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帝国

　　如果认为美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还是遵循了以私人金融资本的推动为特征的欧洲模式，那么该观点是过于简单了。为了理解美国在过去八十年期间的外交动力，人们不仅需要阅读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和列宁（V.I.Lenin），而且需要做更多。美国以一系列的全新政策赢得了全球地位，这些政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者所料想不到的。

　　美国经验的教训之一是，已嵌入现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外交不只是商业动力的延伸。它一直是由美国战略家对其认知的世界权力(被委婉地称为国家安全)和经济优势的压倒性关切塑造的，这种压倒性关切与私人投资者的利润动机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帝国主义的根源及其外交对抗总是经济性的，但这些根源，尤其是对抗策略，在不同时期对于不同国家并不是相同的。

　　为揭示这些外交策略和原则，本书阐述了美国是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其政府向战时盟国提供武器出口和战后重建贷款时所附加的前所未有的条件，而上升为世界债权国的。在管理盟国间债务方面，美国政府的目的与目标不同于霍布森和列宁在其关于欧洲帝国冲突的分析中所重点关注的私人部门投资资本。美国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角色有着独特的理解，由此对其自我利益也同样如此。

　　美国的孤立主义和经常以救世主自居的道德规范可以追踪到19世纪40年代,即便美国共和党人的表达方式与民主党人的有所不同。(我在1975年就19世纪美国思潮中的经济学和工艺学所做的考察中，阐述了这种社会哲学。)内战前美国工业家的发言人——以亨利-凯利（Henry Carey）、E.裴辛-史密斯（E.Peshine Smith）及其追随者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美国学派——相信通过在同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贸易往来中对本国经济实行保护，美国能够崛起为世界强国。其目标不亚于创造一种新的文明，一种以高工资为先决条件追求更高生产率的文明。结果将出现一个富足社会，而不是一个其文化与政治原则建立于稀缺现象之上的社会。

　　民主党人希望将棉花种植向南部推进，同时推进西部领土扩张来扩大小麦种植以提供粮食，从而提出美国需要西部边疆不断消退的观点。民主党提出的议程是，削减关税，大量地依赖粮食与原材料出口，购进国外的制造品(主要从英国)，由此扩大对外贸易。与之相反，共和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则寻求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建立一个制造品的国内市场。该党的工业支持者集中关注的是东部大城市的科技现代化。

　　民主党是亲英派，而共和党的战略家则有着漫长的反英历史，这首先反映在他们反对支配着该国宗教院校的英国自由贸易学说的态度上。美国在内战结束后创建了州赠地大学和商学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推广贸易保护主义学说。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经济理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大学将美国描绘成一种全新的文明，其推动力量来自于工业和农业的递增回报，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带来新的社会道德的认识。贸易保护论者西蒙-派顿（Simon Patten）的做法很典型，他有意地将美国文明与毁于阶级冲突、贫困劳工和削减工资水平以争夺国外市场的欧洲社会作对比。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头十年，派顿一直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其学生包括了一些后来的大名人，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智囊雷克斯-图格威尔（Rex Tugwell）和社会主义者史考特-聂尔宁（Scott Nearing）。

　　欧洲的帝国竞争被视为源于王室互不相容的野心和游手好闲的土地贵族，以及由于国内市场枯竭而未能像美国那样有现成的市场购买工业制成品的事实。对共和党的民族主义者而言，美国不需要殖民地。它的关税收入可以更好地用于内部发展，而不是用于无谓的对外征服。

　　这种态度有助于解释美国为何在“一战”中迟迟才参战。美国直到1917年才宣战，当时情形已很明显，由于美国银行家和出口商深陷无法收回在英国及其盟国的贷款的泥潭，置身战争之外至少将蒙受一段时间的经济崩溃。威尔逊总统认为美国的政治与文化遗产主要源于英国，这也反映了美国在参战上的观念与道德因素。威尔逊总统是民主党人，又是一个南方人，而共和党的多数重要知识分子，包括派顿、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对德国具有更亲近的感觉。毕竟，德国与美国一样，都寻求通过国家政策来塑造其社会进程，以建立起高收入、依靠科技创新的经济，其特征是政府在社会支出和重工业融资上发挥领导作用。

　　这种社会哲学有助于解释美国在“一战”前后独特的孤立主义立场，尤其是美国政府对其盟国所提出的偿还战时贷款的要求。美国官员坚持认为，美国在战争中只是一个伙伴，而非完全的盟国，其向欧洲提供的120亿美元军备和重建贷款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性质的行动，而?对共同事业的贡献。美国认为自己对经济与政治是区别对待的。

美国经济外交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两难

　　美国，特别是其政府，在战争中不仅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主要的债权人，而且是一个对外国政府几乎不讲兄弟情谊的债权人。它并不认为其优势经济地位使其有责任稳定世界的金融和贸易。如果欧洲希望将其劳动力和资本转向生产武器而不是偿还债务，如果它继续坚持历史上的相互敌对立场，正如强加于德国的繁重的《凡尔赛条约》所显示的那样，美国不必感到有义务纠正之。

　　因此，美国政府没有像“二战”后所做的那样，努力创建一种能够向外国提供新贷款的机制，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还款融资。美国也没有降低关税以向外国生产商开放市场，以此作为使其能够向美国偿还战争债务的办法。相反，美国倒希望看到欧洲的帝国解体，也不介意看到各帝国政府的财富流失，这些财富往往被用于美国人普遍不怀有好感的军事目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美国未能领导重建世界经济和认识到内在于美国新经济地位的金融和商业政策的义务，这致使其战争贷款无法收回。

　　经济上，美国的态度是敦促欧洲政府削减军事开支和/或降低生活标准，允许其资金外流和物价下降。以此方式，美国希望重建世界收支平衡，即便面对日益高涨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全额清偿作为大战遗产的盟国间债务的压力。

　　这不是一种经过明显深思熟虑或现实的立场，但许多欧洲要人持有同样的态度。在努力应对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金融崩溃的过程中，一些反德作家如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和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向他们的政府提供了建议，他们坚称德国只要坚持节衣缩食，就可以偿还估算的赔款。

　　这与货币主义芝加哥学派对现今债务国的态度是何其惊人的相似。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国际收支调整所做的主张，如同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一样，是弄巧成拙的。美国政府一方面坚持要求盟国全额清偿其战争债务，另一方面在国内制定日趋保护主义倾向的关税措施，从而使得这些债务的偿还变得不可能。

　　当债务人拖欠时，私人投资者通常不得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但美国政府显然不打算放弃其压在协约国身上的债权人地位。这种不妥协的态度迫使那些国家又加紧了对德国的压制。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顾20世纪20年代，是为了研究国家如何做到不是按照其认定的私利，而是以一种坚决地反对陈腐经济观念的姿态行动。从战前时期延续下来的正统思想是一种时代的错误，它未能认识到债务已成为脱胎于“一战”的世界经济的沉重枷锁，这些债务远远超出其偿还能力，或者至少可以这么说，除非债务国从债权国借得私人贷款支付给债权国的政府，否则这些债务是无法清偿的。美国的银行家和投资者借款给德国的市政当局，后者又将这些美元移交给德国中央银行以向协约国支付赔款，协约国再将之用于向美国财政部支付战争债务。因此，世界金融体系之所以没有陷入困境，完全是由于私人部门与市政债务间所建立的均衡缓解了政府间债务问题。

　　其后的经济崩溃引发了与霍布森、列宁和其他战前世界外交理论家所分析的过程不同的行为。19世纪，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世界银行家的角色，为其殖民地和附属国提供必要的贷款以维持英国工业所希望的国际生产分工。“一战”后，美国政府不再奉行这种政策。远见卓识的帝国主义应该寻求将其他国家变为美国的经济卫星国。但美国并不需要欧洲的出口品，由于美国自己的股市表现优异于欧洲，美国投资者对欧洲股市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美国本来可以提出条件，据此向全世界提供美元，从而使别国能够偿还其战争债务。它本可以详细列出其所需要或愿意接受的进口商品。然而，它没有要求或者甚至允许债务国以出口的形式向美国偿还债务。它的投资者本可以列出其想要购买的外国资产，但是私人投资者被美国所坚持的政府间金融协定所排除在外。在贸易和金融两个领域，美国政府所奉行的政策迫使欧洲国家从世界经济中撤离，并转为内向型。

　　甚至连美国改善问题的努力也只是事与愿违。为使英格兰银行更易于偿还战争债务，美联储降低利率以防止将资金从英国吸引走。但低利率刺激了美国股票市场的繁荣，阻碍了美国资本外流到欧洲金融市场。

　　美国没有将其政府间债权的收益投入购买欧洲的出口品和资产，这是因为美国没有认识到其独一无二的世界债权国地位所要求的内在战略。欧洲外交家在20世纪20年代已非常清楚地讲明了必需的战略，但美国政府的经济孤立主义却阻止了其回笼别国所欠的政府间债务。当世界经济分裂为各个民族主义单元，每个单元都力求独立于国外贸易与收支，尤其是不依赖于美国经济的时候，美国作为世界债权国的地位最终证明是毫无用处的。就此而言，美国是将其内倾态度强加于其他国家。

　　其结果是，世界收支体系崩溃、竞争性货币贬值、关税战以及国际性闭关自守成为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特征。这样的事态与其说是对帝国主义的直接尝试，不如说是对战争债务所持的不妥协立场和短视的国内关税政策所造成的恶果，那种立场完全是狭隘的墨守成规和官僚做派。它与意在确立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政策恰恰背道而驰，后者应建立在债权国与其周边国家间的收支互惠、进出口及生产与支付的互补基础上。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可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本应具备一些必要手段，使欧洲能够偿还其战争债务。但恰恰相反，实际情形是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并由此推动国家对外寻求自给自足。

　　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即人们并没有追循表面上看来合理的、阻力最小的路径。大多数此类事例的解释理由在于，领导层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或者是缩小而不是扩大经济和社会利益。尽管美国私人投资者在20世纪20年代将其势力扩大到全世界的做法无疑是合理的，但美国政府（其他国家政府在较低程度上也是如此）所奉行的金融政策却使之变得不可能。美国政府根据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狭隘地理解美国国家利益，并将美国国家利益置于私人金融资本的世界主义趋势之上。这迫使一个又一个的国家从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主义原则退缩，并放弃货币稳定和自由贸易的政策。

　　英国的战争债务负担促使其于1932年召开渥太华会议，以建立英联邦关税特惠制。德国将目光转向国内准备战争，希望靠武力夺取其在现存国际条件下买不到的原材料。日本、法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地陷于困境。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转化为国内问题，大萧条蔓延开来。由于世界贸易和收支体系彻底崩溃，意大利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变得日益好战。世界各国政府都通过大力扩大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来应对不断下降的收入和就业率，从而促使凯恩斯宣告自由放任的终结。

　　大萧条摧毁了全世界的私人资本，正如各国政府的短视摧毁了政府间资本一样，这些政府从对其他政府的金融债权中寻求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任由这种债务变得如此问题重重。

　　英国同意着手偿还美国的战争债务，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坚持“债务神圣”的世界债权国思想的影响。但在英国及欧陆国家已变成世界债务国而非债权国的形势下，这种政策不再合适。几乎无人懂得应调整债务神圣的传统观念，以适应他们现实的偿还手段。

　　大萧条和“二战”教育了这些政府，使其认识到这种态度的愚蠢，虽然在“二战”结束后几十年内当涉及第三世界和东方集团的债务时，它们又再次忘记了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