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会计名著概览（14）：司可脱的《财务会计理论》

威廉姆•R. 司可脱的《财务会计理论》
威廉姆•R. 司可脱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著名的会计学教授，曾在多所大学执教并曾担任加拿大会计学会主办的著名会计刊物《当代会计研究》的编辑，也曾在芝加哥大学会计研究所主办的《会计研究杂志》（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等重要会计杂志上发表许多研究论文，特别是其在现代会计理论方面的造诣在学术界有重大的影响。
虽然司可脱自认为主要研究领域是审计理论，但是他所撰写的《财务会计理论》一书却比其他的专著在国际上影响更为广泛，至2003年该书已出三版。全书以信息经济学为框架，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2两章，第1章概括和阐述了全书整体框架。第2章描述了理想环境中的会计问题。信息不对称有两种主要类型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产生的原因是一些人掌握了另外一些人所没有的信息，在本书中即是从公司到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交流问题，对逆向选择问题的讨论构成了本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道德风险来源于对公司管理人员在经营中努力程度的不可观察性，对道德风险的讨论构成了本书的第三部分。投资者同时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然而，控制这两种问题所需要的信息是不同的，这样准则制定者很快就充当了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者，本书第四部主要讨论了准则的制定问题。
一、理想环境下的会计
司可脱教授指出，在理想环境下，公司的股利政策不会影响公司价值的评估，资产负债表包含了所有的相关信息，投资者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期初值与折现率的乘积取得相关数据。此时未来现金流量是确定的、已知的，经济中的无风险报酬率是固定的，因此在现值模式下，报表提供者可以提供既相关又可靠的财务报表，而资产的市价与其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相等，公司的市价也就等于货币性资产与全部资本资产联合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和（减去全部负债的现值）。同时在理想环境下，公司期间净收益等于现金流入减去公司该期间货币资产与资本价值的变化额，据此投资者自己可以计算出净收益，并且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交易”也已表明公司的价值，所以净收益和损益表没有任何信息内涵。
但是事实上环境并不是理想的，此时现值模式在资产计价和收入确认方面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司可脱教授明确指出，表面上看在不确定环境下，现值评估产生的信息与理论上的现值模式产生的信息基本一致，但预测中会存在严重的问题。比如管理当局对于储备确认会计（RRA）持保留和怀疑的态度，但对于投资者来说RRA能提供比历史成本计量更为相关的信息。但RRA提高了信息的相关性，却降低了可靠性。所以在现实环境中，可靠性与相关性是不可兼得的，需要做出权衡取舍，这实际上也是目前我们会计界面临的如何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一大难题。历史成本会计是权衡相关性与可靠性，两者取其一的替代交易的范例。然而，历史成本会计面临着怎样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公司未来经济前景信息的挑战。由于历史成本不具有贴现价值的特征，所以也无法获得完全相关性。因为存在着管理当局操纵利润的可能性，所以也无法获得完全的可靠性。这样，净收益的计量成了一种配比的过程，而不是折现增值的计算。对于相同的项目，配比原则常允许运用不同的方法。因此，会计准则制定组织介入其中，以试图通过加强会计政策的统一化来减少会计政策选择的多样性。
二、决策有用观
鉴于无法编制出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财务报表，会计人员纷纷接纳了决策有用观。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指出，会计人员需要理解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需要，因此司可脱教授认为，为了使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表变得更为有用，会计人员需要了解决策理论和投资理论，这一观点对于我国研究如何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有效证券市场理论预言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证券价格会呈现出一些有意义的特征，即使存在着噪声、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但证券价格能“正确反映”投资者的集体知识和信息处理能力，具有部分信息含量。为了进一步提高历史成本报表的信息含量，司可脱很赞同威廉•比弗关于有效证券市场对财务报告意义的认识：一是除非不同的会计政策有直接的现金流量后果，管理人员及会计人员不必顾虑公司选择何种会计政策，或者说所采取的会计政策不会影响证券的市价；二是公司应尽可能充分披露相关信息，以减少逆向选择；三是公司在选择会计政策及形式时不必考虑无知的投资者，有效市场将对这些人会予以“价格保护”；四是有效市场对任何渠道的相关信息都感兴趣，而不仅仅是会计报告，会计人员正在与其他信息提供者竞争，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会计人员应该充分披露，增加财务报告的信息内涵。目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证券市场效率不高，充分披露对于我国证券市场完善、会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司可脱教授进一步指出，如果历史成本会计能够面对竞争性的挑战，并提供了相关可靠的信息，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历史成本会计将是有用的，证券价格也会对历史成本会计提供的信息做出反映，这就是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即证券价格变动程度反映了相应程度的信息内涵，并有助于决策。会计研究已经证实了，证券的市场价格确实并且至少能对会计信息中的净收益做出反应。所以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接纳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并依靠全面披露来增加财务报告对投资者的有用性。在信息观下，历史成本属性被做为主要计量基础，因为它是相关性和可靠性最好的均衡，但是会计信息不是唯一信息，投资者仍然需要其它相关信息，所以会计报告标注和附注要另外提供额外信息。
与信息观相对应，决策有用性的计量观则强调较多地在财务报告中使用计量方法来增强决策的有用性，认为会计人员有责任将现值或者说“公允价值”恰当地纳入财务报告中。近年来，财务报告中现值计量方法出现的频率有增多的趋势，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对计量方法的引用可能增强财务报告决策的有用性，从而形成对对信息观的挑战。最近美国的会计准则已经扩展到计量观，并且也已经发布了关于现值计量的第7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以此为借鉴，为了提高我国证券市场上会计信息的含量，我国应该加强对额外信息披露和计量方法特别是现值计量的研究。当然，现值计量观决不会发展到使整套财务报告都建立在其基础之上。更确切地说，在财务报告里，现值基础对历史成本的取代只能是一个度的问题。
三、“经济后果说”
司可脱认为，不管有效市场理论的含义如何，即使会计政策不直接影响企业现金流量，但会计政策的选择对于财务报告的各种使用者是具有经济后果的，而且不同的使用者可能会偏向于不同的会计政策。为此司可脱考查了外汇折算会计、投资税贷项会计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会计等案例，发现会计政策选择在这三个重要领域明显存在经济后果，管理者、政府和投资者确实对会计政策产生的报表变化做出了反应，管理者的反应特别强烈，政府当局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进行干预。
为了研究经济后果存在的原因，司可脱引入了一个与经济后果存在性相一致的理论——实证会计理论（PAT）。实证会计理论具有三大假设：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但从有效契约角度看，会计政策的限定影响了公司的灵活性；从机会主义观角度看，管理人员按自己的利益来选择会计政策的权力受到影响；从任一角度看，可选用会计政策的变动都会对管理人员造成影响，所以会计政策选择具有明显的经济后果。
博弈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经理人员、投资者和其他相关利益主体是如何合理地处理财务报告的经济后果的。当会计政策影响重要合同的签订时，会计政策必然就会带来经济后果，经济后果可以看成是具有约束力的、不完全合同所具有的刚性带来的一种合理结果。经理人员会反对给他们及公司带来不利经济后果的会计政策变动，而投资者则赞成完全披露，他们两者之间的这种冲突，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使我们能够把存在于财务报表不同使用群体之间的冲突情况模型化。会计准则制定者对这种冲突模型的更好理解，将会使准则制定更为有效。经济后果和有效证券市场可通过代理理论这一规范研究为基础的实证会计理论协调起来，代理理论也说明，在增强作为合同签订基础净利润的可信度方面，公认会计准则和审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管理人员报酬和盈余管理
要深入理解受财务报告影响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情况，需要进一步研究管理人员的报酬和盈余管理问题。大多数报酬方案是以净收益和股票价格为基础衡量管理人员努力程度，将报酬建立在净收益上，并和股票价格相联系，有利于控制这些方案给管理人员带来的风险大小和他们决策视野的广狭。
管理人员报酬契约是激励、风险和决策视野的均衡。股票价格受到许多经济事件的影响，噪声交易者的出现使股票价格甚至无法完美地收集公共信息，因此，将股票价格作为经营成果衡量标准将使管理人员承担过多风险。司可脱指出为了将管理人员利益同股东利益适当地结合起来，一个有效的契约需要在避免使管理人员承担过多风险的同时，起到更强的激励作用。理论研究认为，净收益和股票价格作为业绩衡量标准的相对准确性以及公司希望激励管理人员决策视野的广狭，决定了它们在报酬方案中的相对比例。
由于以净收益和股价作为管理当局报酬的基础，而净收益和股价受会计政策的影响，所以盈余管理理论认为，假定经营者可在一系列的会计政策中自行选择，很自然他们会选择那些使自身效用或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盈余管理可以看作是经营者为了在报酬合同、借款合同以及政治成本中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从有效契约观的角度来看，盈余管理可为经营者提供一定的空间，以保护自身以及企业的利益，维护契约各方的利益。司可脱经营者热衷于盈余管理的动因归结为以下几种：（1）奖金计划；（2）其他契约动因；（3）政治动因；（4）税收动因；（5）首席执行官的变动；（6）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盈余管理的方式有多种，企业可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来选择——注销资产、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小化以及利润平滑。盈余管理可能会使投资者和企业所有者对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净收益指标的可靠性失去信心，但盈余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除合同重新谈判的花费，可以将内部信息传递给投资者，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所以司可脱认为盈余管理和伪造盈余之间有明确的界限，这一界限的界定最终由准则制定者和法庭来做出。
五、准则制定问题
由于有盈余管理的存在，所以司可脱认为对投资者最有利的财务报告体系并不是对订立契约最有利的报告体系，财务报告系统也必须考虑管理当局的合法利益，所以财务会计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协调会计信息的财务呈报与有效契约这双重角色之间的矛盾，即如何从社会角度来确定信息的“适当数量”。准则制定者被视为投资者和经理人之间存在的这种利益冲突的协调者。当然，这种协调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对准则管制的需求，许多协调可由市场力量来完成。
理论表明，公司在缺乏准则管制的情况下仍要生产信息，这主要源自于合同订立的信息需要和市场力量。虽然合同是私人信息生产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不能完全依赖它来满足社会的信息需要。在边际成本不得超过边际收益的约束条件下，市场力量提供的信息也难以符合社会要求，这主要源自于信息不对称的两种问题——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许多机制如披露原则、私人信息搜寻和信号在缺乏管制时可用以限制市场失灵，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机制能完全解决全部市场失灵问题。在市场不完美的情况下，股东与经理人员在信息生产数量上绝不会达成一致意见，只能求助于中心权力机构制定准则，以对信息生产加以管制，所以司可脱认为准则制定从根本上说不仅是经济决策过程同时也是政治决策过程。另外会计准则制定者可以以决策有用性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为原则制定准则。但是，这些还不足以保证准则制定的成功，因为准则不能使每个人都满意，准则制定者必须认真考虑新准则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准则制定者必须促成足够牢固的一致意见，所以准则制定过程是与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相一致，会计准则制定的经济后果进一步强化了准则制定的政治色彩。
从上可见，司可脱教授的《财务会计理论》一书力图以信息经济学的框架来解释财务会计在现实世界中所碰到的基本矛盾。在这一框架内，《财务会计理论》总结了西方会计理论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实证研究成果，书中所讨论的一系列学术文献为读者勾勒了西方实证会计研究的大致脉络。不仅回答了“将近50年的实证研究的意义何在？”这样的疑问，而且为有志于进行这方面学术研究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接触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机会，向读者展示了会计理论研究及“实证”会计的独特魅力。这对于以会计学为专业及准备投身于财务会计研究的读者而言，这种“导游图”式的著作所能提供的帮助是尽快取得成功的关键。对于那些希望从财务会计的视角来充分领略经济学魅力的读者，本书在展现现代经济学中涌现的纷繁复杂的数理模型的同时，还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现实鲜活的运用实例。此外，本书通过正文和每章后的大量习题为我们展示了美国的社会经济环境，透过取材于现实中的跨国企业财务报告、著名公司运作案例、各种传媒的报道，使读者可以从立体的视角来把握全书的整体结构。它们不仅提供了有关美国证券市场的运作情况，还对金融、财务领域的专业人士起到了宝贵的借鉴作用，即不论是在从事会计实务工作，还是在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领域中，均能够从环境的角度来对中国和国外的情况做比较，从而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该书于2000年由陈汉文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并被收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的《西方会计学名著导读》一书之中。
（本文原刊于《财会月刊》2006年第1期，冯俊、蔡传里、许家林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