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规划

　　自1945年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寻求逆转外国对它们经济政策的控制，尤其是寻求逆转外国的试图经济自立并独立于美国。

　　美国外交家和经济学家在1941—1945年就该国即将扮演的作为战后世界主导力量的角色进行了阐述，他们意识到，从战争中美国将兴起为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国民经济，但为了在重返和平时期生活的过渡阶段维持充分就业，它必定将是一个主要出口国。这一过渡期预计需要大约五年的时间，也就是从1946年到1950年。国外市场将取代美国陆军部，成为美国工农业产品需求的来源。这转而需要外国能够赚取或借得美元，来支付美国的这些出口品。

　　很明显，美国这次不能像“一战”后那样，把战争债务强加给其盟国。这首先是因为同盟国已没有可供出售的国际资产。如果美国强迫它们偿还战争债务的话，则它们就没有剩余资金购买美国的出口商品。因此，美国政府必须通过政府贷款、私人投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向世界提供美元。作为交换，它有权规定提供这些美元的条件。问题是，美国的经济外交家会规定什么样的条件。

　　在1944年1月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有关战后美国经济政策的提议占了主导地位。卡内基和平捐赠基金会的J.B.康德利夫（J.B.Condliffe）写道，“几十年来第一次，事实上是自年轻共和国的早年以来第一次，军人和政治学者正关注着美国在当代世界的权力地位，但经济学家迄今为止还没有这么做。这种关注是战后对国家政策所做的重新审视的一部分，战争显示了自满自私的孤立主义理论家及其态度的愚蠢，该事实使得重新审视成为必要”。（J.B.康德利夫：“经济权力：一种国家政策工具”，载《美国经济评论》第34期（1944年3月增刊），第307页。）康德利夫认为，这样一种审视不应被视为马基雅弗利式的或邪恶的，而是美国理想具有内在的真实力量的必需条件。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府和企业在战后世界的塑造中将扮演的相应角色。在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们关于“私人企业与政府在战后美国经济中的相应领域应该是什么？”的讨论会上，大部分回答者认为，私人企业与政府政策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一定程度的计划是保证美国经济在相对充分就业条件下运行所必需的。

　　这并非必然意味着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尽管那似乎是一种隐含的长期趋势。论及“经济学的当前地位”，阿瑟-萨尔兹（Arthur Salz）说：“政府与经济学已走得很近，共同存在于一个政合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讲，共同存在于一个君合国。虽然经济学家此前依靠对政府的建设性批评获得了声誉，但现在已与政府握手言和，并成为一度最为严厉批评过的政府机构的朋友和支持者。”（阿瑟-萨尔兹：“经济学的当前地位”，上引刊，第19页以下。）

　　芝加哥大学的自由放任理论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对政府/私营部门关系问题做了最为严格的规定。其演讲“国家控制的国民经济间的国际关系”公然质疑私人企业“通常不爱国，而政府自发爱国”的观点。他警告说，国民经济计划是天然好战的，而利润动机则是防止浪费和国际冲突造成破坏的最好保证。公司之间不会开战，但政府却发现战争是追逐权力和威望的最终表达方式。维纳满怀希望地下结论称：“自由企业经济体的世界与国营国民经济体的世界相比，其国际经济关系模式受到国家权力和国家威望之考虑的影响要少得多。”（雅各布-维纳：“国家控制的国民经济间的国际关系”，上引刊，第315页。）

　　这与社会主义理论恰好相反，后者认为民族国家政府是天性爱好和平的，除非受到强大的商业卡特尔的驱使。霍布森强调，“国家之间明显的利益对立……并不是想象中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之间的对立；它们是国家内部阶级利益的表现。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利益是一样的”，（约翰-A.霍布森：“国际主义的伦理学”，载《国际伦理杂志》第27期（1906—07年），第28页，引自上引刊，第321页。）尽管其个体生产商和出口商的利益并不相同。

　　“一战”后的战争债务和赔款问题已质疑了这种一般性概述。根据维纳自由放任的观点，在一个经济由国家控制的世界里，国家间冲突的倾向及由此而来的战争的可能性，将是更大而不是更小。特别是当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经历时，他发现“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国家控制取代私人企业，将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即：所有重大国际经济事务中都注入了政治因素；国际贸易之基础从竞争占支配地位转为垄断占支配地位；商业纠纷产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显著增加”，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较之私人出口商、银行家和投资者间的商业竞争，政府所构想和采取的国家竞争内在地更为好战。

　　然而，维纳没有提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府自身的行为。其观点颠倒了霍布森和列宁关于国际商业竞争的看法，为以下现象几乎没有留下余地：70年代早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介入智利事务，反对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洛克希德公司在日本的贿赂丑闻或其他国内外官员的国际贿赂丑闻；乃至美国总统对贸易保护利益的竞选承诺，如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和1972年对奶制品和纺织品工业两度做出的许诺。因政治领导人固有的民族主义野心，政府计划具有一种自发的武力使用问题。维纳完全不认可政府计划，即使是那种在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一战”结束这段时期，通过工业保护主义和积极的国内发展计划，引导美国工业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计划。“就以往而言，战争产生于经济原因”,维纳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民族国家对经济进程的干预，使得国际经济关系模式成为一种易引发战争的模式……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以任何方式避免这种不祥的缺陷……当且仅当私人企业脱离广泛的国家控制，国家控制只是旨在维护企业的私有和竞争，才有可能防止经济因素引发战争……我相信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而非经济现象。它产生于建立在主权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世界的组织方式……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都是如此；并且，在其活动范围内，对国家的信奉程度越高，国家间发生严重摩擦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国家将其对经济事务的介入降到最低点，经济因素引发战争之影响同样也将减少。”（约翰-A.霍布森：“国际主义的伦理学”，载《国际伦理杂志》第27期（1906—07年），第28页，引自上引刊，第328页。）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美国官员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为了确保有充足的资源为国际收支失衡融资，从而使各国能够推行自由放任政策，而据预期，这种失衡产生于恢复和平后向美国出口商开放其市场的国家。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将获得特别重建借款，此外还有向获得解放的殖民地提供的发展贷款，以及向身处困境的国家提供的收支平衡贷款，以使其无须诉诸于货币贬值和关税壁垒。人们相信，在美国领导下创建的战后环境中，自由贸易和投资终将达成国际贸易和收支的平衡状态。确保收支平衡是自由贸易和向国际投资开放门户的前提，而双边外援也将作为直接诱因，促使其他政府默认美国的战后计划。

　　1946年3月23日，杜鲁门总统强调，“世界贸易必须恢复原貌，而且必须交还给私人企业，”其意思是指，世界贸易的规章制度必须脱离外国政府的支配，因为这可能促使外国政府试图以牺牲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为代价，来恢复它们的战前权力。美国的自由放任立场推动美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这一体系与过去的欧洲帝国体系相比，范围更大、权力更集中，而同时其运行更灵活、成本更低、官僚习气更少。

　　鉴于事实是只有美国拥有保证强大的海外投资所必需的外汇，只有美国经济具有取代英国和其他欧洲对手的出口潜力，自由放任的理想与美国国家力量的世界性扩张是一致的。人们已认识到，美国的商业力量可以达到美国政府的根本目标：将外国经济体转化为美国的卫星国。因此，美国出口商和国际投资者的目标与美国政府追求其世界权力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最好能通过削弱政府计划和海外的经济国家主义来实现。

　　19世纪美国工业家公然抨击、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实际批判的自由放任思想，在“二战”后直接为美国的目标服务。

　　欧洲的工业国将开放市场，允许美国投资者从它们的前殖民地收购采掘业，尤其是近东的石油。这些不发达地区将为美国提供原材料，而不是逐步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与美国工业形成竞争。它们将购买越来越多的美国食品和制造品，特别是购买在战争期间生产能力急剧提高的工业部门所生产的产品。美国由此而来的贸易顺差将为美国投资者提供外汇，使其能够收购世界工业、矿业和农业中最具有生产力的资源。

　　由于美国的贸易顺差远远超过了其私营部门投资的外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必需通过世界银行、进出口银行和相关政府间援助借贷机构增加美元贷款来融资。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美国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将对外国经济积累越来越多的债权，最终会获得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进程的控制。

　　结果是，欧洲的很多剩余黄金被美国剥夺，就像战后初期的拉美一样。到1949年，除美国外的各国都面临恢复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的需要，以防止其经济独立的过分丧失。美国财政部积聚了世界黄金的四分之三，剥夺了世界市场继续按战后初期的汇率购买美国出口品的能力。特别是英国，由于英镑估价过高，它正挣扎在事实上的破产边缘，不得不放弃贬值和保护其英镑区的权利，以此作为交换，才获得美国财政部1946年?对英国贷款。其他国家也陷入了相同的困境。因此，美国的收支顺差地位正在威胁它预期的出口潜力。

　　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经济的规划者学到了欧洲、日本和欧佩克的外交家随后也学到的东西。若非如此，债权国和收支顺差的地位无疑是很不舒服的。

　　归还欧洲一些黄金，符合美国开明的自利。私人投资者不将其资金回流到海外，美国政府必须通过一个扩大的外援计划这样做，也许将借助正在形成的冷战军事保护伞。

　　该战略有两个潜在的障碍。首先来自外国经济体，它们推动重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并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促进其自给自足。然而，这种趋势没有形成，因为英国引导欧洲驶入美国的轨道。这似乎消除了欧洲大陆国家向美国争取经济自主的所有动力。

　　美国政府战后世界规划的另一个主要障碍不是来自外国，而是来自美国国会。尽管对外援助能够获得压倒性的国内利益，美国国会还是不愿意向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增加资金，不用说作为直接礼物了，就是贷款，超过了一定额度，也不同意。在经历了英国贷款模式和后来的马歇尔计划以后，问题已经不在于它意识不到进一步增加援助会带来利益。只不过是国会认为国内的开支项目优先。争论的不是为全人类带来的抽象的成本利益分析，甚至不是对整个美国的长期利益的分析，而是关于地方性利益的分析将本土目标置于外交政策之上。

美国进入将其国际收支推向赤字的冷战

　　事实证明，规避国内障碍的最便利方法是，向国会提供反共产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战后对外支出计划是与该战略相挂钩的。提供美元并不仅仅是贿赂外国政府，使其颁布门户开放政策，而是帮助它们对抗共产主义，如果不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它会威胁美国。对革命的恐惧改变了美国国会关于英国贷款的判断，推动国会通过了马歇尔计划，连同大多数延续至今的后来援助贷款项目。国会不会拨款为世界范围内的准理想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转型融资，但是它会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提供资金，这可以界定为与防范贫穷的扩散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贫穷为滋生反美主义的温床。

　　美国政府希望保持其资本主义伙伴国的偿付能力。美国外交家清楚地记得20世纪30年代，他们认识到，国际收支平衡破产的经济体会自我封闭，相应地会妨碍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机会。这正如外交关系委员会1947年所指出的：

　　“在公共辩论和国会辩论中，行政部门的事情主要集中于两个主题：一是英国贷款在世界恢复中的角色，二是美国从这项协议中获得的直接利益。美国的自我利益是美国那样做的动机……行政部门做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它指出，如果没有贷款，会发生什么。英国会被迫限制进口，在双边贸易中讨价还价，以及歧视美国商品……有了贷款，事情就能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外交关系委员会：《1945—47年世界事务中的美国》（纽约：1957年版），第365—68页。）

　　前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位于敦促向英国贷款的首批人员之列，“主要是打击共产主义”。如果英国由于种种现实原因破产的话，他甚至力劝将这份贷款当作完全的礼物。

　　美国与俄国的紧张关系帮助了这项贷款的通过，它对消除关于这项贷款的经济稳健性的政治异议和怀疑有相当大的影响。1946年3月5日，温斯顿-丘吉尔在富尔顿（密苏里州）发表了讲英语的兄弟国家联合起来遏制苏联的演说，从此反俄情绪席卷了整个国家。现在……他的思想似乎是很多国会议员投票赞成贷款的决定性因素……参议员巴克利（Barkely）说，“我不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国家采取如下立场，也就是驱使我们的盟国进入我们不希望她们被拥抱的怀里”。

　　美国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认可这一立场。这将变成美国在随后20年抽取其对外援助的政治杠杆。不支持自由主义的议员很难同情为战后经济规划提供了早期装饰门面的自由放任政策，为了促使他们的接受，国际政策此后披上了反共产主义的外衣。由美国政府观点提出的问题是，美国的收支平衡已经达到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未达到过的顺差水平。它有一种财富的尴尬，现在需要收支逆差来推动国外出口市场和世界通货稳定。外国人缺乏支付手段，就不能购买美国的出口商品，而私人债权人不希望向信誉不良的国家进一步发放贷款。

　　朝鲜战争将美国的收支平衡转化为逆差，似乎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与共产主义的对抗成为美国军事和海外援助计划的催化剂。美国国会更愿意通过反共产主义或国家防务计划，而不是直接赠款或贷款，向盟国提供美元，朝鲜战争后，美国在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中的军事开支，就如同一种不流血形式的国际货币援助。在一国又一国的军事开支和援助计划，使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吸收的一些国外黄金实现了回流。

　　然而，10年之内，看起来促进稳定的经济动力开始有所动摇。唯一有能力为全世界范围内军事计划融资的美国，开始陷入泥潭。这种泥潭曾使实行殖民主义的各欧洲列强破产。美国的冷战战略家未能意识到，虽然私人投资在减少损失方面趋向于灵活，因为它依赖于以每年获得满意的回报率为基础的相对独立的计划，但这不同于政府支出计划的情形，尤其是不同于制造既得利益的国家安全计划的情形。这种计划不可能像私人企业的计划那么容易撤销，因为海外的军事支出一旦启动，就倾向于具有自身的动力。政府不能简单地说，国家安全计划在经济上已无利可图，因而必须缩减经费。这将意味着，执行这些计划首先仅仅是因为经济上有利可图——换言之，为了狭隘的经济收益动机，或者为了狭隘的国家收益，就可以牺牲人类的生命。起初作为借口的东西，变成了新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