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成本调查

策  划 / 刘旗辉

　　执  行 / 本刊记者赵代波 周云成 白 勇 樊 力 彭 靖 李 楠 曹一方 潘 灯

　　特约撰稿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侯云春

　　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巡视员 黄文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 凯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那保国

　　有企业家曾说过：我的产品，卖的是小白菜的价，操的是卖“白粉”的心！

　　一语道出今天中国企业面临的尴尬境地——成本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低；操心越来越多，收益越来越薄。一道简单的会计问题，已经变成了“司芬克斯之谜”。

　　中国企业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成本状况？到底还有多大的利润空间？中国企业究竟还能在这条路上前行多远？

　　成本与市场的尴尬，企业的不归路

　　中国企业正在迈进一个狭窄的胡同。

　　垄断企业们一方面高呼亏损，一方面不断扩大垄断空间，轻松堆砌起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更多的民企则在上下游汹涌逼来的成本利刺丛中苦苦挣扎：劳动力价格爆涨，土地价格持续攀升，房租成为不可承受之重，税负在减税浪潮中越改越高……

　　同时，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现实，无情稀释了企业看起来很宽广的市场。无序的竞争，同质化的技术、产品和品牌，没有道德和信用的激烈市场搏杀，把中国企业推向了一条不归路。

　　竞争是企业的本能，寻找生存空间是企业的智慧。所以，即使是战争期间，也会有企业能活得红光满面。但成本是企业的生命线，所有企业的倒闭，都只与两个因素有关：债务和成本。唯有成本能够体现出企业经营水平的差异。

　　发改委告诉我们，要适应过高物价的日子。

　　企业家天生就是市场的斗士，高物价高成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成本越来越高，市场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薄，政策空间越来越逼仄，企业却无能为力——

　　员工工资不能降，国民收入保障计划、劳动合同法、民工荒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

　　税负不能奢望降，只有环保节能、宏观调控背景下的税改，从来没有增税的说法；

　　原材料成本不可能降，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能源、资源的不可再生，都是涨价无法反驳的理由；

　　隐性成本无法降，中国是人情社会，做企业就是做人，做人就是做人情。千年因循的潜规则，单凭一企之力，数年之功，唯余缝隙中游走之力。

　　中国企业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成本状况？中国企业到底还有多大的利润空间？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

　　带着种种疑问，《商界》记者分赴贵州、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近十个省市，走进柬埔寨、越南，历时数月，深入企业，组织了专题座谈会，得到了一份份让人唏嘘又相对无言的调查问卷，组成了一份更加沉甸甸的《中国企业成本调查》报告。

　　有多少企业的成本在上涨？比例是多大？在过去一个月中，我们联合调查机构，得出了如下结论——

　　成本数字报告

　　物价涨了，消费者不好过，更不好过的却是企业。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成本上涨的面积、幅度与压力，更甚于产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在过去一个月中，我们联合调查机构，得到了这样一份调查报告——

　　主要调查对象：生产型、商贸型和服务型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发放问卷248份，回收有效问卷187份，有效问卷比例75.4%，其中生产型企业65份，占回收问卷比例34.8%；商贸型企业46份，占回收问卷比例24.6%，服务型企业76份，占回收问卷比例40.6%。

　　主要调查范围：历时15天时间，调查企业样本涉及到北京(21份)、上海(15份)、广东(19份)、福建(32份)、浙江(29份)、东北三省(22份)、四川重庆(32份)、湖北湖南(17份)，涵盖12个省市。

　　共涉及八个成本调查项目：原材料、市场推广费用、工资支出、房租水电物管费用、税金、坏账损失、社会成本(公益慈善支出、业务招待费用等)、其他成本。

　　为客观反映成本变化曲线，设置的企业成本调查时间段为2007～2010年共计四年时间。同时，为保护企业商业秘密，客观反映出企业各项成本的变化，本次调查数据为企业各项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而非企业支出的绝对成本额。

　　主要调查数据及分析如下：

　　原材料：这是本次调查中上涨最明显的成本指标。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从2008年开始，92%的企业出现了原材料不同程度的上涨。

　　市场推广费用：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企业首先缩减的即为市场费用，与2007年同期相比，59%的企业此项成本占总成本比例明显下降；2009年，在经受住金融危机考验后，此项支出明显加大，有超过50%的受调查企业此项指标的比例加大；在2010年，这一势头明显放缓，企业花钱更小心，有超过四成的受调查企业的这一指标在总成本中的比例无明显上升，但仍有55%的企业依然认为市场推广费用在上涨。

　　工资支出：这是本次调查中上涨比例第三大的指标。从2008年开始，有超过75%的受调查企业的这一指标在总成本中的比例稳步提升。

　　房租水电物管费用：受土地价格及房价普涨的影响，这一指标在本次调查中排在涨幅榜的第三位，从2008年开始，有约81%的企业此项支出在总成本中的比例不断攀升。

　　税金：在总成本中的比例基本维持不变，税收制度的改革并没有让企业得到太多的实惠。

　　坏账损失：从2008年开始有明显增加，至2010年仍然保持了上涨势头。

　　社会成本：随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意识的不断增强，这一指标占总成本的比例有不同程度增加。尤其是在2008年和2010年两年，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企业捐款支出明显增多，但占总成本的比例并不高，尚在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

　　其他成本：各企业列举的内容较庞杂，但占总成本比例并不高。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蒸发的资产，企业环环相扣，一方的赢利必然构成另一方的成本。

　　成本暴涨的逻辑链条

　　中国企业经营成本的上涨，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企业。而且，一定会不断上涨，还会涨得更快。为什么商品价格涨得这么快？那是因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已经先行上涨。

　　2010年11月初，央行预计全年PPI涨幅在5%左右。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PPI同比上涨7.1%，主要是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较快。具体来看，5月份，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8%，其中采掘工业上涨31.1%，原料工业上涨13.8%。比较之下，加工工业的上涨幅度却仅为3.6%。

　　生产资料的价格如此疯涨，企业当然会逐步把成本压力转嫁给终端消费者。那么，我们再往上推，为什么生产资料会如此疯涨？它可不可以避免？

　　■企业成本上涨的全球复合性原因

　　伴随中国企业数十年之久的低成本时代，也许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在过去20多年，中国和印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全世界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和产品。整个上世纪90年代，虽然世界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但成本并没有过大地增加，因为中印两国廉价劳工的存在，他们承担了一般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时，这些产品的价格自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而走低。这也是所谓的全球经济的低成本阶段。

　　但当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印两国经济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世界工厂”定位，开始谋求更大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对原材料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全球原料上涨。同时，美国因为石油危机的影响，把大量农地用于种植玉米以制造乙醇等绿色燃料，侵夺了食品生产资源。

　　与此同时，中印两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使劳动力的价格逐渐变高，也使世界1/3人口的食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肉食比重大增，养殖牲畜所需要的饲料开始与人争夺农地。这些因素，自然导致了食品价格的上涨。石油、矿产、农产品(19.85,-0.34,-1.68%)等等，几乎无所不涨。而且这一趋势很难在短期内得以逆转。

　　亚洲崛起，意味着高成本时代就此来临。有意思的是，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复合性的成本上涨因素——

　　首先，从2003年开始，全球经济也保持了5年4%的增速，资源争夺变得愈发激烈；其次，由于美元贬值，但资源产品在国际市场以美元结算，美元的大幅贬值势必引起全球资源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再次，在全球性通胀的预期之下，国际炒家不断推波助澜。

　　种种原因，层层加权，形成一种复合性的成本上涨趋势。

　　因此，中国不得不高价采购全球资源。例如山东省商务厅传出的消息，2010年一季度，山东完成进口额184.5亿美元，部分主要资源类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天然橡胶、铜矿砂、成品油、纸浆、植物油、铁矿砂和棉花的进口价格分别上涨96%、87%、79%、48%、42%、35%和31%。其中，铜矿砂、纸浆、成品油进口价格已接近2008年同期水平，天然橡胶价格超过2008年水平。

　　面对输入性的成本上涨，中国企业负担何其重也。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也出现了一种复合性的成本上涨。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各种材料涨价，土地涨价，各种税费层层叠叠，一层一层地加上去，都是企业的成本。

　　■成本上涨带来的复合性困境

　　原材料在涨价，劳动力也在涨价。

　　其实，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早就到了该加薪的时候了。美国劳动力平均每小时工资大约18美元，最低工资标准接近每小时6美元。德国西部工人的工资是平均每小时27.87欧元，东部地区是17.37欧元。就连墨西哥的劳动力平均工资也达到了每小时4美元，而中国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大多数连每小时1美元都不到。

　　以平均工资而论，在制造、建筑和服务业，中国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只有印度劳工小时工资的60%～80%。尽管中国的出口企业发展迅猛，但归根到底，大量企业依赖低工资、高耗能、高污染的模式是不能长久的。

　　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仅在2007年，劳动力成本就提高了35%。随着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企业成本再次增加。2001～2009年，中国的工资平均年增速为14.4%。有专家预测，未来5年中国工资年均增速可能达到20%。高速增长的人力成本，最终都要摊到产品里。

　　很多企业，便因此苦不堪言，甚至倒闭。

　　回过头来，深圳一家眼镜公司有关人士透露，2010年以来，受生产镜框、镜架等需要的塑胶、金属等原材料价格的影响，眼镜加工行业的利润空间被削去一成左右。“利润空间正在逐步缩小，深圳、东莞、浙江等一些小的眼镜加工企业因此倒闭。”

　　同时，深圳家电、家具、玩具等企业，受原材料上涨的压力，日子也过得紧巴起来。在彩电行业中，生产所需的塑料、包装材料及铜、镍、锂等金属材料不断涨价，下游企业压力是不言而喻的。单就铜而言，一年内每吨价格增幅高达3至4倍。

　　此外，钢材、设备等价格上涨，造成固定资产投资明显比以前要耗费更多。而运输、房租、水电等费用的上涨，也让企业营运成本不断上升。

　　“劳动密集型的小厂已经无法生存。”一位企业负责人给《商界》记者算了笔账，“假定原来生产一台电视机的成本为1000元，那么现在生产一台电视机的成本要上升到1200元。”通过对劳动力、制造、材料、营运等成本的分析，一台电视机的成本大约增长了20%左右。

　　这样的成本增长速度，企业显然已不堪重负。

　　“更令企业为难的是：加班超时，企业要被罚款；加班太少，员工收入受影响，又可能大面积流失劳动力。”深圳某电子制品厂负责人认为，企业的管理成本也在因此增大。

　　无奈只有涨价，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如果品牌不行，服务较差，市场不接受，企业就只能关门大吉。

　　■房地产再次拉高所有成本

　　我们再来看看房地产：房价上涨推动型的成本上升正在形成。

　　房价上涨首先传导到工资上。因为房地产是国家的支柱产业，要让其发展，自然要让工资上涨，人们才能买房。因此房价上涨必然导致工资上涨，这是最近几年工资价格不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2005年以来，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确实是事实，平均工资上涨应有一倍以上，城镇居民的工资也通过调工资的方式逐年上涨，其间的涨幅与普通农民工的工资上涨幅度差不多。需要说明的是，自1995年至2005年中国的工资基本没有出现大幅上涨，与期间房价上涨水平高度一致。

　　可见，工资与房价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也就是与其他所有产品价格上涨呈正相关关系。

　　众所周知，水泥、钢铁、金融、天然气、水电、装修、建材、家具、家纺、线缆、家电、绿化、路桥等产业及其相配套的数百个相关产业，都将在这每一轮的房地产涨价中，进行一次次价格上涨。

　　这一种价格上涨，层层传导，层层放大，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企业都不会在给下家的售价中，仅仅加上上家涨价的那一部分。我们来算一笔账，假如有一种产品，原材料生产出来，第一家涨了5元，第二家想，成本涨了，利润率低了，他也再涨5元，第三家一看，价格比过去贵了10元，心里很无奈，只好跟着涨10元，第四家一看，涨了20元了，反正大家都在涨，于是他也涨20元，这样成本就增加了40元，后面还会层层加价。

　　这只是一种产品。如果数百种产品都这样层层加价，企业成本能不涨吗？

　　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另一种成本上涨的逻辑。有学者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还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前面已经说过，工资与房价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那么，在工资上涨的带动下，农产品涨价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因为工人工资的增加就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成本也就会大幅度增加，这时，使用机械替代劳动力成为趋势。这就是经济规律的作用。从目前农业机械的普及，就可以反推出劳动力成本的确在大幅度上升。

　　农业劳动力的成本增加，当然会刺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根据有关数据统计，2010年前7个月，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20%左右。上涨趋势明显，游资热钱自然会进来炒作，于是，绿豆疯涨、大蒜疯涨……

　　这是一个成本传递的过程——中国企业成本犹如一种复合性的“利滚利”，在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上，在国内、国外多种因素的促成下，上游企业的产品价格会成为中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中游企业的产品价格又会成为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此层层递进、逐级放大。当然，各种税费、各种员工福利自不必说。于是，终端价格的上升，而食物链最顶端的资源垄断型企业获得了最大利益。

　　各个环节的企业，再把通胀部分加进成本，把下家账期的利息加进成本，这种复合性的加法，就像滚雪球，很快就会膨胀、变大……

　　成本涨了企业跟着提价？事情远不是多数人想的那样简单。

　　企业的现实成本困境

　　内销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外销企业同样面对着订单巨头们的层层盘剥，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多大的提价空间。

　　通过技术创新、品牌提升等手段来增加产品附加值？对于大多数劳动密集的制造型企业而言，这无疑又是一次巨大的成本投入。而在他们头上，还悬挂着一柄锋利的“人民币升值”之剑……

　　调查一：市场夹缝中的内销企业

　　欧正：上有巨头，下有山寨

　　见到《商界》记者，欧正手机老板何碧丹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手机企业难做啊！”

　　在她看来，目前国内手机市场，已是供过于求，市场竞争犹如虎口夺食。仅以深圳华强(9.19,0.00,0.00%)北的手机市场为例：牌子上千，鱼龙混杂。“现在两三百万元都可以搭个台子做手机，但也经常听说华强北又有哪个牌子倒闭了。”

　　为了在过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存活，欧正着力发展国内市场，不惜血本构建营销团队，却收效甚微。2010年7月，欧正引进了一名大区经理，薪酬按4000元底薪加每台1元的提成。结果两个月下来，该区没有增加一个新客户。没有任何作为的他，反而凭着欧正在该区原有的销量，两个月拿到了3万多元的报酬。

　　对此，何碧丹希望改变薪酬制度。业内行规是，销售总监底薪8000～12000元，提成是每台2元。欧正新的招聘政策是，底薪不变，提成只计算业绩增长部分，不算原来的既有业绩，但从每台2元提高到每台5元。

　　然而，这种更有激励效应的薪水，却很少有人愿意接受。因为业内共知的是，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要想有增长，很难。

　　为了拉拢各省经销商将欧正作为主推产品，欧正对经销商达到一定出货量后的让利从2%提高到了5%。另外还扩大了终端促销员的团队，以前一个省配备5名促销员，现在增加到10名，全国总人数将达到500名。“若不增加这块成本的投入，欧正与市场的距离将会越来越远。”

　　此外，深圳的高房价也成了欧正手机的成本痛处，欧正写字楼与厂房的租赁合同每年一签，平均每年涨幅5%～10%。

　　欧正这种国产品牌手机企业的真正尴尬在于：向上是强大的国际品牌，向下是庞大的山寨军团。手机市场过分饱和，欧正的终端价格只会越来越低，去年一款卖300元的手机，今年只敢标价200元。

　　何碧丹打了个比方，即使出厂成本同样是200元的手机，山寨军团立即标价210元即可出货。而欧正必须历经“获得入网许可、通过工信部检测”的申报环节，仅通过工信部4个实验室检测的环节，就要花费欧正20万元的费用和40多天的时间。

　　这一环节平均下来，每台手机的成本已经垒高到220元。接下来，正规手机必须在品牌和渠道这两个环节有所动作，平均下来再将成本加高到260元。最后，正规军必须有完整的售后服务，欧正必须对经销商保证15个月的保修期，这样经销商除去3个月的存货期，才能向消费者保证12个月的保修期。这一环节平均下来，再将成本推高20元。

　　综上所述，一台正规手机的成本，要比山寨机高出大约80元，几乎没有价格优势。当然，跟国际巨头比起来，他们更没有品牌优势。

　　调查二：外销企业的订单囚笼

　　金兰田：赚的只是“人头费”

　　金兰田位于深圳宝安区的一个小型工业园里，这里生产的键盘、鼠标，通过家乐福、特易购和史盖博等零售巨头，远销欧美地区。老板范强面对《商界》记者，说得最多的话是：“感觉压力好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携手这些全球巨头，成本两字依然时刻敲打着他的神经。

　　2003年，他掌舵的金兰田从贸易转向制造，开办生产键盘、鼠标的工厂。2004年，金兰田拿到了家乐福的订单，为其贴牌代工一款硅胶键盘。从此，范强踏上了这条与国际零售巨头合作的外销之路。

　　可是，这并非坦途。代工企业虽然不用费尽心血地开拓渠道，投入巨资组建庞大的销售团队，但金兰田面对的成本困境更为棘手且令人郁闷。

　　在人力成本上，金兰田不仅要面对国内政策法规的压力，还要接受国外大客户的严格考验。“这些零售巨头绝对不会把订单交给血汗工厂，他们会定期审厂，严格检查员工福利、社会责任等工厂管理的方方面面。”范强带着一种混合着认真而又有些无奈的表情告诉记者。

　　比如，史盖博来审厂时，会随机挑选25名工人，一个个地询问每月工作多少时间、收入多少、福利如何、有没有被体罚……如果越过了血汗工厂的红线，国际巨头将立马停止订单。

　　其实，攀上国际巨头的枝头，是要付出巨大的、甚至是令人无奈的代价的。除了对工厂管理的严格要求，国际零售巨头的强权还覆盖到产品质量、货物运输和售后保障等诸多环节。比如，一般厂家的产品包装只需要几毛钱的彩盒，而金兰田为了通过客户的跌落测试，不得不花4～5元的价格，选用抗压、抗摔的包装。

　　为了达到销往国外市场的准入门槛，金兰田每年都会花费十几万元，申请各种质量认证。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得不服从客户们的指定：运输必须采用费用昂贵的马士基公司；产品售后责任险必须向昂贵的外国保险公司购买。更无理的是，即使这一年没有供货协议，金兰田也必须花几十万元购买产品售后责任险，否则客户将立即终止合作。甚至有的客户，连原材料采购、工时都已经定好了，到最后，外销企业能赚到的仅仅是从对方牙缝中挤出的一点点“加工费”。

　　“等着跟这些零售巨头供货的公司，排着好长的队呢，你不愿服从、乖乖合作，别人立马就会抢走你的饭碗。”被客户牵着鼻子走的金兰田，不得不承受微薄的利润。这些零售巨头每年都会召开全球订货大会，世界各地的供货商蜂拥而至，零售巨头便可乘势杀价。“这个价，你不做，自有一大群人抢着做。”

　　范强告诉《商界》记者，“创新”两字说出来简单，做起来谈何容易。而现在，随着成本优势渐渐消失，以往的好日子也在消失，无论创新有多难，这都是中国制造必经的转型之路。 　调查三：汇率击溃中国企业？


　　格兰仕、美的：想说提价不容易

　　成本上涨，是企业的老话题，不过却从来没有这么严峻过。

　　格兰仕新闻发言人陆骥烈透露，根据目前的状况，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尽管是间接影响，但影响也最大，因为原材料成本占了家电价格的80%左右。而根据美的测算，光原材料成本，明年的上涨幅度大约在3%左右，仅这一项，美的就要多支出2.1亿元人民币。

　　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恰恰是，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幅度，正是这些企业利润的缩水幅度，它直接吃掉利润。而对于成熟的家电行业来讲，白电的利润很少超过5%。根据美的的预测，明年人民币升值大约会达到6.5。

　　这种人民币升值的优势，却在原材料采购上丝毫不见体现。因为微波炉的原材料主要都是从国内采购，而国内的采购价格却在不断上涨。

　　提价10%以上，这是格兰仕在广交会上拿出的应对人民币升值的一个重要举措。

　　在格兰仕的产品中，洗衣机、冰箱等产品，已经开始涨价。当然，价格上涨的产品只占了格兰仕出口产品的40%左右，而另外60%的普通型出口产品，则提价艰难，格兰仕无法因为价格、利润而放弃市场规模，只能维持原价。

　　陆骥烈认为，长远看来，人民币升值是大趋势，是必然还要再继续下去的。如果按照高盛一份报告中预测的最终会升值到6.29，那么企业将面临严重的生死考验。

　　“如果不提价，就是死。”美的微波电器事业部海外市场部相关人员称。格兰仕和美的这两家的微波炉大部分用于出口，在全球总量中占有70%的市场份额。

　　然而，简单地通过谈判去提价是绝没有可能的——按照陆骥烈的说法，国际客户只愿意为那些能够满足条件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例如在格兰仕愿意缩短交货期的时候——45天的周期已经被缩短到30天，甚至有的是20天交货。这是因为海外经济复苏势头十分微弱，那些大洋彼岸的客户都希望能够通过减少库存和成本来规避任何一个风险。

　　当然这不是唯一条件。在陆骥烈看来，提高价格的前提是提高附加值，包括产品本身附加值和服务附加值。海外客户愿意提价的，是那些具备双方面高附加值的产品，例如设计新颖的、具备新功能的家电，以及具备快速交货能力的产品。这区区10%左右的涨价，对于格兰仕来讲，却仅仅是一种最无奈的办法。

　　据悉，那些海外客户也不希望人民币过快升值而加大自己的采购成本，当然，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因为与格兰仕同城而居的另一家全球微波炉供应商美的也提了价，平均的涨价比例在8%左右。

　　美的微波电器事业部海外市场部相关人员称，美的每个月都有经济分析会。今年6月内部就提出了涨价的想法，此后的三个月里，开始着手调整工作，尤其是广交会前夕，工作人员在给采购商们的邮件中渗透了这样的想法。

　　这看起来陷入了一个怪圈：企业要想快速转型，提高产品竞争力，就必须增加研发费用以及研发人员的工资投入，但直接被汇率升值所“吃”掉的利润部分，恰恰又是研发投入的重要来源。但毫无疑问的是，汇率、劳动力成本、原材料等因素的长期上涨趋势，正在逼迫企业加紧转型。

　　调查四：人民币升值动了谁的奶酪？

　　受人民币升值影响，制鞋业正深陷“订单不断增加、利润却不断减少”的怪圈。

　　“从订单的情况来说，今年已经基本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了，经常要加班赶单。但比起年初，毛利已经降了差不多20%。”广州市莱亚丽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凌东表示，“本来利润空间就不大，现在人民币又升值，利润更加微乎其微。”为求生存，目前大部分鞋企都在一边接单，一边忍受利润下滑的无奈。

　　从事中东鞋贸易多年的木萨也表示，“金融危机前，我们卖鞋子每双约为22～24英镑，现在每双价格跌到10～12英镑。”而今年鞋企报价却比去年提高了10%～20%不等，作为中间商，两头受压，比鞋企更难过。

　　2010年以来，人民币已升值接近3%。虽然中国企业已日益注重自有品牌培育，但目前仍处在产业链条低端，产品价位低、数量大，同质化现象严重，价格竞争依然主导出口市场。6月底7月初，深圳市加工贸易协会对70多家企业做了一次“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影响”问卷调查，情况很不乐观。

　　调查显示，在电子、服装鞋帽、机械等行业中，90%的企业认为人民币升值弊大于利，而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加工贸易型企业受影响较大。在汇率对企业出口利润的影响上，30%的企业利润减少50万元以下，10%的企业减少50万元～100万元，40%的企业减少100万元～500万元间，20%的企业利润减少500万元以上。

　　应对有别。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倒逼之下，珠三角企业欲通过加强管理来降低成本，提升利润。上述深圳加工贸易协会所作调查中，40%的企业都选择了主动降低成本。与部分企业修炼“内功”相比，更多的企业还是通过提价来对冲部分损失。然而，因有客户流失隐忧，谨慎提价后的出口企业究竟能撑到何时，尚难预料。

　　案例：

　　当生产成本遽升倒逼企业必须作出路径选择的时候，有的企业选择最为艰难的转型升级，有的企业则干脆选择放弃，转而炒楼炒股。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中庸之路，那就是迁移。

　　奔向柬埔寨———中国企业海外成本调查

　　柬埔寨，是《商界》记者探访中国企业外迁之路的目的地之一。

　　显然，外迁之路远比内迁之路难走，因为企业要面对完全陌生的社会制度和人文环境，要面对不可预知的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然而事实却是，当越南这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因为其通胀率的步步高(27.35,-0.02,-0.07%)攀和越南盾的持续贬值正在陨落，与之毗邻的柬埔寨，却渐渐变得炙手可热。

　　中国企业为什么转战柬埔寨？从金边到西港再到暹粒，辗转柬埔寨三大城市，探究中国企业海外成本现状，就是《商界》记者此行的所有目的。

　　■成本迁徙“候鸟”

　　中国企业进军柬埔寨最重要的一个平台，是经济特区。位于柬埔寨西港经济特区内的中正公司，十年间两次迁移，几乎浓缩了一个中小民营企业在国内产业大转型背景下的全部挣扎与自我救赎。

　　这是一家拥有800多名工人的箱包代工企业，初创时在深圳，第一次迁移，是因为深圳市政府开始主推高新科技产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几乎一夜间，中正人发现企业运营凭空生出许多障碍，让他们举步维艰。无奈，中正迁往东莞。显然，当时正是像中正这样迁移而来的企业，造就了东莞这个“世界制造业之都”。然而十年东莞，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一方面是成本遽升，另一方面客户给出的订单价格却没变——重压之下，大批制造业企业不得不迁出东莞，寻求成本更低的生存空间。但是迁，又往哪里迁？

　　在考察了国内诸多内陆城市，乃至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亚洲国家之后，2010年5月，中正最终落户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招工300人试运行。

　　首先吸引中正的，无疑是柬埔寨极其低廉的人力成本。据中正柬埔寨公司负责人黄剑估算，在东莞，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920元人民币，约合139美元，再算上各种福利、社保、加班工资等，中正每月在一个熟练工身上开支超过2500元人民币，约合377美元；而在柬埔寨，当地政府规定的每月最低工资仅为55美元，加上6美元的伙食补贴，再加上各种强制规定的福利、保险总计约0.5美元，中正每人每月最低开支才61.5美元。

　　不仅如此，国内规定工人每月加班时间的最高限度为36小时，而柬埔寨是一周六天工作制，此外，工人每月加班时间的最高限度为100小时。即便算上跟国内同等时长的加班，一个熟练工每月总工资也只有90美元左右——仅这一项，每人每月就为中正节约了约2000元人民币。按照现在中正柬埔寨公司300工人的开工规模，一年就能节约约720万元人民币！

　　当然，在人力资源上，中正也面临着一大挑战，那就是尽管“柬埔寨每年进入就业市场寻找工作的年轻人高达25万”，招工容易，但是工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据说，“柬埔寨成人中只有68%的识字率，其中4%高中毕业，而有高中以上学历者仅0.8%”。

　　而这又是个缺乏工业的国家，熟练工极其短缺。为此，中正借鉴其他“先行”中国企业的做法，开工之前，对工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培训期间，算上按时发放的工资和提供给工人“练手”的原材料费用，中正已经在每个工人身上“投资”了300美元——当然，对比未来将会节约的人力成本，这笔钱微不足道。不仅如此，这次培训还让中正意识到，正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柬埔寨工人相对国内工人更容易管理。中正原计划派驻柬埔寨10名中国管理人员，现在已经削减到5名。

　　其次，则是柬埔寨得天独厚的税收环境。一方面，在西港经济特区建厂，中正可以6年后才开始缴纳9%的所得税，同时产品出口免征出口关税；另一方面，中正代工箱包的订单主要来自日本，产品从中国出口日本，日本政府会收取下订单的日本企业高达15%的进口关税，而从柬埔寨出口日本，日本企业免税——“贫穷”也是竞争力，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柬埔寨享有美国、欧盟、日本共约30个国家给予的普惠制待遇，是受国际贸易限制及反倾销影响最小的国家。

　　这就大大提升了中正的市场竞争力。这是个竞争异常激烈的行业，据黄剑介绍，在国内，仅珠三角地区，像中正这样的箱包代工企业至少有5000家。但是面对日本客户的时候，能为客户免去15%进口关税的能有几家？正如黄剑所说，“给上游客户实惠，客户才可能提高我们的订单价格，提升我们的利润空间”。

　　第三，厂租成本。像中正这样的中小民营企业，很少自己买土地建厂房，成本太高。即便如此，在国内，地租也一年贵过一年，珠三角一带有些地方甚至有钱也租不到地了。中正在东莞的厂房，租金就近10元人民币/平方米/月，约合1.5美元/平方米/月，而在西港经济特区，租金仅0.8美元/平方米/月——便宜了近一半。

　　第四则是原材料成本。这也是中正反复核算的部分。因为柬埔寨几乎没有相关配套的上游工业，中正所需原材料全部得从国内进口。好在为了鼓励投资，除了化工类、建材类等原材料收税，中正所需的原材料进口柬埔寨无须缴纳进口关税，所增加的成本仅限物流。

　　《商界》记者采访时，中正刚好有30个货柜的原材料抵达西哈努克港——这是柬埔寨唯一一个港口，距离西港经济特区仅12公里。这30个货柜的原材料，足够中正柬埔寨公司300人下个月的开工量。一个货柜海运费2000美元，约1.33万元人民币，30个货柜就是近40万元人民币，算下来一年增加物流费用近480万元人民币。

　　综合衡量，这个300人的柬埔寨工厂相比国内同等规模的工厂，每年能为中正节约成本约240万元人民币。如果将中正800多人的生产规模全部迁移至此，每年将节约成本600多万元人民币——对一个劳动密集型、指望靠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得生存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数据。而更为最关键的是，柬埔寨无可比拟的税收环境将大大提升中正的市场竞争力。

　　或许正因为此，落户柬埔寨短短半年，中正柬埔寨公司就已经出了两批货，继而又拿下一个日本订单。黄剑信心十足地告诉记者，“柬埔寨工厂运行上正轨后，可能我们国内公司只是一个原材料采购点，一个业务接洽点，最多只保留一个样板车间。”

　　■“先市场后建厂”

　　如果说中正是为成本所迫出走柬埔寨，那么来自福建的一家拖鞋企业，走的却是一条“先市场后建厂”的路子。

　　它海外建厂的第一站并不是柬埔寨，而是非洲。非洲是一个广袤的拖鞋市场。这家福建企业“先销售后制造”，结果大获成功。而柬埔寨同样是一个拖鞋大行其道的热带国家，但是因为本国工业缺失，所有农业初级产品以外的商品柬埔寨完全仰赖进口，哪怕是一双拖鞋。再加上柬埔寨国门大开的政策，任何一家柬埔寨卖场，几乎都被来自中国、泰国、越南的商品充斥，包括这家福建企业的拖鞋。

　　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是，当其他生产成本几乎相同的情况下，直接海运一个货柜的成品拖鞋到柬埔寨销售划算，还是海运一个货柜的原材料——足以生产2～3个货柜的拖鞋——到柬埔寨生产划算？

　　人人都会选择后者。尽管拖鞋原材料属于化工类产品，进口柬埔寨必须缴税，但与国内每月每人约2000元的人力成本差距，足以抵消企业这部分成本支出。这家福建企业主持柬埔寨工作的副总就对记者坦言，“一方面是我们已经在柬埔寨销售了两年，已经非常了解这个市场——它有点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是个几乎不需要培育渠道就可以做大的市场；另一方面是国内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像我们这样有商标却没品牌的企业，市场利润被压缩得非常低，相对来说，柬埔寨的市场利润还很高。”以他脚上的拖鞋为例，国内终端价格6～12元人民币不等，在柬埔寨却至少能卖2.5美元，约合16.6元人民币。

　　然而记者的疑惑是，为什么这家福建企业转向柬埔寨，却不进一步在非洲投资？事实上，照这位副总的核算，如果要建一个年产量100万双的拖鞋厂，对比中国、非洲、柬埔寨的固定资产投资，几乎都在300万元左右。再算上变动成本，三者之中非洲最低。一来因为市场庞大，对款式几乎没有要求，在国内用上两三个月就必须淘汰的一套模具，在非洲能坚持用上一两年——这就是一块不可小视的成本支出；二来在非洲，这家福建企业每月摊在每个工人身上的开支不超过70美元，比柬埔寨90美元左右的人均工资还低。除此之外，柬埔寨仅有1400万人口，相对整个非洲的市场容量，是否太小？

　　这其中就涉及到资金周转成本。从中国海运原材料到非洲，时间长达50天，而从中国到柬埔寨，时间不超过两周，两相比较，资金周转成本差距相当惊人。这将会造成继续在非洲投资建厂的边际效益递减。而最重要的原因是，2010年年初，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幕。这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涵盖19亿人口——这是一个何其巨大的市场。正是看到了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这家福建企业才最终决定安家柬埔寨。

　　同样是在2010年5月挺进柬埔寨，同样是进驻西港经济特区，这家福建企业和中正的心思不尽相同。但是无论追着成本跑，还是追着市场跑，它们同样是在夹缝中为自己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间。

　　■现实的考验

　　不过，这些中国企业进入柬埔寨只是完成了第一步，未来仍然充满太多不确定性。譬如记者误打误撞找到的颖昌鞋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早在1997年就进入柬埔寨拿地建厂的台资企业，资金雄厚，占地4平方公里，拥有4000多名员工，鞋子主要出口到欧美和日本。相对后来者，颖昌颇有先见之明。但是当记者询问负责人成本状况的时候，他却显得有些忧虑。

　　十几年前，颖昌厂房所在这块土地仅售5美元/平方米，现在想要扩建拿地，厂房周围的土地已经涨到100美元/平方米——这个国家的发展已经开始提速，就像几年前的越南。

　　更让他忧虑的是，在中国贸易处处碰壁的时候，柬埔寨对欧盟的出口却实现了大幅增长，尤其是鞋类出口。目前欧盟对中国和越南产鞋类进口分别征收16.5%与10%的反倾销税，这促使欧盟鞋类进口商将更多的订单转向柬埔寨——对颖昌这样扎根柬埔寨的鞋类企业来说，原本是好事，但是当大家都盯上了这块肥肉，当越来越多的企业转移到柬埔寨，谁能保证将来某一天欧美不会对柬埔寨发起调查？

　　或许不管我们要的是成本，还是市场，不管是中正这样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还是扎根柬埔寨、立足柬埔寨本地市场的福建拖鞋企业，这都是我们终将面临的艰难抉择——当柬埔寨成本优势渐失的时候，我们又将往何处去？

　　在中国，似乎每一条显规则，都会对应一条潜规则。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而言，真正的智慧不是遵守显规则，而是如何在显规则与潜规则中间狭窄的独木桥上安全行走。

　　成本的显规则与潜规则

　　■一个民企样本的成本账单

　　煤老板的暴发户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但在对一家西部矿企的采访中，年近五旬的矿主却大倒苦水，给《商界》记者算了一笔收入账：

　　从收益来看，假设按每吨1000元的价格来计算。增值税扣掉17%，采矿企业基本没什么抵扣，所以，这部分增值税是硬着头皮全上的。资源税按新推行的5%计算，企业所得税25%，三项税相加，占了47%。

　　企业开采成本一般会占到33%，管理成本在10%。最后余下的收益，只占了10%。

　　这还不算，这余下的10%要分配到个人头上，还得承担个人所得税。

　　铅锌矿开采投资极大，涉及到开采手续的办理、当地村民的土地赎买等，这些投入，很大一部分是“隐性投入”。最大的风险在于采不到矿。有很多同行，一年下来，颗粒无收。价格最近几年也起伏极大，每吨从200元到上千元。在铅价只有200元的时候，他只有望着矿场上堆积如山的矿石急得要哭。

　　这样的高风险投入，最后的收益竟不足10%！

　　采访最后，在山区摸爬滚打显得又黑又瘦的矿主又提到了他最忧心忡忡的一件事：国家现在对中小规模的矿进行整顿，他所在的县里煤矿整顿已经开始，要达到国家标准，或购买更多的矿，或进行硬件改造，至少投入数千万元。而在整改过程中，随时都可能被各级部门以种种理由虐杀。

　　■优惠是公权的利润

　　近几年来，我们总是振奋地听到国家即将进行减税的新闻。事实上，企业的所得税率也从33%降到了25%。那么，为什么我们采访中的大多数企业都觉得税负在增加？

　　2008年1月，上海浦东外高桥(14.31,0.12,0.85%)一家外商独资贸易企业的财务总监王某在研读完国务院刚发布的“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后，惊出一身冷汗，“这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公司此前享受着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按新的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全国13个保税区的企业中，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将享受5年的过渡优惠期，逐步过渡到25%的税率，2008年，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将仅微调3%，上升到18%。

　　而王某所在的这家企业属非生产性企业，按公司2007年税后利润3000万元计算，企业所得税税率增加10%，这就意味着税后利润减少10%，即300万元。

　　像外高桥这样的保税区，在当年中国有13个。区内基本都执行15%的优惠税率。而在这个基础上，各地还有不同的政策，如深圳规定，从事生产性行业的特区企业按规定减免税期满后，凡当年企业出口产品值达到当年产值70%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核准，当年按10%的税率纳税。

　　除了保税区，在中国各省市，几乎都有各种各样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在众所周知的税率优惠显规则下，有另一条潜规则：企业只要获得相关的认证，就可以进入园区，获得三减两免的所得税优惠。

　　陕西一个从事普通涂料生产的企业，用购买的进口涂料做样品，获得了一纸高新技术认证，进入了西安高新技术园区；深圳有太多的企业，用香港亲属的名义进行合资，享受三资企业的优惠税率——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曾经形成了一个为国内企业注册港资企业的不小的产业。

　　在调查中，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商界》记者，过去那些年，基本上就没把企业所得税当成一回事，因为有太多的方式可以获得减免。只有傻子，才会正儿八经地去交33%的企业所得税。

　　■一语道出真相

　　近几年来，尽管企业所得税从33%的名义税率降到了25%，但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字，却是一年比一年高。扣除因企业数量增加的税基增长因素外，优惠潜规则的消除，才是税收增加的核心力量。

　　对企业而言，企业所得税并不是成本的重点。更多的成本潜规则，其实是与各种优惠绑在一起的。因为这些优惠，一部分是企业的利润，一部分是公权的利润。

　　提到恒大地产，某二线城市开发商嗤之以鼻，恒大在当地竟能以周边一半的地价通过招拍挂顺利拿地！因为在招拍挂初期，政府直接指示本地开发商不得参与本地块拍卖！这其中的潜规则不言而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政府与企业争利，无利不作为，正在成为一条通行的潜规则。

　　老陈是一家机械制造企业的老板，平时游走于各级政府官员之间，是大家公认的乐善好施有情有义的好朋友，朋友们也都各尽所能地帮着他，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大多都和自己手中的权力有关。科委的朋友帮他办理高新技术认证，外经贸委的朋友帮他搞进口设备免税证明，国土局的朋友则帮他物色价廉的土地……而他的企业，准确地说，其实是一家“杂牌”企业，机械制造之外，房地产也涉猎，酒店也开着，搭起了一个集团公司的架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

　　其实，这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民营企业的真实生态。

　　最近听到老陈的消息，却是规模比几年前小多了，长年呆在自己的小别墅里。他对《商界》记者感叹说：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了，“优惠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容易拿到了，做企业，难啊……”

　　■成本是一条倒抛物线

　　经济学家吴敬链曾经指出，中国GDP的增长，三分之一是靠税收增长。在汹涌的减税呼声中，税负的增长其实是不争的事实。

　　先看资源税。今年6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新疆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从新疆开始进行资源税改革试点。其基本思路为此前的按量计征改为分级按价计征。如此前计税为每吨铅矿收税20元，现在改为分级征收，根据销售价格的百分比来计税。

　　表面上看，这样的税改对企业的成本压力不明显。但在记者的采访中，企业的反应，却是明显地感觉到成本增加了。其原因在于，资源矿分级中，低级资源矿的比例毕竟不大，实际操作中，多数企业的实际支出是增加了的。

　　事实上，从国家调整资源税的目的来看，也是为了解决资源有限性、稀缺性的矛盾。因此，资源税总税赋的增长，其实是顺理成章的。

　　再看房地产税。今年以来，征收房地产税的鼓点越来越急，并已经在部分城市进行试点。作为调控房地产热的组合拳，土地增值税的推出也被反复强调。其目的，是“提高居民持房成本”。以此推论，房地产税的推行势在必行，而且必然会增加持房者的成本——这就意味着，企业未来的房租成本必然增加。

　　再看整个税制改革。从1994年启动税制改革时的几千亿元财政收入，到2010年将超过8万亿的惊人数字，其间企业是绝对的贡献力量。而最近的税制改革，一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二要进行社会分配体系改革，其原则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

　　严征管，意味着此前众多企业赖以容身的潜规则将被次第消除，公权利润被降低的同时，是企业成本的增加。

　　在调查中，《商界》记者了解到一个特殊的趋势：在新税制改革背景下，大量经销商在注销企业。其原因，即是新税制改革从食品行业试点，对经销商的收入资料通过上游厂商进行严查。

　　在这里，我们完全无意为偷逃税进行辩护。事实上，从车船税到房产税，乃至“十二五”期间计划开征的环境税，每一个税种的增加与调整，都有其“正当”的理由。然而每一个征税方案，最终的实际效果，企业的成本都是增加。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达到了63039.5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4%。有人大常委会委员说，“我们不能总是想着从百姓口袋里掏钱”。这句话，将加税的种种不合理一语说尽。

　　除了税收成本之外，人工成本、物业成本、原材料成本，加上人民币升值，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资本成本的上升，企业的成本，注定划出一条倒抛物线——上升是并不美丽却唯一的走势。

　　高成本时代已经来临。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却一方面承担着巨大的经济、道德、法律风险，因此不得不在灰暗的潜规则中行走。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不断强调我们的油价不高、税负不高、地价不高……一切都还有上涨的空间。企业主则因为走在灰暗的潜规则路上，只有默默承受——这在客观上形成了驱民入渊的后果。正因如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富人逃到海外，大量的企业短视地“捞一票就走”挣眼前的钱，更多的企业没有了道德的约束……

　　这，仅仅是因为大家都无奈地被逼向了高成本的深渊边缘。

　　企业经营硬性成本上升，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势所趋，我们唯有通过软性的企业管控，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成本的软性管控

　　中国企业成本管理的失败，从来就不是方法的失败，而是观念的失败。寻找企业内部物理范围内的降本节耗之道，既是立足行业竞争的应势之举，也是回归市场经济竞争本质的正向通道。

　　■麦考林：让B2C更轻薄

　　麦考林的核心产品是自有服装品牌。为此，其牢牢抓住产业链上具有高附加值的端口：研发和销售，至于其他生产环节，一律外包给全国数百家代工厂。如此一来，麦考林在研发设计上的成本压力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买手环节。

　　麦考林把毛利控制在10%左右——对于快消品行业而言，毛利高了流通快不起来，低了企业又活不下来，10%刚刚好。那么，在此过程中麦考林又是如何确保价格优势的呢？

　　首先其会选择那些专门做外贸的代工厂合作。而为了寻觅到性价比更高的代工厂，麦考林的总监们通常每个月都会出差到一些偏远地区或者越南等地，毕竟那里的人工成本更低。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的外贸工厂普遍前景堪忧，谈判中麦考林的地位更显强势。

　　除了低成本工厂，麦考林三大渠道中的网络和邮购渠道，还省去了零售业的中间成本。而那些百货店渠道的服饰品牌，需要承担租金、销售分成、代理商提成等一系列成本。

　　2006年，麦考林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实体直营店，正式进军多渠道零售行业。为了降低实体店的运营成本，麦考林的多数门店选择在了Shoppingmall里。一来Shoppingmall的租金相对固定，二来其不会像百货商场那样雁过拔毛，甚至胁迫品牌商打折促销等。

　　另一独特之处在于，麦考林与Shoppingmall们谈判，底线是坚持自主收银，不接受商场统一收银。因为若由商场统一收银，货款到品牌商处会有2～3个月的账期。给工厂的付款速度快了，工厂回报给麦考林的报价也更低，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美的：内部改造的正向通道

　　近年来，美的在空调领域单挑格力，在微波炉战场狙击格兰仕，在洗衣机战线又依托小天鹅、荣事达平台牵制海尔，显示了其内部资源整合的效益。

　　美的的事业部制运作了多年，事业部采用分权制管理，拥有绝对经营权，但绝对权力往往造成职业经理人的急功近利。慢慢的，拥有13万员工的美的各大事业部之间已很难沟通。

　　比如，参加一次广交会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光协调就要开十几二十次的会议。几乎每个事业部都有自己的亚文化，两个二级集团之间甚至难以进行人员的互换。更极端的现象出现在终端，为了让一家实力雄厚的经销商100%为自己服务，一些事业部甚至会要求对方不再经销美的其他产品。

　　2008年起，美的以制冷家电集团为试点酝酿空冰洗三大事业部整合。

　　整合效果立竿见影。比如销售中仓库资源共享，空调和冰箱、洗衣机可以联合搞促销；在物流环节，一台配送车以前可能只装十多台冰箱，现在可以附带配送空调等，成本大大节约。

　　■英利：全产业链成本绝杀

　　国内有400多家从事太阳能电池生产的企业，英利是唯一拥有从硅料、多晶硅铸锭、切片、电池片、电池组件到光伏系统应用完整产业链的企业。

　　2008年时，全球有4家企业可以完成从铸锭到切片、电池组件一条龙生产，但都无法进行硅原料生产。可现在英利在上游扩展到硅料生产，下游扩展到光伏发电站系统集成建设。

　　2009年以前，国内光伏企业的成本主要取决于硅料成本，硅料成本占光伏组件生产成本的70%。2009年，国内硅料市场价格从300美元公斤降低到了50～60美元/公斤，硅料占光伏组件生产成本降低到了30%。

　　2007年9月，英利着手自建硅料厂，“六九硅业”项目正式启动。2010年8月5日，英利投资建设的六九硅业正式投产，该项目一期高纯度硅年产能为3000吨。由于六九硅业进入量产阶段，带动英利垂直一体化经营战略再进一步。而这也是英利未来参与全球竞争的最重要砝码。

　　今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英利集团毛利率达33.5%。

　　这正是足以让英利骄傲的地方：“这个完整的产业链能够大幅度地压缩生产成本，在销售价格大体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毛利率最高，别人谁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反思：隐性成本还有多大？

　　经济学成本与会计学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财务数据计算得出来的，叫做会计成本。而在经济学所涵盖的成本，显然要广泛许多。在经济学意义上，一个企业身上所负担的成本，远远不止企业花了多少钱，交了多少税这样简单，其中甚至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成本，比如，社会效益。

　　不错，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然而在持续增长的GDP背后，很少有人真正去计算过我们到底花费了多大的社会成本——

　　我们已经习惯了低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丰厚利润，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却越来越多；我们已经习惯了垄断行业带来的巨大利益，却忽视了公平与效率；我们已经习惯了廉价的资源与环境保护成本，却不愿去想这还能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已经习惯了小富即安得过且过，却不肯忍痛去选择一次又一次提升自己的机遇……

　　急剧的资源消耗、丧失的种种机遇，尤其是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如果把这些都算上，用一个简单的词汇——投资回报率，我们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实际上我们赚得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多。

　　而如今，当各种问题充分暴露，各种冲突越来越激烈，我们已经没法再回避这样的成本。于是，我们不得不刮骨疗伤、负重转型。

　　对于企业而言，成本提高始终是一种大趋势。不过我们的前途，也并非就是一片黯淡。不论商业环境如何，不论企业压力多大，我们依然要发挥自己的韧性。因为作为普通的创业者，最初、最稳定的财富来源，还是来自于踏踏实实做事的企业。而我们的国家，也需要这样的企业来解决就业、投资与消费，从而奠定发展的物质基础。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找到切实降低企业成本的方法，延长企业的生命，等待下一个利润周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