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1
>>“玩火”(如何看待破产的高瞻远瞩公司)
我们的研究不针对那些具有高瞻远瞩特点但遭遇失败的公司。具有高瞻远瞩特点的公司比那些不具备此特点的公司破产的百分比会更高吗?做一个类比,假设我们研究了两组登山者的攀登技术: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高瞻远瞩登山者”与未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对照登山者”。进一步假设,我们发现了两组之间的差别(比如观念、训练或冒险精神的差别)。完全有可能“高瞻远瞩登山者”比“对照登山者”的死亡率更高,但是因为我们只研究那些活下来的登山者,所以再也不会注意这个事实。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就如何成为一名高瞻远瞩的登山者提出恰当的指导,但也可能(无意识地)做出了增大死亡率的指导。同样,假设拥有高瞻远瞩公司的特点导致破产的可能性为75%(允许有25%的公司发展为超一流机构),而拥有对照公司的特点导致失败的可能性只有50%(允许50%不能成为超一流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些经理不想高瞻远瞩,从而提高简单生存的可能性。
对这一担心我们有两点说明。首先,有些登山者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的确会丧命,但是只有那些(不顾任何风险)尽全力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才会真正到达顶点。不可否认,有些具有高瞻远瞩特点的公司消失在竞争的风景线外。但那又怎样?在本书中我们不想讨论简单的生存问题。我们不认为简单的生存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感兴趣的是,公司如何进入一流机构的行列,而且我们完全认同,要经历一条冒险的道路才能到达理想的目的地。
但是--这是我们的第二点说明--我们相信(虽然我们无法证明),高瞻远瞩的特点实际上既会提高脱颖而出的比率,也会提高生存的比率。再回到我们的历史前景。我们在此谈论的不是那些一次性的公司。我们谈论的是面对巨变数十年繁荣发展的持久公司。如果高瞻远瞩具有风险,那么为何这种风险没有光临这些公司并且在其长期生存过程的某一时刻将其吞噬?
>>“高瞻远瞩”仅仅是“成功”的另一种说法吗
为CEO的调查暗示着财务成功。我们完全认可这一点。难道CEO们会将非盈利公司视为高瞻远瞩吗?大概不会。这就提出一个正当的鸡与蛋的问题:我们能简单地将“高瞻远瞩”这个词运用于任何取得成功的公司吗?不能。有很多财务上取得成功的公司并未出现在我们的高瞻远瞩公司名单上。调查之前,我们广泛分析了1O年来《财富》 5OO强公司的业绩。分析显示,高瞻远瞩公司并不是在这一时间跨度内仅仅取得极大成功的公司。实际上,如果只看一看 1978年一1988年间(我们调查前的1O年)《财富》5OO强的工业公司与服务机构对投资者的回报排名的前18位,那么所列出的名单与我们列出的高瞻远瞩公司的名单不同,如下所示。
1978年一1988年间《财富》 工业与服务公司对投资者回报排名前18位
1.孩之宝公司
2.The Limited
3.沃尔玛
4.Affiliated
5.远程通信
6.巨人食品公司
7.玩具城公司
8.马里昂实验室
9.State Street波斯登公司
10.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11.DCNY
12.麦克米伦公司
13.库柏轮胎一橡胶公司
14.泰森食品公司
15.菲利浦实业
16.MCI通信公司
17.迪拉德百货商店
18.狮王食品公司
证据表明,我们调查的CEO们不仅仅把高瞻远瞩公司视为简单的高度盈利性公司(否则我们就可以简单地将1978年一1988年间的一流财务运作者与CEO的反应建立-一对应的关系了)。当然,在 1926年一 1990年间,我们的高瞻远瞩公司业绩平平。这表明,如果CEO们只考虑财务上的成功,他们就在考虑很长远时期内的成功,这与我们描绘的作为持久繁荣机构的高瞻远瞩公司相符合。
>>我们能否信任CEO调查,找出名副其实的公司
实施调查(哪怕一项针对深谋远虑、学识渊博的人,比如一流的CEO这样的人的调查)是一个不完善的方法。我们的调查要努力降低偏见,但不能完全排除偏见。一方面,那些在调查的时间跨度内得到积极宣传的公司在调查结果中可能并未得到恰当的表述。比如,美国运通公司在接受调查前几个月得到了大力宣传--有些宣传给它贴上了“高瞻远瞩”的标签。这也许影响了CEO的一些应对措施,在调查数据中给美国运通公司以不相称的高度评价。将美国运通与我们名单上的其他公司相比较,它并不具备高瞻远瞩公司的很多特点。
我们还承认,依赖一项调查就是认为,按照定义,高瞻远瞩公司广为人知、备受尊崇。反之,这是对大型公众持股公司的偏见。(注意,我们的最终样本公司都是上市公司)。但是有的高瞻远瞩公司宁愿固守小规模或宁愿默默无闻吗?比如,L.L比恩公司 (1992年马尔科姆·鲍尔德里奇质量奖得主--对一个石材厂来说是个了不起的功绩)看上去具备我们的高瞻远瞩公司的许多特点,但它们仍为不公开招股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是隐蔽机构。
虽然承认有这些困难,但我们仍相信,对CEO的调查尽管不够完美,但却是建立研究体系的最实用的方法。由于事先不了解高瞻远瞩公司的主要特点(这正是我们努力寻找的东西!),我们无法建立准确的科学筛选机构,最重要的是,调查有这样一个优势,它广泛拥有一批明辨是非的裁判,他们不存在我们所特有的偏见。
还有人问,我们的调查是否仅仅再现了《财富》杂志列出的“最受尊崇”的公司(其采用的也是对CEO的调查),并不是我们列出的“高瞻远瞩公司”。并非如此。我们彻底分析了《财富》1983年一1990年列出的“最受尊崇”的公司,虽然高瞻远瞩公司在《财富》调查中得到了良好表述,但我们并没有发现一种-一对应的关系。1989年,两份名单中列出的所有高瞻远瞩公司均出现在《财富》前3O%的位置,但与排名前 18位没有-一对应的关系。(对照公司中只有两个公司出现在《财富》前3O%的位置。)当然,(如我们所预计的那样),高瞻远瞩公司确实备受尊崇,但高瞻远瞩公司并非《财富》“最受尊崇”名单的简单翻版。
>>相互关系及缘由
在这个特殊的样本系列中,我们找出了某些区别高瞻远瞩公司与对照公司的特点。因而我们可以声称,这些差异与高瞻远瞩公司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产系。但是,我们不能随意关联。我们无法证明高瞻远瞩公司的特点必定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带来持久的成功,我们也并非确切地知道,我们研究的公司找到了最佳商业道路--也许很多无人研究的私有公司依靠一套完全不同的策略,取得了更长久时期的更大成功。我们不能断言已经确切找到了原因与结果。严格控制下的实验不可能存在于真实的公司环境中,因而不可能有 1OO%的把握断言原因与结果。我们的对比分析让我们更加相信已经找到了原因,并不是没有通过对比的任意关联,但这并不能给我们以某种信心。
但是需要强调,我们发现的区别高瞻远瞩公司的基本要素通常在这些公司成为大型成功的一流机构很久以前就会表现出来.实际上,这些特点一般出现在最终成功之前(再一次体现了历史方法的威力),这一事实让我们相信,我们的发现不仅仅是偶然的相互关系。
>>高瞻远瞩公司的艰难时期
90年代初,我们研究的多数高瞻远瞩公司在本行业中是无可置疑的一流机构。尽管如此,有些高瞻远瞩公司曾经历过困难。这能动摇我们的发现的有效性吗?我们认为不能,原因有二。
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记住,我们研究的所有高瞻远瞩公司,甚至那些在9O年代运作良好的公司都会在历史的某时期遇到困难。高瞻远瞩公司并非对挫折与困难只有免疫力,但它们表现出了韧性,建立了令人瞩目的长期业绩纪录。
比如,看一看IBM的情况。不管IBM在9O年代经历了怎样的问题,该公司拥有不能磨灭的7O年纪录,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计算机的发明时期。在这7O年间,在商用机器行业没有一家公司能与IBM并驾齐驱。即使在IBM最黑暗的时刻,商业报刊还称它为“国家的财富”。一个公司取得这样的地位绝非偶然。我们相信,在IBM的历史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教训--它的成功与艰难。IBM从自己的过去中应该学习什么呢?它需要如何去做才能重新取得以前的地位呢?
第二,要记住,在整个研究中,我们一直在将一个公司与另一个公司对比。所以,虽然没有公司是完美的(所有公司都有其瑕疵),但有些公司在长期发展中的确取得了领先地位。例如,当宝来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失去自己的特色时,没有人会撰写一个“国有的财富”的消亡。对多数人而言,宝来公司只是另一个公司。为什么IBM会上升到这样高的地位,而宝来公司在美国精神或世界经济中永远无法取得相当的地位呢?无论有何缺陷,一个不变的事实是,高瞻远瞩公司的光辉盖住了整个市场以及那些长期精心挑选出来的对照公司。从对比中我们能了解到很多东西。
>>大公司与小公司
该研究侧重大公司吗?是,也不是。是,因为名单中只包含大公司,但是列出的每个公司曾经都是小公司。审视这些公司时,我们不仅看它们壮大的时候,还要看它们弱小的时候,而且我们寻求获得既适用于小公司也适用于大公司的见解。记住,我们也调查了小公司到中等公司的CEO ;即使小公司的CEO也希望从那些壮大起来的大公司学习经验教训。
>>信息不均
历史信息的质量与数量因公司不同而异。有些公司,比如惠普和默克公司,对我们敞开档案,提供了很多箱重要资料。多数公司(甚至对照公司)合作良好,尽管信息的质量不尽相同。但是,有些情况下,公司拒绝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合作,因此我们完全依靠第二手资料。此外,各公司的第二手资料的质量和数量也各不相同。例如,我们没有找到专门写诺世全公司的书籍,但找到成堆有关福特、IBM、迪斯尼和通用电气等公司的书籍。我们尽最大可能查找每一家公司的所有可能找到的资料,但只找到一家公司(健伍公司)的实质性资料。找到完整的信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面对已经拥有的大量信息,我们相信,即使得到了完整的信息,我们的发现也不会做出重大改变。我们猜想,如果有所改变,也是对发现的进一步提高。
>>侧重美国
我们只调查了美国的CEO,考察的非美国公司只有两家(索尼和健伍)。我们相信,作为一家高瞻远瞩公司的基本要素会超越文化和国界,但我们也怀疑这些要素的滋味会因文化的差异发生变化,也许是巨大的变化。我们毫不掩饰这一事实,并且鼓励就高瞻远瞩公司的跨文化差异做进一步研究。
附录3
表A.1 我们对高瞻远瞩公司与对照公司在整个历史(从成立之日到1991年)上的研究分类
第1类:组织安排。“硬”项,如组织结构、政策与程序、系统、回报与动机、所有权结构、整个商业策略与公司活动(如收购、重大策略变化、上市)
第2类:社会因素。“软”项,如公司的变化实践、气氛、准则、仪式、神话与故事、集体力量和管理模式。
第3类:有形分布。公司布置物理空间(如工厂与办公室的分布或新的设施)的方式的重要方面。这包括与公司重要部分的地理位置相关的重要决定。
第4类:技术。公司如何运用技术:信息技术、最新工艺与设备、先进的工作结构及相关事宜。
第5类:领导人。自从公司成立之初的领导人问题:组织早期的主要创始人与新生代之间的过渡、领导任期、领导人成为CEO(来自公司以外还是在公司内成长起来?何时加入公司?)之前在该明织内的工作时间、领导人的选择过程与标准。
第6类:产品与服务。公司历史上的重要产品与服务。产品与服务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指导着它们的选择与发展?公司有过产品的失败吗?它是如何面对失败的?公司在市场上引领新产品的潮流还是随波逐流?
第7类:展望:核心价值、目的和高瞻远瞩的目标。具备这些变量吗?如果具备,它们是如何形成的?组织是否在其历史的某些时期而不是其他时期拥有这些变量?这些变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如果组织具有强有力的价值与目的,那么这些价值与目的是保持完好还是变得淡漠?为什么?
第8类:财务分析。自上市之日起所有收入报表与负债表的比率与电子表格分析:销售与利润增长、毛利、资产收益率、销售收益率、权益资本利润、负债与产权比比率、现金流量与营运资本、流动性比率、股息支付比率、作为销售百分比的总资产厂房与设备的增加、资产周转率。我们还考察股票收益率与市场相关的整体股票业绩。
第9类:市场/环境。公司外部环境的重要方面:主要的市场转换、重大国内外事件、政府规定、行业结构问题、重大技术变革及相关事项。
表A.2 从事研究的信息来源
·直接来自公司的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历史文档(如自公司上市起的计划书)、历史说明、内部出版物、图像资料、在世与已故领导人的采访与讲话文本、公司政策文档、历史与当前展望(价值、目的、使命)的阐述、员工手册、培训与社会化资料以及相关资料。
·公司或外部观察者出版的有关行业、公司及公司领导的书籍。(我们更看重外部人士写作的书籍)。我们通过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联合图书目录中找到了所有书籍(旧书与新书)。
·与公司有关的文章。自公司成立到当前,我们做了广泛的文献搜集工作,阅读了广泛来源几十年来有关每家公司的所有主要文章,这些来源有《福布斯》、《财富》、《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国家商业》、《纽约时报》、《美国新闻》、《新共和》、《哈佛商业评论》、《经济学家》,还从《折扣商》、《营销学》、《宾馆和饭店季刊》等行业或特定话题来源中选取了一些文章。
·公司年度报告和财务报表。在有些情况下,仅一家公司就包含近100份单独的收入报表和资产负债表。
·哈佛与斯坦福商学院案例研究与行业分析。我们获取了研究范围内每家公司和每个行业的每一件可获取的商业案例研究资料。
·财务数据库,包括芝加哥大学证券价值研究中心市场指数数据库,它向我们提供了每家公司最早可以获得的每月股票收益率。
·对关键人物、职员、前职员和公司或行业外部“观察家(如分析家和学者)的访谈。
·商业与行业参考资料,如《美国商业领袖传记辞典》、《公司历史国际名录》、《胡佛公司手册》、《美国工业发展》、《电影行业历书》。
表A.3 领导层--成形阶段的区别变量
领导层的定义是,高级经理人,他(们)表现出极强的毅力,能克服重大困难、吸引有志之士、影响众人朝着目标前进、在引领公司闯过其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方面发挥主要作用。注意:在选择时间时,我们尽力涵盖某位经理人仍对公司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的阶段。有时某位经理人在工作期间拥有几个头衔,如总裁、CEO、董事长、总经理。该表旨在说明高瞻远瞩公司与对照公司在发展的成形阶段都有这样的人员,因此,这种定义下的领导层不能作为区别变量。
形成对照的公司 高瞻远瞩公司 对照公司 区别变量
3M与诺顿公司 威廉·麦克奈特 米尔顿·希金斯 无
(1914-1966) (1855-1912)
美国运通公司 亨利·韦尔斯和 亨利·韦尔斯和威
与富国银行 威廉·法戈 廉·法戈(人员相同) 无
(1850-1868) (1852-1860)
波音公司与 威廉·波音 唐纳德·道格拉斯
与麦道公司 (1916-1934) (1920-1967) 无
詹姆斯·麦克唐纳
(1939-1980)
花旗银行 詹姆斯·斯蒂尔曼 阿尔伯特·威金 无
与大通银行 (1891-1918) (1911-1933)
福特汽车公司 亨利·福特一世 阿尔弗雷德·P·斯隆 无
与通用汽车公司 (1899-1945) (1923-1946)
通用电气公司 查尔斯·科芬 乔治·威斯汀豪斯 无
与西屋公司 (1892-1922) (1866-1909)
惠普公司与德州 戴维·帕卡德 尤金·麦克德莫特 无
仪器公司 威廉·休利特 (1930-1948)
(1937-) 帕特·哈格蒂
(1958-1976)
IBM公司与宝来 托马斯·J·沃森 约瑟夫·博耶 无
(1914-1956) (1898-1930)
表A.4核心理念的证据
方法:在评估高瞻远瞩公司与对照公司的理念特征时, 我们考虑了以下每个方面的证据
A 理念的表述
B 理念的历史连续性c 超越利润的理念
D 理念与行动的一致性
在每一类别中,我们根据获得的证据对每个高瞻远瞩公司和对照公司进行评级。然后在依据这些方面取得的公司评级总和的基础上计算出整体指数,每个“H”的得分为3,“M” 的得分为2;“L” 的得分为1。
A:理念的表述
H有重要证据表明,公司表述一个理念(作为我们每个定义的核心价值与/目的的)并将该理念用作指导源泉。有证据表明;公司主要成员反复谈论或写作该理念,该理念在整个组织内广为交流。
M 有某些证据表明,公司表述一个理念(作为我们每个定义的核心价值与/或目的)并将该理念用作指导源泉。有某些证据表明,公司主要成员谈论或写作该理念,但也许只有一次或几次;有某些证据表明,该理念在组织内得到了交流,但少于那些在这个方面得到“H” 的公司。
I:很少或没有证据表明,公司认真澄清并宣布过一个理念(作为我们每个定义的核心价值与/或目的)。
B:理念的历史连续性
H 有证据表明,A部分中讨论的已经表述的理念首次明确提出后,在整个公司历史中变化很小并且一直受到重视。
M 有证据表明,A部分中讨论的已经表述的理念首次明确提出后,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而且/或者很少参照该理念。
L 很少在证据表明,在公司的整个历史中某个理念具有连续性。
C:超越利润的理念
H 有证据表明,明确讨论过盈利性的作用或股东财富只是公司部分目标而不是主要趋动目标。明确使用“合理”收益、“充分” 收益、‘公平” 收益、“盈利性” 使用等词语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必要条件,而不使用“大”或“最高”收益。
M 有证据表明,高度重视盈利和股东收益率, 它们等于或大于其他目标和价值的重要性。对理念考虑也很重要, 但远不及那些在该方面得到“H”的公司。
L:有证据表明,理念考虑服从于盈利目的,公司高度面向利润和为股东创造财富。有证据表明,公司视财富最大化为生存和高出任何其他考虑的原因。
D:理念与行动的一致性
H:有重要证据表明,公司理念不仅仅停留在表面文字上。有证据表明,主要策略(如产品、市场或投资)和/或组织规划决定(如结构、动机体系、政策)由所表述的理念指导并与其相一致。
M;某些证据表明;公司理念不仅仅停留在表面文字上。某些证据表明;主要策略(如产品.市场或投资)和/或组织规划决定(如结构、动机体系、政策)由所表述的理念指导并与其相一致,或者其一致性不及那些在这个方面得到“H” 的公司。
L:很少有证据表明;理念起指导作用及所述理念与公司行动相一致。
表A.5
制定胆大包天的目标的证据
方法:评估胆大包天的目标在高瞻远瞩公司和对照公司中的使用时,我们考虑了以下每个方面的证据:
A:胆大包天的目标的使用
B:胆大包天的目标的创新性
C:胆大包天的目标的历史模式
在每一个类别中,我们根据所获得的证据给每一家高瞻远瞩公司和对照公司评级。然后在依据这些方面取得的公司评级总和的基础上计算出整体指数,“H” 的得分为3,“M” 的得分为2,‘’L” 的得分为1。
A:胆大包天的目标的使用
H:有重要证据表明,公司利用胆大包天的目标刺激发展。
M:有某些证据表明,公司利用胆大包天的目标刺激发展,但不及那些评为”H” 的证据清楚或突出。
L:很少或没有证据表明,在公司历史上认真利用过胆大包天的目标。
B:胆大包天的目标的创新性
H:有重要证据表明,所用胆大包天的目标极具”创新性”(有证据表明,这些胆大包天的目标很难达到和/或极具风险)。
M:有证据表明,所用胆大包天的目标极具“创新性”;但远不及在此方面被评为“H” 的胆大包天的目标有风险或困难。
L:很少有证据表明,目标极具创新性。
C:胆大包天的目标的历史模式
H:有证据表明,公司重复使用一组胆大包天的目标历史模式,或一组胆大包天的目标沿袭多代领导层。
M:(比取得“H” 的公司)重复使用一组胆大包天的目标历史模式或使用多代领导层传下来的胆大包天的目标的证据少。
L:很少有证据表明,在公司历史中有胆大包天的目标的历史模式。
表A.6
拥有教派般文化的证据
方法:在评估高瞻远瞩公司与对照公司的教派倾向时,我们考虑了体现公寻求形成强烈的忠诚和奉献意识影响公司内部人员的行为与公司理念相一致的证据。我们考察了教派式环境中三个主要方面的证据:
A 灌输信仰
B:严密契合
C: 精英主义
在每一个类别中,我们根据所获得的证据给每一家高瞻远瞩公司和对照公司评级。然后在依据这些方面取得的公司评级总和的基础上计算出整体指数,“H” 的得分为3;“M” 的得分为2,“L” 的得分为1。
A:灌输信仰
H 有重要证据表明,公司具有正式和/或看得见的员工教化程序。这些程序可能包括
--教授价值、行为准则.公司理念、历史和传统的专门课程--正在举行的具有理念意义的“培训”
-一同事、直接领导和他人倡导的“当前工作”理念社会化
-一公司成员成为新职员的主要社交群体;鼓励员工主要与其他员工往
--唱公司歌曲,呼公司口号
-一宣传榜样员工的“英雄行为” 创造的神话--用特有的语言和术语提炼参照框架
--立下誓言和保证
--聘用年轻职员,提拔内部员工,从年轻时开始塑造职员的思维方式;每个人从头做起;促进员工的理念“成熟”。
M:有某些证据表明,公司拥有围绕核心理念进行正式和看得见的员工教化程序的悠久历史,但不如获得“H” 级的证据突出,并且/或者历史连续性稍逊一筹。
L 很少或没有证据表明,公司拥有围绕核心理念进行正式和看得见的员工教化程序悠久历史。
B:严密契合
H有重要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上强调“严密契合”--员工要么非常适合公司工作,要么根本不适合;“契合”的界限非常严格(在公司理念面尤其如此)。公司利用各种具体方法提高这种严格的适合度,这些方法包括:
--对那些适合的员工给予具体肯定和回报,对那些不适合的员工给予进一步具体否定和惩罚(那些适合的员工看上去快乐、得到了回报、受到了重视;那些不适合的员工看上去不快乐、得不到重视、“很落后”)
--对不破坏公司理念的错误(“非过失”)的包容;对那些破坏公司理念的错误(过失)的严惩
--招聘时或聘用后前几年间的严格筛选程序
--对忠诚的苛求;对感受到的“不忠” 的惩罚和/或背叛
--过分严格的行为准则和严格的行为控制,旨在驱逐那些不适合的员工
---期待行为的热情和对理念的支持。
--寻求购进(就像金融或时间投入一样),旨在驱逐那些不愿全心“加入”的员工
M:公司有要求”严密契合” 的历史证据,但其证据的突出程度和历史连续性不及那些取得“H” 的公司。
L:公司要求“契合” 的历史证据很少或没有。
C:精英主义
H 有重要证据表明,公司历史上强调对某种特殊事物和上级的归属感。这两个部分都很重要--归属和特殊性。这在很多方面能得到体现,如:
--不断在口头和文字中强调归属某个特殊群体,精英群体
--对信息,尤其是与外部世界相关信息的保密与控制的沉迷--对强调成功、归属和特殊性的认可
--名称的使用(“摩托罗拉人”等),强调归属某一特殊群体的特殊语言
--频繁强调“家庭感受”
--所有人归属于一个”快乐的大家庭”
--有形独立;也就是说,公司有自己的设施(邮局、餐厅、健康俱乐部、社交集合场所),把职员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需要降到最低
M(与获得”H” 的公司相比)公司历史上强调归属某种特殊事物和上级的证据少。
L:很少或设有证据表明,公司历史上强调归属某种特殊事物和上级。
表A.7
有目的变化的证据
方法:在评估高瞻远瞩公司和对照公司对变化进程的使用时,我们考虑了研究过程中收集的证据。我们的研究将暗示,有目的的变化会刺激发展进程。我们考察了三个方面的证据
A 有意识地使用变化进程
B:刺激、促进变革的可行的自主c:刺激、促进变革的其他机
在每一个类别中,我们根据所获得的证据给每一家高瞻远瞩公司和对照公司评级。然后在依据这些方面取得的公司评级总和的基础上计算出整体指数,“H” 的得分为3,‘’M’的得分为2,“L’的得分为1。
A:有意识地使用
H 有重要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上.有意识地推崇通过变革和选择的变化过程取得进步的观念。虽然公司也推崇其他形式的进步(如胆大包天的目标或自我提高),但它一定还会意识地利用变化进程。有证据表明,公司际上已经做出了一些重大策略转变;正利用这种发展模式前进。
M 有某些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上有意识地推崇通过变革和选择的变化过程取得进步的观念,但证据不够突出;而且/或者不及那些取得‘H’的公司在历史上更连续地有意识地采用这一模式。
L 很少或没有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上有意识地推崇通过变革和选择的变化过程取得进步的观念。
B:可行的自主权
H:有重要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上曾经使用可实施的自主权作为促进发展的手段。可行的自主权的意思是,员工在通过权力下放的组织机构和工作规划(有利于工作自由度)完成自己的职责时具有广泛的个人处置权。
M 有某些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上曾经使用可实施的自主权作为促进发的手段,但证据不够突出,而且/或者不及那些取得“H’的公司在历史上更连续地有意识地使用可行的自主权。
L 很少或没有证据表明,公司的历史上曾经使用可实施的自主权作为促进发展的手段。
C:其他机制
H;有重要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上除用可行的自主权外还用多种机制通过变革和选择刺激、促进变化进程。这些机制旨在鼓励创造性和新思想、大胆尝试、机会主义(对意料之外的机会做出迅速有力的行动反应)、对错误免于责罚(或实际上的奖励)、对创新和新方向的奖励、个人积极性、为组织创造新机会的意愿。
M 有某些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上除用可行的自主权外还用多种机制通过变革和选择刺激、促进变化进程,但证据不够突出;而且/或者不及那些取得“H” 的公司在历史上更连续地有意识地采用多种机制。
L:很少或没有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了除用可行的自主权外还用多种机制通过变革和选择刺激\促进变化进程。
表A.8
管理连续性的证据
方法:在评估高瞻远瞩公司和对照公司的管理连续性时;我们考虑了以下方面的证据:
A:内部与外部首席执行官
B:无“英雄式领袖真空”或“救世主综合症”
C:正规的管理发展规划和机制
D:详尽的继任规划和CEO的选择机制
在每一个类别中,我们根据所获得的证据给每一家高瞻远瞩公司和对照公司评级。然后在依据这些方面取得的公司评级总和的基础上计算出整体指数,“H” 的得公为3,’‘M” 的得分为2,“L” 的得分为1。
A:内部/外部
H:有重要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上只从内部选择首席执行官。
M:有证据表明, 公司在历史上主要从内部选择首席执行官,但有一两次背离该原则的情况。
L:有证据表明, 公司有两次以上的情况背离了“只从内部选择”的原则。
B:无“英雄式领袖真空”或“救世主综合症”
H:没有证据表明;公司经历过‘’英雄式领袖真空”(一位强有力的CEO离任后缺乏高度合格的继任者)或“救世主综合症”(在困难时期,寄希望从外部降临一位“救世主”以拯救公司)。
M:有证据表明;在公司历史上至少有一次经历过“英雄式领袖真空’或“救世主综合症”。
L:有证据表明;在公司历史上至少有两次经历过“英雄式领袖真空”或“救世主综合症”。
C:管理发展机制
H:有重要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上有意识地加强管理发展,手段包括内部管理培训计划、循环计划、有意识地利用相关工作经历培养经理人、接触高级管理事项和思路等。
M:有某些证据表明,公司有历史上有意识地加强管理发展,但证据不够突出,而且/或者不及那些取得“H” 的公司的历史上更连续地有意识地采用管理发展机制。
L:很少或没有证据表明;公司在历史上有意识地加强管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