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2007年是社会资本最为活跃、财富分化现象最为显著的一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起来评点10个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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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将至,免不了回眸一视。这一年,股市狂热、房市飙升、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隐患、贸易摩擦激烈、大国情结高昂,繁荣景象意味着在“高速公路”上持续前行了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又驶入了一个加速度的周期。同时,它带来了多重的社会景象:国家及个人财富的重新分配,中产阶层的空前扩容与活跃,全民投机心态的扭曲、中国公司的市值膨胀,宏观经济的泡沫化加剧等等,在过去的三十年里,2007年是社会资本最为活跃、财富分化现象最为显著的一年。
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起来评点10个中国企业家。
【一】“中国制造”的牺牲者:张树鸿
张树鸿不是一个“殉道者”,他的死亡是一个必然运动中的意外事件。
张树鸿
今年8月11日下午3时许,佛山市利达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港商张树鸿在自己工厂的三楼仓库内上吊自杀。自杀前,张在厂区内巡视一圈,并将工人工资悉数结清。他被员工描述为一个厚道人,从1993年起自香港到佛山办厂,个子很高,接近1米8的样子,也很壮实,但皮肤很黑,特别穿衣服很不讲究,平时总穿一身很旧的休闲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农民。他对员工很体贴,曾自己贴钱给员工供楼,也因此,许多人跟着他一干就是十几年。这个玩具商的意外死亡,让“中国制造”的话题再度跳上国内外重要财经媒体的头版。
张树鸿之死的原由发生在9天前。8月2日,美国最大玩具商美泰公司(Mattel Inc.)向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提出召回佛山利达生产的96.7万件塑胶玩具,理由是“回收的这批玩具表漆含铅量超标,对儿童的脑部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美国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认为危及儿童安全。”事发前,佛山利达的产量已居佛山玩具制造业第二。一夜之间,这家拥有十多年良好生产记录的合资企业成为众矢之的。在美国舆论的不断声讨下,玩具厂商及其上下游供应、检验链上的疏忽被一一曝光和放大。最终,佛山利达被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要求整改,中国国家质量监督管理总局宣布暂停其产品的出口。利达被迫停产,2500名工人几乎无事可做,张树鸿承受重大压力,最终一死了之。张死后三日,美泰第二次宣布,召回的中国产玩具数量增加到1820万件。
在利达事件发生前后,“中国制造”正遭遇到一场酝酿已久的信任危机。
3月18号,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宠物食品公司Menu Foods发布“召回声明”,因其原料涉嫌污染导致猫狗宠物死亡,该公司将对旗下80多个品牌的宠物食品进行紧急召回。所有这些食品都是罐头包装或者锡箔纸袋包装,数量约为6000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调查认为,涉嫌污染产品使用了从中国进口的小麦蛋白粉和大米蛋白粉,其中含有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5月初,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宣布在中国产牙膏中查出含有二甘醇,因而决定停售中国产牙膏,随后美国、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相继做出停用、停售中国产牙膏决定。
6月11日,美国一家轮胎经销公司FTS宣布召回45万条由中国橡胶公司生产的一批轻卡汽车轮胎,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调查,去年8月,一辆载有4名乘客的货车在宾夕法尼亚州失控撞毁,其中2名乘客丧生,事故原因是该车使用的中国产轮胎胎面脱层。
同月,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对来自中国的五种水产品实行自动扣留,并拒绝其入境,称其含有未经批准的兽药残留,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收回150万台中国生产的玩具火车,称其油漆中含有可导致儿童中毒的金属铅。这些层出不穷的安全事件让中国商品的信誉遭到了重大挫伤。
一些针对“中国制造”的攻击性言论和行动喧嚣尘上,两年前那个宣布“一年内不使用中国商品”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闻记者莎丽·邦加妮在这时候出版了《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乔纳森·伯查尔写道,“书中有大量表达不满的潜台词,这意味着,在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本书可能成为显示公众忧虑的又一个指标。”对“中国制造”的谴责成为某些政治人物随手拈来的“工具”,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湾市市长马齐奥梯甚至发布命令,宣称将制止政府购买中国货,该市政府不得购买价值50美元以上的中国商品,或一半以上部件为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个有10.7万名居民的小城市成为全美第一个禁止某一国家货物的城市。正是在这种汹涌的抵制风潮中,玩具商之死把矛盾推到了顶点。
对中国商品的漫骂、或侮辱式的指责,似乎已经不需要理由,这是当今商业世界最诡异的事件之一:谁也离不开“中国制造”,可是每个人都在表达着对它的不满。《金融时报》驻京首席记者马利德描述了西方世界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西方消费者获得巨大好处,另一方面,西方人大声抱怨廉价中国商品正在让当地人失去工作,让中国得到不容置疑的好处。”
张树鸿死后,玩具召回事件的质量责任人确定居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复。在一开始,美泰公司俨然一付受害者的姿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埃克尔特在向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认定,事故责任完全在于中国的承包商,他说:“有人对不起我们,造成我们对不起你们。”然而,中国商务部却在调查中发现,美方宣布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不是因为制造质量的问题,而是美方标准的突然改变以及经销商的风险转嫁。
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介绍,美国玩具公司大规模召回涉及的2100万件玩具当中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属于所用的涂料和油漆含铅超标的问题,这一类大概有300万件,占整体召回数量的14%。造成铅含量超标的原因,既有中方厂家在生产管理当中的漏洞,也有品牌经销商在验收环节当中的缺陷。第二种情况则是,美方经销商的风险转移,2007年5月,美国材料测试协会公布了一项针对玩具材料使用的新标准,中方制造商生产的1820万件玩具是根据之前的出口标准生产的,美方经销商以不符合新标准为理由召回玩具,而全部风险及损失则由中方承担。
这一调查结果的出现,让国内舆论再度哗然,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被动和被欺压现状毕现无疑。9月21日,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美泰公司为玩具召回事件向中方致歉,并表示,所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是由于美方设计缺陷所致,而不是中国制造商的问题,美泰在声明中表示,“愿意承担这些召回事件的全部责任,并亲自向中国人民和所有收到我们玩具的顾客道歉。”
张树鸿之死以及玩具风波的一波三折表明,发力于1998年前后的“中国制造”在历经了10年的黄金成长期后,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十字路口。
【二】最没有“争议”的首富:杨惠妍
从1996年以来,至少有16个人先后成为各种榜单上的中国首富,在一些年份常常会出现不同的首富,今年,杨惠妍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
杨惠妍婚照
10月1日,美国《福布斯》亚洲版公布2007年“中国富豪榜”,一个陌生而年轻的26岁女子成了新一任的中国首富,这个叫杨惠妍的广东姑娘是广东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的女儿,她个人净资产高达160亿美元,因此创造了三项记录:中国第一个资产过1000亿元的富豪、第一个不到30岁就成为全国首富、全亚洲最富有的女人。人们还记得,2005年的首富是盛大游戏的陈天桥,其身价为90亿元,不过两年,首富标杆提高10多倍,地产魔力难以抵挡。
在这张榜单上,前四位均为大地产商,分别是杨惠妍(碧桂园)、许荣茂(世茂集团)、郭广昌(复星国际)和张力(富力集团),前100名中有39人从事地产业。而在早前发布的《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中,排名前十的有6位是来自IT、互联网行业,相比较,这是一张颇有嘲讽意味的榜单。新华社记者在题为《福布斯榜单揭示房地产暴利》的评论中认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繁荣并非起步于房地产开发,而是始于加工制造业。为什么制造业出不了多少富豪?显然还是一个行业利润率的问题。”
碧桂园的创办人是1955年出生的广州市顺德区北滘镇人杨国强,他自幼家贫,据称17岁前未穿过鞋,早年曾放牛种田、做泥水匠及建筑包工头。他平时十分低调,几乎与媒体绝缘,出现在公开场合时亦沉默寡言,穿着的西装永远像大一个码。还有媒体记录,他在开会时,喜欢脱鞋、盘腿而坐。他是第一批涉足地产业的私营企业者,1992年就开发顺德碧桂园楼盘,此后多年在珠三角一带发展。
碧桂园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在公司9个执行董事中,8位均为杨氏家族人士,唯一非血缘成员是公司总裁崔健波,此人曾任杨国强老家、顺德区北滘镇镇长数年,据称“对杨国强的事业发展进行了坚定的扶持和帮助。”2005年,杨国强将所持股份转予1981年出生的二女儿杨惠妍,今年4月20日,碧桂园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按所持股份的市值,杨惠妍一跃而成中国新首富。
碧桂园上市后,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房地产公司,而在此前的地产界,碧桂园在开发规模及知名度等方面均不是最突出的,而且其财务压力也非常巨大,公司的财务总监曾表示,到2006年底,企业负债40亿,净负债对股本比为160.1%。然而,尽管如此,它的上市还是受到热烈的追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是全国最大的“地主”。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到今年8月中旬,碧桂园土地储备达到5400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碧桂园一向最引为自豪的是土地价格低廉,它在上市招股书中便宣称,“我们是中国拥有最庞大和低成本土地储备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此等储备为我们未来的增长和盈利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碧桂园的上市保荐人瑞银也在报告中提到,碧桂园所得土地的最低成本,以每平方米计,只有25元。有媒体披露,它在广州增城的项目凤凰城一期土地地价低廉到每亩3万元,而华南碧桂园的地价则是每亩6.8万元。公司招股书表明,在过去三年间碧桂园每年营业额的复合增长为56.5%,而纯利增长则为惊人的141.1%。
房地产的放纵和暴富景象,已成为中国社会病态的一个重要体现。新华社出版的《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地产商扮演了增加不和谐因素的角色”。
【三】全球市值第一公司的总裁:蒋洁敏
蒋洁敏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其实是在2006年的1月5日说的。在那天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身为中石油集团总裁的他说:“中石油是亚洲最盈利的公司,不是之一,是第一。”人们可以想象他在说出这番话时的激动和骄傲的神情,不过很少有人觉得最会赚钱的中石油已经是一家伟大的、甚至说是一家值得尊敬的企业。
蒋洁敏
今年11月5日,中石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价高开,市值达到1.1万亿美元,不仅一举摘下“全球市值规模第一”的桂冠,并一举将历史纪录整整扩大了一倍,高于紧随其后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和通用电气的市值总和。更令人瞠目的是,以该日收盘价计算,中石油A股加H股的市值大致相当于整个巴西或俄罗斯全年的经济规模,远远超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5个创始成员国的经济产出总和。
在过去的两年里,全球能源空前紧张,国际原油价格从25美元上涨到70多美元,在这种背景下,处于垄断地位的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当然盈利能力暴增,2004年,中石化净利润比上年疯狂增长了70%,2005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42%,到今年,再增28.08%。中石油更是捷报频传,2005年实现营业额5522.3亿元,较上年度增长了39%,公司以1333.6亿元的净利润成为亚洲最赚钱的机器,一举超过了港交所多年的蓝筹老大――汇丰控股和此前亚洲最赚钱的企业日本丰田汽车。
《南方周末》记者陈涛在《中石油:老大是怎样当上的》一文中算了一笔帐,“主要的原因在于价格,中国的石油价格随着国际价格走。而国际油价不断走高,开采成本却相对固定。现在国际油价已经跑到每桶90美元上方,而开采成本呢,以中石油旗下重镇大庆油田为例,每桶的开采成本仅为6.86美元。可见,中石油赚的主要是石油资源的钱。
而石油资源,在理论上,它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所共有的。中石油拥有的石油探明储量为116.2亿桶,以每桶90美元计算,则其总值大约为7.8万亿元人民币。”令人错愕的是,在如此暴利的前提下,石油公司还突破国家限价向民营油站售油,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采访海南一家民营加油站的老板时得悉,2006年4月23日,他从两大石油巨头的进货价是每吨5300元,而当时国家的最高限价是每吨4744元,也就是比国家限价高出556元。中石化的内部刊物也在10月18日报道称,在国际原油价格57.65美元一桶的时候,美国的汽油是147美分一加仑,相当于人民币4118元一吨,而当时国内的批发价是6585元一吨,比美国高出2467元,幅度达59.9%。
近年来,中石油的表现进一步证明垄断的力量以及股市的巨大泡沫,有人将之与埃克森·美孚比较发现,后者的营业收入是中石油的四倍,而利润率只有中石油的一半,显然,很难将中石油的这种盈利优势归结为其竞争力的体现。中国内地股市规模现已超过日本,但中国GDP总量只有日本的60%。这是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不相称的。透过股市的狂欢,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经济上升期所伴随的资本躁动,以及非理性的市场繁荣。
【四】起得晚却赶上好集市:马云
在今年,互联网的光芒明显被狂热的股市和房市所掩盖,那些动辄上千亿元的市值以及上百亿元的财富身价,让IT精英们有点失落。他们甚至开始有点后悔为什么非要在纳斯达克上市,搜狐的张朝阳便在年初说,他有点后悔到美国上市,“到美国上市是中国互联网的整体悲哀!为了收入、报表,我们整天忙短信、忙无线,整天忙,把网民给忘了。”不过,起得晚却赶上了一个好集市的人也有,他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他的公司今年11月在香港上市,成为市值最高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马云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为600万中小企业提供外贸交易的平台,它让无数不懂外语、没有出过国,甚至不知道任何国际贸易知识的中小商人找到了国际买家,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制造”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2004年,马云创办从事CtoC业务的淘宝网,在两年时间内战胜全球最大的同业公司Ebay易趣,取得了75%的市场份额,2005年,阿里巴巴成为陷入困境的雅虎中国的实际控制人,使得自己从一个技术应用型公司变成了掌握一流技术的公司。为了解决网络支付的信用难题,马云还创造性地发明出了一种叫做“支付宝”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它以阿里巴巴为交易的担保中介,从而解决了资金欺诈的问题,也让自己间接地进入了金融服务领域。
2007年的阿里巴巴看上去是一个体系庞大而面目不清的帝国,马云决定把已经实现了盈利的电子商务项目拿出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马云显然选中了公司上市最为合算的时候。股市的结构性泡沫意味着公司股价的普遍高估,而阿里巴巴同时具有中国和互联网两大概念,在此时筹资,无疑会占到相当大的便宜。
尽管如此,阿里巴巴上市的火爆景象还是让人吃惊。对于投资者来说,它最大的魅力是无穷的想象空间,阿里巴巴的股票遭到“哄抢”,台湾最大企业鸿海的郭台铭、美国思科的钱伯斯等都成为第一批投资人,在国际配售部分,阿里巴巴获得了1800亿美元的认购,相当于186倍的超额认购,在散户公开认购部分,冻结资金4500亿港元,超额认购逾259倍,打破了港股发行的历史纪录。其疯狂景象连《经济学人》杂志都开始提问:“阿里巴巴是否中国.Com的泡沫?”在10月底的一则报道中,这家英国杂志认为,“该公司最大的财富也许是他的创始人马云,马云在公众眼中是个有魅力善言辞并懂得利用媒体的人。他拥有大胆的想法,怀有巨大的市场目标,以及对商业的敏感,这都使他吸引了人们众多的眼球。”根据它的计算,如果阿里巴巴的融资目标实现,该公司的市值将达到90亿美金,相当于其每年利润的100倍。
而出乎《经济学人》预料的是,狂热比它想象的还要大得多。11月6日,阿里巴巴挂牌上市,当日收盘较发行价上涨192%,创港股今年新股首日涨幅之最,市值达1996亿港元,竟相当于三大门户网站、盛大和携程五者市值之和,一跃成为中国互联网业首家市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公司。公司的市盈率达到惊人的300倍,如果以2006年的业绩来比较,市盈率则近1000倍。(阿里巴巴的市盈率之高超出所有专家的预测,同期市盈率比较,Google为43倍,Ebay为23倍,百度为104倍,腾讯为74倍,新浪为33倍,网易为15倍。
在全球互联网公司中,阿里巴巴的市值排在google、eBay、雅虎、亚马逊之后,位列第五,前四者的市值依次为2220亿、474亿、418亿和357亿美元。)马云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领导者,他在上市当日的高管会议上宣布,三年内,我们要做市值1000亿美元的公司,成为全球前三大互联网公司。一位参会的高管说:“我当时就蒙了。”不过,回忆8年前他在那间漏水的杭州城郊住宅房里的宣示,谁敢说这位小个子的前英语教师不会在未来创造新的神话?
阿里巴巴在香港的高调上市,为2007年的中国互联网世界涂下一道最浓烈的色彩,它似乎宣告了一个新的“应用之年”的到来。在过去的15年里,互联网从无到有,肆意成长,终于自成一体,并渗透到了中国经济的每一个细胞。尤其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个世界里,本土企业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击败了各自的国际对手,这在其他行业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完胜景象,甚至连Google这样的公司都无法幸免,它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还不到竞争对手百度的一半。另外一个很奇异的事实是,凡是被国际公司收购的企业都前景堪忧,搜索领域的3721被雅虎收购后不复存在,BtoC领域的卓越被亚马逊收购后一度陷入低迷,CtoC领域的易趣则在被Ebay收购后遭到淘宝的重击。
更人充满期待的是,在60年代出生的马云、张朝阳、李彦宏、70年代出生的丁磊、马化腾之后,“80后一代”已经鸣鼓而起――康盛世纪的戴志康(1981年),PCPOP公司的李想(1981年),MaJoy的茅侃侃(1983年),畅网科技的陈曦(1981年),海川传媒的高燃(1981年),163888翻唱网的郑立(1982年)――那个括号里的出生年份仿佛是一个骄傲的宣告。
当这个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到人世,现在却已经开始颠覆所有貌似坚硬的东西,这是天生的全球化的一代,是生来就与互联网“无缝对接”的一代,他们成长在一个开放的家庭和社会,没有经受过意识形态的煎熬,没有传统的羁绊与包袱,更没有产权制度的困扰,他们比所有的前辈商人都要幸运,他们看上去一个个前程远大,不过,他们即将面临的挑战和灾难也将前所未见。他们的时代仍然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
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500多年前就告诫说,“追求梦想的人们啊,已经付出就要准备付出更多”,所有的商业故事其实都符合一条规律――就如同发生在这部企业史中的每一个悲喜故事那样――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岁月中,如果中国要诞生世界级的伟大公司、出现取得世界性声誉的中国企业家,互联网也许是仅有的领域之一。
【五】需要落地的“巨人”:史玉柱
在过去三十年里面,如果我们要在中国企业家里面提取一个标本人物来讲,我个人可能会选史玉柱。
史玉柱
吴晓波:2007年11月1日,史玉柱的游戏公司“巨人网络”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上演了一出“巨人归来”的好戏。他曾是一个边城少年,毕业于名牌大学,身无分文闯深圳,两三年时间,把自己的“巨人公司”做成当时最大最好的IT公司,但仅仅两三年后,因为失手房地产,巨人公司轰然垮塌,他也一度“人间蒸发”,谁也没想到的是,又是两三年,他居然奇迹般地重振旗鼓,并清还了欠下的上亿元债务。网络游戏热潮兴起,史玉柱还是在两三年内,以充满争议的网络游戏《征途》异军突起。在过去三十年里面,如果我们要在中国企业家里面提取一个标本从物来讲,我个人可能会选史玉柱。
牛文文:史玉柱其实是中国最没有“代”的感觉的企业家,他穿越了最早的企业家的特点,到最新的互联网企业家的特点,他从最早的地产,IT,保健品网络,网游,他所做的这些行业,他所经历的年代穿越度很大,而且他还很年轻。所以假设有人要拍一部好莱坞式的商人电影的话,史玉柱是最好的电影体裁,拍出来一定非常的精彩。
吴晓波:我觉得他是中国企业家中最具极端争议性的人。毫无疑问,他是这代企业家中市场直觉最好的人之一,他能迅速地找到行业爆发的时间点,并且以最为快捷和高效的方式获得成功,他因此被称为“史大仙”,甚至得到很多高傲的同辈企业家的崇拜。他的起伏经历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则在万千大学生中产生巨大共鸣,被视为创业偶像和精神领袖。而同时,他的诸多商业行为则饱受争议甚至引人厌恶。
有一次,我在北大做演讲,一个女学生站起来,让我评论史玉柱,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我每天看电视,看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广告,心里总是在骂,你怎么可能有那么恶俗的广告,怎么可以把消费者当成那么低能儿来愚弄,然而,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生病了,我到医院去看他,到了医院门口,我想要买一个礼物送给这个朋友,我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品牌是什么呢,叫黄金搭档。”这位大学生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几年来,很多人对史玉柱的营销方式提出了很大的批判,认为其过于血腥,过于利用和渲染人的贪懒的本性。譬如,在黄金搭档的推广中,史玉柱把软文功力发挥到了极致,那些文本不但极尽煽动和危言之能事,更诡异的是,它竟从来不刊登出品公司的名称,而是以“中国营养学会”的名义出现,譬如《中国营养学会声明黄金搭档:有功能无毒性》,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会以为,这是一家行业学术机构发布的信息。
史玉柱要求所有的软文“尽量不含有活动预告、热线电话、销售地址、广告收视指南等项目。以防消费者一看就是广告,失去隐蔽特色。活动预告可以用热线、传单、条幅等形式预告,特殊需要打硬通栏广告。”史玉柱本人是这些软文的创作者,他的一位下属曾撰文透露,“也许是天才的通病,史总对员工的才能不够信任。为了撰写黄金搭档的广告文案,他曾连续两个礼拜每天工作到深夜——作为一个年销售额10亿元的大公司的掌舵人,史总的行为除了让人敬佩,还让人觉得可叹。”
而在争议的同时,另外则有一些人非常的喜欢他,不久前,有一本关于史玉柱的新书出版,一个知名传媒人为之做推荐,她写道:“如果说有人告诉我史玉柱为人不错,我就会认为,说这个话的人为人不错。”
牛文文:我认为史玉柱是少有几个能挑逗所有中国人情绪的企业家,大家爱他,恨他,厌恶他,模仿他,崇拜他,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一个人能够挑逗那么多的情绪,这样的人一般是政治家。在商言商的话,我觉得他是典型的一个中国企业家“进化”的样板,他到现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选择的产业永远是极具争议性的,他的产品总是让人质疑它的道德性。他跨越了那么多产业,然而这到底是个什么企业,他的股东是谁,则一直是模糊的。所以我觉得,史玉柱是一个“神话”,但是这个神话需要落地。
【六】“保卫者”导演的“离婚案”:宗庆后
在2007年,有一个人差点成为“民族产业保卫者”,他是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
宗庆后
4月2日,《经济参考报》以《宗庆后后悔了》为题,披露宗庆后对十一年前签署的合资合同追悔莫及,他表示,“由于当时对商标、品牌的意义认识不清,使得娃哈哈的发展陷入了达能精心设下的圈套。”他同时指责达能集团有垄断中国饮料业的事实企图,并为此呼吁社会公众“保卫民族产业安全”。
4天后,宗庆后在新浪网接受在线访谈,九成以上的网民赞同与达能解约,宗庆后大受鼓舞。法国达能方面则迅即做出反应,它指责宗庆后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搞“体外活动”,先后设立了61家游离于合资母体之外的非合资企业,这些由宗氏家族掌控的“体外”项目规模及经营业绩甚至超过了合资企业。达能中国区总裁范易谋颇为动气地说,要让宗庆后在诉讼中度过余生。
双方火药味十足,很快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宗庆后宣布辞去董事长职务,娃哈哈员工和经销商相继发表了几份义和团式的公开信,甚至还有员工在召开董事会的五星级酒店门口拉横幅抗议。而达能则向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庭提起国际诉讼。
如果从娃哈哈的产权衍变来透视,这场“离婚官司”的时代逻辑清晰可见。20年前,宗庆后用自己卖练习簿和棒冰积攒的钱办起了一家工厂,然而受体制所困,他不得不戴上一顶集体经济的“红帽子”,在后来的岁月中,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家企业再“洗”回成自己的。
1996年,他通过与达能的合资先是完成了第一次产权重组,后者出资4500万美元收购娃哈哈51%的股份,继而在1999年的产权清晰化运动中,他设法让政府同意把国有资产的54%转让给他和他的团队,其中他个人拥有29.4%的股份。在此之后,宗庆后开始大规模地设立“体外公司”,这些企业的产品使用的都是合资公司所拥有的娃哈哈品牌。2006年底,达能对他的这种行为提出抗议,并提出要么中止使用娃哈哈品牌,要么把“体外公司”卖给达能。宗庆后不从,随即以“保护民族产业安全”为名拉响了对抗的战钟。
从一定的时间跨度来看,宗庆后与达能的“离婚案”是新一轮“民族产业保卫运动”中的经典一幕。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界曾经发动过一场民族产业的保卫战,当时的标志性人物是长虹的倪润峰、联想的柳传志和TCL的李东生等,他们以“振兴民族品牌”为号召,依靠价格战的手段一举击溃了跨国品牌集团。新近的这一次“保卫战”则是在去年夏天突然发动的。其焦点则是跨国资本对本土企业的购并与反购并。
2006年6月22日,湖南三一重工的执行总裁向文波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一篇《谨防徐工收购案抢点过关》,对美国投资机构凯雷集团收购徐工机械提出抗议,他认为,装备制造业是国家战略产业,由外资控制有危国家安全,是必须被坚决抵制的。他每天在自己的博客里对此起并购案提出种种的质疑。
就在徐工并购事件风生水起的时候,另外一些并购案也遭到了类似的命运,8月14日,国内最大的压炊具制造企业浙江苏泊尔公司宣布向法国SEB集团出售61%的股份,两周后,爱仕达、双喜、顺发等六家炊具企业紧急聚首北京,联合对外发布了集体反对苏泊尔并购案的紧急声明,理由是,“SEB控股苏泊尔后,必然垄断中国相关产品市场,给国内企业带来的生存危机。”12月17日,国内第二大低压电器企业温州德力西宣布与德国施耐德公司合资组建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各拥有50%股份。
消息发布后,与德力西同处温州柳市的行业最大企业正泰集团当即起而反对,认定“这样一起看上去十分常见的合资其实是施耐德垄断并购的第一步。”
日后的事实是,除了徐工并购案被改变了控股意向外,苏泊尔和德力西两案最终均获得了商务部的通过。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并购案,之所以会引起公众如何热烈的关注,成为“被诅咒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心态的情绪性折射。
人们对跨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超国民待遇原本就有不满,再与民营企业这些年的边缘化状态相对比,强烈反差自然会酝酿出非理性的、十分亢奋的公众情绪,在这些事件上,这种情绪得到了极大的宣泄。《每日经济新闻》的财经评论员叶檀在专栏中写道,“在事实上,这些企业真正应该呼吁的是公平的并购环境,比如,给予内外资、国企民企一视同仁的税收与贷款政策,比如,提供一个开放而透明的并购平台、一个完善的游戏规则,让并购的结果符合市场合理性与法治的公平性。很显然,宗庆后挑战大股东达能,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情绪背景下发生的。”
娃哈哈与达能的舆论大战是今年上半年最热闹的财经新闻。这场眼看将被点燃的“娃哈哈保卫战”没有得到主流财经媒体的呼应,很多财经人士认为,饮料行业已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竞争性领域,国家保护已无必要,宗庆后试图悔约,缺乏必要的契约精神,而他企图挟民族主义狂热达到自己商业的目的,则更是不应该支持。更有记者在细致的调查中发现,宗庆后及其妻女早在数年前就持有外国护照,从1998年开始,宗庆后及其家族在境外悄然设立11家海外离岸公司,并以它们为主体发展了39家非达能合资企业。也就是说,如果宗庆后能够把娃哈哈品牌从达能手中夺回,就“资本血缘”而言,也与民族产业无关。
一直到今年年底,宗庆后与达能的这场“离婚官司”仍然尘埃未定,充满了种种的变数。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式商业的种种变通与曲折,也展现出不同利益所有者对政策与环境的利用与角斗。
【七】翁荣弟:对沃尔玛说不
今年7月,中国最大的袜业制造企业浪莎集团董事长翁荣弟宣布,月底交完最后一批货后,不再接受沃尔玛的订单。这家企业每年向沃尔玛提供500万美元的商品,然而因利润太薄,最终选择了放弃。
翁荣弟
浪莎对沃尔玛说不,是个颇有点“做秀”意味的新闻,不过,其中展现出来的事实则表明,发力于1998年前后的“中国制造”在历经了10年的黄金成长期后,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十字路口。至少有两个事实让未来的中国制造充满了变数。
一是中国制造商已不堪国际渠道商的压榨。
在过去很多年里,低廉的中国商品为全球商品的物价平抑提供了巨大的支撑,而流通大公司成为其中最大的得益者,它们与中国制造工厂的利益战愈演愈烈。
在绍兴、温州等地的工厂,人们看到这样的景象,在一条生产线上悬挂着不同的商标,有些是显赫的国际品牌,有些是国内制造商的品牌,尽管它们都从同样的生产线上制造出来,但是贴上不同的商标后,身家就会有一倍甚至数倍的差别。品牌的力量在这些车间里展现得残酷而让人感慨。
而制造工厂却很少从这种差异中获益,一位温州皮鞋厂的总裁诉苦说,“中国皮鞋的出口目前完全制约于欧美几家大的渠道商,它们对付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压价,压价和不断的压价。一双皮鞋,它们只肯给5美元的价格,我们如果要求再高一美分,它们马上就转身到别的工厂去了。那么,制造5美元一双的皮鞋,我们会用怎样的皮料?怎样的节约?不就可以想象了吗!你能够指望用5美元做出来的皮鞋会是一等一的质量吗?况且,随着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中国皮鞋厂家的出口生意已经成了一块鸡肋业务。”
二是随着人民币升值及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第一次出现递减迹象。
今年7月,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6%,这是十多年来最急剧的增长。食品价格猛涨15.4%,由于农业区的家畜爆发疫症以及严重的洪水,单是肉类和禽类就涨了45%。而且通胀不仅仅是国内问题,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很多产品的供应国,中国大陆的成本提高会体现在全世界沃尔玛及其他大零售商的货架上。
美国商务部表示在2007年的上半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品价格上涨了4.1%。这是自美国在2003年开始追踪中国进口品价格以来增长最快的,而且远高于美国2%的通胀率。
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彩电2255万台,比去年同期下降48%,其原因,除了人民币升值、上游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外,还受到国外专利费上调的制约――由于中国企业欠缺核心专利技术,每出口一台电视机,需缴纳10美元左右的专利费。
《时代周刊》在10月底的报道中分析说,“一些人在警告,低价中国产品帮助全世界维持异乎寻常稳定的物价的岁月已经到头了。”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接受访问时认为,“中国出口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这将促进全球通胀的复苏。”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中国战略家本·辛芬德费尔则说得很简洁:“在过去十年,中国是通缩势力,在未来十年,它将是通胀势力。”
到12月,浪莎恢复向沃尔玛提供产品,据称后者采购浪莎的中档袜子,“价格颇有上升”。这种较量在日后肯定将一再发生。
【八】李东生:期盼鹰的重生
2007年,TCL的李东生正陷入苦战。而在两年前,步入48岁本命年的李东生曾经是中国企业界最风光的一个,他先是被美国《时代》周刊和全美有线新闻网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接着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4年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紧接着,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典礼,授予他年度“最受关注企业家”的称号。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他的名字会出现在《福布斯》杂志评选出来的“年度最差中国企业家”榜单上。
李东生
李东生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这位当年民族品牌振兴运动中的“敢死队长”在国际化购并中再次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2004年1月29日,李东生与全球电子消费产品巨子法国汤姆逊集团CEO达哈利在法国总理府签订成立TCL-汤姆逊电子有限公司的合同,新的合资公司年销彩电1800万台,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商。仅仅半年后的8月31日,TCL又宣布与阿尔卡特共同组建排名世界第七、中国第一的TCL-阿尔卡特手机公司成立了。
在这两起合作案中,TCL均以购并者的角色出现,李东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集团两大主营业务均进行了国际化改造,自然引来很大的轰动。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收购汤姆逊彩电,因为在十多年前,有“全球第一CEO”之称的杰克·韦尔奇曾出手收购这家公司,最终因重振乏术而被迫放弃。
就在TCL并购汤姆逊彩电后,杰克·韦尔奇来到中国,在主办机构的安排下,李东生与韦尔奇同台论道,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场面。
韦尔奇显然对来者颇有了解,因此一开场就半恭维半幽默地说,“我们的企业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现象,李先生他们购买的彩电业务,是我14年前卖给汤姆逊的。让汤姆逊扭亏为盈,通用电气没有做到,今天李先生要帮助汤姆逊扭亏为盈,和三星、索尼进行竞争,李先生现在是肩负起了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挑战。”这番话被翻译成汉语,当即引来满场的掌声,李东生惶恐而自得,韦尔奇不动声色。
此次论坛后的两个月,肩负了挑战责任的李东生发誓将在18个月内让TCL的欧洲业务实现盈利,在新闻发布会上,他甚至不惜以个人信誉担保,他说:“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18个月后TCL-汤姆逊能赢利。18个月后大家可以来检查,我个人的信誉一向还算比较好,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不到18个月就能赢利。”
李东生的信誓旦旦在日后完全落空,TCL的每一项重组计划都不幸搁浅,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几乎使尽了所有的招数,甚至又像十多年前一样,披着一条彩带出现在商场的柜台前亲自向消费者促销,这个十分注重外形的南方人有时候会胡子拉碴、神色倦怠,不过谁都看得出来,他一直试图保持自己的尊严。
2006年6月,他写出了一篇《鹰的重生》,他写道,“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40岁逐渐衰老时必须作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鹰会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鲜血一滴滴洒落。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这样的描述无疑是惨烈的,在2006年,TCL的净亏损高达18.4亿元,股票戴上“ST”的帽子,面临退市危机,《福布斯》中文版更是把他评为“中国上市公司最差老板”之一。
2007年5月,李东生不得不关闭了欧洲工厂,宣布重新把重点移回中国市场。李东生的受挫可以被视为中国企业家在跨国战略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在人民币升值的初期爆发,对整个中国军团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注视着李东生,他会是那只获得重生的鹰吗?
进一步阅读:
:★ 李东生的舍与得 ★ 李东生的“敦刻尔克” ★ TCL欧洲巨亏的沉重遗产
【九】单银木:为“涨停”“喊冤”
在疯狂的2007年股市中,单银木和他的杭萧钢构是一个标本式的事件。
单银木
2007年2月,杭萧钢构股价开始连续暴涨。3月,它才迟迟公布一份价值300多亿人民币的安哥拉工程合同,之后股价又是4个涨停。直到3月19日上证所对它进行停牌为止,其股价在10个交易日内累计涨幅达159%。4月,因怀疑内幕交易,证监会开始立案调查。5月,杭萧钢构3名高管被捕,年终被定罪。
这一切,发生在走过了十七年历程的中国股市里,人们不禁好奇:究竟是怎样的内幕推动了这出火爆剧的上演?
答案同样出人意料。据说最早杭萧钢构的利好消息,是因该司一些高管在公司附近的卡拉OK厅唱歌时,不经意泄漏给了陪酒女郎,不想陪酒女郎又告诉了外面的庄家,然后一波波向外荡漾,直至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杭萧钢构事发之后,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四处喊冤,辩白自己和他的高管团队并没有参与到这个恶炒之中,他举了两个“有力”的例证:一是其公司股改在2006年2月份左右完成,他的股票有5年禁售期,因此在2011年之前他是无法套现的。第二个例证是自己对股票一点都不了解,连周六停盘也是在杭萧钢构若干个涨停板后才知晓的。
事件闹到这个地步时,它已更像一个传奇:陪酒女郎、高声辩白、巨幅涨停……这些混在一起的要素让2007的杭萧钢构案更有了戏剧性色彩,但它却不是首次出现。也就在七年之前,中科创业也曾闹过类似的故事——庄家吕梁在新婚之日,他的搭档小丁将股价停在“72.88”元以为贺礼。七年以后,当上指突破5000点时,这些故事的编剧能力却依然没变。
或许单银木的确如他所言,他本人并未介入到这桩恶炒之中,但杭萧钢构背后的利益游戏却肯定是不清白的。从大的经济层面来看,中国并不害怕犯错误,但重复的犯同一个错误却异常可怕,它摧毁的将是我们对经济成长的信心。
便是在这场股市狂欢中,人们仍然绝望地看到,那条灰色的操纵和投机阴影不但没有消失,而且有越来越浓烈的迹象。据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的观察,2007年的资本市场进入到历史上违规违法行为最严重的时期,他提出了三种值得警觉的行为,一是日益猖獗的内幕交易,他认为当前的市场内幕交易是17年来最猖狂的阶段,“过去内幕交易还是小范围的,现在是全面做这个事情,这将严重损害中国资本市场持续成长的基础和道德底线,要引起足够警觉。内幕交易将会使中国市场慢慢丧失其信心。”第二是目无法纪的操纵市场行为非常令人忧虑,第三是部分上市公司愈演愈烈的虚假信息披露和大规模的增发行为。
吴晓求的这些警告其实一点也不新鲜,人们在2000年就早已听得厌烦,不过,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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