的将军脱险而走。第二，为何没有派出一个人，去逮捕当时身为战略后备军司令的苏哈托？十月一日，在纳苏蒂安的支持下，苏哈托能够迅速调动起足够的兵力控制雅加达，进而控制了全国。

　　邦库斯在当时事件中只是一名低级的军官，他坚称对他下达命令的上级军官
与印尼共产党毫无关系。他和其他参与刺杀行动的总统警卫队成员纯粹是执行命
令。依他所见，是苏哈托精心策划指挥了“九·三○”事件，并将其作为在印尼
清除所有左翼运动的一种手段。他的观点得到了拉蒂夫的印证，后者在出狱后披
露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他指出：在刺杀发生前，他向苏哈托亲自报告了有关
政变的计划。“苏哈托知道得很清楚，在9月30日那天，这七名将军会被带到苏加诺跟前。”

　　拉蒂夫说，当他去军方医院向正同其患病的孩子汤米呆在一起的苏哈托报告
针对七名将军的蓄谋行动时，苏哈托显得无动于衷。“我相信苏哈托是借这个机
会逮捕那些将军们并嫁祸于共产党，同时攫取大权。”

　　拉蒂夫还指出有一个文件，证实英美两国参与了七名将军欲从苏加诺手中夺
权的密谋。“逮捕这些将军们的计划和一个‘将军委员会’的有关，这个委员会
的存在是被一个泄露的英国使馆文件所第一次揭露，这个委员会据说要监督苏加
诺的政策。这份文件是英国大使安德鲁·吉尔克里斯特爵士的一封信，其中还显
示英国还在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

　　有关9月30日至10月1日事件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是疑问。我们不清楚，苏哈托对将军们被谋杀之事仅仅是听任其发生呢，还是参与了策划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及英国对苏哈托行动的参与也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导致印尼政变的全部档案资料至今还没有一件被公布于世。但是苏哈托在10月1日采取行动之迅速，可以支持这样的结论：他是在美国特工人员的默契配合之下，策划了全部行动，以清除其对手、并以此作为反对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的口实。

　　最后一点是，印尼共产党蓄谋推翻苏加诺的可能性很小；该党以联盟关系加
入了苏加诺所领导的包括军方和穆斯林首领在内的联合政府。为了恪守斯大林主
义原则，与苏加诺及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印尼共产党领导人三番五次地
帮助平息了工人农民的反抗斗争。按照“两步走”的理论，他们坚持认为：在印
尼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阶段才能逐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甚至在将军们
的密谋政变的迹象日显明显的时候，他们仍然敦促他们的追随者要对军队的“亲
人民倾向”保持信心。另外在事变过程中，印尼共产党对其成员众多的党员，及
其工会、学生、妇女和农民运动组织，都未进行任何动员。在随后的大屠杀中，
没有出现由印尼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迹象。苏加诺通过与苏哈托的合作，把名义性
的总统头衔保持到了1967年。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参与触发1965-1966年事件并从中渔利的最新证据，
对主要资本主义大国所谓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关怀”，提供了批评性的教训。西
方大国随时准备策划并支持大规模的屠杀和镇压，以追求它们在印尼或其它地方
的经济与战略目标。

　　　　　　　　　二、华盛顿要求军人政府上台

　　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有关文件表明：苏哈托和他的同僚们在1965年10月1日攫取大权后，就在美国领导人的敦促下，使用军队和“穆斯林”行刑队屠杀了数万名工人、学生和农民。

　　《悉尼晨报》在介绍这些文件时指出，“美国和澳大利亚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实际上，这些档案表明，美国当局及其
合作小伙伴澳大利亚政府在其中担当了积极的角色。

　　首先，文件显示美国官员与印尼军方有着长期的密切关系。他们力主苏哈托
军人集团斩尽杀绝印尼共产党，并要求建立军人独裁统治。

　　在1965年10月至1966年2月，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从雅加达向华盛顿发送了大量电报；收件人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他的助手。格林于印尼政变前夕抵达雅加达。民主党政府的约翰逊总统根据格林所具有的这类特定经验，选中他为驻印尼大使。在格林早年在南韩任全权代办任内，全斗焕发动了政变，开始了长达30年之久的由美国支撑的军人统治。在此之后，格林被调到澳大利亚任职，直至1975年威特伦劳动党政府的垮台。

　　格林及其他美国高级同僚参与1965年至1966年大屠杀行动，部分已经记录在档。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90年承认，他们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尼共产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处决名单。1990年5月2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国家新闻社的一个报告，其中援引格林以下的一段话以证实他扮演的角色：“我知道我们比印尼人拥有更多的有关印尼共产党的情报……美国供给的情报质量高于他们所掌握的一切资料。”

　　这一黑名单是由原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分局主任、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
廉姆·科尔比于1962年之后督促拟订的。科尔比这一做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印尼。他在1990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把对印尼共产党的情报收集工作与他在越南所指挥的臭名昭著的“菲尼克斯”计划作了比较。在后一计划中，有两万名越南全国解放阵线的成员和支持者被列入刺杀对象名单。

　　根据《悉尼晨报》此一报道的作者玛丽安·威尔金森，最新文件包括了美国
有关大屠杀的前“绝密级”和“机密级”纪录，这些材料是由华盛顿的研究者约
翰·凯利为制作一部过时的纪录片而收集的，它们已经被收进最近的解密文件中
。还包括由美国律师凯茜·卡登于1990年得到的美国杀人名单纪录。

　　但在这些最新资料中，没有一件是有关苏哈托发动政变前的准备阶段的。但
资料显示：这些政变发生仅四天之后，格林就表示希望军方能够利用1965年9月30日六名将军被杀的机会，指控印尼共产党阴谋夺权并控制印尼。

　　尽管格林说对印尼共产党对事件的参与的“并不确定”，他于1965年10月5日发给华盛顿的电信中，仍强调军队必须行动果敢：“不管是何背景……军队控制着局势，它拥有诸如报纸、电台、电视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它还掌握了六名高级将领被杀的原因；如果军队想利用这一点的话就可以加以利用。它已经开始这样做……除了共产党和他们的随从，穆斯林团体和其它人都站在军队一边……”

　　“如果行动神速的话，军队现在具有击败印尼共产党的大好时机……被害将
军尸体的发现，使上述汹汹势头达到了高峰。总而言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

　　格林指出：华盛顿期待印尼军队废黜苏加诺总统的夙愿终于可以开花结果了
：“尽管有种种不如人意之处，我们相信军队会把最近的事件归罪于印尼共产党
及其盟友。虽然尚不能断定其终局，使印尼摆脱苏加诺影响力的痛苦过程，看来
似乎已经开始……”

　　他建议华盛顿“当权力斗争公开化之时，应避免公开的卷入……然而，要明
确地向军队中的关键人物－－纳苏蒂安和苏哈托表明：我们希望尽可能地伸手帮助……广泛传播有关印尼共产党罪责、阴谋和暴行的故事（如果我们可以找到某种方式不暴露这一宣传纯粹或大部分是出于美国所下功夫的话，这也许是目前能够给予印尼军方最急需最有效的援助）。”

　　两天后，格林警告华盛顿他担心军队也许走得不够远，“军方抗拒苏加诺的
决心仍然很不清楚，”他写道。然而在他汇报军队专门对付劳工阶级的行动时，
却称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令人鼓舞的迹象：“军队横扫了下层阶级居住的雅加达郊
区，围捕了在9月30日暴力事件中表现积极的共产党准军事分子。”

　　在此之后的10月8日，格林变得更为乐观！“在印尼的多少年以来，共产党第一次抱头鼠窜了，”他发电说。其中让他最为鼓舞的是：“印尼共产党的组织机
构分崩离析，党的文件四处散失。今天雅加达印尼共产党总部的被焚烧，使这一
情况达到了顶点。”

　　至10月13日，格林可以放心报告大清洗正在取得进展：“反共行动继续不断升级。今天的战果包括关闭亲共的大学校园，取缔左翼学生组织，对印尼共产党据点发动更多的攻击……青年团体捣毁了第二家印尼共产党的书店。”

　　两天以后，格林就与军方首脑和穆斯林政治领导人的会谈情况汇报说：“军
方和穆斯林方面与使馆人员讨论了他们希望军队遵循的下一步战略。他们期待军
队发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不仅针对印尼共产党，而且是整个共产党和苏加诺的
派系。”

　　同一天，他还急不可待地发送了大规模屠杀已经开始的绝密报告：“尽管苏
班德里奥（苏加诺的外交部长）企图阻止，军队已经处决了74名与政变企图有关的共产党人。”

　　格林决计要使反共屠杀越演越烈。他要求向美国情报机构转发了一个强调需
要更多的反共煽动的电报。“在所有的媒介中，通过暗示和重复那几样事实，把
这些恐怖和惨剧与北京当局及北京牌号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对那些将军们
的残暴屠杀和残肢行为与在南越对付村长们的类似暴行相联系。”

　　苏门答腊建有很多工业和石油项目。10月18日，格林就该地由军队支持的穆斯林青年团体所搞的反共反华裔大屠杀，呈送了一份绘声绘色的报告。“穆斯林开始在棉兰和其它苏门答腊北方城市袭击华裔共党分子。商店被焚烧，家居被捣毁，华人被殴打。美国领事看到在棉兰和巴拉望（巨港）的华人居住区火光冲天。穆斯林在行动中，显然并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两天后格林又以赞许的口气发电说：“在雅加达据说有数千印尼共产党干部
被逮捕，……其中有数百人被处决”。但他坚持军方应该再接再励，去完成他所
称之为的“关键性任务”。“迄今为止，印尼共产党的基本潜在力量似乎仍旧基
本完好无损，如果其地位得到政府承认以及军队的镇压就此中止的话，就纯粹的
组织机能而言，它仍然有能力迅速地恢复并卷土重来。”

　　“不管怎么说，军队在摧毁印尼共产党方面不遗余力，对军方执行这些关键
性任务时所表现的坚定性和组织性，我的敬意与日俱增。”

　　10月23日，格林对军方减弱其行动再次表示关切。但四天之后，他说他再次感到鼓舞，根据美国使馆武官威利斯·艾塞尔在玩高尔夫球时从一名印尼高级军官那儿得到的消息：“我们很快就能听到处决那些有名人物的报道，而苏加诺可能会请求从宽发落这些人。”

　　美国使馆同军方的密切联系，可以从同一天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电报中得到证
实。电报内容来自东爪哇军队司令那里，说到“他将会对印尼共产党开始大规模
的逮捕镇压……”

　　从华盛顿发给格林及其同伴的电文似乎显得异常稀少－－这些与格林所发电报方向相反的电报流通，也许能揭示出更多的真相。10月29日，一封来自国务院的电报上印有“行动”一词，清楚地显示约翰逊政府要求建立一个军人独裁体制，并随时准备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

　　这一电报指出华盛顿正在拟订其对印尼政策，并希望看到一个军人政权：“
或早或迟……军方首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唯一能够在印尼建立
秩序的力量。不管有无苏加诺的参与，他们必须出面组建一个军人的或军人文职
结合的临时政府。

　　它督促美国使馆告诉印尼军方：“在将临的几天、几周或几个月之内，我们
在影响人民和事件发展方面，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机会……也许会需要轻型的武
器装备来对付印尼共产党……当事件继续发展，军方会发现需要组织大规模的军
事行动以对付印尼共产党，我们必须为这种可能作好准备……当然，我们应该同
英国、澳大利亚和其它方面进行协商。”

　　在同一天，格林乐观地报告说军官们和穆斯林极端分子已经大局在握。“阿
塔吉省的穆斯林狂热分子显然已经使绝大部分的印尼共产党组织陷入瘫痪之中。
阿塔吉人把印尼共党分子被砍掉的头颅在街上高悬示众。”

　　在另一个苏门答腊的省份中，一名美国使馆人员描绘了军方和“穆斯林”对
至关重要的加里得克斯石油部门的工会成员所采取的恐怖行动：“穆斯林在军方
的赞同下捣毁了该城共党机构，并关闭了共党在农村的活动据点。军队袭击了印
尼共党头目的住所，并通知加里得克斯公司的经理层，他们将于10月29日逮捕共党在蓬邦的石油工会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构成了该省共党组织结构中的核心部分。”

　　在经过了一个月大血洗之后的11月4日，格林对军队所起作用深感满意。“军
队在对付共产党方面的表现是一流水平的。现有各种迹象表明：他们代表了印尼
正在崛起的权威……马上就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共党基础深厚的地区牢固地建
立控制并进行安抚，特别是在爪哇中部地区，以及对付共党的破坏和恐怖行为。
穆斯林和基督教青年团体之间，以及在军队和其它方面，也可能发生流血冲突。
医药和其它方面的援助将会变得现实而紧迫。”

　　11月12日，格林依据从雅加达警方情报主任那里得来的机密消息向上汇报道：“在军队的支持下，爪哇东部和中部的民间反共组织每夜都处决50至100名印尼共党分子。”另一份类似报告出自驻港口城市苏拉巴亚（泗水）的美国领事特德·海维纳之手。他写道：军队利用穆斯林的人力借刀杀人。

　　在新年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格林的使馆人员都在估（计）核（对）死伤数字。中央情报局报告说：“在苏门答腊北部、爪哇岛东部和中部以及巴厘岛，针对印尼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大屠杀仍在继续。”格林的副手则根据一个友好大国的情报来源作出估算：“作为对9月30日事件后果的评估结果，使馆的计算和另一个保密来源的计算一致认为：总计被杀人数是约40万人。”然而电报补充说，真正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多。

　　又一年的杀戮和恐怖统治开始了，这时美国及其在伦敦和堪培拉的盟友所作
的种种努力尚未完全如愿以偿。直到1967年3月，苏加诺的总统职位被正式移交给苏哈托，才给所谓的“新秩序”体制宣告成立铺平了道路。

　　　　　　　三、澳大利亚政府对印尼事件的参与

　　在堪培拉澳大利亚档案馆内一直是保密的文件表明：澳大利亚政府（那时是
由自由党总理罗伯特·门齐斯爵士执政）和澳大利亚军方、情报机关和外交部门
深深地参与了1965-1966年苏哈托发动的印尼政变。

　　文件核实：澳大利亚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美国的角色一样积极，只是规模稍
小而已。澳大利亚军方为参加屠杀的印尼军队提供过训练，而且在1965-1966年，
门齐斯政府及其官员和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有关部门极其密切地互通情报、报告
和事态评估。

　　此外，有关纪录表明：从驻雅加达的澳大利亚使馆发出的电报，和从美国大
使馆发出的电报的每词每句都一模一样，都坚持认为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将领们
必须残酷无情地镇压支持印尼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印尼产业工人。

　　这也不是什么“无区别的屠杀”。文件指出了美、英、澳等国政府都具有的
一个共同观点，即在印度尼西亚建立起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对于支持在越南、老
挝、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进行的扑灭反帝斗争的全局战争具有关键作用。

　　1965年在印尼政变之前，门齐斯政府向婆罗洲（即北加里曼丹）和南越都派出了军队。一月份，澳大利亚政府同意在婆罗洲部署一个野战营和一个上百人组成的特种部队，去和苏加诺政府为抵抗英国支持的马来西亚建国而动员起来的军队作战。策划中的马来西亚国土，包括了自然资源丰富的英国的殖民地沙巴和沙捞越。四月份，门齐斯内阁首次派出一个步兵营的军队去帮助美军侵略越南。

　　《悉尼晨报》发表的文件只是间接地和澳大利亚政府参与美国部署印尼政变
的情况有关。目前霍华德政府仍旧禁止人们查阅有关印尼事件的上百页档案。毫
无疑问，公开了的文件，都是最无关紧要的。

　　然而，即使是这些，也已经相当确凿了。它表明：于1965年10月5日，即苏哈托夺权的仅四天后，澳大利亚驻雅加达大使米克·山使用了和美国大使格林一模一样的语言欢呼苏哈托的政变。山向堪培拉报告说：印尼军队对付共产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山甚至比美国人还强烈地要求印尼将领们坚决行动。

　　美国方面的文件表明，美国和澳大利亚官员于10月17日在华盛顿商议印尼局势以及印尼军方的策略。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备忘录表明：美国助理国务卿麦克乔治·邦迪会唔了澳大利亚外务部主任詹姆斯·普林索尔和澳大利亚驻美大使基斯·沃勒，他们就印尼军方的意图交换了意见。

　　美方文件还显示，在10月底，美国约翰逊政府决定苏哈托必须建立军人政府时，曾向门齐斯政府和英国政府咨询。

　　11月份，澳大利亚大使馆骄傲地报告：一次大屠杀行动是由澳大利亚训练的军官进行的。萨尔沃·艾迪上校是1964年从澳大利亚军官学院经过十八个月的培训后毕业的。1965年11月10日，他在毕业仅一年之后，指挥着400名特种部队士兵扫荡爪哇中部。在一个村庄附近，遇到了一个人数为一百到二百的人群，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报告中说，这群人向军队呼喊“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手中拿着竹茅、刀子和一两支枪。军队向人群头顶开枪后仍无法阻止这群人，便向人群射击，打死七人，打伤十七人。

　　印尼大屠杀发生的同时，门齐斯政府及其外务部力图对澳大利亚电台的对印
尼广播实行控制和新闻检查，以保证“毫不伤害苏哈托总统”。

　　11月5日，印尼军队出于对门齐斯政府的信任，向堪培拉发出一个信息，请求澳大利亚电台播出一条不利于印尼外长苏班德里奥的新闻。这个信息还说：“报道千万不要暗示：军队及其支持者是亲西方的或右翼的”。在当时的那个阶段，印尼群众中的反殖情绪仍十分高涨，印尼军队将领们仍不敢公开地和他们的西方主子站在一起。

　　1965-1966年事件暴露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和军事体制的真实面目。为了敷衍公众，政府领导人唱着“民主价值”的高调，而真实的纪录是：只要需要，他们就
推行和支持军事暴力，以及媒体操纵。

　　澳大利亚政府对印尼大屠杀的参与不是什么已经过去的事，也不是一个意外
错误。代表澳大利亚参与印尼政变的主要人物，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全部得到了
奖赏。当时的澳大利亚外务部长保罗·哈斯拉克后来被封为爵士，并成为澳大利
亚总督。另一个外务部重要官员戴维·黑，也被封爵士，并于1967-1970年被任命
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督。

至于澳大利亚工党，它在1965-1966年期间在野，同样支持印尼的大屠杀。于90年代初任首相的保罗·基定为此作了最好了总结，他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从骨灰上三起三落的印尼共产党

—— 印尼共产党简史

作者：克雷-鲍文(Craig Bowen)

                                                                                 

                         译者：詹特拉



译者的话：

    印尼共产党创立于1920年5月23日，比中共早一年又一个多月，比马共早了近十年。如本小册子的题目所示，印共在其历史上曾经历从骨灰上的三起三落，尤其是1965年9-30事件那次，惨遭以苏哈托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摧残，最为惨重，几乎到了难于复苏的地步:党的最高领袖（包括艾迪主席）被杀，数十万党员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支持者也没能躲过屠夫们的刀枪，一个号称拥有三百万党员和两千万支持者，在世界上仅次于中苏两大党的第三大党，为什么毫无抵抗就在一夜间轰然倒下？印共历史的三起三落，尤其是第三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什么影响，特别是在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和组织建设、党的斗争路线和方针方面，对前殖民地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参考和借鉴?这是国际上许多严肃的历史学者至今仍然很有兴趣思考和研究的主题。



   抱着这个目的，译者试图把这本从用语、观点、立场和方法来看，显然是另类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翻译出来，给对印共斗争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多一种阅读选择。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思是，真正的革命者不怕借助别人的批评和帮助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需要说明的是，本译文对原文略有删节，主要是删除了带较强烈派系色彩具有争议性的评述。



                          引    言

   

二十五年前，印尼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很有志气和抱负的革命政党，拥有350万名党员。之后六个月，它实际上就被消灭了，有上百万人民被杀害。但是，这不是印共（PKI）第一次被粉碎。印共在五十年的时间内曾三次崛起，三次被粉碎，而最为恐怖和最为悲惨的一次，就是紧接着1965年9月30日事件而来的那一次。



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本小册子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为此，将聚焦于印共整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些基本主题和理论问题。



不过，这样写不仅仅是因为对历史的爱好而已。我们相信，印尼的教训在当今所有的前殖民地世界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印共面对的理论问题，跟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积极分子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本小册子正是针对那些认真的积极分子而写的。



本小册子只能算是对于印共极其丰富的历史的一个介绍而已。同时，有关这个题目的书相当多（其中一些非常糟糕），据我们所知，自三十年前有了印共领袖艾地写的“正史”以来，印共的历史尚未曾浓缩成小册子形式出现。



这将会是对印共历史的一次非常严谨认真的审视，不过，必须指出，尽管有各种批评，很明显的是，五十多年来，印共把印尼社会几代尖子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里。印共被消灭的消息，是对整个国际劳工运动一次可怕的打击。



二十五年来，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报纸拍打着自己的胸膛，天天大肆吹嘘：“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信息。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获胜的空话满天飞，阶级斗争的势头一直没有减弱，特别是在前殖民地世界。本小册子在现在出版，也许是适逢其时，如今，劳工运动的领袖们在国际上实际上正和资本家一起垂头丧气地为马克思主义高唱丧歌。



我们的分析恰恰相反。



在印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曾经是贯穿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历史的支柱。而且，任何屠杀，任何拷打，任何监禁以及任何镇压，都不能消灭思想。



   尤有甚者，正如印尼新一代积极分子知道的那样，革命从来不曾也从来不能在座谈俱乐部的围墙内取得成功。政治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不是鉴于其自身的价值。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是行动的指南。正如一位勇敢的死在波文蒂古(Boven Digul，此处为荷兰殖民统治时代关押和放逐印尼政治犯的集中营和流放地，位于新几内亚岛，今之西伊里安——译者)的印共元老阿里尔汉姆（Aliarcham）所说的：“一面学习，一面斗争：不学习就不可能去斗争！”



   我们完全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但远远没有死亡，而且将再次成为印尼强大的劳工运动背后的推动力，当它又一次从骨灰上崛起之时。



   它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1990年9月





早 年 时 期

   

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自一个与众不同的源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1918年——译者），造反之风吹袭整个爪哇（Jawa）。荷兰殖民主义者处在四面楚歌当中。远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列宁写道：“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进展是，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es ，印尼在旧殖民时代的名称）的革命民主运动到处蔓延……政党和工会正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在建立。政府正在禁止它们，因而只能煽起愤懑情绪和加速运动的发展。”



   荷兰殖民主义是非常残酷的。一位美国的来访者写道：“一位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波尼西亚指中太平洋的岛群，主要包括夏威夷群岛、萨摩亚群岛、汤加群岛和社会群岛等——译者）被流放到普通的爪哇人活动的一个地点时，将会立即虔诚地相信，这就是传教士曾告诉他的关于地狱的最坏的事情。”对印尼大众的剥削是如此之深重，以致19世纪荷兰社会资本大部分资金的形成，是靠吮吸印尼的财富得来的。然而，印尼人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在下降。



   一位自己曾经当过种植园主的作家这样描绘爪哇的契约劳工：“他们可能不会逃离自己的工作，因为这样做受到他们的契约禁止，而这些契约是那些愚昧无知同时受误导的苦力们在爪哇某处签订的……他们是在从事强迫劳动，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奴隶。这些苦力们由早到晚艰难地、辛劳地弯着腰工作；他们深陷于发出阵阵恶臭味的沼泽地，而贪婪成性的水蛭们则在吮吸着他们稀薄的血液，传播疟疾病的蚊子们也在毒害着他们病弱之躯。但他们不能逃走，因为他们被契约捆绑住。公司的打手、守卫和警察们，这些非常有力气而且像野兽般残暴的大力士们，将会追捕到那些逃跑者。而当他们抓到他时，少不了给他一顿毒打，并把他关押起来，因为契约把他捆绑死了。”



   爪哇的第一条公路也是在荷兰总督丹德尔斯（Daendels）的指挥下，利用强迫劳工修建的，那些不能按时完成他们获分派路段配额的劳工立即被吊死。但是，最岂有此理的是，这条公路“只准欧洲人专用。两旁的泥巴路则是提供给‘土著’的！”（注1）



   然而，对这种情况非但没有逆来顺受，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都发生反荷起义，至于爪哇岛以外的地方，荷兰直到进入20世纪许久之后，才完成对它的直接控制。莱佛士这个英国殖民主义者曾评论说：“自从欧洲人到来之后，他们（爪哇人）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企图重获自己的独立。”不过，各种叛乱总是仅仅在地方或区域层面发生。



   1911年，印尼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伊斯兰协会（Sarekat Islam）成立了。它原本是为了保护爪哇峇迪（batik，一种印花布——译者）商人在与印尼华商竞争时的利益而成立的，随后它在乌玛尔-赛伊德-佐格罗阿米诺多（Umar Said Tjokroaminoto）领导下，很快就变成一个由城市商业阶层扩散到城镇贫苦居民，并深入到乡村地区的不满情绪聚焦点。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位原荷兰铁路工会负责人Henk Sneevliet，因为在荷兰上了黑名单，跑来印尼找工作。在他的推动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Indonesia Social Democratic Association，简称ISDV ）于1914年成立。它的会员人数从原来的60人在次年就增加到85人，而且，他们还开始出版报纸，不过是用荷文出版，因为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绝大部分会员都是荷兰人，而且，尽管实际情况显示，贫穷在加剧，他们无法扩展影响至印尼的老百姓。



   这时候，与其说是政党不如说是一个社团的伊斯兰协会，相比之下，却拥有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于是，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工作向这个社团倾斜，而印尼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这个源头吸收过来的。



   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是一位名叫司马温（Semaun）的年轻铁路工人，他在17岁时就担任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泗水（Surabaya）分部的副主席，1917年又担任第一张印尼文社会主义报纸《自由之声》（Soera Merdika—原文如此，英文是The Free Voice——译者注）的一位编辑。



   1917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这一年，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内的保守分子由于Sneevliet在党报上写了一篇庆祝俄国二月革命的文章而分裂出去。这篇文章声称：“荷兰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统治将步沙皇的后尘，只要印尼人下定决心去抗争的话。”



   政府立即开始对Sneevliet提出控告，并且企图禁止有关起义的议论，它不可避免地产生反效果，要不了多久每个人都在谈论俄国革命了。



   在Sneevliet候审的同时，保守派控制的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之Jakarta雅加达—译者）分部发表了一份声明，声称“我们应该反对那些置本地居民群体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需要的团结于不顾的人，通过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在内部挑起不和。”



   其时，伊斯兰协会也陷入混乱状态之中。司马温已经迁移到三宝垄（Semarang）。在这里，他在创建强大的伊斯兰协会分会的工作中起着关键作用。该分会对伊斯兰协会领导层越来越多地作出公开批评。到了1917年代表大会时，佐格罗阿米诺多和其它伊斯兰协会的领导人要求断绝与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一切联系，但是，作为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势力中心的伊斯兰协会三宝垄分会却获得其它分会的有力支持。



   结果，伊斯兰协会不但没有把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除名，反而被迫发表了一篇声明强调指出:如果“议会行动证明是没有效果的话，伊斯兰协会将毫不犹疑地起来造反。此外，大会还谴责外国‘罪恶’的资本主义，要求有政治组织结社自由，根本上改善劳动和土地的立法，实施免费的公费教育。”（注2）



   这样一来，伊斯兰协会就由六年前的一个保护商人（利益）的同业公会，以及仅仅在四年前还宣称它无条件效忠于荷兰政府的组织，变成朝着革命方向迅猛前进的一个群众团体（组织）。



   不过，布尔什维克领导的1917年10月革命，是当年所有事件中具有最重大影响力的。它发出了震撼全世界的电击般的刺激。然而，它尤其鼓舞了印尼的革命者，因为别人老是告诉他们说，印尼太落后了，它没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足以夺取政权，而且事实上，它还受“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各种因素都阙如”的困扰。可是如今，俄国，这个落后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夺取了政权！



   在布尔什维克的鼓舞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开始组织士兵和海员苏维埃（委员会），而且在三个月内，就成立了一个拥有3000名会员名为赤卫队的组织。



   另一方面，经济情况继续恶化，实际收入由1914至1924年连续不断下降，一种“普遍焦躁不安”情绪到处扩散。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把相当多的注意力都用于伊斯兰协会的工作上，它的地位和影响力稳步地获得进展。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达尔梭诺（Darsono）成了伊斯兰协会的正式宣传工作者，司马温则成了伊斯兰协会负责西爪哇（工作）的专员。



   到了1919年的伊斯兰协会大会，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影响力已强大到不容置疑的了。他们的报章在报道这次大会时声称：“……斗争矛头已经是直接指向资本主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少数人对于‘罪恶的资本主义’,一种基于对社会主义某种误解而产生的概念组合作出攻击。”



   但是，潮流开始转向。在革命者当中都抱着这样的看法，俄国革命只不过是将会横扫整个欧洲，包括荷兰在内的一系列革命中的第一个罢了，而它反过来将会贯穿印尼的运动。然而，欧洲的运动被打败了（原因我们稍后再谈），与此同时，印尼的赤卫队队员和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被监禁，荷兰人革命者遭到驱逐。



作为商业资产阶级的穆斯林利益集团在伊斯兰协会内持续失去地盘，于是它们开始进行重组，其结果是闹得分道扬镳。在短短几年内，伊斯兰协会就垮掉了。



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通过在伊斯兰协会的工作，使自己由一个几乎与印尼大众毫无联系的荷兰侨民小团体变成在许多地区实际上领导人民大众的由印尼人占压倒性多数的组织。



   不过，当伊斯兰协会倒下来的同时，印尼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尚未结束。1920年，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改名为印尼共产党(Partai Komunis Indonesia，简称PKI)之后，它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产党，而且，尽管人数很少，它在1920年代，在公众支持度方面远远超过印尼任何政党。



   1920年代初，印共领导了许多重大的工潮，特别是1922年当铺工人的罢工和1923年铁路工人的罢工。这些罢工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却进一步吓怕了荷兰当局，转而加强了对印共活动的镇压。印共一些很有才干的领导人，如丹马拉卡（Tan Malaka）、伯斯马（Bergsma）和司马温被驱逐出印尼，Sneevliet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而且接踵而来的还有很多。



   也正是大约在这个时期，党放弃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方式，反而作出决定，地方单位不用知会党的总部就可以独立行动，“只要它的决定符合印共的党章和规章制度”。（注3）



   在这种日益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试图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基础上组织一个革命的政党，无异于一种灾难因素，尤其是考虑到党相对来说缺乏经验，党的干部频繁地遭到逮捕、监禁和驱逐。（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在一开始作出这项决定时就发挥重大作用。）



   1925年中，由于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罢工行动开始再度发生。它们全都是未经工会同意自发进行的，而且全都是小规模的，大部分都不成功。接着，在三宝垄开始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行动。随后，棉兰和巴达维亚的工潮以及泗水近似总罢工的工潮接踵而来。镇压行动加强了。集会权利在凡是有印共存在的地区被禁止了。挫败感和绝望情绪，尤其是在那些剩下的没有经验的领袖们当中扩散。于是，决定在第二年组织一次起义。



   “可是，到那时候，一向作为主要革命推动力的爪哇工人组织，由于工潮的失败，正处于一种崩溃瘫痪的状态。在某些地区成立了秘密恐怖组织，但是中央对它的控制很少或等于零，因为中央的想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它如今被禁的出版物来传达。地区党组织内部发生了争执，甚至于小单位向分部领导闹独立性的现象日增。”（注4）



   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的是，党的领导层本身在起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起义准备阶段，有些领导人出巡到分部时表明赞成，其他则表明反对这个想法。这个组织很明显地陷入了混乱状态。（注5）



   所以，当这些起义出现时都遭到彻底失败了。尽管造反的情绪确实存在，爪哇的运动还是很快就被镇压下去，除了万丹(Banten)的抵抗一直持续到1926年底，而苏门答腊（Sumatera）的起义直到1927年初才开始，而且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万三千人被捕，而在被捕者当中有数目不明的人被处决。数以千计被监禁，一千三百人被流放到令人恐怖和传播疟疾的蚊子大量滋生的位于西巴布亚（West Papua，即今之西伊里安）的波文蒂古集中营。



   印尼的共产党人的公开活动的第一阶段就这样结束了。





                     地 下 和 独 立 时 期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一阶段起，民族主义才成为斗争的重点，而民族主义运动也随之兴起。



   事实上，所有资产阶级评论员中最精明的Ruth McVey曾指出，当时的印尼共产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的欧洲一种特殊现象，而不是他们的年代的印尼存在的严重问题……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实现独立，而且是为了实行激烈的社会改革，这种概念不局限于党中央领导层内的左派教条分子，它是印共受大众欢迎的诉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诉求的力量表现在这一事实，即对手们宁可在几乎所有问题上攻击印共，除了共产主义本身。”（注6）



   整个运动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精神上已经陷入倒退的状态。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件以及随后反过来在印尼内部本身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重要的。



   全世界的革命者曾期望，俄国革命能成为一系列革命中第一个至少会使欧洲若干革命时机无疑已成熟的主要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革命。然而，由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基本上站到“他们自己的”资本家阶级一边，而且由于那里年轻的革命政党还没有发展起来成为战胜这种情况的力量，这些国家的革命失败了。



   在中国，共产国际曾命令中国共产党根据据说是基于印尼经验的战略，与（中国）国民党，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合作。但是，在这里存在着极其重要的区别。印尼共产党人并没有掩盖自己的纲领，而是相反，高声地宣布它。



   相比之下，“共产国际领导层命令中国共产党人牺牲自己的纲领去迎合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纲领的需要……解散自己的独立报刊，甚至把自己党员的一份名单呈交给了国民党领导层。”（注7）其结果，中国共产党遭到一次惨重的失败，成千上万的工人被杀害，成为1965年印尼发生的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大屠杀的预演。



   “印共历史第一阶段的结束，给印尼共产党人的活动领域带来转变。印尼本身如今只是舞台上一个很小的角色。直至1935年，在那里（印尼）并没有出现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其时，居住在莫斯科的一位印共流亡领袖慕梭返回到印尼，成立‘非法的印共’。不过，共产党人远为重要的一个活动中心则在荷兰，许多未来的印尼共和国领袖那时候作为学生正在那里生活。”(注8)



   好多年来，在荷兰就已存在一个名叫印尼协会（Perhimpunan Indonesia）的民族主义组织，而那些在国外的学生正是参加这个组织。在同一时期，印尼自己内部无数的民族主义组织，包括印尼国民党（或译为印尼民族党，PNI）、印尼党（Partindo）和印尼运动（Gerindo）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而印共党员尤其在印尼运动（Gerindo）内进行活动。在这一时期，在工会内的工作也继续保持。



   经济大萧条对印尼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因为税赋增加以应付危机——1926-1932年税赋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四，农民们被迫典当自己的土地。正如一位右翼作家JM Van Der Kroef说的：“那种无产阶级化过程，长远来说只能加强共产党的吸引力，而1930年代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大的突发事件能被认为是（印共）所制造……毫无疑问，印尼社会日益广泛的政治觉醒在晚些日子已随时可以加以利用。1933年荷兰水兵在七省号（Zeven Provincien）海军舰艇上发生短暂哗变，夺取了舰艇的指挥权，并企图把舰艇驶往俄国的一个港口，直到荷兰的海军战机对它进行了一轮轰炸才终止了这项计划。这场哗变，尽管据说是由社会主义的工会和民族主义者策动的，对印尼政治舆论的发展不是毫无影响，虽然它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其时在印尼的笔者，从多个荷兰人的圈子听说，共产党人确实要对这场哗变负责……”(注9)



   出口暴跌。1932年（原文错为1925年，估计指大萧条后期的1932年——译者注）出口销售的总数仅达到1925年的百分之二十五。贫穷和困苦加剧，失业上升，经济萎缩，工资削减。支付的工资（以百万荷兰基尔德货币为单位）：1929年为102；1931年为84；1934年为10。



   当时，共产国际不顾西方资本主义已经把希特勒上台执政当作它们“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的事实，宣称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必须与他们各自的资本主义（政府）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正如Ted Grant指出的，“……每个人都清楚知道，希特勒对苏联非常危险。……如今，斯大林在寻找自己的同盟军时，转向了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人民阵线’的政策启动了……”（注10）



   在印尼，“人民阵线”政策意味着不仅要与印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合作”，而且也要与荷兰人“合作”。按照这条“路线”，其他的各种考虑，即便是独立的诉求，也必须服从于反对法西斯的斗争。



   在荷兰，就荷兰共产党来说，它不仅要把社会主义，而且也要把荷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如印尼的独立，排除在议事日程外。与此同时，如今受共产党人控制的国外学生的组织——印尼协会，也把“独立”的字眼从自己名叫《印尼独立》的会刊上删除下来。



   这样一来，在1942年日本人入侵印尼的时候，印共曾被迫需要劝说印尼大众应当与荷兰人结盟一起抵抗日本人。但是，印尼大众并不愿意接受这一安排。实际上，（印尼大众）不但不把日本人当作主要敌人，而且，据未来的印共领袖艾地的回忆：当日本人初来乍到时，“印尼人民怀抱着把日本人当作解放者的幻想……”。这种幻想迅即被驱散了。



   值得注意的是，荷兰殖民主义者并不像印共那样抱有那种“结盟”的幻想。当某些印尼人真的向荷兰人请求发给武器帮助抵抗日本人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



   这里提供一个与印共正式路线形成有趣对比的事例，就是那些因1926-1927年起义仍然作为囚犯的印尼共产党人的境遇。为了防止日本人利用他们来达到宣传的目的，逃之夭夭的荷兰行政当局把他们一起带往澳大利亚。



   他们因为过去十五年身陷囹圄，完全不乐意接受与荷兰殖民主义者结盟的想法。



   Rupert Lockwood的评论揭露：“虽然澳共（CPA）加以劝说，印共……最初犯了令澳共毛骨悚然的宗派主义错误。印共把D营铁丝网内发生的许多问题也带来了。印共不少党员说起话来依旧是1926年那套激烈的陈词滥调，并抗拒与荷兰流亡政府合作。”（注11）



   但是，澳共坚持立场，并最终成功。他们的“劝说”体现在印共元老沙尔佐诺（Sardjono）身上，（一如Lockwood如此独特地描绘）：“……（他）以身作则……穿上一套荷兰人制服，像是荷印流亡政府公共联络官。”而沙尔佐诺以往十六年光阴却是在一个荷兰人的集中营里度过的！



   其他印尼工人并不完全心悦诚服。Lockwood谈到战争期间驻扎在澳大利亚的印尼海员时不无失望地说道：“这些印尼人认为，这场战争是帝国之间一场毫无意义的冲突，而战争之后他们将会被要求接受那熟悉的专制主义者的指挥。”



   日本人的占领标志着一个转折点。日本人入侵后只有八天，荷兰殖民行政当局就宣布投降，在印尼大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他们见证了荷兰人被打败，而且是轻易地被打败。



   与此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幻想消失了。他们实行一套野蛮残暴的劳役制度（romusha），至少有20万人因此而丧命。据一些史料记载，日本占领时期，有高达2百万印尼人死亡。因此，不管印共对荷兰人的政策如何，但是由于他们对日本人占领采取了敌视政策，的确赢得了尊重。



   然而，随着日本战败，整个形势发生剧变，而印共却失去了一次重大机会。



   George Kahin在评论从荷兰归来的共产党流亡者时写道：“很明显，当他们于1945年底和1946年初甫抵达印尼时，他们严格地坚持执行莫斯科路线……他们最初的目标与荷兰共产党的并行不悖，就是反对共和国。他们把共和国看作是日本人制造和法西斯的，而他们的目标是要把荷兰与印尼重新联合在一起。所以，荷兰政府乐意用飞机免费把他们送回印尼。”（注12）的确，在独立斗争时期，由于追随莫斯科的指示，印共当时在客观上不只是比印尼国民党（PNI），甚至是比右翼穆斯林政党-马斯友美（Masjumi）更加右倾。



   但是，流亡者很快就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荒谬可笑的。正如Kahin说的，“他们从内部认识了共和国。他们很快做出结论：它既不是日本人制造的，也不是法西斯专政的共和国。他们清楚地了解到，共和国得到居民们的热情支持。”



   从1944年中起，在澳大利亚的流亡者组织成立了印尼独立委员会，而且在他们的请求下，澳大利亚工会组织宣布禁止荷兰船只停泊，展现出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这对企图恢复在印尼的殖民统治的荷兰人来说，无异于一根“肉中刺”。必须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受到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影响和实际上抵制莫斯科路线的结果，显而易见，保持一贯的亲荷立场是站不住脚的。



   1945年底，一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澳大利亚战斗者》报道了刚由阿姆斯特丹发来的消息：“荷兰政府采取的镇压印尼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激起的普遍愤怒，导致过去一周发生的有组织的士兵抗议运动，在上周六的大示威中达到顶点，而这个城市开始于星期一的大罢工，于星期二晚才宣告结束。”



   “在9月的第二周，位于阿姆斯特丹附近的Harderwijk兵营的士兵接到开拔到印尼的命令……士兵们起而反对政府的这个命令……断然拒绝前往。他们成立了一个最初代表150人的委员会，然后到共产党总部，要求给予援助……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总部的领导人拒绝给予任何援助。士兵委员会于是转向其他工人组织……”



   就苏维埃官僚机构喉舌莫斯科电台来说，他们无视印尼1945年独立宣言。直到1946年1月，苏联才采取对共和国友善的态度。



   在悉尼，奉命前往印尼协助恢复荷兰统治的英国伞兵采取静坐抗议行动，英国商船的海员发生哗变。最后，缅甸、加拿大、斯里兰卡、中国、埃及、荷兰、印度、日本、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苏联、泰国和美国的工人们对荷兰采取了抵制行动。



   正是印尼的青年人成为独立斗争背后的推动力量，而且，正是他们那压抑不住的热情促使1945年8月17日独立宣言的诞生。



   （实际上，为了迫使苏加诺签字，他们曾一度绑架这位更加较为谨慎小心的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成为印尼共和国总统，而另一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哈达成为副总统。

   

然而，荷兰人根本就不乐意于失去自己的殖民地。随着英军于9月底开抵爪哇，他们企图在军事上重新维持自己的控制。



   据1945年12月的《战斗者》报道，“缺乏重武器，缺乏军事训练，缺乏一切，有的只是对他们的正义事业必胜的满腔热忱，印尼人英勇地起来反击入侵泗水（Surabaya，东爪哇最大城市——译者）的英国人。



“他们的英勇无畏、献身精神和管理能力，令世界包括帝国主义强盗们感到吃惊。现在，这些强盗们发现自己不得不要诉诸武力，而他们原本是希望通过各种欺骗和含糊其词来达到目的。



“英军司令部为了赢取时间以集合他们自己和荷兰的军队，展开一系列有预谋的会谈之后，对几乎不设防城市泗水进行了野蛮的狂轰滥炸和炮击，与此同时，还开放巴达维亚和其他港口，随时迎接据说现今已抵达印度的荷兰军的到来。



“资产阶级报纸幸灾乐祸地说什么印尼人对英军坦克进行“狂热攻击”时被打死，而当军队向一群‘暴徒’开枪时，有许多妇女和儿童也被击毙。



“他们说，一个俘虏也没有抓获，因为这些土著不理会英国人要他们解除武装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他们继续散布有数以千计的日军在为印尼人而战的习以为常的幼稚废话……”



事实上，原本到印尼去解除日本人武器的英军，反而把日本人重新武装起来，如今这两个昨日的敌人却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反对印尼人。



英国人撤退了，但是，反对荷兰人的斗争在继续，有时是在军事层面，但主要是在政治层面，直至1949年12月终于实现独立为止。在这一整个时期，印尼政府控制着国内一部分地区，而荷兰人则控制着其他一部分地区。



然而，印共在放弃与荷兰人结盟之后，依然完全地把自己埋没在独立运动当中。正如Ruth McVey指出的，“印共领导人追随一种极端自卑的政策……将自己的纲领制定得与政府的完全如出一辙，即便是在政府的最不受欢迎的政策方面。”（注13）反映工人和农民利益的诉求，在“民族利益”名义下被搁置一边。



1950年代中期，艾地在回忆印共没有夺取独立斗争中的领导权时写道：“在（八月）革命时期，党放弃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对于自己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党在八月革命中没能认识到，非法状态不再需要。党没能认识到荷兰人的殖民地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这是第一个错误，就是没能宣称党是合法的并领导革命。”



结果，苏加诺、哈达、沙里尔以及丹马拉卡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军人物之间在独立运动领导权上展开了一场斗争。而此时的丹马拉卡已脱离共产国际，并且开始以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身份活动。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有这些错误，印共依然是一个拥有同情印共的军队支持的潜在的强大力量。由于认识到存在这种威胁的可能性，共和国政府领袖哈达在军队内部展开了一场“重组和整理”过程，意即解散印共部队。支持和反对印共军事部队之间的冲突发生了，而且越来越频繁，最后导致了1948年野蛮残暴的“茉莉芬事件”。



1948年9月亲印共士兵夺取了东爪哇中部城市茉莉芬。情况显示，除地方层面外，印共并无参与策划这次行动。然而，叛乱一旦开始便迅即变成夺取权力的尝试，而且印共领袖慕梭宣称自己是另一个新政府的头头。不过，犹如1926-27年起义那样，它相当快就被粉碎了，虽然这次是更为血腥。然而，印共本身并不需要再经历又一个二十年的地下时期。



的确，在这之后一年内，George Kahin就在《远东述评》（Far Eastern Survey）谈到印共的发展潜力时指出:“这种潜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一批年轻知识分子中间，与他们对实现真正民族独立的希望感到沮丧的程度成正比……一批具有高度领导潜力的年轻知识分子，以前反对共产主义，现正被它吸引过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会加入……要是现任共和国反共领袖被迫要对荷兰人作出更多让步的话。”这段生动描述说明当时的形势是如何瞬息万变。



此后三年内，印共领导了许多重大的罢工行动。Jeanne S. Mintz相当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气氛：“……由于革命热忱的消退，又没有出现一个令人鼓舞的力量取代它的位置，在主权移交后的几个星期里，普遍存在一种失望情绪的不良气氛。从实现自己的独立斗争中扮演了积极作用的印尼人民群众中间，发出了一种稍微含糊不清，然而却是真正的诉求，那就是要求独立随之带来与他们贫穷和艰难的日常生活，有着明显区别的某种积极的和切实的利益。正如他们的领袖曾经预料的：印尼人民很快就发现只有独立是不够的。”（注14）



也正是在1951年，一批以D.N.艾地为首的年轻人进入了印共的领导层，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年龄超过30岁。确实是从这一刻起，印共的第三次重生就开始了。



                  

艾 地 年 代

  

  从一开始，新领导层的出现就带来非常出色的成就。印共党员数量从1952年初不到7000名，于1954年就增加到超过150000人。此外，它属下的工会联盟——印尼总工会（SOBSI）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会组织。



由于民族主义领袖在“茉莉芬”事件后不愿参与“统战”之类的合作关系，印共没有把“统战”精力放在他们身上，而是“被迫把建立一条统一战线的工作集中在下层。这是于1950-1951年间被证明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是印共在暴乱后迅速复兴，并发展了一批强大的共产党群众组织的主要因素之一。”（注15）



这个事态的发展，反映了经济情况不断恶化：失业率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五；封建制的土地关系继续存在；独立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利益。令人关注的是，到了1953年，爪哇和苏门答腊百分之七十的种植园又回到外国人手里。



印共继续飞快发展。它在1955年的普选中获得百分之十六的选票，而在两年后的地方选举中，它在中爪哇成为最受欢迎的政党。到了1958年，印共党员数量达到一百五十万人。



在政府层面，一系列弱势和不稳定的联合政府不断更迭——在不到七年时间里，六个内阁一个接替一个。



与此同时，军队高层进行鼓动的迹象日益明显。他们在独立斗争中崛起，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实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为了转移人民大众对他们的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印尼的所有政党都卷入到一场从荷兰人手上把西新几内亚(West New Guinea，原文如此，译者)并入印尼的炽热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去。



而在这一场运动中，印尼工人在由印尼国民党和印尼共产党基层党员领导的一系列大部分自发行动中，占据和接管了印尼国内全部荷兰企业。



武装部队转而没收了这些公司。现在，他们的势力不仅在军事层面，而且发展到经济层面。



翌年，武装部队内一个代表外岛封建势力的派别(在美国支持下)，企图推翻政府。由于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这场叛乱被粉碎了。结果，某些政党被取缔，其他政党的活动则受到极大限制。军事管制宣布实施。可以肯定地说，独立并没有随之带来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



但是，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截至1959年，印尼至少还有举行普选，然而，苏加诺总统在军方的压力下，在那一年解散了国会，而且以总统地位宣布成立一个通过委任的“协商会议”（Consultative Congress）。于是，就这样进入了“有指导的民主”（Guided Democracy）时期，其间，不曾举行过一次选举。



印共赞同苏加诺这样做。



在这里，值得暂停下来思考一下，印共采取这个实用决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根据艾地的说法：首要任务是为了建立“……一个由全国所有反帝和反封建的势力组成的统一战线，即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这个联盟的任务不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进行民主改革。”



   任何关于改变社会的严肃理论，其出发点必须是它所处的社会的具体现实情况。显而易见，印尼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如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它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就是：



彻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样做，反过来能够创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国内市场。



经过议会民主机构，沿着现代化路线，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发展。



这些任务大体上在19世纪末叶已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完成(如欧洲和美国等)。然而，它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则尚未完成。如此一来，随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帝国主义方式日益加强对全世界的统治，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添加了第三个任务：



推翻帝国主义的直接统治，甚至在完成这一任务后，还要推翻帝国主义所施加的经济束缚。



简言之，这些措施是把印尼从落后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化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所必需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要由社会中哪一个力量来完成上述任务呢?



在欧洲，这些措施分别由各自国家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用人民大众为他们进行战斗，反对现存的封建势力而实行的。印尼的情况会否如出一辙呢？工人阶级的作用是什么？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



在1920年代初期，当共产国际曾经是一个健康组织的时候，一场极其重要的讨论在其队伍内部发生了。而这场讨论，正是关于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



列宁从这场讨论中认为：“……我特别乐意强调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问题……在剥削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和解，因此，十分经常甚至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确实支持民族运动的同时，又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达成一致协议，就是把力量联合起来以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



但是，如果资产阶级自己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话，那么，又有哪个社会阶层能担当这个重任呢？



“在整个历史上，小农阶级依赖其一小块土地生存，致使眼界非常狭窄，一种范围极其狭隘的视野。更有甚者，由于它是那么复杂松散，它往往依靠城市的阶级领导。在这个现代化时代，它不是由资产阶级就是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注16）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资本家来领导，因为这个革命是反对它们的，所以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



由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统治，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毫无地位可言。尤其是对印尼的资产阶级而言，作为一个阶级，它是多么的弱小，它实际上是否存在甚至成了一个大问题。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存在那种与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资产阶级萌芽。



正如艾地自己于1964年不无沮丧地写道：“印尼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年轻，而且与地主有着许多亲属关系。它的一只腿是资本主义，而另一只则是封建主义的。”



然而，印共领导人还是相信他们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事实上，他们的分析是基于斯大林主义的革命两个阶段论的，也是与印尼的具体实际情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



按照艾地的说法：“现阶段印尼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印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是已过时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而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



“印尼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并不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点表现在这一事实，即它将分配土地给农民，并且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它可以从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印尼革命的性质也是民主的，因为它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而且是为着全体印尼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注17）



尽管艾地在玩弄什么“新式”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词藻，归结起来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首先是让资产阶级上台执政，然后，经过若干年（？）、若干十年（？）甚至若干世纪（？），工人阶级和农民才上台执政。然而，正如艾地自己指出的：“1945年8月革命的失败表明，印尼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代是没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过，由于他们所受的全是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教育，由于莫斯科和北京的权威（影响），以及由于他们在人数方面的发展，印共仍旧继续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基础上。



正如Rex Mortimer说的：“一个党，像印共那样的大党，鲜有对于某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持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并对于它寄以那么多的厚望，而且使自己来适应它，而对它却了解不多。从本质上说，印共领导人是把自己的信任赋予了不是‘盟友’，而事实上是人民大众的敌人的那些人；这就是它是多么危险的原因。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独立后的十来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一项得以完成。封建所有制的关系依然完好无损，议会民主已被废除，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奋起，而是经济一团糟。



经济情况得到的发展，是由国家负责进行的。不过，正如Richard Robison解释的：“……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经济朝向社会化，甚至也不是朝向国有化的一种协同行动……直到1956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严重受到以下这种思想的影响：即国家将会为一个国内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基础设施，经营必需的但超出民族资本能力的企业，并且直接资助和保护一个民族的（这里民族的含义通常是指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此外，“尽管国家一致努力尝试建立一个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发展并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有指导的民主时期正是以这种基本上相同的经济思想作为基础，但是本土资产阶级历史性的无能变得越来越明显。



人民大众没收的荷兰企业，不能交给本土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实在太弱小了，因此，这些企业必需国有化。支配这种形势发展的，并非当权者的愿望，而是具体现实情况所要求的。Robison接着说：“大多数评论员都同意这一点，即直至1965年……本国资产阶级自1950年代以来并无进步。”（注18）



然而，从两个阶段论衍生出来的思想，正是要求工人阶级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工业行动，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盟友。但是，这不是一种平等的联盟。由于这场革命被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的利益应放在第一位，而工人阶级的利益则被放在第二位。



正如Rex Mortimer 所描绘的：“整个重点……在于工人阶级的自我克制作用及其对其他阶级和国家的政治责任……”(注19)。这是全部情况中最为危险，而且归根结底地说，最为致命的方面。



那么，印共为什么能发展得如此神速呢？因为当印尼逐渐趋向灾难临头的时候，整个社会发生了对立……而处在对立一面的则是印共。相对来说，他们没有受到当时贪污成风的丑闻影响，而且，姑不论其政策如何，他们至少被认为是会“有所作为”的——他们是工人阶级传统的而且是唯一的政治代言人。正如Ruth McVey于1960年代初所看到的，“如今，印共实际上是唯一值得被认为是印尼的一个主要因素的政党。玛斯友美（Masjumi，印尼极右回教政党——译者）和社会党（PSI，印尼极右政党之一——译者）由于叛乱的缘故，差不多已信誉扫地……最后于1960年被宣布为非法。伊斯兰教师联合会(Nahdatul Ulama，简称NU——译者)和印尼国民党（PNI）在组织上已经蜕变为自我维系的互利互惠机构。只有贫民党（Murba），这个全国性的共产党……提升了自己的地位;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小派别，与其说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意识。”



站在另一面的是军人。他们声望日隆，不仅是印尼资产阶级/封建政党弱小的一种反映，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印尼资产阶级自身弱小的一种反映。根据两个阶段理论，这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兴旺发展的阶段，然而，资本家阶级却是如此之弱小，以致必须由军队站出来作为其代表——而军队作为国家暴力，通常来说，是资本主义最后一道防线！



接下来就是典型的波拿巴分子——苏加诺在其间巧妙地玩弄平衡术。到了1960年代初，印尼的阶级力量正在聚集，准备摊牌了。如今只是时间问题。对群众来说，情况已变得难于忍受了。“1963年底爪哇的收成，由于记忆中最为严重的旱灾和鼠患而大大减少……艾地自己在1963年12月的报告里曾提及‘人民如今实际上正在吃任何能吃的东西’，而接下来的数月，各方面的报道都提到苦难在大规模地发生。



据路透社1964年2月16日报道，中爪哇的农作物失收情况特别严重，有一百万人在饿肚皮；在沃诺沙里（Wonosari）县，每天有二至六人饿死；而中爪哇副省长说，有12000人正因营养不良接受治疗，而15000个家庭被迫放弃他们的贫瘠的稻田。安打拉通讯社则详细报道说，在峇厘有18000人正在饿肚皮，而在南苏门答腊粮食严重短缺。人民日报于2月18日报道说，人民正在变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孩子。”（注20）



土地改革法令自1960年就已存在，但在现实生活中一切都没有改变。感到沮丧的农民开始占有土地。乡村地区的警察、军人和反动分子使用暴力对此作出反应。



国家在走向毁灭，平民和军人官僚阶层的贪污和走私泛滥。军人管理效率奇差和贪污腐败毁坏了已收归国有的企业。生产按绝对值计算下降到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产值。印尼曾经一度是大米过剩的地区。现在，它每年却必需输入150000吨大米。锡和橡胶的出口工业逐渐大幅萎缩，只有石油仍然是赚取美元的一个工业。



国家对世界各地的银行有严重负债，预算赤字每年成倍增加。由于长期恶性通胀的结果，印尼盾（rupiah）的币值猛跌到只有其合法币值的百分之一，直至1965年的六年期间，生活费用增加了百分之二千。与此同时，有报道说，令人吃惊的高达国家预算百分之七十五的费用被用作武装部队的开支。



就苏加诺来说，他更为关心在印尼人中间发展“一种对自己国家地位的自豪感”，那是一种生活在满是昂贵工艺品的豪宅里的人才承受得起的感情。为了促进这种“自豪感”，数以百万计的钱被用来建造雅加达的地标式豪华建筑、新林荫大道和宏伟的雕像。



与此同时，苏加诺发布的没完没了的演讲、口号和简略词，越来越多地以左的言辞包装起来，诸如“Manipol（Manifesto Politik，政治宣言——译者）/USDEK（即用Undang2 Dasar 1945 -1945年宪法、Sosialisme Indonesia-印尼社会主义、Demokrasi Terpimpin-有指导的民主、Ekonomi Terpimpin-有指导的经济和Kepribadian Indonesia-印尼特性这五个词组的第一个字母拼成的简略词——译者）。类似的简略词还有一大串，诸如Ampera（人民苦难教训）、Berdikari（自力更生）、Tavip（生活在风险的一年）、NEFOS AND OLDEFOS（新兴力量与旧有力量）、Nasakom（纳沙贡，即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团结）、必需避免本本主义思想、回到革命的轨道以及不断革命”（注21）等等，等等。



印共满腔热情地加入这些口号的大合唱。五十年代初，印共曾称苏加诺是一个“日本人的合作者”，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者”以及一个“准法西斯分子”。到了六十年代初，苏加诺却在印共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了。正如Rex Mortimer说的，“到了1963年，印共党（对苏加诺）的崇敬几乎达到盲目崇拜的地步。尽管苏加诺对经济事务的愚昧无知臭名远扬和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印共却宣称经济困难的解决办法可以放心地交到他手上去处理……这之后不久，（艾地）给他奉上最终的荣誉，形容总统是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的第一位老师。”（注22）结果，印共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苏加诺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到1965年8月，印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共产党（仅次于苏共和中共两大党）。有三百五十万印尼人成为印共党员。另外，其附属的不同组织——工会、农会、青年团、妇女会和文化组织，据称获得大约二千万人民的支持。



国际资产阶级益发惊恐地注视着印尼的形势。它们普遍地感到，印共即将取得政权。姑不论它们的政策在文字上是如何表述，具体和现实的形势将迫使它们把经济收归国有，就像古巴和中国发生的那样（也正如我们看到的，有许多部门已经被收归国有）。失去印尼这一世界第五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会是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一个沉重打击，可是他们又无能为力来干预。



他们思想上的绝望情绪在兰德公司的一份备忘录里显露出来。在这份备忘录里，美国政策主要顾问（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Guy Pauker写道：“如果共产党人失去苏加诺这个保护者，有能力把分散和意志消沉的反共势力团结起来的其他民族领袖，能否在最近的将来崛起，看来还是一个疑问。特别是这股势力将可能欠缺冷酷无情，使之有可能像纳粹份子在1933年3月5日大选过后的几个星期就去镇压德国共产党那样……印共的敌人包括各次右派叛乱的余孽、被镇压的政党和某些武装部队份子。他们不仅在数量上和群众支持方面，而且在团结性、纪律性和领导能力方面，都比纳粹份子还弱。”（注23）（这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思维——“当你需要他们时，纳粹份子去了哪里?”）



在1965年9月30日夜晚，情况到了紧要关头。最高司令部的六位将领被一小股由中级军官率领的部队绑架和杀害，雅加达的一些地点也被占领。苏哈托将军指挥下的武装部队迅速地扑灭了首都的“政变”企图，虽然战斗在中爪哇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印共被指责为这场“政变”和将领被杀的主谋。



对印共党员和同情者的屠杀开始了。最初情况非常混乱。大多数观察家以为将会有一场内战。正如10月16日的《经济学人》指出的，“除非冒内战的风险，否则印尼最有影响力的政党根本不可能被赶入地下”。的确是发生了一场内战，不过只有一方在战斗。



据1965年12月17日《时代杂志》报道，“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红色同情者和他们的家属正在被屠杀。据说，内陆地区的军队对身陷囹圄的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进行审问之后，就把他们处决了。用有着宽阔刀锋的巴冷刀武装起来的穆斯林份子，成群结队偷偷摸摸地在晚上溜进共产党人的住家，把全家人杀害之后，就随随便便地把他们的尸体埋在浅坑里。



“穆斯林份子在东爪哇把受害者的头颅挂在木杆上，并拿它在各村庄游行展示，使这场大屠杀运动变得如此恬不知耻。大屠杀的规模达到这样一种可怕程度，即受害者死尸的处理，已经导致东爪哇和苏门答腊北部出现严重的环境卫生问题，那里的潮湿空气充满着腐烂肉体发出的难闻的臭味。据到过这些地区的目击者说，那里的小河小溪简直已经被那些尸体堵住了。当地的河运已经严重受阻。”



1966年5月8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报道，一位在日惹附近乡村学校教书的教师曾经这样说，“我的学生跟着军人出去。他们指出谁是印共党员。那些军人当场就把这些共产党员连同他们的全部家人枪杀了，妇女和儿童也不能幸免。这实在是太恐怖了……”《纽约时报》记者Seth King评论道:“泗水，是东爪哇的首府，长期来是共产党的活动中心之一，市内贯穿着许多浑浊的运河。自去年10月，生活在运河边上的家庭一个令人感到更为可怕的任务就是，每天一大早必需起身推走堆集在他们园子梯级附近的尸体。”（注24）



在峇厘这个曾经是印共党组织发展最快的中心地方，大屠杀已经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一场，以致军队最终要介入来控制它。而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个从来都不是以人道组织闻名的机构也这样写道：“就被杀人数来说，印尼的反印共大屠杀可列为二十世纪最严重的大屠杀之一……”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有五十万到一百万的人民——工人阶级的精华和印尼社会最优秀和最有前途的儿女被屠杀了。印共关于革命分两个阶段的理论就以残酷恶毒没有阶段的反革命终结了！



但是，整个形势最难于令人置信的一点是，印共这个拥有二千万支持者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几乎毫无抵抗地就全军覆没了。正如Rex Mortimer阐明的，“一个被驱散和震慑的领导层，看来已完全失去能力来集合党的力量，或应付自己党员被大批杀害的局面。（印共）领袖坚持把摆脱困境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苏加诺身上，自己却匿藏起来，致使失去实际活动的能力。以下是一位身为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妻子的印共党员在讲述她和她的丈夫在政变后的数月以及数年的反应，说明党的干部力量是如何陷入瘫痪状态的：



“9-30事件之后，我们如常工作了好些日子，但是没有一个我们接触到的人能够告知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当雅加达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恶劣的时候，我们只能坐在家里，等待指示。我的丈夫完全没有获得任何指导要如何应对这种不测事件。我们没有预料到情况会变得如此糟糕。我们以为这是党的一次挫折，但是苏加诺最终会处理好这一事件。



“这就是党之所以崩溃得那么快的原因。没有指示，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向谁求助或者该相信谁，自从大逮捕开始，我们知道有人叛变……（党的领袖）只是捎话来要我们等待，而我知道一位党领袖的妻子奉命去见苏加诺。”（注25）



苏加诺……完全依赖于苏加诺。



根据他们关于与民族资产阶级结盟的理论以及随着所有政党消失之后，印共得出结论，即苏加诺本身，作为个人，如今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苏加诺没有群众性组织。如果苏加诺是代表某个强大阶级利益的牢靠人物，他决不会如此之快倒台。



实际上，不是苏加诺，而是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军队，最终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划分的对立面是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印共。当这些强大的阶级对立力量最终分崩离析的时候，苏加诺简直就掉入裂缝里去了。



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印共第三次被血腥地粉粹了。印共队伍为此大吃一惊——对党教导的艾地有关国家“两个方面”的荒谬理论，感到疑惑。



（正如印共本身转入地下后于1966年所说的：“根据这一‘两个方面理论’，在印尼能够出现一个奇迹。这就是国家可以不再是统治压迫阶级压制其他阶级的一种工具，而可以使之成为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共同享有的工具。而且国家政权的根本变化……可以通过发展‘支持人民’的一面和逐步消灭‘反人民’的一面和平地完成。”从本质上说，这种理论实际上不过是典型的改良主义货色。）



艾地事前对绑架将领的计划完全有可能是知情的。它显示出整个领导层的态度——宁愿由上层处理而不去动员群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吧，艾地曾对独立斗争时期的印共领导层作出这样的批评：党“放弃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并且不够重视自己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的工作。这些就是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历史本身往往会重演。



但是，让我们回到更上一代，回到印共本身最初创立时期来看。印尼社会民主联合会的右派不是反对把阶级问题提出来，并提出：“为了达致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土著居民各集团间必需团结起来……”的要求吗！难道这点不是意味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吗？难道这些右派跟那些后来建立印共的人之所以没有分道扬镳，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吗？



难道伊斯兰协会的佐格罗阿米诺多那一派人没有一面谴责“罪恶”（在这里他们指的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一面又支持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吗？



在艾地领导下的印共事实上又回复这些思想。然而，印共最初正是在反对这些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于是，轮子兜了一圈又回到原处（喻问题在原处兜圈子）。



1960年，艾地明确指出，“阶级斗争从属于民族斗争”，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至少是慕梭于1935年从莫斯科返回印尼以来的时期的印共政策。印共的历史，从许多方面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一部历史。显然，它具有某些本地的特色（诸如对一个人——苏加诺的依赖），但是，导致印共处于这种地位的根本的理论基础，最初是从莫斯科传过来的。



1961年2月4日，印共重演了一次1920年代中国发生的令人恐怖的事件，就是把一份党员名单呈交“当局”，而名单上列明（党员）地址、党内职务和入党日期。就连当时的印尼的资产阶级观察家也得出1960年代的印尼和1920年代的中国，情况相类似的看法。



但是，悲剧并不止于那里。不到十年之后，智利的劳工运动被粉碎，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份子遭到屠杀，因为完全执行了相同的政策。的确，“……智利阿连德政府被美国支持的势力推翻，正是在‘雅加达来了’的口号下进行的。”（注27）



就像智利的案例那样，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错综复杂和血腥的手段卷入了消灭印共的行动。但是，它们的作用不应被夸大。正如在智利那样，在印尼，正是印共领导层所犯的错误，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犯那些错误的话，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努力，亦是枉费心机的。



印共有可能取得政权吗？是的，我们相信，有好多次了。或者让我们把问题说得更为准确一点，取得政权的客观条件有好几回已经成熟。在1920年代，撇开组织方面的混乱不说，它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取得政权），肯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丹马拉卡相信，1926年的起义时机已经太晚，并且相信，如今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逐步增强党的力量——这点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很明显，到了独立斗争时期，印共根本就把领导这场斗争的机会拱手相让出去。



同样，在1960年代，印尼的革命时机也已经成熟，这点不成为问题。国际资本主义的态度总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它们的态度又是什么？这种态度由惊慌失措到惊恐万状不等！让我们别忘记，例如1960年代的印共，在数量上比起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具有某种程度的更大优势。然而，在政治理论方面，它却远远落在了后面。正是理论而不是数量，成为印共的问题。显然，即便是对于理论采取了最为一丝不苟的态度，也不能一定保证胜利，有时条件就是不成熟。不过，我们并不相信，1940年代和1960年代的印尼，情况是如此。



甚至不排除印共在苏加诺继续担任政府名义首脑的情形底下，于1960年代就取得政权。但是，如果他们取得政权（有或没有苏加诺），不可避免的是，鉴于领导层的政策，它产生的政权将不会是一个由工人民主管理具有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而是一个类似中国的畸形的工人国家。尽管如此，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在东南亚最大的国家的消灭，将会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并且是对国际被压迫群众的一个巨大鼓舞。



尤有进者，印尼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里穆斯林居民最多的国家。倘使1960年代印共取得政权的话，整个中东发生的事件的模式，从那时开始就完全可能非常不同，更不用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了。就东南亚地区本身来说，一个最大的国家的革命，其反响将会是巨大的，而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来说，在失去中国不过十来年的光景后，又失去世界第五大国将无异于一次毁灭性打击。





                            复  兴？

   

那么如今的形势如何？自1965年以来，初期的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获得了发展，有些也已经成为巨富，然而印尼的工资水平在东南亚依然最低。此外，印尼决不可能追上日本，甚或南韩的发展。为时简直就太晚矣。



正如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指出的，“战后能称得上从落后的社会发展成为完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日本和东南亚的所谓‘新工业化国家’（即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导致他们发展的背后原因，就是对中国革命这个榜样感到害怕。革命曾经扩散到朝鲜、越南和马来亚，即便是日本，在1940年代，革命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危险。



“这些国家的资本家阶级没有能力打破封建地主的势力和贯彻实行土地改革，而做不到这一点，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日本，尽管它的社会落后，早已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主义国家，致使美帝国主义要以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其占领军首脑，来否定战败的日本军阀的决定，实施了一个十分激烈的土地分配计划，与此同时，拿出庞大的美元津贴来资助工业化政策。



“美帝国主义在其占领下的南朝鲜实行了同样严厉的土地改革，以阻止来自朝鲜半岛北部的革命的蔓延。而且，又是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在某种意义上，他可说是本世纪最进步的资产阶级份子）完成了这个（土改）计划。



“在台湾，因中国大陆的革命逃离到这里的蒋介石军队，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以稳定其占领下的岛屿。新加坡和香港其实是‘城市国家’，均建基于近海岛屿，所以，土地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于克服。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著名的‘新工业化国家’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它们全都是由已经被革命横扫的国家里分裂出来的碎片——被放逐了的反革命！绝不可以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可行性的论据。“（注28）



就印尼的土改来说，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独立后，朝着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巩固地主阶级地位的倾向在继续发展。文武官员经常用从商业世界以外积累的资本来涉足这个领域。”(注29)



1亿8千万印尼人民大众有百分之八十在最低生存条件下生活（据最新统计，印尼人口已达2亿以上——译者）。印尼的婴儿死亡率在东盟国家里最高（87/1000），百分之八十九的居民没有安全的饮用水。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民主这一方面来说，今天的印尼比起荷兰殖民统治时期还缺少民主。显然，历史证明，印尼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自己的革命。



那么，印共的情况又如何？在印共进行最后抵抗超过了二十年之后，政府依然还在射杀那些老人，依然还在清洗文职官员中的那些“共产党人”。至于印尼的工人阶级会否在印共旗帜下或其他旗帜下重组政党，现在还很难说。不过，这实际上不是主要问题。正是党采用的纲领而不是名字，才是至关重要。



1965年后，直到1968年，断断续续有报道说，幸存的印共份子展开游击战活动。但是，在印尼，把游击战争当作主要的战术，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完全是地理因素使然。爪哇岛过去是，今后仍然是全国的中心。爪哇在1960年代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要比荷兰或比利时还高。如果说，1960年代的情况是如此的话，那么自那以后，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今天的人口密度要比过去高好几倍。



在各城镇的工人阶级，才是主要的社会力量。这不等于说，完全排除在较后一个阶段，外岛可能进行某种形式的游击斗争，作为对城市工作的一种补充。尤其是指把工人群众都武装起来的“武装斗争”，在某个阶段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但是，以游击战争道路，或者更糟糕以个人恐怖行动作为主要的策略，完全是一条死胡同。的确，1920年代发生的恐怖活动事件显示出组织的混乱。不过，还有更为严重的危险迫在眉睫。



今天有许多印尼人冒充为“民主人士”和“人民之友”，明天将会有更多这种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双手沾满了血腥。有一天工人阶级运动真的重新崛起的时候，千万别错把它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朋友。



革命的风暴又一次正在席卷印尼，而正是青年人再一次站在最前列。印尼革命历史的过去篇章铭刻着司马温、达尔梭诺、丹马拉卡以及其他千千万万青年人不可磨灭的功绩。就像今天那样，正是这些聚集在学习团体和活跃份子小组里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和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他们将组成这次复兴的核心。



在今天的印尼，工人的政党被禁，真正的工会被禁，左翼的报纸被禁，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也被禁。可是，尽管政府要禁止，目前在青年积极分子和学术小组中正在辩论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正是从这场辩论中，当然，还有从反对所有政权中最邪恶的这个政权的斗争中，明日之革命干部正在形成。这本小册子正是献给这些英勇的年轻革命者的。





注

（1）    Alisa Zainnu’ddin：《印尼简明历史》（A Short History of Indonesia）第165页

（2）    Ruth McVey：《印尼共产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第24页

（3）    同上，第274页

（4）    同上，第328页

（5）    同上，第333页

（6）    同上，第178-179页

（7）    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极端派别（ANC，Marxist Workers Tendency）：《南非的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South Africa’s Impending Socialist Revolution），第28页

（8）    Ruth McVey：《印尼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与苏联的关系》（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第2页

（9）    JM Van Der Kroef：《印尼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第24页

（10）Ted Grant：《共产国际的兴起与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第19页

（11）Rupert Lockwood：《黑色舰队》（Black Armada），第35页

（12）George McT Kahin：《印尼的民族主义与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第160页

（13）Ruth McVey：《印尼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与苏联的关系》，第8页

（14）Jeanne S Mintz：《莫哈默德、马克思和贫民主义：印尼社会主义的根源》（Mohammed、Marx and Marhaen:The Roots of Indonesian Socialism），第102页

（15）Ruth McVey：《印尼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与苏联的关系》，第8页

（16）Peter Taaffe：《1925-27年革命（中国的斗争传统）》（The 1925/27 Revolution (China-the Tradition of Struggle)，第7页

（17）DN Aidit：《印尼革命与印尼共产党的迫切（当前）任务》（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Immediate Task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Indonesia），第14-15页

（18）Richard Robison：《印尼：资本的发展》（Indonesia：The Rise of Capital），第41-42页

（19）Rex Mortimer：《1959-65年苏加诺思想和政见影响下的印尼共产主义》（Indonesian Communism under Sukarno-Ideology and Politics 1959-65）,第62页

（20）同上，第300页

（21）John D Legge：《印尼》（Indonesia），第159页

（22）Rex Mortimer：《1959-65年苏加诺思想和政见影响下的印尼共产主义》，第88-89页

（23）Peter Dale Scott摘自《印尼军事恐怖的十年》（Ten Years Military Terror in Indonesia），第231页

（24）同上，第14-15页

（25）Rex Mortimer：《1959-65年苏加诺思想和政见影响下的印尼共产主义》，第391页

（26）Jeannes S Mintz：《莫哈默德、马克思和贫民主义：印尼社会主义的根源》，第203页

（27） 《印尼军事恐怖的十年》，第15页

（28）Dudiyora Horaata：《是改变航向的时候了！共产党人与印度革命》（Time to Change Course! Communists and the Indian Revolution），第25-26页

（29）Richard Robison：《印尼：资本的发展》，第18页







印度尼西亚“九·三O事件”始末



梁英明 著



　　“九·三O事件”是印度尼西亚现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1965年9月30日深夜，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一个自称“九·三O运动”的组织逮捕并处决了6名陆军高级将领，宣布成立以总统府警卫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10月1日凌晨，苏哈托指挥的陆军战略后备队采取反击行动，镇压了“九·三0运动”。此后，逐步建立起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政权。参与“九·三0事件”的陆军官兵以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大规模逮捕和屠杀。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印度尼西亚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派政治势力的又一次大较量。



各派政治力量矛盾的激化



1945年八月革命后，印度尼西亚人民挣脱了荷兰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赢得民族独立。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印尼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者。然而，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仍然是很弱的。在1957年接管外国企业之前，民族私人资本只占国内资本的10%，外国资本占76%。因此，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软弱和动摇的。一方面，它主张民族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另一方面，它又害怕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反对发动工农群众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作斗争。



早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极力要夺取革命成果。它们在政治上的代表马斯友美党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于1949年8月宣布成立所谓伊斯兰教军和伊斯兰教国。它的领导人卡托苏维约自封为“伊斯兰教国元首”，在西爪哇等地进行武装叛乱，声称要向一切异教徒发动“圣战”。1956-1957年间，苏门答腊反动军人集团相继建立称为雄牛委员会、象委员会和神鹰委员会等武装叛乱组织。接着，苏拉威西反动军人集团接管地方政权，发表所谓“全面斗争约章”，宣布脱离中央政府。这一叛乱组织称为“全面斗争约章集团”。1958年2月10日，苏门答腊叛乱集团向中央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5天内从政府中清除共产党人。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便在2月15日宣布成立所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以马斯友美党人沙弗鲁丁为“总理”。这些叛乱陆续肃清后，苏加诺总统于1960年8月宣布同叛乱活动有密切关系的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为非法政党，同时封闭了它们的机关报《永恒报》和《指南针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退让的政策日益不满。1948年9月，在帝国主义阴谋扼杀印尼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在茉莉芬被迫拿起武器自卫。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以及印尼共产党在战略和策略上的错误，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50年代以后，印尼共产党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和合法地位，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积蓄了力量。它在1955年9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国内第四大党。在两年后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它获得了最多的票数，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人担任了爪哇的泗水、三宝垄和梭罗市市长。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茉莉芬事件”中对共产党的镇压行动，以及在平定地方武装叛乱中取缔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的决策，都反映了它的两面性。苏加诺总统企图在共产党人和右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中实现平衡，使自己处于制约各派政治力量的地位。这种平衡是极不稳固的。



在这一系列对内和对外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迅速崛起，这就是陆军集团。印度尼西亚陆军的前身是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治安部队，它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抗日和独立战争时期的游击队，他们大都是进步青年学生，没有受过多少正规军事训练，后来大部分编入蒂博尼哥罗师；另一部分是战前荷印殖民军队和日本占领时期的“卫国军”和“兵补”的下级官兵，他们是印度尼西亚陆军军官的主要来源，也是西利旺仪师的主要成员。随后在反荷斗争、镇压地方叛乱和收复西伊里安战争中，由于蒂博尼哥罗师中许多共产党员在1948年“茉莉芬事件”中惨遭杀害，该师力量遭到削弱，于是，西利旺仪师不断扩大实力，成了陆军部队的主力。



1957-1958年印尼政府接管荷兰的大种植园、大银行和大企业时，陆军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企业收归国有后，由陆军委派高级军官负责经营管理，其中约有450名军官分别担任国营企业和种植园的经理、副经理等职。印尼最大的国营企业即国民石油公司于1957年成立后，公司经理一直由陆军高级军官担任。1964-1965年印尼政府接管了英国和美国的企业，也由陆军高级军官控制。许多军官从事私人商业活动，利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种种特权，损公肥私，贪污受贿，成为一批暴发户和新贵族。这些企业已成为官僚资本企业。



苏加诺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在实际上徒有虚名。苏加诺总统为缓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1957年2月提出改组政府的“苏加诺方案”。其主要内容是由代表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种思潮的人物组成互助合作内阁和民族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纳萨贡政府。



苏加诺认为，西方民主不符合印尼国情，应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即加强总统的权力。这个方案反映了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需要，即一方面企图通过总统的无限权力来打击帝国主义和右派势力，反对它们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另一方面也以这一权力控制印尼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苏加诺拟议的互助合作内阁由于马斯友美党的反对，没有组成。在这同时，哈达副总统因主张反共而与苏加诺发生分歧，并于1956年底辞去副总统职务。



1957年4月，印尼组成以民族党为核心的朱安达内阁，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被排斥在外。这两个右翼政党同陆军中的反共将领结成同盟，成为军队掌管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合伙者。1959年，苏加诺下令恢复1945年宪法，根据该宪法改组政府，成立工作内阁，由他兼任总理。内阁成员由总统委任，作为总统的助手，不代表政党。同时，还成立两个新机构，即最高咨询委员会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



1959年8月17日，苏加诺总统在国庆演说中发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言》（又称《政治宣言》）提出建立“全民的政权”，实现“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1960年11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作出决议，宣布政治宣言为“国家方针大纲”，成立以苏加诺为主席的“民族阵线”。1963年3日，苏加诺总统发表《经济宣言》，要求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发展国营经济，自力更生，建设公正繁荣的社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工人阶级中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斗争。到1965年，印尼共产党拥有350多万党员，它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拥有2700多万名成员。1965年1月，印尼共产党提出建立第五种军事力量，即在陆、海、空和警察部队之外，建立一支民兵武装。共产党人在空军官兵中较有影响，加上空军领导人对陆军势力的迅速扩张深为不满，印尼共产党的这一要求获得空军部分领导人的支持。陆军当局担心建立民兵将使印尼共产党掌握合法的武装力量，激烈反对。



在两大政治势力互相对抗的情况下，苏加诺采取折衷妥协的办法。他一方面要派高级军官在各级政府中担任要职（如在工作内阁中有1/3阁员是高级军官，1960年有5名省长是现役军人），一方面又任命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为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鲁克曼为国会副议长，约多为内阁国务部长，允许共产党发展组织。与此同时，苏加诺把原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提升为国防部长，并任命陆军实力派人物雅尼为陆军司令，企图以此牵制纳苏蒂安。



1963年5月1日，印尼收复西伊里安，苏加诺宣布废除1957年开展解放西伊里安运动后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令”，取消了陆军根据该法令拥有的“维护安全”的无限权力。苏加诺企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自己手里。



印尼共产党处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壮大了队伍，也滋长了对苏加诺的幻想，提出“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方案”等口号，企图依靠苏加诺的支持，通过改变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平掌握政权。



1965年5月23-26日，印尼共产党举行庆祝成立45周年群众大会和游行等盛大活动。苏加诺总统应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赞扬印尼共产党“始终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党”。艾地则在印尼共产党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决心遵照加诺兄的讲话去发展印尼共产党”。



在各派政治力量反复较量的同时，国内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1963年，苏加诺反对成立马来西亚，采取“粉碎马来西亚”的对抗政策。1965年1月，马来西亚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苏加诺宣布印尼退出联合国。这使印尼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印尼因西方国家中止对它的经济援助，财政赤字增大。工业开工不足，农业连年歉收，物价急剧上涨。到1965年，通货膨胀率达500%，其中大米价格上涨9倍，国家财政赤字相当于收入的3倍。人民的不满情绪日趋增长。



而作为“纳萨贡”象征的苏加诺自己却长期患肾脏病。他在1963年8月3日的一个公众场合突然晕倒。尽管到了8月17日印尼独立日那天，苏加诺仍像往年一样发表激昂慷慨的国庆演说，但是总统病情严重，使各个政治集团都在考虑他一旦逝世后的形势，以及必须采取的对策。印尼共产党坚持立即建立第五军事力量的主张，并加紧在空军的哈利姆基地训练工人武装。到9月底已有2000人受过训练。陆军和海军当局则坚决反对建立第五军事力量。雅尼和纳苏蒂安声称，如果武装平民，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武装，而不只是武装工人农民，而且武装民兵必须受陆军管辖。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苏加诺总统这时已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



陆军政治地位的上升，也使它内部产生新的矛盾。陆军高级将领在雅加达过着灯红酒绿的豪华生活，广大下级官兵却因薪饷不足和物价飞涨，甚至养不起妻子儿女。特别是来自小市镇和农村的士兵，对高级将领的奢侈生活极为不满，认为这些将领“玷污了军队的声誉”，“忘掉了他们的部下”。总统府警卫部队营长翁东中校就是这些不满现状的中下级军官之一。



翁东曾被派往西伊里安作战。那里的环境艰苦，士兵的伤亡率很高。停火以后，幸存的部队在西伊里安留驻6个月以上。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这些部队甚至没有固定的薪饷和后勤供应，而且处境很不安全。这说明为什么参加西伊里安战役的某些高级军官后来也加入了翁东集团。



翁东等人在军队内部建立了秘密组织，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清除军队中依仗权势、贪污腐化的高级军官。这一主张得到印尼共产党的支持。它于1964年11月成立以夏姆和波诺两人为首的秘密的特别局，具体负责同翁东等人的联系。1965年9月初，总统府获知陆军高级将领成立一个称为“将领委员会”的秘密组织，准备在10月5日举行庆祝建军节活动时发动政变，推翻“纳萨贡”政府。苏加诺曾就此事责问纳苏蒂安和雅尼等陆军领导人，遭到纳苏蒂安和雅尼绝口否认。



在这种情况下，翁东等人决定对陆军领导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9月29日，他们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次日上午，又在哈利姆基地集会，作了战斗部署，决定10月1日凌晨4时由阿里夫中尉率领一个分队的士兵逮捕纳苏蒂安等7名高级将领。9月30日晚10时，阿里夫中尉的分队作好一切准备，10月1日凌晨3时按计划包围7名将领的住宅开始进行逮捕。在士兵冲入纳苏蒂安住宅院内时，纳苏蒂安闻声从边门逃出，越过围墙跳入相邻的伊拉克驻印尼大使馆院内，后来被他的部下救出。他的女儿被枪击身亡。陆军总部将领班查伊丹和哈尔约诺两人因拒捕当场被击毙。雅尼、苏普拉普多、巴尔曼和苏托约（后3人均为陆军总部将领）等人被捕后，在雅加达郊区称作鳄鱼洞的地方被处决。参加这一行动的其他分队分别占领雅加达的广播电台、中央邮电局和独立广场等地。



10月1日早晨，雅加达市民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意外地没有听到新闻广播。到7时15分，电台广播一项公告说，由于“在首都雅加达的军队内部的军事行动，并在武装力量其他部队的帮助下”，一个称为“九·三O运动”的组织已逮捕一批属于“自称的将领委员会”的高级军官，夺取了首都的重要设施，并将总统和其他重要领导人置于其保护下。公告指出，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阻止将领委员会策划在10月5日发动并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公告还说，继雅加达的行动之后，将在全国出现“反对将领委员会的代理人和同情者的行动”，并预示将成立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以确保政府的政策。当天下午2时5分，雅加达电台广播了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委员会由45人组成，翁东中校任主席，苏巴尔佐陆军准将、赫鲁·阿特莫佐空军上校、苏纳尔迪海军中校和警察助理高级专员安瓦斯任副主席，委员中有23名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军官，其中包括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中将和海军司令马尔塔迪纳塔中将、雅加达军分区司令乌马尔·哈迪库苏马少将，以及内阁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和莱梅纳。委员中有5名共产党员，没有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革命委员会将取代内阁执政。同时，组成以翁东为首的中央指挥部。



但是，形势在瞬息之间发生根本的变化。10月1日清晨，没有被“九·三O运动”列入逮捕名单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将军得知发生的政变后，立即驱车到独立广场东街的司令部去。由于纳苏蒂安在越墙时脚部受伤而住院治疗，苏哈托决定由他自己在当天立即采取行动。他命令所属部队包围独立广场，迫使驻守在那里的两营政变部队投降。下午，在万隆的西利旺仪师的机械化部队奉命调到雅加达。6时30分，苏哈托的部队收复广播电台和中央邮电局。这时，政变集团只剩下哈利姆空军基地这个阵地。政变的中央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苏加诺总统在10月1日早晨获悉政变已经发生。他准备像往常一样乘车前往总统府。但是，他在途中考虑到总统府和他的住宅都不安全，便同意警卫人员的劝告，改往哈利姆空军基地。在基地的奥马尔·达尼中将和苏巴尔佐准将立即向他报告了已经发生的事情。



当时，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也在哈利姆基地。关于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产党在“九·三0事件”发生前同这一事件的关系，缺乏可靠的材料，至今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苏加诺在“九·三0事件”发生后，对政变集团抱同情态度。他始终没有公开谴责，“九·三0事件”。但是，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公开表示支持这一行动。纳苏蒂安的逃脱和苏哈托迅速控制雅加达局势，对苏加诺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宁愿静观事态的发展，准备在情况有利时由他来收拾局面，重建他的领导权威。



10月1日下午，当政变已显然失败，局势逐渐明朗化的时侯，奥马尔·达尼和艾地决定飞往中爪哇建立第二条战线，并希望苏加诺同行。苏加诺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匆忙任命普拉诺托为代理陆军司令，同时委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负责恢复治安与秩序。在达尼和艾地离开后，苏加诺总统也在当晚10时离开哈利姆基地回到茂物行宫。



就在这天夜里，苏哈托下令陆军伞兵突击团和装甲部队进攻哈利姆基地。在不可能继续抵抗的情况下，翁东、夏姆、苏巴尔佐等政变领导人在深夜离开了基地。10月2日清晨6时左右，苏哈托的部队攻占了哈利姆基地。“九·三O事件”至此宣告结束。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人民群众毫无思想准备，全国除中爪哇以外，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10月1日，日惹和梭罗驻军中的部分官兵占领这两个城市的广播电台，在当晚广播了拥护翁东集团的声明。三宝垄驻军中的部分官兵夺取中爪哇师团的指挥权，建立中爪哇革命委员会，一度控制了三宝垄。但到第二天，当得知翁东等人在雅加达发动的政变已经失败，他们的队伍很快就瓦解了。10月2日，日惹和梭罗出现了支持翁东政变的游行队伍和标语，没有发生新的战斗。同一天，印尼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刊载了“九·三O运动”的新闻公报，发表社论谴责将领委员会，表示同情和支持翁东发动的政变。



10月2日起，陆军展开了一系列反击行动。苏哈托控制了陆军的指挥权，他根本不理睬苏加诺总统新任命的代理陆军司令普拉诺托。一些政党和团体在陆军的支持下成立了“粉碎反革命‘九·三O运动’统筹团体”，要求取缔“九·三O运动”和印尼共产党。10月5日，陆军为被政变集团在鳄鱼洞杀死的将领举行隆重的葬礼，苏加诺总统没有出席。这件事加深了陆军将领对苏加诺总统的不满。同一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表一项声明，认为“九·三O事件”是“军队内部的事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未卷入”，一些共产党人是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列入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的。10月6日，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鲁克曼和约多，照常出席苏加诺总统在“九·三O事件”发生后在茂物第一次召开的内阁会议。苏加诺在谈到“九·三O事件”时，谴责政变分子杀死陆军将领，同时主张和解。他说：“革命委员会将由他们自行解散。”



然而，苏加诺的平衡政策已经失灵。陆军断然拒绝了苏加诺的和解建议。10月8日，在陆军当局鼓动与支持下，雅加达的青年学生组织焚毁了印尼共产党总部。10月14日，苏加诺总统任命苏哈托为陆军司令。10月17日，陆军派遣攻打哈利姆基地的伞兵突击团去中爪哇镇压政变的残余力量。政变主要领导人翁东、苏巴尔佐、夏姆等人在逃亡中先后被捕获，并被判处死刑。1965年11月22日，艾地在中爪哇三宝垄附近的小镇中被捕，并被就地枪杀。鲁克曼和约多也遭到杀害。奥马尔·达尼受到苏加诺的短暂保护，他被撤消空军司令的职务，改任航空部长，在国外住了半年。但是，他在1966年4月回国后，立即被陆军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未执行）。这一期间，陆军在全国各地大批逮捕和屠杀参与“九·三O事件”的嫌疑分子和共产党人。苏加诺总统仍继续宣传他的纳萨贡原则。他在1966年2月21日改组内阁，企图挽回局势，形势却一天天变得对他不利。



1966年3月11日，在苏加诺总统召开内阁会议时，陆军包围了国家宫，对苏加诺施加压力。苏加诺不得不停止会议，他在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和第三副总理萨勒陪同下，乘直升飞机前往茂物行宫。下午，苏哈托派遣的代表团来到茂物，提出要在全国创造一个平静和稳定的气氛，就必须将总统的部分权力交给苏哈托。经过5个多小时的谈判，苏加诺总统终于屈服，签署了“移交行政权力给苏哈托将军的命令（通称“3月11日命令”）。



第二天，苏哈托以总统名义颁布他的第一项法令：在全国取缔印尼共产党及其属下的群众团体。3月15日，苏加诺返回雅加达，他拒绝苏哈托提出改组内阁的要求。3月18日，苏哈托下令逮捕包括苏班德里约和萨勒在内的15名内阁成员，同时任命了一批临时统筹部长和部长。6月20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开幕，批准了“3月11日命令”，要求苏加诺任命苏哈托组成新内阁。会议撤消了1963年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关于任命苏加诺为终身总统的决定。1966年下半年，雅加达等地学生和青年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苏加诺交出政权，同时攻击中国政府，掀起反华排华浪潮。1967年2月20日，苏加诺宣布，为了迅速结束政治冲突，愿意将权力交给苏哈托。3月12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撤消了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在普选前禁止他进行政治活动



“九·三O事件”发生以来，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及其性质，一直是研究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的学者们所关心和争议的问题。1970年以前，印度尼西亚军事法庭曾陆续审讯了翁东中校、苏巴尔佐准将、奥马尔·达尼中将，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以及印尼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约诺、苏迪斯曼和特别局负责人夏姆等人，并公布了部分证词。这些审讯企图证明“九·三0事件”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用武力推翻国家政权的阴谋，因此印尼共产党犯了叛国罪。苏加诺总统则由于鼓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活动，在他们犯了叛国罪之后仍力图掩护他们而丧失了领导国家的权力。



由于被指控的主要当事人艾地、鲁克曼，约多等人已事先被处死，许多事实无从对证，而受审讯者的供词和证词也没有完全公布，以致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至今仍然不够了解。特别是一些关键问题，审讯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此外，这些审讯是在政治形势动乱、司法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被告和证人在预审中受到威胁，甚至遭到严刑拷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的材料不足以作为判断事实的依据。而已公布的审讯记录本身也有不少破绽和自相矛盾之处。因此，许多学者对印尼陆军当局公布的结论抱怀疑或否定的态度。



美国研究印尼现代史著名学者贝尼迪克·安德逊和卢特·麦克维在《印度尼西亚1965年10月1日政变初析》一书中认为，印尼共产党在和平环境中获得迅速发展，没有必要进行武装政变的冒险行动。苏加诺总统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更不会轻易将赌注完全押在印尼共产党身上。如果说，印尼共产党是“九·三O事件”的主要策划者，那么在事件发生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除艾地以外都不在雅加达；在事件发生后，印尼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反应也只是被动的仓促抵抗，这些都是不合情理的。至于夏姆在供词中声称“九·三O运动”的宣言是根据艾地的指示写成的说法，无论从这一文件的政治内容、使用的术语或文字风格来看，一般学者都认为不可信。



尽管历史学家们对“九·三O事件”的详情还可能提出各种疑问和进行激烈争论，但是一致认为，印尼共产党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受害者。“九·三O事件”前，印尼共产党在和平环境中的迅速发展和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它产生了利用纳萨贡原则来和平接管政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时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注意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群众活动，却忽视在群众中进行扎扎实实的组织工作，特别是党在农村的工作依然十分薄弱。“九·三O事件”发生前夕，在苏加诺总统健康恶化和获悉陆军将领委员会的意图后，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轻率地支持了翁东等人的军事冒险行动。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1966年9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表了一项声明，对党在“九·三O事件”前后的错误作了初步总结。声明指出：“‘九·三0运动’发生和失败之后，印尼共产党和印尼人民革命运动遭到了一场灾难，损失惨重。这就揭开了相当长时期以来掩盖着印尼共产党的严重弱点的帷幕。印尼共产党的领导搞了冒险主义，没有重视组织规定，轻率地把自己牵连到没有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和坚定信心作基础的‘九·三O运动’里去。因而使党在人民群众中陷于孤立。‘九·三O运动’失败以后，党的领导反过来又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党和革命运动的命运寄托在苏加诺总统的决策上。这是印尼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的严重弱点和错误的顶点”。



澳大利亚研究印度尼西亚问题学者雷克斯·莫蒂默在《苏加诺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1959-1965》一书中，对“九·三O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的性质曾作过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九·三0事件”是陆军内部下层官兵对高级将领不满所引起的一次冒险行动，而不是印尼共产党蓄意策划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武装政变。印尼共产党出于对陆军高级将领同样的不满，对“九·三0运动”显然抱有同情，因而卷入了这场斗争。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印尼共产党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遭到了陆军的残酷镇压，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政变失败后，印尼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0月2日还发表社论和文章，表示支持翁东集团的行动，很可能是在失去同中央联系的情况下，由下级干部匆忙作出的反应。否则，那只能是印尼共产党的愚蠢行动。但是不管怎样，“九·三O事件”在客观上产生的深远影响说明它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它反映了印度尼西亚社会各阶级间的深刻矛盾和激烈斗争。莫蒂默上述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也有些人认为，“九·三O事件”完全是陆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它是陆军某些集团策划利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来消灭陆军内部的异己力量，又以所谓叛乱罪来镇压印尼共产党的一箭双雕的计谋。





　　主要参考书目

　　（1）《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五篇重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2）《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地下刊物文章选编》。

　　（3）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九·三O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O.　G.罗德：《微笑的将军—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莱格：《苏加诺一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6）Benedict　Anderson＆Ruth　Mcvey，“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　1，1965　Coup　in　Indonesi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本尼迪克特·安德逊与鲁特·麦克维合著《印度尼西亚1965年10月1日政变初析》，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

　　（7）Rex　 Mortimer，“Indonesian　Communism　under　Sukarno，Ideology　and　Politics　1959-1965”，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雷克斯·莫蒂默《苏加诺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1959-1965》，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8）M　．C．Ricklefs，“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C.　1300　 to　 the　 Present”，MacMillan，1981（M.　C.李克莱弗斯：《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约1300年至今》，麦克米伦出版社1981年版）。

（9）Harold　Crouch，“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哈罗德·克劳驰：（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与政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原载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四分册，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



【编者注：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编者对本文个别文字和段落作了某些更动，来不及征求作者的意见，如有不妥之处，文责将由编者负责，尚请作者见谅。】





喜读毛主席悼念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一首词

                  

卜 算 子

             悼国际主义战士艾地同志（1）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疏枝立寒窗（2），

                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3），

                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4），

                蓄芳待来年。





【注释】

（1）    此词见于罗炽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辞典》。又见于胡忆肖等编著《毛泽东诗词白话全译》。艾地（1915——1965，应为1923——1965），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1965年在“九卅事件”中被杀害。

（2）    疏枝句：化用宋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线，暗香浮动月黄昏”语意，以梅喻艾地。

（3）    固：本来。堪：禁受；能。

（4）    花落句：传宋严蕊《卜算子》:“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赏读】

诗人在这首诗中，以咏梅寄情的比兴手法，悼念了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同时也激励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者以及诗人自己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艾地（1923——1967年，应为1923——1967年）曾经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所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在当时的印尼有很大的影响力。连当时（1959年）的苏加诺总统都在全国范围内提出过“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的主张。然而，帝国主义和印尼国内的反动势力却并不甘心；他们在准备推翻苏加诺政权，剿灭印尼共产党。



1965年9月30日，以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第三营营长翁东中校为首的一批左翼军官，采取行动以求挫败右翼军人集团的政变阴谋，但未告成功。10月1日，军人集团终于篡夺了国家权力，并对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据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6年5月23日发表的文件披露，被杀害的印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不下20万人，被捕者不下40万人。艾地同志也在这场大屠杀中牺牲了。



当毛主席得知印尼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他的国际战友艾地不幸遇难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悲痛。而时间已值隆冬，寒梅怒放；诗人触景生情，想到几个月前还在北京会见了他，但转眼间却成了故人，禁不住吟诗一首以寄哀思。



上阕写深冬的梅花横斜傲岸于窗前；并以拟人手法，用一个“笑”字来形容梅花的无尽风采。梅花含笑盛开于“百花”之前，而“百花”当是指万紫千红的春日。寒梅迎着盛大的春天，可惜这梅花的笑容难于持久，到了春天就凋零了。诗人在这里，借梅花的开与落这一自然景观，道出了内心的哀思。艾地同志以及他所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当时在印尼如日中天，形势一片大好，但没想到情况陡地发生逆转，眼见就要来临的大好春光反而凋残了，革命之火被扑灭了。但艾地同志的音容笑貌却不断地浮现在诗人的眼前。



下阕，诗人表面上仍是写初春梅花总是会凋残的，要凋残就凋残吧，赏花人何必自寻烦恼，花开花落有它自己的规律，花儿蓄积的芬芳在等待第二年盛开。



除了这表面一层写景外，诗人也在此寄寓了另一层深意。诗人将自己悲痛的感情作了一个调整，勉励自己与勉励其他同志，不应一味沉湎于悲哀之中，为愁烦所困扰。该失去的自会失去，但只要不懈奋斗，总会有所得的。并从中升华出一个道理：共产主义战士前赴后继，是不可能被彻底摧毁的；失败中也有教训，也孕育着成功。我们不应为印尼共产党短暂的挫折而深深忧愁、不能自拔。就像年复一年蓄积着芬香的梅花一样，他们也在蓄积着更大的力量，他们终会有得胜的一天。在全诗最后一句中，诗人引领我们向上升起，让我们心中豁然明亮起来，而不是在悲哀中暗下去；使我们满怀希望，再次充满革命的斗志与豪情。



（全文引自《毛泽东诗词全集赏读》，麓山子编著，第347-349页，引者：大永）



引者的补充说明：【注释】和【赏读】中有关艾地同志生平和职务的介绍，前后有所出入。据知，艾地同志原名为Dipa Nusantara Aidit，1923年7月30日出生于印尼的邦加岛（Pulau Bangka），1965年11月22日被苏哈托右派反动军人集团杀害于印尼中爪哇的玻约拉里（Boyolali），时年42岁。他于1950年代起，先是担任印尼共产党总书记，后为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印尼60年代从排华到反华：一把火烧掉新华社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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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被迫关闭 中国印尼蜜月期彻底终结


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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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这里一度是众多印尼华人心目中的“北京”——前面一排平房，后面有个大院。这就是当时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所在地，它的代名词是：红土岗七号。



1966年4月1日，当所有成员最后撤离时，这座房子在燃烧瓶和石块的攻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至此，中、印尼两国之间短暂的蜜月随之结束，双方断交长达20余年。



那是最好的时候



背靠初夏上午的阳光，沈定一缓缓讲述50余年前的驻印尼生涯。对面的柜子上，是老伴谢林风的遗照，他们曾经是同事以及“战友”。



1956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从越南调至雅加达，担任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的第二任社长。那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次年，印尼境内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如火如荼，整个印尼几乎是世人瞩目的“热点”，支持共产党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尚未遭遇权力危机，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正处在蜜月期，新华社记者在印尼甚至可以享受到“白宫记者”的待遇，沈定一与穿着睡衣的苏加诺的合影便是最好的例证。



在沈定一的记忆里，苏加诺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支持共产党、亲近新中国，1956年、1961年和1964年的北京都曾留下这位英俊总统的足迹，周恩来与陈毅亦多次回访，苏加诺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1961年苏加诺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赠送了一幅自己亲笔题名的齐白石真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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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社所有信息遭到监控



“我们经常作为受邀媒体，跟随苏加诺去印尼的许多地方进行报道，但是那种表面的平静有时候并不真实，暗涌流动。”沈定一说。



美国与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不肯退出、苏加诺的亲共与以苏哈托为首的亲美派日生罅隙，当地华人的富足与勤劳令印尼人心生嫉恨……印尼国内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像。1959年，矛盾恶化，印尼境内开始出现排华潮，暴行首先发生在西爪哇，以后又陆续在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岛一些城市发生。“手法惊人地相似，都是华侨的店铺遭到破坏，打、砸、抢、烧，奇怪的是，当局与军队没有任何表态。”



“当时采访已经受到限制，我只能深更半夜和翻译偷偷去现场。”那次万隆商业街夜行的所见，到现在沈定一也忘不了：“惨白的路灯下，原本繁华的商业街分外凄凉，华侨商铺店门洞开，被烧焦的汽车正在冒烟，恐怖而诡异。离开的途中，不断有人向我们的车投掷石子。”



然而，在所有信息都有可能被监控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到两国关系大局，关于当地反华事件的报道必须低调处理，沈定一和同事们就在这种情绪中备受煎熬。



华侨尸体上有六七个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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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底，一向对中国友好的苏加诺被迫签署了“总统10号令”。大批华侨被剥夺土地，赶出乡村，离开几代人辛苦经营起来的家业，住进集中营。一纸号令，引发的是排华潮更大规模的来袭，伤亡不可避免，在充满尸臭的帐篷里，沈定一亲眼目睹同胞身前的六七个弹孔。



在一次采访中，沈定一的妻子谢林风得以突破种种封锁，探知集中营的真相：没有饭吃，没有最基本的卫生设施，一个房间里密密匝匝睡满一地的华侨，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回到分社，谢林风一口气写下6000余字的《难侨收容所见闻》。



1961年，在不断斡旋与交涉中，这起排华事件渐渐平息。1963年，沈定一与妻子谢林风调离任职7年的雅加达分社，接替他们的，是张海涛及妻子江红。



交接工作时，沈定一意味深长地说：印尼的局势不会像表面这样平静，未来几年一定还会有变化。



蜜月期彻底终结



沈定一在雅加达7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政府与印尼之间往来如织的最好的时候，而1963年的雅加达，在张海涛的记忆里同样是大街上红旗招展，人们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印共领袖艾地与总统苏加诺之间以兄弟相称，反帝运动像潮水一样起起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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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1965年，中国和印尼高层之间互访依然频繁，各类团组往来如织。当年国庆大典期间，集聚北京的印尼大小团组达28个之多，创历年中、印尼人员往来之最。当时，从雅加达回到北京休假的张海涛、江红夫妇亲历了这一盛况。谁也没有想到这繁华背后所暗藏的外交危机。



1965年，“9.30”事件再次成为中国和印尼之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军事政变一夜之间爆发，苏加诺被架空，上台的苏哈托几乎全面继承了荷兰暴政，将仇华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我准备牺牲在雅加达”



在北京大望路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张海涛与老伴江红即将迎来他们婚姻的钻石之年。



采访中，江红递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四封信，这是1965年离开北京只身飞赴雅加达的张海涛写给她和孩子的。信长短不一，字体却同样清新流畅。遗憾的是，自1966年回国后，张海涛因胳膊受伤，再也没能写出如此有力的字迹。“这次我是准备牺牲在雅加达了。”每当读到这句，江红就难以抑制泪水。



“9.30”事件爆发，华人性命堪忧，雅加达分社工作陷入停滞。身在国内的张海涛当即决定：他要只身回雅加达，立即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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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江红看来，这一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我特别想跟他一起回去牺牲，但是家里还有孩子。他(张海涛)告诉我，不能让孩子一下没了双亲。”



张海涛在途中给妻子写信，他把这视作“遗书”。9天后，张海涛抵达雅加达。分社的房子已破损，有同事受伤。他和同事在雅加达一待就是大半年，线路中断，他们想方设法发回报道，印制宣传单。“有个华侨煤矿工人的儿子，叫唐平安，特别勇敢，我们把稿件翻译成印尼文散发，他就骑着摩托直接送到苏哈托家。”张海涛说。



雅加达分社的反击惹恼了反动势力。次年3月9日，一个连的印尼士兵，穿着便服，带着燃烧瓶，一把火烧了分社。张海涛受伤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当时在北京育英学校上学的长子张小兵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急得哇哇大哭。张海涛再次来信：“夜已深，拂晓要送伤员回国，只能简单写几句，暴徒3月9日袭社，想必已知……我受了小伤，无碍……”



1966年4月1日，接到关闭分社的命令后，张海涛随即率领分社全体同志(包括华侨工作人员)撤回国内，从广州到北京，一路掌声，他们受到的是英雄一般的礼遇。



张海涛忘不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时的对话：“你今年多大了？”“39岁。”“从使馆发回的电报看，我以为你已经50岁了，没有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还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嘛！”



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第二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建立；1966年新华社雅加达分社关闭，次年，两国宣布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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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交到断交，从排华到反华，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杂的外交历程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遭遇成为一个鲜活的见证。



直到1990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才正式恢复外交关系。1992年，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得到恢复。





谁是印尼反华暴行的真正教唆犯？（旧文）

今年（1998年）五月以来发生在印尼的迫害华人的暴行的一些零星内幕终于被揭露于世人眼前。我们已经知道：带头抢劫、放火和强奸妇女的暴徒是乘着卡车而来、带着军人特征、施暴动作熟练的一伙显然有组织、有部署的强盗；当骚乱的人群在带头抢劫的暴徒的教唆下进入商店抢劫时，商店的门却被锁了起来，同时烧起了大火，有上千人因无法逃脱而被烧死；骚乱发生的３０个小时内，军队和警察失踪了，在一些地方，驻守的军警在暴动前数小时接获指示撤走，等等。日前，印尼所谓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就五月骚乱传讯雅加达特区省长和雅加达军区前司令的记录被盗。在证词中，该省长承认骚乱是有组织的、是有人煽动的；前司令则证实，参与骚乱的一些人来自雅加达以外的地方。

　　一切证据都表明：这场暴乱是一起由印尼军方插手操纵的、继承了印尼三十

二年来的白色恐怖传统的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事件，目的在于把水搅混，转移公

众注意力，并以动乱作为谈判的法码。很多人的分析都指出：这场暴乱的策划和

印尼政治高层内部的斗争密切相关，特别是：苏哈托的女婿、前特种部队和陆军

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现任参谋与指挥学院院长普拉博沃企图借制造混乱，给印尼

武装部队总司令韦兰托造成难局，同时造成苏哈托镇压民众反叛的借口。然而，

对阴谋的分析也大都止步于此。

　　另外，我们在西方主流媒体上也看到了一个令人回味的现象：一方面借报道

华人受迫害事件，把占印尼人口3%的六百至七百万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渲染为“控制了印尼经济的70％”的为富不仁的奸商，而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雅加达的穷人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暴民”，或是一群残害华人基督徒的伊斯兰疯狂信徒，而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强加给印尼的西方国家似乎不仅和这场屠杀无关，而且一个亚洲的“科索沃”的诞生，给了西方又一次插手干预、匡扶正义的机会了。

　　显然，印尼事件中，还有一些幕后的势力在起着主导性作用，而被大多数分

析和西方主流媒体所完全遗漏。这个事实，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印尼经济危机以来

的局势发展，以及考察一下印尼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就变得十分令人

信服了。

　　印尼是列强争夺世界的兵家要地，又是南洋诸国中拥有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反共最坚决的国家。在那里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美国政府，决不能允许它被聚众

街头的“人民权力”毁于一旦。印尼除了自身所拥有的巨大数量的石油和其他重

要资源之外，它还扼守着联接东亚－太平洋与中东石油产地的海上运输线，不仅

日本所需的中东石油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而且美国的航空母舰分别部署在东亚

大陆沿岸的“大新月”地区－－南朝鲜、日本、台湾海域、菲律宾，和中东、波

斯湾地区，它们需要在这两个地区之间经常地、随时地穿过这条狭窄的运输线进

行调动。美国从六十年代进行越南战争以防止东南亚“多米诺骨牌”，支持苏哈

托三十二年的独裁统治，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这个地区的重大战略地位。这和美

国冷战后“同时打两个区域战争”的全球军事部署也有重大关系：实际上，现在

美国必须同时应付巴尔干、海湾和东亚三个潜在的热点，海外兵力不敷使用，尼

米兹号需要随时通过马六甲海峡对中东或东亚进行机动增援。失去印尼，刚刚赢

得的海湾战争的大半意义可能会随之消失，美国的全球战略将遭到一次致命的打

击。

　　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华盛顿加紧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经济进行直

接控制的部署。这个部署和美国长期以来豢养的独裁者苏哈托和他所建立的家族

帝国利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危机使印尼财富的价值遭到大规模的贬值和毁灭。

在这块蛋糕突然剧缩的经济基础上，国际垄断资本与一国官僚买办资本之间在相

互转嫁危机损失的过程中发生了因实力地位不同而分脏不均的争斗，同时又共同

面临着危机的最终承担者劳动大众因贫困化乃至断绝生计而日益奋起的反抗。于

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复杂交错的政治斗争局面：华盛顿在对苏哈托施压同时，开始

在印尼的统治层内（首先在军队中）寻找新的、更忠实的代理人，一方面它要尽

可能多地接管印尼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民的不满情绪和集体行动导致

政治体制的瓦解；苏哈托在抵制贷款条件以保护家族帝国利益和与美国主子妥协

以延续自身统治之间寻找平衡；印尼的杀手们和他们的山姆大叔心中都有数，在

紧急状况下他们有一根屡试不爽的杀手锏，把烧到他们身上的怒火引向印尼华人

这只替罪羊，国际和印尼的统治阶级共同在加紧筹备上演一场将阶级矛盾转化为

民族仇杀的惨剧；而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带给下层人民的痛苦，迫使他们要在自

发的、松散的经济斗争和目标明确、为阶级利益而战的政治斗争之间做出选择。

这就是印尼五月事件爆发前各种矛盾冲突的大致情形。

　　苏哈托可算得上是华盛顿所扶植起来的一大批独夫民贼中有老资格的。三十

二年年来，印尼的右翼军人政权在美国的训导和资助下，杀人不眨眼，这已众所

周知。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艾伦·奈尔恩所做的最新调查，揭露了有关苏哈托

的军事系统的情报治安机关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之间密切勾结的鲜为人知的细节（调查结果发表在《民族》杂志3月30日、6月8日和15日的三期上）。根据奈尔恩的这三份报告，印尼军方及其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防部和美国驻印尼大使馆保持正式的联络关系和经常性的高层接触。

　　今年一月，印尼军方头目预感到一场动摇统治秩序的风暴将要来临，向外界

散发出警告：“印尼军队将毫不犹豫地将任何反政府的人切得粉碎。”在做出这

番威胁后的一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柯恩访问印尼，会见了苏哈托、普拉博沃和

其他军方首领。印尼官员表示，柯恩的访问是对印尼军方实行“控制局面”的计

划亮了绿灯。在柯恩离开印尼六天以後，印尼军方和情治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秘

密绑架社会活动家、工会人士的行动。参加绑架行动的包括有经美国训练的、和

美国情报系统有正式联系的特别部队。于是，在今年五月暴乱之前，所有有组织

能力、有政治见解的活动家都从街头消失了。

　　对印尼军人面授机宜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美国主子，对印尼的这架屠杀机器

的可靠性并不放心，特别是：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压迫苏哈托

放弃其家族垄断经济，苏哈托屡屡拒绝，并在设立货币局等问题上和美国主子争

执起来，还祭起“主权”、“尊严”、“宪法”等法宝。忘记了自己奴才走狗的

本分，就要遭受主人的惩罚。何况美国也隐约感到：苏哈托这个手中沾满血债的

独裁者，被民众抗议的浪潮所卷走的时刻不会太久了。从今年三月起，五角大楼

、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就开始秘密酝酿导演一场替换走狗的闹剧。（"UP IN SMOKE

: How the IMF's rescue plan for Indonesia exploded", in BUSINESS WEEK,

June 1, 1998 pp.60-66. Allan Nairn, "Uncle Sam's Indonesian Killers",

in THE NATION, March 30, 1998, P.6）

　　这个情形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的另一幕场景：国共内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时，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而替蒋介石出钱出枪的美国对他深感失望，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建议：劝告“不孚众望”的“蒋委员长退休”，而让“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李宗仁则向司徒雷登表示：他期待着美国的“毫不含糊的支持”。于是有了蒋介石被迫下野、演出和谈双簧的一幕。

　　和半个世纪前的手法几乎完全一样，美国对印尼的“危机管理”对策是：寻

找新的傀儡、并且“一根线上拴两个蚂蚱”，使傀儡之间互相牵制，以便将出产

于美国工厂的结构调整政策和镇压民众抗议的手法在印尼顺利实施。

　　一个蚂蚱，就是苏哈托的女婿、特种部队的司令普拉博沃。普拉博沃曾在美

国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军事机构进修，和美国军界有长期密切的关系

。这次负责绑架任务的，就是普拉博沃所直接指挥的部队，和美国情报系统有密

切关系。柯恩在今年一月访问印尼时，特别赞扬了印尼的特种部队。据透露，去

年在美国的支持下，特种部队从三千名战斗人员扩大到四千名，美国国防部为特

种部队提供二十四项“共同联合交换与训练计划”（JCET）和美军的直升机。

　　另一个蚂蚱，就是同样受美国欣赏的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韦兰托，他手下的

部队也参加五角大楼的“共同联合交换与训练计划”。今年三月四日，美国太平

洋战区总司令普鲁尔在美国国会作证说，美军正在密切注视“亚洲的不安定迹象

”，其中包括“劳工纠纷”。普鲁尔还高度称赞韦兰托。五天以後，韦兰托直接

控制的军方情报机构将九名呼吁提高最低工资的工会活动家逮捕，据透露，他们

遭到了拷打；韦兰托的人马还捣毁了一些劳工、学生和妇女组织的办公室。美国

利用这两个印尼军方头目之间的矛盾，实行分而治之，并以金蝉脱壳、找替罪羊

等方法巧妙地掩盖美国自己就是一系列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教唆犯的真面目，这

个策略，在五月暴乱、苏哈托下台之后，就变得更重要了。（有关资料见："IND

ONESIA'S POLITICAL ODYSSEY", in THE NATION June/15/98, p.11; Allan Nai

rn, "Indonesia's Disappeared", and "Our Men in Jakarta" in THE NATION

June/8 pp.4-5 and June/15 pp.12-14.）

　　五月暴乱事件不是什么偶然的或印尼所特有的暴力事件，而是整个第三世界

发展困境的缩影，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各地以同样残酷的贷款条件声称进

行“援助”、实际上对当地国计民生实行毁灭的最新见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

据其“紧缩调整”的正统教义，要求已经处在危机中的受援国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生活必需品涨价，这无一例外地是剥夺贫困下层最基本的温饱权，导致食品骚

乱。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政治上的一手，就是依靠受援国内皮诺切特式的

独裁者的铁腕政策，压制民众，特别是防止人民的抗议行动发展成为推翻本国买

办统治的人民革命。

　　在华盛顿、东京和柏林的政客与大银行家们的最大的梦魇，就是愤怒的民众

把矛头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将西方对印尼的经济殖民统治连同苏哈托

一起，葬送在一场人民革命的烈火中。美国《纽约时报周刊》对五月事件这样忧

心忡忡地评论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印度尼西亚的精英们现在会面临着民众愤

怒不可阻挠地增长……印度尼西亚很可能是在一个两个阶段革命的初期，如同俄

国革命和伊朗革命那样。在第一阶段，老皇帝倒台了；第二个阶段，中间过渡性

的政府由于无能而被推翻，被一个更激进的和更持久的政权所取代。沙皇俄国曾

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新兴市场，在十月革命前也是美国的朋友。在印度尼西亚，许

多人都指控华盛顿支持了苏哈托几十年的压迫人民，这个指控是没错的，印度尼

西亚很有可能变成美国的世界级的外交与经济心病。没有经济复苏，印尼非常容

易陷入混乱，或者转向一个反西方的激烈态度，容易想象，还会带着伊斯兰教的

色彩。”（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28,1998, WALTER RUSSELL MEA

D, "BOTTOM-FISHING TIME? NOT NECCESSARILY. INDONESIA MAY BE FACING A T

WO-STAGE REVOLUTION, WITH THE WORST YET TO COME".）

　　针对印尼华人的暴行是由印尼军方操纵指挥的，这是苏哈托及其军事暴力工

具以国家恐怖主义的方式来应付食品骚乱、解决统治层内部矛盾、同时加强和西

方主子的谈判的法码的一个一举多得的阴谋。

　　印尼军方在五月暴乱之前对进步人士的绑架和搜捕，是为了防止食品骚乱发

展成为有组织有纲领的民众政治斗争。在燃料、食品涨价之后民怨沸腾、学生和

中产阶级也参加抗议行列的时刻，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挑起种族之间的仇恨，制造

种族仇杀，为的是完全同一个目的，即防止民众愤怒转化为有意识地为阶级利益

而战的集体行动。拿印尼华人开刀具有一石三鸟的效果：这首先使苏哈托家族这

伙窃国大盗从民众的视线中逃脱，将政治上无权的华人作替罪羊；其次，趁机制

造一种舆论，让人认为华人应对印尼的经济危机负责，而华人又被描述为和外部

势力勾结、出卖印尼利益的奸商，这样就能够驾驭、控制和利用危机以来印尼民

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防止人民反帝觉悟的苏醒，一方面加强军人政权的

“凝聚力”，以此作为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价还价的法码；第三，由此

引发社会动乱后，再去以血腥手段“恢复秩序”，因此获得主动，并向国内反对

派和国际社会显示实力。

　　自从印尼爆发危机以来的一年多中，美国国防部长两次走访雅加达，五角大

楼高官和行政人员每月至少两到三次飞抵雅加达，视察“敌情”，美国军方城市

镇暴行动计划与太平洋战区特种行动计划部门都派出了专家对印尼军方进行高密度的强化训练，尤其涉及夜袭、绑架、严刑求供的课程教练，并都是在美国国务院的批准下进行的（见奈尔恩的第一个调查报告）。在美国顾问的参谋下，印尼军方调兵遣将，对首都等重要城市进行了严密的重新布防。5月12日军队开枪打死示威学生6人，激发了次日雅加达市民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当时，印尼民主党的领导人美加华蒂的顾问曾兴奋地说：“人民联合起来了，所有的印尼人都感受到要走同一条路。”但也正是在这时，扭转斗争的大方向、残害印尼华人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在国家机器的幕后操纵下开动起来了。在印尼学生伤亡的当夜，美国白宫内灯光彻夜达旦，在紧急召开的战略讨论会上，主人们终于发出了印尼需要“政治改革”、华盛顿将与苏哈托拉开距离的明确信息。14日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普鲁尔紧急飞抵雅加达，不见苏哈托，专门会见韦兰托和普拉博沃，一反上次柯恩访问时的坚决表态，突然要求印尼军队保持克制。14日晚，无法无天的残害印尼华人的有组织暴力活动达到最高潮，次日又迅速向全国扩散，并一直延续到6月中旬。此后美国垄断资本利用控制的国际媒体，开始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有关“占人口3%的印尼华人控制了70%的印尼经济”的混淆视听的宣传运动。

　　可以想见，五月暴乱的过程中，华盛顿主持了苏哈托下台、在雅加达换人的

过程，也指挥和干预了印尼军人系统如何对付民众示威的具体决策。实际上，砸

商店、强奸妇女的暴徒早就在接受训练，针对华人的暴行早就在密谋策划当中，

和印尼军方关系如此密切的美国，不可能不知情，知情之下也不可能不予以参谋

策划。假如将来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参与了印尼军人的这项恐怖主义

罪恶，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许多跨国的、国际的恐怖主义作法，经常是来自

中央情报局的教唆。现在被美国所认定的“头号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拉登就曾表

示，他所学到的最残忍的手段，都是美国中情局的人教给他的。

　　五月暴乱前後，西方主流媒体以误导的方式报道和评论印尼局势和华人，为

印尼军方的种族煽动作微妙的配合。在这里，西方媒体将印尼华人说成是和苏哈

托家族沆瀣一气的“裙带资本主义”的主犯，大肆渲染所谓“印尼华人控制了印

尼经济的60％乃至80％”，言外之意，印尼华人和印尼本族人的经济利益冲突就解释了这一切暴力，因而矛盾是无法解决的，更有甚者，是重复印尼排华势力的荒唐谎言，说印尼华人是一个莫须有的“大中华经济”在印尼的代理人（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特别热衷这一学说）。在妖魔化印尼华人之后，又摇身一变，装作同情华人被害者的样子，开始恶毒地妖魔化印尼的穷人和印尼的穆斯林，将雅加达的穷人描绘成一群青面獠牙、灭绝人性的“暴民”，渲染报道一些高喊着“真主伟大”的印尼穆斯林如何残害华人基督徒。明白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文明冲突论”的拙劣翻版，把印尼人对西方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敌对情绪歪曲丑化成所谓宗教狂热，以种族、宗教的裂痕来掩盖阶级矛盾和冲突。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市场在世界各地的扩张渗透，导致了本来就高度不稳定的

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对社会的组织、统筹和保护功能的极大削弱乃

至濒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被市场“原子化”了的个人，往往只好在宗教与种

族的文化遗风中寻觅联络起来、保护自己的“出路”，因而出现民族和种族认同

的激化。（S.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997, chapte

r 4 "THE RISE OF ETHNICITH:A POLITICAL RESPON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

ION" and chapter 5 "WHAT THE CONDITIONS FOR RELAUNCHING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甚至那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曾经成功地消灭了民族压迫、解决了

民族矛盾、取得了民族团结的国家内，今天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厮杀中，民族

矛盾重新变得尖锐，民族沙文主义猖獗。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的

资产阶级严重地买办化，成为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忠实代理人。民族沙文

主义和买办化，实际上就是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以上的分析将使我们顺理成章地得出有关印尼以及当代广大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根本矛盾的一个大致结论：这就是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特别主要是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主要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法进行渗透的情况下，这个矛盾又往往集中表现、蕴涵在人民大众和美帝在幕后支持的官僚买办资本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下的印尼人民、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为了从全球性的危机和苦难中解脱出来，唯有明确自己的阶级利益，

建立广泛的反帝联合战线，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国际垄断资本及其所扶植

的官僚买办资本，才有可能获得人民大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解放，以及受

压迫民族的民族平等和解放。

　　认识到这一点，对经受三十二年苏哈托官僚买办政权压迫、又面临国际垄断

资本全面征服的印尼劳动人民，对深受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印尼华人，对一切

关心受压迫的印尼华人的命运的人士，都非常重要。

　　毛泽东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

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站绝大多数的

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

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印尼劳动人民

为了自己的解放，就必须认识到：压迫他们的，是印尼统治阶级，其中包括占全

部印尼华人中极少一部分华人剥削者，而大多数华人是和印尼劳动人民同样遭受

剥削压迫的阶级兄弟。印尼人民只有正确处理好作为自己同胞的大多数印尼华人

所长期遭受到的种族歧视问题，他们自己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印尼华人和他们

在全世界的同情者，也必须认识到，印尼华人所遭受的种族压迫，归根结底是由

于阶级压迫的存在。已故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说过，他有一个梦

，那就是世界上不分肤色的穷人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多数，自己真正

支配自己的命运。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的资本主

义危机是民族冲突、民族矛盾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及其所扶植的官僚买办资本是

种族仇恨的教唆者。当人们声援印尼华人的同时，也应当声援印尼的劳动人民，

在他们去印尼大使馆抗议时，也应当去另一个大使馆抗议，抗议那个替印尼军人

出钱出枪、为屠杀印尼人民出谋划策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

　　关心印尼反华暴行受害者的人们，正在亲眼见证着一场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

徐徐降临的人们，以及一切还在关心着人类如何走出困境、实现全世界各民族的

平等和解放的前景的人们，将会思考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那就是：第三世界各国

人民为了保护民族经济利益、捍卫民族国家主权、抵抗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渗透

，一切进步力量必须结成广泛的人民统一战线，为打倒各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而斗

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重新走出一条以“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为主的集体共同发展的解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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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反华暴乱与中国外交的立足点

　　　　　　　　　　　　　　　杭新

　　今年（1998年）五月印尼的反华暴乱是全国性的，它从华人集中的区域向分散的华人居住地扩散，从雅加达向外地扩散，整个印尼成了华人的人间地狱。全印尼共有1200多人丧生，1000多名妇女（多数为华人）遭到暴徒群体强暴，其中许多妇女或被活活烧死，或因下部伤势过重去世，或因羞辱难当、怀着满腔仇恨自杀身亡。大小4000多家华人商场、商店惨遭洗劫和烧毁，华人数十年里胼手胝足积蓄的财富瞬间化为乌有。

　　　　　　　　　　　　谋主是苏哈托政权

　　五月大屠杀显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蓄意事件，显然与印尼军方有关系。来

自印尼私人诊所的消息说，参与屠杀和强奸活动的暴徒承认，他们事先被注射了

兴奋剂，以便顺利执行这项禽兽任务。事后他们感到体力不支，纷纷到诊所就医

。有的暴徒本来就是各地的地痞流氓，有的则是各地的武术班学员，有的是被军

校淘汰的学生，但是其操纵者则是军队和一部分极端排华势力。数日以前，这些

社会渣滓被集中到东部的齐普尔基地进行集训，临出发前，不光被注了兴奋剂，

而且组织者许诺，每强奸一名妇女可得赏金二万印尼盾（约2.5美元）。

　　那么印尼军方为什么要支持极端排华势力发起这场大屠杀呢？原来，无论印

尼军队还是极端排华势力都是苏哈托政权手中的工具，为苏哈托效命是他们的共

同特点。

　　苏哈托本来就是靠屠杀起家的。1965年9月，印尼军队发动了右翼政变，将亲共的民族主义总统苏加诺赶下台，随后50多万印尼共产党人被屠杀（这是最低数字）。而政变和大屠杀的主要实力派人物就是苏哈托。随后，苏哈托就执掌了印尼政权，执政期间采用法西斯独裁手法，对内钳制国内舆论，继续清洗共产党；对外则成为美国冷战在（东）南亚地区的桥头堡，并成为冷战组织东盟的盟主，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为奖励苏哈托反共有功，美国带头向印尼投资，优先向印尼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印尼开放美国市场，并要求日本也照此办理。而有了苏哈托的对内残酷镇压政策，美、日为主的西方国家也从印尼的血汗工资制中捞到了实惠。在这种政治结构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核心的所谓专业集团极大程度地榨取了人民的血汗，苏哈托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霸占着国内的各大公司，苏哈托家族的财产达全国总财产的一半以上。（因此，印尼的人均收入实际上至少比公布的低一半）。在印尼金融危机前夕，苏哈托家族为主的50人拥有印尼全部外债（800亿美元）的95%。可以说，苏哈托家族巧取豪夺是印尼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但是，这种经济上的巧取豪夺和严厉的独裁统治也有其自身的问题，那就是

阶级对立极为严重。在经济增长期间，人们对苏哈托家族的高压盘剥敢怒不敢言

，保住小命再说。到金融危机来临时，对相当大一部分人来说，即使不反抗也保不住小命了。1976年印尼的赤贫人口是2000万，1998年时赤贫人口却增加到8000万，占印尼总人口的约40%。阶级矛盾空前激烈，社会不满情绪如同火山熔岩般滚滚涌动，随时化为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在这种情况下，苏哈托政权就考虑将火山熔岩引向印尼社会中最没有政治权力的那一部分——华人。华人是苏哈托政权的排汽阀，多年以来，每当民怨沸腾要将社会炸裂时，这个排汽阀就会被启动，这样苏哈托家族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就能躲避冲击，继续存在下去。这是苏哈托统治结构中的最黑暗、最隐秘又必不可少的一环，其意义和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同样的。只有把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把阶级怒火转化为种族仇恨，才能维持一个剥削压迫的社会结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种族主义实际上也是任何一种阶级统治政权的不可或缺的构件。即使是特别爱标榜民主的美国，不也是以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作为它社会稳定的排汽阀吗？三K党和印尼的极端排华势力实际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统治集团的主流在平时也看不起它们，但却深深懂得极端右翼势力的存在的重要性。

　　事实上，印尼华人对这一结构并不是不清楚。7月6日，他们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求助时介绍说：“在前总统苏哈托（苏哈托这时已经下台——引注）的计划中，我们不可以进入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内，基本上，我们只能从商，或工业等经济领域，或在体育界发展。……前总统苏哈托把我们当成是维护他的独裁、

贪污统治的挡箭牌，为了使每次人民的反贪污反独裁运动迷失方向，每当人民的

不满运动达到顶点时，他就会利用新闻界、电视台、无线电台以及印尼原住民对

华裔在事业上的成就所产生的妒忌之心，以及极端分子盲目仇视的心态，煽动他

们烧、杀、抢华裔财产甚至强奸华裔妇女。每次发生烧、杀、抢以及强奸事件之

后，印尼原住民对前总统苏哈托的恨意就会下降，印尼人民反对前总统苏哈托的

统治的压力就相应的减轻了。这样，就达到前总统苏哈托继续统治印尼的目的了

。以华裔作他的挡箭牌以及高压铁腕手段使他的独裁统治成功地延续了32年。”

　　因此，说苏哈托政权是大屠杀的谋主恐怕是不会冤枉的。事实上，这样的大

屠杀也只有政权力量才有可能操作。我们了解到，在屠杀和强奸进行时，警察都

远远地躲在一旁看热闹，消防队也不开进现场，听任大火吞噬一幢幢商店、住宅

，听任大火里发出的撕裂心肺的惨叫。为了大屠杀顺利发动，早在今年三、四月

份时，印尼媒体就开始把矛头指向华人，攻击华人为富不仁，不肯同化，明示或

暗示华人是应该对印尼经济崩溃负责。事实上，除了极个别华人与苏哈托集团有

染以外，绝大多数的华人无非是中产阶级，过着还过得去的生活而已。他们根本

没有力量促进或仅仅是推动经济危机，这只能是苏哈托家族的事。

　　　　　　　　　　　　华人仍在危险之中

　　由于经济危机的内部根源在于苏哈托统治集团（专业集团）的残酷盘剥，因

此专业集团面对社会矛盾激化的危险束手无策，这才起动了排汽阀。但是五月惨

案以后，经济危机更加深重，社会矛盾激化的局面仍未根本改观。西方大国开始

担心苏哈托稳不住局面，又加上国际舆论的压力，因此苏哈托以退为进，效仿蒋

介石宣布下野。

　　新任总统哈比比根本上就是个傀儡性的、过渡性的人物。军队、议员、舆论

界和重要经济部门仍掌握在苏哈托手中。例如，印尼武装部队司令维兰托、特种

部队司令普拉博沃（苏哈托的女婿）都是苏哈托的旧人，恐怕都参与了五月惨案

的策划。国际社会一般认为，像苏哈托这样经营了32年的独裁政权，其势力盘根错节，除非是摧枯拉朽式的社会革命，不可能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因此苏哈托下台必然会有流血动乱事件。然而，似乎出人意料的是，政权平稳交接。这只能从反面说明，苏哈托家族事实上仍然控制着印尼政局。

　　正因为如此，所以哈比比也只能是听命于苏哈托。事实上，哈比比对五月惨

案的基本态度是听之任之。7月18日，《华盛顿邮报》刊出了哈比比的谈话，哈比比说即使在五月暴乱后逃离印尼的华裔不回来，印尼也不会完蛋，反而增加当地人进入工商界的机会。这就是继续挑拨华人和印尼人的关系。此外，哈比比在外界压力下视察华人区时，对华人说，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你们可以自卫嘛。这实际上是更阴险地置华人于死地：在成群受过军事训练的彪形大汉的围攻下，在更多的印尼人的旁观和纵容下，自卫无异于自杀！

　　印尼政府的态度如此恶劣，华人不得不纷纷外逃。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

西亚、新加坡大使馆——还有台湾驻印尼代办——前挤满了要求签证的华人，没

有能力要求签证的年轻姑娘不得不当邮购新娘远嫁他国。第一批流动能力强的华人大约3万多人已经逃离印尼，而更大规模的逃亡潮正在兴起：变卖住宅，套现生意，不顾一切往外逃！

　　事实上也必须往外逃。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虽然暂停，但无组织的分散的迫

害和强奸仍天天在进行。7月16日，东爪哇首府泗水东南220公里的任抹，1000多人袭击了该市的商业中心，几十位华人店主被迫逃跑。这是又一起新的、较大的迫害。

　　华人在印尼约有600万人，不可能全部都逃离印尼。那些比较贫穷的华人可能就逃不走，也没有地方去。他们仍将随时处于印尼极端势力的威胁之中。

　　　　　　　　　　　“大中华”到哪里去了？

　　五月惨案发生后一段时间里，国际舆论似乎并不关心华人的生死。成为头条

新闻的是苏哈托的下台和哈比比的前景。只是在哈比比政权的傀儡性质被认定后

，国际舆论才开始更多地报道惨案的真相。也只有从这时起，印尼所谓五月骚乱

的严重性才陆陆续续渗透出来。

　　世界各地的华人当然义愤填膺。任何一位还有一点良知的人都会义愤填膺。

美国、加拿大、香港、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世界各地

的华人民间组织纷纷表示了极大的惊骇和愤怒，严辞谴责印尼政府，要求印尼政

府迅速查清事情的真相，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保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并对受伤

的华人妇女表达深切的关怀。

　　但是，印尼政府根本没把国际舆论的压力放在眼里。哈比比的讲话虽然也终

于承认“这是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事实上，这是玩弄文字游戏。1965年印尼屠杀50多万共产党人才称得上印尼之最。不能排除，哈比比要借这种语言抹去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并为下一次屠杀抹去上一次屠杀惨象提供先例。而且，其用语多么温和，仿佛印尼政府以前多么人道，现在也多么讲究人道！

　　中国是不是应该更强硬一些？遗憾的是，中国对印尼政府似乎太软弱了。

　　中国连谴责都不敢。6月中旬外交部对此事件表示了关注；时隔一个多月后，

7月28日，外交部长唐家璇又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就在国际舆论纷纷用“野蛮”、“惨无人道”来描述这一事件时，8月3日迟到的《人民日报》评论员却只敢说“掠人财产、奸人妻女”，仿佛是个别道德品行不良的流氓所为似的。

　　不仅如此，中国国内的各大报纸也似乎断绝了消息来源，对印尼发生的暴行

非常陌生，好象印尼华人血管里流的不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摆出一付莫管闲事的

姿态。

　　这不应该是中国的形象。这不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形象。这不应该是普通中国

人的形象。

　　　　　　　　　　　　中国民间怎么会鸦雀无声！？

　　在天涯咫尺的信息化时代，印尼五月发生暴乱的消息居然在中国大陆被封锁

了足足两个多月。直到七月份互联网上传出一张张令人惨痛欲绝的图片，传出海

外华人群情激愤示威游行场面时，才终于点点滴滴地漏出在媒体上。

　　这其中的原委和细节是很值得深思、深究的。但大学生们并没有深究，他们

难以相信同为华夏子孙的印尼华人遭到如此惨无人道的残杀和迫害。因此，似乎

早就看破红尘的九十年代大学生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毕竟还没有漠视人之为人的生命、鲜血和人格尊严。八月十日清晨，北大学生在三角地贴出了多年不见的大字报，愤怒地谴责印尼暴行，哀悼死难的同胞，为受强暴的妇女打抱不平，

并希望组织起来到印尼驻华大使馆前去示威。迟至傍晚，虽经校方劝阻，三角地

仍有二百多学生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表达对印尼华人的支持。同一天，清华大学

也贴出了类似的大小字报，提出在第三天，即八月十二日到印尼使馆前抗议。清

华大学的学生们似乎显得更加冷静一些，他们相约相互不留地址，不通姓名，不

穿清华字样的服装，只留联络方式，骑自行车分散地前往印尼使馆。在使馆前如

遇询查，则一律以中国人自称。

　　这一事态立刻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当天晚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们，特

别是有强烈正义感、有组织才干的学生就受到了严厉警告和谆谆“劝导”。第二

天，印尼使馆门前果然平安无事。

　　校方是如何“劝导”的？校方的基本逻辑是，印尼事件是复杂的、敏感的、

历史性的，既是个政治问题，又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种族问题和文化问题，

非常复杂。处理印尼事件要有理、有利、有节，还要合法，要相信党和政府能妥

善地把握好事件的尺度。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你们小孩子懂什么？头脑简单

、处事鲁莽、又不懂历史，不知国际法，老老实实一边呆着去，好好念书吧！

　　但以为这样一番解释就能把学生的愤怒闷在心里，未免太小瞧学生了。

　　不错，印尼事件是复杂的。事实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比如袁世凯与日本

签订卖国条约，蒋介石发动4.12大屠杀，9.18日本出兵占领东北，7.7芦沟桥事变，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都是复杂的。例如以似乎很简单的南京大屠杀，从中国方面来说，如果不是蒋氏集团既想在国人面前摆出抗日姿态，又不想使自己的实力受损，则南京保卫战就不会那么被动，撒退时那么仓皇，南京城的三十万居民也就来得及组织，不会成为日本刺杀比赛的活靶子；从日本方面说，如果不是日本要用中国人的鲜血来营养其武士道精神，并阻吓中国人民反抗，也没有必要做得那么血腥；从根本原因上讲，如果不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丰富的资源和市场，不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使日本经济萎缩，日本也就不会发动侵华战争。但难道能因为顾忌放过了蒋氏集团而不谴责大屠杀吗？难道能因为我们也需要资本主义就不谴责大屠杀吗？难道能因为我们的强烈抗议会使日本人更加残暴而当缩头乌龟吗？

　　印尼这个复杂事件在有一点上是再简单清楚不过的事，那就是难以计数的华

人妇女被强奸，4000多家华人商场和1000多家华人住宅被烧。这难道不是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的最新版本吗？仅仅凭这一点，难道还不可以到印尼使馆前去搞一个并不成气候的抗议活动吗？

　　不错，印尼事件是敏感的。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敏感的事件居然可以压着两

个多月风雨不透。更奇怪的是，学生的小小抗议动向却触发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印尼事件敏感呢？还是学生对印尼的抗议敏感？究竟是

杀人敏感呢？还是旁观者帮着呼喊几声救命敏感？

　　海外华人纷纷起来抗议，中国政府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为什么中

国的学生起来抗议，却不是“理所当然的”呢？海外华人游行，是不是也应该向

中国政府一样因为顾虑事件的敏感性而思忖再三呢？是不是不够有理有利有节呢？“理所当然”者，抗议是应该的；不抗议才是不可理解的。印尼排华极端势力既然做得出杀人放火的残暴行径来，自然也知道世界华人联合起来抗议是“理所当然”的。做都做得，为什么说就说不得？相反，如果华人世界鸦雀无声，岂不是让印尼排华势力更加得意、嚣张、肆无忌惮吗？

　　不错，印尼事件是历史性的。1965年印尼政治格局恰如中国的北阀战争期间，总统苏加诺和中国的孙中山相类似，是一位亲共、亲苏、亲中的民族主义领袖，领导着一个由印尼共产党和印尼右翼势力组成的政治联盟。随着印尼共产党力量的壮大，政治联盟右翼的以苏哈托为首的军人集团日益不满，借9.30事件将100多万印尼共产党员一网打尽，全部杀光。——其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功劳也不小，5000多人的共产党骨干名单就是由美国驻印尼使馆提供的，而且在苏哈托上台后以各种形式给予援助。因此，说苏哈托是在美国支持下靠杀人起家的刽子手，是最名符其实的。苏哈托所杀的印尼共产党员中，有不少是华人。此后，苏哈托32年的独裁政权就是靠时不时发动反华排华事件来转移社会矛盾。这就是印尼事件的历史性。问题在于，我们还要听任华人在印尼任人宰割的历史继续下去吗？

　　不错，印尼事件中受害的是没有中国国籍的华人，因此事情处理有可能会涉

及到国际法。但是组织一次小小的抗议活动也与国际法有关系吗？抗议只是表达

一种强烈的意向，并非直接就等同于处理问题。分寸可以也需要由政府来把握，

但表达意向却是每一个中国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由以上四点分析可知，校方的“劝说”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其背后的政治理

念更是陈腐不堪：政治是政府的是（事），与老百姓无关！你们不懂，也搞不懂政治，老老实实做好我让你做的本份工作吧。

　　　　　　　解决印尼华人问题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哪里？

　　校方在“劝说”时一个貌似有力的解释是，我们只能依靠哈比比政府来保护

印尼华人的权益，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立足点。然而，这个立足点恐怕是选错了。



附录：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谨以此文纪念曾福华同志逝世30周年》

十、政治大风暴悄然而至



1965年，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天空依然是那么湛蓝，天气依然是那么炎热，烈日下，流经首都市中心的芝利翁河（Sungai Ciliwung）依然无声无息地流淌，三三两两的当地妇女，不顾河水的浑浊和路人的目光，像平时一样在河畔洗衣、冲凉，两旁的大马路，车辆和行人，熙熙攘攘，首都的生活表面上看来也像平时一样正常运转。



引人注目的是，从1962年起直至1965年，解放西伊利安（Irian Barat）军事行动的展开和对抗马来西亚行动的不断升级，耗费了国家大量钱财和外汇，加上1957-1958年从荷兰资本接管过来的国营企业全都落入陆军高级军官手里，成为他们损公肥私、聚敛财富、他人莫近的“禁脔”，使国家收入连年减少，财政赤字剧增，通货膨胀严重，印尼盾（rupiah）不断贬值，百物腾贵，经济情况因而日益恶化，人民生活愈益困难。



与此同时，印尼国内左右两派的角力日趋突出和表面化。政治气氛的白热化，使人们的注意力，从经济议题转到政治议题上来。



在国内，从1963年起，苏加诺总统为了落实他倡导的团结国内三大思潮的政治主张，成立了“纳沙贡内阁”，印共三个主要领导人（艾迪、鲁克曼和约多）作为KOM（共产主义）的当然代表都当了阁员。尽管当时他们在内阁里担任的只是起象征性作用的国务部长职务，但是，到了1965年，印共在内阁中的力量获得进一步加强，跟总统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据《萧玉灿传》一书透露：“1965年5月，原人民青年团领导人斯蒂亚地-雷克索普罗佐（Setiadi Reksoprodjo）被任命为电力和能源部长。约多在内阁中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甚至成了苏加诺的心腹之一，经常起草苏加诺的重要演说。”（见第254页）此外，印共党员干部在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和国会以及其它一些政府机构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而使右派军人集团更为紧张不安的是，印共提出建立一支由武装工人和农民组成的第五军（Angkatan ke 5），以协助共和国武装部队维持治安和击退外来进攻的方案，得到苏加诺以及空军和海军参谋长的支持，只有以陆军参谋长雅尼（Yani）为代表的右派军人集团一再表示坚决反对。（见第253页）



在对外方面，苏加诺更加坚定地奉行反帝反殖、支持亚非拉人民斗争的独立自主（bebas dan aktif）外交政策。他宁可退出亚运会和奥运会，在新中国支持下创立了新兴力量运动会，甚至主张召开排除西方国家在外的新兴力量国际会议，与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控制的联合国对着干。他在1965年8月17日国庆演说中，进一步提出建立雅加达——金边——河内——北京——平壤反帝轴心的主张。



与此同时，反对新殖民主义阴谋——马来西亚计划的军事行动全面展开。汶莱人民党主席阿扎哈里（A.M.Azahari Mahmud）领导的“北加里曼丹合众国革命政府”（Pemerintah Revolusioner Negara Kesatuan Kalimantan Utara）于这一年初在印尼首都宣告成立。在这之前（1963年初），文铭权、黄纪作等被英国人遣送到中国的砂拉越左派运动领袖，应印尼政府的邀请也已由中国秘密前来印尼，与越境过来西加里曼丹活动的成千名砂拉越热血青年在坤甸会合。文铭权重新担负起砂拉越解放同盟（简称砂盟）的最高领导职务，他一面着手整顿组织，加强砂盟的革命力量，为建党做好准备工作；一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北加合众国革命政府，以争取印尼政府的援助（如军事训练、武器弹药），扩大国际活动空间，为实现北加独立、自由和繁荣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正是在这种炽热的政治气氛下，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继北京代表处于1965年2月成立之后，也于1965年3月在雅加达设立代表处。此时流亡印尼约十二年的余柱业公开露面，担任代表处副团长，于1950年代初就被迫流亡印尼的朋苏汀（Bung Sudin）为团员之一。“解盟”印尼代表处的主要任务，是公开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进行宣传，以扩大国外影响，并在印尼的马来亚侨民和留学生当中进行活动，争取他们支持和同情革命。



余的露面虽然使当地一些朋友知道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从而使与他公开上有来往的人多少沾上一点色彩，不过，由于我们之间的来往一直保持在有限的范围内，并坚守地下工作的严密细则，因此，当老余等四位代表处成员在9-30事件发生后被印尼反动军人逮捕，并没有给在印尼流亡的队伍造成任何直接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苏加诺总统还强烈主张把美英等国垄断资本控制的石油、煤气、轮胎等企业，如加德士（Caltex）、美孚真空（Stanvac）、丰年（Goodyear）进一步收归国有。



非常明显，在当时两大对立国际势力博弈的历史背景下，苏加诺总统坚持反帝反殖、日益亲共亲中的内外政策，对美英帝国主义集团在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及其在印尼的政治经济利益，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因为这样，苏加诺和印共一直是美英帝国主义和印尼国内右派势力三番五次非去之不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一年的5月23日，迎来了印共成立45周年纪念日。印共在首都史纳央运动场举行了有约八万名群众参加的盛大庆祝集会。苏加诺总统在印共主席艾迪陪同下出现在主席台上。印尼一些政府行政和立法机构的要员、政党人士、军人代表、社会人士也前来观礼。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及其他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团，也应邀前来印尼参加庆典。真可谓冠盖云集，盛极一时。



当开幕式开始，高奏印尼国歌和国际歌，雄壮的歌声响彻云霄，由印尼总工会（SOBSI）、印尼农民阵线（BTI）、印尼妇女协会（Gerwani）、人民青年团（Pemuda Rakyat）等群众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排成整齐的方队，在铜乐队的先导下，绕场一周，此时鼓乐喧天，掌声如雷，气氛热烈，场面壮观。



在这一盛大庆祝集会上，还表演了精彩纷呈的团体操和极富地方特色的文娱节目，观众席上由上万名学生配合并成的色彩鲜艳、美丽夺目、鼓舞人心、变化多端的庆祝图案，令人叹为观止。



此外，围绕这次庆祝活动，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文娱晚会，随中共中央代表团前来的南京前线歌舞团，在晚会上表演了几个精彩的舞蹈节目，如果没记错，一个叫《飞夺泸定桥》，表现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不怕牺牲，不怕艰险，强渡大渡河时，抢夺天险泸定铁索桥的事迹，另一个叫《丰收舞》，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丰收季节，社员们边收割边跳舞喜庆丰收的欢乐景象，令人耳目一新；巧夺天工、五彩缤纷的舞台布景和灯光的独特设计，同样令当地观众赞叹不迭。



印共盛大庆祝活动引起的轰动效应，就像新雷第一声，惊动了大地。她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左派群众的斗志，进一步密切了与苏加诺为代表的中间力量的关系，国际友人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另一方面，使敌视印共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大为吃惊，进一步刺激它们加紧勾结起来，密谋如何把印共“解决”掉。其实，右派将领对印共在“1948年茉莉芬事件”的大屠杀中几乎全党覆没的情况下，能在短短的十年（1957年）内东山再起，成为印尼第四大党，早就耿耿于怀，怀恨在心，他们一直在伺机行事，而且，为除后患，这一次非横下决心彻底消灭共产党员，把印共及其同路人赶尽杀绝不可。



当年笔者通过友人得到数十张请柬，交给老余，另外私下留了两张给忠谦和福华（因我知道他仍在雅加达）。所以，那一天，许多流亡印尼的同志，都获得机会见证了印共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盛大庆典。忠谦和福华观礼完毕，散场和我相见时，看得出大家心潮澎湃，感触良深，一切尽在不言中。



然而，当我们互道珍重时，谁都没意识到，一个即将改变共和国和印共命运、比04年夺去亚非多个国家数十万人性命的印度洋大海啸更为可怕的政治大风暴，已悄然而至。而更没料到的是，当风云突变，腥风血雨袭来的那一刻，印共这棵深深植根于印尼沃土上、枝繁叶茂、比中共历史早一年的参天大树，竟然在顷刻间，被连根拔除。



记得当时间到了1965年8月，传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长期患有糖尿病和肾病的苏加诺总统，8月4日病情突然恶化，经印共主席艾迪由北京带回的两个中医检查，确认他的病情严重，随时有性命危险，就算经医治后能康复，也可能瘫痪，不能继续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一高度机密的消息，却像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样，很快就传到敌对双方阵营那里，使博弈双方主帅的谋划由做好万一发生冲突的准备转为择机先发制人了。于是乎，首都的空气骤然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了。



没多久，便传出7位陆军将领成立了一个“将军委员会”（Dewan Jenderal）的消息。据说，“将军委员会”准备在1965年10月5日印尼“建军节”时，利用前来首都参加检阅的部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苏加诺总统和消灭印共。而印共方面，据说也做好了应变的准备，要求具有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如在行政机关、立法议会、国营企业任职的干部），晚上不要回家过夜。看来，双方的较量已无法避免，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面对这种形势，印共和朋友们表现得很乐观，以为胜劵在握，犯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也藐视敌人的严重错误；对苏加诺坚定革命的一面寄望过高，对他动摇软弱的一面估计不足；对顺利一面想得多，对可能发生的不利一面，尤其是对帝国主义和右派军人的能量，“心中无数”，忘记了“1948年茉莉芬事件”血的惨痛教训。



因此，当1965年9-30运动发生后，事情的进展并不是按原先设想的那样顺利的时候，特别是当死里逃生的极端反共反华的纳苏第安五星上将喘过气来，与雅加达陆军战略后备队司令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以及右派政党和团体勾结起来，在美英帝国主义势力暗中配合下，进行疯狂反扑的时候，印共仍旧抱着不可原谅的等待观望态度，把局面的扭转完全寄托在苏加诺身上，丝毫不做任何的抵抗，以为此时此刻的苏加诺仍然能像过去那样，以他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力，排除那些誓要打倒他本人和彻底消灭印共、以报“一箭之仇”、乘机窃国篡权的右派将领的阻挠，使9-30运动给国内带来的巨大冲击，能以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得到和平解决。



此时此刻，尽管苏哈多指挥的陆军战略后备队的坦克、装甲车和部队包围了总统府，占领了电台和首都各个重要战略要点，同时通过广播、报纸连篇累牍地大造舆论，进行反共宣传；臭名昭著的戴红贝雷帽穿迷彩服的陆军教导团和驻西爪哇（Jawa Barat）万隆的西利万仪师团（Divisi Siliwangi）精锐部队，也星夜开进首都，联手部署疯狂的反扑镇压行动，而左派力量和群众则天天在期盼和等待苏加诺在茂物（Bogor，亚洲著名植物园所在地）总统行宫主持的内阁会议，能达成和平解决9-30运动的决定。苏加诺总统一如既往，在会议上一再强调其“纳沙贡”主张，甚至谴责某些右派将领镇压人民的残暴行径，并想方设法用各种言词淡化9-30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据说，印共第二、三把手鲁克曼和约多，也曾数度躲过右派军人耳目，冒死出席会议，希望化解危机。



结果，分秒必争的时间，一分一秒，日复一日过去，苏加诺和印共失去了把忠于总统的海、空军、部分陆军和警察以及进步力量紧急动员起来，给予反动势力以有力反击的宝贵时间和机会。茂物会议，最后无疾而终；苏加诺的政治解决方案和为此所做的一切，最终成了右派将领餐桌上一道有助消化的佐餐“笑料”。此时的苏加诺，处境很不妙，实际上成了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软禁下动弹不得的“空头总统”，跟随他的部长们，包括外长苏班德里奥（Subandrio）和空军参谋长奥马尔-达尼（Omar Dhani）等，一个个厄运难逃，而印共领袖及其支持者则成了毫无招架能力的“待宰羊羔”。



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地位终于不保，他在苏哈多右派将领的逼宫下，交出了“行政权力”，黯然下台，结束了自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告独立以来，由他统治了20多年后来被称为“旧秩序”（Order Lama）时代。第二天，即3月12日，军政大权集于一身的苏哈多，立即下令，正式解散印共及其属下所有群众组织，萧玉灿领导的华裔组织——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也被封闭，其属下的所有学校和一所大学被接管。



记得在风云突变的时刻，首都成天有数以万计的大中学生在美国驻印尼情报处唆使下和在右派军人集团的保护下，上街示威游行。他们包围总统府，高喊打倒苏加诺的口号；火烧和破坏印共总部及其属下的总工会、农民阵线、妇女会、人民青年团；抢掠和破坏印共报馆、印刷厂、书店和人民文化协会（简称Lekra，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欢乐合唱团（Ansambel Gembira）等进步文化艺术机构以及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机构和学校。据说，年轻学生的示威破坏活动获得美国情报处的经济支持，参加者除有免费饭盒、饮料吃喝，还可领取一笔赏金。



还记得，其时，美国情报处也曾派出一辆车子到“觉醒”门市部查看。幸好，好些天前，我们已把所有中、印文“红色书籍”，从橱窗里撤了下来，以致让美国情报处的“探子”看到的，都是些打正“觉醒文化基金会”名义出版的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改编的印尼文连环画，有法国作家莫泊桑的《项链》(Kalung)、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Don Kisot）、俄国作家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Tamak Haloba）、《天方夜谭》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Alibaba dan 40 Penyamun）、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和大人国》、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以及《鲁宾逊飘流记》（Robinson Crusoe）等，不下数十种，令他们看傻了眼，以为走错了地方。因为这样，“觉醒”躲过一劫，没有像印共书店“革新基金会”（Yayasan Pembaruan）那样,即时遭捣毁、破坏，图书被付之一炬。



与此同时，反共歇斯底里在首都扩散。每当夜幕降临，右派军人集团就会派出军警和车辆到各个居民点，强令居民和他们一起前往他们锁定为共产党人活跃的乡村进行大包围，逐家逐户搜查，稍有可疑的，见一个捉一个，实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entah benar entah tidak）的残暴政策。笔者就曾在某天夜晚，先是被叫到一个学校集中,随后与附近居民一道被押上军车，最初大家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什么回事，所以，心情非常紧张，也很无奈，只好“听天由命”。后来才清楚，他们是要居民们“助阵”，跟随他们去包围一个“赤色”乡村（天亮后，才知道是在海口一带），进行反共“围剿”活动。



到达“目的地”之后，我们被安排在外围一个茅寮里望风，那些手持刀枪木棍的军警和暴徒则冲进村子里大肆搜捕和抢掠，另外，还布置几个军人在周围重要据点架起机关枪把守，严防有人拒捕，突围逃走。那是月黑风高之夜，无辜村民被抓走了多少人，被洗劫了多少财物，不得而知，而我们这些居民则整整给折腾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将近中午时分，才散队，自行回家。亲友们焦虑地等了一夜，见笔者终于安然无恙回来，才放下心头一块大石。



首都的反共歇斯底里和滥捕滥杀之风，很快就蔓延到印尼许多地方。刽子手们像是杀红了眼、毫无人性的野兽，大开杀戒。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中，在中爪哇（Jawa Tengah）、东爪哇（Jawa Timur）、峇厘岛（Pulau Bali）、苏北棉兰等地被杀害的印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包括不计其数手无寸铁的工人（其中有许多是苏北地区的种植园工人）、农民和华人，多达四百万人以上。有目击者说，一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少，连6-7岁的小女孩，一个都不放过，照杀不误，以至血流成河，尸体就漂浮在水面，惨不忍睹。



前面提到过的友人、棉兰《希望日报》总编辑陈富强，就是被当时苏北军区一位极端反共反华的右派将领——克马-伊德利斯（Kemal Idris）在该地区进行的所谓“剿共”行动中，惨遭杀害的数十万跟“9-30运动”毫无关连的无辜群众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位在棉兰附近的民礼（Binjai）教书、儿时就认识的先达同乡李婉玉和她的先生许年更（许原为民礼青年会骨干，后加入印尼籍，参加印尼国籍协商会活动），也惨遭毒手。他（她）们遇害时，年仅三、四十岁，正值年轻有为的大好年华。令人更为悲愤的是，他（她）们的尸体过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依然下落不明，不知被那些刽子手扔到哪里去了！？



后来，有人把1965-1966年发生在印尼的大屠杀，比做德国纳粹分子在二战期间（1930—1940年代）对犹太人进行的“The Holocaust”（大屠杀）。事实上，印尼这场大屠杀，其手段之残忍和灭绝人性，丝毫不比杀人魔王希特勒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无辜平民和战俘以及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大规模屠杀中国居民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来得“逊色”。而对这场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罪责的，正是利用“9-30运动”，发动军事政变，窃国篡权，日后用独裁和铁腕手段统治了印尼三十多年的苏哈多以及极端反共反华的纳苏第安、克马-伊德利斯等右派将领。



此外，以苏哈多为首的右派军人集团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唆使和怂恿一批年轻大中学生和暴徒到位于卡查玛达街（Jalan Gajamada）的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门前示威，高叫反华口号，一些暴徒甚至于罔顾外交规定，冲进中国大使馆里面捣乱，并企图用武力把飘扬在使馆旗杆上的五星红旗降下来，肆意对中国进行侮辱。为了维护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和荣誉，使馆人员跟暴徒们展开激烈的搏斗，令他们的企图不能得逞。恰好我正路过那里，亲眼目睹了反华分子拙劣的表演。暴徒们的野蛮行径，为当时在马路旁围观的群众所不齿。



紧接着，右派军人集团又制定了许多针对华人华侨的排华法令，下令解散了印尼全国各地所有的华侨社团，关闭所有的华文学校和华文报纸（只准陆军军人所办、为其反共反华张目的一家半页多印尼文、少于半页华文的不伦不类华文报存在），禁止使用中文和严禁中文书刊进口，强迫所有华人必须改用印尼姓名。



尤有甚者，右派军人集团为了进一步发泄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华人华侨的仇恨情绪，在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掀起了一股反华排华的浊浪。他们诬蔑华人华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走狗，是印共的后台老板，指使暴徒趁机抢掠和霸占华人华侨团体、商店的资产，并且，强行把长期来友善的印尼人民对中国的称呼，由“Tiongkok”篡改为“Cina”。



如此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由“Republik Rakyat Tiongkok”变为“Republik Rakyat Cina”（支那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或华人就由“Orang Tionghoa”和“Keturunan Tionghoa”变为“Orang Cina”（支那人）和“Keturunan Cina”（支那人后裔）了。对生活在印尼的数百万华人华侨来说，“Cina”和“Orang Cina”的称呼，非但刺耳，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很明显，这种篡改决不是什么语言文字学的问题，也决不是什么仅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而是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为了挑动当地人民敌视和羞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华人华侨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挑衅性政治问题，是必须严肃对待认真解决的原则问题。众所周知，正是日本侵略者占领印尼三年多期间，“Cina”（支那）和“Orang Cina”（支那人）的称呼，才大行其道，以示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蔑视和侮辱。那时笔者虽少不更事，但对这一称呼的“内涵”还不至于蒙昧到一无所知的地步。



之后，苏哈多右派军人集团并不善罢甘休，他们以中国支持印共、干涉印尼内政为借口，不顾印中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历史的深厚情谊，片面地中断了印中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印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从此，印尼华人华侨的处境更为险恶了。他们的华文姓名一律得改为印尼姓名。他们的后代只能读印尼文，不能选择读华文，也不会讲华语。他们的行动自由和过节的正当权利受到诸多限制。他们的生命财产随时可能遭到不测。就算入了印尼籍，也只能当二等公民，过着低人一等、受人歧视、忍气吞声的“Orang Cina”（支那人）的生活。不仅如此，每当印尼内部有什么动乱的时候，他们还往往首当其冲，成为任人宰割和鱼肉的“替罪羔羊”。当然个别与右派军人集团相勾结的上层华人除外。



1998年5月13日-15日，也就是苏哈多下台前夕，他和极端反华反共的纳苏蒂安为了转移印尼人民的斗争视线，再一次怂恿和唆使暴徒在右派军人保护下，于印尼首都雅加达、中爪哇的梭罗、东爪哇的泗水、苏北的棉兰等地发动了一场针对华人华侨（即他们称为Orang Cina）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骚乱和破坏活动，造成印尼华人、华侨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据统计，仅雅加达一地，就有五千多家华人的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焚毁，约一百五十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一千二百名华人被杀害。笔者一位居住在雅加达的老友的住宅被抢劫，他的女儿为了逃避暴徒的施暴，冒着生命危险，慌乱中爬上屋顶，结果从屋顶上摔了下来。所幸保住了清白和性命，却保不住手脚受骨折。苏哈多右派将领集团及暴徒们排华反华的累累罪行，实在是罄竹难书。



非常明显，这是对“Orang Cina”这一挑衅性政治问题和必须严肃处理的原则问题，采取“绥靖政策”的恶果。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即便有一天印尼宪法上规定“Orang Cina”可以当总统了，也是白搭。“Orang Cina”问题，依然是埋在印尼华人身边一颗威力可怕的“定时炸弹”，随时随地可能爆炸。届时，少数华人可以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大多数华人则只能待在那里听天由命，任由宰割！！





十一、剃人头者 人必剃之



历史从来都是公正的。苏哈多这个杀人如麻，依靠美英帝国主义扶持，用独裁专制和铁腕手段，统治了印尼长达32年的右派将领头子，在1997年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风暴对印尼政经社会带来的后果冲击下，终于在1998年5月21日，被群情激愤的大中学生和首都人民像突然爆发的默拉比火山（Gunung Merapi，位于东爪哇）那样威力巨大的抗议示威怒潮，把他从看似稳如泰山的总统宝座上拉下马了。



事实证明，在苏哈多治理下的所谓“新秩序”（Order Baru）时代，他的家族内外勾结，横行霸道，损公肥私，聚敛财富，裙带风盛行。在苏哈多的授意下，长女西蒂曾担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四个儿女和一个媳妇任国会议员。苏哈多的显赫政治权力，也让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加上他们的配偶、族亲和表兄弟以及他的孙辈们，几乎垄断了印尼所有的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同时拥有许多企业和股权，打造了一个庞大的苏哈多家族商业王国。



据西方传媒披露，苏哈多家族拥有分属二十家大集团的一千二百四十七家公司，共有四百亿美元的资产，相当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提供给印尼缓解金融危机巨额贷款的数额。苏哈多及其家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1997年为“花花公子”的小儿子汤米举行了极尽豪华奢侈为能事的“世纪大婚礼”，参加人数多达一万五千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尼广大平民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显示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印尼高居亚洲之冠。



资料还显示，苏哈多本人曾在《福布斯》杂志（Forbes，福布斯为美国最大型的出版和媒体集团，成立于1917年。《福布斯》杂志为其旗舰刊物，风行全球）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四，资产达一百六十亿美元。另据总部设在柏林的全球性廉政和反腐败监督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04年度全球腐败报告》排列出的全球十大贪污腐败政治领导人名单里，苏哈多不仅榜上有名，而且位居榜首。该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苏哈多于1967年至1998年任职总统期间，挪用公款高达一百五十亿至三百五十亿美元，而当时印尼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六百九十五美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权倾一时、被一些人称为“建设之父”的苏哈多，在他下野之后，他和他的家族利用特权，巧取豪夺，贪污腐败的罪行，一件件，一桩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遁形，而且，在民怨沸腾的压力下，他本人逃脱不了当被告，吃官司，受审判的可耻下场（尽管他一再以“健康欠佳”为由，拒绝前往最高检察院接受调查）；他的子女也被清扫出国会，儿媳、弟弟被司法部门审讯，其小儿子汤米因策划谋杀法官、私藏武器和畏罪潜逃等三项罪名于2002年被判监十五年。（由于苏哈多及其家族在军方和司法界的影响仍在，汤米服刑不到三分之一即出狱）



2008年1月27日，曾几何时、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独裁者——苏哈多，敌不过下台后官司和病魔缠身的困扰和打击，终告还魂无术，寿终正寝。但他生前欠下印尼人民的钱债、血债官司，并不会就此了结。也就是说，他被控贪污和挪用公款的案件，将继续受到法律的审判；仍在世的印尼大屠杀幸存者和数以万计受害者家属，强烈要求对他在9-30运动发生后所犯下的残杀印共党员及其同情者的滔天罪行，进行深入调查和审判；亚齐民众和东帝汶人民也决不会饶恕他出兵镇压亚齐和东帝汶民众时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



对他的一生，褒贬不一，于今世上，毫不奇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说的正是这个意思。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以反贪廉洁自居、被捧深谙儒教真谛的李光耀，却对苏哈多这个极端排华反华的刽子手和贪污犯，情有独钟，感激涕零。



李不但在苏哈多弥留之际，第一个飞去探望（其他两个前去探望的，有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尔和文莱苏丹，但他们俩“三缄其口”，而东帝汶领导人则对西方传媒表示，只愿为一个垂死的人祈祷，但绝不会宽恕苏哈多派军屠杀东帝汶民众的罪行），而且，发表了一通“言人所不敢言”的讲话。李除了吹捧苏哈多“对印尼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对东南亚的稳定所起的作用，而且对“30年来同我非常密切合作的朋友没得到应有的尊敬，感到悲哀。”他甚至认为，苏哈多建设起来的资产价值是数以千万亿元计，几十亿元资产因贪渎的流失，又算得了什么。（见2008年2月5日“联合早报网”吴俊刚《褒扬苏哈托引起的疑虑》一文）



李光耀此言一出，不但立即引起印尼许多媒体的非议，就连新加坡也有不少人质疑其言论是否过了头，有人甚至表示，如果新加坡发生类似的贪污腐败行为，难道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



其实，不论从何种角度或站在何种立场来看，李光耀此言差矣。在反贪问题上绝对不能有双重标准，贪污就是贪污，就算你贪了一点，也是犯罪行为,也会令你自己和国家蒙羞，也必需受到法律的制裁，决不能因为你为公司或国家赚了多少钱，做了多少贡献，就可免了你的贪污罪，这才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何况苏哈多身为“一国元首”，竟以身试法，明知故犯，再加上他及其家族利用职权所贪污和挪用的款项，数量是如此惊人，因此，不但不应为他“申冤”，相反，应给他“罪加一等”！!对于伦敦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动辄以法律对付对手的李资政，不至于连这点法律常识都阙如吧！



至于说到苏哈多对东南亚稳定所起的作用，他到底有多大能耐，明眼人心里有数。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大概不会忘记，19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非洲人民抬进了联合国”（毛泽东语，大意如此）；被称为美帝头子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先是于1971年7月9日派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接着，于1972年2月21日亲自到北京晋见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急忙来华访问，与中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中日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紧接着，东南亚国家的菲律宾、泰国以及当时还在与获得中共支持的马共作战的马来西亚政府，像参加400米接力赛那样，一个接一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也不甘落后，加入这支“团队”，于1976年赶赴北京访问，希冀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因此，从根本上说，正是毛泽东1970年代初在外交上作出的震惊世界的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不仅使中国摆脱了处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相互争霸的夹缝中过日子的被动局面，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大门，而且，牵动了整个地球，改变了世界格局，从而使亚洲包括东南亚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获得了百年不遇的和平稳定发展的机遇。谁能说：“是苏哈多对东南亚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谁又能说：“1978年前我们的敌人遍天下，1978年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呢？！这不都是睁眼说瞎话吗！！



印尼人民在1998年的5月，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以军队为后盾、获得拥有三千六百万党员的执政党——专业集团（GOLKA，Golongan Karya）支持、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社会关系、用铁腕手段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新秩序”时代的“军事强人”的独裁统治，打翻在地，当然不是偶然的。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人认为，苏哈多集权统治的垮台，可用3个3来形容：



30年的鸦雀无声（从1966年3月到1998年5月，苏哈多统治印尼共32年）；



3个月的街头骚动（1998年3月10日苏哈多未经投票第七次当选总统，引发民众抗议，5月21日苏哈多下台）；



3天之内土崩瓦解（1998年5月19日至21日，苏哈多从公开表示不辞职到公开辞职）。（见http://news.QQ.com  2008年01月14日 博客网 庄礼伟）



以上用3个3来形容苏哈多独裁政权的猝死，是否非常贴切，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它至少给有兴趣者提供了可以进一步去想象的时间和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把苏哈多打翻在地的年轻大中学生和首都人民所采用的手法，与当年苏哈多发动军事政变，策动大中学生和首都人民上街游行示威，推翻苏加诺所使用的伎俩如出一辙。据说，幕后几个主要搞手，还是当年受苏哈多利用的大中学生。所不同的是，当年他需要出动坦克、装甲车和军队相要挟，而这次不费一兵一卒，他就被群众从总统宝座上拉下马来。由此可见，此时此刻的苏哈多及其独裁统治，是何等不得人心！他和他的家族是何等令人憎恨！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众叛亲离，树倒猢狲散，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



这就是“剃人头者”，应得的“人必剃之”的报应。不过，苏哈多的独裁统治及其家族商业王国之覆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古今中外历史上，不乏此类例子。古语有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日子一到，统统都报”，未来的历史将再一次证明这一点。





下面是苏哈多极盛时期其家族商业王国全貌：



长女西蒂：拥有一家交通运输公司和一个火力发电厂，同时拥有中亚银行

的股份。



长子薛狄：全国最大汽车集团的最大股东。



次子巴姆班：他控股的公司经营范围涉及电视、银行、酒店、石油化工、运

输和通讯等。



    次女凯迪蒂：经营范围涵盖银行业和建筑业，取得建造苏门答腊通往马来西亚的大桥的合同。



    幼子胡多莫：经营汽车制造、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等，拥有香烟厂及一些国内航空公司的股权。



    幼女胡塔美：其公司负责雅加达海岸填海工程。（节选）



（以上资料见http://news.QQ.com  2008年1月14日  《世界新闻报》）



（引自21世纪出版社《内安法下的忠魂》内“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谨以此文纪念曾福华同志逝世30周年”一文，作者张泰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