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学说与版本历史

尹振环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首先，司马迁对老莱子着笔最少，他的“著书十五篇”就不是“上下篇”，这说明司马氏首先就将老莱子排除在《老子》作者之外了。但是，老莱子的某些思想会被《老子》吸收，这却不应该排除。

其次，司马迁没有敢十分肯定老子究竟是谁，但前面倾向老子即李耳、老聃，而后面又怀疑为太史儋。前面的李耳、老子，与孔子同时并年长于孔子。司马氏一再记述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当时周王室虽衰微，但京师雒邑，仍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有大量珍贵典籍、文物，孔子不可能不到京师求学、问礼于掌管典籍的老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适周在昭公二十年，孔子时年三十。《史记索隐》说，孔子适周在昭公二十四年，孔子时年三十四，而《庄子·天运》说：“孔子年五十一南之沛见老聃。”看来孔子问礼于老子不止一次。而且上引老子对孔子讲的话，孔子对老子的评价，虽不无渲染，但是符合老旨的。史官的职责之一是备咨询，进箴言。博大精深而且身为史官的老聃，不可能不对他长期的观察思虑、资料积累，有所著述。他的著作当类似今天发现的简本《老子》？还是五千余言的帛、今本《老子》？显然只能是前者，不可能是后者。

简本的春秋印痕与《老子》早期思想的印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帛、今本《老子》中许多战国时的话，春秋时是不可能说出来的。 由于司马迁根本就没有看到简本这样的《老子》，所以他对五千言《老子》的作者究竟是老聃、还是太史儋，极为困惑，如果是老聃，那么他快二百岁了。可能吗？所以用疑辞“盖”或曰”，记载这年龄，但马上又觉得不可能，所以立刻转向太史儋了。

周太史见秦献公，《史记》多次记录在案。秦献公是位发奋图强的君王，“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以复故地（《秦本纪》）。太史儋见周之衰，并敏锐地预料到秦将会称霸天下，所以西出见秦献公。《周本纪》说：“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秦本纪》说：“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这两个年号都在公元前374年。距孔子之死，已百零五年了。 《老子列传》误记为“百二十九年”。如果太史儋就是李耳、老聃，快到二百岁高龄的人，能千里迢迢入秦见献公吗？司马迁本人就没有相信。所以马上详记太史儋之族谱。

现在有了简本《老子》，可以果断的说：那个为关令尹著书五千言《老子》的，不是李耳，而只能是太史儋。 可见今天流传的《老子》，不论是帛本，还是今本，其作者非太史儋莫属。由此又反证了简本《老子》也只能出于李耳了。由于他是个“隐君子”，当时尚未形成著书立说的风气，所以他的书——类似竹简的《老子》也许基本上是不传于世的，而是存入档案，也许有所流传，范围也很有限。而作为史官的太史儋，掌管典籍，竹简《老子》必然是他掌管和一再诵读玩味的作品。

孔子死后百多年的历史，胜过孔子之前上千年的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各种矛盾展现得更为充分，斗争更为激烈和丰富多彩，成败福祸存亡转化得更为明白，于是太史儋在老子原著的基础上，扩充、改造，重新组合篇章，因而带有战国色彩也就是必然的了：绌儒学、绌墨，反战，反对君王的多欲、功名欲、从私心出发的有为；发展了权术；极大地发展了对道的认识，系统了对德的设计，并把它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比较起来，太史儋的《老子》比李耳的《老子》，无论就内容与深度、高度与远度，都要广些、深些、高些、远些。——这是因为太史儋是站在李耳这位巨人的肩上的原故。当时还没有著作权说，而只有托古说教改制之风。别人能假借黄帝、姜太公、管仲……之名，何不也托老子之名呢？何况它本身就是在原著基础上的“扩建”与“改建”。于是太史儋的托名《老子》流传开来，李耳本来的《老子》反而被掩盖了。《老子》的第一作者李耳虽然昭显于世，被历代供奉祭祀，其第二作者太史儋却沉埋于千古之疑团迷雾中。

尽管司马迁详记太史儋之族人谱系、官职，说不定还会见过他的八世孙——胶西王的老师解。但是毕竟他没有敢断定太史儋即《老子》之作者。如果《楚墓竹简老子》为司马迁看到的话，那么他对两本《老子》的作者会毫不犹豫地作出果断的结论：帛本、今本《老子》为李耳、太史儋合著，简本《老子》著作权，则只能归诸李耳一人。至于书名，早已有了：楚墓竹简《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其他今本《老子》。何劳再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