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和他的“传奇”

小凯去世，有三位朋友来信说，你应该为他写一点什么……
    我长大后，真正与小凯只见过一面，但两家或亲友的关系，算来也有４０多年。

    我父亲与小凯的父亲，都曾是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时的下级。我父亲算“红区党”，他父亲算“白区党”。

    他的少年时代和我的幼年时代，曾在同一个大院里渡过。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小凯的父亲与家父一同被打成“以周小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大概是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他们都获得了“甄别平反”。对此，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曾留下一首《声声慢．七千人大会》：

    时时刻刻，想想思思，年年月月日日。

    是是非非界线，最难分析。

    三番两次遇着，不识它、转移规律。

    事过也，再回头，却是明明白白。

    天下兴亡有责。

    应记取，刍荛之言堪则。

    众志成城，总要定谋决策。

    鞠躬尽瘁而已，哪管他、失失得得。

    为人民，最重是英雄本色。

    ——这大概是我们可以追溯到的，“家传”对小凯“忧国忧民”情怀、“英雄主义”气质的最早影响。但是，小凯说他少年时代就感到了政治迫害给人带来的屈辱，大概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那时的小凯，小学和中学都和我哥哥同学。但我对这位长我七岁的大男孩毫无印象。不过，他的大名却如雷贯耳。所闻大约是“成绩好”、“聪明”一类。当时的长沙市一中，是个省委和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在中等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一中出政治家；附中出教授和文学艺术家。可见当时长沙市一中的政治氛围，学生对国事的兴趣，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这种特色，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产物。

    文革前，我们家已离开湖南。再次听到小凯的消息也是在家中的饭桌上。当时，我哥哥还拿出一张传单，来自湖南。我感觉有点遥远。而且印象中长沙没有真正的“产业工人”，他们似乎在孤军奋斗……——既然共产党里已经辨别不出“好人”和“坏人”，那么，跟着“产业工人”走，就是唯一可靠的选择。我——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不知何时获得了这样的信念。即使他们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我并未动摇过这样的信念。最近，看小凯对那段时间的回忆，他仍以信用的语调使用了这个“概念”，说明马义的原教旨形态仍活在他的意识中。在马义的“政党学说”中，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既是一种“金字塔结构”，也是一种“共生关系”。失掉了“尖端”还有“平台”，失掉了“平台”还有“基座”，失掉了“基座”还有“根”。我们如今似乎又回到了根，但这个根在一定条件下仍能生长回去。

    对于小凯的这段经历应当如何评价，现在看来，尤其在海外，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在他父亲那里，小凯并没有今人看得那么“成熟”。小凯父亲说：

    小凯，原名曦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十八岁……和当时许多“红卫兵”一样，他也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不因父母已被打成“走资派”而有所犹疑。他自幼好学深思，在校是高才生，共青团干部。随着运动发展，他开始思索国家的命运前途。以他幼稚的心灵，在当时条件下，当然无法正确认识这个问题，而更多地是受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许多极左、极荒唐文章的影响。他从这些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文件和文章中，从运动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去揣摩领袖的意图，揣摩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改造成什么模样。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一张《中国向何处去》的传单，作为当时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报”油印散发，从此闯下大祸。……

    当时社会上奇谈怪论、无端攻击、散布种种“内部消息”、“首长谈话”的传单满街都是，多如牛毛，小凯的传单不过多引用几条马列语句，也有他的一些幼稚思想。然而这却给了当时掌权的造反派和湖南省领导机关——省革筹直至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之流一个机会。他们抓住这张传单作靶子，用以打击另一个群众组织“省无联”，并借此批判所谓“极左思潮”。而其实，陈、康之流才是极左祸首。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中国向何处去》就是它的“反革命纲领”。实际上，“省无联”和许多群众组织一样，只知挥动毛主席语录本，哪里有什么“反革命纲领”！而且小凯的传单纯粹是个人所为，与“省无联”毫无关系。康生则更进一步提出：“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怎能写出这样的传单，一定有后台，要抓黑后台”。于是，湖南省革筹极力贯彻陈伯达和康生的旨意，宣布取缔“省无联”，将“省无联”头头投入监狱。杨小凯也被抓起来，定为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另一方面，又大挖“黑后台”，陈素（小凯的母亲——引者注）被逼致死，我也受尽批斗折磨。我们一家人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载杨第甫诗集《世纪回眸》，香港华光报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７月版）

    而在事发当时，我感觉到的是：连大人都在谈论小凯的那篇文章，他大概干下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虽然直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切地把握那篇檄文的背景和含义，但是“少年取其雄武”——隐约之间，小凯已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也许正因为小凯的存在，我对文革中的“极左青年”也怀着某种“恻隐之心”。我相信他们总是有原因的，而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我的《八九民运史》出版以后，小凯成了第一个和我联络的人。

    大学期间的某一天（也许是７８年），我的一个同学突然告诉我，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赴京前，他们作了彻夜长谈。从这位同学那里，我得知小凯在监狱中认识了一位“右派”，是个“断手”。他教小凯英文、数理逻辑（或数理经济）。但那位“右派”，不久却被枪毙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因巨大“不公”而在内心唤起巨大波澜。我意识到，那个“断手”，身怀绝技，背负冤屈，临死前还把所学传授给别人，这是一种何等无私、何等纯洁、何等高尚的人类情怀！！

    我意识到，小凯是幸运的。大多数人从牢狱生涯中学到的是很多坏东西，而他却因此而获得“新生”。而且，如果不是遇到这位难友，以小凯的兴趣、聪明和既有资源，他很可能从政。而那绝对是前途莫测，也绝对不可能为社会作出后来这样的贡献，取得今天他所享有的荣誉的。小凯能把定“机遇”——识时务——乃属“鼠”者之特性也！

    同时，我也为那位前辈感到庆幸：

    你没有看错人！小凯没有辜负你！——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小凯时，所特别要提到的。

    这个故事，大概有助于我们理解，时来运转的小凯为什么会去写一本《牛鬼蛇神录》，并说，他的灵魂，永远是和那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的！

    近读小凯父亲的诗作，小凯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得到了佐证。在一首题为《送小凯（杨曦光）出国留学》的诗中，小凯的父亲写道：

    炉灰沙土俱堪用，难友徒人各有长。左右逢源艰苦学，为求深造渡重洋。

    ——其中提到“难友徒人”、“艰苦学”大概就是当时小凯际遇的写照。而“炉灰沙土”恐怕就是他学习的“文具”了！在该诗的注释中，杨第甫还提到：

    小凯……竟然在十年劳改之余，求助于一些同牢难友（其中不乏饱学之士），自学了英语、数学和经济学等大学课程。

    ——这也证实，小凯的数理经济基础，确实是在这一阶段打下的。

    赴京前，小凯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同学——一个未曾谋面的文学青年，大概是希望有人能把这个故事传下去。我的那位同学也曾发愤，要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断手》！而那时，正是“伤痕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

    从那位同学那里，我还知道小凯刚刚娶妻。太太就是他“师傅”的女儿。至于是哪位“师傅”，我没有考证。我当时的直感是：小凯多么高尚！

    近看一些悼念小凯的文章，对小凯此后的一段经历描述不一。有人认为他考取了社科院研究生，甚至拿了学位，有人称他只是“借调”，社科院连个“助教”也没给他。从小凯父亲的叙述中，我们大概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信息：

    刑满释放后，他去湖南大学旁听一年，然后在省新华印刷二厂当外文校对。其中写出几篇经济学论文，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因政审不合格未录取。但有几位著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乃以借调方式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武汉大学破格聘他为讲师。不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邹至庄教授到武汉讲学，看中小凯的论文和讲义，认为是可造之才，邀他去美深造。但“政治问题”未解决，考研究生尚且不能，遑论出国。

    ……

    小凯出狱后，一直对判决不服，多次提出申诉，直至向中共中央告状。

    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班子调整，胡耀邦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小凯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在中组部过问下，最高人民法院指示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查。结果是定性未变，改为免于刑事处分，即杨曦光仍然有罪，只不过不该判这么长徒刑罢了。小凯当然不服，又连续申诉，其时中共湖南省委几位书记和机构改革时派来湖南的中央工作组都先后阅看小凯一案全部材料，均认为应再次复查。中组部和省委一位领导人都指示法院应根据审判独立原则，依法复查处理，外界不得干预。

    一九八三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复查，经合议庭合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均认为此案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部材料充分反映杨曦光纯属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认定原一、二审判决定性不当，应予撤销，宣告无罪。至此，从法律角度就，此案已经彻底平反。遗憾的是，法院以为原案是省革委领导交办的，现在平反，也应报省委批准。报批后，省委主要负责人却硬是卡着不批，拖着不办。

    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是国务院聘请的顾问，因久不见小凯消息，就写信向国务院总理反映。武汉大学接国务院批示后，派人来湖南了解情况，看了案卷，抄录了法院的复查结论及向省委的报告，认为已足够说明和解决杨小凯的问题了。武汉大学据此通过对他的政审，办理了出国手续。

    一九八三年八月，小凯终于拿到签证出国就读。

    ——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我得知，小凯进社科院，先是得他父亲的故旧李锐先生——当时已复出在中组部工作——的推荐，以后被于光远看中。也是通过帅孟奇和朱九思的关照，小凯后来得以到武汉大学任教。至于他与邹至庄的关系，很可能是小凯先帮助邹成为了中国总理——赵紫阳的座上客，然后才是邹录取了小凯。总之，小凯一生的“传奇”，离不开他的天生资质、后天勤奋，也离不开“贵人相助”，今天，也该是这个谜底可以揭开的时候了。

    大概是１９８２年春天，我在北京家中第一次见到小凯，也是今生最后一次见到小凯。他瘦小的身材让我略微吃了一惊！不记得我们谈过些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想来还觉得狼狈的：

    因为我很少吃水果，所以也不会削苹果皮。为了招待小凯，我横切竖剥地将一个削下来，那苹果早已没了形状，颜色就更不用说了。在一旁看得着急的他曾试图夺刀，我不给。他唉声叹气，最后，还是接过了那个苹果，三口两口地吃了下去……

    看来是坐过牢的人，还能将就！但以后我却无心再和他聊天了……——自己不得体，却怠慢别人——我想，小凯如果兴致好的话，是会把这个笑话带到天堂的！而如今想来，他是那样的体恤别人，尊重别人，愿意委屈自己而成全别人，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以后十年无事。一次，偶尔在《知识分子》杂志上读到一篇王珞与小凯合写的《论大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不连续性》。虽然我不能理解，５７年的“右派”和文革“造反派”和八九学生怎么能“连”到一起？但我想，小凯每言定会是有所本的。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我开始着手《八九民运史》的写作，此时，我心中想到的仅仅是两个和我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一个是我们政治学所的老上级——严家祺；另一个就是我少儿时代的“偶像”——杨小凯。他们这篇文章，也自然成了我写作时的参考资料。正是他的观点，使我开始系统审视中国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运动”，并得出结论，八九年无论学生还是知识分子的诉求，在“激进”程度上均没有超过５７年的右派。并仔细思考，文革与八九民运的共同之处。加之参考了郑义的《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在《史》的序言中，我留下了这样两段文字：

    一、王珞、杨小凯曾经为八九民运为何没有产生自己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寻找原因。他们说，这与中国知识分子认同于“政治迫害文化”，使中国的每一次“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成果得不到积累，无从产生象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中式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领袖人物有关。

    本人以为，八九民运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是真，但中国是否存在“持不同政见运动”，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疑问的问题。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８９年，四十年中，除１９５７年毛泽东煽动的“大鸣大放”中出现过“体制外选择”（即制度和国家选择）的要求外，包括八九民运在内的其余群众性运动，作为整体，提出的大都是“体制内选择”的要求（即政策、领导人、党派、政府的选择。）这一方面与中共“一元化”领导下，“一元经济”使现代社会各阶层得不到充分发育，社会政治制度使得各种社会利益集团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政治生活，自己的舆论工具和经济实体有关。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社会中的所谓“体外精英”，虽经过十年改革宽松环境中的成长，到１９８９年为止，仍然是一个这样的混合体：它主要是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意见不同而被排出体外的共产党人和“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群体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身具瓦文萨、哈维尔、曼德拉、金大钟的素质，至少不妨作一回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更倾向于作戈尔巴乔夫。

    二、我们在考察八九民运与文革的关系时，当然应该着眼于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内容。

    八九民运与文革确有不同。但那也只是表面的不同。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倡扬的是人类价值对立的两极：一个是为了“神”，为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个人专制权力；一个是为了“人”，为了人民民主的权利。前者是奉命造反，后者是自觉革命。

    但是，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忽略了真正的文革，是在毛泽东与自己发动的文革不断地进行搏斗中行进的；它的不平凡的乐章，是在失控和反失控的交响中谱写而成的。毛泽东，这个被压迫阶级的“守护神”，在那场运动中，实际上只是被各种心怀不平（有地位不平、遭遇不平、能力不平、精神不平）的人们借助“打鬼”——各级政权的掌握者、人民心目中的特权阶层、文化贵族——（正如他对江青所说）的钟馗而已。８０年代是一个神灭的时代，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旗帜，他们不再以某个人的名义，而是以民主和法制的名义要求兑现自己的权利，这是时代的进步所赋予两个运动不同的性格，但是它们的内在动力，在广大人民来说，均是追求平等的渴望。从而，在指向特权阶层及其“制度性腐败”这一问题上，两者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广义的文革造反派，不论其个人具体经历如何，从社会阶级构成来说，主要是处于社会下层人民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革命后处于受压抑地位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裔。与工农大众所持有的“原始平等”主义不同，他们的“造反”大多不是出于对物质利益分配不均的抗议，而是对发展机会与政治际遇不公平的反叛。如果说，前者的行为（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一种“经济主义妖风”的话，后者的行为在当时和后来的特权阶层眼中，则带有典型的“阶级报复”的色彩。他们是按照阶级秩序新建立的“专政”国家的受害者，他们的后代是前代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阶级本质上，他们与工农大众本不属于同一共同体。但当着控制着社会全部资源和分配权力的掌权阶层迅速“特权化”并“血缘化”时，得不到充分发育从而也无从展示阶级特色的处在社会下层的这两个阶级，在共同利益面前，也就被轧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不同于“老红卫兵”的造反派（或所谓逍遥派）。（载《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６月版）

    书出之后，我第一个得到的海外反馈就是小凯传来的：

    ——你这个“黄毛丫头”怎么作出了一件惊天大事？！

    ——你人在国内，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处境？

    他认为我今后应该到海外去作研究。从那以后，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小圈圈”开始定期询问我的状况；我的装备也迅速地改善……总之，在他少年时代的那个院子里，只有我和他的经历是与“政治”沾边的。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小凯从外电中得悉我终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解聘的消息，于是开始帮我筹划出国访问之事。这对我来说，真是勉为其难！我不仅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外语遗忘得一塌糊涂。没关系！有朋友来帮忙捉刀。而且，就是当年为小凯准备出国文件的那一位……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件事虽然没有办成，但我还是非常感激小凯——感激他对于一个“小辈”的顾念。

    １９９８年，我到荷兰后，他与鹏令也建立了很好的私谊。他们都倾向于自由主义，但在某些问题上看法却很不同，有些（如文革）甚至严重分歧。但他们互相是佩服的。与通常“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同，他们甚至交换个人生活和感情方面的信息。虽然仍是远在天涯，但我觉得与这位“大哥”倒是更近了一层。

    小凯说他不懂政治学，看他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我觉得他还是掌握了民主政治的真谛（或称“共和”的真谛）的，那就是“制衡”的原则。不过，这个问题仍可以进一步讨论。因为“共和”有许多层次，封建时代的“贵族共和”是一种“制衡”的结构；近代社会的“精英共和”也是一种“制衡”结构；甚至黑帮政治也有某种“制衡”功能。但这些“共和国”与下层社会的人权状况是毫不相干的。由此，我意识到，５９年的小凯也许没有“下放”的经历，没有与底层社会共同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坐牢和劳改，过的也是“供给制”生活，也是与“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在一起。他在读史时，也没有注意到，美国的政治家们，在把“民主”和“共和”两个要素结合起来，锻造一个新政体时那种面面俱到的深谋远虑……也许，中国第一步应该学英国，第二步仍然应该学美国？

    在《基督教和宪政》一文中，他谈到对于“理性主义”的反省。我以为，这是他一生另一次思想转折的重要标志。它说明，在世界观、人生观上他开始从“无限”返还到“有限”，从“功利主义”归真到“任自然”，从“事”的本体转向了“人”。说到底，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工具的性质，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加速把世界推向毁灭，只有具有了正确世界观的人，才能够人性地利用手中的“利器”。我相信，在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关照下，他会将自己的经济学探索置于更宏观的考量之中，而他的人生也将更加质朴，更加愉快。可惜的是，他走得太早，他的人生经历可供“开发”与研究的另一面——在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层面的价值——还有许多将言而未言的“精彩”被带走……当然，这些都不妨碍小凯是本时代的先进分子，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最优秀的精英。我们毫无疑问，是以他的存在为骄傲的！

    小凯的得病与信主，我都间有所闻。我相信，有过艰难经历的他，不仅具有坚强的毅志力，而且具有自我平衡的智慧。我相信，他的精神“皈依”已是“归去”的一部分。他最终把自己交到了上帝的手中，也就卸下了一切有形与无形的负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多好！人生能有这样的坦荡，是修炼不来的境界……

    我相信，他在天堂的聚会将更加富有人情味，和他的“牛鬼蛇神”在一起，等待我辈的归来！

王海光：一个历史学家的杨小凯

提起杨小凯，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自学成材，“文革”结束后，即发表经济学论文，得到经济学界专家的好评，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但因“政审”未取。1983年，杨小凯以武汉大学讲师身份出国留学，完成博士学业后，曾被哈佛大学等数家国际著名大学聘为教授，著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等著作。他在199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被国际经济学界赞许为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一些前辈学者曾期许他是华人世界中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物，对他的英年早逝，无不扼腕痛惜。但是，还有一个作为历史学家的杨小凯，这是人们鲜有论及的。
    杨小凯是少年成名。这个成名并没有丝毫的少年得意，完全是因祸得名。杨小凯原名杨曦光，出身高干家庭，从小受到的是正统的革命教育。“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是湖南长沙一中高一学生。长沙一中是全国重点中学，高干子弟云集，是湖南“文革”风暴的中心。对于这场“大革命”，杨曦光（杨小凯）一开始是抱有革命理想主义的纯真和热忱，非常认真地投入，真诚地相信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需要。但“文革”运动的翻云覆雨，使这位单纯的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困惑。他开始走出了群众组织的派别圈子，认真研究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并深入到湖南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以求找寻对这场运动的理论解释。他得出的思考结论是：革命后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文革”是人民反对特权阶层的又一场革命。1968年1月6日，他把自己的这些观点整理成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虽然用的是湖南激进造反派“省无联”的名义，但原本是为交流自己思想观点而写的个人文章，最初只油印了80份，散发了不到20份。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表达了激进造反派的理论观点，是“文革”思潮史上的一份极有价值的重要文献。
    关于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杨小凯在三十年后曾有一个简单论述：“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烂旧的国家机器。” 《中国向何处去》面世后，当即通过香港流传到海外，立刻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反响，被视为“中国大陆第一篇公开批判共产党特权阶层的文章”。美国的“新左派”非常赞同该文的观点，出了各种英文版本。至今，许多“新左”人物还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情有独钟。
    文章的异端观点大大偏离了官方意识形态，为当时运动正要收蓬靠岸的形势所不容，立即引起“文革”高层的激烈反对。1968年1月底，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点名批判《中国向何处去》的“反动”观点。康生还以理论权威自居，断言这篇文章绝不是出自一个中学生的手笔，背后一定还有大人物，要抓文章黑手。这篇文章因此成为“中央首长”钦定的“反面教材”，全国各地纷纷组织文章进行批判，作者杨曦光的名字也随之流传全国，远播海外。因为这篇文章，杨曦光成了“反革命政治犯”，判刑十年，母亲自缢，父亲关押，还株连了许多毫不相干的人们。
    在狱中，杨曦光读了大量中外历史书籍，分析东西方在推进现代文明进程中的成败得失，提取历史的智慧，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盲目崇拜革命的观点，认为历史上的“革命民主主义”是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东西，决心与其彻底决裂。这个新的觉悟，成了他的研究兴趣从政治转向经济的最初动因。他在狱中刻苦读书，自学英语和数学。
    十年囹圄的思想炼狱，改变了红卫兵激进派思想家的杨曦光，成就了以后的国际知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杨小凯。但如果仅仅说到这个程度，还只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个人经历，虽然是一部精彩人生的青年人励志传记，但并不是本文所说的历史学家。《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只能说明杨小凯是一个历史文献的作者，是历史的当事人，与本文所说的历史学家也无干系。为史者，需要有客观的立场，理性的态度，保证历史记述的公正性。由于历史当事人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过去的历史场景之中，难能做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容易挟入私笔。所以，历史当事人成为历史学家者凤毛麟角，非大智慧者不能为也。
    杨小凯是一个具有历史大智慧者。他后来曾评价《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认为该文虽是当时的知名度最大的，但思想水平并不是最高的。对于“新左”一派仍然坚持“文革”中的激进观点，他毫不妥协地表明自己主张现代民主政治的共存和制衡，坚持宪政道路的基本立场。这都说明了他对历史反思的深刻性，有着难得的客观、冷静和理性。笔者许以杨小凯具有真正历史学家资格的，还是因为他的另一本著作：《牛鬼蛇神录》。
    《牛鬼蛇神录》是杨小凯1992年完成的一部著作，英文版名字是《囹圄中的精灵》，讲述了他在十年监牢生活中的亲历亲闻。与社会上同类题材的作品不同，该书不是讲作者自己经历的苦难风流，而是他作为一个敏感的观察者，忠实地记录下了一群“文革”囚犯的人生命运，是一部现场历史的著述。杨小凯对这部书自诩甚高，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即使我在世时，此书被人遗忘，但我却自信“一定会身后成名”。
    《牛鬼蛇神录》记述的是“文革”时期一群囚徒的生活。以囚徒的眼睛观察社会，切入历史，这是从一个最为险恶的境地，细微反映社会隐密的独特视角。作为执行国家惩戒的场所，监狱关押了给国家社会制造麻烦的众多囚犯。每一个囚犯，都是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从囚犯之所以成为囚犯的各种情况中，能够从社会负面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生存状况如何，具有观察和记录历史的特殊意义。通过什么人受到了国家的惩罚，惩罚的罪名是什么，惩罚是如何执行等情况，就足以清楚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态和特有的社会问题。
    “文革”错捕、错判、错杀的冤案数量是空前的。以“一打三反”运动为例，仅1970年2月至11月的十个月间，就逮捕了28万多人，杀了9952人，这个数目超过1964年全年的十倍以上。在这个非常时期的监狱，关押的人物品流混杂，罪名千奇百怪，既有真正危害社会的刑事罪犯，也有罪不当罚的良民百姓，还有心有异志的反叛人物，坚持信仰的宗教人士……，总之，是汇集了社会上三教九流的“牛鬼蛇神”之地。这或许是杨小凯给该书取名为《牛鬼蛇神录》的本意：记录下这些“囚禁中的精灵”的罪与罚、言与行、善与恶，以及国家专政机器实施“杀、关、管、教”的理由和施为，展示出社会背面另一个罕为人知的世界，进而透视整个社会历史的问题。
    作为一部现场历史的著述，作者既是历史的当事人，又是历史的观察者，主客之间极易混淆。杨小凯却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叙述的分寸，忠实地记录下了他在狱中十年亲身经历的人和事，既有历史的现场感，又有审视历史的客观和冷静，既看到了严苛的环境如何扭曲了人性，也看到人性在严苛环境中的闪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史德。他出身优越的高干家庭，却能对底层民众抱有深切的同情心；自己的观点虽是激进造反派，又对保守派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遭受着草菅人命的牢狱之灾，还依然仗义执言去打抱不平；身处厄运逆境之中，还对周围的人们抱着敏锐的观察力……，这些杰出的个人品行，使他在“文革”狱政混乱，滥施刑罚，告密者遍地的污浊环境中，能够与周围的各类囚犯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得到他们轻易不谈的故事，从而获得了比常人更多的隐秘信息。这些来自许多个体经历的隐秘信息和杨小凯勤学深思的背景知识相结合，构成了这本书最初的素材和思想基础，使这本书的写作有着他人所不能企及的深刻性。
    《牛鬼蛇神录》的体裁是以人物为主线，讲述他们的故事。讲故事的历史叙述方式是让事实说话，以事寓理，信息量大，解读空间广阔。书中列出的主要人物有20多个，各具社会的某种典型性。在这些人物中，有扒手、小偷、强奸犯、杀人犯、“投机倒把犯”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犯”。有“文革”的造反派，有保守派，还有派性武斗的凶手。社会身分有工人、农民、流浪者、“黑市商人”、国民党时代的旧官吏、干部、教师、工程师、作家、艺人等。杨小凯具有卓越的理解力，具有讲故事的天赋。他笔下每个人物的背景清楚，形象生动，情节细腻，感情真挚。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社会角色，人生经历，思想言行和最终命运，叙述了一个一个在那个不无荒诞的时代真实发生的事情，给世人揭示了他们看不到的社会背部，使这本书有了信史的价值。
    杨小凯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讲述的这些真实的故事，表现了他敏锐地捕捉历史脉动的良史之才。他通过这些囚犯的个人命运，揭示了“文革”运动发生发展的多重社会主题，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在他揭开的幕布下，释放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信息，使我们看到了熟悉背后的陌生，成说遮蔽下的真实。让我们愕然而疎然。我们会发现：“文革”派性武斗的残酷和血腥，竟然是和天真无邪的革命激情绑在一起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势同水火的观点分歧，在思想的层面上却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同一炉的意识形态冶炼出来的；响应毛泽东号召积极投入“文革”运动的亿万群众，在貌似集体无意识的行动背后，却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最实际的利益诉求；那些大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却是把臆想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现实的政治斗争；在全社会全面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观努力，客观上却是不断制造出来更多的政治反对派；倍受国家严厉打击的地下经济活动所以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地下包工队”、“黑市场”所以屡禁不止，其生命力的顽强却是根植于国营经济的效率低下；在“文革”群众性的政治动乱中，“造反有理”的逻辑与镇压有理的逻辑出现了奇特的组合；与重新恢复社会秩序的积极意义并行的，却又是国家有组织推行的政治迫害活动……，这些充满矛盾、冲突、吊诡的历史现象，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命运展现出来，构成了多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主题。这些主题所反映的历史深刻性，穿透了具体的人物、场景、事件、时段的表象，而径直地追诉到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机理。这样邪恶的机制是如何生成的？又如何运作起来的？
    在杨小凯的书中，讲述的最多的是一群政治犯鲜为人知的故事。“文革”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以“群众专政”的名义践踏法律，制造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政治犯群体。“文革”期间按“公安六条”惩处的大批“反革命分子”中，有满腹委屈无处倾诉的抱怨者，有冒犯权势人物尊严的犯上者；有不慎触犯政治禁忌的无辜者，有忧国忧民的直言者等等类型。这类冤狱故事通常会有一个陈旧老套的主题：一场非理性的运动是如何毁坏了国家的法度。杨小凯讲述的兴趣所在，不是那些清白人士的冤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犯，真正想要犯上作乱的“反革命组织案”、“反革命集团案”的案犯。这些政治犯胸怀异志，“图谋不轨”，秘密政治结社，是试图反抗社会制度的地下反对派，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然而，在这类“反革命集团案”的案情中，埋伏着社会动静的隐秘信息，对历史研究者极具魅惑力。但由于从事这种政治游戏的危险性，当事人的活动十分诡秘，对父母亲友俱是一应回避；官方为防止效尤，也不会有意披露案件的详情，因而关于这些政治精灵的历史记载基本上是缺失的。除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外，社会对他们的事情知之甚少，特别是关于他们的社会背景，思想动机、意识形态和活动方式，更是局外人很难知晓的。随着这些政治精灵的肉体消灭，埋藏在他们头脑中的那些秘密也都归于了尘土。
    感谢杨小凯，是他打开了这扇历史密门，使我们看到了这些政治精灵“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思想行为轨迹。这些参加地下政治反对派活动的人，几乎都是在受到体制的严重伤害后转向政治的。属于是知识分子的，大都与“反右”有关。属于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大都与阶级歧视政策有关。属于工人、农民的，大都与“大跃进”的大饥荒有关。这些体制性的伤害，不仅激起了他们的生存反抗意识，而且激起了他们的政治担当意识，“认为自己可以比当政者干得更好”。在这里，革命和反革命并不是由于不同阶级的立场，也不是来自敌对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体制的政敌只能是体制自己造成的。正因如此，地下政治反对派的意识形态是十分杂芜的。有些来自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有些来自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三民主义，有些来自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主义，有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甚至还有一贯道烧饼歌之类的神秘卦辞和语义含混的预言。这些地下政治反对派的行动策略上完全是机会主义的。他们试图利用“文化大革命”允许群众自由结社的机会，与一些造反派组织有着密切联系，借机进行准政党活动，甚至还寄希望在执政集团的内部分裂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当政者在大乱之后所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也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在一个对阶级斗争和敌对势力有着杯弓蛇影敏感性的体制下，一旦局势稳定，秩序恢复，这些地下政治活动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再由此引申开来看人类历史，如果在一个社会动荡的乱局中，谁又会是成功者呢？正是在他的那些政治反对派朋友血淋淋的教训中，杨小凯对他所信奉的革命神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悟到了一个严酷的专制体制如何巩固政权的统治机理，不再相信改朝换代的革命——即不相信革命会推翻专制，也不相信革命能建立民主。
    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囚徒经历的启发，彻底颠覆了杨曦光从小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改变了一个原本是革命激进主义者的立场，成就了一个政治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所以，当他坦然把十年牢狱转变他思想观念的心路历程如实写了出来时，正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历史学家的杨小凯。
     
    2006-7-27

杨小凯：华人经济学界的“骄杨”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　

题记

性格决定命运。——培根


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做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者，更是稀缺得如凤毛麟角。杨小凯，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华裔经济学家，却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杨小凯现任澳大利亚莫纳什（Monash）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的学报，已出版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原理》等多部中英文专著。


一

锋芒毕露论时政两度陷囹圄

磐石不移苦自学十年悟真经


杨小凯学名杨曦光，小凯为乳名，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1962年，由于当时刘少奇反对考“父母”不考学生的阶级路线，录取标准不看学生的家庭成份，因而杨小凯和当时很多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同学考入名闻遐迩的长沙一中初中。1965年，录取标准唯成份论后杨小凯又与许多高干子弟一起考入长沙一中高中。不过与大多数骄横跋扈的纨绔子弟相反，杨小凯朴素得像一个平民的儿子，只是在他文静的外表下潜藏着思想的滚滚波涛。没多久，“文革”开始了，像暴风雨席卷了整个大陆，杨小凯这些正需要阳光雨露的小草们就被突然卷进了这场浩劫。跟当时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杨小凯忠贞地投入其中，甚至不惜以自己柔弱之驱捍卫天真的信念。1967年2月，因不满省军区抓捕造反组织“湘江风雷”的工人群众，杨小凯挺身而出，散发传单、写大字报，结果被军队抓去，在公安局监禁两个月。在狱中，他高唱革命歌曲，用绝食来为自己争取“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机会。监禁没有消灭他的勇气，反而促使他开始深入地思考“文革”的实质以及中国的前途问题，写下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等一系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有见地的文章。这些闪烁着思想之光的文章被广为传颂，结果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羞恼成怒，竟亲自下令将杨小凯再次投进监狱。从1968到1978年，年仅20岁的杨小凯在黑暗的牢狱中被关了整整十年！直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自过问，1983年他的沉冤才得以昭雪。

进去时尚是弱冠少年，出来时已到而立之年。20岁，正是黄金般的美好年华！本应坐在明净的教室里自由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为自己的明天憧憬着各种梦想，在广阔天地间纵横驰骋任意挥洒。如果一个人最灿烂的年华是在最黑暗的监狱度过，结局可能有千万种；但是我敢肯定，恐怕很少人日后还能成为一代宗师！面对绝境，杨小凯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暴自弃。在艰苦的劳改之余，他拜当时也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学习数学、英语和材料力学、机械学。尽管他的肉体饱受折磨，但在精神上却是那么的固若磐石、坚不可摧。在狱中，能接触到的经济学读物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杨小凯以其天才般的智识反复研读，他甚至自己用拉格朗日方法推出Gossen第二定理。这些在绝境中的体悟，日后竟成为他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滥觞。进去时杨小凯只是一个中学生，而出来时他在学力上已经完成了大学水平的学习。

恢复高考后的次年（1979年），杨小凯曾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一年数学课，于第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担任实习研究员。1982年，未上过大学的他到武汉大学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被聘为助教、讲师。从1984年到1986年连续三年，他每年出版了一部这方面的著作。我相信，即便是没有进过监狱的“老三届”也不一定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怪不得一位崇拜杨小凯的网友深深感叹：“即便杨小凯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者行列。”先哲曾云：“痛苦之时，正是磨练造就阅历人情世故之候。一生本领，多在此处得来。不可困而委顿，如无根小草，不耐风霜。看遍二十四史，古来有大功业者，孰非从艰难困苦中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的，杨小凯这棵昔日的小草饱经风霜，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乃至日后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界的一棵“骄杨”。


二

负笈西域从名师五载得正果

漂落澳洲创学派仗剑闯江湖


杨小凯是不幸的，一个才华卓绝的人竟遭遇天妒其才的命运；杨小凯又是幸运的，至少他没有像张志新、遇罗克等同时代的英雄们那般英才早逝，而且以后多次获得大师的提携。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G. Chow）对杨小凯在经济计量学的经验研究方面的天赋颇为赏识，遂推荐他于1983年赴普林斯顿大学深造。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所以“美丽心灵”容纳了天才、诺奖得主纳什（Nash）的世界名校，杨小凯如鱼得水。他有幸师从国际贸易方面的顶尖高手迪克西特（Dixit）、格罗斯曼（Grossmm），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杨小凯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未及一年由讲师升为高级讲师，1992年被聘为教授（Reader）。从获得博士学位到正教授，杨小凯只用了四年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在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师要评讲师必须在国际排名前50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至少2篇论文，高级讲师要5篇，而副教授要10篇，教授则必须在本研究领域内能在国际上排进前5名。因此，直到目前为止，该系只有2位教授（另一位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若干年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界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像杨小凯，坐了10年牢，出来后还有今天的成就，我们是想不到的。你说杨怎么跟我比？我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他却在坐牢，假如他有我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赢不过他。”

杨小凯何以如此能耐？皆因他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又称“超边际经济学”（Inframarginal Economics）。且让我简单地对其中的背景做些交代吧。按照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发的意蕴，“劳动分工”对实现递增报酬的推动作用和“市场竞争”对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然而，自1776年以来经济学发展了一百多年后，能同时处理“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的数学工具（如处理角点解的“库恩—塔克定理”）仍没有发现。为避开这个难题，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师们就把全社会的人分成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两部分，用效用函数和无递增报酬的生产函数来描述“市场竞争”。但是生产函数只反映了各种投入产出的关系，而未反映专业化水平、组织结构、递增报酬，这显然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相悖。在这种情况下，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利用现代经济学和数学工具逐步复苏了斯密的思想，通过构建一个超边际的分析框架，成功地同时处理了以“资源配置”为形式的边际决策和以“劳动分工”为形式的超边际决策。打个比方，学生在填报大学志愿时选择读什么专业就是一种超边际决策，它是跳跃式的、非连续的；而一旦确定了专业后，如何在一个学年内分配学习时间就是一种边际决策，它是连续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解释后一种决策，它无法解释前一种决策，但是从实践上看前一种决策更为重要。

杨小凯等人所创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同时，提出了对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城市化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几乎当代所有重要主题的全新解释，并试图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条线将它们全部贯通，声称要消除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界限，将新古典经济学包纳其中。不可否认，杨小凯的野心实在是太大了！在新古典经济学牢牢占据西方经济学界主流地位的今天，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一开始即遭到了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四面围攻，但是这一学派经过战火的洗礼，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正日益得到好评。诺奖得主布坎南教授于2002年3月访问莫纳什大学时，在一次有副校长和院长参加的午餐会上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就在贵校，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在布坎南的支持下，杨小凯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在哈佛大学举办了一个研讨会，专门向美国一流名校的研究生讲授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姓杨的中国人首次为我们摘取了一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谁又敢说姓杨的中国人不会再为我们赢得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呢？

杨小凯创立新学派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其过人的天赋，但是他一步一个脚印，遵循国际学术秩序并最终成功突围的做法更值得中国经济学者学习。首先，创新的思想必须体现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因为一流名校的博士论文得以通过本身就说明它经得起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批评，这是第一关。杨小凯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就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建基于递增报酬的劳动分工的微观模型。接下来的第二关，要能在一流的匿名评审的学报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些论文要有一定的引用率。杨小凯和他的同事、学生以及其他经济学家，针对新古典的所有主要命题写出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在一流学报发表后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三关，要把自己的成果编成教科书，使教师爱教，学生爱学，并且有研究生愿意做这方面的学位论文。1998年和2000年，杨小凯与人合作共出版了三本中英文教材，吸引了欧美和中国一批研究生做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论文。当一个学派的理论进入一流大学的课堂教材时，一个学派才算真正取得了成功。当然，除了上述三关外，还需要一些支持性条件，包括较强的数学功底，能将本学派的思想模型化，拥有自己的刊物和网站，并得到基金资助。杨小凯本人的强项就是数学，如今他们已经成立了“超边际经济学会”（Inframarginal Economics Society）以及一个交互式的“超边际经济学网站”www.inframarginal.com）。其门下弟子史鹤凌、孙广振、刘孟奇和李克等人，分别把守澳洲、澳门、台湾、北美等地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门户。当初之所以选择澳洲莫纳什大学而不是美国一流大学，杨小凯的解释是，因为“革命总是在边缘地带发起，好比英国的工业革命”。相形之下，国内的一些学者出版了一两部未经匿名评审的著作或论文便宣称某某学派创立的做法，显得何其浅薄！


三

诲人不倦传学问睿智点中国

詈患肺癌信基督天公降奇迹


在很多人看来，像杨小凯那样少年时便锋芒毕露，动辄对新古典理论大开杀戒的名人，要么高傲冷峻，要么性格乖戾，总应该显得高不可攀才是。但是，杨小凯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的和蔼、平易近人，对于后学总是谆谆教导、勉力提携。2000年我还在人大读本科，适逢杨小凯教授到人大演讲，在热烈的演讲延长了一个小时后，他竟然留下了自己的电子邮件。我按照他提供的邮件发给他一篇冗长的论文，请他指点一下。本来没有想过他这样的名人会给我回复，但是一周后居然收到了他的电子邮件。他指出了我论文的几个模型有一些问题，还将与这些模型有关的几篇文章的电子版给我发了过来。读了研究生之后，我又向他提了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作答，并且将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群发给他的几个学生看并要求他们给予解答。虽然贵为教授，但是杨小凯依然是朴素本色，在莫纳什大学坚持每周上六天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风雨无阻。对于一个敢于用最宝贵的生命来捍卫心中之真理的人，还没有什么名利不能看开呢？正是杨小凯伟岸的人格，感召了一大批弟子投入门下，他们亦师亦友。尽管在学术观点上有时也难免争执，但是对于杨小凯的人格却是赞美之词是溢于言表，几乎言必称“小凯”。

作为一个华人，杨小凯始终热心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他针对中国情况提出的许多观点，例如给予国有企业老板剩余索取权，放开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以成立企业的自动注册制取代批准制，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如今部分已经被中国政府所采纳。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迅速发展，当大多数学者对此赞誉有加时，杨小凯却当头泼来一盆冷水。他提出了“后发劣势”的假说，认为中国的发展靠的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但却没有建立起成功的制度。由此可能导致经济改革的快速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在短时期内也可能是成功的，但却可能对中国的长远发展不利。与杨小凯的思想导师哈耶克一样，杨小凯在中年以后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从经济、历史、宗教和政治的多个角度来分析中国问题。一次在北大演讲时，他曾半开玩笑地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以前提倡民主和科学，我看今后要提倡自由和宪政了。”

正当杨小凯处于事业的颠峰时，不幸再一次降临于他。早年的炼狱对他身体的摧残，再加上他废寝忘食的研究工作，2001年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真是天妒奇才！然而和年青时面对绝境一样，杨小凯再一次显示出他坚强的人格。他开始笃信基督教，每日祷告，并接受了科学的治疗。难以想象的是，像他这样理性的经济学家居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的祷告居然真的令病瘤消失了！2001年9月份时，他的整个右肺都僵硬了，讲话都很困难。而现在杨小凯不仅讲话正常，还开始游泳、打网球，甚至玩帆船！2002年7月15日，杨小凯在上海出席了由复旦大学和澳门大学联合主办的“超边际分析与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上午，他给我们这些后学们语重心长地谈了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感受，之后和大家合了影，紧接着就去做手术了。下午，在我们即将开始研讨会时，负责会议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就兴奋地告诉大家：“奇迹总是发生在小凯身上。小凯的手术非常成功，他还吃了两碗米饭！”大家一片欢呼。


总有一些事让我们无比感动，总有一些人让我们无比折服。关于杨小凯的故事，也许很多人并不陌生。我写下上面的话，不是想以此为杨小凯建碑立传，而是希望带给更多的人以鼓舞和激励。特别是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时常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受到良好的经济学教育，还要直面社会的各种世俗压力。可是，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跟杨小凯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绝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注定成不了像杨小凯那么宏大的事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杨小凯作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榜样，在小有所成时不要沾沾自喜，在遭遇困顿时不要萎靡不振。

本文已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总第12辑，转载请注明!

悼小凯教授
　　　　　　　　　　　　　　　　齐　辉


　　作为一个湖南人，我一直为自己家乡出了杨小凯这样的优秀学者而感到骄傲。然而，今天下午不幸的消息从互联网传来，小凯教授今天早晨去世，享年55岁。尽管早几个月前不断有小凯教授病情恶化的消息传来，但小凯教授去世的消息仍然使我感到突然和难以接受。英年早逝，天妒英才啊！

　　小凯教授在经济学领域作出的卓越成就令人景仰，他被公认为华人中最有希望冲击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当1998年出版杨小凯的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时，该书的匿名审稿人是这样评论说：“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但我认为小凯教授的可尊敬之处，还并不仅仅在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其实，杨小凯创立的“超边际分析”方法之专业、精深，就连很多经济学人士都看不懂），更在于他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所体现出的良知和正义感。比如，近几年来随着网络的兴起，中文互联网上的封锁与反封锁、维权与反维权的斗争此起彼伏，两年前在中文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为争取和捍卫网络自由的《网络公民权利宣言》，小凯教授就是发起人之一。在其它的网络签名活动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小凯教授的落款。小凯教授对民主、自由的执著追求，理所当然地鼓舞着我们这些终日行走在网络中的人们。相比那些同样是身居海外，却对极权政体肉麻吹捧的精于理性算计的具有犬儒气息的所谓大牌经济学家来说，小凯教授无疑是高尚的。

　　小凯教授的一生充满坎坷，年仅21岁的他就被当成重要的“反革命”犯而被判重刑，在洞庭湖畔的监狱度过了长达十年的光阴。杨小凯的苦难，见证着极权政治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饱经苦难的小凯教授对极权政治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所以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极权政治的批判和对自由宪政的呐喊。网上流传的小凯教授的许多论文，很多并不纯粹是经济学的言说，而是渗透了他的政治追求和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他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0－1978）》一文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于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

　　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

　　他在《后发劣势》一文中更是对中国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政治的“跛足式改革”发出了警告，他指出：“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以上资料均引自秋风：《思想评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中道自由主义》网站之《杨小凯文集》）

　　小凯教授已离我们而去，这是继去年李慎之先生去世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又一重大损失。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大师告别人世，中国社会的转型仍在继续，而自由中国却仍遥不可及。自由主义在中国任重而道远，后来者惟有沿着慎之先生、小凯教授的路继续前行。

　　最后，让我祝愿小凯教授的在天之灵得享安息，祝愿小凯教授年轻时就关心的“向何处去？”的中国能够向着他理想的民主、自由和宪政迈进！


完稿于2004年7月7日深夜

永恒的纪念
　　　　　　　　　　　——读杨小凯《牛鬼蛇神录》
　　　　　　　　　　　　　　　　胡　平


　　杨曦光（即杨小凯）写的《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一书中的大部份章节，曾经以《狱中回忆》之名在《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杂志上连载。我每篇都细细读过，记忆犹新，但得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1994年），仍然忍不住去邮购了一本。在我看来，杨曦光的《牛鬼蛇神录》是我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出版已有四年，英文版也已上市，但似乎未见热烈反响。不过我相信，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此书在五十年后“还会被人记起”。传世之作未必畅销，它也许永远只有少量的读者，但这少量的读者永远不会断绝，世世代代，它都能为自己觅得知音。

　　在中国，坐过共产党监狱的人很多，但描写共产党监狱生活的作品很少，写得好的则少之又少。《牛鬼蛇神录》堪称此类作品中的杰作（顺便一提，刘青写的《狱中回忆》亦是同类作品之又一杰作）。

　　一九六八年，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杨曦光，因为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而被中共当局点名打成“反革命”，整整坐了十年监狱。和一般描写监狱生活的作品不同，杨曦光这本书很少写到自己，他写的几乎全是别人，是形形色色的狱中难友。这中间有地下反对党的领袖，有从事当局不允许的自由经济活动的民间企业家，有强盗，有小偷，有不同背景、不同政见的政治犯，有宗教信徒，有作家，还有国民党时代的官吏。作者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出色的文字工夫，他能用短短的篇幅就把这些人物都写得十分生动。《牛鬼蛇神录》揭示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而又不被常人熟悉的方面。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具有一种非凡的政治观察力和领悟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眼睛，更深刻地认识文革，认识中国社会，认识共产党革命。

　　在杨曦光笔下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凤祥。刘凤祥原任湖南日报主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打成群众组织的“幕后黑手”，还涉嫌组织地下反对党，因而被捕入狱，后来被当局处以死刑。刘凤祥一度被关进杨曦光所在的号子里，两人一见如故。就在相识后的第二天夜晚，刘凤祥向杨曦光和盘托出了他的全部政见。他从五七年反右运动讲起，一直讲到文革，最后还预测到毛泽东与林彪的冲突。杨曦光说：“那是我永世难忘的一堂现代中国政治历史课。”在时隔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读到刘凤祥的这番讲话，仍不能不为它的深刻洞见所震撼。

　　杨曦光很少直接写到自己，但是他通过描写别人、通过描写别人给他的感觉印象和观念启示，间接地写到了自己，尤其是写到了自己的思想转化与发展。譬如，他从私人企业家卢瞎子那里懂得了共产党词典中资产阶级概念的虚假性，从李牧师那里看到了宗教引人向善的巨大力量，从刘成宇和建妹子的爱情悲剧中体会到中共治下的城市、农村户口制度的可恶，等等。他向比自己有学识的人学习知识，向不同经历的人们了解社会。其实，这些描写也不经意地向读者展现了作者自己的品格，不只是他的好学深思，还有他的顽强、真诚、正派，富于同情心。

　　真正历经大磨难的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往往只用平实的的语调。特别是在写到自己的感情波澜时，作者下笔很简洁，很克制，别有一种含蓄的深沈。例如作者得知刘凤祥被处决那一段文字，寥寥数语，每读至此，都让我感到十分沈重。

　　在书的结尾，杨曦光刑满释放，那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毛泽东时代正在被一个新的时代所代替。满怀著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杨曦光离开了劳改农场。他不由得想起他的难友，那些死去的冤魂。他对自己说：“不管将来发生什麽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杨曦光写成了这本书。他为那些逝去的精灵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7/7/2004

张永生:

　　7月7日一早，我在北京给小凯家里打电话。小娟告诉我，小凯在墨尔本时间7点49分病逝。虽然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忍不住悲从中来，失声恸哭。从二十岁陷入十年牢狱之灾到去世，小凯一生历经坎坷，在短短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成为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大家。但是，他的生命也因此而耗尽。正值55岁的壮年，小凯生命的音符噶然而止。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思想家，小凯是我精神的导师。现在斯人已逝，无尽的伤痛顿然袭来。当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点燃蜡烛，用烛光和泪水，悼念小凯在天之灵。
　　
　　一
　　
　　我和小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合作完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之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我们两人并未曾谋面，一直都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往来。我对小凯最初的了解是通过读他的书。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大气磅礴，我一接触便为之着迷。于是，我给他发邮件谈我对他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专心撰写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两本教科书。他给我推荐阅读书目，还给我传来他自己的英文读书笔记。此后，我们开始通过电子邮件频繁地交流。我对经济学理解的加深，则主要是在读了他的书并得到他的指点后的事情。他站在经济学的高处，告诉我什么是最快的路。后来，我们开始合作完成那本书，其实主要是将他精深的思想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我在这本书中并无创造性的贡献。在他1999年底从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进行短期教学时，我们在北大校园第一次相见。此时该书的书稿已经完成。2001年，小凯、有光和鹤凌一起帮助我申请了莫纳什大学一个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职位，我得以和他经常朝夕相处。
　　
　　2001年9月24日，小凯被确诊肺癌。而在此之前，小凯身体看不出半点异常。当时小凯下班后常同我打网球，然后我们在旁边的绿菌场上散步，同时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的几篇论文，包括那篇后来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的讨论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的论文，就主要是球场讨论的结果。从小凯打球的情况看，他的体力非常充沛。只是有一天，小凯回家后突感背部有一些疼痛，周末和家人游泳时疼痛加剧。在小娟的催促下，小凯到校医院去看医生。大夫拍片发现肺部有阴影，但不能确定是何种原因，建议找专家进一步检查。我们都开始担心。小凯安慰我们，说可能是肺结核，因为他小时候得过肺结核。但是，专家进一步检查的结果排除了肺结核。小凯的肺部有肿瘤，需要进行手术。小凯一开始对自己突患重症无法接受。有一天，小娟陪着小凯做检查，回家时从学校取了小凯的信件。我和小娟一起走向停车场，远远看见小凯一个人坐在车里，怔怔地望着天空，眼神充满了悲怆和无奈，看见我们后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这一幕让我感到悲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9月24日，小凯做了手术。肺部的肿瘤最终没有切除，因为医生看过后说切除会有危险，脖子上感染的一个淋巴结则被割掉。这样，手术后小凯的喉管里插着一根导管，发不出声音讲话。当时除了小娟，我和祉宁、定胜、邓欣等人亦轮流看护小凯。最开始我们不能确知小凯真正得了癌症。第一个晚上，我在小凯的病房通宵守护。小凯只能通过写字表达意思。晚上9点钟，小娟回家照顾孩子。小凯拿起笔给我写纸条，“永生，我的确有肺癌，即使喉头不是癌，医生也说要切除我的右肺。小娟不愿讲太多坏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在此之前，我一直对小凯的病心存侥幸，希望不会是恶性肿瘤。由于是手术后的第一天，小凯痛得整夜不能入睡，而且还要不时地让护士用吸管抽走喉管里的积痰。护士每抽一次积痰，就会触动小凯喉管的伤口，他就会痛苦地抽动。我不忍心，每次就抓住小凯的手，希望能帮助他减轻痛苦。尽管他整夜都很难受，却仍不忘记写字关心我，“你可以到房间外面看看书，抽屉里有很多杂志”(英文)。那一个晚上我坐在椅子上整夜没有合眼。看着小凯的样子，我很难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小凯一生经历坎坷无数，十年牢狱之灾亦未能摧毁他的意志。正是靠着这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小凯才终于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这一次面对死亡，小凯仍然选择勇敢面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小凯的第一反应是要战胜它。而在他自己遭此厄运之际，心里却还想着我的研究，令我嗟叹。27号，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小凯写纸条告诉我，“癌已扩散到右肺以外胸中的淋巴结。鹤凌和有光会帮你安排第二年的研究。出中文书的事我就都交给你了。”他通过写纸条问护士，“我不能吃东西，怎么存活？”（英文）。又写道，“请告祉宁，想办法找美国对这类癌症有试验性药物或疗法的医生或网址”。还让我们问“中国是否有医院愿意治疗，因为澳洲医生认为动手术危险”。他通过这种特殊形式同我“交谈”的一大叠纸条，一直被我珍藏。小凯一生多灾多难，但每遇逆境则不屈，现在事业正如日中天，却不想染此重症。
　　
　　小凯得病后，大家都说，他是由于劳累过度。从1984年赴美国求学到1993年标志着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完整体系形成的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出版，小凯只用了短短9年的时间。小凯在这9年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毕其一生也求而不得。小凯就一直这样在拼命。这种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也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小娟告诉我，小凯从来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从哈佛回来以后，家人和周围的朋友都劝说小凯不能再象以前一样拼命。小凯在哈佛完成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给经济学界带来的影响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经济学家还只是零星地看过小凯的文章，对小凯的学术贡献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而当他建立的学术体系完整地以教科书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再漠视小凯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小凯觉得可以稍事喘息，于是开始注意做一些体育锻炼，象打球、游泳和玩帆船之类。除了劳累过度以外，小凯此番得病，想必同他早期的牢狱生涯大有关系。十八、九岁的年纪应该正是身体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但小凯在监狱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活。
　　
　　二
　　
　　小凯从一生病就坚定要战胜癌症，奇迹后来的确在他身上发生了。在刚开始确诊为晚期癌症时，医生断定小凯只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小凯的身体在出院后却不断地康复，以致于小凯后来见到手术医生时，医生看到他仍然活着感到非常惊奇。而我们，则一直对小凯的完全康复抱有希望。尽管我们不懂医学，但知道很多事情医学还不能解释，知道很多人得了癌症又继续活很多年的例子。小凯是一个具有超凡意志的人，一生都在不断地创造奇迹。我们相信他这次也不例外。
　　
　　在得了癌症以后，小凯希望大家将他当作正常人而不是病人看待。所以，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不谈他的病。只是在他每次到医院检查后，我们才问一下结果。而如果有好消息，小凯和小娟就会主动地打电话告诉我们。小凯得病后还坚持每周给学生上8节课的《数理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只是在第二年，学校给他特别安排了一年的休假，小凯才得以摆脱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了上课外，就我所知，他在得病期间干的工作不亚于一个正常人：筹建“莫纳什大学递增报酬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组织编辑和撰写英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系列丛书；赴美国参加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为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并作主题讲座；分别到复旦大学和湖南大学参加超边际分析的学术会议并作主题讲座；在莫纳什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父亲病危和病逝时在一月之内两次回中国（小凯父亲至死不知道小凯已身患绝症。小凯比他父亲仅晚1年离世。他父亲寿高近90）；接待哈佛大学马斯金教授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本·奈（Ben-Ner）教授访问莫纳什；接待朱学勤教授、王则珂教授、张军教授等人访问莫纳什；每天处理大量电子邮件；按原计划辅导几位博士生。此外，小凯这两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在系里也居前列。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健康人尚且不易。2003年下半年，小凯还坚持要应邀到台湾大学访问数月，因身体不适终于被小娟阻止。他给我解释过他坚持到台湾大学去的原因之一是，他去可以给他在台湾的弟子刘孟奇等人创造在台湾大学讲授超边际分析的机会，而这对孟奇的事业有好处。
　　
　　小凯手术出院后，战胜癌症的信念非常坚定。他开始改变生活方式。每天早晚自己开车到附近的森林公园里散步，中午也休息一小时。墨尔本环境优美，到处是森林和海岸。这种环境对于小凯的康复很有好处。他在森林和海岸边散步，其实是快步行走。他凭借顽强的毅力每次快步走1个多小时，一早一晚要花2到3小时。这样，在森林和海岸边走路的时间，就成了小凯工作和讨论问题的时间。我们只要有时间，或者有问题要同他讨论，就陪他去走路。在他生病期间，朱学勤、王则柯、张军等人访问莫纳什时，我们都是这样在森林里边走边谈。从他走路的样子和发表见解时的滔滔不绝看，完全不象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凯、学勤先生和我们在Jells公园一边走路一边讨论，谈大西洋贸易为何对西班牙和英国产生不同的影响，谈新教与天主教对宪政制度的影响，谈光荣革命与英国的宪政制度，以及欧洲的多样化与文明的发展。学勤先生还给小凯拍了一些录相，说是太太也惦记着小凯的病，在录相里看到小凯就会放心。
　　
　　除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外，小凯还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医生一直给他用最好的化疗药物，他同时还相信从中国带去的中药。这样，他的身体一直恢复得不错。特别是，他2002年在上海做了一个手术，医生通过注射零下100多度液态亚氦的方法来将他右肺的大肿瘤冻死。这是一种物理疗法，不象常规手术那样有危险。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右肺的肿瘤基本上被成功地抑制，并且逐渐变小，胸腔的积水也逐渐消失，化验的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我们都相信奇迹已经发生。这对小凯是莫大的鼓舞。他对自己完全康复越来越有信心。小凯在得癌症的第二年过54岁生日，我们按照广振的提议，给他送了一张1岁的生日贺卡，表示他身患绝症又重获新生。小凯那天很高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由于病灶不断缩小，胸腔的积水也全被吸收，小凯对自己完全康复充满了信心。有一次，他召集鹤凌、广振和我在他办公室讨论。他计划我们今后要做的很多事情，而在谈到这些很远的计划时，他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要在其中做什么做了安排，完全不担心他的生命还是否能坚持走到那一天。在谈到他个人今后事业的发展时，他说现在斯坦福大学、哥仑比亚大学和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都有意向他发出邀请，待自己完全康复后，他很可能会认真考虑接受美国的职位，因为美国毕竟是经济学最重要的阵地，他的经济学需要在那里传播和推广。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身体完全康复如此自信都很欣慰。现在小凯走了，我想起当天的情形和他说过的话，心里十分难受。他最终还是没有如愿地完全康复。
　　
　　小凯最开始不能接受他得病的事实，觉得命运对他非常不公。慢慢地，尤其是在他皈依基督后，他不再这么认为。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人的力量和智慧实在太渺小。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他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小凯说，只要信上帝，就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所以，小凯对死亡的问题后来变得非常超脱。他对我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年、70年抑或100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也许明天就会死去，但他很欣慰他生命中的情节非常精彩。是的，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人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三
　　
　　小凯有半生在海外飘泊，在国内二十岁时就因一篇热血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而陷入十年牢狱之灾，之后又历经坎坷，然而他对中国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赤子之情，却片刻不曾懈怠。我们每次谈话，他差不多总要谈到中国，流露出对大陆的人民和大陆一草一木的眷恋之情。而他对中国问题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则来自于他对中国体制弊端的切肤之痛。小凯生于“高干”家庭，是中国革命早期的受益者，曾经对中国要建立的理想制度充满礼赞，憧憬着中国能因此走向民主与富强。但后来的“文革”风暴和政治运动，却让他从天堂跌落到地狱。这种命运的大起大落，为他创造了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难得机遇和独特视角。他对中国问题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正是来源于他在这种切肤之痛后的深省。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则难以理解他思想的深邃。小凯说，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更多地倡导科学和民主，却忽略了自由与共和，而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和给予人民最大的自由，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
　　
　　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巨变。人们对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充满了期待。但是，中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由于深层体制弊端引发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尽管市场力量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角落，但传统计划体制的力量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很多方面仍然顽固地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因权力缺乏制衡而导致的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对此，小凯充满了焦虑。他认为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宪政规则，都在于人们失去信仰后心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引用诺斯的话说，决定经济绩效的是制度，制度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在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制度，而忽略这些国家经济制度背后的宪政规则。这种忽略会带来短期的成功，但却带来长期的失败，因为简单复制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不具有创新能力。他提醒中国要警惕步入南美“坏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在他堪称传世佳作的《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仔细地梳理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脉络。他希望他的宪政思想能帮助中国走向富强，给中国人民带来永久的福祉。
　　
　　小凯病危之际仍在关注中国的宪政问题。2003年9月，他告诉我他的身体开始恶化，已经无力修改我们合作的一篇英文论文，并交待我处理他在中国著作的出版事宜。我从中国给他打电话，那时他已经很难下床行走，讲话十分吃力。他用虚弱的声音告诉我，说他现在讲话很困难，但是想听我给他讲国内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宪政问题。他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渴望。他此前曾专门向我要过吴敬琏先生的电话，要同他讨论宪政问题。我告诉他一周前我陪吴先生见几位日本经济学家时，曾同吴先生谈起他的宪政思想。小凯听后忍不住要说话，但又发不出声音。我心里难受，叮嘱他不要讲话，也不要再多谈这些问题，身体的恢复最为要紧。他用力挤出一些笑，告诉我不要担心，他已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托付给上帝，所以他现在心里很平静。小凯对中国宪政问题至死不渝的关注，完全出于爱中国的心。
　　
　　由于小凯讲话很困难，我之后没有与他直接通过电话，只是间或给小娟去电，或向鹤凌了解小凯的病情。得到的消息是，小凯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但是，他仍然还要坚持每天工作一段时间。2004年1月13日，小凯给我发邮件，说他在网上看了何新关于重商主义的文章，很不同意，但已无力提笔，嘱我参考他在《发展经济学》和《百年中国经济史》中的有关内容写一篇文章，澄清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对于政府无限制的经济权力问题上的区别，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或我自己的名义发表。我立即给他回信，说要做这件事情。更为高兴的是，看到他写信和我谈工作，我判断他的身体略有好转。但是，他对他的身体状况却未置可否。实际上，他的情况一直在持续地变坏。但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他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他对中国的爱发自内心。他将他的一本演讲录冠以《中国情与自由梦》的名字，正是他对中国一片赤子之情的真实写照。今天的中国，需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问题，需要用大智慧来寻找光明。中国，你要为你的土地养育了小凯这样的优秀儿女而自豪。
　　
　　四
　　
　　小凯的心中，有大爱。他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要重写反映他十年牢狱生涯的《牛鬼蛇神录》(英文名为The Captive Spirits, 《囚禁的灵魂》)。因为他在那部书里，不自觉地充满了恨。他认为这不好。上帝让他宽恕、谅解并爱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曾善待他的人。耶稣说，“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说，“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只有当爱象细雨一样滋润人的心田时，一切的仇恨才能化解。所以，当他面对不公时，首先是忍受；面对不同观点的人时，他首先是爱他们的。社会的和解与进步，正需要这种宽恕和大爱。
　　
　　他经常和我讲起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新约》强调平等，每个人都能与上帝对话；而《旧约》则不同，人只有通过牧师才能与上帝交通。中国人喜欢将人分三六九等，上层社会的人看不起底层的百姓，这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系，从后者中可以找到《旧约》的影子。有一次他在国内做报告，主持人出于奉迎介绍他的高干家庭的背景，这让他心里生出反感。在小凯的心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尤其是在国外呆得越久，就越发对此感触良多。在澳洲，一个保安很少会在面对一个教授或官员时感到低人一等。这种人格的平等，中国还差得太远。
　　
　　他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爱。他对中国底层的百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充满了深深的同情。他说，城里人要爱那些在城里做事的民工，不要因为他们蓬头垢面和没有文化就鄙视他们。他写文章呼吁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来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他出于爱中国农民的心，并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知识告诉人们，很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并且恰好是导致农民和农村贫困的根源。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才能真正得自由，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有大发展。他有一次从国内回到澳洲后，几次对我提起周其仁关于土地制度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关系的观点很深刻。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物质上正快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人们逐渐摆脱贫困、超越小康。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吸引了全球淘金者的目光。世界主流媒体谈起中国，也开始更多地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伴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越来越变成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人们自主或不自主地被卷入名利的旋涡，对金钱和权力的狂热和向往超越了信仰和爱。于是，一些人开始呼唤人文关怀，呼吁经济学家要讲道德。小凯的心中，正有中国需要的这种大爱。
　　
　　五
　　
　　也许是命中注定，小凯一生难得有顺境，包括他开创的学派也是如此。小凯很多具有原创性的论文最初都寄给象《美国经济评论》（AER）和《政治经济期刊》（JPE）这类最顶尖的刊物，但他的这些对编辑而言新颖而陌生的论文的命运就象他个人的命运一样多舛。有时候，编辑不知将他的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有时候则将其交给他批评的理论的创立者和支持者进行评审。而有时候，匿名审稿人对他的论文有高度的评价，但编辑却毫无理由地干脆不予发表。主流经济学的势力过于强大，即使在看似公平的西方匿名审稿制度下，真正有原创性并对主流理论形成挑战的论文也难以有出头之日。对此，小凯深感无奈，但要在西方学术界立足，除了遵守既有的学术规则以外，别无捷径可循。所以，他对我谈起他尊重的张五常时，说他非常幸运，因为科斯等人了解他的思想，张五常的几篇最具原创性的重要论文都是科斯直接向他约稿，并没有经过现在这样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序，而小凯自己则没有这种幸运。
　　
　　在很多时候，小凯的论文只得转投其他一流刊物。他跟我们说，他保留了他所有论文的匿名审稿报告，将来要将这些审稿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审稿报告，将是反映一个新学派如何艰难崛起的最好的历史文献。小凯有一次对我感叹，说超边际分析如果是由一位白皮肤的美国人或犹太人开创的体系的话，其在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由于华人在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社会的地位总体来看目前还比较低下，华人开创的经济学体系也就难以被那些有自我优越感的西方人完全接受。小凯是一个埋头研究的人，并不擅长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在2003年2月莫纳什大学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上，哈佛大学著名的马斯金教授前来参加。在会议的结束晚宴上，莫纳什大学校长为马斯金教授颁发杰出客座教授聘书。黄有光教授宣布中心成立和丛书出版事宜，在致辞时对小凯的学术成就大加赞扬。他用手指向天花板诙谐地说，小凯的智商在天上，但情商却在地上。作为晚宴主角的小凯，只是安静地坐在席位上不说多话。小凯的确不擅长推销自己，尽管他谈起他的学术可以口若悬河。他曾对我说，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真正原创的东西并不突出，但他推销自己或包装别人学术成果的本领却绝对一流。小凯如果有这种推销自己的本领，则他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学术地位一定要远远高于今天。
　　
　　更不幸的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界几位有影响力且本来能够助小凯一臂之力的人，都象小凯一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罗森（Rosen）自称是小凯忠实的拥趸，对小凯开创的经济学体系推崇有加。他为推广小凯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幸的是，罗森于200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位置上不幸离世，也属于英年早逝。而在更早之前，财务奇才布莱克（Fisher Black）也是独具慧眼，对小凯以超边际分析发展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高度评介，称小凯与有光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才华横溢”。但是，布莱克却在1995年英年早逝，也象小凯一样，享年仅有55岁。如果他再晚两年去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就会非他莫属，因为1997年诺贝尔奖颁发给了哈佛大学的默顿（Robert C. Merton）和斯坦福大学的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而他们的成就可以用一个精炼的公式来概括，那就是有名的Black-Scholes。这个Black，正是布莱克。布莱克是著名的Goldman & Sachs的合伙人，被人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小凯曾给我们讲过他和布莱克的一段轶事。1995年，布莱克专门给小凯来过一封信，说要赠一笔巨款来支持小凯从事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专业化与分工理论的研究。小凯觉得不能凭空接受布莱克的捐赠，于是去信婉拒。不久，传来布莱克教授去世的消息。小凯这才知道，布莱克教授临死之前希望用他的财富资助他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研究。
　　
　　作为一个全新经济学体系的创始人，小凯自然成了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心中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华裔经济学家。梁晶昨天跟我说起，有一次她邀请小凯来讲座，给学生写好了讲座告示内容让他们去张贴，但学生却自行将小凯的头衔改成了“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确，小凯杰出的经济学贡献得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等人的大力推崇。布坎南称小凯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匿名审稿人称其著作为“盖世杰作”。不论是否赞成小凯的学术观点，只要真正了解小凯学术贡献的人，都不会对小凯吝啬这些称誉。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正在向世界极力推介小凯。布坎南有一次来信告诉小凯，又一位诺奖得主贝克尔也“上了我们的船”。尽管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件非常困难和不可预期的事情，但如果真有一天小凯获得诺贝尔奖，也决不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但是现在，小凯走了，带走了大家对于中国人获诺奖的希望。如果能用诺奖换回小凯的生命，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诺奖。我们只要小凯，因为小凯是唯一的。
　　
　　六
　　
　　小凯的离去，让我精神上很孤独。小凯在的时候，我只要遇到问题，就会去向他请教。他不在身边，我就给他发邮件。小凯总是无一例外地能够给我满意的答案。小凯外表朴实，但思想却深邃。思想深邃而又为人谦和，则乃真正大师风范。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亲切地叫他小凯。我回大陆后，不能再象在澳洲那样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在他身体恶化后，通过邮件也很难再有交流。现在，小凯则彻底地走了。小凯曾将他大量的英文读书笔记给我阅读，我每每见到他在笔记上注上“nonsense”(胡说八道)时，就会觉得大快人心。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各种声音都交织在一起，而其中一些声音则是会让中国误入歧途的“nonsense”。小凯人已经走了，但一代思想巨擎的强音，却仍然会回荡在我们的上空，带领我们寻找真理和光明。
　　
　　小凯对于学生，不论是否认识，从来都是爱护有加。他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公开。学生只要有疑问，都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对于学生来信求教的邮件，他尽量自己亲自回复。如果没有精力，有时候也转给我。今年3月的时候，小凯转给我一个学生的信件，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脱。我回复时没有告诉这位学生，小凯是在生命垂危之际惦记着解答他的问题。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得到过小凯的指导。小凯不一定记得这些学生，但这些学生都会永远将小凯当作他们的导师。
　　
　　小凯生病后，我们一方面期待奇迹发生，一方面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小凯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如果小凯发生万一，我们作为学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当是让他设法给学术界留下更多的思想遗产。所以，我对他讲，我们平时的谈话都很随意，现在我列下一些具体的题目，想同你作一些认真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要录音，将来可以出版，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思想。他欣然应允。这样，他生病后不久，我每周都同他有一次比较正式的录音谈话。谈话有时候是在他的寓所，有时候则是在森林或海边进行。他每次只能谈大约半小时，讲话太多，他的身体就有些承受不起。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几个月。这些题目谈完后，他的身体已恢复得相当不错。我们就觉得他真的会完全康复。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读小凯的著作。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出版了《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经济学原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杨小凯经济文集》下周将会付梓，而其他相关文集和演讲录则在重新编订之中。除了这些中文作品外，小凯还同美国一家出版社签订了一个英文书籍的出版合同，在美国出版各种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支理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这些英文著作的中文版本将会在中国同期出版。这些著作，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喜爱他作品的人受益。我在回国前，小凯还同我定下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大纲，而我由于回国后又前往欧洲访问数月，这本书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
　　
　　七
　　
　　小凯病逝之前的半年时间，是病魔对他身体摧残最大的时候。我由于去年5月离开澳洲而没有再见到小凯。鹤凌对我说，小凯最后已消瘦得不成样子。我给小娟去电，说我在中国，因为签证的原因，想去看小凯又不能。小娟说小凯这个样子也不太愿意见学生，他希望你们记住他以前的样子。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心酸。
　　
　　小凯走了，留下太太小娟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小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娟和这三个孩子。小娟是一个坚强而乐观的人，一直与小凯患难与共。她在小凯出狱后到处受冷落的时候毅然地跟着小凯。几年后命运将她和1岁的孩子带到美国。在美国，为了生存和读书，他们过着非常动荡而艰难的日子。我和太太刚到澳洲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小娟和小凯就一点一点地给我们讲他们当初到美国的遭遇，讲他们如何克服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小凯给我们讲他当初如何揣着仅有的20美元跌跌撞撞地来到美国，如何深夜给素不相识的华人学生打电话求救。小娟讲她如何带着1岁的孩子为了生存而费尽周折。他们这一家人生活的稳定和压力的减缓，也只不过是在小凯1989年获得莫纳什的正式教职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全家人不断地随着小凯奔波于美国、澳洲、欧洲、香港和台湾等地。这种奔波，有时候是小凯事业的需要，有时候则是为了生计。小娟是一个非常独立而令人钦佩的女性。小凯在几年前得到莫纳什大学的讲座教授前后，小娟才在小凯的劝说下放弃工作，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他们一家人，本来可以从此尽享天伦，但小凯却突然撒手人寰。妻子失去丈夫，少年失去父亲。这对他们家庭，无疑是巨大的悲伤。但是，生活总要继续。
　　
　　今年3月，在小凯病情恶化后，小凯和小娟抱着一线希望到美国参加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一种新的试验治疗。但是，小凯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虽然试验治疗是免费的，但所有并发症的治疗和在美国的开支都要自己负担。于是，祉宁背着小凯向大家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大家都纷纷表示要捐款，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对小凯的帮助。但是，小凯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让我们立即停止这些活动，说他已经筹措了到美国治疗的费用，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为了不违背他的意志，我们只得停止了捐款活动。后来我私下问小凯的妹妹杨晖，到美国的医疗费究竟是如何解决的。杨晖告诉我，小凯向银行借了钱，计划用稿费一点点地还。而我知道，学术著作的稿费是很有限的。小凯的作为，见证了他的品质，让我们对他更生敬意。为了以防万一，黄有光教授等人还是在澳洲成立了一个基金，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计划，这个基金将来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小凯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二是将由小凯开创和他毕生钟爱的事业发扬光大。这个基金将支持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这一领域，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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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4日下午2点，小凯的葬礼将在墨尔本Waverley路的Anglican教堂举行。Anglican教堂是我熟悉的教堂，高高的十字架矗立在天空。在那里，小凯和小娟曾一同受洗，皈依主耶稣。现在，小凯的灵魂就要从那里升起，扑向主耶稣的怀抱。我无法前往万里之隔的Anglican教堂去为小凯送别。我知道，上帝的荣耀，会充满他的国度！
　　
　　(2004月7月13日匆忙于北京)

我所知道的杨小凯
　　　　　　　　　　　　　　　陈小雅


　　小凯去世，有三位朋友来信说，你应该为他写一点什么……

　　我长大后，真正与小凯只见过一面，但两家或亲友的关系，算来也有40多年。我父亲与小凯的父亲，都曾是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时的下级。我父亲算“红区党”，他父亲算“白区党”。

　　他的少年时代和我的幼年时代，曾在同一个大院里渡过。1959年“庐山会议”后，小凯的父亲与家父一同被打成“以周小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大概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他们都获得了“甄别平反”。对此，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曾留下一首《声声慢．七千人大会》：

　　　　时时刻刻，想想思思，年年月月日日。
　　　　是是非非界线，最难分析。
　　　　三番两次遇着，不识它、转移规律。
　　　　事过也，再回头，却是明明白白。

　　　　天下兴亡有责。
　　　　应记取，刍荛之言堪则。
　　　　众志成城，总要定谋决策。
　　　　鞠躬尽瘁而已，哪管他、失失得得。
　　　　为人民，最重是英雄本色。

　　——这大概是我们可以追溯到的，“家传”对小凯“忧国忧民”情怀、“英雄主义”气质的最早影响。但是，小凯说他少年时代就感到了政治迫害给人带来的屈辱，大概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那时的小凯，小学和中学都和我哥哥同学。但我对这位长我七岁的大男孩毫无印象。不过，他的大名却如雷贯耳，所闻大约是“成绩好”、“聪明”一类。当时的长沙市一中，是个省委和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在中等教育界，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一中出政治家；附中出教授和文学艺术家。可见当时长沙市一中的政治氛围，学生对国事的兴趣，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这种特色，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产物。

　　文革前，我们家已离开湖南。再次听到小凯的消息也是在家中的饭桌上。当时，我哥哥还拿出一张传单，来自湖南。我感觉有点遥远。而且印象中长沙没有真正的“产业工人”，他们似乎在孤军奋斗……

　　——既然共产党里已经辨别不出“好人”和“坏人”，那么，跟着“产业工人”走，就是唯一可靠的选择。我——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不知何时获得了这样的信念。即使他们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我并未动摇过这样的信念。最近，看小凯对那段时间的回忆，他仍以信用的语调使用了这个“概念”，说明马列的原教旨形态仍活在他的意识中。在马列的“政党学说”中，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既是一种“金字塔结构”，也是一种“共生关系”。失掉了“尖端”还有“平台”，失掉了“平台”还有“基座”，失掉了“基座”还有“根”。我们如今似乎又回到了根，但这个根在一定条件下仍能生长回去。

　　对于小凯的这段经历应当如何评价，现在看来，尤其在海外，已经不是他个人的事情。但在他父亲那里，小凯并没有今人看得那么“成熟”。小凯父亲说：

　　小凯，原名曦光，……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十八岁……和当时许多“红卫兵”一样，他也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不因父母已被打成“走资派”而有所犹疑。他自幼好学深思，在校是高才生、共青团干部。随着运动发展，他开始思索国家的命运前途。以他幼稚的心灵，在当时条件下，当然无法正确认识这个问题，而更多地是受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许多极左、极荒唐文章的影响。他从这些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文件和文章中，从运动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去揣摩领袖的意图，揣摩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改造成什么模样。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一张《中国向何处去》的传单，作为当时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报”油印散发，从此闯下大祸。……

　　当时社会上奇谈怪论、无端攻击、散布种种“内部消息”、“首长谈话”的传单满街都是，多如牛毛。小凯的传单不过多引用几条马列语句，也有他的一些幼稚思想。然而这却给了当时掌权的造反派和湖南省领导机关——省革筹直至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之流一个机会。他们抓住这张传单作靶子，用以打击另一个群众组织“省无联”，并借此批判所谓“极左思潮”。而其实，陈、康之流才是极左祸首。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宣布：“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中国向何处去》就是它的“反革命纲领”。实际上，“省无联”和许多群众组织一样，只知挥动毛主席语录本，哪里有什么“反革命纲领”！而且小凯的传单纯粹是个人所为，与“省无联”毫无关系。

　　康生则更进一步提出：“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怎能写出这样的传单，一定有后台，要抓黑后台。”于是，湖南省革筹极力贯彻陈伯达和康生的旨意，宣布取缔“省无联”，将“省无联”头头投入监狱。杨小凯也被抓起来，定为反革命罪，判处十年徒刑。另一方面，又大挖“黑后台”，陈素（小凯的母亲——引者注）被逼致死，我也受尽批斗折磨。我们一家人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载杨第甫诗集《世纪回眸》，香港华光报业有限公司，1998年7月版）

　　而在事发当时，我感觉到的是：连大人都在谈论小凯的那篇文章，他大概干下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虽然直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切地把握那篇檄文的背景和含义，但是“少年取其雄武”——隐约之间，小凯已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也许正因为小凯的存在，我对文革中的“极左青年”也怀着某种“恻隐之心”。我相信他们总是有原因的，而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我的《八九民运史》出版以后，小凯成了第一个和我联络的人。

　　大学期间的某一天（也许是78年），我的一个同学突然告诉我，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赴京前，他们作了彻夜长谈。从这位同学那里，我得知小凯在监狱中认识了一位“右派”，是个“断手”。他教小凯英文、数理逻辑（或数理经济）。但那位“右派”，不久却被枪毙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因巨大“不公”而在内心唤起巨大波澜。我意识到，那个“断手”，身怀绝技，背负冤屈，临死前还把所学传授给别人，这是一种何等无私、何等纯洁、何等高尚的人类情怀！！

　　我意识到，小凯是幸运的。大多数人从牢狱生涯中学到的是很多坏东西，而他却因此而获得“新生”。而且，如果不是遇到这位难友，以小凯的兴趣、聪明和既有资源，他很可能从政。而那绝对是前途莫测，也绝对不可能为社会作出后来这样的贡献，取得今天他所享有的荣誉的。小凯能把定“机遇”——识时务——乃属“鼠”者之特性也！

　　同时，我也为那位前辈感到庆幸：你没有看错人！小凯没有辜负你！——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纪念小凯时，所特别要提到的。

　　这个故事，大概有助于我们理解：时来运转的小凯为什么会去写一本《牛鬼蛇神录》；并说，他的灵魂，永远是和那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的！

　　近读小凯父亲的诗作，小凯的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也得到了佐证。在一首题为《送小凯（杨曦光）出国留学》的诗中，小凯的父亲写道：

　　　　炉灰沙土俱堪用，难友徒人各有长。
　　　　左右逢源艰苦学，为求深造渡重洋。

　　——其中提到“难友徒人”、“艰苦学”大概就是当时小凯际遇的写照。而“炉灰沙土”恐怕就是他学习的“文具”了！在该诗的注释中，杨第甫还提到：

　　小凯……竟然在十年劳改之余，求助于一些同牢难友（其中不乏饱学之士），自学了英语、数学和经济学等大学课程。

　　——这也证实，小凯的数理经济基础，确实是在这一阶段打下的。

　　赴京前，小凯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同学——一个未曾谋面的文学青年，大概是希望有人能把这个故事传下去。我的那位同学也曾发愤，要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断手》！而那时，正是“伤痕文学”风起云涌的年代……

　　从那位同学那里，我还知道小凯刚刚娶妻。太太就是他“师傅”的女儿。至于是哪位“师傅”，我没有考证。我当时的直感是：小凯多么高尚！

　　近看一些悼念小凯的文章，对小凯此后的一段经历描述不一。有人认为他考取了社科院研究生，甚至拿了学位；有人称他只是“借调”，社科院连个“助教”也没给他。从小凯父亲的叙述中，我们大概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信息：

　　刑满释放后，他去湖南大学旁听一年，然后在省新华印刷二厂当外文校对。其中写出几篇经济学论文，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因政审不合格未录取。但有几位著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乃以借调方式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武汉大学破格聘他为讲师。不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邹至庄教授到武汉讲学，看中小凯的论文和讲义，认为是可造之才，邀他去美深造。但“政治问题”未解决，考研究生尚且不能，遑论出国。……

　　小凯出狱后，一直对判决不服，多次提出申诉，直至向中共中央告状。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班子调整，胡耀邦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小凯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在中组部过问下，最高人民法院指示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查。结果是定性未变，改为免于刑事处分。即杨曦光仍然有罪，只不过不该判那么长徒刑罢了。小凯当然不服，又连续申诉，其时中共湖南省委几位书记和机构改革时派来湖南的中央工作组都先后阅看小凯一案全部材料，均认为应再次复查。中组部和省委一位领导人都指示法院应根据审判独立原则，依法复查处理，外界不得干预。一九八三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复查，经合议庭合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均认为此案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部材料充分反映杨曦光纯属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认定原一、二审判决定性不当，应予撤销，宣告无罪。至此，从法律角度就，此案已经彻底平反。遗憾的是，法院以为原案是省革委领导交办的，现在平反，也应报省委批准。报批后，省委主要负责人却硬是卡着不批，拖着不办。

　　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是国务院聘请的顾问，因久不见小凯消息，就写信向国务院总理反映。武汉大学接国务院批示后，派人来湖南了解情况，看了案卷，抄录了法院的复查结论及向省委的报告，认为已足够说明和解决杨小凯的问题了。武汉大学据此通过对他的政审，办理了出国手续。一九八三年八月，小凯终于拿到签证出国就读。

　　——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我得知，小凯进社科院，先是得他父亲的故旧李锐先生——当时已复出在中组部工作——的推荐，以后被于光远看中。也是通过帅孟奇和朱九思的关照，小凯后来得以到武汉大学任教。至于他与邹至庄的关系，很可能是小凯先帮助邹成为了中国总理——赵紫阳的座上客，然后才是邹录取了小凯。总之，小凯一生的“传奇”，离不开他的天生资质、后天勤奋，也离不开“贵人相助”。今天，也该是这个谜底可以揭开的时候了。

　　大概是1982年春天，我在北京家中第一次见到小凯，也是今生最后一次见到小凯。他瘦小的身材让我略微吃了一惊！不记得我们谈过些什么。只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想来还觉得狼狈的：

　　因为我很少吃水果，所以也不会削苹果皮。为了招待小凯，我横切竖剥地将一个削下来，那苹果早已没了形状，颜色就更不用说了。在一旁看得着急的他曾试图夺刀，我不给。他唉声叹气，最后，还是接过了那个苹果，三口两口地吃了下去……

　　看来是坐过牢的人，还能将就！但以后我却无心再和他聊天了……

　　——自己不得体，却怠慢别人——我想，小凯如果兴致好的话，是会把这个笑话带到天堂的！而如今想来，他是那样的体恤别人、尊重别人，愿意委屈自己而成全别人，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以后十年无事。一次，偶尔在《知识分子》杂志上读到一篇王珞与小凯合写的《论大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不连续性》。虽然我不能理解，57年的“右派”和文革“造反派”和八九学生怎么能“连”到一起？但我想，小凯每言定会是有所本的。

　　1993年10月，我开始着手……的写作。此时，我心中想到的仅仅是两个和我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一个是我们政治学所的老上级——严家祺；另一个就是我少儿时代的“偶像”——杨小凯。他们这篇文章，也自然成了我写作时的参考资料。正是他的观点，使我开始系统审视中国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运动”，并得出结论：……

　　书出之后，我第一个得到的海外反馈就是小凯传来的：

　　——你这个“黄毛丫头”怎么作出了一件惊天大事？！

　　——你人在国内，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处境？

　　他认为我今后应该到海外去作研究。从那以后，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小圈圈”开始定期询问我的状况；我的装备也迅速地改善……总之，在他少年时代的那个院子里，只有我和他的经历是与“政治”沾边的。

　　1996年12月，小凯从外电中得悉我终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解聘的消息，于是开始帮我筹划出国访问之事。这对我来说，真是勉为其难！我不仅没有心理准备，而且外语遗忘得一塌糊涂。没关系！有朋友来帮忙捉刀。而且，就是当年为小凯准备出国文件的那一位……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件事虽然没有办成，但我还是非常感激小凯——感激他对于一个“小辈”的顾念。

　　1998年，我到荷兰后，他与鹏令也建立了很好的私谊。他们都倾向于自由主义，但在某些问题上看法却很不同，有些（如文革）甚至严重分歧。但他们互相是佩服的。与通常“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同，他们甚至交换个人生活和感情方面的信息。虽然仍是远在天涯，但我觉得与这位“大哥”倒是更近了一层。

　　小凯说他不懂政治学，看他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我觉得他还是掌握了民主政治的真谛（或称“共和”的真谛）的，那就是“制衡”的原则。不过，这个问题仍可以进一步讨论。因为“共和”有许多层次，封建时代的“贵族共和”是一种“制衡”的结构；近代社会的“精英共和”也是一种“制衡”结构；甚至黑帮政治也有某种“制衡”功能。但这些“共和国”与下层社会的人权状况是毫不相干的。由此，我意识到，59年的小凯也许没有“下放”的经历，没有与底层社会共同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坐牢和劳改，过的也是“供给制”生活，也是与“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在一起。他在读史时，也没有注意到：美国的政治家们，在把“民主”和“共和”两个要素结合起来，锻造一个新政体时那种面面俱到的深谋远虑……也许，中国第一步应该学英国，第二步仍然应该学美国？

　　在《基督教和宪政》一文中，他谈到对于“理性主义”的反省。我以为，这是他一生另一次思想转折的重要标志。它说明，在世界观、人生观上他开始从“无限”返还到“有限”，从“功利主义”归真到“任自然”，从“事”的本体转向了“人”。说到底，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工具的性质，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加速把世界推向毁灭；只有具有了正确世界观的人，才能够人性地利用手中的“利器”。

　　我相信，在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关照下，他会将自己的经济学探索置于更宏观的考量之中，而他的人生也将更加质朴，更加愉快。可惜的是，他走得太早，他的人生经历可供“开发”与研究的另一面——在哲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层面的价值——还有许多将言而未言的“精彩”被带走……当然，这些都不妨碍小凯是本时代的先进分子，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最优秀的精英。我们毫无疑问，是以他的存在为骄傲的！

　　小凯的得病与信主，我都间有所闻。我相信，有过艰难经历的他，不仅具有坚强的毅志力，而且具有自我平衡的智慧。我相信，他的精神“皈依”已是“归去”的一部分。他最终把自己交到了上帝的手中，也就卸下了一切有形与无形的负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多好！人生能有这样的坦荡，是修炼不来的境界……

　　我相信，他在天堂的聚会将更加富有人情味，和他的“牛鬼蛇神”在一起，等待我辈的归来！


2004年7月28日修改于北京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和小凯相交二三事
　　　　　　　　　　　　　　　　·张欣·


　　我和杨小凯相交，已整整二十年了。他的逝世，不但使我失去了一个私人挚友，更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个巨大损失。

　　１９８４年夏天，我和小凯同在世界银行实习。我在亚洲部，他在农业部。我们大部分时间做的是为银行收集和分析数据、查看资料。不知道是什么缘分，小凯喜欢来我办公室找我聊天。虽然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是他很能“侃”，因此常常耽搁了银行要我做的工作。我不得不晚上加班赶点。知道了这事后，小凯教我用他的数据处理软件，说是可以帮助我提高工作效率。当然可以更有时间和他讨论。小凯说话做事慢条斯理，我则以为这是湖南人的风格。小凯待人厚道温和，也没有脾气，外表上看不出他后面的铮铮铁骨。

　　当时我先住在邓志端那里，和宦国苍常见面。后来又搬到华盛顿西２３街，到世行不过是步行几分钟的路。同住的有于大海和蔡金勇。国苍、大海和小凯是普林斯顿同学。有一次，我谈到《人民日报》上的报道“湖南农民自学成才，登上大学讲台”，他俩告诉我报道的就是杨小凯。除了小凯穿的花衬衫有些“土”之外，我看不出他哪里像农民。后来直接和他提起《人民日报》的报道，他显得有些不自然，他回避谈他的出身经历，只是说“不可能全是靠自学的，总得有人指点”。后来知道，他在狱中的教授难友教他高等数学。其实，小凯更出色之处，是他虽然出身于湖南的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家庭，却对共产党体制和理论彻底决裂和痛加批判。为了追求独立的思想，小凯还付出了十年牢狱的代价。

　　对于他的许多政治观点，因为有他的文章和其他人的追忆，我这里不作赘述。我这里则提几件我直接经历的事。

　　当时很多大陆留美学生，尽管对共产党政府有所不满，但是在论及台湾和国民党时，经常存有很多偏见和排斥。很多偏见是由于受几十年共产党一面之词教育的影响。这些偏见也常反映在学生运动和活动中。留美经济学会初创时，有人提出排斥有台湾背景和民运背景的会员和来客。小凯立即指出，这是一种歧视。他和我说过，后来也付诸报端的名言是：

　　“中国统一有三种出路：一是两岸和平统一，两党竞争；二是国民党吃掉共产党；三是共产党吃掉国民党。我的偏好次序是如此安排的。”

　　据说这些话对小凯后来访问国内造成很大麻烦。但是，即使是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来看，小凯的话无疑也是正确的。因为国民党代表的是比中国共产党先进的生产力。毛泽东经济的本质实际是封建农奴庄园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辛亥革命的倒退。７８年中国经济改革，无非是对毛泽东代表的中共农奴和原始社会主义经济的否定，回到本来国民党要在大陆实现但并没有实现的资本主义。

　　小凯是留美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二届时，我和小凯同届担任理事，我也负责筹备在密执安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年会。当时有人主张在年会会场背景上悬挂五星红旗，引起争议。虽然大部分会员是从中国来的，但是我们也有不少会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政治背景，包括来自台湾的、美国的和其他国家的。政治观点有左派的，也有民运的。

　　我和小凯都主张，学会不是一个大陆学生团体，学会是独立的、跨政治意识形态的学术团体。它应该包容任何政治背景的人。只悬挂有争议的五星红旗违背学会政治中立和保持学术独立的宗旨。小凯喜欢用的理由与术语是：反对任何“歧视”。

　　这件事后来提交到理事会辩论，钱颖一会长最后拍板决定不挂。后来还有人为此打小报告到中国大使馆告留美经济学会搞“独立”。我们当然不予理睬——学会本来就是独立的嘛。留美经济学会以后始终坚持了学术中立的立场，包容了各种背景的经济学人。这个立场现在得到了经济学界广泛的认可和赞赏。中国使馆对此也比较开明，他们后来继续向留美经济学会捐助并不附加任何条件。在我任会长的时候，我们同时接受中国大陆、台湾、美国等各种团体的捐助。

　　小凯是个奇才。他在经济学和政治思想开拓上的天赋我是一直知道的。后来看了他《牛鬼蛇神录》的几章后，才又领教了他的文学天才。那本书中对人物的刻画、性格的描写、世态的暴露，对毛泽东代表的中共体制本质的揭露，面面都是绝佳。我本科读的是文学评论，知道怎么鉴赏文学作品。《牛鬼蛇神录》在现代文学史上应有它的独特地位。现在大家纪念小凯，对他文学上的贡献却有忽略。

　　我曾和小凯提起他的书。我开玩笑说：“小凯，你这本书写得很不错的。不过我没想到里面性的描写也很大胆！”小凯辩解说，这个不算什么，他们Ｍｏｎａｓｈ大学经济学这些能人多着呢，他说：“……黄有光和王建国还能写言情小说。”据说凯恩斯能写剧本，Ｂａｕｍｏｌ在纽约大学同时教雕塑。经济学一般用的是抽象逻辑思维，和数学家一样，而文学和艺术作品用的是形象思维。要能同时兼顾超群，不是通常的事情。一定要有天分。我本科在复旦读文学，后来到美国读数学和经济后，原来很少的一些文学泉水都立即干枯，什么形象思维都没有。

　　１９９８－９９年，我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学院访问，小凯在哈佛大学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又正好在一起。小凯喜欢和我谈把他的边际递增的函数掺入新的一般均衡模型。小凯温文尔雅，不过对他自己模型的偏好评价却咄咄逼人。他说：“我这个理论出来，整个微观经济学就得重写。”我不怎么以为然。他当时和我“侃”他的理论时，框架上有一大明显漏洞。他对货币和通货膨胀加以否定，认为是宏观经济学的幻象，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框架中没有货币和通胀的地位。我和他讲，如果他能把货币作为一个商品放入他的方程组之后，就可以导出通胀的结果。小凯思考之后，告诉我他同意我的批评，他要作些修改。小凯有这么一个学习方法，他喜欢和人家“侃”他的理论，实际上在讨论的过程中求证结果和寻找问题及新的灵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和求索精神，造就了他的成就。文贯中说小凯谦虚，指小凯不耻下问；黄有光说小凯不谦虚，指小凯不时口出大言。都对。

　　小凯请我到他家吃饭。他太太小娟忙出忙外做菜。我对小娟的厨艺大为赞赏。小凯说：“不是你来，我才没有这么些好菜吃。我是借你的光了。”饭后我和小凯一起到附近公园溜达。我问他晚上还准备写些什么，小凯说，就陪孩子玩。我说你还真有时间，我以为你晚上一直在写文章呢。小凯说：过去不管家，小娟有意见。现在不写东西了，要多陪太太孩子，家庭关系很重要。我说，你也该放松一下。小凯其实是很重感情的。

　　他回澳大利亚之后，小凯生癌，动了手术，效果不错。我和他有几次Ｅ－ｍａｉｌ通讯。得悉他一切不错，癌症症状全部消失。后来他几次回国讲学，以为他已痊愈。一直到今年６月在北京，才知道他病已经复发，不能说话了。几天后听说他已过世，深感悲痛。如果早些知道的话，我想能见见他，或者至少通个话。我当时在中国各地和韩国旅行，只能请我妻子从美国给小娟寄个卡片和支票，表示一下迟到的慰问。

　　小凯是个奇人，天生注定要有不平凡的经历。现在大概上帝想征召他。

　　愿小凯在天国快乐，也愿他对民主的追求尽早在中国实现。


（作者是美国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ｌｅｄｏ经济学教授，亚洲所主任，原留美经济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