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个到15个：苏联解体前的最后日子

文章摘自《苏联的最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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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罗伊·麦德维杰夫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由俄罗斯著名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撰写，主要讲述1991年“8·19”事件前后苏联的经济状况、人民群众的情绪、党的领导层的变动、事件过程中的一些关节点、重要人物，以及作者本人对这一事件的总结和……[连载内容]

  
新奥加廖沃进程的终结


1991年11月末，新奥加廖沃进程陷入绝境，没有人再建议或讨论任何新的联盟条约的草案。苏共是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承重结构，苏共覆灭之后，苏联许多主要的支柱机构也从9月和10月起开始相继崩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原有的形式被打破，其所有的军职部分已划归国防部管辖。边防部队被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联邦边防军，对外情报局和政府通信局也分别暂时独立出来，保卫局表面上是归苏联总统直接管辖，但实际上该局的各个分队则是由俄联邦总统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直接指挥。依靠克格勃在各地分部的力量，俄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了巩固。过去在俄罗斯根本没有像国防部这样的部门，而现在俄政府逐渐建立起了真正的强力机构。苏联克格勃中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许多将军都被解职或是退休，而到了11月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改名为跨共和国安全局，不久后又改组为联邦安全局，由少将维克托·伊万年科领导，属于俄联邦的部级单位。著名的克格勃第五局曾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现已被完全取缔。根据瓦季姆·巴卡金提供的数据，1991年初苏联克格勃的编制共有51.3万 人，而到了年底只剩下14万 人，有大约400个将军职位被取消。到了1991年11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能直接指挥的部门只剩下他的私人卫队、部分克里姆林宫卫队和著名的“阿尔法”特种活动小组。


1991年秋，俄联邦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各级机关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与此相反，苏维埃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院的相关部门却纷纷解体。当时曾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1991年11月4日，苏联检察院国家安全法执行监督局局长维克托·伊柳欣对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刑事起诉，控告其犯有叛国罪。第二天，伊柳欣按照惯例将上诉材料的副本交给克格勃进行调查，而将另一副本交给了《真理报》。1991年11月12日《真理报》。 11月6日，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下令将伊柳欣开除出检察系统，这一决定得到了跨共和国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巴卡金的公开支持。但是没过多久，整个苏联总检察院也不复存在了。


1991年11月，叶利钦接连批准和签署了将原苏联各级部门改组为俄联邦机构的命令。例如，叶利钦于11月21日签署了《关于俄联邦总统管辖的国家民防事务、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委员会的命令》和《关于建立俄罗斯科研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命令》。所有这些命令都不是指建立全新的机构，而是现有的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样的例子还有叶利钦签署的第228号令，是有关重建俄罗斯科学院，使其成为俄罗斯最高科学机构的命令。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科研机构过去曾是苏联科学院的组成部分，现在已属于这两个国家。


苏联解体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级军事机构。将军们和各级军官为此忧心忡忡，然而他们自己及其管辖部队的命运都掌握在那些政客们的手中。当然最棘手的问题要数对国家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财政拨款问题。11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停止对苏联各部委的财政拨款。苏联各部委余下的工作人员可以继续在他们的办公楼里工作，但要受俄罗斯执行权力机构的监督。现在苏联各部委面临着要么自动解散，要么划归为俄罗斯各部委的命运。地方上缴的税收不再纳入苏联国库，绝大部分都被俄罗斯国库据为己有。俄罗斯领导人还试图掌控苏联国家银行及其所属部门的活动，俄政府还宣布将在最近几周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和放开价格。显而易见，在统一的金融财政制度下，这种改革必将导致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但是“白宫”对此漠不关心。商店几乎没有任何商品，而冬天又将马上来临，对于俄罗斯和苏联各民族人民来说，这一年的冬天可以说是自卫国战争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天了。


1991年11月末及12月初，戈尔巴乔夫仍然在克里姆林宫里办公，他不断地召集自己的助手和顾问开会，与各加盟共和国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接待国外的来宾和记者的采访。但是，苏联总统的权力范围只能局限在克里姆林宫的几栋大楼里了。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去了一趟离自己办公室不远的党和国家特别档案馆，那里保存有政治局最重要、最机密的材料，戈尔巴乔夫命令将该档案馆的绝大部分资料用军用卡车运送到总参谋部。戈尔巴乔夫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还有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仅向他表示了对苏联命运及对其本人前途的担忧，而且还许诺将提供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然而这些都只是空头支票。1991年11月初，戈尔巴乔夫曾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发过一封急电：“亲爱的约翰！您是‘七国集团’的协调人，我向您请求紧急的财政援助。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但是国家外汇状况仍面临崩溃的威胁。截至11月中旬，苏联为偿还外债所缺的外汇资金达到了32亿美元，而到今年年底有可能达到36亿美元。10月26～27日在莫斯科我们已将所有必要的核算提交给‘七国集团’的专家。约翰，为避免事态恶化，我请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资助我们15亿美元的灵活资金，其中的3.2亿美元希望在11月中旬以前提供给我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1年11月2日。”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 ，1993，第499页。然而，约翰·梅杰根本没有答复这封充满绝望之情的来信。


决定乌克兰未来命运的全民公决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现在将这个问题交给全体公民来决定。戈尔巴乔夫十分清楚乌克兰全民公决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因此在全民公决的当天和前一天，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多家乌克兰媒体的电视采访，采访中他提到了自己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血统，并竭力说服乌克兰人民留在苏维埃联盟。这些采访在苏联各地电视台进行了转播，戈尔巴乔夫的前助手格拉乔夫曾评价说：“唉，这次讲话的效果远没有在福罗斯发表的《告苏联全体公民书》的效果好。”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408页。


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也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绝望。在参加投票的公民中有90　32%，即28804071人投票赞成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俄罗斯随即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5日，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说，没有乌克兰的加入，联盟条约便失去了意义。叶利钦同时告知戈尔巴乔夫，他将于12月7～8日在明斯克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举行会晤，但并没有说明此次会晤的议事日程，他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怕遇到阻挠，也许是有意为之。当时此次会晤的最终议事日程还没有制定，谁都不清楚克拉夫丘克将在会晤中提出哪些意见与建议，当时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乌克兰担心俄罗斯会提出领土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克里木的领土问题。而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只希望讨论俄罗斯取消价格限制将给白俄罗斯带来的经济问题，因为舒什克维奇并不是国家总统，他的权限也比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小得多。关于12月5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这次会晤，两人都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但内容却大相径庭。苏联总统的办公室曾就此次会晤发布了简短的公报，公报中写道：“两位总统一致强调，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未来的联盟将不予考虑……鲍里斯·叶利钦说，希望在明斯克的会晤中与乌克兰领导人达成相互理解，他还将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双边协议……苏联总统则强调指出，联盟条约是唯一的选择。他强调说：‘我坚信，只有在主权国家联盟范围内我们才能共同顺利前进。我已经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就此达成了共识。’”1991年12月7日《俄罗斯报》。而实际上，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叶利钦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通常保持沉默，而私下里他总是愤愤地说，苏联总统根本不适应新的局势，缺乏现实意识。戈尔巴乔夫极力拥护的“独立国家联盟”(СНГ)的主张，被叶利钦称为“拯救戈尔巴乔夫的联盟”。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4页。


关于别洛韦日三国领导人的会晤已有大量文学描述，所有与会者都对这两天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件都进行了描绘。我们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描写这一事件的章节题目中就能看出他的态度：“背信弃义”和“苏联与俄罗斯的黑暗日子”。而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将这一章节简单地称之为“别洛韦日密林”。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95～601页；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43～153页。克拉夫丘克则自豪地称自己为苏联和联盟条约的主要反对者，他回忆道：“叶利钦将条约的文本摆在桌子上，并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问题：‘这个文件您签不签，如果不行，那么经过修改后您是否能签？’然后叶利钦又对我说，只有我签了之后他才签。这样一来，这个条约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乌克兰了。我的回答是：‘不签。’于是大家提出准备起草新条约的问题，专家们为此连夜工作。结果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和协商，这份新条约很快就被签署了。可见，只要没有被称作‘中心人物’的愚蠢者，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7～89页。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承认自己不是新条约的倡导者，他回忆说：“我建议拟定一份三方公报送交戈尔巴乔夫审批。最初的条约文本要比最终在维斯库利签署的条约温和得多。为什么要选择维斯库利官邸作为会议地点呢？因为它是专为高级领导修建的官邸，配有特殊的通讯设备，旁边则是一个空军基地，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应该给我们的政府予以应有的评价，因为所有准备工作都是按照最高级别进行的。我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像是这里的主人，是我将大家请来的……”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7～89页。


到白俄罗斯参加会议的俄罗斯代表团，除了叶利钦之外，还有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谢尔盖·沙赫赖、叶戈尔·盖达尔、安德烈·科济列夫，以及叶利钦的助手维克托·伊柳申。白俄罗斯总理维亚切斯拉夫·克比奇和乌克兰总理弗拉基米尔·福金也出席了会议。三方都派了记者到会，但人数不多，关于会谈细节他们知道得要比其他人晚，而且他们又没有与自己的编辑部的联系方式。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的护卫不多，但叶利钦却随身带了由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领导的二十多名警卫。会谈是在这个森林自然保护区的主狩猎大厅中举行，大厅旁边坐落着休息室、桑拿室、狩猎小屋和服务区，与会者中只有克拉夫丘克和福金去林中打过猎。在12月7日下午的会谈中，三方领导人就所有的原则性问题达成了一致，而最终的正式文本交由工作小组连夜起草。法学家沙赫赖对文本字斟句酌，而盖达尔则负责抄写，因为他的字写得最漂亮。三国的总统和总理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桑拿室度过的，就像舒什克维奇回忆的那样：“我们六人将任务布置给工作小组后，便来到了桑拿室，桑拿室中不止我们六人，还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指叶利钦)的几名警卫，但谈话是在我们六人之间进行的。虽然第二天早晨将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但是似乎除了布尔布利斯之外，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看不到一丝庄严的神情……”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9页。当领导人们在桑拿室蒸浴的时候，工作小组已经完成了文件的起草任务。据后来谢尔盖·沙赫赖回忆说：“当时已是深夜了，科济列夫打算将写好的文本塞到打字员房间的门下，但他放错了房间。于是第二天早晨大家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寻找文件，然后再打印出来，乌克兰代表团也过来帮助我们。我们将条约打印出来，然后送到大厅，由领导人们进行修改，返回来再重新打印，然后制作副本，我们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工作，新条约终于在一天之内诞生了。”1996年12月10日《独立报》。条约中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地缘政治的现实已不复存在”的说法是由布尔布利斯想出来的，而克拉夫丘克提出了“Содружество”(联合体)这个概念，因为他不希望在字面上再看到“Союз”(联盟)这个词。条约文本共两页，序文中写道：“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于1922年签署了联盟条约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国，以下称为‘最高缔约方’，在此我们郑重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实已不复存在”。条约的第一条规定：“最高缔约方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СНГ，简称‘独联体’)。”第二条中写道：“从该条约签订之日起，在签署国境内不允许实行第三国的准则，包括前苏联的一切准则。”条约的第十四条还规定：“明斯克市是独联体协调机构的常设地，前苏联机构的所有活动在独联体成员国境内一律被禁止。”条约签署人为：白俄罗斯代表舒什克维奇和克比奇、俄罗斯代表叶利钦和布尔布利斯、乌克兰代表克拉夫丘克和福金。《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通报》1991年第51期，第1798页。


在离开维斯库利之前，与会者将苏联解体和独联体成立的消息首先通知了美国总统布什，然后才通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这个顺序并不是在事前计划好的，因为当时舒什克维奇通过专线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但拨了很久都没有接通，而科济列夫则通过普通国际长途电话与美国联系，美国总统办公室的人刚开始没有马上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除了这个最主要的条约之外，三国领导人还就较具体的问题签署了两项声明，他们还达成了一些口头协议，其中包括关于对戈尔巴乔夫未来的命运，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甚至比讨论独联体国防纲要的时间还要长。


“别洛韦日协议”签署后的最初日子


12月8日深夜至9日凌晨，戈尔巴乔夫不停地与自己的助手和顾问通电话，然后他吩咐将叶利钦、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最后只有叶利钦于中午12点在忠实的科尔扎科夫的陪同下来到克里姆林宫。整个克里姆林宫及其各个入口都已由俄联邦总统警卫局控制，只有通往三楼的入口一直仍由戈尔巴乔夫的铁杆护卫把守着。纳扎尔巴耶夫在叶利钦之前来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戈尔巴乔夫。会见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戈尔巴乔夫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他不同意成立独联体的条约，他认为该条约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在声明中指出：“擅自宣布苏联的灭亡是不可容忍的，苏联的命运不应由这三个国家领导人的意志所决定，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宪法途径并依照各族人民的意愿，由所有主权国家来决定。条约中宣布禁止执行苏联的法律准则是不合法的，也是极其危险的，这只会加剧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1991年12月10日《俄罗斯报》。


俄罗斯领导人中只有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反对“别洛韦日协议”，他是12月9日才得知这一消息的。鲁茨科伊于9日上午来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他称签署条约是对国家的犯罪行为，并建议立即逮捕“为讨好美国而签署这个耻辱条约的三个醉鬼”。鲁茨科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写道：“听了我的话，戈尔巴乔夫的脸色变得很苍白。我们匆匆交谈了一会儿，在与我告别的时候，他劝我不要发火，并对我说，一切没有像我想象得那么可怕，事态还是可以扭转的。”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96页。然而，鲁茨科伊还是准备了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个人声明，并开始与叶利钦彻底决裂。在朋友们的劝阻下，鲁茨科伊没有将这份声明在媒体上全文发表，只在报纸上刊登了其中的寥寥数语，例如“别洛韦日协议”“不可容忍的仓促性”，“苏联的解体将导致俄罗斯的解体”等。鲁茨科伊当时是俄罗斯副总统，如果发生某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他有登上总统宝座的机会。法国《巴黎竞赛》周刊的一名记者在12月中旬采访鲁茨科伊时问到过这个问题，鲁茨科伊表现得十分惊讶：“愿上帝保佑总统别发生什么意外，我可害怕失去他，我非常敬重他，他是一个坦率而高尚的人。当我们一起参加竞选的时候，我曾向他发过誓，永远追随他，我不会食言。至于谈到让我领导反对派的问题，只要叶利钦还是俄罗斯的总统，那么这件事就绝对没有可能。我才44岁，上帝保佑，我还有时间领导这个国家，目前我只能与叶利钦战斗在一起，以积累更多的经验。”《国外》1992年第2期，第7～8页。


12月10日和11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几个谴责“别洛韦日协议”的声明，并在11日晚上接受了《独立报》主编维塔利·特列季亚科夫的专访，这次采访涉及内容广泛，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显得含糊不清。采访的题目包括：在目前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应采取哪些措施？戈尔巴乔夫如何理解新的条件下的民族政策？他是否同意担任“独联体名誉总统”？戈尔巴乔夫近期将进行哪些具体活动？戈尔巴乔夫在采访中谈到了举行苏联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可能性，谈到了全民公决问题，也谈到了他准备为独联体的某些制度服务，而不想成为“退职将军”。旧俄时富商家喜庆时请他们出席，以装门面。——译者注下面摘引其中的几句：“我和叶利钦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如果我发现我所做的事情与我的信念相矛盾，那么我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行为”，“如果事情的进程超出原来的联盟条约的范围，那么我不可能在其他体制中承担政治责任，我只在现实的体制中负责。我们面临着我们历史上非常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希望选择‘烟囱上摘云彩’的模式，那么我是不会爬这些烟囱，让其他人去爬好了”。1991年12月14日《独立报》。


无论是在莫斯科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还是在苏联一些大城市，人们对苏联解体的消息竟然表现得十分平静，这大大出乎西方和本国观察家的预料。一些普通百姓和许多政治圈中的人甚至感到了一丝轻松，不会有人再对苏联政权抱有希望，苏联的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倒台甚至没有引起任何同情。正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位反对派领袖瓦西里·利皮茨基所写的：“苏联解体的过程出乎意料的平静，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各加盟共和国被出其不意地据为己有了，在俄罗斯的反对派内却出现了分歧和动摇。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如此剧烈的转变(一个超级大国的灭亡)竟然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这就使那些策划者们觊觎着今后更加胆大妄为的行动，而下一次的分歧点就是盖达尔的经济改革。”1993年8月12日《独立报》。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1991年的12月10日批准了“别洛韦日协议”，共有367名代表参加投票。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乌克兰不太受欢迎，他的讲话甚至没有赢得掌声，即便如此，仍有288位代表投了赞成票，10人投了反对票，7人弃权，另有62名代表没有参加这次的记名投票。同一天，“别洛韦日协议”在白俄罗斯也被批准通过，有263名代表投票赞成，2人弃权，另有27名代表虽然到会，但没参加投票，只有一名代表投了反对票，他就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于12月12日开会讨论“别洛韦日协议”，叶利钦就在白俄罗斯召开的三国领导人会晤上作了简短的报告，他的报告赢得了代表们的掌声。大会辩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还有共产党议员团，但他们中却没有任何代表发言，而谢尔盖·巴布林则代表俄罗斯全民协会发言反对批准该条约。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在俄联邦只有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这样的宪法文件。巴布林还十分肯定地指出，现在是1991年，不应将1922年的联盟条约当成现行文件援引，目前国家实行的是1977年宪法，而明斯克条约是对宪法的肆意践踏，甚至是全盘否定。巴布林最后说：“‘俄罗斯全民协会’和‘俄罗斯议员团’欢迎将无能的中央政权从政治舞台上赶走，我们始终赞成重建一个统一的联盟制国家，其基础应该是白俄罗斯、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及哈萨克斯坦组成的坚实联盟。”谢尔盖·巴布林：《祖国的变革》，莫斯科，1995，第49页。“别洛韦日协议”最终还是在俄联邦获得通过，188名代表投票赞成，7 人弃权，62名代表没有投票，有6人投了反对票，他们是巴布林、伊萨科夫、康斯坦丁诺夫、雷索夫、波洛兹科夫和巴甫洛夫。


当“别洛韦日协议”在基辅、明斯克和莫斯科先后获得批准之后，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从他的话语中流露出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前后矛盾的立场：“一些法西斯独裁者将篡夺政权……”，“我认为国家观念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我不认为，在白俄罗斯签署的条约具备实行的机制”；“我们苏联来到这个世界已经60～70年了，它不应该毁在我们的手里”，“俄罗斯领导人利用了乌克兰”，“我早预料到会这样”，“只有当联盟条约彻底完结时我才辞职”，等等。戈尔巴乔夫每天仍然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上班，他与几乎所有的西方领导人通电话，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在这期间，戈尔巴乔夫还签署了多项命令，包括关于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的命令、对苏联国务院决议的补充和修改命令等。1991年12月11日，戈尔巴乔夫下令为1991年在科学、文学、艺术和建筑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者颁发苏联国家奖。获奖人数众多，其中有作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和布拉特·奥库贾瓦。然而由谁来出面，又如何授予这些奖项呢？12月13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外交部下达了一系列的任免和调动命令，当时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已任外交部长一个多月，戈尔巴乔夫已不能与潘金共事，叶利钦对谢瓦尔德纳泽的任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又下令对军队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任免及调动，他还确定了苏联军人的入伍誓词。12月20日，又有一大批演员被授予“苏联人民演员”的称号。仅在12月21日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就签署了28项命令，其中大部分是授奖命令，也就是在这一天，戈尔巴乔夫终于明白，其实是有人使他明白，是他该离开的时候了。在与法国总统密特朗通电话时，戈尔巴乔夫说，最近几天他将宣布自己辞职的声明。


独联体第二次诞生


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第一次诞生是在维斯库利的别洛韦日密林中。几天之后，即12月11日，亚美尼亚宣布加入该组织，摩尔多瓦于12月12日宣布加入。12月12日，中亚各国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聚集在阿什哈巴德，他们对三国事先未与他们进行任何协商就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气愤不已，然而他们已经别无选择，12日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其他国家一样成为独联体平等的成员国。随后，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也宣布加入独联体。如此一来，关于成立独联体的条约应重新起草，不是以三国的名义，而是以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名义共同起草。12月11～20日，在莫斯科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人们就此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戈尔巴乔夫没有被邀请参加协商，但是他自己提出了多项建议，并发给了在阿拉木图参加谈论条约内容的人。他在建议中提到，应该确定从苏联到独联体的过渡时期，在苏联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独立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否则就会陷入可怕的危险之中。戈尔巴乔夫在建议中还列举出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各共和国“分割”的机构，为了保证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应保留一些领导机构或者是协调机关。最棘手的问题是关于苏联军队的命运及其战略组成问题。当然，戈尔巴乔夫的这些想法无可指责，戈尔巴乔夫最后还提出，在这些跨国间的机构中他可以找到一席之地，发挥自己的余热。1991年12月17日，苏联总统顾问和新闻秘书安德烈·格拉乔夫在记者会上说，戈尔巴乔夫自我感觉很好，他处在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状态中，并就“过渡期”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戈尔巴乔夫关心的是从苏联到独联体的转变进程应在民主的框架内合法、公开地进行。”格拉乔夫指出：“我没有感觉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结束，他是一个注重过程而不是具体职位的人，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谈论属于他的时代。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考虑辞职问题。”1991年12月18日《消息报》。


与此同时，叶利钦正加大力度继续捣毁苏联残余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以迫使戈尔巴乔夫辞职。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出应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苏联解体的决议，至少也应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作为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我们的权力能被保留下来，因此我们经常聚集在最高苏维埃进行一些非正式的协商和座谈。然而根据叶利钦的建议，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决定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中召回俄罗斯的代表，这就剥夺了我们参加总结会议的机会。12月19日，叶利钦决定终止苏联外交部的活动，第二天，苏联国家银行被撤销，改称俄罗斯银行。早在12月14日或15日，叶利钦就已通知戈尔巴乔夫，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和总统本人将在克里姆林宫里工作，戈尔巴乔夫应尽早离开克里姆林宫，这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最后通牒。叶利钦后来解释自己的这一决定时写道：“我的决定带有原则性和战略性。克里姆林宫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而且是最重要的国家设施，这里配备了国家的国防体系和指挥行动系统，从全世界各地发来的密码电报都汇集到这里，这里装有最精密的安全体系。克里姆林宫是国家的象征。毫不客气地说，从克里姆林宫驱逐一个人至少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克里姆林宫是国家政策稳定性、长期性和坚固性的象征。在我进入克里姆林宫前一周就通知了戈尔巴乔夫及其总统办公厅，而且所给的准备期限十分宽裕。”鲍里斯·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62页。


戈尔巴乔夫非常沉痛地接受了叶利钦入主克里姆林宫的决定，他的一位亲信建议他可以离开克里姆林宫，但不能辞去苏联总统的职位。世界上有流亡政府，也有流亡的君主和总统，苏联总统同样可以存在，只是手中已没有任何实权罢了。戈尔巴乔夫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他一直在等待来自阿拉木图的消息，12月20日晚上，11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聚集在那里进行紧急磋商，只有格鲁吉亚总统没有到会，因为这个国家发生了内战，兹维阿德·加姆萨胡尔季阿总统被反对派领导的武装力量包围在第比利斯政府大厦的总统办公室中。


12月21日，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在阿拉木图诞生了，这是由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合体。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和终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言》，阿塞拜疆总统穆塔利博夫、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塔吉克斯坦总统纳比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也在文件上先后签字。此外，11国的领导人还签署了其他几项决议和议定书，其中包括对戈尔巴乔夫的专项决定。独联体成员国的领导人在决定中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总统制已经结束，他们对戈尔巴乔夫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此外，决定中还为戈尔巴乔夫规定了终身的养老金，为他本人及其家人提供终身医疗服务，并为其配备20名警卫和两辆专车——“吉尔-115”和“嘎斯-31”。独联体国家领导人“下达命令，由俄联邦政府负责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戈尔巴乔夫下台


阿拉木图决议是在12月21下午报告给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当天开始准备辞职声明，但他并没有急于公布，因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单独和叶利钦商讨，因此戈尔巴乔夫等着叶利钦从哈萨克斯坦的归来。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单独会见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持续了10个小时。许多问题都有了最终的答案，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安排，前总统的个人安排和养老金问题，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和办公人员的安排问题等。12月25日晚7点，戈尔巴乔夫签署了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命令，随后他邀请摄像人员和新闻记者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电视直播，前苏联的几家电视台和世界上153个国家的电视台都转播了辞职声明的内容。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次发言并没有包含深刻而有意义的思想内容，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伤心，他表示没有完成自己应负的使命，但又称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他最后说道：“我是带着一颗不安的心离开的。”电视讲话之后，戈尔巴乔夫又回答了记者们的几个问题，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准备将核密码移交给叶利钦。然而与戈尔巴乔夫见面的却是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叶利钦由于不满戈尔巴乔夫最后讲话的内容而拒绝在前总统的办公室中接受核密码，他建议在克里姆林宫的另外一个地方进行交接仪式。但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了叶利钦的建议，他在没有任何电视摄像的情况下将两名上校交给沙波什尼科夫指挥，这两人时时刻刻都跟随在国家元首身边，是专门保护“核密码箱”的。戈尔巴乔夫最后的告别晚宴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核桃厅中进行的，只有他身边最亲近的五个人参加。在这最后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电话竟然没有响一声，没有任何人表示支持与同情。


在戈尔巴乔夫做电视讲话的时候，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红色的苏联国旗被降了下来，升上了俄罗斯的三色旗。没有任何人来送行，戈尔巴乔夫孤独地回到自己的别墅，而几天之后戈尔巴乔夫连这个地方也不得不离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此正式宣告结束。


12月25日晚，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宣布，美国承认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地位。12月27日早晨，叶利钦搬进克里姆林宫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中。1991年12月30日，独联体成员国的领导人再次会集明斯克，以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战略性核导弹的问题。俄罗斯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当独联体各国的领导人有意冷落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西方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却纷纷发来电报，并发表纪念戈尔巴乔夫的专题文章。“他复兴了苏联外交”，“他将国家从持续70年的停滞和压迫中解救出来”，“他为德国的统一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没有几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而戈尔巴乔夫却做到了”，“我认为他是近百年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他是将自由还给了东欧各国的伟人”，“他以和平方式将自由赋予了苏联各族人民”，“他是位勇敢的领导人，他将永载史册”，“他最终将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这些都是各国领导人来信中的只言片语，其中包括科尔、撒切尔夫人、梅杰、里根、梅内姆、密特朗、瓦尔德海姆等等。而中国的新华社则刊登了一篇谴责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的声明，文中指出正是新思维导致了苏联的“政治动乱、民族内讧和经济危机”。西方许多著名报纸和杂志的评论也极具批判性：“戈尔巴乔夫是个彻底失败的改革家”，“他使许多企业对所谓的‘改革’充满希望，然而却以破产告终”，“戈尔巴乔夫极不光彩地离开了”，“他不是称职的领导人，他断送了现有的国家制度，却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替代”，“他走完了通向意外的天堂之路”，这些只是援引西方广播和报纸上的一小部分评论。1991年12月，一些俄罗斯和西方的观察家就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问题作了更深刻而全面的评价，其中阿尔贝特·普卢特尼克在《消息报》上撰文指出：“对历史而言，改革的总设计师以何种理由进行改革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革的成果如何。那么苏联改革的成果是什么呢？这就是强大帝国的覆灭、共产主义神话的破灭，以及阻碍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苏联极权制度的结束……戈尔巴乔夫自负地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鼓动者和宣传者，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忠实拥护者，但正是他一步步地将由斯大林主义构筑的坚实堡垒、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制度彻底摧毁了……他的出现比他的离去意义更为深远。”1991年12月24日《消息报》。时任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也在自己的政治日记中写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我确实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发生。这使我感到震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戈尔巴乔夫所有光环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致命的不足，他没有能力采取强硬果断的措施并将其付诸行动，他是拖延时间、看风使舵的高手。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曾不止一次地遭受攻击、面临绝境，但他都予以了巧妙而有力的回击。然而，当需要制定和巩固强硬的经济改革方针的时候，他却像哈姆雷特一样选择了逃避。我把这种摇摆不定的趋势称作是缺陷，而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嘉奖。”《人物》，《独立报》1998年第20期，第7页。


西方和东方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褒贬不一，这不仅因为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而且也因为不能以一个统一的定义和标准来为戈尔巴乔夫定论，他对社会的贡献可以说是功过参半，他做的一切该怎样在历史的天平上衡量？有人主张原谅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安德烈·诺维科夫就曾写道：“戈尔巴乔夫所实行的政策是符合道德规范的，为此就应为他树碑立传。诚然，他输掉了改革，输掉了伟大帝国的帝王权杖，甚至输掉了整个帝国和人心，但是，他却赢得了另外一种对现代人来说难于理解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政治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有其个人性格因素：随和宽容、优柔寡断和思想执著。失败还缘于客观原因，本身具有的客观属性使这个帝国看起来就像是由生锈的钉子胡乱钉合在一起，这个帝国的任何改革都将不可避免地失败，然而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的划时代意义并不在此。也可以说，他的失败是他自觉自愿的选择，是他立场态度的表现。无论是人民，还是反对派，都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尊敬。”1995年4月5日《文学报》，第11页。这是颇为奇怪和错误的观点，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代价太过沉重，怎么能够就这样简单而轻易地逃避责任呢？还有一些文章的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根本不配称为改革者，弗拉基米尔·帕斯图霍夫指出：“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并不能被称为改革家，真正的改革者应为自己的活动设定明确的终极目标，而戈尔巴乔夫并不具备这点，他的指导原则是‘不能这样生活’，这就使得他更多地不是主动去争取，而是在逃避。”《大城邦——特快》，1993年12月8日。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尔奇·布朗对这种评价提出了异议，他写道：“在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和失败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他所面临的困难和阻碍，有理由把戈尔巴乔夫称为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他对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结束‘冷战’方面做出了任何人无法比拟的贡献，他促进了国家关于言论、出版、结社、宗教、移民等方面的自由进程，如今的俄罗斯是其漫长的历史中最自由的一个时期。”布朗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功绩及最大的成果便是共产主义的崩溃，以及摒弃了共产主义的目标和手段。”阿尔奇·布朗：《戈尔巴乔夫》，《牛津大学校刊》，1996，第317～318页。然而他也许不知道，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早在1917年的时候就使俄罗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但是当时有谁利用了这个自由了吗？以法律和秩序为根基的自由才是最有价值的自由。戈尔巴乔夫使俄罗斯变成了贫穷落后、分崩离析、备受凌辱的国家，变成了抛弃自身传统的自由国家，这不是所谓的杰出贡献。


我认为，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活动的最真实的评价，可以从戈尔巴乔夫多年的顾问和助手的文章或描述中窥见一斑。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曾表示过，戈尔巴乔夫明白，像苏联这样的兵营式社会，需要有人“指挥”进行变革。“于是他便来指挥，最初的三年他试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改变社会，直到1987年他才开始怀疑这条路线。1987年夏天，他在克里木对我说：‘阿纳托利，你知道吗……我将走得很远，很远，没有人知道我会走多远。’然而到了1988年，他所启动的改革进程竟然超出了他的设想，他已无力控制被他所解放的社会及知识分子力量，他没有任何神奇超凡的想法，只是强迫这个系统运转，而对系统本身他却从来不曾怀疑过。他也希望推陈出新，但是他自己都不清楚，如何建立这种‘全新的状态’。曾有过朦胧的希望，但这只是过眼云烟。戈尔巴乔夫不具备‘伟人’的个人品质，但他却从事着一个伟大的事业，从历史角度来看，也许这更为重要。”《国际生活》1993年第7期，第50～53页。沙赫纳扎罗夫曾写道：“戈尔巴乔夫太急于求成，他甚至过分地急于着手改革，而这种改革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应当着手进行。苏联解体是世界性的悲剧，但它并不是民主化突飞猛进的结果，而是这个进程整整晚了二十多年。这个体系已承受不了如此重压，已经开始出现瓦解的迹象，于是它便很容易地成为敌对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牺牲品。”格·沙赫纳扎罗夫：《与过去岁月诀别》，莫斯科，2001，第34页。安德烈·格拉乔夫则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只是发挥核反应堆中的燃料棒作用，而这个核反应堆正是由他本人在俄罗斯挑起的新一轮的混乱。当他不再积极地发挥燃料棒的作用时，他也就完成了他的绝大部分使命。事情主要在于，戈尔巴乔夫并不知道，历史想要什么，历史最终将他本人、他的国家以及他所进行的改革带向何方。”2002年4月11日《独立报》。应该补充一点，戈尔巴乔夫不仅不知道历史要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他的观点总是模糊不清，表述不明。戈尔巴乔夫惨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虽然戈尔巴乔夫得到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当然这种支持也是有条件的，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大众的支持。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那么如何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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