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粉大王荣氏兄弟

1873年9月23日，无锡荣巷的荣熙泰家，第一个儿子荣宗敬出世了；时隔两年，1875年8月4日，第二个儿子荣德生也来到了人问。
　　荣巷位于无锡西郊惠山南麓，是荣氏家族聚居的地方。荣家祖上曾经做过大官，可是到了荣熙泰这一代，家境已经很差。荣熙泰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进铁匠铺当学徒；甚至连母亲去世后的安葬费用都没有，只好变卖家产。后来荣熙泰便长年在外给商家当账房先生，给官僚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荣熙泰再也没有想到，就是他的这两个儿子，后来会成为中国著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而且荣德生的儿子荣毅仁，还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
　　荣宗敬和荣德生，虽是同胞兄弟，但是性格气质却完全不同。哥哥荣宗敬长着一张长方脸，心胸开朗，雄心勃勃，思路灵活，有一种使人不能不服从的魅力。他喜欢野外活动，夏天整日泡在水边，捕鱼捉虾，钓鳝抓蟹，样样都是好手；冬天下了大雪，他领着孩子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更爱滚雪球……
　　弟弟荣德生一点也不像哥哥．他是国字脸，浓眉毛，厚嘴唇，一副憨厚模样。他直到4岁还不开口说话，父母都担心他会不会是个哑巴；5岁上他总算终于说话了，但一直少言少语，老实本分。因为他排行老二，邻居们都戏称他为“二木头”。小德生很少出门，像女孩子一样，常常闷在家里，帮母亲纺纱、养蚕。夏天，母亲忙得满头大汗，小德生总是一声不响地陪在母亲身边，一会为母亲扇扇子，一会递毛巾给母亲擦汗，十分懂事。
　　虽然家境贫寒，但荣熙泰深知，只有让孩子好好读书，将来才有重振家业的希望，所以很重视两个儿子的学习。荣宗敬7岁进私塾，立刻显示出他过人的聪明，只要老帅稍加指点，他就能够领悟，作文也总是写得很出色。荣德生7岁时，父亲却有些犹豫，怕他跟不上学业，所以便用硬纸板剪了300个字块，自己在家里教他，每天学10个生字。没料到荣德生学得很快，后来学算术，背“九九表”，“二木头”也毫不吃力。父亲这才发现，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有着非凡的记忆力！第二年，荣德生也进了私塾。他对学习的兴趣十足，上学读，回家读，还把古诗词写成小纸条贴在墙上、蚊帐上随时复习。许多经典著作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使老师赞叹不已。
　　1886年，荣宗敬14岁，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帮助父亲支撑这个家。经父亲的朋友介绍，小小年纪的荣宗敬，独自扛着铺盖卷闯进了大上海，在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荣宗敬是个有志气的孩子，一心想干出点名堂来。可是他毕竟太小了，工作又累，又不会照顾自己，不久就染上了伤寒，只得回家治病调养。可是荣宗敬明白家中的艰难，所以身体刚好些，就又返回了上海。这一回，他进了永安街豫源钱庄当学徒。
　　这时，荣德生还在读书。他的私塾老师还是个有名的医生，所以常常被人请去看病。老师经常让荣德生代他为小学生上课。荣德生因此得到了许多的锻炼机会。休息的时候，荣德生喜欢用纸板和麦秆编织工艺品，用旧纸折叠新鲜的小玩艺，显示出他的创造精神。父亲对荣德生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能够考科举当大官。可是懂事的荣德生，心里却羡慕哥哥已经在为家庭分忧。在1888年，他就背着父母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请哥哥代他也找一个职业。
　　上海的职业并不好找，直到第二年，通顺钱庄开业，荣宗敬才通过朋友，为弟弟也谋得了一个学徒的机会。15岁的荣德生，也乘着小木船摇进了大上海。
　　学徒的工作繁重而且单调，按规矩，连扫地、擦桌等琐碎的家务事，也是由学徒承担的；相反真正的钱庄业务，反而轮不到他沾边。还是个孩子的荣德生，几乎闷出病来。有一天休息，他就一直玩到天黑上灯了才回店。店主很不高兴。一位姓窦的账房先生叹息说：“学徒3年，转眼就过去了。学到本领的人，将来能当先生；学不到本事的，将来还会怪先生没本领！”荣德生猛然惊悟，第二天就主动去向窦先生请教。窦先生很欣赏他的悟性，悄悄地把平生学问都传授给荣德生。荣德生学得很快，没过多久，记账、结算、看钱、兑银等钱庄业务的基本功，就都难不住荣德生了。除此以外，他还练出了一手好书法。每逢过年，左邻右舍都争着来请他写春联。
　　1891年，荣宗敬学徒满师，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南市森泰蓉钱庄当了跑街，负责在无锡、江阴、宜兴三个地区联系客户、发展业务。他求知欲非常强，不但对经手的各种金融业务专心研习，而且对客户所做的生意也很关注。这样，他渐渐积累了不少各地小麦、棉花生产和销售行情的经验，为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年以后，荣德生也学徒满师。当时父亲正在广东为当税务官的姑父朱仲甫管账，姑父对德生很欣赏，所以把他也招去了。荣德生在广东，工作之余，仍然发奋自学，研读了大量书报。因为广州当时是外国商人来往较多的地方，荣德生也学到了一些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吃了败仗，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荣宗敬和荣德生先后失业回家。1896年初，荣宗敬跟父亲来到上海，重新寻找职业。这时的上海，已经是中国商业经济的中心。进出口贸易的繁忙，以及民族工业的崛起，使得金融流通量与日俱增。从事金融业的朋友大多发了大财，许多人劝他们不要再去给人家做帮手，干脆自己开一家钱庄。
　　荣熙泰想，办钱庄开支不算太大，管理也个复杂，两个儿子又都是学钱庄出身，业务上有基础，人手现成，只要筹集到一定的股本，拉到一批客户，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因此他下了决心，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又找几位朋友合伙，在上海鸿升码头开办了广生钱庄。由荣宗敬当经理，荣德生管正账。荣宗敬虽然是初次当家，但显得十分老练。仅仅一个月后，业务发展，广生钱庄又在无锡设立了分庄，由荣德生当经理。小弟兄俩初试身手，成绩居然不坏。不幸的是，新的历程刚刚开始，父亲荣熙泰就因病重逝世了。他一生奔波劳碌，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临终之际，他嘱咐儿子们，一定要兄弟一心，踏踏实实，共谋发展。
　　第二年，上海的金融业又经历了一场风波。广生钱庄的几位合伙人，唯恐赔了老本，急急忙忙要抽回股本。荣宗敬和荣德生咬紧牙关，将别人的股金全数退回，独资接办了广生钱庄。由于他们经营稳妥，不搞投机，两年以后，盈利就将近万两白银，使当初撤股的合伙人后悔不迭。
　　1899年，荣德生再次应邀到广东去帮姑父管账。因为钱庄的业务比较稳定，荣宗敬一人也能应付得下来，荣德生就放心去了。广东是近代中国开放的窗口，这里的人思想活跃，没有框框，敢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当时，介绍西方科技和实业的书籍也纷纷出版，这引起了荣德生的浓厚兴趣。有一次，他读到一本《美国十大富豪传》，书中介绍了美国10个大资本家怎样依靠兴办实业发家致富的经历，也证明了实业的发展能够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这本书荣德生读了许多遍，联想到上海、广东的许多外国企业大获利润的实例，他惊喜地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比钱庄更赚钱的事业。
　　第二年8月，荣德生风尘仆仆回到上海，刚进家门，他就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迫不及待地与哥哥商量起办实业的事来。荣宗敬完全赞成弟弟的意见，他坚信，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才能在生活中找到致富的捷径。他们进出书店、图书馆，翻阅各种实业杂志，仔细地研究该投资哪种实业。荣德生在广东管账时注意到，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数量最大，就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路也很广；荣宗敬在钱庄业务中也发现，用来买棉花和麦子的钱款数量最大。弟兄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面粉上面——显然，面粉是个大有赚头的行业。
　　他们决心创办一家面粉厂。
　　当时，全中国已开办的面粉厂只有4家：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这4家面粉厂各有特点。荣氏兄弟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很想通过考察这几家面粉厂的情况得到启发，所以一个一个前去登门拜访。然而，各个厂家都采取了“技术保密”的态度。阜丰面粉厂根本不让外人进门；增裕面粉厂稍好些，经过朋友说情，同意荣氏兄弟进厂参观，但洋人只许他们在楼下走马观花地看一下，关键的轧粉车间在楼上，却不准他们上楼；芜湖益新面粉厂也一样，只看到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使人不得要领。但是，荣氏兄弟克服了重重阻力，一边细心观察，一边虚心求教，将在各家面粉厂看到的一鳞半爪、细枝末节慢慢地拼凑起来，居然将面粉生产的全过程理出了一个头绪！同时，他们调查研究了国外粉机的性能、特点和价格，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选用英国机器配法国石磨，这样机器性能较好，而价格又较便宜。
　　尽管如此，荣氏兄弟二人手中的资金，也远远不能满足建厂的需要。他们决定采取招股集资的办法。姑父朱仲甫这时正在家闲住，愿意与他们合作，负责在苏州招股；荣宗敬和荣德生除各自出资若干，另外再在无锡招股。厂址选定在无锡。朱仲甫负责向两江总督府申报备案，并且申请10年的专利权，荣宗敬在上海订购机器设备，同时主持广生钱庄的业务，荣德生则去无锡征购土地、建筑厂房和安装机器。
　　1901年，随着20世纪的开始，荣氏兄弟的事业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荣德生经过实地勘察，反复比较，选中了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作为建厂地址。这里三面环水，交通便利，原料小麦可以从水路直接运进厂里，成品面粉也可以顺利运往市场。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所以二月初八破土动工时，引起全城轰动。
　　可是，新生事物的出现，总是会受到旧势力的阻挠的。当地的一些土豪劣绅，因为荣德生没有请客送礼款待他们，所以心怀不满，竟纠集起来，向县衙门告了一状，说荣德生私占公有土地，破坏地方安定；又说工厂的烟囱正对着城内的大成殿和学宫，破坏了风水，今后无锡人就不能考状元做大官了！当时还是清朝，县大爷也是个糊涂虫，居然下了一道命令，勒令工厂停建，迁往别处。
　　荣氏兄弟大吃一惊。后来打听出原因，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可是工程已经被迫停了下来，荣德生只得在县衙门里据理力争。他找来地区图册，证明工厂并没有占用公地。至于破坏风水，更是无从说起：工厂在城外，学宫在城内，隔着一条护城河，和一座城墙，根本互不相干。荣宗敬历来敢作敢为，毫不在乎地说：“我们有两江总督的批文，不必理睬这小小的县令！”朱仲甫毕竟是做过官的人，知道官场的复杂，县令官虽不大，但是顶头上司，弄毛了十分麻烦。他权衡进退得失，主张索性把官司闹大，再闹到两江总督衙门去，因为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倡导办洋务办实业的官。
　　果然，刘坤一下了批文，要县令认真妥善处理这件事。可是那县太爷并不管是非曲直，他认为荣家把官司弄到上级去，是不给他面子，更加从中作梗。官司一直拖了下来。到了梅雨季节，河水猛涨，太保墩三面灌水，工地全被淹没。正在这时，荣德生的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先后患了重病。这真是祸不单行！荣德生顾不上照顾妻儿，整天泡在工地上，奔波在风雨中！尽管如此，他仍不肯屈服，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朱仲甫从中周旋不已，暗里送了几百两银子的礼，刘坤一七次过问这桩官司，一再作出批示。可是地方上那些豪绅仍然纠缠不休，县令也就故意一拖再拖。到了这年的11月，刘坤一也弄得不耐烦了，在第八次批示中，干脆强硬地宣布：知县办事无方，革职留用，以观后效；阻挠工厂施工的人，都清查出来，等候处理！这一来把个县太爷吓坏了，赶紧去通知那班混蛋绅士，叫他们不能再闹下去了！
　　工厂这才能够继续施工建设。1902年3月，保兴面粉厂终于建成，投入生产。开机那一天，前来祝贺、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股东们和亲朋好友，也有当初反对过建厂的人，连那个差点把官帽子玩掉了的县太爷亦在其中。
　　到1902年底，全国开工的面粉厂共12家，其中8家是中国人投资创办的。保兴面粉厂在当时是规模较小的一家，它仅有4部法国石磨，3道麦筛和2道粉筛，但它采用了60马力的引擎，装备技术与当时各厂相比是较先进的。全厂雇佣工人30多人，一昼夜生产面粉300包。虽然设备简陋、产量不高，这个小厂的诞生却标志着荣氏兄弟开创近代工业的开始，奠定了荣氏兄弟“面粉大王”事业的基础！
　　保兴面粉厂却没有能“保证兴隆”，因为它生产的面粉，销路并不理想。一方面，江南人的主食是大米，面粉的需要量不大。另一方面，打败了官司的豪绅们不甘心失败，到处散布谣言。有的说：“保兴面粉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作祭品，才竖起来的！”有的说：“机制面粉看着颜色雪白，吃了不好消化。”有的甚至说：“保兴的面粉中掺有毒药，已经有某家的姑娘吃后中毒身亡了！”传得人心惶惶，各家面馆、点心店都不敢买保兴的面粉做点心，宁愿多花钱去买质量较差的土制面粉，结果造成保兴的面粉严重积压。
　　面对重重困难，荣氏兄弟没有气馁，他们坚信，只要货真价实，就一定能争取到买主。荣德生采取了两条促进销售的措施。一是派人到本地各面馆、面店、点心店去推销，采取降低售价、先吃后付款等优惠条件，吸引消费者；为了照顾本地人的习惯，他们甚至将机制面粉和土面粉混和起来出售，价格比土制面粉还低，这样终于使一部分当地人开始接受机制面粉，什么“有毒”、“没营养”之类的流言蜚语也就不攻自破了。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南方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米为主，面粉的需要量不可能太大，所以要向北方谋求销路。然而，荣氏兄弟长期以来的活动范围一直限于南方，对怎样打开北方的市场一无所知。
　　无巧不成书，有一天，荣宗敬在恒来油麻店正好碰上专门在北方搞推销的无锡人王禹卿。王禹卿也是个有才志的人，善于察言观色。他见荣宗敬忧心忡忡的样子，便问起缘由。荣宗敬就把保兴面粉销售不畅的困难如实告诉了他。王禹卿听后，当即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销售之道就是财源之道。经商的人不善销售是不可能发达的。就面粉而言，市场主要在北方，宝号局限于苏州、上海一带，当然打不开局面。依我之见，应在山东以北，远出山海关到东北各省广开销路！真能做到这样，别说保兴日产300包面粉，就是你日产3000包面粉，也不愁销不出去。”
　　荣宗敬一边听，一边想自己的心思，这时突然开口说：“王先生，您在恒来油麻店，一个月薪水是多少？”
　　王禹卿如实答道：“3块银元。”
　　荣宗敬当场对他说：“你到“保兴”来吧，我每月给你12块银元。”见王禹卿没作声，荣宗敬继续不动声色地说：“销售面粉的佣金，惯例是2％，我给你10％。这笔钱全部由你支配！”
　　3天之后，王禹卿来到保兴面粉厂的批发处。荣宗敬说话算话，将北方的销售事务全权委托给他。王禹卿多年在北方经营，与北方的商家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所以保兴面粉很快在北方站住了脚，库存一销而空。到年底结账，不但没有亏本，居然还略有盈余。王禹卿被任命为销粉部主任，月薪也增加到30块银元。
　　荣氏兄弟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向靠做官赚钱的朱仲甫，觉得办厂两年，油水不大，麻烦倒不小。他对办实业失去了信心，所以决定抽出他的股金，再回官场去做官。顿时，荣氏兄弟在资金上发生了严重危机。有个在怡和洋行当买办的祝兰肪听到消息，立即托人转告，表示他愿意独资购下“保兴”。荣氏兄弟又一次面临命运的转折关头。他们思前想后，最终作出了决断：事业刚刚开始，前景已经看好，怎么也不能轻易放弃！他们咬紧牙关，一方面追加自己的股金，一方面也吸收了祝兰肪等的新股，扩充资本。为了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们将厂名也改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担任经理，荣宗敬担任批发经理。
　　幸运总是属于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拓荒者。
　　1904年初，由于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开设的面粉厂纷纷停产，而交战的日、俄两国，以及东北各地对面粉的需要量却直线上升，面粉的价格也随着不断上涨。荣氏兄弟现在不是为销售发愁。而是为产量有限发愁了。这种时候，谁有面粉谁就可以赚大钱啊！他们果断地决定扩大茂新厂的生产能力，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订购了6部英国钢磨，并自己仿制了辅助设备。19O5年8月，新厂投产出粉，不但日产量由300包增加到800包，面粉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每天的盈利就达到500两白银，当年的利润高达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自开设广生钱庄以来获利最多的一年！
　　赚到了钱，荣氏兄弟首先考虑的，还是事业的发展。他们采取少发股息、不分红利的办法，把赚来的钱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扩大实业中去，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从1家厂发展为12家厂，生产能力占到全国面粉业的1/34，生产的“兵船牌”面粉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荣氏兄弟也成了当之无愧的“面粉大王”。
　　在面粉业成功的鼓舞下，荣氏兄弟又向棉纱业开拓，在无锡办起了纱厂。后来又向上海和内地发展，先后建成4家纺织厂，形成了在“衣”、“食”两方面都颇具规模的轻工业体系。

1946年4月25日，71岁高龄的荣德生在上海家中吃过早饭，又休息了片刻，大约10点钟，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自己的黑色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突然，斜刺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拦住了汽车，挥舞着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
　　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吃了一惊。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面前晃了一晃，荣一心眼快，看到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镖也吓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军人们乘机将荣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车来，那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另外两个人不由分说，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不顾他的反抗，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
　　三个军人紧跟着钻进了汽车，汽车立即发动，一溜烟开走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荣一心这才醒悟过来，明白是遭到了匪徒的绑票，不禁失声大哭。细心的唐熊源一边劝慰荣一心，一面告诉他，看那汽车的牌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
　　此刻，坐在军人车中的荣德生，从车窗中望出去，只见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向上海西郊驶去，马上意识到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荣德生年纪虽大，头脑仍十分清醒，他的心中很快掠过一个念头：莫非是遭到绑票了？他不禁想起当年他儿子荣尔仁被绑票，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最近上海一再发生绑票案，被绑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先后遭歹徒绑架，勒索去巨额赎款……吓得富商大贾胆战心惊。荣德生一向做事谨慎，认为自己平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没有什么仇人，所以才不太在意这种事，哪知道灾祸还就当真落到了他的头上！
　　事到如今，他也只好任由绑匪摆布了。
　　汽车转入了小路，又开了有好几里路。到了一处小河浜。那里停着一只小船，显然是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人把荣德生拉下汽车，塞进窄窄的船舱，不许活动，不给吃喝。荣德生只能蜷缩在船舱中。直到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才有两名绑匪将小船摇到距荣德生的申新一厂前约有半里路的小河边靠岸，把荣德生架出小船，上岸走了一段，又乘上一辆小汽车，开了大概15分钟。荣德生在夜色迷茫中隐约认出这是上海火车南站的货站。两个匪徒让荣德生下了汽车，改乘三轮车，左转右转，最后来到了曹家渡老公益里一扇石库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借着烛光，上了一折三拐的楼梯，最后被关进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此时也只得听天由命了。他伸手摸到一张床，刚想坐上去休息一下，却碰到了一个人身上。荣德生惊出一身冷汗，失声叫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却从床上坐了起来，哈哈笑着，说：“财神爷，我是专门派来看守你的。以后我们两人就睡一张床了！”
　　荣德生听着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不寒而栗。但是，匪徒开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这使荣德生又有些安心：看来，匪徒不打算要他的性命。
　　荣德生这样的大实业家被绑架，顿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蒋介石得知后也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威信损失太大，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
　　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更是紧张奔走。荣尔仁和荣一心全力以赴。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绑匪的来历，又不知道荣德生的下落，唯一的线索，就是荣一心亲眼看到的那张逮捕证，那颗“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签字。这都是惹不起的角色，人家不认账，他们也不敢追究。
　　27日早饭后，两个男人走进了关押荣德生的黑屋子。一个胖子有40多岁，满脸横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自称是“司令官”；一个瘦子30来岁，笑嘻嘻的，自称是“参谋长”。司令官守住门口，参谋长挨到荣德生身边坐下，皮笑肉不笑地说：“您老不用怕，我们请您来，是想交个朋友嘛！一回生，二回熟。现在咱们就是朋友了！”
　　荣德生试探着说：“急急忙忙离开家，家里人一定惦记，能给我个方便，让我给家里挂个电话吗？”
　　参谋长摇摇头说：“您老是金技玉叶，动不动就打电话。这儿是贫民窟，哪来的电话？您老想回家也不难，我们送您回去就是了……不过，弟兄们辛辛苦苦请您来一趟，您总得给几个赏钱吧？”
　　荣德生明白，绑匪要的是钱，不破财是不可能的了。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摸绑匪的“价码”，于是故意诉苦说：“办实业也不容易，亏的时候多，赚的时候少，经常拆东墙补西墙，靠借债过日子。不过，长官和弟兄们看得起我，我荣德生不会不谢大家的，没多有少嘛！”
　　参谋长又笑道：“您老可真会哭穷。满上海滩谁不知道您的家底？弟兄们要求也不高，100万美元，您老一个喷嚏就打出来了！”
　　荣德生吓了一跳，忙说：“我实在没有这个力量。”
　　一直没开口的胖司令这时说话了：“你跟他啰嗦个熊！老东西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拿钱咱就‘撕票’！”
　　“撕票”是绑匪的黑话。他们把被绑的人质叫做“肉票”，“撕票”就是把人质杀掉。荣德生听得心惊肉跳。那参谋长仍然笑嘻嘻地说，他可以劝司令暂且息怒，不过也希望荣德生能识时务，早拿主意。总之，没有钱是不行的。
　　一连几天，荣德生都被关在那黑屋子里，除了有人送饭送水外，再没有人过问他。这使得荣德生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他甚至在想，无论绑匪再提什么条件，他也一定答应下来……
　　直到荣德生被绑架的第7天，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突然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吴昆生在日伪时期曾被绑架过，到现在还后怕，他不敢和绑匪谈话，让一个叫陈品三的代接。陈品三战战兢兢拿起话筒，对方问清了他的姓名，就指定他为今后的接洽人，不准另换别人。从这天起，绑匪先后打了10多次电话给陈品三，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
　　荣家兄弟本来寄希望于警方能够破案，现在看破案希望渺茫，只好自己设法营救了。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荣氏事业的开创人。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警方窃听电话，绑匪后来又改为用信件联系赎票事宜。5月13日，绑匪逼荣德生写下亲笔信，然后将信放在亚尔培路样生饭店下层厕所内洗脸盆下，打电话叫陈品三去取。陈品三取到信马上交给吴昆生，吴昆生不敢怠慢，当即又送到荣尔仁手中。信上写道：“司令”已同意将赎款减少到80万美元，要儿子们尽快准备好，切实答复绑匪。
　　荣尔仁等既担心父亲的安危，又心疼80万美元，而且短期内确实筹不足，就继续和绑匪讨价还价。绑匪惟恐拖延过久走漏风声，于5月15日从邮局寄出一封恐吓信，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荣尔仁，信中威胁说要将荣德生“判处死刑”；同时又附有荣德生的亲笔信，说明绑匪已同意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并决定由各厂分担，将各厂分担的数目也确定下来，要荣尔仁等去落实。
　　莱尔仁接受了绑匪的条件，按照绑匪授意，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代表荣家与其代表吴志刚直接谈判付款方式、地点、时间等“技术性问题”。吴志刚的公开身份是华大企业公司总经理，实际上还担任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詹荣培被绑匪指定为荣家代表，荣家只知道他与绑匪方面的人相识，却没料到詹荣培早已同绑匪勾结，做了绑匪的内线。所以谈判的结果完全是绑匪的意思，不但50万美元分文不能少，而且荣家提出一部分以黄金支付的要求也被拒绝。荣家没有办法，只得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好不容易才凑足50万美元。
　　钱有了，但交款的时间、地点还得等绑匪的通知。眼看就要到绑匪规定的最后期限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荣尔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
　　这时，在外面打探消息的几个人跑回来报告，绑匪在南京大戏院、静安寺等热闹地点公然贴出了红色招贴广告，广告后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5月25日下午，长乐路1210号附近，携款赎回肉票”。荣尔仁和荣一心看了，心中都直犯疑惑。因为，这个地点，正是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住处的隔壁！绑匪竟敢在这种地方进行交接，莫非真是警匪一家了？
　　疑惑归疑惑，事情却不敢耽误。莱尔仁兄弟再三考虑之后，请申新二厂协理顾鼎吉携款前往指定地点。顾鼎吉勉为其难地说：“我就冒一次险吧！”
　　当天下午，顾鼎吉亲自用汽车把巨款送到指定地点，却不见有人来接款。汽车只好慢慢在这一带兜圈子。没想到绑匪没来，警察却来了，拦住汽车，搜出巨款，当即把顾鼎吉带到警备司令部审问。警官们动手就打，打伤了顾鼎吉的眼睛，还威胁说要送他坐老虎凳。顾鼎吉只得说出了交款赎人的真相。警官大怒，说：“绑匪自有警方捉拿查办，荣家怎么能同绑匪私下作交易？这是犯法的懂不懂？这笔钱按规定要没收！”
　　顾鼎吉只得苦苦哀求。那警官忽然改变了态度，同意把巨款发还给荣尔仁。
　　巨款发还给荣家。绑匪又来了通知，说赎款不必再送，由他们到詹荣培处直接领取。27日，詹荣培非常诡秘地对会计宓勉群说：“今天有两皮箱东西送到这里，你先收下，不要让别人插手，下午有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你交给他们就行了！”
　　果然，当天下午，一辆标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连喇叭都不按一下，直驶到厂长办公室门前停住，车里只有一个司机。宓勉群帮他把两只皮箱装上汽车，司机说声“谢谢”，不慌不忙地把车开走了。
　　绑匪顺利拿到50万美元，决定释放荣德生。28日晚10时左右，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他女婿唐熊源家。唐熊源立即打电话通知家人好友，众人纷纷赶来相见，欢喜万分。荣德生老泪纵横，只有哀叹不已！
　　荣德生虽然脱离了虎口，这桩绑票案仍然被人们议论纷纷。因为，案发过程中，留下了太多的警匪勾结的痕迹：绑匪怎么会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为什么能使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绑架人和取赎款？据查该汽车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司机来连生直接参加了绑票、移票和释票活动，警方为什么不追究？还有，绑匪怎么会选中警备司令部的吴志刚作他们的谈判代表？这一系列的疑点，使得淞沪警备司令部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成为众矢之的。
　　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得不认真侦破这一案件。汤恩伯将毛森从无锡调到上海，主持此事，并对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采取保密措施。到8月4日，警方终于公布了“荣德生绑架案真相”，承认“参加绑案之匪犯，有中美合作所及毛森部下之组长”，“汽车系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借得”，“吴志刚亦属案中重要人物”。但据了解内情的人说，下令逮捕荣德生的，正是负责破案的毛森自己！然而警方并不打算真的把这一大案弄个水落石出，只是捉住几个小喽罗，缓和一下舆论压力罢了！破案过程中先后逮捕15人，杀了8人。人们都说：“藏起了一窝老虎，打死了几只苍蝇！”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破案之后，荣家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发还时警方又拍照、又登报，大肆渲染：“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票案，昨日始告全部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实际上大部分赎款都被当局扣留了。其中有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赏给了毛森。吴志刚用分得的赎款所买的两部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而且，在此之前，荣家又分别送给警备司令部和市警察局各4万美元，“作为酬谢（破案）出力人之奖金”。
　　这还不算，发还赎款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次不够二次，二次不够三次，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还嫌不够！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荣尔仁非常气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
　　荣德生只好安慰儿子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然而，事情到这里仍没有结束。各地官员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荣德生家乡无锡县县长致函荣德生，要荣德生捐款“救济流亡，使千万人得沾实惠”；江苏省政府主席要荣德生捐款建造无锡青年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书记长要荣德生“将全部款项捐助公益……请于该款中抽提一部分，资助本会作为基金”……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钱“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也只好忍痛解囊。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旧中国，一个人想安安生生地办实业，是不可能的；就是成了全国知名的大富豪，安全也没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