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潘晓，还记得这个名字吗？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1980之夏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以下为信件的全文——

　　作者：潘晓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想，我爸爸、妈妈、外祖父都是共产党员，我当然也相信共产主义，我将来也要入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我进入小学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开始了，尔后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

　　那年我初中毕业，外祖父去世了。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突然变得冷酷起来，为了钱的问题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亲竟因此拒绝给我寄抚养费，使我不能继续上学而沦为社会青年。……我得了一场重病。病好后……被分配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里……

　　我相信组织。可我给领导提了一条意见，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团的原因……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我寻找爱情。我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之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

　　我求助于人类智慧的宝库——拼命看书。我读了黑格尔、达尔文……巴尔扎克……大师们像刀子一样犀利的笔把人的本性一层层地揭开，让我更深刻地洞见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我惊叹现实中的人与事竟和大师们所写的如此相像……(我)看到的都是一个个葛朗台、聂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

　　编辑同志……我把这些都披露出来，并不是打算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良方妙药。如果你们敢于发表它，我倒愿意让全国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

人生激辩——回望“潘晓讨论”


▲刊载《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封面。

任何的社会变革总是思想先行。而振聋发聩的文字，往往会引发全社会的震撼，从而开启一个时代——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封信用沉重、幽怨、郁闷、诚挚、激愤的笔触书写了人生痛苦和创伤，甫一发表，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从1980年5月开始到这一年的年底，《中国青年》杂志社收到六万多封读者来信，社会各界，尤其是高校，对这一问题的专场讨论不胜枚举。


28年后的今天，回望那场讨论，虽然那是一场非黑即白、二元分明，简单而不深入、结论匆忙的讨论，但由它引发的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使其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识性事件。


五月的惊雷


▲1980年的黄晓菊。

1980年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开始，延续着从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理想主义色彩，一如这一年第5期《中国青年》的封面：纯洁的蓝天下白玉兰盎然绽放，花瓣上飞舞着一只蜜蜂……


然而，那个五月，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经意中翻开这个封面，猝不及防地发现他们翻开了一片电场、一滚惊雷、一声震撼。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搅动了一个时代……


在西城官园育强胡同《中国青年》杂志社办公室，工作人员从靠墙的一排大文件柜里找到了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打开尘封，是厚厚的一摞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发稿原件，用方格稿纸、蓝黑钢笔字工工整整誊抄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在最上面：


编辑同志：


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在讲述了自己在工作、爱情、家庭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后，潘晓最后这样写道：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的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28年后的今天，人们再读这封信的时候，已不足为奇。信中关于人生的困惑相对于价值多元的现在也已不再振聋发聩，而舆论环境的大为宽松也已使得信中大胆直言毫无忌讳的表达方式不再显得离经叛道。但是，时光倒回当年那个五月，当时的人们在不经意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毫无心理准备，他们的第一反应令今天的人们不可思议。“触电”、“感觉有一颗炸弹在心里爆炸”、“浑身颤栗”、“激动得流泪”、“恐惧”……在已经泛黄的杂志和内部材料刊登的一封封来信中，充满大量类似的字眼。这些词汇是当年读者们来描述他们最初读到这封信时的直接感受。


当年毅然决定要发表这封信的《中国青年》前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说：“产生巨大反响是意料和情理之中的，那一代年轻人从小受的是全红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就像关在一间封闭的小屋子里，窗外是一簇人为摆放的鲜花，只有袭人的花香和恋花的蜂蝶，但当他们有朝一日走出这个房间，发现世界不只是一个窗户那么大小，也不只有鲜花和蜜蜂，世界很大，也很复杂，有阳光也有阴暗，有鲜花也有毒草。因此，困惑是必然的，思索也是必然的，困惑和思索说明这代青年开始清醒、开始独立、开始前进。他们大有希望。”已78岁高龄的关志豪说到这里，激动起来。


“这是一颗真实的、不加任何粉饰的信号弹，赤裸裸地打入生活，引起反响。”在所有对这封信的比喻里，太原读者贺海毅的这句话最为独特而贴切。


信号弹既已升空，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随之爆发。


盛夏的炽热


▲“潘晓”来信发稿原件。

刊有“潘晓讨论”的《中国青年》5月11日发行，14日编辑部就开始收到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17日上升到100件，27日突破了1000件，之后一直保持在每天1000件左右。据6月9日的统计，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件。


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社会学博士彭明榜现在是《青年心理》杂志社社长，当年“潘晓讨论”如火如荼的时候，他还在中学读书，但是到《中国青年》工作后，他一直在追寻当年那场讨论所牵涉的人、发生的事、深层的理。


彭明榜说，和季节出奇的吻合，“潘晓讨论”整整“热”了一个夏天。最初的读者来信在就人生的意义发言的同时，几乎都对这场讨论本身表示了强烈的感激和敬佩：“全国多少青年和潘晓一样，希冀着心灵的甘露，在渴望着点燃青春的火炬。”


除了感佩，许多读者还怀有种种疑惧。他们有的怀疑发表这封信是为了引诱青年谈出真实思想，是个“圈套”；有的替“潘晓”表示担忧；甚至还有为《中国青年》担心的，他们说《中国青年》弄不好要挨批评，这场讨论说不定会被“围剿”…… 彭明榜说，不能说这些担心只是读者的杞人忧天。社会上对这封信也并非一片叫好，基层的许多领导对开展这场讨论横加压制，把这一期《中国青年》当成了禁书，有的人甚至写信谩骂编辑部是“纵火犯”，将发表这封信上纲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编辑部也未必没有一些忐忑——6月11日出版的第6期就明显“保守”，所发表的几篇讨论文章四平八稳地照顾各方面的观点，特别是有一篇《“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说教味道很浓：


由一个阶级的人生观跳到另一个阶级的人生观，公开主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曾见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先进典型，其原因就在于“为自我”与“为别人”是互相矛盾的，二者不可得兼。所谓“客观为别人”只不过是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遮羞。(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6期)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编辑部将6月15日编印的《〈中国青年〉读者来信摘编》直接送交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此举可以理解为寻求中宣部对“潘晓讨论”的关注和支持。


不过，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担心显得有些多余，进入6月中旬后，“潘晓讨论”得到广泛支持。《人民日报》首先报道了《中国青年》开展人生意义讨论的消息，并在评论员文章中称赞这一场讨论“把青年思想深处的东西端了出来，进行真正同志式的讨论，是感人至深的。”新华社在报道这场讨论的盛况时也肯定“只有了解青年，才能帮助青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决问题。”《中国青年报》将“潘晓”的信摘要发表，之后也开展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专栏。6月20日，王任重在《读者来信摘编》上批示，让编辑部“向书记处写一个情况反映”，并表态说“对潘晓的同情、支援表现了我们有许多‘助人为乐’的好青年！可以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好风尚的表现！”



▲“潘晓”来信发稿稿签。

6月18日下午，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团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编辑部。胡乔木与编辑部负责人关志豪、王江云、郭楠柠等谈话将近3小时。谈话结束后，他还兴致很高地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合了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同志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摘要：


这个讨论引起了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


此后，编辑部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讲话的精神来推动讨论展开的：从第7期开始，将原来每期八页的版面扩大到二十页，而且发表了许多讲述自己和潘晓类似或者更悲惨经历的来稿；第8期让潘晓在杂志上出了场，刊登了一封对讨论表示感动和感谢的《潘晓同志来信》：


我万没想到，《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之后，孤寂、痛苦和绝望中的我，一下子获得了全国数以万计同代人的关注和声援。……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神父”、“长官”们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姐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在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这种珍于一切、最真诚的心灵的交流，用任何最动人的感激之词加以报答，都只能是对它本身格调的贬低。


为了使讨论“有点波澜”，第8期还发表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赵林写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一文：


自私首先是一种自我发现：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意识到“我”的重要意义。……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首先是个人，所以每个自觉到自我价值的人都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就是历史”。(原载《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记者电话采访了现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赵林，他说：“我在一封给黄晓菊(潘晓讨论的关键人物，下文将述及)的信中明确说，由你和潘祎(潘晓讨论的另一关键人物，下文将述及)拉开序幕的这场大讨论，很可能将由我来扮演主角。果然，从《中国青年》第9期开始，‘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成了众多来信谈论的主题。”


发表于《中国青年》1980年第10期上、署名桂钢的读者来信这样肯定赵林：


以往我所接受的现成的演绎法所解不开的生活之谜，现在用你替我寻来的这把钥匙，竟是一捅便捅开了郁结于心的种种疑惑和迷惘……自我只是为了生存得更有价值，自我乃是推动社会政治的能源。


而更多的声音是对赵林观点的驳斥，第10期上署名何乐为的读者来信最有代表性：


赵文武断地宣布“说谎、欺诈、恭维、奉承是人生的真谛”，“自私是人的本质”。这就把人类经过漫长岁月艰难成长起来的一切良知、美德统统踩在脚下，把全人类(除去作者自己)推到道德的被告席上。连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义气也没有了；连给乞讨者施舍的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了；更不用说董存瑞、黄继光的“正义冲动”了……

谁是潘晓？


那么，谁是潘晓？关志豪说：“潘晓只是一个符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代青年对爱与激情，人生的痛苦与迷惘思索与讨论的一个象征性符号。”


在签发《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稿签上，记者发现签发编辑叫马笑冬，试图与她联系，彭明榜说：“马笑冬现在病得厉害，没法接受采访了。她离开中国青年杂志社后，于1988年出国，1998年在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1999年回国后一直在复旦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


好在另一位编辑马丽珍还在，这位从中国妇女报社副社长职位上退休的热心大姐讲述了当年事情的缘起。


组织讨论是《中国青年》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有效的传统方式。1979年，《中国青年》开展过一场“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社会反响不错。所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着手组织下一场讨论，当时选定的题目是“讲实惠”，因为当时青年中流行着一句很有名的口号“一切向钱看”，“讲实惠”成了一种时尚。


1980年年初，马丽珍刚从群工部调到思想教育部一年，编委会就安排她准备这个选题。马丽珍在准备过程中，越来越觉得难度很大。那时，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也是群众议论的热点，而讨论“讲实惠”很容易牵涉到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一旦与这个问题沾上，就不好收场了。马丽珍决定推翻这个选题，但推翻这个选题，必须提出新的选题。


一天下午，她到群工部看了两小时的读者来信，许多信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了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她挑出其中35封，隐约中觉得或许可以提炼出一个选题。


马丽珍与总编辑关志豪住同一个单元，一天下班的路上，马丽珍向关志豪讲了开展人生观讨论的想法。关志豪让马丽珍把那35封信给他看看。第二天，看过信后的关志豪就同意了这个选题。


定下了人生观讨论的选题，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马丽珍和另一个编辑马笑冬做进一步的调研。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二马”每天早出晚归，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


在一次座谈会上，马笑冬认识了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青年女工黄晓菊。通过几次交谈，她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就问她愿不愿意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黄表示同意，马笑冬便向她约稿。


也是在这前后，“二马”到北京经济学院开一次座谈会。学院团委书记李庆堃向她们推荐了二年级学生潘祎。李庆堃说，这个学生很灰，不久前刚自杀过，你们可以和他单独谈谈。“二马”于是分开行动：马笑冬去参加座谈会，马丽珍去和潘祎单独交谈。


1980年4月7日，马丽珍与潘祎从下午两点多谈到六点多。马丽珍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他表示愿意，马丽珍就向他约了稿。


不久，黄、潘的稿子分别交到编辑部。潘祎的不能用，但其中一些语言和观点可供参考，而黄晓菊的原稿有8000多字，分为“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四部分，基本可用。编辑部将这两篇稿子交给马笑冬，由她执笔作最后的修改。


最后见刊的那封信，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都基本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很多话甚至是原文，潘祎的一些话也糅了进去，还吸收了一些在座谈会上听来的语言。最后，她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


对于这封信，马丽珍这样评价：“它实际上是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青年思潮，而且基本是取材于黄晓菊的来稿，吸收了潘祎的一些语言，还吸收了座谈会听来的东西，说它是‘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但也不能因此说黄晓菊、潘祎就是‘潘晓’。‘潘晓’是个思想典型人物，不是一个真人，不能个性化。所以我当时就跟潘祎说过，在外面谁也不要说自己是‘潘晓’。”


原《中国青年》编辑部主任彭明榜认为，很显然，以编辑部要引发一场讨论的标准来看，经马笑冬编辑的这封信是超标准地“合格”。它既体现了一代青年经过“文革”后痛苦的精神历程和反思的成果，其《忏悔录》式的坦诚和直言不讳的表达方式又正好与当时青年的基本情绪和思想合拍。


面对这样一封信，编辑部肯定已预料到它的发表将引起不小的轰动。在由马笑冬起草、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作了很大修改的《编者的话》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了将由此引发一场大讨论的预示。


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都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人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等等，都曾经对社会的前进作出过贡献。


这段话固然可以理解为是对80年代初“一次社会较大进步的前夕”的敏锐感觉，同时更传达出编辑部对将要发起的这场人生观讨论的自信和乐观！


然而，历史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潘晓讨论”也是……

秋天的萧落


▲“潘晓”的两位主人公黄晓菊和潘祎唯一一张合影。

尽管编辑部从一开始就对各新闻单位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并一直坚持认为潘晓只是个思想典型人物，黄晓菊并不完全就是潘晓，但依然挡不住那么多人想见潘晓的愿望。


8月20日，在《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安排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播发了采访黄晓菊的专题报道。本来是作为一个思想典型人物的潘晓被具体化为实实在在的黄晓菊了。虽然黄晓菊在亿万观众面前对那封信作了说明，最后的表态很“正面”也很富于哲理：“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垃圾就像苍蝇那样活着！”但是，黄晓菊的这一次“出场”还是无可挽回地使“潘晓讨论”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潘晓讨论”热在夏天结束了，进入秋天，“潘晓讨论”成了一棵风中的树。


9月23日，工人日报社的内刊《情况参考》第212期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


第一封信题为《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写信人署名为“山西娘子关电厂宁翠荣”。这封信写道：


各类刊物以大幅大幅的版面对她的这篇“天才成名之作”大加评论、吹捧，使她从一个“无名小卒”一下子成了全国人人瞩目的“风云人物”。……恳切希望快刹住这股风，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弊多利少，得不偿失！


第二封信题为《邻居眼里的潘晓》，署名为“北京石月”。这封信先说“街坊邻居原来不知道潘晓是谁，一看电视才知道潘晓就在自己身边，先知其人，后闻其名，有反胃似的不舒服。”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说她“打姥姥”、“不给姥姥吃饭”、“‘主观为己’是做到了，‘客观为人’则还差得远”……


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第74期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在这一期《宣传要闻》上作了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传开。几天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的情况》，实际上把潘晓的信说成了“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


为了对这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作一个回答，《中国青年》杂志编委会于10月30日向胡耀邦、王任重、朱穆之及中宣部送交了一份长达六千余字的《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同时也送给了各家新闻单位。这份《调查报告》主要就“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关于‘邻居眼里的潘晓’问题”进行答辩。


需要特别提出来一说的是，这个《调查报告》有一个细节在后来对这场讨论起到了颇值得玩味的影响。在《调查报告》最后，总编辑关志豪加了这样几句：


我们对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胡耀邦同志不要轻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作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


周晓东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9期。

78岁的关志豪，在28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仍脱口背出了这几句话。他说：“后来有人说我不该写这段话，但我无怨无悔。我写得没错。”


这份《调查报告》送上去的第二天，关志豪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问耀邦看了没有，什么态度。梁秘书回答：耀邦看了，没说什么，用红铅笔在那段话下面画了曲线。


总政治部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3028期作为《政治工作参阅件》转发了全军；在11月26日召开的全国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胡耀邦对潘晓问题有此一说——“潘晓不是真潘晓，是塑造的潘晓，是两个人的信合起来的。”一些地方便据此将“潘晓讨论”简单地理解为“《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从而已滋长出全盘否定这场讨论的趋向。

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上级指示编辑部，要尽快收场，以免招致更多更严重的批评。12月11日，第12期《中国青年》出版。关于人生观讨论的版面缩减到八页，并且宣布发完本期后，群众性的笔谈讨论结束。第12期所发的文章再没有一篇是青年的讨论稿，群众性的笔谈实际上在第11期就结束了。


从第5期到第12期，《中国青年》关于潘晓讨论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约十七八万字；在讨论开展的7个月时间里，编辑部共收到来信来稿六万多件，其中不少信稿是几十、上百青年联名写的；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由325万上涨到397万；关注和参与这场讨论的青年以千万计……


宣布群众的笔谈讨论结束容易，但要宣布整个讨论结束却很难。这个难就是编辑部如何做总结。


在距宣布群众笔谈讨论结束三个月之后，1981年第6期《中国青年》姗姗来迟地发表了编辑部的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


已经从中国妇女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职位上退休的郭楠柠和她的老伴陈汉涛是这篇文章的作者。郭楠柠和当时任文艺部副主任的丈夫陈汉涛夫妇俩在社领导的“钦点”下，开了一回“夫妻店”。


▲1980年5月，关志豪在看稿。

郭楠柠说：“我和汉涛重新看了一遍讨论中发表的所有文章和内部资料，又花了很大功夫去读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然后梳理材料，提炼问题，明确观点，废寝忘食地苦干了一个月，完成了18000字的初稿。”这篇文章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四部分。


文章写好后，编辑部决定送请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审阅。王任重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于是，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理论局局长洪禹约请了邢贲思、汝信等五位专家与郭楠柠、陈汉涛夫妇一起座谈讨论了三天。几位专家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讨论方式没有提出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只提出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


文章发表后，《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总结，《人民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摘要。至此，搅动了全国青年人心的“潘晓讨论”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结束。


但 “潘晓讨论”仍余波翻腾——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华中工学院党委向胡耀邦等领导人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我院党委宣传部和共青团委组织几个同志查阅了《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1980年下半年开展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发表的所有两百多篇文章，发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的精神污染。建议在这次清理精神污染中，必须对两青年报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次在青年中影响很大的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认真进行清理。”


胡耀邦于12月12日在华中工学院党委的来信上这样批示：“……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关志豪说，耀邦是个好人，关键时候保护了我们。


赵林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

彭明榜说，逃过了被作为“精神污染”典型的“清理”，但“提高认识”的检查却不得不做。首先，《中国青年》编委会向上级写了《关于“潘晓讨论”问题的检查报告》。在这份《检查》里，编委会自己给这场讨论扣上了“罪状”：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了、条理化了，特别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一提法变成了一部分人的口头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其次，为消除“潘晓讨论”的影响，还须公开表态。1984年第1期《中国青年》发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错在哪里？》的专文。这篇专文的“编者按”自己违心地否定了自己：“这场讨论的社会效果不好，在青年中造成不良影响。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


作为社会学家的彭明榜说：“如果说这就是定性的话，是很遗憾的，同为遗憾的还有，堪称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思想宝库的六万多封信，没有经过任何社会学方法的处理，就被当成‘废纸’让造纸厂的汽车拉去化为纸浆了。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前没有过、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如此壮观的大规模的全国讨论了，尤其不会有如此丰富如此袒露的思想作为人们研究的样本了。”

改变的命运


《中国青年》因“潘晓讨论”一度命运多舛。作为旋涡中的三个关键人物黄晓菊、潘祎、赵林又如何呢？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场自发的人生观大讨论，作为我国思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肯定，但在当时，这场讨论所开创的思想自由局面，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看，都是极其有限的，许多社会上的‘正统人士’，尤其是某些单位的领导，一般都把参与讨论者当作有异端思想的危险人物来对待，在讨论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热情参与讨论的青年人，许多都受到了单位的‘特殊待遇’，对日后的分配、工作、提职、晋级等现实问题都造成了无形的影响。”赵林在电话里这样告诉记者。


“一夜成名”后的黄晓菊，社会活动骤然多了起来，大学生们纷纷请她参加活动，和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厂门口每天站着陌生人，口口声声说要见“潘晓”，要和她谈人生，谈理想。这让厂里很为难。


工厂是呆不下去了。她想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去工作，《中国青年》帮她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部。


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一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我不想只求一份工资或一个饭碗，我又开始不安心了。”黄晓菊说。


一次，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招聘图书资料员的广告，她去应聘并通过了考试。


“这样，我从一个‘有学问人’的地方，挪到了另一个‘有更大学问人’的地方。”在社科院当图书管理员，黄晓菊依然“个性”。


“大知识分子们”都觉得她“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按自己认为对的办，不能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


自然而然，当所里第一次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时，她第一个被解聘。


比她小4岁的丈夫也离开了她。生活是现实的。生下儿子后，丈夫常问黄晓菊：“你不是‘潘晓’吗？怎么和其他妇女没两样？”


生计陷入困境，她把儿子全托，下海南、去深圳自谋生路。


1988年，黄晓菊到达海南。在《海南特区报》，除了写稿，她还要去拉广告。“我那种跟‘学问人’一起便能提升自己品质的谬想已荡然无存。”在深圳，黄晓菊作过电台热线节目主持人，在一个日本人家里做过“女佣”。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她依然故我，只进自己喜欢的货，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我其实不是生意人，我跟他们不一样。” 黄晓菊始终抵制着“已为生意人”的事实，在商10年，她甚至没有多少积蓄，“够基本生活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但是我心里感觉好就行，我喜欢听歌剧、喜欢美食、喜欢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机会我还想写东西，比如在报刊上开个专栏，”在百盛星巴克，黄晓菊喝着苦咖啡，跟记者聊天。


潘祎没有读完大学，命运也更加坎坷。据潘祎自己讲，当年北京经济学院不满“思想有问题”的潘祎被塑造成全国闻名的“典型”，把他带到北京一家医院，由一位实习大夫诊断为“重型精神病”，并在潘祎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的父母签订了自动退学协议书。


1983年在马丽珍的帮助下，潘祎在前门联社做起了装卸工。8月，全国“严打”开始，同去提货的司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并要求潘祎保密。9月，司机被抓，10月，潘祎被传讯，这一关就是3年。出狱后，他刷过瓶子，当过编务，做过发行。上世纪90年代后，他曾一度频繁跳槽，在许多公司做过广告部经理、副总、总裁助理。


接近2000年，潘祎做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在网络上，取名‘大侠’，发表一些关于经济方面的观点。”彭明榜说。在彭的记忆里，潘的最后一份职业是在“中华英才网”主持“老潘信箱”，“专门解答求职者和职场中人的种种问题。”


“以前，我因为讨论人生而被迫改变了人生之旅。如今，在互联网上，我又与那些年龄18到24岁的年轻人继续着人生的话题。我不知道这对于我是不是一个难以打破的宿命。”潘祎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说。


潘祎现在何处，彭明榜和黄晓菊都在猜测。“也许出国了？他妻子在挪威。”


赵林现在是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武汉大学辩论队主教练。“我喜欢哲学，读历史本科期间，旁听了几乎哲学系所有课程，硕士报考的就是哲学，但是由于发表在《中国青年》的那封信成了我思想‘一贯自由化’的最初证据，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哲学的神圣殿堂把我拒之门外。我为此曾一度消沉，但是顽强的自我意识和一种内在的使命感还是使我从玩世不恭中振作起来，1993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武汉大学的哲学博士，”赵林说，“当年，因为参加了这个讨论，我成了学校各级领导注意的人物，也因此经常发生辩论，如果说我还有辩才，那也许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赵林作为武汉大学辩论队的主教练，曾把这支队伍带上国际大专辩论赛的冠军宝座。


窄与宽的辨证


无论如何，那场人生观大讨论其影响是深远的。在1980年第9期《中国青年》上，一个叫周晓东的浙江农民发表《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参与讨论、并因此收到全国600多封青年朋友来信。2005年12月31日，他在杭州组织了一场《怎样从“愤青”到“奋青”——人生的路是否越走越窄？》座谈会。


“为什么25年后，要再组织这样一场讨论？现在的青年人好像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那场讨论了。”对于记者的提问，周晓东说：“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是任何时代都不会冷场的。”


现在的周晓东是浙江五峰电容器公司董事长，身家过亿。“我是个地主的儿子，在那个年代与一般青年人相比，经受的折磨更多，参加潘晓讨论前后我在浙赣地区漂泊着做苦力，学木工，但‘奋斗改变命运’的人生理想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阐述的观点也是这样。那封信发表后，全国各地600多名青年直接给我来信探讨人生问题，互相鼓励，更增添了我奋斗的勇气。”


靠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周晓东做过木工、养过长毛兔、推销过树苗，一直到用两万元作本经营一家小电容器厂，直到今天做得风生水起。“参与过潘晓讨论的人，都有一种认同感，在我的经营道路上遇到过多次这样的事情。”周晓东说。


1982年，周晓东去安徽推销养蚕用的桑树苗，在宣城地区宁国县，也许是这样的推销见多了，当时县林业局李局长，听了周晓东的介绍，无动于衷。可当周晓东递上名片时，李局长态度立刻大变，激动地问：“你是不是参加潘晓讨论，并发表《用我们的血肉来拥抱世界》的那个周晓东？”“正是本人。”“就凭这个，今天我要了你的苗子了！”


“没想到，李局长也是个热血之人，参与过那场讨论的人，永远不会泯灭那份激情，”周晓东说，“1996年，我去参加一个电容器技术研讨会，当时江西的黄渭国也在会上，当得知他也参加过潘晓讨论，我问他愿不愿意加盟我这个当时还没有规模的厂子，黄渭国二话没说，回去跟原单位办完交接，就到我公司做起了总经理，一干就是10年，前两年才离开，自己经营自己的去了。”


“那种广泛的认同就如同更远的年代凭一曲《国际歌》找到同志一样。”彭明榜说。


2005年1月，《中国青年》组织了一次潘晓讨论的回顾，黄晓菊、潘祎、周晓东等聚在了一起，赵林专门写来一篇回顾文章。“不仅仅是聚会，那次25年后的回顾，更像是一次研讨，会上大家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没有当年‘人生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就没有生活路越走越宽的今天。潘晓那声令整个社会为之一震的提问，仿佛开启了一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彭明榜是那次聚会的组织者之一。


今年8月4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刊发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薛德震文章《人的主体性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在文章中，薛德震写道：


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位化名为“潘晓”的青年提出人生价值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开始曾经有一种舆论认为，人的价值、人权问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我们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文革”前后，在我国曾经出现过“谈人色变”的现代愚昧，人们在人性、人道、人权、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等等问题上噤若寒蝉，不敢谈论。现在人人都在谈论“以人为本”，谁还敢在人的问题上拿大棒子打人？改革开放30年，在这方面发生了何等大的变化，真如隔世！这是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是一种极大的社会进步！


《中国青年》原总编辑彭波认为：“改革的一切都是为了生产力的解放，也就是说，是人的个性的最大解放。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正是从‘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不满走向寻求变革、寻求个性解放、寻求创造的过程。潘晓的所有疑问不仅是对‘文革’的反思，更是对一种旧体制的诘问。当让潘晓痛苦万分的生存环境一点点消失之后，我们意识到，那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进行的一次必然铺垫。”


“今天，已不仅仅是宽窄的问题了，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怎样表演才更出色，更经典！”黄晓菊搅动着面前那杯苦咖啡，笑着说。


这也许是当下“潘晓”的现实理想主义。

今日潘晓：人生的路还窄吗?




　　背景材料：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以自己的亲
历和感受道出深深的困惑“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霎
时间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全国性的人生观大讨论由此
展开。


　　历史流经了十八年，当年参与讨论的热血青年大都已入不
惑之年，而作为当事者，潘晓有没有走出当年的困惑?他的人生
道路走宽了吗?记者近日走访了当事人潘晓。


　　潘晓：不愿回头说过去，想过去。不愿说还偏让你说。从
1995年北京记者叶德英的采访开始，后来是湖南一个女孩到深
圳打工一分钱没挣到还离了婚，《中国青年》杂志要我以过来
人的身份谈点想法，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眸过去。其实我更
想说的是，十八年前我并没有故意要参与这场讨论。记得那时
杂志社来我校组织座谈会，学校就让我去参加。


　　张：是因为你的出类拔萃?


　　潘：是因为我的叛逆性格和我难以搞定的出类拔萃(笑)。
当时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这是学校新开的课,因为没有经验，
许多课程设置不合理。比如数学刚讲微分，物理就已经用上了
积分。老师说甭管会不会，记下公式就行了。我认为这课上不
上没关系，就天天在宿舍看杂书。我还自杀过一次。学校认为
我的思想和年龄不相称。当时还告诉杂志社，这个学生最好单
独找他谈。辅导员却哄我说，你去听听(座谈会)，不想听就出
来。我一去人家就把我请到了一个小屋。谈话的编辑马丽珍是
江苏常州人，我是宜兴人，都在太湖边上，也算老乡了。那时
我父母还在青海。谈话结束后马老师对我说，以后有空就来家
坐坐，我孩子正好考高中，你帮他补补课，我也给你做点家常
菜吃吃。


　　后来我就去了。在她家，马老师说：你能不能把你那天说
的东西写一写。因为现在(指当时)能读大学就很牛气了，你却
还有那么多的困惑和苦恼。后来我把东西写了交给她，马老师
又问，你敢不敢拿出来讨论?我想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有什
么不敢的。就这样，过不多久，我就在《中国青年》杂志看到
了那篇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署名是“潘晓”。
马老师说文章用的是我的思想，北京第五羊毛衫厂女工黄晓菊
的故事。


　　这就是引发全国那场人生观讨论的文章出来的全过程。我
没有主动参与。后来陈希同在一次代表大会的谈话中说：从19
80年那场人生观大讨论到1989年的平暴……历史就这么把我放
在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先驱”的位置。


　　当时文章出来后，据说解放军总政禁止解放军看《中国青
年》。而转了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是一边写检
查一边写社论。我就更不用说了，从此开始大起大落的人生。


　　张：这么说那次讨论带给你的并不是一次辉煌?


　　潘：是的，他们凭空造就我这么一个不现实的人，从两个
方面我很难再和现实溶合。舆论往往是“呼”地一下把一个人
捧起，从此就不再管了。当时的我只20出头，一下成了全国关
注的人物，而这种出名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辉煌的业绩，完
全是被人包装出来的。但当时我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便
觉得自己真是个人物了，一下子很难再回到现实，另一方面，
因为有了这个虚晃的身份，这个身份又造成某些经历，这种经
历使你在客观上很难再恢复到原来的你了。说白了我是一个被
舆论害了的悲剧人物。


　　张：你认为那场讨论给你以后的人生带来了哪些影响?


　　潘：一是我自己的政治生活被迅速抹掉，也可以说从政治
上我很快就成熟了。在全国几十万右派摘帽的同时，我却又重
新被戴上右派帽子。二是这场人生讨论我不得已被架在了那个
位置，我也就在这个位置开始了真正人生的思索。三是从那以
后造就了我一系列戏剧化的人生旅程。


　　张：如果要说教训的话?


　　潘：我在非常不现实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命题。这
个命题放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我没有
审时度势。所以尽管有人说这场讨论影响了一代人，作为当事
人的我却为此承受了大起大落18年的代价。今后还会怎样我也
不知道。


　　那场讨论过后，北京又出现了一些其它的事。如各大学校
搞竞选什么的，中央很反感。紧接着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从
那以后，学校就找我的碴，勒令我退学。我不服，我要打官司，
学校说要打找《中国青年》杂志打，我们还要找他打呢。


　　张：当时的座谈不是学校让你参加的吗，怎么会引发到这
种结局呢?


　　潘：学校对我说，关于你的处理意见也不是我们做决定，
是当时中宣部的批示。事过境迁，许多年后，我碰到当时找我
谈话的校党委办主任张立中(那时调离学校)，说起这件事，说
当时的处理的确太过了，一个青年学生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是正
常的。他用一种愧疚的心理回过头说这些话。可是当时给我的
惨重代价是什么?学校勒令我退学后，母亲从此和我脱离关系。
没有了经济来源，衣食住无着落。我白天出去找工作，饭也要
讨，晚上就睡在火车站。一天警察查夜，问我有没有票，我没
有，就暴打我一通，把我轰出了候车室。我就蜷在别人的楼道，
住家以为我是小偷，又把我轰出来。后来我就和盲流一样，在
立交桥下安了一个窝。张：这样的时间大约维持了多长时间?


　　潘：一年。


　　张：你的父母怎么忍心袖手不管。


　　潘：怪我自己从小太捣蛋了，一直让母亲伤心。我从小顽
皮到什么程度，给你说一件事，那时我母亲在医院上班，我就
溜进病房，把护士分好的药搅在一块，堵塞注射器针头搞得药
物全部报废。后来我从青海回到北京住在我姨家，觉得他们一
家对我不公平，他们一家住楼房让我住防震棚，过年了不给我
肉吃。于是我就天天跟他们干仗，最后彻底得罪了他们一家。


　　79年考上大学，第一学期放假，同学们都回家了，偌大一
个校园，就我的小屋闪着一星鬼火，我孤独地哭了。那时父亲
已跟母亲离婚，我也没钱回青海。第二学期开学，我的情绪明
显低落，觉得人生没意思，原来想象学校是一座神圣的殿堂，
可是那些学生竟会为你的分数比我高一点而恶语相向。既然没
意思，还活着干嘛，我就自杀了，又被医院救过来了，后来就
是那场人生讨论。你想我的母亲怎么能不失望。


　　张：《中国青年》杂志社从此也再没过问你?


　　潘：后来还真是青年杂志社和团中央联合帮我找了一个也
是他们给捧起来的全国第一个卖大碗茶的，让我在他那干。因
为那时的街道都不要我，我也不知学校给我档案里塞了什么材
料，哪都不敢要。后来我去找学校，你们不要我又不给我工作
还往我档案里放黑材料，这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送吗?学校就撤了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奇怪的是入狱前我的档案突然失踪了。


　　张：看过报道说当年的潘晓走进“死胡同”成了在押犯，
是因为一次盗窃?


　　潘：一些媒体的报道是不负责任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时
我在做装运工，一次和司机取货，取完货司机说先不回去，去
一个朋友那，后来在那个朋友处司机卸下了一块钢锭，说是装
货时顺手“捡”的。他要我别声张，事后给了我150元。1984年
严打，有人捅出了这事，司机问我怎么办，出于仗义，我说俩
人扛着比一人强，这样我就被关进去了。判了三年半。朋友帮
我过问这事，答案是，这个人刑事上构不成什么罪，但不能放。
明眼人谁都知道怎么回事。


　　张：你听说现在人对“男子汉”的评判标谁吗?下过放，蹲
过狱，离过婚。


　　潘：的确，没有入狱那段生活，我觉得我的人生只活了一
半。我不是鼓励人们都去蹲监狱，但那段生活给我的印象太深
了。面对那些监狱犯，你的个人主义、你的知识你的理想你的
尊严都成了一堆垃圾。人简直饿疯了，可以为一个窝窝头、碗
里多出的一块土豆打得头破血流。每天坐着竖起耳朵就是听那
送饭车远了又近了的声音。34个人住在一间14平米的房间，还
要空出一块地开门、放马桶，还得给一些狱霸留地。其它人怎
么睡，只有排着队说一二三同时侧身倒下，这个姿势一睡到天
亮。中途谁要小便，起来了就再也别想插进。还常有一些不人
道的事发生。


　　张：就那环境，你还拿了一张自学法律证书?


　　潘：那时在看守所。在监狱就好多了。人身自由的空间少
了，思维的空间也就大了。那时除了和狱外的一个女孩保持联
系，所有的关系都断了。


　　我将每月发放的2.5元钱积攒起来托那个女孩给我买书。因
为我担任了狱中的文化教员，所以我就借这个便利条件，看了
许多经济类、法律类的书，还有一些文学名著，后来刑满释放，
我倒不想出来了，狱中有一种真实的野蛮，他想打你就打你，
他想要你的东西就要你的东西，你很明确他的动机，相对你有
一种低层次的安全感，至少不会担心没人照顾。一有事，看守
就会端着枪来照顾你。而在社会，你甚至不知道你的敌人来自
哪个方位。但我也不能说申请再加几年刑呀。又想外面的世界
日新月异，三年的与世隔离我还不跟猴子似的。可是真出来，
不过如此。甚至觉得一些人还不如我，我的自信心慢慢得到了
恢复。


　　张：从狱中出来到现在，都在干些什么?


　　潘：干得可杂了，做营销、公关、策划、管理、新闻出版、
写作、编辑、咨询培训……


　　张：这些年的重新奋斗，你觉得自己成功了吗?


　　潘：我对成功或者失败或者困惑并不很在乎了。当然如果
以今天的生命为终结，我觉得仍是一事无成。因为你今天的采
访并不是我现在做出了什么业绩，而是因为我的过去。但回顾
这些年，我还是信奉了一个原则：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
人。这在目前的社会很重要。可以说我现在经营的不是钱，不
是人际关系，我经营的是我的信用。所以说我仍然不是一个现
实的人。我在给企业做策划时，我要求“顾客是上帝”的信念
贯穿于产品的全过程，许多老板接受不了，他们求的是短期结
果。太急功近利，认为有钱就是成功，把阶段性的成功说成一
整个人生的成功，很难听进别人的话。所以我认为中国没有企
业家。真正的企业家跟贵族一样，不是一夜间就能暴发的，他
需要精神和内涵，需要一种文化的积淀。


　　张：前面说因为那场人生观的讨论，到今天你的许多权利
都被剥夺了，是指哪些?


　　潘：首先我的政治前途断送了。其次我的部分生存权也没
有了。因为没有档案，我无法进人才交流中心，只能选择那些
不要档案的单位。第三，我这样的情况出国也是不允许的。我
的爱人曾几次动员我出去，但我肯定过不了公安部这一关。


　　张：你爱人是给你狱中寄书的哪个小女孩吗?潘：(笑)不是。
是通过电脑红娘征来的，比我小十岁，学医的。


　　张：她没有被你的经历吓跑?


　　潘：(笑)没有。和每一个女孩接触时我都把这些经历有言
在先，这也是我做人的准则，否则对别人是不公平的。再说我
也不会说谎。开始吓跑了不少，后来的女孩就越来越大胆了。
也许是那段经历越来越远了。不过到现在我爱人的父母还没有
接受我。我们的孩子两岁了，他们也从来没来看过，让我们自
己去经营这个家和面对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切吧。张：你是指
对你的不公仍然继续?


　　潘：不合理的现象随时都在发生。前些日子，我爱人医院
要我们搬家，那房子和医院的停尸间紧挨着，我们没有去，家
什就扔在外面也没有管，后来我们自己好不容易找了一间，刚
搬进去，因为房管接错了电线，我的所有电器统统烧坏。还不
敢打官司，因为住人家的房子怕日后又遇到什么困难。明天还
要去区仲裁委员会起诉，给一家公司干了四个月活，对方撤了，
一分钱不给。现在我天天在外面跑，衣兜里就搁瓶药，我的心
脏不太好，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狗屁了。


　　张：对于今后，你将如何设计?你认为现在走出了当年的困
惑吗?


　　潘：人生的困惑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我不想再为这个困惑
而困惑了。对于自己，该承受什么就承受什么。这不是消极。
对未来也没有做什么设计，给自己今后20年做一个计划，我认
为是超载，也太形式化了。我现在唯求做到的是，再回头看过
去的时候，至少我能说我是按我自己的原则生活着，也就是认
认真真做事，实实在在做人，这就行了。


　　截稿后我又接到潘晓的电话，他说在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的
那场官司已败诉。因为他在那家公司继续留用时没有续签合同，
所以对方可以不承认。


　　我笑着问他困惑不因惑?潘晓也笑了，说如果有一天他能得
到惊喜，那肯定是上帝睡着了。


　　是的，如今的潘晓，正如他自己在诗中写到的：总是这样
迷茫惆怅，总是这样无畏刚强，总是那般孤傲。


　　（摘自1998年第11期《女报》作者：张琢真）

潘晓30年后再谈人生的路寄语世博一代


世博一代大讨论

90后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这篇对人生发问的文章迅速引发了一场涉及全国的公共讨论，成为一代青年人的思想初恋。

30年后，东方早报与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潘晓”的第二封信，及一位90后世博志愿者的心声。

潘晓：

儿子常说“那不是我想要的活法……”

我与儿子常常争论不休，他的想法是，与其以牺牲今天本来能有的快乐为代价，强努着把自己逼成明天的“精英”，不如始终听从自己的内心，做一个身心健康、和谐快乐的“凡人”。于是我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陈词滥调”便被声称：那不是我想要的活法……

不同时代的人，其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模式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有一点我始终坚持的是：人类辨识自我、释放自我、展现自我，并寻求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的潜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社会平台，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释放自己、利及他人的生命本质，应该是人类永远共有的追求吧！

复旦90后：


我也会迷茫，迷茫路该怎么走

我也会迷茫，迷茫路该怎么走、做了选择会不会后悔、努力会不会有回报？

不知道自己最终想成为怎么样的人？不知道那个自我实现的题目下答案到底是什么？

可是，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谁也不是天生就知道这些事情。

更何况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道，有些答案可以用一生去寻找，直到生命的终了，有人还不明白这一生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人天生就知道哪条路可以一路顺风，谁不是在跌跌撞撞中成长的呢？

人生的路这样走过　追寻今天的潘晓




　　要提及人生观的讨论，人们不会忘记二十年前那场席卷全国
的人生观大讨论。而这场讨论的起因就是那篇署名潘晓的《人生
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五月，就是这场讨论的二十
周年，当年讨论的年轻人已是四十不惑的中年人，那当年的潘晓
今天又在哪里，如今他的路是窄是宽呢？

　　新闻背景：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出一篇署名潘晓
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其中从一名女工的坎
坷经历发出对现实与理想的困惑。文章一经刊登，在全国青年中
引起强烈反响。这场讨论持续到翌年3月结束。《中国青年》杂志
的最高发行量达到369万份，读者来信总计6万封。有青年称“这
是他们第一次敢于向媒体吐露真言”。

　　这封反映出一代青年困惑的读者来信，实际上是由杂志社编
辑综合多封读者来信而成，并取其中的代表人物潘炜和黄晓菊共
同构成“潘晓”这个名字。

　　黄晓菊：人生的路还是没有结论

　　以出现在媒体上的数量相比，现在的黄晓菊要远远少于潘炜
，可是20年前，黄晓菊却是作为潘晓的原型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
，出现在工厂学校的主席台上，不经意间潘晓这个思想典型成为
了人物典型。从平凡女工到明星人物，黄晓菊既有崇拜也有非议
。人生观讨论的热潮退去之后，黄晓菊也开始从媒体中隐去。

　　■闭门7天回顾20年

　　最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强烈的要求下，黄晓菊开始
躲进宾馆为人生观讨论20周年撰稿。前日下午记者来到她所在的
宾馆。在此之前也曾听说过她的很多传言：身材臃肿，像下岗女
工，甚至待人苛刻。可是在打开门的那一刹那，笑容化解了一切
成见。房间很安静，没有电视也没有音乐，只是书桌上摆放着厚
厚一沓稿纸，笔迹不是很工整，甚至有一些潦草。这就是7天以来
在宾馆闭门写作的成果———20年的总结。

　　黄晓菊仍然不减当年的热情和善谈，一个原本略带伤痛的话
题在非常轻松的环境下开始了。

　　也许是7天来审视过去的结果，对于那场讨论黄晓菊没有任何
顾虑：“我觉得当时的讨论价值在于他的真挚和情感。‘主观为
自己，客观为别人’这句话只是我当时的感觉，不是什么结论，
现在说这个话可能很普遍了，像广告歌词唱的‘每一天我为我充
当向导，高兴就好’。”可当年在信发表之后，黄晓菊还为信中
的直率和敏感而后怕。

　　现在作为一个初三孩子的母亲、五家店铺的女老板，黄晓菊
对于过去并不太在意，“平时很少会想起那场讨论，讨论完了就
放下，当时我很真诚，对人生有一些想法，但之后我还是要做回
我自己吧。”

　　■一场讨论两种人生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封信和这场讨论还是改变了黄晓菊原来的
生活轨迹。从思想典型变成人物典型，黄晓菊成为潘晓的替身。
一个初中毕业生，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
的焦点人物，邻居、同事都觉得在他们眼中满是缺点的黄晓菊怎
么会是典型人物，工厂的工作也经常因为读者的来访中断。在《
中国青年》杂志社帮助下，黄晓菊调往出版社工作。之后，她又
凭借自学在某科研所的招聘中入选。

　　“我非常喜欢那个阅览室，如果他们不解聘我，说不定我会
一直留在阅览室，里面窗明几净的，非常安静，好多好多书。”
但是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又再次喧闹起来。因为没有按院里的限
额订阅杂志，而自己是潘晓的身份也被同事知道了，不到一年黄
晓菊就被解聘了，此时曾是潘晓崇拜者的丈夫也提出离婚。无奈
之下，黄晓菊只好成为了最早的一批下海者之一。在北京的女人
街成为最成功的摊主，又独自一人下深圳做一个南部淘金者。

　　■这些书我一辈子都看不完

　　现在黄晓菊已经在5个商店打理起自己的店铺，“他们可能觉
得我会很有钱，可是我没有。我不算账，我不知道用多少。做服
装生意也随心所欲。我现在是拿自己的钱去赔自己的个性。我不
是一个特别规范的经营者，有的时候一仓库的货都卖不出去。”
黄晓菊对数字的不敏感，实在不像是一个生意人。在宾馆住了7天
，也没能记住门牌号码。

　　现在黄晓菊住的还是小姨的房子，她和儿子住一间。狭窄的
房间里最醒目的东西是书，满满一书柜，本来就不大的单人床一
半都被书占据了。书在黄晓菊的生活中和实验话剧、电影并排为
三大爱好，“王朔、艾丹的书，我买来后都没来得及看，生意忙
没法看。我都不爱朝里睡，看见床上这么多书，我觉得这辈子都
看不完。”

　　离婚之后，黄晓菊一个人支撑家，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进货
、发货、安排店铺里的工作，然后就开始奔波。“四十几岁，还
没有一个家，按照正常人的说法，我应该是过得挺差的。我和儿
子睡上下床，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房间，
我听了特别难受。”

　　■我在寻找让我沉下去的东西

　　在羊毛衫厂的老朋友眼中，黄晓菊和20年前没什么变化，还
是那么的激昂、独立。但是黄晓菊自己审视这20年已经是“按现
实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改变自己，但不超过3次和不必要的人吃饭。
我的孩子改变了我很多，对孩子我必须报以最大的宽容。”

　　20年前，为编辑部写的思想总结是在疗养院完成的。黄晓菊
非常清楚得记得当时是以散文体写的，原稿有七八千字，可惜的
是原稿已经没有了，现在只留下编辑部的摘要。“如果说那个讨
论到今天能得出什么结论，我想人生是永远没有结论的，每一个
人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答案，没有哪个人能诠释别人的人生，没有
哪个人能够代表那么多人说话。”

　　已逾不惑的黄晓菊直到现在也没有固定的想法，“我一直不
知道以后怎么生活。我总觉得会换地方。我在寻找让我沉下去的
东西，也许是空门吧。”

　　潘炜：我更愿意谈谈现在

　　作为潘晓的一半，潘炜曾经一度成为焦点人物，当时的学校
、报纸充斥着关于他的各种正面、负面消息。但经历过退学、入
狱、流浪、经商，潘炜越来越少的出现在媒体上。只有从零星的
报道中才能捕捉到他的点滴踪迹：1997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
发表讨论后的首篇文章，1998年在记者的陪同下回到母校索要毕
业证书，今年在目前最为时尚的因特网上开设“老潘信箱”。

　　■老潘信箱网上指点人生

　　上周五记者按照潘炜提供的地址找到他在航天桥附近的住所
。潘炜和他的年轻妻子已经早早等在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在
走廊尽头的潘炜夫妇显得瘦长而单薄。看见记者，潘炜挥了挥手
，这时才发现他的身高的确异于常人（事后才知道潘炜有1．9米
高），而他的妻子在身高上与他非常相配。进门时，潘炜习惯性
的弯了弯腰。潘炜的房间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张书桌、几把椅
子，卧室里也只有3样家具以及儿子睡的小床，屋子不是很整齐，
但还是能看出整理过的痕迹，最醒目的是满满一桌的动物玩具和
摆在书桌上的电脑，电脑的屏幕游移着“坏蛋闹闹，不要哭也不
要吵”。

　　在厨房、客厅、卫生间连为一体的房间里，潘炜谈起了讨论
之后的20年。话题从桌上的电脑开始。年初，中华英才网推出“
老潘信箱”的职业咨询栏目，而它的主持人就是20年前困惑于人
生意义之中的潘炜。桌上的电脑是，中华英才网为他提供的办公
工具，办公地点就是这间三位一体的房间。每周三天的工作时间
，内容就是凭借自己早年在公司面试别人以及接受别人面试的经
验，为网友解答求职中遇到的问题。

　　我们的交谈不时被电话打断，有媒体约稿的，也有潘炜约的
稿，除了为网友释疑解惑，每周六潘炜还要为一家电脑杂志做编
辑，在接受采访的同时他还要为自己的版面组织稿件。除此之外
，潘炜的工作表上还有电视节目的策划，报纸的撰稿、企业的顾
问。看上去挺忙的潘炜却自称是“无业人员”，没有固定的办公
地点，没有固定的收入，没有医疗保险。“1998年我总共的收入
才5000多元，曾经因为心脏病差一点就不在了，我现在是在透支
体力和进行掠夺性的资源开发，加上我年轻时的超负荷体力劳动
，真有些不堪重负了。”说及过去，潘炜的眼睛有一些湿润，为
了不让记者看出，他用咳嗽来掩盖过去。

　　■没有监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活了一半

　　1980年参加讨论后的潘炜变得更加孤傲，与学校格格不入。
1981年在得知父母瞒着他办理了退学手续后，潘炜从青海回到北
京讨说法，为此父母与他脱离关系并断绝经济往来。无处栖身的
潘炜住过火车站的候车室，住过自制的窝棚，住过大楼里的过道
和立交桥的桥底。在城市流浪乞讨的生活历经两年左右之后，潘
炜终于告别了那段洒脱的生涯。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的帮
助下，潘炜得到一份装卸工的工作，每天要扛上百个100多公斤重
的大包，来往于车辆和仓库之间，还经常要到火车站货运场提货
，但是得到了栖身之所———仓库。可就是这个装卸工的岗位给
潘炜带来了3年半的铁窗生涯。

　　1984年，因为拿了一块放在货场上的焊锡，以盗窃罪潘炜被
判入狱3年半。对这段历史，潘炜的坦然超过我的想象：“没有监
狱的生活，我只能算活了一半。”出狱后为了自食其力，他开始
了一轮新的奔波。第一份外出的工作机会，是在实验室刷瓶子，
一个一分钱。第二份工作是在编辑部做些跑腿打杂之类的编务工
作。潘炜的生活开始和媒体和出版社打起了交道。

　　但不久之后，他的简历中也开始出现各种主任以及公司经理
的头衔，从出版社到房地产公司到电脑公司，跳槽对于潘炜成了
家常便饭。

　　■潘晓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识

　　现在媒体和朋友在提及潘炜时还是无可避免地联想到潘晓。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的标识。一系
列为我所不愿提及或已经懒得再去认真解释的说词和往事，常常
在不同场合被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居心，以不同的方式或强迫
或带有些乐不可支地抖搂出来，甚至是用那些虽然看上去是关心
我，其实是带有某种非人道性质的关怀和好奇，让我感到无地自
容或者厌烦至极。”今天的潘炜，那场讨论、那封信已是如烟往
事。

　　不管愿意与否，20年之后，潘晓的影响依然没有离开过潘炜
。如果说当年的潘炜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
那现在的潘炜则是“如今尽识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
秋。”不再写诗歌散文的潘炜开始写起了经济评论，潘炜的文章
中几乎没有表扬的，而且大多都是和时下观点背道而驰。已入不
惑的潘炜对未来不敢做任何打算，也许能要回学历，也许能找到
一份稳定。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节选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翅膀；也有人说
，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
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仿佛只要松出一
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
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去死……心里
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

　　（摘自2000年3月29日《北京青年报》，作者：钟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