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穿越增长的陷阱

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内部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迁，把一系列颇为严峻的挑战活生生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说，在全球经济危机前我们通过种种途径化解和推迟了这些挑战，今天则已经到了无法逃脱的地步
不一样的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三十多年接近二位数的GDP年均增长率和贫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被公认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够保持年均6%－8％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可望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而成为第一大经济强国。
必须指出，直到最近，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宽松的国际环境和全球化的机遇，而这样的环境和机遇很可能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过去的三十年，西方列强疏忽了中国的悄然崛起（一定程度上是学术界的过失，总认为中国经济有众多问题而不能持续），等到数年前有所觉察继而醒悟之时，中国已经使得不少国家，包括美欧，在经济、贸易甚至投资上对中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性。2008年全球危机后中国经济的突出表现，又使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彰显。美国窘迫的霸主地位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全球格局变得分外扑朔迷离。有些国家，包括中国的近邻甚至显得无所适从。
面对这充满变数和错综复杂的世界，要清醒认识到，经济发展是一切的根本，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是进步、是好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之，以保证中国经济能以6％或更高的速度继续增长15－20年。届时，中国不但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同时还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所以，我们需要继续争取和平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所以，中国能否真正崛起的关键性下一步，就在于未来的15－20年能否维持经济增长。
而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内部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迁，把一系列颇为严峻的挑战活生生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说，在全球经济危机前我们通过种种途径化解和推迟了这些挑战，今天则已经到了无法逃脱的地步。
挑战在哪里？
就经济增长而言，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核心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其实，结构失衡是中国相当长时期以来，包括今后一段时期内所必须摆脱的一大困境。虽然第一产业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后不久就一直呈下降的趋势，但第二产业的比重三十多年来总是在50％上下徘徊。换句话说，中国经济从来就没有走上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扩张的轨道。
更令人担忧的是，近6－7年来第三产业的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种与政策走向和政府愿望背道而驰的结果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反思：产业结构调整了很多年，研究和政策举措都出了不少，但至今为什么没有成效？
第二产业比重高居不下的原因之一，是中国通过国际贸易成功输出了制造业的剩余生产能力，似乎近年来第二产业比重的攀升也与加入WTO相关。其实，中国经济早已撞上了一堵墙，只是出口给了我们发展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因为2008年的全球危机已不复存在，而过度依靠出口也给中国经济引入了不少风险。美国储蓄率的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各国对中国出口的挤压，尤其是欧美日印各种形式的围堵，还有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将使中国靠“世界工厂”寻求发展难以为继。
第二产业比重高居不下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不管成因何在，这个高居不下的比重意味着，中国将来的发展再也不能主要依靠制造业的增长。顺便指出，随着产品升级和技术含量的提高，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越来越小。所以，将来增长和就业的出路都只能在第三产业。但三产扩张的突破口在何处？其比重如何才能从现在的38％上升到50％甚至更高？
中国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快速上升的不均等。近来的调查表明，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头等社会问题，更不要提它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内在关系了。
据经济学界包括作者本人的研究，不断攀升的城乡差异是全国总体不均等最为重要的组成成分，消除各个省内的城乡差异可以把地区差异至少减半，而大幅度缩小这个差异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决我国的不均等问题。
与调整产业结构一样，中国试图解决不平等的努力已经作了好多年，但事实也恰恰相反，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城乡差异，至今仍然在上升。这表明要么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要么没有下对药。
与不均等紧密相关的是内需不足问题，这也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三大挑战。
国内不少人将该问题归咎于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因此提出了减少企业利润留成和政府税收从而提高劳动占比的建议。
我们认为，内需不足的根本问题是不均等，它导致了有钱人不消费，想消费的人没钱花。其实减少企业利润以提高劳动占比不一定能显著增加消费需求。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是这部分企业利润能否渗透到低收入或贫困阶层。二是，即便会，这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受益。归根结底，除非提高劳动占比同时带来不均等的下降，这个提议对增加内需很可能是效果甚微。
其实，收入高低只是影响消费的一方面。同等收入下，消费行为的差别也会引起消费的变动。这个差别在中国表现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是在城乡居民之间了。我们知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村人更不愿意消费。所以，让农村人成为名符其实的城里人，即便保持其收入水平不变，也可以拉动内需。尤为重要的是，农村人成为城里人一般会带来收入的提高和更好的社会保障，这些都能进一步增加内需。
当然，内需不足是与外部经济失衡、投资－消费失衡等联系在一起的。外部经济失衡也与前面提到的经济结构失衡有关，因为与制造业相比，相当部分的服务业是不可交易的，服务业的发展自然而然就能带来消费的提高。所以，如果能解决不均等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步升值，贸易失衡和投资过高等问题将迎刃而解。
有必要指出，结构转型、内需不足和不均等是老问题，也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更是许多其它问题的源头，如就业（将来主要靠发展第三产业）、贫困（是收入分配问题）、三农（缘于城乡差异）、犯罪率上升（与贫困和不均等有关）等。
除了上述的老问题，中国即将或已经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尽管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和定义存有争议，但其内涵大致可以描述为：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既不能与发达国家在高端产品和服务上竞争，同时与欠发达国家相比，又失去了生产中低端商品和服务的比较优势。毋庸置疑，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是不断增强经济竞争力，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只能依靠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改善效率，别无他法。这三方面都需要人和其它生产要素的集聚。
加速城市化在短期和长期上都可以同时提高效率和改善公平
出路：城市化
多年来，解决问题的各种努力并没有取得成效。认真分析，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一个更为根本的症结有关——城市化严重滞后。找到了这个症结，问题的出路不言而喻：大力推进城市化。
首先，服务业的扩张和发展皆需要人的集聚，通俗地说，生意跟着人群走，而不是人群追随生意。没有人的集聚，无论多么强有力的措施和政策来支持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不能持续的，也是无效的。
国外的大量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经济腾飞一段时间后，制造业会向中小城市转移，但服务业却总是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可以推断，如果中国的城市规模增加一倍，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必定大幅度上升。
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调整经济结构。
其次，城市化能帮助解决收入不均等这个重大问题。研究表明，大幅度缩小城乡差异可以使收入分配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而大幅度缩小地区差异不能将基尼系数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尽快尽早处理城乡差异都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关键。
缩小或消除城乡差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有两个途径，没有第三条路。
一是通过二次分配，将城市部门“蛋糕”的一小块切下来给农村（只能是一小块，大块切不了）。这个途径是中国一直推崇的，但直到今天，城乡差异仍在扩大。这个切下来的一小块（即税收）的大部分必须回到城市去或供全国共同享用（如国防、外援和中央政府开支）。在城市化率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下，寄希望于通过二次分配，由城市反哺农村来解决城乡差异问题，根本没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剩下的另一途径就是帮助农村人进城安居乐业，让他们与城里人竞争分享城市的产出。这显然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至于内需的扩大，无论是致力于增加劳动在GDP中的比重，还是提高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亦或改变农村人的消费行为，都要求城市化。
最后，前面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也与城市化有关。
从根本上说，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提高综合生产率，而受制于土地作为投入要素不能任意增加的事实，第一产业是典型的边际回报递减和缺乏规模经济。加上对农副产品需求弹性较小的事实，注定了第一产业中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步伐低于其它部门。这样一来，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里的第二、三产业，也即城市化本身就可以带来综合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归根结底需要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城市化能够增强具有不同背景与专长的人群之间智慧和思想的撞击，促进发明创造。另外，技术推广和采用也需要多种技能的配合和各种资源的汇聚。
第三，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为人们所熟知，这些本身就是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村的3－5倍，而大城市的生产率又高于中小城市。所以说，中国只有把城市化这条路走好了，辅以强有力的科研开发支持，才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缘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城市化率宜从2009年的46.6％提高到2030年的80％。解决了上述的一系列挑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为何城市化要提速？
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城市化的必要性，可以通过考察它对效率（增长）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影响来进行。其实，很多政府干预需要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取舍或平衡，但加速城市化在短期和长期上都可以同时提高效率和改善公平。
先看看城市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全国的不均等可以分为三大组成部分：城市内部的不均等、农村内部的不均等和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与其它国家相反，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内部的不均等一直低于农村内部的不均等，就区域差异而言，城市间的不均等只是农村区域间不均等的一半。
根据作者和其他人的研究，城市化达到80％时中国的不均等可能减半，至少下降三分之一。届时，基尼系数大约为0.3-0.35（这个过程中，快速上升的城市内部的不均等和贫困由城市平移到城市的可能需要认真研究和应对）。
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部门的生产率是农村的3－5倍。其实，中国城乡3.6∶1的收入比（最高城市上海与最低农村的比在10∶1左右）也说明了城乡生产率的差异。这个差距和沿海－内地的收入差一样都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过去20－30年我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与庞大的农民工有关，只是这些农民工身在城市，却不是市民而已。另外，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农民工的生产率尚有提高的空间。通过城市化把农民工和将要进城农民的生产率提高到接近城市劳动力的水平，不但能使我国的GDP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将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城市化的必要性还可体现为减轻就业压力。中国长期“保八”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就业，而在城市化滞后的状况下“保八”，只能投资发展制造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恶化、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盲目上项目等。显然，通过城市化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但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使8％甚至更高的增长率能够持续，而且可以缓解就业问题。
另外，在城市化滞后的条件下提高劳动占比的意义不大，因为这时从企业挤出利润给劳动力，大部分受益的人会是城市居民。反过来，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提高劳动占比就可以惠及低收入人群。
最后，欲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和粮食安全问题也需要快速推进城市化。农民工非市民化是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隐患的根本所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将大部分农村居民移到城市后，农业就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加上二次分配的力度和可行性的上升，城乡收入差异会大幅度下降。
这不但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农村下一代的教育和身心健康大有益处。可以推算，80％的城市化率意味着3亿农村人口和至少1.5亿的农村劳动力。按照一个劳动力耕种30亩地计算（周朝时期人均耕地为30亩），18亿亩的耕地只需要6000万的劳动力。这1.5亿劳动力如果能尽心尽力经营农村经济，完全可以满足粮食安全和乡镇企业的需要。

（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57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