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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与工作》亨利·福特(1863—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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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的理念是什么?
这远远不止是一种商业理论,而是对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适合生活而起作用的理论。福特汽车公司的商业成功与众不同,这一事实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以人人皆知的方式证明:上述理论直到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第1章  ●  最初的岁月
一旦你有了某个好的想法,就一定要集中精力把它实现,而不是到处闲逛,一路空想。一次一个想法就足够了。我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做事:在开始动手之前把每一个细节都计划好。而动手操作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你不可能从书本上学会东西都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第2章  ●  我所学到的商业
商业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商人们往往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金钱上,只把少量的注意力关注于服务,这在我看来是违反了自然程序的。当一桩买卖完成时,厂家和顾客的关系实际上并未结束,而恰恰是刚刚开始。任何把服务放在首位的人,其出路都是非常清楚的。
第3章  ●  踏上真正的商业之路
消费者正日渐学会怎样购买产品——大多数人都会考虑质量,并购买同等价位中质量最好的东西。因此,如果你能够提供给这95%的人们全面的服务,以最好的质量生产,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你将面临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它甚至可被称为是普遍需求。
第4章  ●  生产与服务的秘诀
现在,我并没有出于任何个人的理由来描述福特汽车公司发展的历史。我没有说:“去吧,照这样去做。”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工商业的普遍方法并非最好的方法,我们现在到了和这种方法彻底说再见的时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公司迈进了非凡成功时期。
第5章  ●  进入生产
从变化中我们能明白我们付出了远比该付的大得多的代价,明白人们得到的工资远比他们该得到的低得多,也明白还有多么广阔的领域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利用。福特汽车公司只是沿着这条道路走了一小段而已。
第6章  ●  机器与人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就应该专心致志地工作,当我们玩的时候,我们应该尽情投入地玩。如果我们有一个传统的话,那就是: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得更好,并且永无止境,这种总是要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快的压力几乎解决了工厂里的每一个问题。
第7章  ●  对机器的恐惧
当你能持认真对待的态度,你就会发现大部分工作其实都是具有重复性的。我还没有发现重复性劳动会给人造成某种伤害。最彻底的调查都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例子,说是人的头脑由于工作而被扭曲或变麻木。工业并不是非要以人命为代价的。
第8章  ●  工资
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的生活的提高——即他们的工资增长率——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
第9章  ●  好企业为什么不常有?
只是由于我们管理得太糟,所以我们才经常要忍受所谓的坏运气。一个生产者的成功只有建立在有能力提供消费者所喜欢的物品的基础上。那么为什么要一筹莫展盼望着好企业呢?你要做的只是用更好的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把价格降低到购买力之下。
第10章  ●  产品可以制造得多便宜?
我们的宗旨是降低价格,扩大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把降低价格放在了第一位。我们并不会为成本担心,因为新的价格会使得成本有所下降。我们总是能从我们定的价格中获得利润,并且,就像我们并不知道工资要高到什么程度一样,价格要低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
第11章  ●  金钱与商品
我并不是说一个经营企业的人对金融应该一无所知,但他最好是知道得少一点,因为如果太精通此道的话他就会想去借钱而不是想去挣钱,然后为了还所借的他就要借更多的钱,这样他不是成了一个企业家而是成了一个耍钞票把戏的人。为扩大生产而借钱是一回事,为弥补错误的管理和浪费而借钱则是另一回事。
第12章  ●  金钱——主人还是奴仆?
我们能这样减少人数是由于贯彻了一条规定:任何东西任何人必须有助于生产,否则就坚决清除。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怎样通过加速资金周转而使我们的使用资金减少。我并不是在讲述一项业绩,而是要指出一个企业怎样能从自己内部发现财源而不用去借。
第13章  ●  为什么会贫穷?
贫穷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是根源于生产和消费之间——包括工业和农业两方面的——权力的来源和运用之间的糟糕关系。消灭贫穷不能通过个人节俭,而要通过更好的生产。“艰苦”和“节俭”的观念已经腐朽不堪了。
第14章  ●  拖拉机与机械化耕作
在1917年至1918年,战争最关键的时期,也就是德国人的潜水艇最忙的时候,我们跨海运送了5 000辆拖拉机,每一辆拖拉机都安全运到了。英国政府的官员们很客气地说,要是没有这些拖拉机的帮助,英国几乎无法对付粮食危机。
第15章  ●  为什么要有慈善业?
我并不是反对仁慈之心,上帝不允许我们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生灵冷漠无情。问题在于,我们把这一伟大的美好的动力用在了太小的目的上。在人类的帮助被系统化、组织化、商业化和职业化的那一刻,这种帮助初衷就被消除了。我们的同情心如果足以帮助人们摆脱困难的话,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同情心让他们根本就不会陷入困境之中。
第16章  ●  铁路
在我们这个国家,找不到一个能比铁路更好的例子,来说明一个行业是如何背离它的服务功能的。这一点就是大多数麻烦的根源:那些懂得铁路的人没有被允许去管理铁路。而把财产从那些不能提供服务的企业中抽出去,这是自然的补偿之一。
第17章  ●  一些人事及看法
没有人在广阔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方面能超过托马斯·A·爱迪生……约翰·巴罗夫决不会因太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观点,一直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在成长……我们不应该忘记,战争是一个纯属制造出来的恶魔……试图掌控世界贸易不能促进繁荣,只会促使战争爆发……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把一个人的头脑填满事实,教育在于教会他怎样用他的头脑去思考。
第18章  ●  民主与工业
也许现在再没有比“民主”用得更滥的词了。那些大声叫嚷着这个词的人,其实是最不想要民主的人。我总是对那些把民主挂在嘴上的人很怀疑,我想他们是不是想建立某种专制,或者是不是要别人为他们做那些他们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我拥护那种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给予他平等机会的民主。
第19章  ●  我们所能期待的
我们逐渐学会了把事情的原因与结果联系在一起思考。实际上,我们只需要换一种观点来看世界,就能够把过去糟糕的制度变成未来美好的制度。我们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且开始知道我们的世界上已经存在着生活最需要的东西。
成本领先:成本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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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team cfoteam  管理员  发表于 2010-11-19 21:27:1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1章 我所学到的商业(1)
我的“汽油马车”是底特律的第一辆——在很长时间内也是惟一的一辆汽车。它被人们认为是讨厌的东西,因为它的响声很大,容易惊吓马匹。同时也会引起交通堵塞,因为无论何时我把它停在镇上的什么地方,在我把它开走之前,总有一大群人围观。在我离开哪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里,总有一些好奇的人想去试着开动它。最后,我不得不带上一条链子,不论我把它停在哪里,都用链子把它锁在电线杆上。随后,警察来找麻烦了,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好像还没有限速的法律。但不管怎样,我要从市长那儿得到特别的许可。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享受着作为美国惟一获得驾驶执照的司机的殊荣。从1895年到1896年,我驾驶着那辆车跑了大约有1000英里。后来,我把它以2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底特律的查尔斯·安斯利(Charles Ainsley)。这是我的第一笔买卖。我制造这辆车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实验,但我还想制造另一辆新车。安斯利想买,我需要这笔钱,在价钱方面我们也毫不费周折地做成了这笔交易。
  以这样一种方式制造汽车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我期望着大批量地生产。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得有产品,这可着急不得,欲速则不达。1896年,我开始制造第二辆汽车。它与第一辆车很像,只是轻一些。它同样也是用传送带驱动——这点是我后来才放弃的,因为传送带虽然很好,但在天热时就不行。这正是我后来采用齿轮的原因。从这辆车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与此同时,国内和国外的其他一些人也在制造汽车。1895年,我听说有一辆来自德国的奔驰车在纽约的摩西商店(Macy’s Store)展览。我专门跑过去参观,结果发现它根本不值得一看。它也是用传送带驱动的,但比我的车重多了。我一直在为汽车的轻便而努力,而外国制造者们似乎从未重视过轻便意味着什么。接着,我在自家的车间里又制造了3辆汽车,它们都在底特律行驶了数年。现在,我还拥有原来的第一辆汽车——几年之后我把它从安斯利先生转卖的那个人手中买了回来,花了100美元。
  此时,汽车从只要能走就成发展到了显示速度的阶段。克利兰德的亚历山大·温顿(Alexander Winton of Cleveland)——温顿车的创造者,那时的全国赛车冠军——他愿意接受所有挑战者的挑战。我设计了一台比我以前制造的更紧凑的双缸密闭式发动机,把它装在底盘架上。我发现这能获得很快的速度,于是我便安排了一场与温顿的比赛。我们在底特律的格罗斯角赛道(Grosse Point Track)相会。结果,我赢了。这是我的首次赛车比赛。
  商业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商人们往往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金钱上,只把少量的注意力关注于服务,这在我看来是违反了自然程序的。自然程序中,金钱应该是作为劳动的结果而出现,不能放在劳动之前。商业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只要能赚钱就万事大吉,能否提供更好的生产方式无关紧要。也就是说,一件东西的价值并不是看它能为大众提供多少服务,而主要在于它能挣来多少钱,而对于顾客是否满意并不特别在意,把东西卖给他们就完事了。一个心怀不满的顾客并不被认为是一个信任被辜负了的人,而是被当作讨厌的人,或者是为第一次就该做好的工作榨取第二次金钱的来源。比如,汽车一旦被卖出之后汽车制造商便不再关心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在乎它每跑一英里耗费多少汽油,它确实能提供怎样的服务也不重要。如果它损坏了,需要更换零部件,那么这只是购车人自己倒楣。所谓好的买卖就是以尽可能高的价钱把零件卖出去,这是基于这样的理论:他已经买车,他迫切地需要零件,因此只有乖乖地掏钱。
  汽车业并不是建立在我所说的诚实的基础之上,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它并不比一般的行业更糟糕。也许还有人记得,那个时期很多公司是受金融界支撑和扶持的,在此之前只局限于铁路业的银行家进入工业。无论何时,我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可以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他就应该会为此获得回报,利润和金钱自然会接踵而来;一个企业应该从小的地方做起,才能逐渐地发展壮大;没有积累就意味着浪费时间,意味着这个企业并不适合在这一行业中生存。不过在当时最受欢迎的计划是,争取最大额度的资本,然后售出全部股票和债券,在扣除股票和债券销售的费用、宣传费等各种开销后,剩下的钱便勉强成为企业的资金。“好”的企业,就是能使股票和债券以最高的价格大量出售的企业。对企业来说,重要的是股票和债券而不是工作。我始终不明白,这些企业怎么能够指望一方面获得最大的股利,同时又能以公平的价格出售产品。这真是天方夜谭!
  那些自称金融家的人们说,他们的钱值6%或5%的利息。如果一个人向企业投资10万美元的话,这个投资者就有权要求得到一笔收益,因为如果他不把钱投入企业,而是存入银行或保险公司的话,也会得到某一固定的利息。因此,他们理应从企业的运作费用中获取适当的收益,作为这笔钱的利息。这种想法是很多商业服务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金钱并没有特别的价值,它如果不作为流通货币,本身是不值钱的。金钱惟一的好处,就是用于购买劳动工具或原料,因此,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的钱能够获得6%或5%的利息,他应该把钱投到真正能够得到回报的地方,投入到工业中的钱不应该是利息,而应该成为生产的动力。所有的回报,都应该出现在生产之后,而并非生产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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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我所学到的商业(2)
商人们相信,通过注入资金,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如果第一笔资金没有带来收益,那就继续注入资金。这种再次注入资金的过程,简直就是把钱往水里扔。大多数需要重新注入资金的情况,都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再投资的效果,只不过是把糟糕的管理者们的管理时间延长了而已。这种权宜之计是投机金融家们的伎俩,他们就像秃鹰一样,专门去吃变质的肥肉。如果那些地方经营良好的话,他们是不会往里面砸钱的。投机金融家们认为他们投出去的钱正在使用中,这其实是一种幻觉。他们并没有团结起来,而只是把钱拿出来浪费而已。我绝不想为一个尚未开始工作便想着赚钱的银行家或金融家工作。同时,在我看来,投机也绝非赚钱的正道。我希望能够证明,真正的工商业的惟一的基础就是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赚大钱。
  当一桩买卖完成时,厂家和顾客的关系实际上并未结束,而恰恰是刚刚开始。以汽车为例,把汽车卖出去其实还只是某种介绍而已。如果汽车不能提供服务的话,对厂家来说它还不如没作出这介绍,因为他将收获最糟糕的广告——一个心怀不满的顾客。在汽车业的早期,有一种占主流的倾向认为把汽车卖出去就是真正的成就,而至于此后买主手里的车会怎么样并不重要。这是目光短浅的销售态度。就这点而言,我们后来对福特公司的销售原则进行的大讨论是正确的。汽车的价钱和质量无疑都有市场,并且潜力巨大,但我们所做的远不止于这些。顾客一旦买了我们的车,他就被赋予了继续使用那辆车的权利。因此,如果他的车出了任何问题,那都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这辆车修好,使其能够重新使用。
  在福特汽车的成功案例之中,早期的服务措施是一个显著的因素。那个时期大多数昂贵的车都只有很糟糕的售后服务。如果你的车坏了的话,你只有依靠当地的修理工——这时你本来是有权利找厂家的。如果当地的修理工是一位有远见的人,手头存有不少零部件(虽然就很多车辆来说,零部件是无法互换的),那对车主来说就是幸运的。但如果修理工是个没有长远打算的人,对汽车的了解又太少,并且贪念极盛,想从每一辆到他这里来修理的汽车身上榨取一大笔钱,那么,即使很轻微的损坏也要等上几个星期,并且最终车主将被狠狠地敲掉一笔修理费。因此,有一段时间,修理工被视为汽车工业的最大威胁。甚至直到1910年和1911年,汽车车主仍被认定是应该被敲竹杠的有钱人。从一开始我们便直面这一问题并很好地解决了它,我们可不希望我们的销售被愚蠢、贪婪的人所妨碍。这是几年之前的事了。正是由于金融控制才使得服务中断,因为金融家指望的是马上得到美元。如果首先考虑的是挣到一定数量的钱,那么除非是靠偶然碰中特别好的运气,有多余的钱用来提供服务,使执行人员有提供服务的机会,否则的话,企业的未来就要被今天所挣的美元断送。
  同时我还注意到,在很多从事工商业的人士当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认为他们的工作很辛苦。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够不用工作,赋闲在家依靠退休金而生活。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场越早结束越好的战争。这是又一个让我无法理解的地方。生活并不是一场战斗,除非是与我们陷入垂头丧气的倾向作战。如果腐朽也是一种成功的话,那每个人只要忍受着无所事事的懒散就可以了。但假如发展才是成功的标准,一个人就必须每天清晨精神抖擞地醒来,并且一整天都保持活力。有许多大企业早已成为“魔鬼”的代名词,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运用一贯僵化的管理办法,把整个企业管理好。虽然那套管理办法在过去是辉煌的,但现在它能否继续辉煌,要看它能否与今天的变化保持一致,而不是奴隶般地听命和尾随着它的过去。生活,就我看来,不是停留于某地,而是永远都在旅行。即使是那些最深切地感到自己是“安居下来的人”也并非安定下来——他很可能是倒退回去了。万物皆流,其义如此。生活是流动着的,我们可以住在同一条街的同一个地方,但住在那里的永远不会是同一个人。
  我注意到,人们出于认为生活是一场战斗、而这场战斗可能由于错误的举动而失败这样的幻觉,所以热爱着墨守成规。人们陷入半生不死的习惯泥沼。很少会有鞋匠用新的方式去补鞋,也很少有工匠愿意在他的行当里采纳新的方法。习惯导致某种陈规,每种打破这种陈规的举动都会被看作是自找麻烦。在进行一项有关工作方法的研究,以指导工人尽量减少无用的动作和疲劳时,反对最激烈的正是工人自己。虽然他们也怀疑这是一项想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价值的举动,但真正使他们恼火的是它将干涉他们久已养成的习惯。商人们正随他们的经营走下坡路,因为他们是那么喜欢陈旧的那一套,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人现在随处可见。他们不知道昨日已逝,头脑里装的仍然是陈年旧梦。这几乎可以作为一条公式写下来:当一个人开始想到他最终找到了他的方法时,他最好先认真检查一下自己,看他的大脑的一些部分是否还醒着。当一个人感到他被生活“钉住”时,“前进的车轮”定会在下一轮将他毫不留情地抛下。
  同时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恐惧:怕成为傻瓜。因此很多人害怕被人认为是傻瓜。我想公众观念对那些需要它的人就像是一支强有力的监督力量。大多数人需要公众舆论的限制,也许这是真的。公众舆论能使一个人变得比他本身更好——即使不是在道德方面更好,至少在他的社会的某些方面会更好。为了正确的事情被当作傻瓜,并不是一件坏事。这种事情的最好之处在于这种傻瓜通常都能活得足够久,来证明他们自己并不是傻瓜,或者他们开创的事业能持续得足够久,证明他们并不愚蠢。
  

第1章 我所学到的商业(3)
金钱的影响——从一项投资中谋取利润的压力——和它对工作和忽视、潦草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服务的轻视,这些我从很多方面都看到了。这看来是大多数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是低工资的原因——没有正确方向做指导是不可能实现高工资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自由地工作,但在现行制度下他们不可能自由地工作。在第一次工作经历中,我并不自由,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因为公司一切的计划都是为了赚钱,最后才考虑到工作。所有这一切中最奇怪的是,它坚持重要的是钱而不是工作。在任何人看来,把钱放在工作之前考虑并没有不合逻辑,虽然所有的人都承认利润来自于工作,但其愿望似乎是找到一条挣钱的捷径,但同时却忽视了一条显然的捷径,这就是工作。
  再说说竞争。我发现竞争被很多人看作是一种威胁。他们认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应该通过人为的垄断击败他的竞争者。这种观念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只有一定数量的人们愿意购买,因此必须把生意做在别人前面。有人也许会记得,后来很多汽车厂家联合制订了“塞尔登专利法”(Selden Patent),这些厂家可以用合法的手段,控制汽车的价格和产量。他们的想法和很多行业联合会的想法一样——这种荒唐的想法认为,可以以少量的工作获得更多的利润。这种计划,我相信是非常陈旧的。我那时候不明白,现在也仍然不明白人们把自己的工作干好了还不够,却浪费时间在你争我夺上。总有足够多的人们准备并急于购买,只要你能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并以适当的价格——这点既适用于人力服务也适用于商品。
  在这段自我思考的时期,我远不是无所事事,我制造了一台四缸发动机和两辆大的赛车。我有很多时间来从事这些,因为我从未离开过我的事业。我不相信一个人能离开他的事业,他应该整天想着它并且整夜梦到它。在上班时间工作,早晨把工作拾起,晚上把工作放下,直到第二天早晨再想着它,这是一个好习惯。这么做可能是最好的。如果你准备一生都沿着别人指定的目标去做——比如成为一个好雇员,那么你可能会是一个负责而的出色的雇员,但却永远当不了一个主管或经理。一个劳动者必须享受劳动时间以外的生活,否则他会疲惫不堪。如果他只想做一个体力劳动者,当收工的哨声响起的时候,他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工作;但如果他想要获得更大的发展,去完成更多的事情,那么哨声便是他开始继续思考的信号——思考过去的一天的工作,思考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具有最强的工作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人是注定要成功的。我并没有骗人说,那些总是工作的人,那些从不离开自己事业的人,那些绝对想赶在前面的人并且也因此走到前面的人,是不是一定会比那些只有在上班时间才动手动脑的人幸福,因为对这点我也不知道。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毕竟10马力的发动机,不可能像20马力的发动机那样负荷得更多。那种下班了便不加思考的人,自然不会拥有更多的马力,当然他也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如果他满足于他所负载的重量,那是他的事情,但他一定不能抱怨别人增加了马力后比他负荷得更多。闲散和工作带来的是不同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想要闲散,并得到了闲散,那么他就没理由抱怨了。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悠闲的生活,又拥有劳动的所得。
  尽管以后的每一年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我发现没有必要改变自己当年对工商业的认识,这些认识具体如下:
  1. 金钱若被置于工作之前,便等于扼杀了工作,并破坏了服务的基础。
  2. 一个企业如果首先考虑的是赚钱而不是工作,那么失败的恐惧必将降临在它的头上。这种恐惧阻碍了企业的每一条发展之路,它使人害怕竞争,拒绝自身的革新,害怕做出任何的改变。
  3. 任何把服务放在首位的人,其出路都是很清楚的——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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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踏上真正的商业之路(1)
每个人都清楚,一件事情第二次总是比第一次做得好。我不知道那时候的企业为什么没有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基本的事实看待。可能是由于厂家都急于生产可以出售的东西,他们没有时间做好充足的准备。依订单生产而不是大批量生产,我想这是一种习惯,一种传统,从很早的手工艺时代就传下来的。询问100个人他们希望某一特定的物品怎样制造,大约有80个人不知如何回答。他们把这事留给你来决定。15个人觉得他们必须给点说法,只有5个人真正有想法和理由。由那些不知道并且承认不知道和那些不知道却不承认不知道的人组成的这95个人,才是所有产品的真正市场。5个特别需要某种东西的人,如果他们出得起价钱就能获得所想要的,但他们这个市场很特殊也很有限;余下的95人中,也许有10到15个人会按东西的质量付钱;其余的人,他们买东西只考虑价钱,不关心质量——不过他们的人数正在日益减少,因为消费者正日渐学会怎样购买产品——大多数人都会考虑质量,并购买同等价位中质量最好的东西。因此,如果你能够提供给这95%的人们全面的服务,以最好的质量生产,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你将面临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它甚至可被称为是普遍需求。
  标准并不存在。“标准化”这个词很容易引起麻烦,因为它意味着在设计、方法和日常工作上有一定程度的僵化,生产厂家便选择最容易制造同时又能卖最高价格的产品。公众并不考虑样式也不考虑价格。大多数标准化背后的动机是谋取最大的利润。如果你只生产一种经济效益巨大的东西,那么高额的利润将持续地流入你的工厂,接着,产量会像滚雪球一样变得越来越大,设备也生产得更多,而你却不知道市场上已经充满了这种卖不出去的东西。虽然总有购买力存在,但购买力不会总能够对价格的降低做出反应。同时,如果一种商品以过高的价格出售,最后由于企业的不景气而造成价格暴跌,这种结果会令消费者们非常地失望,他们会认为降价只是商家玩的一套鬼把戏,于是他们停止购买,等待着真正的降价。去年我们就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如果与此相反,商家的生产效益马上转化到价格上,公众会非常信任他,会做出继续购买的回应。因此,“标准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件坏事,除非它能够经常地降低所售商品的价格。价钱的降低(这点非常重要)是因为生产的效益使然,而不是由于公众需求的下降,它表明公众对它的价钱并不满意。公众将会感到奇怪怎么会需要花那么多钱。
  标准化,就我理解并不是要寻找最畅销的物品并专注于此,而是要日日夜夜地计划——也许要计划好几年。首先考虑,什么东西最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然后考虑该怎样生产它。生产的具体过程会自己形成,然后,如果我们把生产从利润的基础上移到服务的基础上,我们便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工商业,产品的利润也就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不证自明的。服务95%的群体是所有产业的逻辑基础,它也是群体服务自己的逻辑方式。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产业都未能立足于这一基础。为了采用这一基础,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克服追逐眼前利益的习惯,仿佛眼前的钱是世界上仅剩的钱似的。这种错误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克服了,例如这个国家所有大型的成功零售商店,都是建立在单一价格的基础上。惟一需要丢掉的就是那种囤积居奇、只求高价的观念,我们应该按照常识,即根据生产的成本定价格,然后设法降低生产成本。如果一件产品的样式已经成型,并且经过了专业的研究和市场的考验,那么,改变这件产品不太容易。但生产过程的改变,会来得快而且完全顺理成章,这种经验来自于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它是怎么自然而然地到来的,这点我后面会讲述。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除非预先给予了一件产品以足够的研究,否则是不可能生产出足以吸引注意力的产品的。这绝不仅仅是件微不足道的事。
  这些观念都是在我实验的这一年中在我的头脑中形成的。当时,我的大多数实验都是为了制造赛车。因为那时的观念是,一流的汽车应该是一辆赛车。我对赛车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但沿用自行车的观点,商家们认为在车道上赢得一场比赛能让观众了解汽车的优点——虽然我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没有效果的方式了。
  虽然并不赞同,由于别的人都在这么干,我也只好随波逐流。1903年,纯粹为了追求速度,我与汤姆·库珀(Tom Cooper)一起制造了两辆赛车。它们的外观很相像,其中一辆叫做“999号”,另一辆称为“飞箭号(Arrow)”。如果我们的汽车会因速度而出名,那我就造这样的汽车。我用了一台拥有4个大汽缸,能提供80马力的发动机——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这些汽缸的轰鸣声就足以把一个人吓得半死。车上只有一个座位,但已经足够了。我开过那两辆车,库珀也试过,我们把它开到全速。我简直无法描述那种感觉。在驾驶过其中的一辆车后,我感觉飞越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都可以是一件闲庭信步的事。我并不想担负驾驶“999”号去参加赛车的责任,虽然这辆车是我们最先制造的。库珀也不想,他说他知道一个人,是专门为速度而生的,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太快速的。他给盐湖城(Salt Lake City)拍了个电报,叫来了一个名叫巴尼·奥菲尔德(Barney Oldfield)的职业自行车赛手。他从未驾驶过汽车,但他很喜欢试试看的想法,他说任何事情他都想试上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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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踏上真正的商业之路(2)
教会他如何驾驶汽车只花了我们一星期的时间。那个人根本不懂得恐惧为何物,他要学的就是怎样操纵这个怪物。当然,驾驶今天跑得最快的车根本没法跟当时驾驶那辆车相比,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方向盘这一概念——所有我以前制造的车都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向杆。在这辆车上,我装了一个需要双手握的方向杆,因为要控制正在行驶的汽车,需要一个大块头使出全部的力气。我们为之备战的车赛是在格罗斯角(Grosse Point)车道上跑三英里,我们决心要让我们的车成为赛道上的一匹黑马——其他的预测都留给别人去做吧!赛车道那时候修得并不科学,因为人们不知道一辆车的速度到底能有多快。没有人比奥菲尔德更清楚转弯意味着什么。当他在座位上坐下,我准备发动汽车时,他兴奋地对我说:“来吧,这辆战车可能随时会要了我的命,但从此以后,他们会说,当我开着它绕过围栏时我简直快得要命。”
  他出发了……他不敢往旁边多瞄一眼,在转弯处他也没有刹车,他只是让它向前冲啊冲。当他到达终点的时候,后面的人足足被他甩开半英里!
  “999”号完成了它的使命,它为我能制造高速汽车做了广告。那次赛车后一星期我就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我是副董事,兼设计师、机械师、总监和总经理。公司的资本是10万美元,我拥有其中的。以现金方式投入的资本总额是28 000美元——这是公司从经营以外的基金中吸收的全部的钱。最初,尽管有以前的教训,但我仍然想发展一个自己的股权少于控股权的公司,不过,很快我又发现自己必须拥有控股权,因此在1906年,我用公司赚得的钱购买了足够的股票,使我拥有的股票份额达到了51%。没过多久我又买了更多,使我的份额上升到。公司的新设备和公司的整个发展资金都是来源于公司的所得。到1919年,我的儿子埃德塞尔(Edsel)买下了余下的的股票——他以每100美元支付12 500美元的比率买下,总共花了7 500万美元。
  企业魔法般快速地发展起来,汽车获得了经得住考验的名声。它们是坚固的、简单的、制作精良的。我正在努力设计,想弄出一个简单通用的型号,但我没能实现我的设计,我们也没有钱来建立适合生产的工厂和购买设备,我也没有钱可用来寻找最好的最轻的材料。我们仍然不得不接受市场提供的材料——我们弄到了已有之中最好的,但我们没有设施对材料进行科学检测或进行最初的研究。
  我的同行们并不相信有可能把我们的汽车统一为一种单一的车型。汽车业也走着自行车业的老路。在自行车行业中,每一个生产厂家都认为,每年都推出一种新型的自行车是很有必要的,并且使新车型和旧车型完全不同,好让那些购买旧车的人把旧车扔掉又买一辆新的,这被认为是生财之道。这和妇女们订购她们的衣服和帽子是同样的想法。这不是服务,这只是寻求新奇玩艺,而不是更好的东西。一种特别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工商业不停地出售东西并不是依靠一再地满足顾客,而是依靠于首先用一件物品从他那挣来钱,然后再劝他应该买一件新的、不同的东西。那时候我头脑中所想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表达的想法是:当一种车型固定下来,这种车型的每一个零部件都是可以互换的,这样这种车便永远不会过时。我的野心是让每一部车,或我生产的别的非消费性产品都非常坚固,制造精良,任何人买了一辆便不用再买第二辆。任何一种好机器都应该像一块好手表一样,有很长的使用寿命。
  对这一切我们都并不在意,我相信我的发动机与塞尔登头脑中的东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些声称自己的活动是受专利权保护的“合法”厂家——强大的汽车厂商联合会,在我们刚刚成为汽车生产厂家一员时,便对我们提起了诉讼。案件缓慢地进展着,他们的意图是要把我们拖垮吓倒,退出这一行业,但我们有大量的证词。而真正的“打击”出现在1906年9月15日,豪夫法官(Judge Hough)在美国地方法院发表了对我们不利的看法。那个合法的联合会趁机便做起了广告,警告消费者别购买我们的车。1903年案子开始时,他们也干过同样的事情。当时舆论认为我们会被赶出汽车业,但我始终相信我们会赢,因为我们没有错——虽然这件事对我们来说还是相当沉重的打击。我们相信很多购买者因为此事——即使当局没有签发对我们的禁令——吓得不敢买我们的车了。他们是受到一种说法的误导——如果最后的判决对我们不利的话,拥有福特车的每一个人都将受到起诉。有些我们的坚定的反对者们私下里放风说,这既是一桩民事案件也是一桩刑事案件,一个购买福特车的人可能也同时得到了一张监狱的通行证。我们的反击是在全国主要的报纸上刊登了四页声明,我们说明这一案件,表达了对获得官司胜利的自信。声明的最后我们说:
  “总而言之,如果哪位想购买福特汽车的先生被我们的敌人无中生有的宣传吓坏了,你除了能够得到福特汽车公司600万美元公共资产的保证,还将得到公司600万美元的个人担保。每一位福特车的车主都将受到保护,直到1 200万美元的财产都被那些试图操纵并垄断整个汽车行业的人全部卷走为止。
  只要你提出要求,我们就会给予保障。不要因为那些自称‘神圣’的团体的声明而迫使你去花高价购买次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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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踏上真正的商业之路(3)
请你注意这一点——如果没有东西部最好的专利律师的建议和指导的话,福特汽车公司是不会发起这场战斗的。”
  我认为保证书给了购买者最大程度的安全感,因为他们需要信心,但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这一年,我们卖掉18 000万辆车——几乎是上一年的产量的两倍。大约只有50个购买者要了保证书——也许还少于这个数。
  事实上,这个案子恰恰给福特汽车和福特公司做了最好的广告。看起来我们是受人欺压,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和同情。联合会拥有资产7 000万美元——而我们刚开始时还不到他们的零头。对于结果我从未有过怀疑,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把本来可以不悬挂在我们头上的利剑。这也许是美国商人团体做过的最为鼠目寸光的举动。排除其中的细枝末节,它可能是扼杀一种行业的最好例证。对于这个国家的其他汽车厂商来说,我们的胜利是对他们最大的鼓舞。汽车联合会不再是汽车业中的重要因素。到1908年,尽管有这一案件的阻挠,我们还是走到了有可能制造我想造的那种车的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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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生产与服务的秘诀(1)
这一年度的成绩向我彻底证明,是该用全力推行新政策的时候了。在我宣布新政策之前,销售人员被巨大的销售量所刺激,认为只要我们制造更多的车型,就能创造更大的销售量。这真是件奇怪的事:一旦某项产品获得成功,就会有人认为只要把这项产品改成不同的东西,就会获得更大的成功。有一种随波逐流的倾向,那就是把一件好端端的产品进行改变,进而毁了它。销售人员坚持增加车型,他们听从的是那5%的特殊顾客的需求,这些顾客能够说出他们需要什么,但他们忘记了另外那95%的顾客,这些顾客只是购买,不作任何挑剔。除非尽最大努力地听取抱怨和建议,否则没有一个企业能够取得进步。如果服务中有什么缺陷的话,必须马上进行认真调查。但当所得到建议只是关于款式的时候,就得弄清楚它是不是纯属个人奇思怪想的呼声。销售商总是倾向于迎合奇异的趣味,而不是对他们的产品进行充分的了解,从而能对那些有奇思怪想的顾客解释,他们将满足其每一项要求——当然,前提是他们能接受满足这些要求的条件。
  因此在1909年的某天上午,没有任何事先的透露,我就宣布以后我们只生产一种车型,这种车型就是T型。所有的车的底盘都完全一样。我说:
  “只要汽车是黑色的,任何顾客都可以给他的车喷上他想要的任何颜色。”
  我不能说当时有人同意我的这种想法,因为卖东西的人当然看不到生产单一车型带来的好处。还不止于此,他们对这点根本就不加以特别的关注。他们认为我们的车已经够好的了,再降低价格会影响销售量,这会使那些追求质量的顾客流失掉,就再也无法争取回来了。他们对汽车工业根本没有任何概念,汽车仍然被认为是某种奢侈品,生产厂家只会为这一观念推波助澜。一些所谓的聪明人发明了“豪华车”这一名称,并在广告中着力强调其豪华部分。销售人员有理由反对,特别是当我作出以下宣称时:
  “我将为广大的普通人生产汽车。它足够大,可供家庭使用,同时又足够小,可让一个人就能驾驶和保管。它采用最好的材料,由最好的工人根据现代机械能提供的最简单的设计制造。同时它的价钱非常低廉,任何一个有一份好工作的人都不可能不能买上一辆,并和他的家庭在上帝提供的广阔空间里享受美好的时光。”
  这份宣言没有受到热情的欢迎。普遍的评论是:
  “如果福特照他所想的去做的话,6个月之内他就要破产。”
  一般的观念认为一辆好汽车不可能以低成本制造出来,并且也没有必要制造价格低廉的车,因为只有有钱人才到汽车市场去。而1908年到1909年度超过一万辆车的销售量,使我确定我们需要建造一家新工厂。我们已经有一个大型的现代工厂了,也就是匹克特街工厂(The Piquette Street Plant),它和这个国家的任何一家汽车厂一样好,也许还稍稍好一点。只是我不知道它怎么能够应对必定到来的生产量和销售量,所以我在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买了60英亩地,那地方当时被看作是底特律城外的乡下。所购买的土地的数量,以及要建一个比世界曾有过的任何工厂都还要大的工厂的计划都遭到了反对。问题还是已经问过的那个:
  “福特多快就会破产?”
  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被问过多少次。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不了解,在起作用的是一个原则,而不是某个个体。而这一原则太过简单,以至于显得有些神秘。
  在1909年到1910年度,为了支付新买的土地和建楼,我稍微提高了车价。这是很公平的,结果也是有利的,对购买者并无损害。好几年前我做过完全相同的事情——或者说,当时为了建造罗格河(River Rouge)工厂,我没有如我每年习惯的那样降低价格。在那几次情况中,所需的钱都是可以通过借贷获得的,但那样的话,我们的企业就会背负连续的负担,以后生产的所有汽车都得承受这一负担。所有型号的汽车价格都增加了100美元,除了小客货车增加了75美元,单排座敞篷轿车和市内轿车分别增加了150美地和200美元。我们卖掉了18 664辆车。接着,在1910年到1911年度,由于有了新的生产设备,我把旅行车的价格从950降到780美元,我们卖掉了34 528辆车。这是在价格和工资持续上涨的前提下车价稳步下降的开始。
  我们来把1911年和1908年做一下比较:工厂面积从英亩增加到32英亩,平均雇佣人员数从1908人增加到4 110人,生产的汽车由6 000多辆增加到近35 000。你会注意到这三年多来人员的增加并不是和产量的增加成正比的。
  我们看来像是一夜之间便产量大增。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简单地说,这是通过应用一条不可逃避的原则而来的,是通过明智地使用动力和机器而来的。在一条小街昏暗的小店里,一个老人劳作多年制造斧柄。他用风干的山核桃木为材料,他的工具有刨子、凿子和砂纸。每一只斧柄都认真地称过、量过,看是否平衡。其中没有两把是一样的。曲线必须合手,必须和木头的纹路一致。从早到晚,这位老人一直忙碌着。他的平均产量是一星期8把斧柄,每一把他卖美元。这其中的一些斧柄经常卖不出去,因为平衡性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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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生产与服务的秘诀(2)
而今天,你可以花几分钱买一只更好的由机器制造的斧柄。你用不着担心平衡性的问题,它们全都一样——每一只都是完美无暇的。现代方法的应用不但使斧柄的价格降到了原先价格的零头,并且它还极大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正是把同样的方法应用到福特车的制造上,使得车价从一开始便降了下来,同时也提高了车的质量。我们只是发展了一种观念,一个企业的核心也许就是一个观念,那就是,一位发明家或一位好思考的工人想出一种新的更好的方法来满足人们固有的需要。这个观念会不证自明,而人们需要它来帮助自己。用这种方式,某个人可以证明,或通过他的观念发现一个企业的核心。但是这个企业的创造和壮大是由每个与它有关连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一个厂商能够说:“是我自己建起了这家企业”——如果他需要上千人来帮助他建立这家企业的话。它是一件协同合作的产物,它所雇佣的每一个人都对它作出了某些贡献。通过工作和生产,他们使购买者能够不断光顾这家企业,寻求它所能提供的服务,这样他们对一套传统和一个习惯的建立提供了帮助,同时也得到了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公司就是以这种方式成长起来的。在下一章我就要开始阐述公司是怎样成长的。
  与此同时,我们的公司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公司。我们在伦敦和澳大利亚都有分支机构,我们的车出口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特别是在伦敦,我们像在美国一样有名。美国自行车行业在英国遭受失败,这给汽车打入英国市场带来了一些困难。由于美国自行车并不适合在英国使用,于是有些销售者想当然地以为没有任何美国的交通工具在英国市场上具有吸引力。两辆A型汽车于1903年踏上了去英国的道路。报纸拒绝对它们作出报道,汽车代理商拒绝表示哪怕最微小的兴趣。有谣言说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弹簧和钩子,如果它能在两周内不散架,那买主就是算幸运的了!第一年我们大约销售了12辆车,第二年情况只是稍微好一些。我可以说,就A型车的可靠性来说,二十年后它们中的大部分仍可在英国继续着某方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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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机器与人(1)
当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工作时,人们最难应付的便是过多的组织和随之而来的繁文缛节。在我看来再没有比那种不时被称为“组织天才”的头脑更危险的事,这通常会导致那些按照族系组成的巨大的官僚体系的诞生。这棵树上沉甸甸地挂满了漂亮的圆圆的浆果,每一粒果子上都有着一个人的名字或者一个办公室的名字,每个人都有一个头衔和一定的职责,这职责严格地限制在他的浆果的周长之内。
  如果一个助理工头有什么事要对总负责人说的话,他的想法要经过下级工头、工头、部门头头和助理总监,才能到达总负责人处,也许到那时候,他想要说的话早已成为历史了。住在图表左下角的浆果里的人的信息需要6个星期才能到达董事会的董事长或主席手边,即使它到达了这些高高在上的官员手边,那时,它的周围也已聚集了一磅重的批评、建议和评论了。没有什么事情能在“官方的考虑”下进行,除非时间早过了他们实际应该行动的时刻。事情被推来推去,所有人都回避责任——正如那种懒惰观念所说,两个脑袋总比一个脑袋好。
  照我看来,一家企业并不是一部机器,而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工作,不是为了给彼此写信。对任何一个部门来说,它没有必要知道另一个部门正在干什么。如果一个人正在做他的工作的话,他不会有时间去做别的工作。看着所有这些部门都在为着同一个目的而有序地工作,这是那些负责整个工作计划的人的职责。没有必要召开会议以沟通个人与个人或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感情。对人们来说,为了一起工作,用不着彼此相爱。太多的良好关系也许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为这可能导致一个人想包庇另一个人的错误。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很糟的。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就应该专心致志地工作,当我们玩的时候,我们应该尽情投入地玩,试图把这两者混同起来是没有用的。主要的目标应该是先把工作做好,并为此得到报酬。当工作完成之后,便可以开始玩了,但不能在工作完成之前。所以福特工厂和公司没有组织,没有任何特别的职责附加在任何职位上,没有一系列的上下级权力等级,也几乎没有头衔,没有会议。我们只有绝对符合需要的职员,我们没有任何种类的精细记录,其结果是没有繁文缛节。
  我们让个人完全肩负起责任来。工人对他的工作绝对负责,助理工头对他手下的工人负责,工头为他的群体负责,部门头头对他的部门负责,总负责人对整个工厂负责。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的责任范围内正发生着什么。我所说的“总负责人”,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正式头衔。一个人负责管理工厂已经多年了,他有两个人帮助他,这两个人没有任何明确的职责范围,只承担着属于他们的工作的特别部分。与他们一起的是大约6个助手性质的人,但没有特别的职责。他们都自己找事做,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受到限制。他们都在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工作。一个人查询存货和缺货,另一个人抓检查。诸如此类。
  这也许看起来很危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一群人全部都想着把工作做好,完成工作就不会有困难,他们不会陷入权力限制的麻烦,因为他们不用考虑头衔。如果他们拥有办公室和那里所有的一切,他们会把时间用在办公室工作上,并想着为什么他们不能拥有比其他一些同伴更好的办公室。
  因为没有头衔并且也没有权力限制,所以没有繁文缛节或者某人受压制的问题。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去找想找的每个人,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因此,如果有个工人越过工头直接去找工厂的头头的话,工头并不会为此恼火。但工人很少这么干,因为工头像知道自己的姓名一样清楚,如果他不公正的话,很快便会被人发现,那么,他将再也当不成工头。我们不能容忍的事情之一便是任何形式的不公正,一旦一个人开始随着权力而自我膨胀,他就会被察觉,他就会离开,或者重新回到机器旁边。大量的劳工骚动都是起源于那些下级管理人员不公正地行使权力。恐怕在很多的工厂里,工人不可能得到真正公正的待遇。
  工作,并且唯有工作能控制着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头衔的原因之一。大多数人都能干好工作,但他们被头衔弄昏了头。头衔的效果是很特别的,它太多地被作为一种摆脱工作的标志而使用。它几乎等同于一枚徽章,上面写着这样的字:
  “这是个无事可干、但却认为自己是重要人物、而别人都无关紧要的人。”
  头衔不仅经常对它的佩带者有害,并且它同样给别人施加影响。在人们当中再没有比这样的事实——即有官位的人常常不是真正的领导——更大地激起个人不满的根源了。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是一个适合计划和命令的人。当你发现一个有头衔的人是位真正的领导者时,你会去问别人他的头衔是什么,而他自己对此从不炫耀。
  企业中的头衔已经过多了,企业也因此蒙受痛苦,其中的一个坏毛病,就是根据头衔划分责任。这种情况已发展到完全脱离了责任的地步。在责任被分成很多碎片并在很多部门分摊时——每个部门都在它有头衔的头头领导下,这位头头又被一群有着美妙的下级头衔的人包围着——这时候很难找到任何一个真正感到负有责任的人。每个人都知道“把牌推来推去”的意思是什么,这种游戏肯定起源于那些各部门只是简单地把职责推走的工业组织。每个组织的健康运行依赖于每一个人——不管他处于什么位置——都意识到每一件碰巧发生在他注意范围内的、与整个企业的利益相关的事情都是他的工作。铁路的情况糟得一塌糊涂,因为各部门都这样说:
  

第4章 机器与人(2)
“噢,这不是我们的事。100英里之外的X部门负责这事。”
  我们所有的人进入工厂或办公室工作都是通过人事部门。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们不雇用专家,我们也不雇用那些过去有经验或者有过高于最低职位的人。由于我们并不因为一个人过去的历史而招收他,因此也不会因为他过去的历史而拒绝他。我从未碰到一个坏得一无是处的人,他身上总是会有一些好的地方——如果他能得到机会表现的话。这就是我们一点也不在乎一个人的身世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是要雇用一个人的历史。我们雇用一个人,如果他曾经坐过牢,那没有理由说他会再次坐牢。我想,恰恰与此相反,如果给予机会的话,他很可能会特别卖力,以便呆在监狱外面。我们的雇佣办公室决不会因为一个人以前做过的任何事而拒绝他——不管他以前是在辛辛(Sing Sing)监狱还是在哈佛大学,他都会受到同等的对待。我们甚至不问他是从哪所学校毕业的。如果他不想工作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为一份工作而进行申请,因为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福特工厂里的人都是干活的人。
  重复一下,我们并不在意一个人的过去。如果他上过大学的话,他应该能进步得更快,但他得从最底层开始并证明他的能力。每个人的未来都主要靠他自己。有太多的议论说人们的才能得不到承认,对于我们来说,每个人肯定都会得到他应得的承认。
  当然,必须考虑到存在于希望得到承认的渴望中的一些因素,整个现代工业体系都被这种渴望刺激得变了形,它现在可以说差不多是走火入魔了。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每个人的个人发展完全依赖于他的工作,并且这点很快会体现出来,而不是依靠任何人的恩惠。但现在它经常依靠的是一个人是不是走运,能被一双重要人物的眼睛青睐。这一点是我们所成功地抵制了的。人们若带着引起某人注意的想法而工作,工作的时候会想着如果他们不能为自己所做的工作而获得称赞的话,他们就会把它弄砸或者干脆就不干,这样,有时候工作便成了第二要考虑的事情了,手中的工作——手中的产品和手中特定的服务——便不再是主要的了,而主要的工作成了追求个人的提升,成了由此能被某人看中的跳台。这种把工作放在第二位、把得到承认放在首位的做法,对工作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把得到承认和称赞看作是真正的工作。同时这对工人也有一种极不好的影响,它助长了一种特别的野心,这野心既不可爱又不能促进生产。它容易产生一种人,这种人想象只要他“站在老板一边”,他就会得到提升,就会当头头。每个车间都会有这种人,最糟糕的是,目前的产业体系中的一些事情显示出这种手段还真管用。工头也只是人而已,他们很自然也容易被人奉承,相信他们的手中掌握着工人的饭碗。同时,这也是很自然的,一旦接受奉承,他们那些自私的下属将进一步地吹捧他们,直到得到好处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尽可能地减少个人因素的原因。
  所有那些不知道把一切精力都用于寻求更高职位的人,和我们在一起特别容易相处。有些人工作努力,但他们并没有思考能力,特别是迅速反应的能力,这样的人将得到他们的能力所体现的一切。根据他的勤奋,一个人也许值得提升,但除非他也有领导素质,否则的话不能提升他。我们不是活在一个梦想的世界里。我想在我们工厂的筛选过程中,每个人最终都会落到他应属的地方。
  我们从来不仅仅满足于整个组织的任何一部分该做的事都做好了,我们总是希望它应该做得更好,并且它最终将做得更好。这种进取精神使得素质高的人最终能获得与他的素质相称的职位。在任何时候,这个组织——这是一个我不喜欢使用的词——变成僵化了,他也许就不能获得那个职位,那时一切都是因循守旧,都是等着死人的鞋穿。由于我们很少有头衔,所以一个应该去做比他目前所做更好的工作的人,很快就能去做这样的工作,他不会因为前面没有空出的职位而受限制,因为并没有“职位”。我们没有任何事先准备好的位置,我们最好的人员总是自己找位置。这点很容易做到,因为总是有工作。当你考虑的是把工作做好,而不是为一个想得到提升的人找一个合适的头衔时,那就不会有提升的困难了。提升本身并不是形式上的。那人只是发现他所做的不再是以前所做的事,并得到更多的钱。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从最底层上来的。工厂的厂长最初是一位机械师;负责罗格河大工厂的人是作为造型设计师开始他的工作的;另一个管理一个主要部门的人最初是一个清洁工。工厂里没有一个人不是简单地从零开始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好些与我们一起才使自己变得合格的人做的。我们很幸运没有继承任何传统。我们也不会建立任何传统。如果我们有一个传统的话,那就是这个:
  “任何事情都能够做得更好,并且永无止境。”
  

第5章 对机器的恐惧(1)
重复劳动——即一件事情一做再做并且总是用同样的方法,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对我来说这也是很可怕的,我不可能整天做着同一件事情。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也许我该说对大多数人来说,重复操作并不可怕。事实上,对有些类型的人来说思考才是绝对可怕的事情。对于他们而言,理想的工作是那些不需要表达创造性本能的工作,那些既需要头脑又需要体力的工作几乎没人愿干——而我们总是需要那些因为某项工作困难而喜欢这项工作的人。一般的工人(我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想要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是不需要他费多大劲的,尤其是,他想要一份不需要动脑筋的工作。那些被称为创造性类型的人也和那些对单调劳动绝对恐俱的人一样,很容易想象所有其他人的头脑的人也和他们一样不安分,因此对那些整天做着几乎同样动作的人表示着毫无必要的悲天悯人。
  当你能持认真对待的态度,你就会发现大部分工作其实都是具有重复性的。一个商人有一套常规,他非常精确地予以遵循。银行董事长的工作几乎全是老一套。银行的低级官员和职员的工作则完全是例行公事。确实,对大部分事情和大多数人们来说,有必要建立某种固定常规方式,以使大多数动作成为纯粹的重复性动作,否则的话,个人将完不成足够的工作以便能靠自己的努力过日子。任何一个有创造性头脑的人都没有理由去干单调的工作,因为对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的需要在哪里都是很迫切的。对于有技能的人来说,绝对不会没有出路,也绝对不会无法施展才能。但我们得承认,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有技能的人,即使有这种想法,那也只是缺乏通过训练测试的勇气。一个人是无法只依靠愿望而成为一个有技能的人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机器的帮助,就无法挣得维持自己生活的收入,那么因为他使用机器可能导致单调而废弃机器,这是造福于他吗?让他去挨饿?还是最好让他过上好生活?一个人会因为挨饿而更幸福吗?如果他不能充分使用一台机器,他会更幸福吗?假如他生产出来的比他所能生产得要少,并因此获得少于他可用于换取利益的收入,他会更幸福吗?
  我还没有发现重复性劳动会给人造成某种伤害。专家们告诉我,重复性劳动是既损害身体又损害精神的,但这并不是我们调查的结果。有一个事例,是说有个人整天不干别的,只是踏着踏板排放装置,他认为这动作使他成了单侧症病人,但医院检查显示他并没有得这种病。不过,当然,他后来被调去做另一种工作,这工作需要运用不同的肌肉。几个星期之后,他又要求再干回他的老本行。这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一天八小时做着同样的一套动作很容易使身体变形,但我们从未碰到过这样的事例。只要有人要求调换,我们便予以调换。我们希望能定时对他们进行调换,只要工人们愿意的话,这是完全可行的。但他们不喜欢不是由他们自己提出的调换。有些操作无疑是单调的——如此单调,看来不可能有人愿意长久地干着这同样的工作。比如,整个工厂最单调的工作也许就是用钢钩拣齿轮的活了:把齿轮拣起,在油桶里摇一下,然后把它放进篮子里。这个动作没任何变化,齿轮总是放在同样的地方,他摇每个齿轮的次数同样多,他把齿轮放进总是放在同一个地方的篮子里,这不需要什么力气,也不需要动什么脑筋。他别的什么也不干,中间只来回轻轻地挥着他的手——那钢钩非常轻。但干这项工作的人已经干了整整8年了,他把挣到的钱积蓄下来并进行投资,到现在他已有4万美元了,并且他顽固地拒绝每一个让他去干更好的工作的劝告。
  最彻底的调查都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例子,说是人的头脑由于工作而被扭曲或变麻木。那种不喜欢重复性劳动的人不会干这种重复性劳动,每一个部门的工作都根据其优越性和技能分成甲类、乙型和丙类,每一类都有10种到30种不同的操作。一个刚刚被雇用进来的人去干丙类的活,当他干得更好的时候,再进入乙类,依此类推,他再进入甲类,从甲类出去后可进入工具制造部或其他需要更高能力的工作。他能进入到什么地方完全取决于他自己。如果他一直呆在生产部门,那是因为他喜好的缘故。
  在前一章我提到过,没有一个申请工作的人会由于身体条件而被福特公司拒绝。这条政策是在1914年1月12日生效的。当时把最低工资定为一天5美元,工人一天工作8小时。这条政策还进一步发展为没有一个人因身体状况而被解雇,当然,除非是在得传染病的情况下。我想如果一个工业组织要履行它的全部职能的话,它应该是一般社会的缩影,对它的雇员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一直雇用着伤残人员。有一种最慷慨的天性认为,对那些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社会负有责任,应该通过慈善举动帮助他们。我想有一些情况是必须通过慈善行为给予帮助,比如说白痴,但这种事例极为稀少。我们发现在工厂所需要做的大量的不同工作中,完全可以为任何人找到一份工作而不影响生产。盲人或手脚不全的人,在他所分配的工作岗位上,能和一个健全的人干同样多的活并且得到同等的报酬。我们并不是觉得残疾人更可取,但我们证明了他们能挣全额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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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对机器的恐惧(2)
如果因为有人是残疾人而雇用他们,付他们低工资,并对他们的低产量感到满足的话,那就背离了我们试图要做的事情的精神。那也许是在直接帮助那些人,但这不会是帮助他们的最好方式。最好的方式总是能使他们和健全的人生产出同样多产品的方式。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需要慈善帮助的情况不多——我是说,那种赠送礼物的慈善之举。当然,慈善和企业并不能相提并论。工厂的目的是生产,除非它能以最大的生产能力生产,否则它便没有服务好全社会。我们没有调查便太轻信地认为生产完全依赖设备,而人力是能做好每项工作的前提条件。为了看看真相究竟如何,我把工厂全部不同的工作根据所使用的机器和操作进行分类:把需要体力劳动的分为轻松体力活、中等体力活和重体力活;看它是湿活还是干活,如果是湿活,那是什么种类的流体;看它是干净活还是脏活;是靠近烤炉还是靠近高温炉;空气流通情况;是一只手使用还是两只手都使用;雇员是站着还是坐着工作;它是安静的活还是吵闹的活;它是不是需要精确度;光线是自然光还是人工灯光;每小时需要处理的零件数;所使用的材料的重量;工人所受到的各种限制,等等。在调查的当时,工厂有7 882项不同的工作。这些工作中,949被认为是重体力活,需要由健全、强壮的人来干;3 338项需要身体状况和体力一般的人来干;剩下的3 595项工作根本不需要什么体力,即使是最没力气、身体最弱的人都能干。事实上,大部分工作只要妇女或稍大点的孩子就能干。最轻的活再次分类,看其中多少项需要由身体健全的人干。结果我们发现670项可由无腿的人干,2 360项可由只有一条腿的人干,2项可由无手臂的人干,715项可由只有一条手臂的人干,10项能由盲人干。这样,在7 882项工作中,有4 034四项——虽然其中的一些需要力气——并不需要完全的身体能力。这也就是说,先进的产业能提供给残疾人工资工作的机会要比任何正常社会具有的残疾人数还要多一些。如果任何一个企业,或者说,任何一家工厂的工作像我们所进行的分析一样做的话,得出的比例很可能差别很大,但我非常相信如果工作进行充分分工的话——分工到达到经济效益最高的程度——有身体缺陷的人将不再难以找到一份如常人一样的工作并得到常人一样的工资。把残疾人当作负担看待,这是经济上最大的浪费。教会他们一些细微的工作,比如编织篮子或一些别的无利可图的手工劳动,目的不是帮助他们挣得一份自己的生活,而是别让他们陷入灰心丧气之中。
  当一个人被雇佣入厂,原则上是把他安排到适合他身体条件的工作岗位上去。如果他已经上班,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或者他不喜欢他的工作,我们就会给他一张换工卡,他拿着这张换工卡到换工部门去,在进行沟通之后,他被安排到另一个更适合他或者他更喜欢的工作岗位上。那些体力低于常人的人,如果安排恰当的话,和那些体力高于常人的人一样是个好工人。比如,一个瞎子被安排到存货部门,为运往各处的传送带和螺帽计数,而当时已经有两个身体健全的人在做这个工作了。两天之后工头送了一个条子给换工部门,把这两个身体健全的人从这一岗位上撤下来,因为这位盲人不但能够完成他自己份内的工作,而且还能完成原先由两个健全人完成的工作。
  这种抚助工作可以进行得更深入一些。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人受伤后,他就应从工作岗位撤下,然后给笔抚恤金。但这些人总会有一段康复时期,特别是骨折这种情况,这时候人已经足够强壮,可以胜任工作。事实上,在那一段时间,他们总是急于要工作,因为即使最大数额的事故补贴也不可能有一个人的工资那么多。如果都是这样做,那么企业就如同背着一笔特别的税一样,而这笔税将增加生产成本,使产品的销售下降,并因此使一些人少了可干的活。这是一系列要认真考虑的无法避免的后果。
  我们对那些卧床不起但能坐起来的人进行过试验,在床上铺上黑油布或围布,让那些人把螺帽拧到小螺栓上。这项工作必须用手工做,磁石电机部就有15到20个人忙于做这工作。医院里的病人干得和车间的人一样好,他们也能得到常规工资。事实上,我相信,他们的产量比通常车间的产量还高20%。除非他愿意,否则没有一个人非干不可,但他们全都愿意干。这样,时间在他们忙碌的手中流逝,他们的睡眠和食量都变得更好,并且康复得更快。
  对于聋哑雇员,我们并没有给予特别的照顾。他们干着一份百分之百的工作。有结核病的工人——他们通常有1 000人左右——大多数都在废材料收集部门工作。那些被确诊有传染病的病人在一个特别隔离区一起工作,他们的大多数工作是在户外进行的。
  最新一次雇员分析显示,我们有9 563身体状况低于常人的雇员。这些人工中,123人是手足伤残,或被截去了胳膊、前臂或手,1人是双手俱无,4人完全失明,207人有一只眼瞎了,253人有一只眼近乎瞎了,37人聋哑60个癫病患者,4人双腿或双脚俱失,234人失去一条腿或一只脚。其他的人有些小的身体障碍。
  在各项工作上要变成熟练工人需要的时间如下:43%的工作需要不到一天的训练;36%的工作需要一天至一个星期的培训;6%的工作需要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的培训;14%的工作需要一个月到一年的培训;1%的工作需要一年到六年的培训——这项工作通常需要非常高的技术,比如制造工具和制模。
  

第6章 工资(1)
靠惯例来管理一个企业是不行的。比如说用“我支付着越来越高的工资”这样的方法,说这话的人不会轻易地说:“我没有比别人更好、更便宜的东西出售。”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工厂主会认同这样的想法:只买最便宜的材料就能够生产出最好的产品来。那么,为什么我们听到那么多的关于“劳动力清理”和降低工资给国家带来好处的论调呢?降低工资只能意味着降低购买力和抑制国内市场。如果工业管理如此糟糕,以致无法给予与它相关的人们一份好生活,那工业有什么好处?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的生活的提高——即他们的工资增长率——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
  在整个福特公司,我们现在的最低工资是一天6美元,以前的最低工资也有一天5美元。在这之前我们支付该支付的一切。把工资恢复到旧的市场工资水平是很不道德的,同时这也将是最糟糕的企业。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种关系。把一个雇员称做伙伴是不常有的事,然而,他还能是别的什么身份吗?一旦一个人发现管理企业已经超出了他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范围,他便叫来助手和他一起分担管理工作,那么,如果一个人发现企业的生产量太多了,已经超出了他的两只手所能干的范围,他怎么能否认那些来帮助他生产的人是他的“伙伴”呢?每个多于一人的企业都存在一种伙伴关系。一个人在叫别人来帮助他的企业的那一刻——即使这位助手是一个孩子——他就有了一位伙伴。也许他自己就是这家企业的惟一拥有者和运行的惟一领导者,但只有当他同时还是惟一的经理和惟一的生产者时,他才能宣称自己是完全独立的。一旦一个人依靠别人来帮助他,他便不再是独立的了,这是一种相互关系——老板是他的工人的伙伴,工人是他的老板的伙伴。事实便是如此。如果老板或工人自认为不可缺少,这是没有益处的。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一方只能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才会变得不可一世,这最终也将牺牲掉自己的利益。资本家或劳动力各认为自己是一群,这都是绝对的愚蠢。他们是伙伴。当他们互相对立想打倒对方时,他们只是在损害那个组织,如果在这个组织中他们是伙伴,那么他们都从这个组织中获得利益。
  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能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而工人的雄心应该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当然,似乎在所有的工厂里都有人相信,如果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工作的话,那只会对雇主有利——而根本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好处。有这样的感觉存在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但它确实存在,并且也许它的存在是有自己的合理性的。如果一个雇主要他的工人尽最大的努力工作,那些工人过了一段时间了解到他们的最大努力并没给自己带来任何回报,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会失去工作的热情。但如果他们看到艰苦劳动的果实就在他们的工资袋里——证明更努力的工作意味更高的报酬——那么他们就开始认识到他们是公司的一部分,公司的成功依靠他们,他们的成功也依靠公司。
  “雇主应该支付什么?”或“雇员应该得到什么?”这些都只是小问题。基本的问题应该是“企业的立足之点是什么?”当然,没有企业能建立在入不敷出的基础之上。当你从一口井里抽水的速度超过井里的水流出的速度,最终井里就会无水可抽。当井水干涸之后,靠这口井喝水的人就只能忍受干渴。也许他们可以把一口井里的水抽干之后,再跳到另一口井里去抽水,可是这样一来,所有井里的水都被抽干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现在有一种广泛的需求,要求公正地分配报酬。不过,必须要认识到的是这报酬是有限的。企业本身设定了限度。你不能从一家只挣了10万美元的企业里拿出15万美元去分配。企业限制着工资。但什么事情限制着企业呢?当企业盲从糟糕的惯例时,企业便限制了自己。
  当人们不是说“这个雇主应该如此这般去做”,而是说“这家企业应该如此富于激励性且管理良好,以便能如此这般去做”,这时候,他们便有前途和希望了。因为只有企业能支付工资,雇主肯定不能支付,除非有企业提供保障。但如果企业无法保障更高的工资,雇主也拒绝支付,那怎么办呢?作为一条法律,一家企业意味着很多人的生活来源,不能够随意践踏。“杀死”一家企业是犯罪,因为很多的人把自己的劳动投入到这家企业,他们把它当作是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是他们生活的来源。用罢工或闭厂来扼杀一家企业是于事无补的。雇主忽视雇员,并时时问自己:“给他们钱少到什么程度才好呢?”这会使他一无所得。雇员以牙还牙地问:“我能强迫他给出多到什么程度才好呢?”这也会使他一无所得。最后双方将不得不回到企业问题上并问:“这家企业怎样才能变得更安全更有利可图,以便能为我们大家都提供一种稳定的、舒服的生活?”
  但不会是所有的老板或所有的工人都会想得这么远。短视行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能为此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没有规定或法律能对此做出变化,但开明的利己思想会使之改变。使开明的想法四处传布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传布它必须是本着对老板和工人两者利益的关注,使他们为着同样的目的工作,使企业能够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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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工资(2)
然而,还应该弄清楚的是,高工资是在车间开始创造的。如果没有车间的创造的话,获得工资袋里的报酬是不可能的,一个不需要工作的企业也永远不可能存在,自然规定了就是这样的。无所事事的双手和头脑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益处,工作是我们的神圣天职,是我们的自尊,是我们的救赎。工作是最大的幸福,而绝不是一种诅咒,确切的社会正义只能来源于诚实劳动。那些贡献多的人获得的应该也多,因此,在工资的支付中没有任何慈善的因素在内。那种把自己的最大努力给予公司的人是公司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人,如果他的贡献不能被充分认识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那些白天来上班的人感觉到不管他做出怎么样的贡献,他都不能得到足够的回报以保持一份好一些的生活,这种人并不处在工作状态。他处于焦虑和担心之中,这一切反过来损害了他的工作。
  但是,如果一个人感觉到他每天的工作不仅能提供他的最低的生活需要,而且还能让他享受一份相当舒服的生活,能够让他给他的儿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并给他的妻子一些生活的乐趣,那么,他的工作在他看来便是美好的,他会很乐意尽最大努力来工作。一个人不能从他每天的工作中获得一定的满足的话,那他便失去了工作回报中最重要的部分。
  因此,每天的工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基础,是我们自尊的基础。而老板应该经常承担比他工人的工作更劳累的工作,一个认真地履行自己职责的老板一定是一位勤奋的工人。他不能说“我有好几千人为我工作”,事实上是好几千人在使他为他们工作——他们工作得越好,他们便使老板越忙于处理他们制造出来的产品。工资和酬金都有一个固定的数目,这是必须如此的,以便有一个计算的基础。工资和酬金是以预先固定的数目为基础进行的一种利润分配,但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当一年将近结束,企业发现还可以支付得更多,那时就应该支付更高的工资。当我们一起在为企业工作时,我们所有人都该分得利润的一部分——以优厚的工资的方式,或酬金,或额外的补贴。这点现在正开始被广泛认可。
  有这些事实在手之后,1914年1月,我们宣布并实行了一种利润分享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任何一项工作在一定情况下的最低工资是一天5美元。同时,我们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为8个小时——原先是9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这完全是一个自愿举措。我们所有的工资级别都是自愿确定的。顾及一个举措的社会公正性,这正是我们所要考虑的。在最后的分析确定之后,我们为了自己的心灵满足而实行了这一举措。能够使别人幸福是一种很愉快的感觉——你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你的同伴的负担,你把可用于寻欢作乐和积蓄的钱拿出来分给了大家。善良的愿望是生命中很少的几件真正的财富中的一件。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可以赢得他所追求的几乎任何东西,但是,除非他在赢得的同时还有善良的愿望,否则的话他并不能从中获得什么益处。
  但是,在这一切之中没有加入任何的慈善因素,而这一点并不被普遍理解。很多公司老板认为我们这么宣布只是因为我们赚钱了,需要做广告。他们指责我们,说是我们动摇了标准,违反了尽可能少地给工人工资的习惯。这种标准和习惯完全一无是处,它们必须被废除。总有一天它们会被彻底废除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消灭贫穷。我们进行改革,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想支付更高的工资和认为我们能支付更高的工资。我们支付这些工资是希望企业能奠立在一个更长久的基础之上。我们不是在分发什么东西,我们是在为未来而建设。一家支付低工资的企业总是不稳固的。
  那么为什么要一筹莫展盼望着好企业呢?你要做的只是用更好的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把价格降低到购买力之下。
  降低工资是最容易、最草率的对付这种形势的方式,更不用说这是一种不人道的方式,它实际上是把企业经理的无能转嫁到工人的劳动上面。只要我们明白这点,每一次萧条都是对每一位企业家的挑战,要他更多地把脑子用于他的企业,通过管理来克服别人用降低工资来克服的困难。把乱减工资放在一切之前,这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如果真正的问题一开始便抓住了的话,便不再需要降低工资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迫切的实际问题是,在调整的过程中有些人将遭受损失。除了那些有东西可损失的人之外还有谁能损失得了呢?但“承受损失”这一表达相当容易引起误会。实际上并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这只是放弃一些过去获得的利润以便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不久之前我和一位五金商人在一个小镇聊过。他说:“我预计为我的存货承受1万美元的损失。但是,当然,并不是真的损失那么多。我们五金商人有过不少好日子。我大部分的存货都是以高价买进的,但我已经卖完过几次货并从中获利了。此外,我说的我将要损失的1万美元并不是我曾有过的那种美元。它们是某种方式的投机的钱。它们并不是买100%货物的那种好美元。因此,我的损失虽然显得巨大,但它实际上并不大。与此同时,我能够让我们镇的人们继续建筑他们的房子,不会因五金货物的价格而受限。”
  

第6章 工资(3)
他是个明智的商人。他宁愿少赚一些钱,让他的业务能继续进行,而不是为高价囤积货物去阻碍他的社区的进步。像这样的人是镇上的财富。他有着一个聪明的头脑,能够从他的存货中做调整,而不是降低他的送货人的工资,从而降低他们的购买力。
  他并没有就地把持着他的价格,等待时机好转。他认识到了那些似乎被普遍忘掉的事情——业主的一部分职能便是不时地损失一些钱。我们得承担我们的损失。
  我们的销售量最终和别的货物的销售一样跌了下来。我们出现了大量的库存,以那些库存的材料和零件的成本价算,我们的车不能以低于我们所定的价格出售。但这个基于企业考虑的价格比人们能够或想要出的价格高。我们决定承受我们该承受的损失,我们降价处理了1 700万的库存——宁愿承受更大的损失而不愿工厂停业。那是根本没有选择余地的事情。
  这从来就是一个从事工商业的人的选择。他可以直面损失并向前发展他的商业活动,他也可以停业不干,承受无所事事的损失。那种停业不干的损失一般来说要大于实际损失的金钱数额,因为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恐惧会把积极性消耗掉。并且如果关门太久的话,他不会有足够的精力再次开业。
  等待着企业情况的改善是没有用的。如果一位企业家要行使他的职能的话,他必须把他的价格降到人们愿意出的程度。不管情况如何,总会有一个人能够也愿意为生活必需品而出的价格。并且如果有这种愿望在的话,这种价格能被满足。
  通过降低质量或短视的节省——这只能引起劳工们的不满——是无法实现的。它没法通过四处糊弄而实现,只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并且,当所有的企业都被称为陷入萧条时,企业界的人士应该把这看做是对自己头脑提出的挑战。把注意力集中在价格上而不是集中在服务上,这点可以肯定地表明,这种企业家是不能为他作为业主的存在提出公正的理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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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产品可以制造得多便宜?
我们对每一辆车进行研究,以便发现它是否还有进一步改进之处。如果谁有比我们更好的看法,我们都想要知道,基于这点,每一种新出的车我们都购置一辆。通常对这车会用一段时间进行道路检测,拆开并研究每一种零件是用什么材料怎么做成的。在迪尔伯恩很可能分布着世界上的每一种车。每当我们购买一辆新车时,报纸上都有一些报道,有人评论说亨利·福特不使用福特车。去年我们订购了一辆大型兰彻斯特(Lanchester)——也被认为是英国最好的车。它在我们长岛(Long Island)的工厂放了几个月,然后我决定把它开到底特律去。我们有好几个人,组成一个车队——那辆兰彻斯特,一辆帕卡德(Packard)和一两辆福特车。我正巧开着兰彻斯特经过纽约外的一个小镇时,记者们来了,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开福特车。
  “哦,你们看,是这么回事,”我回答,“我现在在度假。我并不着急,我们并不在意什么时候能回到家里。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开福特车的原因。”
  我们的宗旨是降低价格,扩大生产,提高产品质量。你会注意到我们把降低价格放在了第一位。我们从不认为有任何费用是固定的,因此,我们先把价格降到我们认为可以大量销售的价位,然后我们努力去做,试着对价格进行调整。我们并不会为成本担心,因为新的价格会使得成本有所下降。更通常的方法是先考虑成本再决定价格,虽然这种方法也许在很小的范围内是科学的,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并非如此,因为如果它使你生产的产品无法卖出的话,你知道成本又有什么用呢?更重要的事实是,虽然一个人可以计算出成本是多少——当然,我们所有的成本都仔细地计算了,但没有人知道成本应该是多少。找到成本应该是多少的方法之一,是把价格定得很低,这样就使得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达到最高效率。低价使得每个人都要为利润而努力工作。在这种被强迫的方式下,我们发现了比以任何悠闲的研究方式所能得到的更多有关生产和销售的秘诀。
  幸运的是,支付高工资有助于低成本的实现,因为工人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工作效率越来越高。一天8小时工作日支付5美元工资的措施,是我们制定过的最有效的降低成本的措施。而日工资6美元使得成本比日工资5美元时更低。这一措施还能有多少潜力,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总是能从我们定的价格中获得利润,并且,就像我们并不知道工资要高到什么程度一样,价格要低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知道,不过,对这些事情用不着特别伤脑筋。比如拖拉机,我们起初售价750美元,然后是850美元,然后是625美元,再后来我们降价37%,降到了395美元。然而这种拖拉机不是和汽车一块制造的。没有一家工厂大得足以同时生产这两种产品。一个工厂为了获得真正的经济效益,必须全力以赴地生产一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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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金钱与商品
工厂的首要目的是生产,如果一直牢记这一点的话,那么金融整个就成了第二位的了——主要就是记记账而已。我的财务操作非常简单,开始的宗旨是现金买卖,手中留有大笔流动资金,积聚降价带来的各种收益,在银行获取利息。我认为银行主要是一个安全而方便的替你保管钱财的地方。我们在介入竞争者经营的那一刻,便丧失了自己的经营;我们在成为金融专家的那一刻,便损失了产量。工厂的金库是车间而不是银行。我并不是说一个经营企业的人对金融应该一无所知,但他最好是知道得少一点,而不要知道得太多,因为如果太精通此道的话他就会想去借钱而不是想去挣钱,然后为了还所借的他就要借更多的钱,这样他不是成了一个企业家而是成了一个耍钞票把戏的人。
  如果他真是一个把戏高手的话,他可以把这一套把戏耍很久,但总有一天他注定要出差错,那时他的一切就会化为乌有。产业坚决不能和银行业混在一起。我认为有一种趋势,就是很多实业家和银行业混在一起,太多的银行家和实业主搅在一起。这种趋势使实业和银行业两者的真正目的都变形了,并使两者都受到了损害。金钱从实业中来,而不是从银行中来。我发现工厂自身就能满足每一种需求。有一次,公司迫切需要资金,当工厂动员起来时,它征集了一笔巨大的款子——比这个国家的任何一家银行愿意提供的贷款数目都要大得多。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以否定的方式谈到金融问题的。好些年之前,我们不得不站出来否认福特汽车公司归标准石油公司所有,在那次否定声明中,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附加了一个否认声明,否认我们将与任何其他行业合并或我们打算通过邮寄出售汽车。去年最活灵活现的谣传是说我们到华尔街去寻找贷款。我不想陷入麻烦去一一否认。要否认这一切需要太多的时间。相反,我们只是证明我们不需要任何钱。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听说过去华尔街贷款的事了。
  我们并不反对借钱,我们也不反对银行家。我们反对的是试图用借钱来代替工作的行为。我们反对的是那种把企业当作西瓜来切的银行家。我们应该做的是把货币、借贷和金融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为了做到这点,一个企业家必须考虑清楚需要的是什么钱,这钱怎样偿还。
  金钱只是经营的一种工具,只是机器大工业的一部分。如果麻烦出在企业内部,你可以借10万架车床替代10万美元,但更多的车床也解决不了问题,更多的钱也一样。只有更多地动脑筋思考,再加上聪明和勇气,才能解决问题。一个企业如果滥用它的资源,那么它将继续滥用它能获得的一切。关键在于根除滥用。当这点做到了,企业就会开始挣钱,就像一个康复的人体开始自己制造充足的血液。
  借款很容易成为避免麻烦的借口,借贷可以很容易地变成懒惰和骄傲的催化剂。有些企业家太懒,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下到底层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他们太骄傲了,不允许自己想到任何他们所倡导的事情会出错。但是企业法则就像重力法则一样,那些抗拒它们的人将感受到它们的力量。
  为扩大生产而借钱是一回事,为弥补错误的管理和浪费而借钱则是另一回事。你不会因为后者而需要钱,因为钱在这方面做不了什么。浪费得用节俭来纠正,管理不善得用脑子来纠正,这两种纠正都与钱无关。实际上,钱在某种情况下还会是它们的敌人。很多企业家都感谢他的星相,它的星光向他表明他最好的资本是他自己的头脑而不是银行的贷款。借钱在某些情况下就像喝醉的人为了醒酒而再喝一杯,它并不能做到所期望做到的,它只是雪上加霜。把企业松开的口子扎紧比借7%利息的资本都划得来。
  

第9章 金钱——主人还是奴仆?
1902年12月——这是一个令全国所有企业都刻骨铭心的月份。在这个月里,倒闭的汽车制造厂遍地都是,而且大大超出了新开张的工厂数量。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完全陷入了银行家的债务中。到处都流传着几乎每家公司经营状况糟糕的小道消息。我对此产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有报道坚持认为福特汽车公司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而且根本无法弄到钱。我已经习惯了所有关于我们公司的谣言,谣传如此之多,以至于我现在几乎不做任何解释了。但是这个报道和以前所有的谣言都不一样,它说的那么详尽和具体,从中我才“知道”自己已经克服了对借贷的偏见,天天都在华尔街上走来走去,拿着帽子向人要钱。谣传还进一步说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我,我很快就要破产了,从此灰溜溜地退出汽车业。
  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这是真的。1919年,我们为了把福特汽车公司的所有股份买下来而借了7 000万美元,此外,我们还有3 300万美元的所得税,同时我们还想给工人发放每年的奖金,这笔钱是700万美元。在1921年1月1日到4月18日之间,我们总计要支付5 800万美元,而我们在银行里只有2 000万美元——我们的收支状况或多或少是人所共知的。人们普遍认为不通过贷款,我们是不可能弄到所需要的3 800万美元的,因为那是数额巨大的一笔钱,没有华尔街的帮助,这样一大笔钱是无法很快轻易地弄到手的。而且我们的经济状况相当不错,两年前我们借过7 000万美元,由于我们的整个财产没有抵押负担,我们也没有商业债务,一般来说银行借一大笔钱给我们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这的确是一笔很好的银行业务。
  但是,人们却误以为我们借钱是公司即将破产的先兆。虽然谣言从全国各地报纸的新闻栏目中传来,但我开始怀疑但它们可能都是从一个源头而来的。当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肥胖的《克里克战斗报》(Battle Creek)的金融编辑散发了有关我们金融状况严重的公告后,这种想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因此,我并不想去否定这些谣传。而在我们制定了的财务计划中,并没有包括贷款这一项。
  我不能过于强调说你借钱的最糟糕的时机,是好些银行的人们认为你需要钱的时候。在上一章中我讲述过我们的金融原则,我们只是应用这些原则。我们打算进行彻底的家产清理。
  

第10章 为什么会贫穷?(1)
消灭贫穷不能通过个人节俭,而要通过更好的生产。“艰苦”和“节俭”的观念已经腐朽不堪了。“艰苦”这个词往往代表着一种恐惧。大量的触目惊心的浪费事实在某些环境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物质最丰富的环境,这导致了对奢侈的强烈反对,于是人们抓住了“节俭”这一根救命稻草。但节俭实际上只是从大恶过度到小恶罢了,它并没有走完从错误到真理的全部旅程。节俭是只生活一半的法则。当然,毫无疑问它要比浪费好得多,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它并不如享用好。那些为他们的节俭而骄傲的人们把它当作一种美德,一个贫穷节俭的人把丰饶的岁月用于积攒一些小金属片,并牢牢抓住不放——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能够很快地获得生活的必需品难道不是更好吗?我们都很清楚那些节俭的人们,他们甚至对他们呼吸的空气的数量都很吝啬。他们舍不得给予任何东西,他们身体和灵魂一样都紧紧封闭着。节俭是另一种形式的浪费——它是对生活的意义和快乐的浪费。有两种浪费者——一种肆意挥霍的人,他把自己的财富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随意挥霍;还有一种便是守财奴,他让自己的钱烂掉而不用。那些严格的节俭者有很有可能被归入守财奴一类,因为奢侈通常是对过分节俭的反叛。节俭可能也是对奢侈的反叛。
  甚至有可能会形成过分地强调节省的习惯。每个人都有一份积蓄,这是正常的、应该的。如果你有能力拥有积蓄但却没有的话那就是浪费。但这也有可能矫枉过正。我们教育孩子们把他们的钱积蓄起来,作为反对不加考虑和自私的花费,这是有意义的,但这并不是积极的方式,它并没有引导孩子学会安全、有效的管理自我开支的方式。教育孩子投资和使用钱财要比光教会他们节俭更好。大多数不遗余力地节省几美元的人,如果把那几美元用于投资的话会好得多——首先在自己身上投资,然后在另一些有用的事情上投资,最终他们会存下更多钱的。年轻人应该去投资而不是储蓄,他们应该给自己投资以增加自己的创造性价值。在他们使自己达到最有用的状态后,那时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储存起来。当你在阻碍自己变得更有创造能力时,你不是在节约,你实际上是在失去你最重要的资本,在减低一份自然投资的价值。使用的原则是真正的指导原则,使用是积极的、活跃的、生机勃勃的。使用是有生命力的,它增加了物品的价值。
  有一种观点一直在流传,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根本就没有这种冲突。因为城市太拥挤了,所以人们都应该返回农村——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所有人都这样的话,那么务农很快就会不再是一件令人满意的工作了。所有人都应该涌入工业城镇的说法,也同样是没有头脑的。如果农业荒弃了,企业主还有什么用处呢?事实是,在农业和工业之间能够存在互惠互利关系。工厂主能给农场主提供他要成为一个好农场主所需要的东西,而农场主和其他购买者可以给工厂主提供他要成为一个好工厂主所需要的东西。然后,有着运输作为使者,我们就会有一个建立在服务基础上的稳定和良好的体制。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较小的社群,那里的生活没那么紧张,那里的田间和菜园的产品没有那么多的中间获利者,那么那里的贫穷和不安就会少得多。
  再看看所有的季节性工作。举建筑行业作为为例,让建筑工人在整个冬天里冬眠,等待着建筑季节的到来,这是多大的浪费!好些熟练的工匠为了避免冬天的损失被迫到工厂去工作,即使在建筑季节他们也留在工厂,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他们走了,冬天再回来时,可能就找不到工厂的工作了——这和前面所说的是同等的技术浪费。这种全年性的体制造成的浪费有多大!如果农民们在播种、耕作和收获季节(它们毕竟只占一年的一小部分)能够离开工厂回到农场,如果建筑者在建筑季节能离开工厂重操旧业,他们的状况都将会好多少!而整个世界又将会运转得多么平稳!
  假设每个春天和夏天我们全都转移到室外去,过上三个或四个月美好的户外生活,我们便不会有所谓“无所事事的时间”了。
  农业有农闲季节,那段时间就是农民到工厂来帮助生产他所需要的产品的时间。工厂也有它的淡季,这时候就是工人到土地上去帮助生产粮食的时候。这样我们既消除了工作中的懒散,又可以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对生活的更平衡的看法使我们获得的不是小的利益。融合的方式不仅在特定的方面有益,而且能使头脑更开阔,判断更公正。我们今天的绝大多数不安宁都是由狭隘的、偏激的看法所引起的。如果我们的工作更多样化,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生活的更多方面,如果我们看到各个方面之间是多么相互依存,那么我们将会感到更平衡。每个人在广阔的天空下面工作一段时间,他的状态都会变得更好的。
  这并非完全不可能,美好、正当的事情永远不会不可能。它只是意味着一点小小的配合——少一点对贪婪的野心,多一点对生活的关心。
  那些有钱人发现每年冬季或夏季在一些奇异的休养胜地无所事事地游玩三到四个月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大多数美国人,即使他们能够这样,也不会这样去浪费他们的时间,但是他们会愿意进行协调性的户外季节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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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为什么会贫穷?(2)
几乎无可置疑的是,我们从自己的周围看到的大多数不安定的情况,都是由于非自然的生活方式引起的,好些成年不断地做着同样工作的人们享受不到健康的阳光和户外辽阔的天地。所以,如果他们以扭曲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们几乎是不应受到责备的。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资本家和工人。
  在生活中,是什么东西在妨碍着正常的健康生活方式呢?在工业中,是什么东西使得工业与那些为工业服务的称职的人员不相和谐呢?如果工业劳动力每年夏天都从车间撤出,这将会因妨碍生产而遭到反对。但我们必须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工业劳动力在三个月或四个月的户外劳动之后增加的能量,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共同返回田野劳动带来的对生活费用的影响。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表明的那样,我们正在把农业和工厂进行结合,并且取得了十分满意的成果。在离底特律不远的诺什维尔(Northville),我们有一家生产阀门的小工厂。那个工厂的管理和机械相对来说都很简单,因为它只生产一种产品。我们用不着去找熟练工人,因为所以操作都是由机器完成的。乡下的人们能够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工作,一部分时间在农场耕作,因为机械化耕种并不是很劳累的活,而工厂的动力是来自水电的。
  另一座在某种程度上更大的工厂正在弗雷特·洛克(Flat Rock)修建,离底特律15英里。我们在河上筑了一道堤坝,这道水坝同时也作为底特律、托里多和埃伦顿铁路的一座桥梁,在那里这条铁路正需要一座新桥。同时修建的还有一条公用道路。我们想在那里生产玻璃,把河流截断后可以有足够深的水将我们大多数原材料都从水路运进,同时它还通过一座水电站为我们提供动力。因为地处农耕的乡村中间,不可能出现拥挤或任何由于人口太集中引起的各种事故。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耕地和农场,同时在工厂干活。这一地域可以覆盖工厂周围15英里到20英里的范围——因为,工人们现在当然可以驾驶汽车来工厂上班了。在那里我们将把农业和工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完全没有产生由于过于集中带来的坏处。
  那种认为工业国家必须将它的工业集中的论调,在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那只是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随着我们对生产了解得越来越多,并知道了用可互换的零件生产产品,那么那些零件便可能在条件最好的地方生产了。而这些可能最好的条件,无论从雇员还是生产的角度来看都是最好的条件。人们无法在一条小溪边建一座大工厂,但可以在一条小溪上建座小工厂。这些小工厂组合在一起,每一座小工厂生产一种零件,这能使整个产品比在一座大工厂里生产更便宜。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哪儿进行铸造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罗格河工厂我们所做的那样,我们把制造金属和铸造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使用所有的废动力。这需要大量的投资,并且在一个地方要相当多的人力。但这种结合更是一种例外而不是普遍规律,它们并不足以影响打破工业过于集中的过程。
  工业将趋向于分散。如果一座城市被毁掉了,不可能重建一座和它一模一样的。这一事实本身便流露出我们对自己的城市的真正评价,即这城市有某方面要补充,还有某方面要去做。无疑,如果不是由于城市的话,乡下将不会让我们觉得如此适合居住。由于挤在一处,人们相互之间了解了彼此的一些秘密,而如果单在乡下的话,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卫生,照明,社会组织——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城市经验的产物。但同时我们今天所忍受的每一种社会疾病,也都是在大城市发源,并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你会发现较小的社群会随季节的变换和谐地生活,既没有特别的贫穷也没有特别的富有——没有任何我们人口众多的社群要忍受的动荡不宁的暴力和瘟疫。在一座有100万桀骜不驯的危险人物的城市里总有一些事故发生。而在30英里之外,幸福满足的村民在读着城市的狂言妄语!一座大城市真是一群无助的群氓的聚集地。它使用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从外面运送来的,停止运输就等于使城市这个城市瘫痪。它靠商店的货架生活,而那些货架什么也不生产。城市无法养活自己,无法给自己衣服穿,给自己取暖,给自己房子住。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如此地人为假造,有时本能会为这些反自然的一切而生出反叛之心。
  最后,在大城市里生活和经营的费用如此之高,几乎让人无法承受了。它对生活抽取那么重的税以至没有剩余以供维持生活了。政客们发现那么容易借钱,他们便把钱借到了极限。最近10年内,这个国家的每一座城市的管理费都大大地增加了,这笔费用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还借钱的利息的。这笔钱要么用于非生产性的砖头、石头和灰沙,要么用于城市生活的必需设施,比如供水工程和下水道工程,这样的费用远远超出了合理的限度。那些用以维护这些工程的钱,为了维持大量人口和交通的秩序的钱,远远比从社会生活中获取的利益多得多。现代城市是挥霍浪费的,它是处于破产中的。而未来,它将不会再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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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拖拉机与机械化耕作
一般人并不知道我们有拖拉机——我们把它称之为“福特森”(Fordson)。它比我们预期的提早一年投产,因为盟国战时粮食紧缺,我们把所有的早期产品(当然,除了那些用于测试和试验的)都直接运到了英国。在1917年至1918年,战争最关键的时期,也就是德国人的潜水艇最忙的时候,我们跨海运送了5 000辆拖拉机,每一辆拖拉机都安全运到了。英国政府的官员们很客气地说,要是没有这些拖拉机的帮助,英国几乎无法对付粮食危机。
  正是这些通常由妇女驾驶的拖拉机,翻耕了过去的私人地产和高尔夫球场,几乎让全英国的土地都种上了粮食,而没有从战斗部队抽人或减少军工厂的人力。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1917年参战的时候,英国的粮食管理部门发现,由于德国潜艇几乎每天都击沉一艘货船,已经吃紧的海运能力既要用于运送美国军队过海,运送战斗部队的粮食,运送美国部队和盟军必需的军火,同时还要为英国本土的人口运送足够的粮食,这是完全不够的。也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把殖民地人民的妻子和家庭驱逐出英国,并制定计划在国内种植粮食。这时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全英国没有足够的牲口用于犁地和耕种,种植的庄稼所收的粮食甚至还不到进口的一小部分。机械化农业几乎没有听说过,因为战前英国的农场并没有大得足以购买沉重的、昂贵的农业机器,尤其在他们的农业劳力那么便宜、那么充足的情况下。英国人也曾尝试制造各种拖拉机,但那些拖拉机都是些笨重的家伙,大多数是由蒸汽机带动。不过,甚至连这种拖拉机都不够,也难以生产得更多,因为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军火。而即使能生产这种拖拉机的话,它们也太庞大太笨重了,无法用于一般的土地的耕作,并且还要工程师的管理。
  当时,我们的拖拉机厂并没有处于准备生产的状态。高地公园的工厂本来可以调整,但工厂的每一台机器都在日夜不停地生产必需的战略物资。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们在狄尔波恩的工厂建起了临时厂房,在那里装备上用电报订购、用特快列车来运送的机器。在不到60天的时间里,第一辆拖拉机便在纽约码头交到了英国当局手中。当时他们没有马上找到货运舱位,不过,1917年12月6日,我们收到了这份电报:
  伦敦,1917年12月5日
  索伦森
  福特森,F·R·迪尔伯恩。
  第一辆拖拉机已收到,史密斯和其他的人什么时候动身。回电。
  佩里。
  最终,5 000台拖拉机的水路运送在三个月之内完成了。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拖拉机在美国被人认识之前就已经英国使用很久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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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为什么要有慈善业?(1)
为什么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有慈善事业?当然,我并不是反对仁慈之心,上帝不允许我们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生灵冷漠无情。人类的同情心是非常美好的品质,冷漠、算计的态度是无法取代它的,任何伟大的进步后面,都不可缺少人类的同情心。正是在帮助他人的美好愿望下,每一种重要的服务才得以进行。
  问题在于,我们把这一伟大的美好的动力用在了太小的目的上。如果人类同情心促使我们给挨饿的人以粮食,为什么它不能实现最大的希望——使饥饿在我们中间完全消除呢?我们的同情心如果足以帮助人们摆脱困难的话,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同情心让他们根本就不会陷入困境之中。
  给予是容易的,难的是把给予变得不必要。要使给予变得不必要,我们必须要看到使个人痛苦的原因——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他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但不能满足于暂时的解救。难以做到的似乎是找到事情的根本原因。大多数人能够行动起来帮助一个贫困的家庭,但是难得把脑子用在彻底消除贫困上面。
  对职业的慈善者或任何种类的商业化人道主义,我都没有耐心。在人类的帮助被系统化、组织化、商业化和职业化的那一刻,这种帮助初衷就被消除了,它就成了一件冷漠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了。
  真正的人道帮助永远不能印成分类卡片或做广告。有更多的孤儿在那些爱他们的人们家里得到照顾,而不是在收养机构。住在朋友家里的老人要比你在老年之家看到的更多,而由家庭给予家庭借款得到的帮助,要比社会贷款给予的帮助更多。这就是,基于人道的人类社会对它自己本身的守护。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反对把慈善的自然本能商业化。
  职业慈善机构不只是冷漠的,并且其害处多于益处。它贬低了那些接受帮助的人们,打击了他们的自尊,它是和伤感的理想主义相联的。几年前,一种观念广为流传,认为服务是我们应该期望的为我们而做的事情。数不清的人们成了善意的“社会服务”的接受者。我们中的一大部分被娇宠成陷入等待的、孩子一样无助的状态,由此诞生了为人们做事的常规职业。这给了可称赞的服务热情一个渠道,但它并未给人们的自强做出任何贡献,也没有改变产生对这些服务的需要的状况。
  比这种鼓励孩子气的任性更糟的是,它不是训练自强和自足,反而造成了一种憎恨的情绪,这点总是抵消掩盖了慈善的好处,人们经常抱怨他们帮助过的人“忘恩负义”。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第一,我们所谓的慈善之举几乎没有真正的慈善,没有完全是出于同情的。第二,没有人会由于被迫接受别人恩惠而感到快乐的。
  这样的“社会工作”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施舍的接受者感到他在拿的时候被藐视了。施舍者在施舍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被蔑视了——这是一个问题。慈善从不会使一桩事能彻底了结。慈善机构的目的如果不是使它自身变得不必要的话,它就不是在提供服务,它只是在为它自己制造工作,是不生产的记录上添加的又一项。
  当那些似乎无法谋生的人摆脱这种不能进行生产的状况,能够投入生产时,慈善便可有可无了。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讲述的我们工厂的经验证明,在进行完全分工的企业中,有很多工作可以由缺手、断足和瞎眼的人来做。科学的企业并不是怪物,所有靠近它的人都会被它吞掉。如果它是这样的怪物的话,那么它就没有站在它在生活中应站的位置上。在企业之外、之内都肯定会有需要强壮的人运用全部力气进行的工作,当然也会有其他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很多,需要比中世纪工匠的技术更高的技术。产业分工使得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或一个有技术的人总是能使用他的力气或技能。在以前的手工工业中,一个技术人员要把他的相当多的一部分时间用于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上。那是一种浪费。因为在那时候,每一件既需要技术劳动又需要非技术劳动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完成,因此几乎没有余地留给那些由于太笨学不会技术的人们或那些由于没有机会学一门手艺的人们。
  没有机器,只靠手工劳动的人只能挣得温饱生活,他不可能有积余。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到年老之后,他必须由他的孩子们来赡养,如果他没有孩子的话,他就应该能得到公众赡养。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很不必要的。产业分工实际上能为任何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在很多高度分工的工厂里盲人能干的活比非盲人的还多。在每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上,那些可能被当作慈善救济对象的视力不佳者,能够挣得和那些最灵巧、身体最棒的人完全一样的舒适的生活。让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去做一份可以由残疾人做得一样好的工作是一种浪费,让盲人去编织篮子是一种可怕的浪费,让囚犯去锤石头或捻麻绳或做任何琐屑没用的工作都是浪费。
  一座管理良好的监狱不仅应该自给自足,而且一个坐牢的人应该能够养活他的家庭。如果他没有家的话,他应该能够积攒一笔钱,在他出狱的时候能带走。我并不是在提倡囚犯劳动或实际上像奴隶一样使役人。这样的想法是羞于出口的。不管怎么说,监狱的事我们已经做得过分了,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但是,只要有监狱,它们就能被恰当地纳入整个生产计划中,这样一座监狱便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单位,这可以减轻公众的负担,同时也使囚犯受益。我知道有法律——由没有头脑的人通过的愚蠢的法律——限制监狱的工业活动。这些法律大多数是听从所谓的劳工命令通过的。它们其实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增加一个社会的负担不会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人有好处。如果头脑里牢记着服务的念头的话,那么每个社会中要做的工作比能做工作的人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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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为什么要有慈善业?(2)
为服务而组织的工业消除了对慈善家的需要。慈善事业,不管其动机是多么高尚,都不是为自强而存在的。我们必须自强。一个对现状表示不满意不满足的社会是更好的社会——我不是指那种琐屑的、日常的、斤斤计较、没完没了的不满,而是一种高瞻远瞩似的不满,它相信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并且应该在最后干得更好。为服务而组织的产业——员工和领导一样必须进行服务——能够提供优厚的工资使得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自我依靠和自我养活。一个把时间和金钱用来帮助这世界而为自己做得更多的慈善家比那种只是施舍并因此鼓励懒散的慈善家要好得多。慈善,像别的一切一样,应该变得有生产能力,我也相信它能够这样。我个人对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和一所医院进行了一些实验,想发现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慈善的机构能不能靠自己而维持下去。结果,我发现它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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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些人事及看法(1)
没有人在广阔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方面能超过托马斯·A·爱迪生(Thomas A. Edison)。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是我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工作时——也许是1887年或稍晚一点。当时电力方面的相关人员在亚特兰大市举行一次会议,爱迪生作为电力科学的领导者,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我那时正忙于我的汽油发动机,大多数人,包括我在电力公司的所有同事,都苦口婆心地劝我说把时间花在汽油发动机上纯属浪费,因为未来的动力将是电力。这些劝阻对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只是全心全力地继续工作。但由于此时和爱迪生同在一个屋子里,这使我想起,要是知道电力大师是否认为电力将成为未来惟一的动力,这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因此,在爱迪生先生作完演讲之后,我设法和他单独呆了一会儿,我告诉他我正在干什么。
  他马上就表示感兴趣,他对每一种知识的每一种探索都有兴趣。然后我问他是否认为内燃发动机会有前途,他用他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回答:
  “会有的。任何重量轻、能发动大马力并能自动补给的发动机,都会有极光明的前途。没有任何一种动力能把全国的所有工作都干好。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电力能做什么,但我自认为它并不是万能的。继续做你的发动机吧。如果你能做到你想做的,我看会有远大前途的。”
  这就是爱迪生的特点。他是电力工业的中心人物,而当时的电力工业正当年轻、充满激情,那些电力工作人员的眼睛看不到任何别的,只看得到电力,但他们的领导者清晰地看到,没有任何一种动力能做得了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作。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爱迪生能作为领导者的原因吧。
  这就是我第一次和爱迪生相见的情景。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我再次见到他,那时我们的汽车已被制造出来并且投入了生产。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的第一次会面。从那之后我们经常见面,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们在一起对很多看法交换过意见。
  他的知识面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他对每一个有想象力的问题都有兴趣。他不受任何限制,相信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与此同时他又总是脚踏实地,总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进。他认为“不可能”是对我们当时还没有取得的知识的描述。他知道随着我们的知识的积累,我们在积蓄着力量克服不可能。这是干“不可能”的事的理性方式。不合理性的方式是不付出积累知识的劳苦而盲目乱干。爱迪生真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此外他还具有建设和管理才能。他不仅有设想,而且还能把它们变成现实,他有着一个发明家身上罕见的管理人和事的能力。他几乎总被认为是有想象力的、好幻想的人。虽然他首先不是一个商人,但出于特别的需要,他还是使自己成了一个商人。爱迪生能做好任何一件他用脑筋去做的事情,他能看穿事物,而今天,最为缺乏的就是看透事物的能力。
  回到约翰·巴罗夫来。当然,我知道他是谁,我几乎读过了他所写的每一本书,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见他,直到好些年之前,他提出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抨击。他厌恶金钱,他特别憎恨金钱给予那些粗鄙的人的权力,让他们毁坏美丽的乡间。他变得对金钱和由之产生的工业很讨厌了,他不喜欢工厂和铁路的噪音,他批评工业进步,并且他宣称汽车将会扼杀人们对自然的欣赏。我根本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想他的情绪把他带上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所以我送了他一辆汽车并请求他试一试,让他自己去发现汽车会不会帮助他更好地了解大自然。那辆汽车——他花了不少时间才学会自己驾驶——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发现汽车能帮助他看得更多。自从他有了汽车之后,几乎所有的追寻鸟儿的探索都是在方向盘后面进行的。他认识到他不再被局限于斯拉布赛德(Slabsides)周围的数英里之内,而是整个乡间都向他敞开了。
  我们的友谊因那辆车而建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友谊。他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也不是为着伤感的情绪而进行他艰苦的研究。在户外,他是很容易变得感情用事的一个人,因为追寻关于鸟的真理很难像追寻机器原理一样不动感情,但约翰·巴罗夫做到了这点,其结果是他所做出的观察都是非常准确的。他对那些不会准确地观察自然生活的人很不耐烦。约翰·巴罗夫爱自然首先是因为自然本身而爱,自然不只是他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素材,他在写自然之前就已爱上了自然。
  在他生命的晚年,巴罗夫转向了哲学。他的哲学并不只是关于自然的哲学,而更多的是自然哲学——一个一直居住在林间安宁氛围中的人的悠长、静穆的思索。他并不是一个异端,也不是泛神论者,他并没有在自然和人的本性之间作出什么区分,也没有在人性和神性之间作出什么区分。约翰·巴罗夫过着健康的生活,他很幸运,他的家就是他出生时所在的农场,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周围的一切都是能使头脑安宁的。他热爱树林,并且让满脑子尘土的城市人也热爱树林——他帮助他们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并没有挣到多钱,也许,他本来是可以挣到很多钱的,但那不是他的目标。像其他的美国自然主义者一样,他的工作可以被描述为对鸟窝和山间小道的巡视。当然,这个工作是拿不到美元和美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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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些人事及看法(2)
当了解到事情真相之后,巴罗夫改变了对工业的看法。也许我在这方面起过一些作用,让他能够了解到整个世界不能依靠寻找鸟窝来生活。在他生命中的一个时期,他反对所有的现代文明,特别是与煤炭和与交通噪音的出现有关的工业进步。也许这是随他对文学的喜好而来的,因为华兹华斯(Wordsworth)也讨厌铁路,而梭罗(Thoreau)说他靠步行可以看到更多的自然景象。也许是诸如此类的影响使约翰·巴罗夫有一段时间一直反对工业发展。但也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他后来终于明白,对他来说,别人的趣味在别的方面——就好像他的趣味在自己的方面一样,是这世界的一大幸事。自从有观察记录以来,在鸟巢的营造方式上似乎没有发现能观察得出来的变化,但这几乎难以成为人类不选择现代的卫生住房而仍保持穴居的理由,这就是令约翰·巴罗夫头脑清醒的一个例子。他是自然的热爱者,但他不是自然的奴仆。在时间的流逝中,他终于能够看到现代工具的价值并赞同这些工具,虽然这事本身就很令人感兴趣,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作出这些改变是在他年过七旬之后。约翰·巴罗夫决不会因太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观点,一直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在成长。那些由于太老而不能改变观点的人是虽生犹死的,葬礼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约翰·巴罗夫的死没有丝毫悲哀可言。当稻谷在丰收的阳光下变成成熟的金黄色,收获者便忙着把它捆成束,这时谷粒没有丝毫悲哀可言。它已熟透了,它已完满地走过了自己的一生。约翰·巴罗夫便是如此,对于他,这是完全的成熟和收获,而没有腐烂。他几乎一直工作到最后时刻,他超额完成了他的人生计划。他们把他安葬在他所喜爱的风景之中,那是在他的84岁生日之时。那些风景将永远保持着他所热爱的模样。
  今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反对战争,并且我相信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即使政客们并不知道——战争决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正是战争使得这个世界秩序良好的集体成为它们今天这幅样子——一个松散、混乱的大杂烩。当然,有人从战争中发了大财,另一些人则因为战争变穷了,然而那些发财的人并不是参战的人或那些真正在战线后面帮忙的人。没有一个爱国者会从战争中捞钱,一个有着真正的爱国主义的人不可能从战争中捞钱——踩在别人的尸体上,捞取一大把沾满鲜血的钞票。直到战士们能因为战斗而挣到钱,直到母亲们能因为把她们的儿子交给死亡而挣到钱——只有在这之后,任何公民才可能从那些为保卫祖国而献出生命的人的战争中挣钱。
  如果战争还将继续的话,正直的商人们会越来越难以相信战争是获得高额、快速利润的合法手段。战争每天都在丧失它的号召力,在压倒性的不认可和对战争谋利者的反对面前,甚至贪婪都会止步不前了。企业将会站在和平一边,因为和平是企业的最好财富,否则,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发明天才会如此稀少呢?
  对上一次战争、战争之前的情况和战争之后的结果进行一次公正的调查的话,得到的结果将会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们更愿呆在不为人知的幕后,并不寻求公职或任何权力的表征,他们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整个国际社会——这支力量利用每一个政府,利用每一个广泛分布的企业组织,利用每一个公共机构,利用每一个民族心理的触发点,把整个世界扔进恐慌之中,这样他们便能攫取对世界的更大的权力。赌徒玩的一个赌场老把戏是,当桌上有很多钱的时候大喊一声:“警察!”然后趁着随之而来的众人的恐慌把钱拿起来就跑。在这个世界也有一股势力在大叫:“战争!”在各国陷入混乱、人们为安全与和平作出无可估量的牺牲时,这股势力就带着从中捞取的好处逃之夭夭。
  我们脑子里应该记住的一点是,虽然我们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这场战争却是那群趁火打劫的战争贩子们的胜利。我们不应该忘记,战争是一个纯属制造出来的恶魔,并且是根据精确的技术制造出来的。为战争而开展的运动和为其他任何目的而开展的运动完全一样,首先,把人们鼓动起来,通过一些狡猾的故事使人们对那些希望与之交战的国家产生疑心,继而让整个国家都产生疑心,也让另一个国家产生疑心。你所需要的就是一些自以为是而缺乏良知的机构和一个其利益与将在战争中受益者的利益联连在一起的新闻单位。随后“公开行动”很快便会出现。一旦你把两个国家之间的仇恨挑起到一定程度,要采取公开行动是毫不费劲的事。
  在每个国家,都会有人很高兴地看到世界战争爆发,并为它的结束而难过。上百的美国富豪发家于南北战争,上千的新富豪发家于世界大战,没有人能否认,对那种喜欢战争横财的人来说,战争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战争是金钱的狂欢,就像它是鲜血的狂欢一样。
  如果我们考虑到是什么使得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被卷入战争。并不是外贸数额使得一个国家真正伟大,创造私人财富和创造一个独裁政体一样,不会使任何一个国家变得伟大。仅仅把农业人口转变成城市工业人口也不会使一个国家伟大,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智慧开发它的资源,提高人们的技能,广泛地公平地分配财富时,才会变得伟大。
  

第13章 一些人事及看法(3)
对外贸易的数额是充满幻觉的。我们应该希望每一个国家都能尽最大可能地自力更生、自我依靠,而不要希望让他们依赖于我们所生产的东西,我们应该希望他们学会自己生产,建立起基础稳固的文明。当每一个国家都学会生产它能够生产的东西时,我们将能够回到彼此服务的基础上,沿着那些互通有无的原则,而不可能会有竞争。北温带地区决不可能去和热带地区竞争热带的特产,我们的国家在茶叶的生产方面决不可能是东方国家的竞争者,也不可能在橡胶的生产上是南方国家的竞争者。
  我们的对外贸易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建立在我们的外国客户的落后上,自私是希望保持这种落后的动机,而人道主义是愿意帮助落后国家变得自立的动机。比如,看看墨西哥,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墨西哥发展”的谈论,实际上,用“剥削”一词来代替“发展”更合适。当它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为了增加外国资本家的个人财富时,它不是在发展,它是在遭受掠夺。你永远不可能发展墨西哥,除非你让墨西哥人发展起来。那些外国剥削者在谈到墨西哥的发展时,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发展考虑到了多少呢?墨西哥人民在那些外国捞钱者看来只不过是他们挣钱的燃料,对外贸易已经成了他的堕落行为。
  目光短浅的人们害怕受到这样的忠告。他们说:“我们的对外贸易应该是什么样?”
  当非洲本地人开始种植他们自己的棉花,当俄国本地人开始制造他们自己的农场设备,以及当中国人开始自给自足时,可以肯定,这个世界将会呈现不同的面貌。但是,会有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能够设想整个世界会长久地继续由少数几个国家供应全世界的需要吗?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即当文明成为普遍的时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当所有的人们都能自助时,世界会是什么样。
  当一个国家为对外贸易而痴迷的时候,它通常是依赖其他国家为它提供原材料,把它的人口变成工业人口,创造一个富人阶级,从而让民众忽略国内存在的问题。长久以来,在美国这里,我们就有足够的事情要做,以便发展我们的国家,把我们从寻求对外贸易的需要中解脱出来。在我们寻求对外贸易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农业养活我们,我们有足够的钱把工作干好。由于日本或法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没有给我们送来订单,美国便无所事事地站着,而与此同时还有着一百年也干不完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去发展我们自己的国家,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吗?
  商业起源于服务,人们把他们多余的东西提供给那些缺少这种东西的人。种植玉米的国家把玉米运到那些不能种植玉米的国家,生产木材的地方把木材运到不长树的平原去,出产水果的国家把他们的水果带到冰寒的北方国家,草原国家则把肉类运到没有草原的国家。这全都是服务。当世界上所有的人们都发展到了经济独立的地步,商业将重新回到这一基础上,再一次成为服务,竞争将不会存在,因为竞争的基础消逝了。各地人们将发展技能,这些技能是独有的特长,将不会有竞争。从一开始,人类便表现出各自与众不同的天赋:这个人的特长是政府行政,那个人的特长是土地开发;这个人擅长航海,那个人擅长音乐和艺术;这个人长于农业,那个人长于商业,诸如此类。林肯说过,一个国家如果一半是自由人、一半是奴隶,将无法生存下去。同样,整个人类社会如果一半为剥削者,另一半为被剥削者的话,也不可能长久存在。除非我们能同时成为卖者和买者,同时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服务而保持平衡,否则的话,我们将陷于一片混乱的境地。
  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是一个被训练得只能记住某些历史日期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能干大事情的人。一个不会思考的人并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管他取得过多少学校的学位。思考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困难的事——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只有很少的思想家的缘故吧。有两个极端需要避免,一个是对教育持轻蔑态度,另一个是可悲的势利,以为在一个教育系统内爬升是治疗无知和平庸的绝对有效的方式。你不可能从任何学校学到这个世界明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你能学到这个世界去年曾经想要做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在什么地方失败了,在什么地方成功了。如果教育在于警告年轻人离开一些人们已经试图去建立的失败的理论,于是他可以节省用苦涩的经历会发现这一点的时间,这样的教育的好处是毫无疑问的。一种由标示着过去的失败和过错的路牌组成的教育,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用的。只拥有教授的大堆理论并不是教育。投机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有时候也很能赚钱,但这不是教育。要想成为对今天的科学精通的人,只需要知道100个还未被证明的理论,不知道这些理论是什么便是“没受过教育”、“无知”,诸如此类。如果猜测的知识是学问的话,那么一个人只要自己胡思乱想便可以成为博学之士了。根据同样的逻辑,他可以把世界的其他所有人都贬为“无知”,因为他们不知道他胡思乱想的是什么。但是教育能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是让他拥有自己的能力,让他掌握上天赋予他的工具,教会他怎样去思考。大学能提供的最好的服务是作为精神体操的训练场,在其中精神肌肉得到发展,学生们有能力去做他们能做的事。然而,要说那种精神体操只有在大学才有是不对的,这一点每个教育工作者都知道。一个人真正的教育始于他离开学校之后,真正的教育是从生活这一门课程中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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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些人事及看法(4)
知识有很多种,那要看你碰巧是处于什么样的人群之中,或当天的流行款式是什么,在哪一刻哪一种知识最受尊重。知识也有流行与不流行,就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当我们年轻的时候,知识曾经只限于《圣经》。在附近地区有一些人对《圣经》非常精通,他们受人敬仰,受人尊重。《圣经》知识那时候非常被看重,但是现在很令人怀疑的是,对《圣经》的深入了解是否还足以给一个人赢得博学的名声。
  知识,在我看来,是某种过去的某人知道的东西,并留下一个形式使所有那些愿意学习的人们都能掌握它。如果一个人天生具有一般人的资质,如果他具有足够的能力运用我们通常称为“文字”的工具阅读或写作的话,那么人类所具有的知识中他没有学不会的——如果他想学的话。为什么每一个人并没有学会人类的头脑所认识到的一切知识的惟一原因,是从没有一个人发现值得去学那么多。人们的头脑更多地是从发现他们自己所要的知识中得到满足,而不是把别人发现的知识全都堆积起来。你可以用整个一生都去采集知识,带着你所采集的全部知识,也许你还未能赶上你的时代。也许你会往你的脑袋里填塞各个时代的各种“事实”,当你填塞过之后你的头脑也只是一个超载的事实之盒。关键之处在于:头脑里的大堆知识并不意味着同样活跃的精神活动。一个人可以非常博学而毫无用处,与此同时,一个人可以没什么学问但是非常有用。
  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把一个人的头脑填满事实,教育在于教会他怎样用他的头脑去思考。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事:当一个人不被过去的知识束缚时,他反倒能思考得更好。
  人们很容易倾向于认为,人类还不知道的东西没有人能了解。同时,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人类过去的认识不能用来阻碍人类未来的认识。当你把人类的进步和人类还不知道的东西进行衡量时,你就会知道人类知道的并不多——还有很多的未知的东西等着人类去探索和发现。
  阻碍进步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一个人的头脑填满过去的所有知识,这使他感到因为他的头脑已经装满了,再没有更多的东西要学了。仅仅采集知识会成为一个人能做的最无用的工作。你能做什么来帮助和疗救这个世界呢?这是一道教育测验题。如果一个人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他算具有一个人的能力。如果他能帮助10个、100个或1 000个其他的人实现他们的价值,他可以算拥有更多的能力。也许他对很多印刷品所记载的事一无所知,但他仍然一样是一个有学识的人。当一个人是他自己的主人的时候,不论他是什么人,他都获得了他的学位——他已经进入了智慧王国。
  

第14章 民主与工业(1)
也许现在再没有比“民主”用得更滥的词了。那些大声叫嚷着这个词的人,我想,作为一条规律,其实是最不想要民主的人。我总是对那些把民主挂在嘴上的人很怀疑,我想他们是不是想建立某种专制,或者是不是要别人为他们做那些他们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我拥护那种根据每个人的能力给予他平等机会的民主。我想,如果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用于为我们的同胞提供服务的话,我们将不再在乎政府的空洞形式,而在乎它所做的事情。一心想着服务,我们就不会为对工业或生活产生良好感觉而操心,我们将不会为群众和阶级操心,或为工厂的关闭和开工操心。这种事情与真正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我们可以深入实际,我们可以站在实际需要之中。
  当人们清醒过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人性这一事实时,他们会感到震惊。整个一群人看待其他人时不带有人的感情,有人做了很大的努力想把这看作是一个阶级的态度,但它实际上是所有“阶级”的态度,正如他们在“阶级”的错误观念上摇晃似的。以前有一种频繁的宣传努力想使人们相信只有“富人”没有人性,于是穷人中间特别具有人类美德的观点便流传开了。
  但是“富人”和穷人都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你不能把整个社会在这两个名目下完全分类。没有足够的“富人”也没有足够的“穷人”可以服务于这种分类的目的。富人不会因为改变他们的本性就会变穷,穷人不用改变本性也会致富,而问题不会受此影响而得到解决。
  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是一大群既不富也不穷的人。一个全部由百万富翁组成的社会和我们目前的社会不会有什么区别,有些百万富翁得种植小麦、烤面包、制造机器以及开火车,否则的话他们全都会饿死。必须有人要工作。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固定的阶级,我们只有不愿意工作和愿意工作的人。人们在报纸和书上读到的“阶级”大部分是虚构的。挑一些资本家的报纸来看,你会被有些关于劳动阶级的观念弄迷糊了。我们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劳工阶级的人都知道那些说法是不真实的。再看一些劳动者的文章,你会对他们所谈的“资本家”同样地感到迷惑不解,然而,双方都有一点儿真理。那个除了是资本家便别无所是、那个拿别人的劳动果实去赌博的人,确实该承受所有指责他的话。他和那些把工人们的工资骗走的下流赌徒完全是一类人。我们在资本家的报纸上读到的关于劳工阶级的报告极少是由大公司的经理们写的,而是由一群写一些认为能取悦他们雇主的文章的作者们写的,他们写一些他们想象中能取悦人的东西。再检查一下劳工报纸,你会发现很相似的另一群作者,他们试图迎合他们认为劳动者所具有的偏见。两类作者都只不过是宣传家而已,而不传播事实的宣传是会自动垮台的,并且也应该如此。你不能为了你在抢劫他们时让他们站着不动而向人们宣传爱国主义,你不能向人宣传努力工作和大量生产的职责,而把这当作是你谋取额外个人利润的烟幕弹,工人也不能用什么词句来掩饰他并没有去干每天该干的活。
  毫无疑问的是,雇佣阶级掌握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被雇佣阶级应该知道,以便能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同样也毫无疑问,被雇佣阶级掌握的事实对雇主也同样重要。然而,特别令人怀疑的是,这两方中的一方会拥有全部真理,而这一点正是宣传的缺陷,即使它可能是完全成功的。持有一种观点的阶级把持有另一种观点的阶级打倒是不值得的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把所有的观点都摆在一起,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建设。
  比如,我们可以看看整个工会和罢工权这件事。
  这个国家惟一强硬的工会成员是那些从工会中领取工资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富有,有些人对影响我们的大金融机构的事务很有兴趣。另一些人对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是持如此极端的态度,以至到了布尔什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地步——他们从工会拿的工资使他们从工作的需要中解脱了,这样他们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颠覆性的宣传中去。所有的这些人都享有一定的声望和权力,但如果这些是通过自然程序去竞争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得到的。
  如果工会的官员本人也像它的众多会员一样坚强、诚实、高尚、聪明和朴实的话,那么最近几年的整个工会运动就会呈现一幅完全不同的面貌。但是这些官员大部分——当然有一些著名的例外——并没有致力于表现工人的自然优秀坚强品质的联盟,而是利用这些人的弱点,特别是新近到达美国的这部分人的弱点,这些人还不知道美国主义是什么。如果把他们留给当地的工会领导去监护的话,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这点。
  工人们,除掉那些极少数被灌输了“阶级斗争”的错误信条的人和接受“进步是在工业中煽动混乱”的哲学的人(当你得到12美元时,别就此满足。闹腾起来要求一天14美元。当你得到8小时工作日时,别当个傻瓜就此心满意足,要闹起来,要求6小时工作日。闹腾起来!永远要闹腾起来!),都有着朴实的感受,这朴实的感觉能使他们认识到随着原则被接受,情况已有所变化。但工会领导们从不会看到这点,他们希望一切旧状况都保持原样:不公正的状况、煽动、罢工、怨恨,使整个国家陷于瘫痪之中,否则的话,哪里还会需要工会官员的存在呢?每一次罢工都是他们的一个新的证据,他们指出这点并说,“你们看!你们还需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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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民主与工业(2)
惟一的真正的工人领袖是那些领导工人去工作并挣得工资的人,而不是那种领导工人去罢工、去破坏、去挨饿的人。在这个国家最突出的工会将会是那些其利益互相关连的人们的工会——他们的利益完全依赖于他们提供的服务的效用和效率。
  转机即将到来。当“工会领导们”的工会消逝时,随之而去的还会有黑心老板联合会——那些除了迫不得已,从没为他的雇员做过一件人事的老板。如果这种黑心老板是一种疾病的话,这些自私的工会领导就是抗菌素。当工会领袖变成疾病时,这些黑心老板便成了抗菌素。两者都是不称其职的人,两者在组织良好的社会都没有存身之地。他们将会一起从我们的社会中消失。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那些黑心老板的声音在说,“现在是粉粹劳工阶级的时候了。我们要他们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种声音将和宣传“阶级斗争”的声音一起归于沉寂。那些生产者——从制图版的人到铸造车间的人——在一个真正的联合会中团结在一起,从此以后他们将会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
  对不满意情绪的利用是当今世界的一件有组织的勾当,它的目的不是解决任何事情,也不是做成任何事情,而是使不满的情绪一直存在下去。而用于做这事的工具是一整套错误的理论和虚幻的谎言。只要地球仍保持它原来的样子,这些理论和谎言便永远不会实现。
  我并不是反对劳工组织,我并不反对一切有助于进步的组织。但它是组织起来限制生产的——不管是老板组织的还是由工人组织的——这一点是事情的关键。
  工人自己必须提防一些非常危险的观念——既对他自己危险也对国家的福利危险的观念。有时候有人说一个工人干得越少,他为其他工人提供的工作机会就越多。这是错误地认定游手好闲是创造性的工作。无所事事决不会创造出工作机会,它只会创造出负担。勤奋工作的人从来不会使他的同伴工人失去工作。事实上,正是那些勤奋的工人和那些勤奋的经理合作开创出更多的事业,因此也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这种观念会广为流传:有头脑的人们会相信通过磨洋工来帮助其他的什么人,这真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只要稍微用一下脑子就会发现这一想法的荒谬之处。我们要的是健康和工作,总能为更多的人们提供机会去挣得一份体面美好生活的工作,是那些每个人身处其中都会为之感到骄傲的工作。那些能更安全地存在的国家,是其工人们诚实地劳动、不对生产工具玩弄花招的国家。我们不跟经济规律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游戏,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干的话,将会受到它的严厉报复。
  一份工作以前由10个人干而现在由9个人干,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第10个人因此失业,他只不过是不再被雇佣于做这份工作了,公众并没有为那份工作付出多于他们应付的——因为最终算来,是公众在出钱以承担他养家糊口的责任。
  一个对效率有着完全清醒认识的公司,一个对公众完全诚实、只收取必需的成本费此外再也不多索取的公司,一般来说它通常有很多工作用以雇佣那第10个人。它注定要发展,而发展就意味着工作机会。一个管理良好的企业总是寻求降低公众负担的劳动成本,它肯定能比那些耗费时间并使得公众为它的管理不善付出代价的公司能雇佣更多的工人,付出更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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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我们所能期待的
我们正在摆脱这种对占有物质的崇拜,成为富人不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事实上,成为富人不再是共同的野心了。人们并不像他们过去的那样为挣钱而挣钱了,他们也当然不再敬畏它了,也不再站着向拥有它的人敬礼了。积攒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并不能增添我们的荣耀。
  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就个人好处来说,大量地积攒金钱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只是一个人,他只靠同样数量和种类的食物养活,靠同样多的衣服取暖,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人能同时住两间屋子。
  但是如果一个人能考虑到服务,如果一个人有着宏伟的计划,这计划不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能够实现的,如果一个人有一个一生的抱负,想使产业像玫瑰一样开出那么美丽的花,一天的工作生活突然开放成新鲜的充满激情的人类动机,那么,他在一大笔金钱中看到的就像一个农夫从他的玉米苗中看到的一样——新的更大的丰收的开始,这丰收的幸福将像太阳的光辉一样洒遍大地。
  这世界上有两种傻瓜。一种是百万富翁,他认为通过聚集钱财能在某种程度上积累真正的权力,另一种是身无分文的革命家,他认为只要他能从一个阶级手中把钱拿过来,再把钱给另一个阶级,这世界上的所有痼疾都将治好。他们都误入了歧途,等于是在试图买下世界上所有的国际象棋和多米诺骨牌,以为这样他们便获得了大量的棋牌技巧。我们时代的一些最能挣钱的人,从没有为人类的财富增添过一分钱的东西。难道一个玩牌的人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任何财富吗?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尽我们最大的创造能力创造财富的话,那么这将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每个人都能获得足够的东西,这世界也能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出现的任何真正的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不是由钱包里缺少金属片的碰撞声引起的虚幻的匮乏——都只能归因于缺少足够的生产。而缺乏生产经常只能归因于缺乏怎样生产和生产什么的知识。
  企业的生存是容易还是艰难,这要看生产和分配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含量。有人认为企业是为利润而存在的,这是错误的。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服务,它是一种职业,必须有被认可的职业道德,违背这种职业道德将使一个人丧失他原先的社会地位。企业需要更多的职业精神,这种职业精神从自豪感中获取职业正义,而不是从被强制中获取。这种职业精神能够发现自己被违背之处并能对此示以惩罚。企业有一天会变得清白。一台一会儿停顿一下的机器是一台有毛病的机器,它的毛病就在它的自身之内。一个不时得病的身体是一个有病的身体,他的疾病就在他的自身之内。企业也是如此,它的错误,其中很多纯属企业的道德错误,妨碍着它的发展并且使它一会儿得一场病。总有一天企业道德将被普遍认可,到那时候下海从商将被看作是所有职业中最古老最有用的职业。
  福特公司所做的一切——我所做过的一切——就是致力于证明把服务置于利润之上的、能使世界变得更好的事业是一种高贵的职业。我经常想我们的公司能取得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显著的发展——我不想说“成功”,因为这个词是墓志铭,而我们正当新生——要归因于一些偶然事件。我们所使用过的一些方法,虽然方法本身非常好,但只适合制造我们的特别产品,而不能用于其他任何企业或者不能用于与我们不同的生产或人类事务。
  曾经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理论和我们的方法在根本上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了解,事实已经驳倒了这种评论,但是仍有人发自内心地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由其他任何公司去做——我们是被一根魔杖点中的,我们或任何其他的人都不能按照我们生产汽车和拖拉机的方式去制造鞋子、帽子、缝纫机、钟表、打字机,或任何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只要我们冒险闯入其他的生产领域,我们就会很快地发现我们的错误。对于这些说法,我不能表示同意。没有任何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本书前面的篇章可以证明这点。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别人不能拥有的,我们并没有拥有什么特别的好运气,除了那些总是眷顾任何尽最大努力工作的人的好运气。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被称为有利的因素。我们几乎是白手起家,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干出来的,是通过对一种原则的坚定信仰和永不停息的劳动而取得的。我们把一种被当作奢侈品的东西变成一种生活必需品,没有耍任何花招或诡计。当我们开始制造我们目前的这种汽车时,全国只有很少的路况良好的公路,汽车也很缺乏,公众的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一辆汽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有钱人的玩具,我们惟一的有利之处是缺乏先例。
cfoteam cfoteam  管理员  发表于 2010-11-19 21:27:56 | 显示全部楼层
精彩书摘  我的“汽油马车”是底特律的第一辆——在很长时间内也是惟一的一辆汽车。它被人们认为是讨厌的东西,因为它的响声很大,容易惊吓马匹。同时也会引起交通堵塞,因为无论何时我把它停在镇上的什么地方,在我把它开走之前,总有一大群人围观。在我离开哪怕只有一分钟的时间里,总有一些好奇的人想去试着开动它。最后,我不得不带上一条链子,不论我把它停在哪里,都用链子把它锁在电线杆上。随后,警察来找麻烦了,我不知道究竟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好像还没有限速的法律。但不管怎样,我要从市长那儿得到特
  别的许可。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享受着作为美国惟一获得驾驶执照的司机的殊荣。从1895年到1896年,我驾驶着那辆车跑了大约有1000英里。后来,我把它以2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底特律的查尔斯·安斯利(Charles Ainsley)。这是我的第一笔买卖。我制造这辆车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实验,但我还想制造另一辆新车。安斯利想买,我需要这笔钱,在价钱方面我们也毫不费周折地做成了这笔交易。
  以这样一种方式制造汽车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我期望着大批量地生产。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得有产品,这可着急不得,欲速则不达。1896年,我开始制造第二辆汽车。它与第一辆车很像,只是轻一些。它同样也是用传送带驱动——这点是我后来才放弃的,因为传送带虽然很好,但在天热时就不行。这正是我后来采用齿轮的原因。从这辆车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与此同时,国内和国外的其他一些人也在制造汽车。1895年,我听说有一辆来自德国的奔驰车在纽约的摩西商店(Macy’s Store)展览。我专门跑过去参观,结果发现它根本不值得一看。它也是用传送带驱动的,但比我的车重多了。我一直在为汽车的轻便而努力,而外国制造者们似乎从未重视过轻便意味着什么。接着,我在自家的车间里又制造了3辆汽车,它们都在底特律行驶了数年。现在,我还拥有原来的第一辆汽车——几年之后我把它从安斯利先生转卖的那个人手中买了回来,花了100美元。
  此时,汽车从只要能走就成发展到了显示速度的阶段。克利兰德的亚历山大·温顿(Alexander Winton of Cleveland)——温顿车的创造者,那时的全国赛车冠军——他愿意接受所有挑战者的挑战。我设计了一台比我以前制造的更紧凑的双缸密闭式发动机,把它装在底盘架上。我发现这能获得很快的速度,于是我便安排了一场与温顿的比赛。我们在底特律的格罗斯角赛道(Grosse Point Track)相会。结果,我赢了。这是我的首次赛车比赛。
  商业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商人们往往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金钱上,只把少量的注意力关注于服务,这在我看来是违反了自然程序的。自然程序中,金钱应该是作为劳动的结果而出现,不能放在劳动之前。商业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只要能赚钱就万事大吉,能否提供更好的生产方式无关紧要。也就是说,一件东西的价值并不是看它能为大众提供多少服务,而主要在于它能挣来多少钱,而对于顾客是否满意并不特别在意,把东西卖给他们就完事了。一个心怀不满的顾客并不被认为是一个信任被辜负了的人,而是被当作讨厌的人,或者是为第一次就该做好的工作榨取第二次金钱的来源。比如,汽车一旦被卖出之后汽车制造商便不再关心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在乎它每跑一英里耗费多少汽油,它确实能提供怎样的服务也不重要。如果它损坏了,需要更换零部件,那么这只是购车人自己倒楣。所谓好的买卖就是以尽可能高的价钱把零件卖出去,这是基于这样的理论:他已经买车,他迫切地需要零件,因此只有乖乖地掏钱。
  汽车业并不是建立在我所说的诚实的基础之上,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也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但它并不比一般的行业更糟糕。也许还有人记得,那个时期很多公司是受金融界支撑和扶持的,在此之前只局限于铁路业的银行家进入工业。无论何时,我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可以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他就应该会为此获得回报,利润和金钱自然会接踵而来;一个企业应该从小的地方做起,才能逐渐地发展壮大;没有积累就意味着浪费时间,意味着这个企业并不适合在这一行业中生存。不过在当时最受欢迎的计划是,争取最大额度的资本,然后售出全部股票和债券,在扣除股票和债券销售的费用、宣传费等各种开销后,剩下的钱便勉强成为企业的资金。“好”的企业,就是能使股票和债券以最高的价格大量出售的企业。对企业来说,重要的是股票和债券而不是工作。我始终不明白,这些企业怎么能够指望一方面获得最大的股利,同时又能以公平的价格出售产品。这真是天方夜谭!
  那些自称金融家的人们说,他们的钱值6%或5%的利息。如果一个人向企业投资10万美元的话,这个投资者就有权要求得到一笔收益,因为如果他不把钱投入企业,而是存入银行或保险公司的话,也会得到某一固定的利息。因此,他们理应从企业的运作费用中获取适当的收益,作为这笔钱的利息。这种想法是很多商业服务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金钱并没有特别的价值,它如果不作为流通货币,本身是不值钱的。金钱惟一的好处,就是用于购买劳动工具或原料,因此,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的钱能够获得6%或5%的利息,他应该把钱投到真正能够得到回报的地方,投入到工业中的钱不应该是利息,而应该成为生产的动力。所有的回报,都应该出现在生产之后,而并非生产之前。
  商人们相信,通过注入资金,他们可以做任何事。如果第一笔资金没有带来收益,那就继续注入资金。这种再次注入资金的过程,简直就是把钱往水里扔。大多数需要重新注入资金的情况,都是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再投资的效果,只不过是把糟糕的管理者们的管理时间延长了而已。这种权宜之计是投机金融家们的伎俩,他们就像秃鹰一样,专门去吃变质的肥肉。如果那些地方经营良好的话,他们是不会往里面砸钱的。投机金融家们认为他们投出去的钱正在使用中,这其实是一种幻觉。他们并没有团结起来,而只是把钱拿出来浪费而已。我绝不想为一个尚未开始工作便想着赚钱的银行家或金融家工作。同时,在我看来,投机也绝非赚钱的正道。我希望能够证明,真正的工商业的惟一的基础就是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赚大钱。
  当一桩买卖完成时,厂家和顾客的关系实际上并未结束,而恰恰是刚刚开始。以汽车为例,把汽车卖出去其实还只是某种介绍而已。如果汽车不能提供服务的话,对厂家来说它还不如没作出这介绍,因为他将收获最糟糕的广告——一个心怀不满的顾客。在汽车业的早期,有一种占主流的倾向认为把汽车卖出去就是真正的成就,而至于此后买主手里的车会怎么样并不重要。这是目光短浅的销售态度。就这点而言,我们后来对福特公司的销售原则进行的大讨论是正确的。汽车的价钱和质量无疑都有市场,并且潜力巨大,但我们所做的远不止于这些。顾客一旦买了我们的车,他就被赋予了继续使用那辆车的权利。因此,如果他的车出了任何问题,那都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这辆车修好,使其能够重新使用。
  在福特汽车的成功案例之中,早期的服务措施是一个显著的因素。那个时期大多数昂贵的车都只有很糟糕的售后服务。如果你的车坏了的话,你只有依靠当地的修理工——这时你本来是有权利找厂家的。如果当地的修理工是一位有远见的人,手头存有不少零部件(虽然就很多车辆来说,零部件是无法互换的),那对车主来说就是幸运的。但如果修理工是个没有长远打算的人,对汽车的了解又太少,并且贪念极盛,想从每一辆到他这里来修理的汽车身上榨取一大笔钱,那么,即使很轻微的损坏也要等上几个星期,并且最终车主将被狠狠地敲掉一笔修理费。因此,有一段时间,修理工被视为汽车工业的最大威胁。甚至直到1910年和1911年,汽车车主仍被认定是应该被敲竹杠的有钱人。从一开始我们便直面这一问题并很好地解决了它,我们可不希望我们的销售被愚蠢、贪婪的人所妨碍。这是几年之前的事了。正是由于金融控制才使得服务中断,因为金融家指望的是马上得到美元。如果首先考虑的是挣到一定数量的钱,那么除非是靠偶然碰中特别好的运气,有多余的钱用来提供服务,使执行人员有提供服务的机会,否则的话,企业的未来就要被今天所挣的美元断送。
  同时我还注意到,在很多从事工商业的人士当中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认为他们的工作很辛苦。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够不用工作,赋闲在家依靠退休金而生活。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场越早结束越好的战争。这是又一个让我无法理解的地方。生活并不是一场战斗,除非是与我们陷入垂头丧气的倾向作战。如果腐朽也是一种成功的话,那每个人只要忍受着无所事事的懒散就可以了。但假如发展才是成功的标准,一个人就必须每天清晨精神抖擞地醒来,并且一整天都保持活力。有许多大企业早已成为“魔鬼”的代名词,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运用一贯僵化的管理办法,把整个企业管理好。虽然那套管理办法在过去是辉煌的,但现在它能否继续辉煌,要看它能否与今天的变化保持一致,而不是奴隶般地听命和尾随着它的过去。生活,就我看来,不是停留于某地,而是永远都在旅行。即使是那些最深切地感到自己是“安居下来的人”也并非安定下来——他很可能是倒退回去了。万物皆流,其义如此。生活是流动着的,我们可以住在同一条街的同一个地方,但住在那里的永远不会是同一个人。
  我注意到,人们出于认为生活是一场战斗、而这场战斗可能由于错误的举动而失败这样的幻觉,所以热爱着墨守成规。人们陷入半生不死的习惯泥沼。很少会有鞋匠用新的方式去补鞋,也很少有工匠愿意在他的行当里采纳新的方法。习惯导致某种陈规,每种打破这种陈规的举动都会被看作是自找麻烦。在进行一项有关工作方法的研究,以指导工人尽量减少无用的动作和疲劳时,反对最激烈的正是工人自己。虽然他们也怀疑这是一项想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价值的举动,但真正使他们恼火的是它将干涉他们久已养成的习惯。商人们正随他们的经营走下坡路,因为他们是那么喜欢陈旧的那一套,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人现在随处可见。他们不知道昨日已逝,头脑里装的仍然是陈年旧梦。这几乎可以作为一条公式写下来:当一个人开始想到他最终找到了他的方法时,他最好先认真检查一下自己,看他的大脑的一些部分是否还醒着。当一个人感到他被生活“钉住”时,“前进的车轮”定会在下一轮将他毫不留情地抛下。
  同时还有一种更深层的恐惧:怕成为傻瓜。因此很多人害怕被人认为是傻瓜。我想公众观念对那些需要它的人就像是一支强有力的监督力量。大多数人需要公众舆论的限制,也许这是真的。公众舆论能使一个人变得比他本身更好——即使不是在道德方面更好,至少在他的社会的某些方面会更好。为了正确的事情被当作傻瓜,并不是一件坏事。这种事情的最好之处在于这种傻瓜通常都能活得足够久,来证明他们自己并不是傻瓜,或者他们开创的事业能持续得足够久,证明他们并不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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